❶ 如何看待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格局大調整及體系大變革
我也是來找答案的,GDMC的同學嘻嘻
不過,估計你要給分我!
世界格局包括世界經濟格局和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快於世界政治格局變化。南北經濟力量博奕是促進當今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重要因素。所謂南,系指南方國家,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獲得獨立與主權的發展中國家。所謂北,系指北方國家,即發達國家,集中在被稱之為「富國俱樂部」的經合組織(OECD)之中。南北關系,體現為南北政治、經濟、科技和安全、軍事等各方面的相互合作與斗爭,其中最為突出的是南北經濟實力對比逐漸發生的變化。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發表的數據表明,20世紀80年代,南方國家的GDP增速已高於北方國家,但人均GDP增速則低於北方國家。然而步入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不僅在經濟總量上縮小了同發達國家的差距,而且在人口基數增加的前提下,人均GDP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鴻溝。在21世紀頭10年,發展中國家的GDP和人均GDP增速以及拉動經濟增長的私人消費、固定資產投資和對外貿易「三大要素」的增速都繼續保持高於發達國家的勢頭。變是永恆的,世界唯一的不變就是變。人們不應再以靜止的觀點看待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和作用。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比發達國家以更快速度增長,南北差距就會趨於縮小,世界經濟格局就會發生改變,這是必然的結果。
一、亞洲率先走向崛起
亞洲地域面積約佔世界陸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人口約佔世界總人口的五分之三,堪稱世界第一大洲,在世界經濟發展史上有過自己的輝煌。1820年,全球經濟總量為6950億美元,法國、英國、美國分別佔5.4%、5.2%、1.8%,而中國和印度則分別佔28.7%和16%。但是,伴隨著工業革命,西方列強對亞洲進行了大規模的殖民擴張與侵略。然而,二戰後,由於眾多因素的綜合作用,在亞洲率先涌現出一批跳躍式發展的國家和地區。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台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相繼起飛成「龍」,被國際社會譽為亞洲「新興工業經濟體」(NIES);80年代至90年代,馬來西亞、泰國「准新興工業經濟體」以及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也都在加速經濟發展,以爭取早日成為新興工業國。尤其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未、越南在80年代中、印度在90年代初開始的經濟變革,促進了各自經濟的騰飛,為東亞乃至亞洲的持續高速增長發揮了「拉動效應」。在1997—2007年的10年裡,亞洲國家和地區克服了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躍居為全球經濟發展最快和最具活力的地區,亞洲新興經濟體的GDP年均增速超過9%,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愈益增大。日本《富士產經商報》在2008年4月4日報道中指出,2007年,中日韓、台灣、香港、東盟10國等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1.7萬億美元,是1980年的6倍。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體業已替代日本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引擎,以日本為領頭雁的「雁行模式」早己不復存在。約翰?奈斯比特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指出,150年來,西方享受了進步與繁榮,而亞洲卻遭受貧困與飢餓。現在,亞洲正走上經濟復興的道路,這將使他們重新得到他們以前文明所擁有的輝煌和榮耀。
二、新興大國的騰飛和「超高速」發展
美國高盛集團全球經濟研究部主管、首席經濟學家奧尼爾,在本世紀初就開始關注和研究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經濟的可能發展,並在2003年發表了《與「金磚四國」一起夢想——2050年之路》研究報告,提出了「金磚四國」(BRICs)的概念。「金磚四國」都是大國,盡管在這場歷史罕見的金融危機中,俄羅斯經濟嚴重衰退,巴西經濟陷入零增長,但由於中印經濟的拉動,「金磚四國」經濟總和佔全球GDP 的比重還是由2007年的13%上升為2009年的15%,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國際力量,加速了南北經濟格局的變化。繼「金磚四國」之後,美國高盛集團於2007年推出了所謂「鑽石十一國」概念( 菲律賓、孟加拉、埃及、印尼、伊朗、韓國、墨西哥、奈及利亞、巴基斯坦、土耳其和越南),指出在2004—2007年4年間,十一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約為5.9%,是歐洲國家平均增長率的兩倍以上。日本「金磚四國」研究所在2007年則提出一個新的專有名詞「展望五國」(VISTA),系指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認為這五個國傢具有很大的發展潛能,在未來幾十年內,其經濟將會有飛速的發展。根據日本「金磚四國」研究所的推算,從2005—2050年,西方七國集團的經濟規模以美元計算,與現在相比最多擴大到2.5倍,「金磚四國」將擴大到20倍,而「展望五國」可能擴大到28倍。這雖然只是對未來的一種展望和一種預期,但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南北經濟未來發展的變化趨勢。
「金磚四國」、「鑽石十一國」和「展望五國」的成員被國際社會冠以新興市場、新興經濟體和新興工業國等稱謂。何為新興市場或新興經濟體?究竟有多少新興市場或新興經濟體?現在尚沒有明確的界定標准和准確的數字,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新興市場或新興經濟體現已遍布於亞洲、非洲、南美洲、東歐及中東各個角落,形成了「新興經濟群體」。新興經濟體屬於發展中國家,因而發展中國家興起與騰飛己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美國《外交》雜志前總編輯、《新聞周刊》國際版主編法里德.扎卡里亞認為,20年來,工業化西方之外的國家以過去不可想像的速度發展。這意味著他者的崛起——世界其他地區的崛起(見美國《新聞周刊》,2008年5月12日版)。所謂「他者的崛起或世界其他地區的崛起」,不僅包涵著充滿經濟活力的亞洲及發展中大國的崛起,而且包涵著其他地區及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正在發生的「悄悄的巨變」。每次大危機都會帶來大變革,導致世界經濟格局的調整與變化。這次起源於美國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更是如此,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發展模式、美國的金融創新制度、美國推行的新自由主義及國際金融機構的作用等等,都受到了廣泛的質疑。美國匹茲堡G20峰會弱化了八國集團的作用,將包括10個新興經濟體的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最重要論壇」和「世界經濟新協調群體」,標志著主導世界經濟的美日歐三強已無法單獨解決全球性大問題,標志著影響力日益增長的大型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地位的提升和話語權的擴大,標志著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新的變化。
三、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仍具備持續發展的基礎
從各方面的預測考量,2009年世界經濟陷入二戰後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衰退。盡管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發達經濟體的經濟收縮幅度變小,但世界經濟和發達經濟體衰退的總趨勢已成定局,不會出現逆轉。在經濟全球化作用下,發達國家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迅速慢延到發展中國家,使發展中國家受到拖累和影響,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和南非等大型新興經濟體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經濟萎縮,然而,發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經濟表現依然好於發達國家。據世界銀行預測2009年發展中國家的GDP約增長2.1%,與發達國家超過負3%的經濟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從當今實際情況分析,國際金融危機最壞時期業已基本過去,世界經濟開始觸底反彈,其主要依據是恐慌指數(VIX波動率指數)已降至30%以下,表明投資者對後市的恐慌程度開始降低;企業投資慾望開始增強,銀行開始改變惜貸政策;PMI持續回升;消費者信心開始回暖;首次申請失業人數開始下降;股市反彈。上述六個經濟觸底指標雖己有所改善,但都只是初見端倪,此外,還存在著眾多不確定因素,有毒資產尚未消除,債務危機和銀行倒閉事件時有發生,因此,世界經濟復甦基礎尚不穩固,經濟復甦力度尚較為脆弱,世界經濟和發達經濟體不可能在短期內恢復到2002—2007年的增長水平,將會在低速增長甚至是衰退軌道上持續滑行兩三年,亦即呈現「U型」反轉走勢。如果各國特別是二十國集團能夠真正「同舟共濟」,把對金融的救助轉向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排除持續增長的障礙,不輕意改變宏觀政策,不向他國轉嫁危機,那麼2010年全球經濟出現「雙谷衰退」的機率不大,但個別國家在持續幾個季度的復甦增長後,經濟增速再度下行則是有可能的。由於日元升值及通貨緊縮,為防止經濟反彈後再次下滑,日本央行於2009年12月1日再度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1%水平不變,並將通過新的貸款工具向金融體系提供10萬億日元資金,以增加流動性。聯合國發表的《2010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報告預測2010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僅為2.4%。世界經濟從2009年的負增長轉為2010年的正增長是一個重要的積極變化,但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傳統定義,世界經濟增長率在2.5%以下,即認定為世界經濟衰退,因而2010年世界經濟仍將在衰退之中或衰退的邊緣徘徊。
然而,在世界經濟逆境中,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以高於發達國家經濟增速向前發展的態勢並沒有改變,其發展前景仍具有持續性,其主要依據:一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消費市場需求龐大;二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擁有雄厚的外匯儲備和國內儲蓄;三是 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研發支出顯著增長,高新技術產業正在逐步興起;四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組建的新興跨國公司,在世界500強中所佔數目及市值日趨增加;五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積極推動簽署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全球現有209個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協定,區內貿易已佔世界貿易額的50%;六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發展指數,亦即將貿易盈餘轉變為本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正在逐步增強;七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貿易保護力度增強的形勢下,相互之間的貿易激增。鑒於上述情況,2010年發展中國家作為整體將以5.1%的速度增長,其中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率約為6%,而發達國家僅約為1.75%(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值為1.3%),由此可見,新興經濟體追趕發達經濟體的空間依然十分巨大,在全球經濟中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一趨勢必將有助於世界經濟格局及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的變革。
