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金融危機下結合我國實際怎麼加強金融監管
金融危機暴露的金融監管模式的問題及啟示:
1、我國的金融市場綜合化還處於起步階段，金融企業的主業特徵比較明顯，統一監管的必要性並不充分。因此應著重在協調現有機構的基礎上，明確主要監管目標的負責主體。要盡快明確責任主體，控制全面市場風險，落實市場穩定性監管。在市場綜合化的背景下，市場穩定性監管成為首要監管目標，也是抵禦金融風險的主要屏障。
2、正確認識職能監管機構的利益主體性和競爭性，平衡安全與效率考量。在分業經營的情境下，各職能監管機構的治理目標帶有明確的部門性，利益難以協調，在市場綜合化的情況下，監管競爭還可能誘使一些監管機構縱容本部門的越界行為，從而為金融危機埋下隱患。因此，在分業監管的現有體制下，要尤其重視對監管政策的組織協調和綜合考量。要汲取次貸危機的教訓，推動立法擴大監管范圍，把私募基金、對沖基金、信用評級機構等納入規范的監管視野，並加強對金融關聯企業的並表監管。
3、監管方式要適應市場的變化。盡管次貸危機的發生不能全部歸咎於監管體制的鬆散，但次貸危機引發美國這次大規模的監管體制改革，適應市場變化、及時調整監管方式是必要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監管體制必須與其經濟金融的發展與開放的階段相適應，不管監管體制如何選擇，必須做到風險的全覆蓋，不能在整個金融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創新鏈條上，有絲毫的空白和真空，從而最大限度地減少由於金融市場不斷發展而帶來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面對日益復雜化的金融創新，金融監管不宜過分依賴具體的規則約束，而應採取更具靈活性的原則導向的監管模式，注重加強同市場主體的溝通，處理好金融創新與風險、自由與管制風險的關系。
4、應該探索本土模式而放棄對西方模式的盲目追求和復制。發達國家的監管已經走過了四個時期，即金融自由化發展時期(20世紀30年代以前)、廣泛的金融監管時期(20世紀30～70年代)、從管制到自由化的回歸時期(20世紀70～90年代)、安全與效率並重時期(20世紀90年代)。目前出現的金融監管改革實際上是第五個時期演進的過程。發達國家的金融監管改革說明，即使人們認為的「成熟」的金融監管體系本身也在一直變動，甚至是劇烈變動。中國目前尚不可能一勞永逸地找到一個發達國家的範例來照抄，而應根據我國自身的歷史背景、政治、文化因素，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監管制度是目前監管發展的方向。
5、加強對金融產品鏈的監管。金融監管在一些金融衍生品上的缺位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國在發展金融控股公司過程中，無論採用哪種監管方式，監管部門都應加強對金融產品的監管。針對那些缺乏實際交易基礎、設計復雜、風險無限放大的金融衍生品，監管部門必須嚴格審查產品的設計機理、風險控制、投資對象，防止風險在系統內部失去控制。
我國加強金融監管的對策
1、加強監管成本意識，完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
2004年6月28日，中國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正式公布《三大金融監管機構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以制度形式賦予了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積極協調配合，避免監管真空和重復監管的使命。但監管聯席會議制度的實踐效果不盡如人意，而且作為重要金融宏觀調控與監管主體的中國人民銀行被排除在外。因此，我國有必要建立中央銀行、財政部門和金融監管等部門之間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以適應金融業綜合經營發展趨勢的需要。另外，必須要加強金融監管的成本意識。不僅要考慮到新增監管機構增加的直接費用及採取金融監管措施的必要費用，還應考慮這些措施可能導致的市場損失，這是政府監管替代市場調節的一種機會成本。
2、加強信貸風險管理，完善金融創新監管
金融創新往往是一把雙刃劍，在能夠帶來巨大利益的同時往往會隱藏巨大的風險。所以，設計不好的金融創新產品往往會導致金融風險的積累，當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會演變為金融危機。當前，我國正處於金融市場發展的關鍵階段，許多新型金融產品已經推出(如權證、抵押支持債券、公司債券)，一些金融創新產品正在積極籌備(如股指期貨)，金融資產證券化也是近年來我國金融改革與理論研究的熱點。在認識這些金融衍生產品的問題上，一定要理性對待，只有在各方條件完全具備時，才能穩步地推進金融創新。
3、加強市場化監管，完善金融機構破產法律制度。
要減少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必須構建完善的市場紀律約束機制，加強市場化監管。新巴塞爾協議強調，監管不能夠代替市場約束，加強市場化監管要求構建完善的金融市場准入機制、金融市場行為監管機制和金融市場退出機制。必須根除金融領域「不破產、無風險」的傳統觀念，並充分認識到金融破產制度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從而加強市場約束的力量。盡管我國的《商業銀行法》、《保險法》和《證券法》等法律已經明確規定商業銀行、保險公司及證券公司等金融機構是自我經營、自我約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企業法人，但我國的金融市場退出機制尚不完善。2006年制定的《企業破產法》第134條規定：「金融機構實施破產的，國務院可以根據本法和其他有關法律的規定製定實施辦法。」目前，《銀行業金融機構破產條例》已進入立法進程。一旦危機發生，它能為政府幹預危機措施的效果提供威懾力，同時也有利於確定政府幹預的合理界限，防止政府過度干預破壞市場約束機制。
4、謹防國際金融風險，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我國有不少金融機構購買了美國金融公司的產品，目前已有工行、中行、建行、交行、招行、民生、中信、興業、華夏等9家上市銀行公告持有雷曼相關資產，另外，共匯出的109億美元資金的銀行系QDII、基金系QDII，近期紛紛遭遇凈值縮水。金融全球化也是金融風險的全球化，國際金融市場的持續波動會影響人們對國內金融市場的預期，增加國內金融市場的風險。為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我國金融監管部門必須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主要包括信息交換、政策的相互融合、危機管理、確定合作的中介目標以及聯合行動。如，為控制金融危機的蔓延，美聯儲與全球主要國家央行聯手行動，決定將其向貨幣市場的注資總額提高至2470億美元，約達此前670億美元的四倍，目的是緩和金融市場所面臨的自上世紀2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這一系列舉措引發全球股市的積極調整。我國已經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證監會國際組織和國際保險監督官協會等國際金融組織，並且與許多國家或地區簽訂了金融諒解備忘錄，這為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我們應善於利用金融監管合作機制，及時獲取信息，了解政策甚至主動要求就某些具體目標採取聯合行動以更好地防範和化解國際金融風險。
Ⅱ 求完善我國銀行業金融監管的建議
當前，我國國內的中資銀行金融自主創新能力嚴重不足，具體表現有：吸納
型和模仿型創新多，原創型和再創型較少；創新技術含量低；創新靠外力推動，
內部驅動力不足。之所以會出現以上情況是因為我國的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全，金
融機構還不能完全成為金融市場創新的主體，金融創新更多地依靠政府和金融主
管當局，表現為一個自上而下的強制性過程。
所以，要解決我國中資銀行的這一創新難題，首先要解決的是市場競爭問題。
西爾柏認為，金融機構創新是為了擺脫或逃避其所面臨的種種內部和外部約束[29],
這些約束就是金融創新的內在動力，要改變我國金融創新主要依靠外力推動，內
部驅動不足這一現象，這就需要我們首先在立法上放開金融市場准入。唐雙寧在
2007 年銀監會金融創新監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過去農村
金融機構就是一個農村信用社，還有農業銀行，應該說競爭很不充分，活力十分
有限。去年為了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緩解城鄉金融發展不平衡的矛
盾，盡快解決農村金融服務不足問題，銀監會頒布了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
構市場准入的政策，誕生了一批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資金互助社等新的金融機
構，這是機構創新。」[1]
隨著我國兌現加入 WTO 時簽訂的於 2006 年底開放我國金融市場的協議，我
國的金融市場已經開始引入了外國競爭者，相應的立法也進行了修改與調整。但
是，應該注意的是，我們強調放開金融市場准入並不僅僅是強調引入外國競爭者，
我國的金融市場要堅持對內、對外同時開放，從「只對外開放」轉對外開放的同
時「對內開放」。要改變我國民營資本很難進入金融業的現狀，在金融業全面對
外開放的同時增強民間資本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發展多層次、多元化的金融機
構體系，引入足夠多的市場競爭者，只有這樣我國的金融創新才會有內生的動力。
放開市場准入同時就意味著要加強對市場准入的嚴格准入監管立法，完善相
應的登記操作細則，防止出現虛假出資、抽逃出資等在我國公司法實踐中經常出
現的情況，保護存款人、投資者等相關利益者的權益。
要解決我國中資銀行的創新內在動力不足難題，還要完善的是我國的金融機
構法人治理結構問題。探討公司治理改革，產權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產權的
明晰，是法人治理結構的基礎。這就要求改變我國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金融資
產管理公司等的國有獨資性質，實施股份制改革。當前，我國的四大國有銀行股
份改革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除了農行還在准備階段以外，其他的國有銀行已經
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革，並最終完成上市。我國的其他金融機構同樣也應該進行相
應的改革，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隨著 1999 年按賬面價值剝離的不良資產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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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畢，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剩餘的不良資產都是 2004 年之後按市場價值收購的，
不良資產處置損失得以鎖定，因此產權改革的時機已經基本成熟。與國有商業銀
行產權制度改革類似，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股權設計當前仍然應該突出國有
股份的絕對控股，以後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和有關金融法規及政策的進一步放
寬，再通過增資擴股的形式，使國家絕對控股逐步向相對控股發展。除了產權制
度以外，需要改革的還有改善其內部治理結構，建立健全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
事會，完善的公司治理組織體系，形成有效的制衡機制。以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為
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國有獨資公司，其內部治理結構理應符合《公司法》
中關於國有獨資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定，但是目前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共同之處
在於它們既未設股東會，亦沒有設董事會，股東大會和董事會的職權被分配到監
事會和總裁上，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則遭到極大破壞，治理結構出現了極大的混亂。
在現有的治理結構下，我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控制權實際上被管理層單方掌握：
一方面高級管理人員由政府任命，決策與執行一體化的問題突出，對高級管理層
缺乏制度上的約束；另一方面將控制權授予了總裁等高級管理人員，而剩餘索取
權屬於國家，從而出現管理層目標與國家目標的偏離。因此，財政部同各家金融
資產管理公司之間，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總部與辦事處之間，都普遍存在明顯的「內
部人控制」問題。所以，各個金融機構應當按照現代金融企業的要求，明確股東
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以及高級管理人員之間的職責和權利。並且，我國除了要
加強對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立法完善以外，還應當填補這
些除了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以外的其他的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的立法，
使其有法可依，防止其在真空中運行而導致的種種弊端。
3.3.2 知識產權保護立法
知識產權在保護金融創新上具有天然的優越性。知識產權的保護客體主要為
智力勞動成果，而金融創新則恰恰是人們在金融領域進行富有創造性勞動而產生
的智力成果。同時，知識產權客體具有無形性和信息性以及可共享性，這也是金
融創新的重要屬性。也正是這種自然狀態下的可共享性，使得知識產權成為保護
金融創新的合理的工具。並且，知識產權所包含的權利是十分廣泛的，它可以涵
蓋大多數的金融創新的內容，作為法定「私權」， 知識產權可以給金融創新主體
以切實的多方位的保護。依據 WTO 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法律規則，金融創