新興經濟群體的崛起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典型體現。正如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所說,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的一個鮮明特點是主要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在金融危機之前,這些經濟體已經開始崛起,隨後而至的危機則更加快了崛起的步伐。亞洲是「新興世界的中心」,在世界經濟回暖之際,亞洲經濟回升的勢頭比世界任何其他地區都更加迅速和強勁。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說,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支撐了亞洲的經濟,即便是美國經濟減速,亞洲也不會陷入經濟衰退(《日本經濟新聞》,2008年4月3日)。英國《經濟學家》預測新興亞洲國家將呈現V型反轉,未來五年內,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7—8%,其復甦速度是全球各國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因此,亞洲是世界經濟增長的
新源泉,世界經濟發展重心正向亞洲轉移。在亞洲的引領下,預計2020年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總量將佔全球GDP的50%。日本《福布斯》月刊2008年5月號發表了李光耀的題為《世界經濟的中心是亞洲》的撰文,他預測今後20年,中國和印度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會超過9%,其他東亞國家約為7.5%,到2030年,亞洲將佔世界國內生產總值的50%,回歸「世界笫一」的位置。2009年11月在新加坡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奧巴馬不得不強調亞洲對美國的重要性,宣示美國脫離全球發展最快速地區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將重返亞洲。
四、經濟實力是經濟權力分配和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基礎
世界經濟發展新態勢,必然導致國際經濟關系、世界格局變化以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調整的連鎖反映。正如法國《青年非洲》所指出的「危機就像一場風暴或者龍卷風,所到之處景象改變。而當危機結束時,我們將發現一個不同的世界,世界格局己然改變」。事實表明,美國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中遭受到多重挑戰,具體表現為:美國第一經濟強國地位受到挑戰;美國治理全球能力受到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受到挑戰;美元特權地位受到挑戰,等等。這些挑戰歸結為一點就是世界格局不應以「單極世界」為主導,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應該承認和接受這一客觀現實。
新興經濟體的崛及世界經濟格局轉變,說到底是經濟發展不平衡規律作用的結果。《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多年以來,世界格局大體經歷了英國獨領風騷,英法德群起稱雄,美國充當救世主,稱霸世界。從世界體系論的角度看,大國興衰的實質是:有的國家從世界的「中心」向「外圍」滑落,有的國家則從「外圍」走向「中心」。大型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印兩國的崛起是「歷史的復歸」,將逐漸改變世界經濟現有版圖和格局,對重振亞洲雄威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鄧小平早就說過「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頁)。印度也看到中印兩國共同發展的重要性,2004年印度商務國務部長齋拉姆使用了一個新詞CHINADIA,把中國與印度連在一起,CHINADIA意味著中國和印度共同前進與合作。
然而,在當今新的時代條件下,新興大國的崛起不能再沿襲近代以來大國爭霸的歷史,走依靠發動侵略戰爭,實行對外擴張的道路,而只能是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亦即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胡錦濤在越南國會的演講,2005年11月1日)。從亞洲新興大國的迅速發展中,可以看到亞洲發展和亞洲崛起的前景。亞洲崛起與以往歐洲崛起、美國崛起的歷史背景不同,它是多元文化共同發展、共同存在、共同繁榮、共同融合的產物;是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崛起,與歐洲、美洲等其他大陸是一個相互交叉、共同促進的過程,它的崛起並不意味著其他大陸的災難(澤羽:國際亞洲研究學者大會,社會科學報2005年8月18日)。
世界許多國家看到了亞洲崛起的勢頭,並給予了積極的評價。早在2004年12月,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所做《展望2020年描繪全球未來》的預測報告指出,今後15年「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將足以匹敵19世紀的德國和20世紀的美國,在地緣政治學上產生劇烈的沖擊」。美國《商業周刊》認為,世界從未見過這兩個佔全球1/3人口的國家在同一時刻崛起,中國和印度擁有改變21世紀全球經濟的實力和活力(美國《商業周刊》:《中國和印度的崛起》,2005年8月22日)。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默斯在2006年1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甚至說,中印的崛起有可能與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並列成為過去一千年三大重要經濟事件。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南北差距雖然趨於縮小,但差距依然巨大,發展中國家要想擺脫不發達狀態,中印等大型新興經濟體要想做到既受國際社會重視,又受國際社會尊敬,仍任重而道遠。
❷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
第一,世界經濟增長格局變化趨勢不確定性增強,全球經濟持續低速增長的可能性加大。本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開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世界經濟呈現「東升西降」的態勢。國際金融危機以後這一態勢更加明顯,發展中國家佔全球經濟的比重由世紀之初的18%左右上升到2012年的31.8%。但是2013年以來這種狀況出現了新的變化,美國經濟復甦的步伐有所加快。2013年美國經濟增速為2.2%,2014年達到2.4%,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5年和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將高於3%。
不過整體來看,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日本和歐盟復甦的前景尚不明朗。但是,部分新興經濟體受到資金外流、商品/能源價格下跌以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等影響,經濟增長放緩。未來美聯儲加息等將會進一步收緊新興經濟體的增長空間,增加其系統性危機爆發的可能。這些都意味著全球增長格局的不確定性明顯增強。
此外,近年來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基本金屬價格等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各種工業製成品、生活日用品等價格相應疲軟。
第二,全球生產組織方式正發生劇烈變化,價值鏈中製造環節的競爭將更加激烈。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製造業以代工方式融入全球價值鏈,但是主要從事低端環節。「十三五」我國製造業如何實現由全球價值鏈低端向高端攀升,這對作為全球製造大國的中國未來的產業發展提出新的挑戰。
第三,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低成本國家工業化使我國製造業發展面臨雙重擠壓的形勢更加嚴峻。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製造業格局發生了較大變化,變化的一個主要特點是發達國家經歷了「去工業化」過程,勞動力迅速從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製造業占本國GDP的比重和佔世界製造業的比重持續降低,製造業向新興工業化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製造業快速崛起。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紛紛推出以重振製造業為核心內容的「再工業化」政策,吸引高端製造業迴流,對我國製造業發展形成新的挑戰。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憑借低成本的初始稟賦條件,以代工方式與國際經濟接軌,吸納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並成為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源動力之一。「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新的產業分工體系中將面臨發達國家和低成本國家雙重競爭壓力。
第四,全球投資和貿易的規則醞釀新變化,全球化進程面臨新的挑戰。隨著全球化一體化和區域化一體化的推進,全球投資和貿易規則正發生新變化。
第五,大宗商品價格將可能維持低位徘徊,增大了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迴旋餘地,也給我國帶來了收入的相對增加。能源領域,主要是頁岩氣、頁岩油的開發推動了美國的能源自立,其對中東地區的原油依賴進一步下降,使得一部分中東的油氣資源走向歐洲市場,擠壓了俄羅斯的市場份額,也導致了原油價格的暴跌。原油價格由2014年初的近100美元/桶回落至年末的50美元/桶。
資源領域,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受我國需求減弱影響,以及傳統資源大國希望通過資源出口帶動本國的經濟發展,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也希望盡快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和發展優勢的影響,價格下跌明顯。自2014年以來,礦石、大豆、金屬、橡膠等重要大宗商品價格平均跌幅超過15%。這種趨勢有可能繼續保持一段時期,將增大「十三五」時期我國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迴旋餘地,同時為我國帶來了成本節約的紅利效應,提高我國的相對收入。
「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內環境
第一,我國將處於由中高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關鍵階段。我國在2000年左右,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邁入中低收入國家行列,2010左右實現了由從中低收入國家邁入中高收入國家行列。預計到2020年我國將基本接近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的標准。不過,無論是按照匯率法還是按照購買力平價(PPP)標准,我國人均GNI在世界銀行所列舉的200多個國家中仍然排80多位(2012年數據),仍處於欠發達國家的地位沒有改變。
與此同時,隨著高收入社會的到來,人民群眾的需求將更高、更加多樣化,特別是對政府服務、對生態環境將更加關注。如何滿足這些日益增長多樣化的更高需求,將是我國「十三」時期乃至以後相當長時期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
第二,我國經濟處於增速的換擋期,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年平均增速接近10%。部分年份經濟更是以高於兩位數的速度增長。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步入新的階段,特別是供給約束強化及房地產等長期需求峰值的到來,我國經濟正步入增速換檔期,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2007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達到14.2%,其後逐漸回落,2013年和2014年分別增長7.7%和7.4%。「十三五」時期我國經濟不僅難以實現兩位數增長,就是實現較高的個位數增長也將面臨一系列挑戰。增長速度的下滑將有可能加劇財政金融的風險,短期內還會加大結構性的就業壓力。