新產品和金融創新服務作為智力活動的成果，可以依法享有知識產權。
在金融創新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中，專利權的保護無疑具有特別重要的地
位。正如歐洲專利局認為的那樣：引導用戶消費方法、商品及服務的方法、記賬
方法、開發新市場和新交易的方法、在金融服務和與互聯網有關的電子商務活動
中有更多的商業方法的專利等，都是重要的商業方法，這些商業方法，是金融創
新的關鍵產物。倘若授予這些商業方法專利權，將為金融業帶來重大的變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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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金融類商業方法等在歐洲國家早就頒發了許多專利，美國、日本等國也已經
在專利審查指南中將金融產品予以單獨分類規定。而我國迄今還沒有相應法規，
金融創新知識產權保護比較落後，所以，從保護金融創新積極性角度來說，我國
的專利權保護客體應當進行拓寬。
最早的金融創新商業方法保護案可以追溯美國 1982 年派納·韋泊與邁瑞
爾·里齊案，該案最早提出商業方法可專利性問題。1982 年，里齊獲得了 CMA
賬戶的專利即「證券經紀現金管理系統」，一個商業方法軟體專利。發現韋泊抄
襲該 CMA 賬戶的基本構思(當然也是用計算機來對該賬戶進行簿記的)時，里齊
便狀告韋泊侵權。在該案件中，韋泊以該專利所請求保護的不是可以授予專利權
的主題為由向法院提交了一個簡易判決動議，請求法院判定原告專利無效。法院
最終認定被告對這種賬戶計算機化簿記方法享有的專利有效，構成侵權。[30]1996
年，美國專利商標局頒布了《計算機軟體和商業方法專利申請的審查指南》。該
指南稱：「發明沒有必要顯示技術貢獻的實際存在，而只需在技術領域內並產生
一種「有用、具體而且確實的效果」。新指南產生深遠的影響，使得成千上萬件
與商業方法軟體有關的專利得到了美國專利商標局保護。根據美國專利與商標局
的統計，商業方法專利主要集中在美國專利分類的 705 類別內。在 705 分類中，
有關金融活動和管理活動的商業方法專利佔了相當大的比例，1999 年以後，電
子商務和金融交易系統已佔據了 705 分類專利申請的第一和第二位。可見，美國
已經擴大和加強了對軟體的專利保護力度，大幅度地開放了與計算機軟體有關的
專利保護范圍，很多用於支持金融創新產品和金融創新服務計算機系統受到了專
利保護。這些計算機系統可做程序化交易、控制養老金計劃、自動化保險報價和
保險單發行、操作股票和商品的交易、授權信用卡的購買，支持的自動櫃員機，
實施按揭貸款和計算證券的支出等等，遍及金融業的各個領域。在金融創新領域
中出現的多許金融創新產品與服務可以通過對支持其運行的計算機軟體申請專
利保護，達到保持技術優勢和有利的競爭地位，限制其他競爭對手提供相同或類
似的金融產品與服務的目的。
是否授予商業方法專利，在我國也一直存在著爭論。我國《專利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智力活動的規則及方法是不能被授權專利保護的。照此解釋，商業方
法屬於智力活動的規則和方法，不具有可專利性。然而，金融創新卻提出了商業
方法可專利性的要求。為此，我們必須考察我國專利法的制定背景。我國的專利
法之所以這樣規定，其背景是，發展中國家要想獲得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必須
首先模仿和復制；沒有證據表明，在發展中國家，強有力的知識產權保護會鼓勵
更多的研發活動。但是，在這種模仿和復制的過程中，其實已經出現了技術創新
和技術進步，因此，如何使其得到專利制度的保護是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尤其
要注意的是，信息技術的發展使金融創新的存在形式發生了質的變化。在以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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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為代表的傳統產業中，技術主要以物化態和人化態形式存在；而以信息技術
為基礎的金融創新中，則以紙化態形式或以符號形式存在，表現為針對金融問題
的各種創造性的解決方法，商業方法也包含其中。尤其是針對我國金融市場所創
造出的各種創新型商業方法，需要給予相應的專利保護金融創新要求的拓寬專利
權保護客體，集中體現在商業方法可專利性。因此，我國專利制度應根據經濟發
展的狀況適時作出調整，修改相應的專利法條款，保護金融業中具有自主知識產
權的金融創新。
金融創新利用著作權保護的最好的案例是對於資料庫的保護，世界貿易組
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伯爾尼公約都是將資料庫作為匯編作品予以保護的。我
國同樣在新著作權法第 14 條中作出了相關的規定，在法律上賦予了資料庫以著
作權，受著作權法保護。金融創新可以利用著作權保護的另一個例子是作為保護
商標權或者專利權的補充。我們知道，金融機構的名稱通常以優美的圖形，輔之
以漂亮的美術字附置於金融產品之上。對此，可以著作權加以保護。一旦他人將
該圖形、美術字的標識貼在商品上時，銀行依著作權「自動產生」原則，以侵犯
「在先權」為由訴請宣告注冊商標者的商標注冊無效。再以保險產品為例，保險
產品實際上也可以看做不同種類的保險合同，因為保險產品要在現實中發揮作
用，必須通過簽訂保險合同，將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具體地外化。當保險產品以
合同形式外化時，即可以著作權法予以保護。但它只保護合同表現形式，而不保
護其內在的思想原理。其他保險企業完全可以通過改變保險合同的表達方式以模
仿保險產品本質內容，達到規避著作權法的目的。所以，對於盲從模仿可以根據
《反不正當競爭法》等予以補充規制。同時，對於新險種的保護，也可以列入專
利權的保護范圍，南斯拉夫法律明確規定，給予新險種發明設計人以專利權。我
國台灣地區也對新險種予以三年的專利保護期限。所以，我國應當明確將新險種
列入著作權或者專利保護范疇。同時，關於金融創新的著作權保護還涉及到金融
創新的廣告用語等各個方面。
Ⅲ 外資金融的大量進入將對我國現有的金融機構產生什麼樣的沖擊
是我國經濟受外部影響變大，甚至受控於他國。外資金融機構進入中國市場現狀政策趨勢
一,中國金融業當前對外開放的進展
(一)外資金融機構已經成為中國金融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1,銀行業
從中國加入WTO以來,外資銀行在2002~2003兩年在中國銀行業中的總資產佔比呈下降趨勢,盈利情況不穩定,信貸風險突出,分支機構收縮.但其後在中國銀行業中的總資產佔比穩步提高盈利上升且不良貸款率穩步下降,營業性機構數量快速增長(圖1,圖2).
從整體上看,外資銀行呈現出穩健發展的態勢,業務經營較為活躍,盈利能力有所提高.在信貸市場上,人民幣和外匯存貸款增長速度均相對較快,市場份額在近兩年也逐漸增加,不良貸款率逐步降低.特別是在一些開放程度較高的城市如上海,外匯貸款佔比已達54.8%,人民幣業務資產總額5年增長253.6%.在業務開拓方面,外資銀行在規定的12項基本業務范圍內,經營的業務品種達到100多個,特別是在銀團貸款,貿易融資,零售業務,資金管理和衍生產品等業務方面的優勢進一步顯現.
2,保險業
從不同領域的比較看,中國的保險業則是中國金融行業中開放力度最大的一個行業.到2004年12月11日,中國保險業全面對外資開放,對外資的地域限制和業務范圍限製取消,中外資保險公司基本上處於同一平台進行競爭,因而保險業也成為在開放推動下競爭最為活躍的金融市場.