第三,依靠工業規模擴張的增長模式將難以為繼,產業轉型升級的任務更加緊迫。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取得明顯進展,工業化成就突出,逐步確立了工業的主導地位。然而,2006年以來我國工業增加值所佔的比重開始呈現持續下降的態勢;2013年服務業比重首次超過了第二產業的比重。這些都表明中國正在步入工業化的後期階段。未來許多工業品產量都將陸續達到峰值,工業規模繼續擴張的空間將不斷收窄。如果繼續採取數量擴展的增長模式,將會進一步加劇產能過剩,導致投資效率更大幅度的下滑。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實現產業轉型的任務更加緊迫,迫切需要實現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工業規模擴張帶動向三次產業協調帶動和結構優化升級帶動轉變。
第四,人口老齡化加劇,勞動力數量和成本優勢將逐步削弱。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水平較低長期以來是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優勢。然而,隨著21世紀初以來我國人口增長步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新階段,我國人口數量和結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盡管我國仍屬於勞動力總量大國,但是近些年來勞動力總量的增速明顯放緩甚至開始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提高。與之相伴的是勞動力工資的不斷上漲。「十三五」時期仍將繼續保持這種趨勢,而且可能呈現加劇態勢。這將削弱我國勞動力數量優勢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我國迫切需要塑造新的競爭優勢。
第五,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較大拉動作用將難以重現,經濟增長面臨需求約束將不斷強化。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較大的拉動作用,貨物和服務出口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拉動作用佔GDP總量的比重達到30%左右。國際金融危機之後,我國出口增速明顯放慢,由國際金融危機前的高於20%的增長,回落到個位數增長,增速甚至低於GDP增長速度。展望「十三五」時期,一方面,從長周期來看全球經濟正處在一個低速增長時期;另一方面由於近年來要素成本的快速提升,加上匯率的升值,我國產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有所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我國經濟增長外部需求動力將在較長時期內呈現較弱的狀態,這也將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需求約束更加強化,更加需要依靠內需來拉動經濟增長。
第六,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但是維持中高增速仍然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產能過剩是我國當前面臨的突出問題。一方面,傳統產業中鋼鐵、水泥、有色、平板玻璃等都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新興產業如光伏行業也存在產能嚴重過剩。目前,風電設備產能利用率低於60%,光伏電池的產能過剩達到95%。需要強調的是,目前我國很多行業存在的產能過剩,可能不是短期產能過剩,而是從整個工業化、城市化歷史進程來看的長期產能過剩,即供給已經達到或接近峰值。如城鎮住宅需求,2012年實際供給已經達到900萬套,據估計長期需求年度峰值約1300萬套,2015年左右將達到峰值;汽車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將在2020年左右出現;而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經或接近出現(劉世錦,2013)。因此,「十三五」時期我國產能過剩仍將存在,化解產能過剩任務艱巨。與此同時,維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仍然需要保持一定的投資增速。因此,如何有效化解產能過剩並實現有效投資是我國必須解決重要問題。
第七,區域發展差距不斷縮小,但是區域市場一體化發展仍顯滯後。從區域發展來看,2004年前後,我國區域差距開始出現縮小態勢,尤其是以人均GDP反映的區域差距明顯縮小。反映區域相對差距的人均GDP對數標准差由2005年的0.256下降到2010年的0.231;「十二五」期間呈現下降態勢,到2013年已經下降至0.215。盡管我國區域差距呈現縮小趨勢,但是我國勞動力、資本、商品等跨區域流動仍面臨各種障礙,區域市場一體化水平仍有待提高,制約了我國區域差距的進一步縮小。
第八,發展可持續性面臨多重挑戰。從可貿易的資源來看,原油、原煤等消費量的絕對規模和在世界消費總量中的佔比持續上升,對外依存度不斷提高。從不可貿易的資源,無論是土地還是水資源來看,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嚴峻。
環境保護部發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公報》顯示,全國土壤總的點位超標率(土壤超標點位的數量占調查點位總數量的比例)為16.1%,其中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2.7%,重金屬等無機污染物超標點位數佔全部超標點位的82.8%,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東北老工業基地等部分區域土壤污染問題較為突出,西南、中南地區土壤重金屬超標范圍較大。
而在水污染方面,僅考慮傳統三項污染物,按照《環境空氣質量標准》(GB3095-1996)評價,2013年全國地級以上城市達標比例僅為60.7%。「十三五」時期隨著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我國仍較面臨較大環境污染壓力。
❸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經濟格局發生了哪些重大的變化
(1)世界政治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
多極化趨勢必然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當今世界上各國的實力對比和意願。具體說來,推動多極化趨勢繼續發展的原因有:①歷史地看,多極化趨勢從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近年來發生的重大事件,都沒有改變這一大勢。②美國想建立單極世界,但力不從心。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佔世界工業總產值的60%;此後其份量不斷下降,到2001年,美國國內總產值只佔世界的28%。據估算,15、20年後,該數字還會進一步降低到15%~20%左右。以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的份額試圖控制其餘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顯然是做不到的。③反對單極、主張多極的力量強大,並且越來越強大。除了美國外,其他國家都是多極世界的主張者。可以說,美國的建立單極世界的圖謀違背人民的意願,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對,不得人心。④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誰也離不開誰。這種相互需要也構成了制約單極世界的現實力量。
但是多極化趨勢的發展,決不是一帆風順的。當前,美國憑借其世界上惟一超級大國的地位,力求維護和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地位和作用,阻礙世界多極化進程。柯林頓政府明確將建立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地位作為其對外戰略的目標;北約東擴和「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出台,是實施其戰略的重大步驟。小布希上台後,美國的「單邊主義」傾向明顯加強,「先發制人」軍事戰略具有極強的進攻性和冒險性;退出「反導條約」,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都表明美國稱霸世界的企圖和行動在膨脹和加劇;從海灣戰爭到科索沃戰爭,再到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都表明美國要把自己的力量伸向中東、巴爾干及中亞這些原來它沒有控制的地區,實現對這些地區的控制,以實現單極格局的圖謀。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准備。
我們要從整體上把握歷史發展的進程,簡單否定多極化趨勢是不對的。我們也要對實現多極化是一個長期的斗爭過程有正確的估量;盲目樂觀或者放棄斗爭也是錯誤的。多極化發展趨勢不可逆轉,但多極化發展趨勢只能在曲折中發展。推動國際格局走向多極化,是時代進步的要求,符合各國人民的利益,有利於世界和平與安全。
(2)大國關系深入調整
在 「冷戰」時期,大國之間的關系以敵對和對抗為主調。「冷戰」結束和兩極格局終結,國際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各個大國為了適應這個變化,都在調整自己的對外政策和對外關系,大國關系中出現了合作與斗爭並存的新特點。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大國紛紛建立多種戰略夥伴關系。大國關系是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中最重要的關系。大國關系的調整及重新定位,表明世界政治格局的深刻變化。它既是世界格局多極化的一種表現,又推動多極化的發展。
大國關系深入調整的影響。大國之間的「夥伴關系」、「戰略關系」同冷戰時期的「同盟關系」、「集團關系」是完全不同的。冷戰時期的同盟關系、集團關系是以軍事合作為基礎的,是共同對付第三國的,而現在這種新型的大國關系則具有鮮明的冷戰後的時代特點:不以軍事合作為基礎,而是著重於政治、經濟、軍事、安全、貿易、環保、科技等眾多領域共同合作的需要;不針對第三國,不妨礙同第三國發展關系,而是推動整個大國關系的發展;不結盟,不搞對抗,而是以平等互利的對話解決存在的分歧與爭端。因此,大國關系這種重大而深刻的調整,有利於國際形勢的繼續緩和,有利於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有利於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
(3)經濟因素對世界政治的影響日益增大
在「冷戰」時期,軍事因素在國際關系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在當前這個科技革命突飛猛進的時代,世界各國都把經濟發展作為首要目標,經濟利益成為各國關系發展的主導因素。
(4)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因素相互交織,恐怖主義危害上升
冷戰結束後,大國之間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安全威脅有所下降。但是,在一些地區,國家間的軍事沖突依然存在,加上近來美國頻繁地對外用兵,這些都表明傳統安全威脅依然存在,依然對世界和平構成現實的威脅。
在傳統安全威脅相對削弱的背景下,國際恐怖主義、國際有組織犯罪、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難民問題和非法移民問題等被視為當今國際社會中越來越具有威脅性的因素,尤其是恐怖主義。
十六大政治報告指出:「我們主張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要加強國際合作,標本兼治,防範和打擊恐怖活動,努力消除產生恐怖主義的根源。」
對於恐怖主義,第一,恐怖主義的產生絕不是偶然的,它有復雜而深層次的原因;第二,以暴治暴,用軍事手段打擊和壓制恐怖主義並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第三,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才是根除恐怖主義的根本途徑。
(5)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有新的表現
當今世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依然存在,有時表現還非常突出。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在本質上與戰爭存在緊密的因果聯系:把本國的意志、利益凌駕於其他一切國家的意志、利益之上,憑借經濟軍事實力,對其他國家進行控制、干涉和侵略,造成世界動盪不安,成為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