2005年,中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同比增長8.52%,而外資保險公司保費收入同比增長248.45%,增幅明顯高於同期中資保險公司的增長速度;從市場份額看,2005年外資保險公司的壽險保費和財產保險保費在全國保費收入中的佔比分別為8.9%和1.3%,各自比上年增加了6.3和0.1個百分點(參見圖5,圖6).在北京,上海等外資公司相對更為集中的區域保險市場中,外資保險公司的市場份額更高,例如在北京,上海,廣東地區,外資壽險的份額分別為51.86%,19.79%,12.24%.
3,證券業
由於中國資本市場改革和人民幣在資本項目的可兌換進程的制約,中國在證券業開放上的力度相對要謹慎一些.到目前為止,共有中金公司,中銀國際,華歐國際,長江巴黎百富勤,海際大和,高盛高華以及瑞銀北證等7家中外合資證券公司獲准成立.與證券業的謹慎開放相比,合資基金公司的建立則成為證券市場上一大亮點.自2002年10月首家外資參股基金管理公司——國安基金管理公司獲准籌建以來,2年半的時間內,中國證監會先後批准了22家中外合資基金管理公司,遠遠超過了合資證券公司的數量.合資基金公司利用其品牌優勢,技術能力,全球網路和資金實力,正成為中國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中的重要力量,共同推動了中國基金市場的快速成長(圖7).
另外,中國在2002年底正式推出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制度,提供了外資直接參與中國A股市場的機會.2003年7月9日,瑞士銀行完成QFII第一單,QFII正式進入中國A股市場.截至10月27目,共有51家境外機構獲得QFII資格,QFII總額度已經達到126億美元.
(二)外資金融機構參與中國金融業的形式趨向多元化
從投資形式來看,隨著金融業開放程度的提高,一方面外資參與國內市場的模式日益多樣化,除了設立分支機構以外,合資,獨資,參股等形式也日益為外資金融機構所採用.另一方面,早在2001年底,國內銀行業就曾掀起一場外資金融機構參股中資銀行的浪潮,隨後在特定的市場環境和政策導引下,外資參股中資機構成為國外大型金融集團進入中國的首選方式,特別是2003年中國銀監會頒布了《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為外資參股創造了有利的監管環境,巨大的市場潛力吸引著眾多外資金融機構加入到這一特殊的並購市場中.
截至2006年6月底,26家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了中資18家銀行,入股的總金額為179億美元,外資參股的保險公司達到22家,並且建立了23家合資基金管理公司和8家合資證券公司.(參見附表).外資金融機構對參股目標的選擇范圍擴大,除城市商業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外,國有銀行也[FS:PAGE]隨著股改上市的完成而成為外資新的爭奪熱點,地域上也不僅限於東南沿海,開始涉足西部地區.
(三)對於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與國際接軌
中國目前實行的是分業監管的監管模式,即由"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監管金融業.其中,銀監會統一監管全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證監會對全國證券,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管,保監會統一監管全國保險市場.
在過渡期內,中國根據入世承諾和外資銀行的實際發展情況對現有的法律法規體系進行多次的修改和補充.在銀行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自1994年2月25日發布以來,已進行了兩次修改,特別是從2004年9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金融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在維持原框架下進一步突出了審慎監管的原則,簡化了審批程序,並按照國際慣例,使其盡可能與中資監管的要求相配合,因而,這一條例成為現階段中國對外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的最主要依據.另外,《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外資銀行並表監管管理辦法》,《金融機構衍生產品交易業務管理暫行辦法》,《汽車金融公司管理辦法》以及2006年起實施的《外資金融機構行政許可事項實施辦法》等共同構成了對外資銀行進行有效監管的法規體系.在證券業中,2002年發布並開始實行《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和《外資參股基金管理公司設立規則》,2006年9月開始實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境內證券投資管理辦法》以及新修訂的《證券法》成為對外資證券基金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的主要依據.在保險業中,主要針對外資監管的法規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保險公司管理條例實施細則》《外國保險機構駐華代表機構管理辦法》.
同時,隨著開放的推進和監管對象的多元化,中國的監管技術標准不斷進步.入世後,中國金融監管部門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將由以前的過多強調的市場准入監管轉向市場運營的監管,尋求建立一整套符合國際標準的規范化的操作程序.比如在銀行業的監管方面,中國沿用國際慣例,中國銀監會及其派出機構對外資銀行實施並表監管,對外資銀行分行的業務進行風險和資本充足性管理.銀監會目前對各家外資銀行在華分行分別制定了ROCA評價體系和並表風險評價體系,對分行進行合並的考核評價,對其總行及其在全球的業務安全情況進行綜合評價,根據評價結果對外資銀行頒發3類不同的營業執照,在監管手段上包括了非現場檢查和現場檢查.同時,監管部門加強了溝通和協調,通過簽署備忘錄和監管聯席會議的方式加強監管當局之間的信息傳遞,此外,中國還重視國際協調在對外資銀行的監管中發揮的作用,加強對外資銀行監管的國際合作.
二,後過渡期各領域外資金融機構准入的政策取向
(一)銀行業
1,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承諾
根據WTO有關協議,中國將逐步取消對於涉及到外資銀行"商業存在"的保護性措施,即取消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即由目前開放的25個城市擴展到全國;取消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對象限制,向外資銀行開放國內居民個人人民幣業務;取消現有的限制所有權,經營及外國金融機構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審慎性措施.
2,政策焦點
(1)法人導向政策
中國正在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預計將在12月份正式頒布.該條例的初稿中明確指出,"適應外資銀行在華機構和業務發展需要,在允許外資銀行自由選擇在華商業形式的前提下,實施當地注冊法人銀行導向."該條例初稿中明確:對於法人銀行與外國銀行將實行差別政策.①允許法人銀行從事全面人民幣業務,外國銀行分行只允許吸收中國居民個人1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定期存款;②允許法人銀行從事銀行卡業務,外國銀行分行由於非法人主體,不能發行信用卡;③法人銀行及其下設分行注冊資本和營運資金的要求[FS:PAGE]與中資銀行保持一致,外國銀行分行人民幣營運資金充足率繼續保持單家考核等.
雖然目前該條例仍然沒有正式頒布,但法人導向的監管政策已經成為中國銀行業在全面開放時代對於外資銀行監管的主基調.對於外資金融機構來說,設置獨立法人機構意味著必須接受與中資銀行同等嚴格的監管.按目前《商業銀行法》規定的關於銀行運營的一些具體要求,例如存貸比率,外債額度,同業拆借金額,資本充足率,大客戶集中度比率等標准,外資銀行現有水平與之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可能在一定階段會制約其業務發展.比如,按照國內監管要求,中資銀行的存貸比率不得高於75%,而外資行目前的存貸比平均水平是46%.另外,法人機構的設立將會增加外資金融機構一定的成本.按條例初稿的要求,法人注冊資本為10億元,下設分行運營資金為1億元,資本充足率本外幣合並考核.對於外資金融機構來說,增加資本等事宜是一個較為復雜的程序.
(2)人民幣業務
《外資銀行管理條例》初稿中指出:根據承諾中國將在2006年底開放人民幣零售業務,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獲准經營中資企業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可自動獲得人民幣業務的許可.對法人銀行,允許其從事全面的人民幣業務,其總行初次獲得人民幣業務許可仍需滿足"開業三年,連續盈利兩年的條件",對其下設的分行,可在總行獲準的業務范圍內授權,在滿足營業網點,專業人才配備,制度建設等審慎性條件後,經批准可經營人民幣業務;而對於外國銀行分行,開展人民幣業務除需滿足"開業三年,連續盈利兩年的條件",還需單家審批,另外,擴大外國銀行分行人民幣資金來源,允許其吸收中國居民個人100萬元人民幣以上的定期存款.
從目前的政策趨勢來看,外資金融機構大面積開展人民幣業務還需要做一段時間的准備,並將設定了一定的門檻.銀監會此前也提出要充分利用世貿規則和其允許的審慎原則,對向外資銀行開放中國居民個人人民幣業務設置審慎性條件,保護存款人利益,維護金融體系安全.從國際情況來看,各個國家對於外國銀行開展零售業務都有相應的限制.例如在美國,大多數外國銀行分行只能吸收10萬美元以上的存款,從事批發業務,外國銀行要在美國從事零售業務,首先要加入聯邦存款保險,而加入聯邦存款保險必須是法人銀行.
在實施法人導向政策以前,外資銀行的實質風險往往都在母行,一旦成為本國獨立的法人機構後,母行除了可能提供注冊資本金外,沒有其他責任和義務,假如銀行遭遇經營危機,承擔後果的將是當地的存款人.在中國當前存款保險制度尚未建立的情況下,將外資銀行的存款門檻提高,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這和中國的國情是相適應的,與對外開放的原則並不相悖.
(3)投資入股中資銀行股份比例限制
根據現行規定,單個外資機構在一家中資銀行持股比例不得超過20%,一家中資銀行的外資持股比例總和不得超過25%.當然,25%的比例上限只是針對非上市銀行的,上市銀行不受此限.
由於入世承諾中並未對此做出規定,因而何時放開外資在非上市銀行中的持股比例上限,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說法.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政府將會堅定的保持對於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以及交通銀行等國有商業銀行的絕對控股,對於其他類型商業銀行的持股比例做適當程度的放寬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參照國際經驗,中國政府可能仍然會對外資持股國內銀行比例上限做出規定,慎用自主開放政策.
(二)證券業
1,證券業對外開放承諾
根據有關協議,中國證券業的開放包括以下內容:(1)允許外國證券機構直接從事B股交易,加入後3年內,允許設立中外合資證券公司,從事A股承銷,B股和H股以及政府和公司債券的承銷和交易,外資比例不超過1/3.(2)允許設立中外合資的基金管理公司,外資比例在加入時不超過33%,加入後3年內不超過49%.
2,政策焦點
(1)設立合資證券公司
中國目前不允許外資通過建立獨資證券經營機構進行經營,因而通[FS:PAGE]過建立中外合資證券公司成為外資進入證券業的主要方式.到目前為止,共有中金公司,中銀國際,華歐國際,長江巴黎百富勤,海際大和,高盛高華以及瑞銀北證等7家中外合資證券公司獲准成立,但瑞銀重組北證的方案雖然在2005年9月獲批,但是目前為止仍然沒有開業.
從時間安排上可以看出,在中國證監會2005年7月開始實施證券公司綜合治理的政策以來,為了防止一些質量較差,風險較大的證券公司希望通過合資來躲避責任等行為,停止了批設新的證券公司以及設立合資證券公司的事宜.從目前形勢來看,2007年10月底證券公司綜合治理基本完成後,中國重新開啟合資證券公司的審批事項.但是,在後過渡期,中國證券業的開放的步伐仍然將視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進程,中國證券公司行業的治理與運行的狀況循序進行.中國證券市場仍然具有明顯的"新興加轉軌"的特徵,雖然股權分置改革接近完成,但諸多基礎制度的建設仍然在推進之中,規范化,市場化的進程要先於國際化,國際化的進程亦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與資本市場的改革相伴而行,在一定時間內可能仍然會設置一些保護性條款.
(2)交易和買賣A股
中國尚未承諾開放A股市場,外資進入A股市場主要有三條路徑:一是QFII,即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制度;二是允許外資直接以戰略投資者身份投資股權分置改革後的A股市場.可以看出,由於受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程度以及資本項目可兌換進程的制約,中國A股市場開放仍將是個漸進的過程,這幾條路徑仍然一段時間內外資介入A股市場的主要渠道.