9?11 事件之後,美國打著反對恐怖主義、維護本國安全的旗號,採取所謂「先發制人」的政策,緊鑼密鼓地對外用兵,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在沒有充分理由和合法性的情況下,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將其勢力范圍擴張到有顯著戰略意義而它以前又無法控制的地區,表明在缺乏有效的國際制約的狀況下,美國的霸權主義進一步惡性膨脹。為了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為了維護世界的和平、安寧,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霸權主義。
❹ .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對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世界形勢和中國的應對呈現出如下新的特點與趨勢:世界經濟大轉折:進入後危機時代;世界格局大變革:多極化深入發展;國際秩序大調整:20國集團等作用上升;中國外交大發展:和合外交上新台階。
正確的把握這些,對於進一步做好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各方面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世界經濟進入後危機時代
1、這次經濟危機的危害與原因
危害:
這次經濟危機是從美國的次貸危機發展到全球金融危機,從金融危機發展到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其實質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按照格林斯潘的說法,這次危機嚴重程度超過了1929年的經濟危機。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嚴重衰退,主權債務危機使冰島、希臘、阿聯酋(迪拜)等國家經濟面臨崩潰邊沿,廣大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中國經濟也遭受嚴重負面沖擊,全球經濟失衡加劇。
原因:
有各種各樣說法,我認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社會化與私人佔有)發展是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規律」作用是重要原因;國際貨幣體系的缺失、監管機制的弊端與放縱金融市場的所謂「創新」等是體制原因;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與政策弊端的長期高揚、危機到來後錯誤地採用了提升利率等做法,是直接原因。
2、進入後危機時代的特點與影響
特點:
「時代」是個大課題。這里所說的「時代」,可以認為是「時期」較為恰當。所謂「後危機時代」,可以理解為兩個時間概念,一個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後期;另一個是這次經濟危機的後期加上這次經濟危機結束後的一段時期。它內涵兩個層面的特點:
特點之一是經濟情況好轉。國際金融危機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世界經濟出現一些復甦跡象。2010年初以來,隨著各國穩定金融和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收到效果,世界經濟企穩回升,IMF預計2010年增長3.9%。出現了經濟復甦的「亮點」,「金磚四國」情況看好。促使其好轉的因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各國自身的高度重視和措施得力;另一方面,集體救市力度和方式、方法得體。
特點之二是世界經濟從整體看,並沒有強勁復甦。不確定因素仍很多,主權債務危機令世界蒙上陰影。全球經濟在未來幾年將會進入緩慢增長階段。其主要原因有:經濟危機自身的惰性影響;強權政治、霸權主義衍生的貿易保護主義的阻礙;國際環境內其它負面因素的作用。
影響:
雙重性。後經濟危機時代,從本質上看,仍然是處於危機之中,不完全是好事情,危機仍在禍害全世界。經濟仍屬低迷,失業比重仍大,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根本好轉;各種矛盾叢生,世界和平、穩定受到嚴重沖擊;南北失衡的現象仍然在加劇,歷史進步的步伐仍慢。對人類智慧的嚴峻挑戰和考驗空前。這是挑戰。
歷史辯證法告訴我們,壞事發生的同時,產生的影響並非完全負面。進入後危機時代,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影響逐步顯現出來,加快了國際體系變革的進程;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新的此消彼長,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明朗;各主要力量竟相加快戰略調整步伐,大國關系進入新一輪調整互動期;圍繞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安全、核安全等全球性問題的國際合作與競爭有新發展,牽動國際關系的調整演變和國際力量的重新分化組合;亞太地區格局加速演變,在國際戰略全局中的地位進一步上升;我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作用和影響備受各方關注。
二、世界格局多極化深入發展
1、世界格局及其轉換
概念:
世界格局,是指活躍於世界舞台並充當主角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或者是突出力量,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相互聯系、作用形成的一種框架、結構、態勢。世界政治格局的形成,取決於主要國家、國家集團、突出力量綜合實力的對比及其在國際上的地位作用。推動世界政治格局發生變化的最終原因來自經濟,是世界經濟的發展,打破舊力量對比,推動新的政治力量平衡而形成的。
在世界格局中,充當主角的必備條件是:具有強大的實力;奉行獨立的外交路線,對世界全局具有一定的影響力。或別稱為「極」。
世界格局的變化帶有規律性:世界政治格局變化的根本動因是社會基本矛盾的推動、主角力量的消長以及力量對比的變化;直接動因是主角對自己國家利益、集團利益的考慮,以及外交政策的調整。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與主要國家社會制度之間的斗爭和改變相聯系。
轉換:
自從17世紀40年代出現威斯特伐利亞格局到20世紀90年代美蘇兩極格局終結,三百五十多年的時間里,世界基本政治格局發生了五次大的變化。第一次即威斯特伐利亞格局的產生;第二次即1815年拿破崙戰爭後形成的「維也納格局」;第三次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凡爾賽一華盛頓體系格局」;第四次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形成的以「雅爾塔體制」為基礎的「兩極基木政治格局」;第五次即20世紀 90年代初蘇東劇變後舊格局的打破,多極化發展,新格局待立態勢。
2、戰後世界多極化的三次大發展
前兩次:
世界多極化經歷量變到質變過程,戰後有三次明顯大發展:
第一次是20世紀70年代。在美蘇兩極格局中,出現了日本、歐共體、第三世界、中國等新生力量。標志著世界多極化的萌生。
第二次是20世紀 90年代初。蘇東劇變,蘇聯解體,兩極舊格局終結。多極化發展。日本成為經濟大國,開始謀求政治大國地位;歐共體成為歐洲聯盟,全方位擴展其影響;第三世界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大作用;中國內政、外交生氣勃勃。一超多強的多極化格局雛形顯現。
第三次:
第三次就是以21世紀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為標志,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新的此消彼長,世界經濟格局、世界政治格局、國際安全格局、文化安全格局等均發生了重大變化,世界多極化趨勢更加明朗。「多強一超」模式基本形成。國際力量繼續朝著相對均衡的方向發展。
一超,即超級大國美國。是「當今世界超強的一極。」但這並不意味著世界是美國單極獨霸的。冷戰後美國企圖一手遮天,並付諸了行動,取得某些進展,但事與願違居多。美國在走昔日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老路。當前新的美國單極獨霸全球的認識和定位難以服眾。經過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折騰,當然包括近20年美國霸權主義惡性膨脹,硬實力大損耗,特別是軟實力中的「形象」聲名狼藉,整體在走下坡路,對世界的掌控能力下降。奧巴馬政府不得不藉助別國力量緩解金融危機就是明證。不過其超級影響力仍不可忽視。
對世界多強,有各種各樣的說法,下述「角色」水平值得關註:
俄羅斯,雖然已沒有昔日蘇聯「超級大國」的「威風」,但也並非是「瘦死的駱駝。」世界「一強」的地位,應該說有充足分量。國土面積1710萬平方公里,世界第一,地大物博世界公認;軍事實力遜於美國,但世界第二的位置,否認的聲音不多;科技水平、宇宙開發、外交影響等等,不及原蘇聯,但在當今這些領域的世界一流行列中,俄羅斯名次靠前。
歐洲聯盟,作為集體「一強」,也有突出的理由。一體化水平的首屈一指(經濟一體化、科技一體化、政治一體化、外交力求用「一個聲音說話」、已有共同的安全計劃等),使之成為了「准國家實體」。國民生產總值在歐共體12國時,就已超過了美國,是當今世界資本主義三大經濟中心之一;外交影響力也在增升(況且英國、法國一直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
日本,作為單個國家,經濟、科技總體水平高,在逐步縮小與美國的差距,是客觀事實。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日本依此加快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的政治努力已引人注目。
對第三世界,有人故意漠視這一力量的存在,是不合適的。從他們崛起之日起,其擔當國際事務生力軍的作用就在不斷發揮。「以廣大發展中國家崛起為重要特徵的多極化趨勢,猶如滾滾洪流,勢不可擋。」巴西、印度的影響力在上升。
中國是當今世界獨特的力量。「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多極化進程中所處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與西方大國迥然不同。」 「是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各種事實表明,世界的現在不是、未來也很難是單極獨霸,世界已是多極政治格局的理由充分,只是多強的「角色」是「哪些」?學術界有爭論。
三、國際秩序機制與態勢拓新
1、國際秩序內涵與弊端
內涵:
當今國際秩序,指舊冷戰結束以來,由世界上的主權國家、國家集團等行為主體,按照某類規范、准則、原則、目標行事,所建立或維系的某種國際經濟政治機制和整體態勢。這個定義,出於下面的慎重思考:
從時間概念上看,國際秩序的出現,與世界近代史的開始同步。這里指的是1991年12月以來的國際政治秩序。從行為主體上看,建立或維系國際秩序的是世界上的所有主權國家、國家集團(包括各類國際組織、各種會議、論壇等)、宗教勢力、經濟因素、文化因素等。從奉行的准則上看,國際秩序通常奉行的是國際行為規范。從追求的目標看,自從人類進入有階級社會以來,人類社會在不斷的進步,孜孜以求和諧穩定的國際秩序從來沒有停止過。但由於時代背景、國家利益、階級地位、個人經歷等原因,目標的設定差別很大。取得的效果與國際秩序始終未能盡如人意。從國際保障機制和秩序的整體態勢看,有合理成分,但弊端嚴重。
弊端:
當今的國際秩序,從機制種類看,大致可分為「舊」與「新」兩種,並且互相交織。「舊」中有「新」;名「新」實「舊」;「新」、「舊」並存的現象。如果從水平上看,和諧的態勢在上升,欠和諧的問題嚴重。後者對前者的負面影響不容樂觀。
面對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和國際秩序的突出特點,各國或國家群體出於自身追求最佳利益的考慮,先後提出和實施了各自的建立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方案。內容和效果有明顯的差別。國際秩序優化艱難。根本原因是北強南弱,西強東弱。
2、國際秩序的機制、態勢拓新
表現:
國際秩序的機制、態勢拓新,主要體現在20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以及首腦峰會的機制化,以及「金磚四國」 首腦峰會機制化上。
20國集團首腦峰會機制化:
20國集團的建立,最初由美國等7個工業化國家的財政部長於1999年6月在德國 科隆 提出的,目的是防止類似 亞洲金融風暴 的重演,讓有關國家就國際經濟、貨幣政策舉行非正式對話,以利於國際 金融 和貨幣體系的穩定。20國集團會議當時只是由各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參加,自2008由美國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得金融體系成為全球的焦點,開始舉行20國集團首腦會議,擴大各個國家的發言權,以應對這次國際金融狂飆。
20國集團成員:是有8國集團成員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義大利、加拿大、俄羅斯),加上中國、巴西、印度、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亞、韓國、印度尼西亞、阿根廷、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歐洲聯盟等組成。
20國集團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會議,先於20集團首腦峰會機制化。主要體現在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上。12年間已召開了15次。
2008年11月15日,20國集團領導人在美國華盛頓舉行首次峰會。2009年4月2至4日,20國集團領導人在英國倫頓舉行第二次峰會。2009年9月24至25日,20國集團領導人在美國東部的老工業城市匹茲堡召開了第三次峰會。2010年6月26日至27日,第四次20國集團峰會在加拿大多倫多召開。從華盛頓到倫敦,再到美國匹茲堡,又到"楓葉之國"的第一大城市多倫多,不到20個月的時間,20國集團領導人4度聚首, 共商大計,標志著制度化。20國集團峰會,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強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平台。第5次20國集團峰會即將在韓國首爾舉行。
每一次峰會,中國都是人們關注的焦點。從2008年冬天危機爆發之初的華盛頓,到2009年春天樹立信心的倫敦和2009年秋天達成具體共識的匹茲堡,再到2010年夏天承前啟後的多倫多,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4次亮相20國集團的舞台。在這4次峰會上,胡錦濤先後發表了4份題為《通力合作、共度時艱》、《攜手合作、同舟共濟》、《全力促進增長、推動平衡發展》、《同心協力、共創未來》的主旨講話。闡明中國政府為應對這場空前的國際金融危機的政策主張。每一次峰會,胡錦濤主席的講話都在國際社會引起熱烈反響。在這個全新的平台上,中國一次又一次展示著一個發展中大國的智慧和力量。
「金磚四國」首腦峰會機制化:
「金磚四國」,是指 巴西 、 俄羅斯 、 印度 及 中國 四個有希望在幾十年內取代 七國集團 成為世界最大 經濟體 的 國家 。這個簡稱來自這四個國家的英文國名開頭字母BRICs (Brazil、Russia、India、 China)的諧音(意指「 磚頭 」)。這四個國家中,巴西被稱為「世界原料基地」和「咖啡王國」;俄羅斯被稱為「世界加油站」;印度被稱為「世界辦公室」;中國被稱為「 世界工廠 」。
「金磚四國」(BRICs)一詞最早由高盛證券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在2001年11月20日發表的一份題為《全球需要更好的經濟之磚》(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中首次提出,2003年10月,該公司在題為《與BRICs一起夢想:通往2050 年的道路》(Dreaming with BRICs:The Path to 2050)的全球經濟報告中預言,BRICs將於2050年統領世界經濟風騷。高盛的這份經濟報告,使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四國作為 新興經濟體 的代表和 發展中國家 的領頭羊受到世界更多的關注,由此BRICs(譯稱「金磚四國」)的稱謂便風靡世界。
「金磚四國」首腦巴西總統盧拉、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印度總理辛格,首次正式會晤於2009年6月16日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四國領導人重點就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20國集團峰會進程、國際金融機構改革、糧食安全、能源安全、氣候變化、「金磚四國」對話、未來合作等重大問題交換了看法,並達成了多項共識。
「金磚四國」首腦巴西總統盧拉、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印度總理辛格第二次正式會晤,於2010年4月15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亞舉行。會晤在巴西外交部舉行。在這次會晤中, 「金磚四國」領導人重點就世界經濟金融形勢、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氣候變化、「金磚四國」對話與合作前景等交換了看法並達成了廣泛共識。
中國邀請「金磚四國」首腦第三次峰會未來在中國召開。
評價:
20國集團峰會和「金磚四國」峰會機制化,國際社會均給予了積極評價。
關於20國集團峰會機制化的意義:
《愛爾蘭時報》認為,多倫多20國集團峰會還未開幕就已經成功,因為它代表著全球經濟的85%,取代了僅由發達國家參加的G8。這可以被視為二戰結束後最重要的國際政治變革之一。
美國外交理事會的斯圖亞特•帕特立克撰文指出:對美國而言,20國集團峰會至少在4個方面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首先它能緩解國家間的危機,同時它是一個平台,能鼓勵新興經濟體承擔新的責任;第三,它的存在對聯合國而言是健康的競爭。最後,提供了一個更靈活的協商環境,有更多協調的空間。
關於「金磚四國」峰會機制化的意義:
巴西總統盧拉在新聞發布會上的話說,「金磚四國」坐在一起開會就是歷史性時刻。
新加坡 《聯合早報》認為,金磚四國峰會未必只是向美國發出強烈信號的臨時性工具,「金磚四國不僅關注克服金融危機的戰略,而且謀劃『後危機時代』的世界新秩序。」
巴西峰會的聲明強調,「金磚四國」對話與合作不僅符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於建設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這種世界多極化與國際秩序優化的態勢值得肯定,但不能評價過高、企望值過度。美國為首的西方對新興國家參與國際秩序變革的「度」畢竟是有限的,加之新興國家之間存在眾多差異與矛盾、20國集團首腦峰會與「金磚四國」 首腦峰會機制化僅屬於初始階段、論壇水平。未來G8、G20、「金磚四國」 首腦峰會共存競爭合作有可能,而G20與「金磚四國」 首腦峰會短期內完全代替G8不現實,為此忽視聯合國的存在不可取。
四、中國特色外交邁上新台階
1、中國外交的特色應對
繼承:
中國始終不渝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外交總方針、總政策。長期把和平與發展作為宗旨、方向、目標、道路;把獨立自主作為根本准則;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一切國際關系的基本准則;把加強與推進與發展中國家團結與合作作為外交基本立足點;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
創新:
近些年,在黨中央、國務院的正確領導下,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不斷開創外交工作新局面,努力使我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
中國外交工作以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為主線,以多邊峰會外交為主要平台,以外交理論和實踐創新為重要動力,以統籌協調為根本工作方法,強抓機遇,化解挑戰,開拓進取,有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鞏固我國發展的重要機遇期。
多邊峰會外交成果豐碩,在國家總體外交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把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為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服好務作為貫徹中國外交的主線,努力為我國發展營造良好國際環境和有利外部條件;加大運籌大國關系力度,同各大國的關系處在穩中有升的發展時期;進一步做實做深構築周邊地緣戰略依託工作,維護了良好周邊環境;採取切實步驟,鞏固了發展中國家在我外交全局中的基礎地位;大力加強公共外交,增強了我國軟實力;堅持以人為本,把領事保護放到外交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來;召開了第11次駐外使節會議,會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論斷新要求,進一步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外交理論體系,為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對開拓外交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現實和長遠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外交人員法》於2010年1月1日生效,這為外交事業大發展特別是外交隊伍建設提供了強大的法律保障。
2、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承諾
國際地位: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但仍處在初級階段;中國是當今世界獨特一極,但仍是發展中國家。
庄嚴承諾:
胡錦濤2010年4月15日在巴西的巴西利亞「金磚四國」領導人會晤時的講話《合作、開放、互利、共贏》中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現在有很多人關心,中國今後會是什麼樣的國家?會說什麼話、會做什麼事?對老朋友會怎麼樣、對新朋友會怎麼樣?他回答:中國的發展任重道遠;中國的發展只能也必然是和平發展;中國的發展是開放共贏的發展;中國的發展是負責人的發展。
總之,如果從另外角度審視當今世界態勢,宏觀看,是和諧之中欠和諧;具體講,世界經濟是危機之中有亮點,世界政治是和平之中欠和平,外交關系是和合之中欠和合。和平、發展、合作仍是主要潮流,不能因為現在世界經濟處在危機之中,就否認、或看不到主流;但和平、發展、合作存在的問題也很突出,必須高度重視,認真對待。
❺ 國際戰略格局為什麼向多極化加速演變
國際戰略抄格局向多極化加速演變襲取決於兩大因素。
1、21世紀,全球經濟一體化、信息化、科技化,全力沖擊各國的防護壁壘。洶涌澎湃的科技革命浪潮波動了整個世界,加速了全球一體化進程。各國迎勢趕上,經濟蒸蒸日上。縮短了與傳統大國的差距,成為新興大國或新興強國。
2、美國這一全球超級大國,憑借強大經濟軍事力量,多年來奉行全球霸主政策,充當世界警察。處處駐軍、年年打仗。長期維持龐大軍費預算,保持強大軍力。導致其體力透支嚴重,債台高築。同時自身國內飽和的經濟發展,也喪失了吸引外資投資的魅力。特別是美國次貸危機後,使得美國經濟更是雪上加霜,終於這只駱駝瘦了下來。
這樣,美國一超衰退,多強跟進的局面正加速形成。
❻ 近年的國際金融海嘯成因是什麼有何表現對世界貿易格局有什麼影響
一,金融海嘯的成因
源於美國次貸危機的全球金融海嘯,其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從根本上講,金融海嘯是美國實體經濟長期失衡的集中反映
長期以來,美國經濟增長模式以「高消費、高負債」為主要特徵,居民儲蓄率偏低,在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實體經濟失衡通過經常項目持續逆差和資本項目資金流入得以緩解。但隨著美國政府赤字和居民債務的不斷增加,這種經濟模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再加上美國虛擬經濟過度膨脹,超過了實體經濟的承受能力,經濟的脆弱性加大,抵禦內外部沖擊的能力下降。一旦經濟和金融領域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就容易導致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在這次危機中,這一點表現得尤其明顯,先是房價下降引起債務償付風險,進而導致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危機和金融機構的連鎖破產,並迅速蔓延至實體經濟領域,造成經濟衰退。
(二)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失誤是金融海嘯的直接原因
從2000年開始,在貿易逆差和軍費開支猛增的背景下,美國的外貿狀況和財政狀況持續惡化,美聯儲和布希政府為避免經濟下滑,採取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長期維持低利率,造成流動性泛濫,直接推動房地產價格迅速上漲,經濟泡沫化的風險日益明顯。2004年初,美聯儲開始加息周期,連續17次上調利率,借款人難以承受房貸負擔,違約現象逐漸增多,房價開始下跌,一些提供次貸的金融機構相繼出現財務危機。2007年夏,長期積聚的風險集中釋放,美國次貸危機終於全面爆發。
(三)金融機構過於寬松的貸款條件和過度的金融創新是金融海嘯的重要誘因
由於市場競爭激烈,許多放貸機構片面追求業務規模和業務利潤的快速增長,忽視風險管理,盲目降低貸款條件,甚至編造虛假信息,使不合格借款人的借貸申請得以通過。在信貸市場風險不斷上升的同時,資產證券化過程中的杠桿交易產生風險放大效應,次貸這一單一市場的風險通過各種復雜的金融衍生品擴散到整個金融體系,並在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迅速傳遞到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場,最終演變為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
(四)金融監管體系存在重大缺陷是金融海嘯的制度根源