Ⅳ 如何完善我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研究
（一）健全法制並明確監管協調機制的部門、職能、權利邊界
1.建立監管協調組織體系。依據現行的人民銀行和各監管機構的組織體系，可以組建一個以「一行三會」、財政部為基本框架的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以法律的形式確定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的組成部門、職責、內部分工等，明確權利與義務。建立健全金融防範金融風險處置預案，確保在非常時期各監管部門之間的目標一致、協調配合、有序監管；盡快出台金融監管協調工作方面的法律和行政規章，使金融監管協調工作真正走上正規化、法制化的軌道。
2.明確以人民銀行為主體的監管協調機制。具體包括以下內容：
一是現行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立足國際國內金融發展的長遠考慮，基於目前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的現實，對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預留了法律空間。《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九條明確規定：「國務院建立金融監督管理協調機制，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這就為中國人民銀行在發揮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中的牽頭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據。
二是中國人民銀行在我國金融宏觀調控和維護金融穩定中處於主導核心地位。現行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二條規定：「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實施貨幣政策、資金清算、提供流動性支持以及發揮最後貸款人職能等方式防範系統性風險，從而有效維護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同時，隨著我國金融業對外開放步伐明顯加快，金融創新力度也在加大，交叉性金融產品不斷增加，與之相對應的潛在金融風險具有交叉性、傳染性特徵，存在演化成系統性風險的可能，中央銀行維護金融穩定的職能因此顯得更為重要。
三是人民銀行作為金融業改革發展規劃和金融資源配置戰略的主要承擔者，決定了其在金融改革中的地位，也決定了其在協調機制中的主導作用。人民銀行作為商業銀行的最後貸款人，為金融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金融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為保證金融改革沿著正確軌道進行和最終的成功，也需要人民銀行在金融協調機制中居於主導地位。人民銀行應將金融改革、金融開放、金融發展與金融監管統籌考慮，維護金融監管政策的公平，構造有利於金融機構平等、有序競爭的金融生態環境，為金融服務消費者提供合理保護的保障體系。
（二）加強內外協調以維護金融安全
1.對內協調機制建設。一是金融監管機構自身的協調。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總體目標是適應金融全球化發展和金融創新的需要，加強對金融控股公司等綜合性金融機構和交叉性金融業務的監管協調，避免監管真空或重復監管，以促進金融穩定，維護金融安全。因此，各監管部門應該站在維護金融安全的高度去加強專業金融監管。二是建立信息交流制度，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一個為各金融監管機構共享的金融信息平台。中國人民銀行充分利用現有的支付系統等優勢資源，建立統一的金融信息平台，各金融監管機構要向中國人民銀行報送監管信息，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信息進行集約化分析和處理，監管機構提出的問題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協調解決，從而實現信息共享。這樣做既能夠節省信息平台建設成本、信息處理成本，也能夠減輕被監管機構報送信息的壓力。三是建立主監管和聯合行動制度。隨著綜合性金融集團的興起和金融創新業務的不斷涌現，對金融集團內各子機構的監管如何協調，對某一項新的綜合性業務如何設計科學的監管標准和具體的監管措施，都需要一套有效的機制來進行協調。
2.對外協調機制建設。一方面是與國際金融組織的協調，另一方面是與外國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隨著外資銀行進入及國際資本流動障礙的減少，外資銀行在我國擴展迅速，對外資銀行的有效監管成為維護我國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一環。由於外資銀行經營的跨國特性，對其進行有效監管遠不是一國監管機構所能完成的，需要母國與東道國監管機構更多的合作。巴塞爾監管委員會於2001年 5月發布《加強銀行監管者之間合作聲明書的基本要素》，提出了有效的監管合作必須具備四大基本要素，即信息分享、現場檢查、信息保護和持續協調。
現行的《中國人民銀行法》第四條12款規定：作為國家的中央銀行，從事有關的國際金融活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第七條規定：國務院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合作機制，實施跨境監督管理。《證券法》第十章第179條規定：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可以和其他國家或者地區的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建立監督管理合作機制，實施跨境監督管理。當國外金融監管機構設置與我國相似時，我們採取上述法律規定的措施不存在問題。而當國外採取統一監管模式時，我們應採取怎樣的方式加強與他們的協調和溝通就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Ⅳ 在加強我國金融機構監管協調方面有何對策
美國在1999年簽署了《現代銀行法案》結束了長達60多年之久的銀行分業經營的專法律限制，屬允許商業銀行混業經營。商業銀行混業經營在強調競爭和效率時，這種制度更合理，目前整個世界的趨勢是放鬆金融管制和金融自由化。因此對於我們們對於我國的混業經營不能再嚴格限制，金融監管反而應該轉向提高監管機構的監管水平上，如果我們現在繼續限制混業，只能使得我們的商業銀行在世界上更加不具備規模經濟和競爭優勢，如今商業銀行很難再通過傳統業務維持收益，特別是共同貨幣市場基金的成立。
金融監管方面：1.鼓勵銀行向積極利用和管理風險方面創新，使得銀行風險內控制度能夠加強和完善。2.嚴格執行《巴塞爾協議》的條例3.對銀行進行股份改造，引入外資和先進管理經驗。
Ⅵ 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和國外金融監管的區別
一、對互聯網金融功能和風險特徵的基本判斷
盡管互聯網與金融的結合可以創造價值，但研究討論中有三點需要把握。
第一，互聯網金融並沒有改變金融的功能和本質。P2P、余額寶等創新的是業務技術、交易渠道和方式，但其功能仍然主要是資金融通、發現價格、支付清算等，並未超越現有金融體系的范疇。就此而言，互聯網金融可能並不會像有些人預言的那樣徹底顛覆現有的金融體系。其發展只是又一次充分印證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頓的「金融功能論」：金融功能比金融機構更為穩定。
第二，互聯網與金融之間並非沒有沖突。互聯網強調便捷、強調快，金融業強調規范;互聯網強調創新，金融業強調穩健。互聯網金融畢竟是在開展金融活動，其運營管理不能沒有風險管控這樣的金融基因。
第三，未來互聯網金融的成長具有不確定性，應當避免過度樂觀的預期。有不少意見就認為，互聯網金融本身並沒有太多的新意，甚至是一個偽命題，只不過是傳統金融在互聯網技術上的延伸，與電報、電話、計算機在金融業的應用相比，並沒有革命性變化。
互聯網金融能否可持續發展，進而沿著什麼樣的路徑、以多快的方式影響或改變現有的金融體系，還需要邊走邊看。1975年，美國《商業周刊》基於當時美國電子支付的蓬勃發展就曾經預言，電子支付方式「不久將改變貨幣的定義」，並將在數年後顛覆貨幣本身。但38年後的今天，我們並沒有觀察到貨幣定義和屬性的巨大變化。也許等十年、二十年以後，我們才能真正判斷互聯網金融究竟是個可持續的業務模式還是一個曇花一現的概念;互聯網金融究竟是個有自生能力的新興業態還是必須依附傳統金融才能生存;抑或是二者最終相互融合，實現了基因重組。
從風險角度看，互聯網金融參與者眾多，帶有明顯的公眾性，很容易觸及法律紅線，甚至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盡管目前我國互聯網金融鏈上的部分業態和部分環節受到了監管(如第三方支付)，但從整體上看，還處於無門檻、無標准、無監管的「三無」狀態。這一方面是由於P2P等業務具有民商法的合法性基礎，公法未必適合或沒有必要介入;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業務同時混集了多種業務屬性，難以清晰界定其監管歸屬。如何一方面呵護互聯網金融的創新和普惠精神，另一方面有效維護金融穩定和金融秩序，是互聯網金融監管模式選擇面臨的一大難題。
二、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國際經驗
一是各國普遍重視將互聯網金融納入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強化法律規范，強調行業自律。各國都強調，互聯網金融平台必須嚴格遵守已有的各類法律法規，包括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信息保密法、消費信貸法、第三方支付法規等。這是金融交易運行的最重要制度基礎。
二是各國針對本國互聯網金融發展的不同情況，採取了強度不等的外部監管措施。澳大利亞、英國等大多數國家採取輕監管方式，對互聯網金融的硬性監管要求少，佔用的監管資源也相對有限。而美國證監會面對金融危機中公眾對監管不作為的指責，認定Prosper出售的憑證屬於證券，須接受其監管。
三是監管手段主要是注冊登記和強制性信息披露，以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權益保護為重心。
四是涉及誰的監管職責就由相應的監管機構負責，往往沒有統一的主監管機構。美國第一網路銀行(SFNB)、貝寶支付(Paypal)等就曾分別由銀行和證券監管機構負責監管。
五是少數國家開始嘗試評估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框架，探討未來監管方向。如2011年7月，美國國會下屬的政府責任辦公室就P2P借貸的發展和不同監管體系的優缺點進行了評估，強調持續一致的消費者和投資者保護、靈活性、有效性等。
三、我國互聯網金融監管的原則
對於互聯網金融這個「新事物」，金融監管總體上應當體現開放性、包容性、適應性，同時堅持鼓勵和規范並重、培育和防險並舉，維護良好的競爭秩序、促進公平競爭，構建包括市場自律、司法干預和外部監管在內的三位一體的安全網，維護金融體系穩健運行。秉承這樣的理念，本文初步提出了互聯網金融監管的12個原則，試圖為今後該領域的討論提供一個基礎和出發點。這些原則也大體構成了金融創新監管的一個概念性框架。
原則1：互聯網金融監管應體現適當的風險容忍度
對於互聯網金融這樣一類新出現的金融業態，需要留有一定的試錯空間，過早的、過嚴的監管會抑制創新。美國經濟學家斯萊弗認為，任何制度安排都需要在「無序」和「專制」兩種社會成本之間權衡。如果P2P和眾籌的業務模式能堅持單筆金額小、人數少，就應該用私人秩序和司法來規范。P2P等無區域性、系統性影響地自然退出，是市場的一種自我淘汰機制，對整個互聯網金融的長期有序發展未必是壞事。另一方面，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可以在摸索中尋找道路，但不能犯致命性錯誤，整體風險須在可控范圍內。因此，監管的良好目標應是：既避免過度監管，又防範重大風險。
原則2：實行動態比例監管
金融監管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需要進一步釐清。從松到嚴，金融監管可以分為市場自律、注冊、監督、審慎監管四個層次。除此之外，法律本身也具有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的監督約束作用，可以視為一種廣義的監管。違反法律的，可由司法機關負責處理。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小貸機構的監管就是由警務處負責。
金融監管部門應當定期評估不同互聯網金融平台和產品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程度和風險水平，根據評估結果確定監管的范圍、方式和強度，實行分類監管。對於影響小、風險低的，可以採取市場自律、注冊等監管方式;對於影響大、風險高的，則必須納入監管范圍，直至實行最嚴格的監管，從而構建靈活的(而不是僵化的)、富有針對性的與有效性的(而不是籠統與無效的)互聯網金融監管體系。評估應定期進行，監管方式需根據評估結果動態調整。
原則3：原則性監管與規則性監管相結合
在原則性監管模式下，監管當局對監管對象以引導為主，關注最終監管目標能否實現，一般不對監管對象做過多過細要求，較少介入或干預具體業務。而在規則性監管模式下，監管當局主要依據成文法規定，對金融企業各項業務內容和程序做出詳細規定，強制每個機構嚴格執行，屬於過程式控制制式監管。一方面，互聯網金融監管必須在明確監管目標的基礎上，實現「原則」先行。監管原則應充分體現互聯網金融運營模式的特點,給業界提供必要的創新空間，同時指導和約束運營者承擔對消費者的責任。另一方面,要在梳理互聯網金融主要風險點的基礎上，對互聯網金融中風險高發的業態和交易制定監管規則，事先予以規范。原則性監管與規則性監管的結合，有助於在維護互聯網金融的市場活力與做好風險控制之間實現良好平衡，促進其可持續發展。
原則4：防止監管套利，注重監管的一致性
監管套利是指金融機構利用監管標準的差異或模糊地帶，選擇按照相對寬松的標准展業，以此降低監管成本、獲取超額收益。互聯網金融提供的支付、放貸等服務與傳統金融業相仿，如果二者執行不同的監管標准，將易於引起不公平競爭。事實上已經有持牌金融機構提出：為什麼同樣都提供支付服務或者從事貸款業務，受到的監管卻不一樣?為確保監管有效性，維護公平競爭，在設計互聯網金融監管的規則時，應確保兩個「一致性」：一是不論是互聯網企業還是傳統的持牌金融機構，只要其從事的金融業務相同，原則上就應該受到同樣的監管;二是對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線上、線下業務的監管應當具有一致性。