長期以來,美國奉行自由市場經濟,過於相信市場的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能力,主觀上造成了金融監管的缺失和鬆懈。自實行混業經營以來,美國金融市場發展迅速,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產品日趨復雜,但監管當局沒能充分評估並消除金融市場不斷積聚的風險,未能及時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而採取有效的監管行動。此外,美國金融監管以機構監管為主,功能監管較弱,在金融業高度混業經營並快速發展的背景下,這種制度安排不僅難以實施有效監管,還有可能因內部協調難度大、分工不明確而延誤化解金融風險的有利時機,致使金融體系風險進一步累加而形成系統性風險,最終導致系統性風險以危機的形式爆發。
(五)信用評級機構在金融海嘯中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從不斷暴露出的問題看,評級機構對各種金融衍生品的評級模型和標准存在重大偏差,在評級中沒有準確反映並揭示產品的風險,有誤導投資者之嫌。同時,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表現出較強的順周期性,在經濟繁榮時期,評級機構對那些高風險產品給予了很高的信用評級。一旦出現危機,評級機構又一改此前的態度,大幅下調這些產品的信用評級,加大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震盪,反映出評級機構自身信用缺失的問題。
二,金融海嘯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分析金融海嘯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應當運用辯證的方法,既要正視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積極做好應對准備,又要看到危機中蘊含的機遇,綜合施策,趨利避害,努力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金融海嘯造成的負面影響
這種影響包括直接和間接兩方面。直接影響主要表現為投資者的資產損失。受金融海嘯影響,我國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持有的境外金融資產價值縮水,部分從事石油、外匯衍生產品交易的企業遭受損失。不過,從已公布的信息看,這些損失都在可承受的范圍內,國際金融市場動盪沒有對我國銀行業的基本面帶來重大影響,也沒有引發明顯的資金外逃問題,金融業總體保持穩健運行。
雖然金融海嘯對我國經濟的直接影響有限,但間接影響卻是非常顯著的,主要體現在實體經濟層面。歐美經濟陷入衰退令國內出口形勢面臨嚴峻挑戰,並將產生傳導效應,最終影響經濟增長和就業。在經濟下行風險加大的情況下,企業業績下滑、虧損增多將導致貸款質量下降,銀行業面臨的系統性風險顯著加大,不利於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此外,去杠桿化的過程和風險厭惡的增強將導致國際資本向新興市場的流動減緩,甚至在某些情況下發生反轉,影響國際收支運行的不確定因素有所增加,外匯管理將面臨更大的壓力。目前,金融海嘯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進出口呈下滑趨勢,部分外向型企業出現經營困難,就業壓力增大,發展速度有所放緩,經濟形勢比較嚴峻。
(二)金融海嘯帶來的發展機遇
客觀地看,金融海嘯給我國實體經濟帶來負面影響的同時,也帶來了調整和發展的機遇。一是加快經濟由外需拉動向內需推動轉換的機遇。一直以來,我國經濟增長過多依賴出口和外需。這次金融海嘯對我國出口形成巨大沖擊,充分暴露了這種發展模式的脆弱性和不可控性。過去,在外部經濟需求擴張、國內企業盈利較好的宏觀背景下,推動經濟轉型有一定的困難。但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為了實現保增長目標,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勢在必行,企業也普遍有動力和意願進行產業調整升級,此時推動經濟轉型可謂水到渠成。二是加快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增強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機遇。這次金融海嘯使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受到強烈質疑,世界各國希望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和擺脫美元束縛的呼聲很高。我國可以藉此機會加快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增強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三是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機遇。目前,國外企業資產價格和國際資源型產品價格大幅縮水,一些國家的投資政策有所松動。我國應當抓住這一時機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參與全球資源配置,獲取戰略性資源、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後勁。
三,應對金融海嘯的建議
(一)做好全球經濟低迷持續較長時間的准備,積極尋求內需等新的經濟增長點,確保經濟平穩運行和成功轉型。為應對金融海嘯,近期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啟動了多項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著力擴大投資和消費。鑒於內需不足是我國經濟結構中的薄弱環節,我國應採取更全面廣泛的措施拉動內需,包括將收入分配和鼓勵消費結合起來,並考慮養老保障等非收入因素。對於金融業而言,要認真落實國務院關於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加強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充分發揮金融業在「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維護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穩定。這次金融海嘯表明,金融衍生品交易在給金融機構帶來可觀收益的同時,也孕育了極大的風險,高杠桿信用交易和資本跨境流動使傳統的基於資本充足率為主要指標的金融監管手段難以有效發揮作用。我國應從中吸取教訓,進一步完善國內金融監管體系,全面提升國內金融監管水平,一方面加強各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配合,強化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和防範,特別是加強對金融衍生業務的監管、風險控制和信息披露要求;另一方面採取有效措施保持房地產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切實防範資產價格劇烈波動形成的金融風險,維護金融體系安全和穩定。
(三)積極推進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加強應對金融海嘯的國際合作。這次金融海嘯進一步暴露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弊端,凸顯出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推動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過程中,我國應主動發揮更大作用,努力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順應企業使用人民幣國際結算需求的同時,注重與實體經濟開放進程的協調,穩妥推動人民幣國際結算和人民幣的區域化。與此同時,也要加強應對金融海嘯的國際協調與合作,特別是要避免出現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
(四)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更好地發揮外匯管理在支持經濟增長中的積極作用。面對壓力和挑戰,外匯管理部門應主動順應國內外形勢變化,圍繞服務社會經濟發展大局、促進國際收支平衡的目標,深化外匯體制改革,加大政策調整力度,繼續改進貿易、服務貿易和資本項目的管理方式,大力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進一步引導和促進我國外匯市場規范發展,為企業應對金融危機提供有力的服務與支持,繼續保持涉外經濟平穩較快發展。
(五)完善外匯資金流出入均衡管理,強化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受全球經濟減速和衰退的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不確定性增加,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難度加大。對此,我國應按照資本流出入均衡管理的思路,加強商務、海關、稅收、外匯等部門的密切配合,全方位對跨境資金流動進行監測,提高監測分析水平和對異常資金的辨別能力,做到早發現、早預警、早防範,並針對可能出現的形勢逆轉,提前深入研究一攬子應急措施,有效抵禦投機資本大規模流動對我國經濟造成大的沖擊。(鄭楊作者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兼職教授)
聲音
「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預期」
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美國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來自於兩個方面,間接影響到對中國經濟的信心和預期,直接影響則是由出口下降帶來的投資和服務業等萎縮。
這種金融動盪和危機首先會對中國經濟造成一種信心和預期上的間接影響,其次在進出口貿易方面,美、歐等世界經濟體對中國需求將下降,導致中國出口增幅減緩。
中國經濟屬於出口導向型,出口在GDP總量里所佔比重在2007年底達到37.5%,因此出口增幅下降,會影響到經濟增長。同時,與出口相關的投資行業、服務行業,甚至是消費行業也會受到牽連。
中國經濟目前處於從高位向下回落,但這個調整期不會太久,未來10-15年仍將總體向上行,到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有望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
到2020年中國經濟將繼續向上走,有三個理由支撐:首先,中國處於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化尚未完成,必將往前走,這一過程不會被打斷;其次,我國的人均收入還處於中低收入國家水平,按每年平均增速7%水平計算,2020年人均GDP將達7000美元,有望超過日本;另外,按照2020年14億人口計算,收入提高後,消費市場將空前繁榮,這是推動中國經濟上揚的強大發動機。
「2009年我國經濟發展仍然趨好」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2003年以來,全球經濟是典型的高增長、低通脹,同時呈現的是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發展中國家是高儲蓄、低消費;美國等發達國家是高消費、低儲蓄,通過低利率政策擴張信用,靠借發展中國家的錢來過日子,在借錢過程中擴大了進口,擴大了赤字,同時帶動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增長,帶旺了全球的需求,而背後是全球的供需失衡。這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內部矛盾產生的必然結果。由於沒有約束美元的供給,或者說由美元供給所引起的全球貨幣供給過快,先是通脹,後是美國的次貸危機。由次貸危機引發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就在於以金融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嚴重脫離實體經濟而過度膨脹。最後把世界經濟中的一系列問題全部暴露出來,引發國際金融危機。
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們的影響不能小看,盡管我們的政策選擇也面臨著很大挑戰,但只要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求,政策調整及時、到位,2009年,我國仍然有把握保持經濟平穩增長勢頭,有希望保持8%以上的增長。
理由是:第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後,將會出台更多的有利於經濟穩定增長的新政策。第二,農業是基礎,2008年糧食又是連續第五個大豐收,創歷史紀錄。這為我們保持物價基本穩定提供了比較好的物質基礎。第三,盡管2008年下半年來我國財政收入逐月下降,但財政整體實力仍是比較雄厚的。這意味著在目前關鍵時刻,當需要出台更大的刺激增長的政策時,我國財政完全可以通過一定的赤字政策來保增長。第四,我國現在仍然實行的是資本項下的有限管制。資金大進大出沒那麼容易,盡管最近有些錢向外流,但數量不大。而整個銀行體系存貸比很低,流動性是充裕的。第五,2009年全球經濟增長肯定放慢,世界銀行預測,全球經濟增長0.9%,發達國家是零增長或負增長。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大宗商品價格可能處於往下走的趨勢。海外有預測,2009年,我國CPI不到2%,國內專家的預測也較低。這為我們在採取寬松政策保增長中防止物價上漲和主動進行價格調整提供了空間。第六,我國仍然處於城鎮化、工業化過程中,東中西差距大,且存在13億人口這么大的消費市場,人民消費正處於快速升級階段。所以,只要政策調整及時、到位,中國的經濟增長空間還是很大的。估計到2009年下半年,我國宏觀經濟各種比較好的指標現象會出現。
「中國是金融危機的穩定劑」
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盡管最近出現經濟增長放緩,世界其他經濟體遭遇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中國經濟仍將繼續發揮關鍵性的穩定作用。
此刻,中國能夠為全球穩定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自身經濟的良好增長,在中國已經出現國際貿易下滑的情況下,這將不會是輕而易舉的,所以政府為刺激國內經濟作出的努力值得歡迎,對未來一段時間十分重要。
2009年將是最為艱難的時刻。隨著各個國家開始採取措施降低價格,可以看到保護主義已經開始抬頭。聽起來很不樂觀,所以,現在國家之間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令人擔心的是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貧苦的發展中國家,因為危機面前,往往是那些脆弱群體,他們所具備的緩沖條件最少,隨著全球失業率的上升,這個問題還會加劇,會帶來社會政治方面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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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後金融危機時代,國際格局發生了哪些新變化
伴隨著金融市場來的大幅反彈和自人們樂觀情緒的普遍增強,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格局將會出現什麼變化,我們面對的將是怎樣一個世界,這些都是目前多方關注的問題。
預言未來無疑是困難的,但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不久前就做了一次題為「危機之後」的演講。在演講中,他指出,「危機之後」的一大特點,就是世界經濟力量和經濟增長模式需要重新平衡。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作為金融危機中心的美國「將目睹其經濟實力和影響力的下降」;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力量。
在佐利克看來,上述論斷有不少支持因素:第一,中國「強有力地」應對了這場危機,中國仍有繼續執行當前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空間;第二,中國經濟快速復甦,其他國家從中受益,這增強了中國的影響力。
「事實上,今天,中國正成為世界經濟的一支穩定力量。」——這是佐利克的原話。當然,除中國外,他認為「後危機時代」也將反映其他大型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其中包括印度。
展望未來,佐利克認為,世界將可能出現「多極增長」,而這將有助於世界實現平衡、全面的增長,「通過對基礎設施、民眾以及私營企業的投資,拉美、亞洲以及中東國家都將為世界經濟的新模式作出貢獻。」
❽ 金融危機之後國際經濟發生了哪些重大變化
世界經濟增長由「雙速增長」格局逐漸向低速增長收斂。
金融危機爆發後,由於中國強有力的政策刺激,及其對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帶動新興經濟體快速增長,而發達經濟體則總體陷入衰退,世界經濟呈現雙速增長格局。隨著近幾年的調整,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實體經濟發生了一些積極變化;
2008年以來,中國已超過美國和歐盟,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大引擎。2012年中國的GDP佔全球11.5%。伴隨著中國經濟地位的大幅提高,在國際上受關注的程度空前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也抱有越來越高的期待。
(8)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格局變化擴展閱讀:
金融危機後,全球產業發展出現一些新的特點。發達國家的創新能力不容低估,一些新的增長點正在形成,可能會形成新的競爭優勢,也將對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產生深遠影響。
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主要經濟體為了共渡難關,曾及時搭建了G20平台,採取了協調一致的反危機措施,對於全球經濟走出危機發揮了重要而積極的作用。但是,在形勢漸趨穩定之後,各國進行政策協調的意願明顯降低,各種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抬頭。
❾ 世界金融格局怎樣發展
國際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的基礎。如果說GDP規模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那麼,在一定程度上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就是其融入國際經濟的基礎。不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國際金融規模在國際經濟中佔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代表著國際金融實力。
國際金融實力可以用國際投資的資產與負債規模來表現,相對於國際收支平衡表金融賬戶中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主要為銀行融資)代表的流量不同,國際投資的資產與負債規模代表的是余額。其中,國際投資的負債由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構成,資產再在此三項上加上國際儲備。因此,國際投資的資產與負債規模加上國際貿易的規模,代表了一國參與國際經濟的規模,代表了其硬實力。通過對全球國際投資格局的分析,我們認為,21世紀中國國際金融實力將與美國和歐盟並駕齊驅。
國際投資頭寸是指一國進行國際投資往來的資產負債余額,也包括凈資產額。對全球主要國家國際投資格局進行分析,其意義在於可結合一國貨幣的國際屬性來看一個國家國際金融實力的變化。
全球的國際投資資產規模2006年末達77萬億美元,2012年末達近120萬億美元,預計2050年末將達近1094萬億美元,21世紀末預計會達到20146萬億美元的規模。全球國際投資負債規模在2006年末達83萬億美元,2012年末達128萬億美元,2050年末預計將達1092萬億美元,21世紀末預計將達近18309萬億美元(見表1)。
其中,由於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國國際投資資產負債規模在21世紀仍將占重要地位,資產全球佔比將從1/5降至21世紀末的14%左右。在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支撐下,隨著中國整體經濟金融的國際化水平不斷提高,在人民幣國際化較為成功的前提下,中國國際投資資產負債規模將會持續增長。中國國際投資資產將在2029年前後超過法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四,2039年將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2047年將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2079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到21世紀末時,中國國際投資資產全球佔比將達1/5強,法國、英國、日本和德國全球佔比在3%~5.3%(見表1)。
由於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加上美國金融市場體系的發達,美元資產仍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從2006年到21世紀末時,美國的國際投資負債將基本保持在1/5的水平,並長期居於世界第一。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成功,中國國際投資負債規模將顯著增加。中國國際投資負債將在202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五,2047年將超過德國和法國成為全球第三,2054年將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21世紀末時全球佔比16%,仍然略低於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全球佔比在2.9%~5.3%(見表1)。
作者在設定國際投資資產與負債增長率時,除了參考年均增長率外,還考慮了資產與負債的歷史比值,以及資產和負債與GDP的比值關系。其中,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加上歐元的影響,美國國際投資負債增長率略低於資產增長率。受人民幣國際化和外匯儲備積累的影響,中國國際投資的負債增長率略高於資產增長率。受安倍經濟學和日元國際進展受限的影響,日本國際投資的資產和負債增長率將受限。俄羅斯未來國際投資將受到能源價格的較大影響,可能會出現較大的波動(見表2)。
直接投資是繼進出口貿易後的經濟活動,是經濟更深層次的融合,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是經濟全球化走向深入的產物。從1980年到201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從7000億美元上升至22.8萬億美元,全球海外直接投資(ODI)規模從5480億美元上升至23.6萬億美元,表明經濟全球化中跨國公司的作用日益加重。從我們的測算來看,21世紀末時,FDI和ODI規模將分別達到3847萬億美元和近4000萬億美元,比進出口規模略高一些。
一國吸引FDI的規模,表明了政府的開放意願和對外資的吸引能力。在這一進程中,開放的發達國家FDI存量規模全球佔比始終處於較高水平,而封閉的日本FDI存量規模全球佔比始終不高,逐步開放的中國、俄羅斯和印度FDI存量規模全球佔比有所上升。在近年來中國FDI流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FDI存量全球佔比已從1980年的0.2%上升至2012年的3.65%。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潛力巨大的內部需求將吸引更多的FDI資金,預計在2030年趕上英國FDI的規模,在2096年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1世紀末,中國FDI存量全球佔比可能達近19%,而美國將達17%,俄羅斯將達5%,而法國、德國和英國、印度將在1.5%至3.2%,日本可能只有0.4%。
一國ODI的規模,表明了政府對外部市場的進入意願和對外投資的能力,一定程度上與資本賬戶開放關聯。2012年,美國ODI存量居全球第一,全球佔比達22%,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屬於全球前列,全球佔比分別為7.7%、6.6%、6.3%和4.5%。而中國ODI存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爆發後才超過了1%,2012年也僅上升至了2.2%的水平。但是,由於中國擁有3.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不斷國際化的人民幣,對外部資源、市場和技術擁有巨大的需求,在近年來不斷加速的對外直接投資趨勢下,中國ODI規模全球佔比將繼續上升。根據我們的測算,在2056年左右,中國ODI存量全球佔比將超過法國而成為全球第二,2091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100年,中國ODI存量全球佔比將達30%,美國全球佔比仍將超過1/5,法國佔比接近1/10,日本、德國、印度、英國和俄羅斯佔比都不足2.5%。
從ODI與FDI的比值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開放性和內部發展潛力。如果該比值較高,說明相對較為封閉,內部發展潛力也相對有限,如日本和德國。反過來,如果該比值較低,表明其開放度較高,內外部融合較好,或對外投資能力有限,如英國。如果該比值較為均衡,如1%左右,說明其開放度較高、內外部融合較好外,對外投資能力較好,內外部需求較為均衡,如美國、中國和法國等。
一個國家銀行的國際頭寸既是該國銀行國際化水平的代表,也是該國金融實力的重要代表。除了規模之外,銀行國際頭寸的資產負債比率,以及與其貨幣、貿易、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國際投資的協調關系,也極其重要。一般而言,銀行的國際資產代表銀行融出資金和借貸其國際機構和個人的規模,銀行的國際負債代表銀行從外部融入資金的能力。並不是資產負債的比率越高越好,兩者的適度均衡意味著一國銀行國際資金融出和融入的均衡水平。
事實上,全球銀行的國際資產負債規模發展非常迅速。全球銀行的國際資產規模從1977年的0.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30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銀行的國際負債規模從1977年的0.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26萬億美元的水平,這與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和商業銀行的國際化趨勢直接相關。根據我們的假設,21世紀末,全球銀行的國際資產和負債規模將分別上升至4926萬億美元和4231萬億美元。
英國銀行業利用其殖民地時期獲得的傳統優勢,在國際競爭中擁有重要的地位。1980年,英國銀行業的國際資產和負債規模都在27%左右,為全球第一;美國銀行的國際資產為13.5%,負債為10.6%,為全球第二;法國銀行的國際資產和負債規模居全球第三,日本銀行的國際資產居全球第五,負債居於全球第四。2010年,這一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至2012年,日本銀行的國際資產超過了美國的佔比,上升至全球第二,但負債仍居全球第四。在國際銀行業的格局中,2004年,中國的銀行業加快了國際化進程。從2004年到2012年,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的國際資產規模從1257億美元上升至1萬億美元以上,全球佔比從不足1%上升至3.6%,負債規模從2271億美元上升至9426億美元,全球佔比從1.4%上升至3.8%。
不過,根據相應的趨勢和假設,美國和日本銀行業的國際資產將保持較為穩定的關系,21世紀末分別佔11%左右份額,中國銀行業的國際資產將上升至18.5%的份額,德國和英國的國際資產份額將降至5%左右。2073年前後,中國銀行業國際資產全球佔比將超過美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一。2065年前後,中國銀行業國際負債全球佔比將達到和超過英國,居全球第二,並保持至21世紀末。
從主要國家銀行資產負債比值來看,21世紀很多時間,尤其是在21世紀末,全球基本保持在1.2倍的水平,美國保持在0.9倍的水平,法國在0.7倍左右,而印度將保持在接近0的水平,而中國、德國和英國的資產負債比值較高,整體較為穩定,在0.7%和2.1%之間。唯有日本的資產負債比值可能達5.5倍。
官方儲備資產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和IMF的特別提款權等,但主要以外匯儲備為主。中國官方儲備資產佔全球1/3強,外匯儲備規模已達3.8萬億美元。但是,並不是外匯儲備規模越大,國際金融實力就越強。擁有國際化貨幣的國家,即使沒有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其國際金融實力也不可小覷。其中,尤其以具有世界貨幣地位的美國為代表,而英國和歐元區國家也具有這一地位,因此它們官方儲備資產規模並不大。而日本因為日元國際化水平相對有限,也與其國內金融市場的相對封閉有關,其官方儲備規模較大,其中外匯儲備規模超過1萬億美元。
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中國既將推動人民幣作為其他國家的外匯儲備,也將繼續保留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不斷提升,人民幣達到均衡匯率水平和經常賬戶收支的平衡,中國外匯儲備增速將適度下降,中國有可能將通過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同步對外投資。具體來看,我們預計中國將長期保持國際官方儲備資產在全球1/3的水平,而日本全球佔比將逐步下降,21世紀末時將從2010年時的12.4%下降至6.5%。同時,俄羅斯的國際官方儲備資產會保持在5.2%左右的水平。其他國家都比較低。
事實上,國際投資的資產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證券投資、對外其他投資(主要為銀行貸款和海外存款)和儲備資產四大類,而國際投資負債包括對內直接投資、對內證券投資和對內其他投資(主要為銀行貸款和海外存款)三大類。直接投資格局前面已作過預測了,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對於主要國家並不常常都有準確的數據。其他投資前面已用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來推演。盡管數據來源不一,我們也嘗試通過國際投資資產減去直接投資資產、其他投資資產和儲備資產獲得主要國家的證券投資資產規模,以國際投資負債減去直接投資負債、其他投資負債獲得主要國家的證券投資負債規模。
據測算,從2006年到2012年,國際證券投資的資產從31萬億美元上升至56.3萬億美元,負債從47萬億美元上升至80.7萬億美元。2050年,國際證券投資的資產規模將達到544萬億美元,負債規模將達653萬億美元。21世紀末,國際證券投資的資產規模將達到10479萬億美元,負債規模將達10232萬億美元。
從國際證券投資的結構來看,主要發達國家佔比極高。2012年,美國國際證券投資資產佔比1/4弱,英國佔比16%,德國、法國和日本佔比之和超過20%,中國佔比近0.4%;美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佔比近1/4,英國佔比近13%,德國、法國和日本佔比之和近18%,中國佔比2.1%。不過,中國進步很快。按照目前的速度估計,中國的國際證券投資資產將在2030年超過日本居全球第五,2037年超過法國成為全球第四,2053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2055年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2082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1世紀末全球佔比略超過1/5,而美國將佔比13%,德國佔比7%,英國佔比4.4%,日本佔比1.7%,而法國佔比將降至0.3%。不過,由於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可能低於美元,即使國內金融市場的吸引力與美國相當,中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也將弱於美國,並長期與美國並駕齊驅。中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全球佔比將在202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五,2047年超過德國和法國成為全球第三,2054年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並在21世紀末都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那時中國全球佔比將達17%,美國將保持在24.3%,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將保持在1.9%~5.7%。
❿ 這次的國際金融危機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影響
從短期來看,此次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而且有很多是實實在在的損失。美元大幅度貶值,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受到嚴重的損失,我國外貿出口也會受到很大影響。但從長期和全球角度來看,如果危機最終得以解決,沒有引發新的世界大戰,相對而言,中國應該會從這次危機收益更多一些,也就是說,在世界經濟面前,中國經濟的實力和地位將明顯加強。
與此同時,此次危機將給中國帶來許多方向性的迷失。過去的幾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盡管有過這樣那樣的波折,但總體而言還是非常順利。因為中國經濟明顯落後西方,所以跟在別人後面模仿、效仿要比自己開創容易的多,成本小得多,效率高的多。現在「火車頭」壞了,後面的車怎麼走?尤其是金融市場的游戲怎麼玩?這些都是中國現在和未來將要面對的棘手問題。
眾所周知,最近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全球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華爾街到全世界,從金融界到實體經濟,各國政府都在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那麼從這一次危機中我們能夠看到什麼?我國經濟和中國的企業受到了什麼影響?對我們而言,中國企業到底是機遇大還是挑戰大?
10月14日,一大把網站特別策劃《觀天下》活動第一期——「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就以上問題與業內專家進行了探討。
首先,對這次金融危機產生的根源,對外經貿大學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侯玉成表示,美國本次金融動盪最終轉化成危機,是由價格泡沫所引起,價格泡沫主要體現在房地產市場。美國將問題轉移到金融衍生品是在混淆概念,其根本問題就是房地產泡沫過渡膨脹,最終導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近年,美國的科技進步、生產力提高,導致經濟發展較快,但其經濟發展在一定階段是以價格不斷上漲來支撐它整體總的經濟發展局面。正是因為這一點細微差別,導致一旦某個領域出現問題,就會使整個價格體系崩盤。
而首都經濟貿易大學金融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施慧洪博士認為,金融危機的根源還在於美國的金融機制,即信用衍生產品,普通的債券本金和利益都是可以預期的,衍生化後,本金變化了,利率也變化了。如利率可以與匯率掛鉤,利率可以跟很多因素掛鉤,這樣就使風險更加擴大化。尤其是期貨,利率一高,虧損的數字就成了天文數字,這使整個經濟分為兩極,一方是巨大的盈利,一方是巨大的虧損,經濟體系就無法平衡。
面對這種局面,目前各國政府都在盡力挽回金融危機局面,但究竟有多大效果?侯玉成表示,包括現在歐洲、美國所有的注資,包括成立各類基金的目的主要是讓市場穩定,整體在根上並沒有做實質性的動作,目的就是各國央行聯合起來,給市場信心,先讓金融系統穩定,讓實體經濟正常運營。
談到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目前的影響,侯玉成認為,其主要負面影響在我國的外貿出口及金融領域,但從另一個角度,無論是宏觀經濟面還是中小企業發展,此次危機又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機遇——逼迫我國出口結構進行升級,這就需要宏觀決策層給我國中小企業還有大型出口商提供緩沖的時機。
中國銀河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管理總部投資經理連傑表示,在中國目前自主動力並不充分的環境下,生存環境愈加惡劣,在產業升級和行業結合的過程中才能誕生出更強有力的企業。另一個層面,剛性的內需支持的行業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我們現在內需增長並不快,但是這種增長基本是剛性的,不會突然變成負增長,比如農業、快速消費品,這些都有很好的投資機會。
侯玉成認為,在目前經濟局面下,可以在穩定或者盡可能減少出口影響基礎上加強對內需的關注,從近期召開的黨代會可以發現,內需的啟動,或者內需的製造,可能會成為下一階段我國大的經濟政策方向。而對於農業甚至與農相關的整體領域,可能是我國未來加強內需發展的一個點。下一步我國很可能在科學、技術行業給予適當扶持和推動,一方面發展科學技術基礎,另一方面試圖從這個領域製造出新的消費熱點。
對於什麼樣的行業在這次危機中能夠很好的發展,企業如何在這次危機中全身而退?各位專家對中小企業提出建議:
侯玉成:中小企業對未來發展的思路要有大的改變和提高。今年乃至未來,靠過去單純的密集性、低成本生產模式會逐步遇到發展瓶頸,這需要未來我國中小企業的發展有兩個方面必須要准備,第一方面,首先中小企業技術需要進行提高和准備。第二方面,我國中小企業,特別是以出口型為主的中小企業,未來的發展需要對一些經濟和金融領域熟悉的人才,做一個必要的配備。
連傑:談到中小企業發展有一點要提出,就是中國金融環境。在中國金融環境整體落後於實體經濟發展情況下,金融行業是有機會的,金融行業將來也會產生很多種小企業,有可能也會生活的很好。投資公司選企業,在實務中考慮幾個因素,第一是行業空間,即使排名第一,但行業中只有一百萬的生長空間,是不考慮的;第二是行業壁壘,這是限制競爭的因素,設計壁壘讓後者無法追趕,甚至不能輕易進入這個領域競爭,這就很有價值了。
對於中小企業轉型的問題,施慧洪認為一方面可以依靠自身力量,第二方面需要依靠外力,外力部分政府應該承擔起責任,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中小企業發展往往需要政府的相應政策,否則中小企業跟大企業競爭起來非常被動。而侯玉成認為,中小企業一定要從自身發展著手,不能把發展希望完全寄託在國家身上,無論是中國還是國際,企業優勝劣汰是正常現象。
最後,三位專家談到我國企業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何時突圍時,表示:目前局面下,中小企業要積極拓展美國以外的其他市場,包括非洲市場、歐洲市場,甚至亞洲市場,通過危機的鍛煉,來提高與國際企業的競爭能力,及國際市場的開拓能力等,不斷提升自我實力,前進的步伐不能停止,機會終究會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