原則5：關注和防範系統性風險
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對於系統性風險的影響具有雙重性，這應當是金融監管機構關注的焦點。一方面，通過增加金融服務供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進實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等，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有助於降低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互聯網金融也可能會放大系統性風險。互聯網金融准入門檻低，可能會使非金融機構短時間內大量介入金融業務，降低金融機構的特許權價值，增加金融機構冒險經營的動機。互聯網金融的信息科技風險突出，其獨有的快速處理功能，在快捷提供金融服務的同時，也加快了相關風險積聚的速度，極易形成系統性風險。此外某些業務模式存在流動性風險隱患。例如，互聯網直銷基金1周7天、一天24小時都可以交易，但貨幣市場基金有固定交易時間，第三方支付機構需要承擔隔夜的市場風險和流動性風險，這類「小概率、大損失」的黑天鵝事件對於此類模式的成敗有重要影響。金融監管機構對此應當保持高度警惕，及時化解和干預。
原則6：全范圍的數據監測與分析
及時獲得足夠的信息尤其是數據信息是理解互聯網金融風險全貌的基礎和關鍵，是避免監管漏洞，防止出現監管「黑洞」的重要手段。客觀上，大數據為實施全范圍的數據監測與分析，加強對互聯網金融風險的識別、監測、計量和控制提供了手段。為此，監管機構需要基於行業良好實踐，提出數據監測、分析的指標定義、統計范圍、頻率等技術標准。如對P2P平台設計經營性指標和風險性指標的定期與實時報送和分析機制。在數據監測、分析機制的建設過程中，應注意保持足夠的靈活性，在定期評估的基礎上持續完善，以及時捕獲新風險。
原則7：嚴厲打擊金融違法犯罪行為
在精心呵護互聯網金融的創新精神和普惠性的同時，必須及時懲治各類金融違法犯罪行為。互聯網金融發展良莠不齊，少數互聯網企業運營中基本沒有建立數據的採集和分析體系，而是披著互聯網的外衣不持牌地做傳統金融，有些平台甚至挑戰了法律底線。如一部分P2P脫離了平台的居間功能，先以平台名義獲取資金再進行資金支配甚至挪作他用，投資人與借款人並不直接接觸，這已突破了傳統意義上P2P貸款的范疇。為此，必須不斷跟蹤研究互聯網金融模式的發展演變，劃清各種商業模式與違法犯罪行為的界限，依法嚴厲打擊金融違法犯罪行為，推動互聯網金融健康有序發展。
在打擊金融犯罪的同時，也應當考慮與時俱進地修改部分法律條款，支持互聯網金融發展。例如，美國《創業企業融資法》就是通過修訂法條，將需要向SEC注冊並公開披露財務信息的公司股東人數從499人提高到2000人，鼓勵小企業通過眾籌融資。
原則8：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市場約束
信息披露是指互聯網金融企業將其經營信息、財務信息、風險信息、管理信息等告知客戶、股東等。准確充分的信息披露框架，一是有助於提升互聯網金融行業整體和單家企業的運營管理透明度，從而讓市場參與者對互聯網金融業務及其內在風險進行有效評估，發揮好市場的外部監督作用。二是有助於增強金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信任度，奠定互聯網金融行業持續發展的基礎。三是有助於避免監管機構因信息缺失、無從了解行業經營和風險狀況，而出台過嚴的監管措施，抑制互聯網金融發展。加強信息披露的落腳點是以行業自律為依託，建立互聯網金融各細分行業的數據統計分析系統，並就信息披露的指標定義、內容、頻率、范圍等達成共識。當前，提升互聯網金融行業透明度的抓手是實現財務數據和風險信息的公開透明。
原則9：互聯網金融企業與金融監管機構之間應保持良好、順暢、有建設性的溝通
互聯網金融企業與金融監管機構之間良好、順暢、有建設性的溝通，是增進相互理解、消除誤會、達成共識的重要途徑。一方面，互聯網金融企業應主動與監管機構溝通，努力使雙方就業務模式、產品特性、風險識別等行業發展中難題達成理解。特別是對法律沒有明確規定、拿不準的環節，更要及時與相關部門溝通，力求避免法律風險。在此過程中，推進行業規則逐步健全。另一方面，建設性的溝通機制有助於推動監管當局按照激勵相容的原則設計監管規則，充分體認互聯網金融企業在運營和內部風險管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促進監管要求與行業內部風險控制要求的一致性，降低合規成本。
原則10：加強消費者教育和消費者保護
強化消費者保護是金融監管的一項重要目標，也是許多國家互聯網金融監管的重點。要引導消費者釐清互聯網金融業務與傳統金融業務的區別，促進公眾了解互聯網金融產品的性質，提升風險意識。在此基礎上，切實維護放貸人、借款人、支付人、投資人等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當前重點是加強客戶信息保密，維護消費者信息安全，依法加大對侵害消費者各類權益行為的監管和打擊力度。例如，針對第三方支付中消費者面臨的交易欺詐、資金被盜、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等問題，應針對性地加強風險提示，及時採取強制性監管措施。
原則11：強化行業自律
相比於政府監管，行業自律的優勢在於：作用范圍和空間更大、效果更明顯、自覺性更強。今後一段時期互聯網金融行業的自律程度、行業發展的有序或無序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監管的態度和強度，從而也影響著整個互聯網金融行業未來的發展。為此，行業領頭的企業必須發揮主動性，盡快帶頭制定自律標准，建立行業內部自我約束機制，不應一味等待政府的強制性干預。近期陸續成立的互聯網金融協會應當在引導行業健康發展方面，盡快發揮影響力。特別是要在全行業樹立合法合規經營意識，強化整個行業對各類風險的管控能力，包括客戶資金和信息安全風險、IT風險、洗錢風險、流動性及兌付風險、法律風險，等等。
原則12：加強監管協調
互聯網金融橫跨多個行業和市場，交易方式廣泛、參與者眾多，有效控制風險的傳染和擴散，離不開有效的監管協調。一是可以通過已有的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加強跨部門的互聯網金融運營、風險等方面的信息共享，溝通和協調監管立場。二是以打擊互聯網金融違法犯罪為重點，加強司法部門與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合作。三是以維護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為目標，加強金融監管部門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與合作。
四、積極探索新金融監管範式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各條原則各有側重，不同原則之間並非完全一致，這些原則的同時實現並不容易。事實上，互聯網金融監管中的挑戰，亦是全球監管者在金融創新領域中面臨的永恆難題：如何在改善金融效率和維護金融穩定之間恰當地平衡?
美國的次貸危機已然表明，只注重效率不注重穩定、「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等理念是行不通的。單純追求穩健而過度抑制創新，也遠非良好的監管選擇。一個現實問題是，金融監管的格局是基於已有的金融業務並遵從法律規定確立的。在這樣的框架下，當新的金融業態出現後，難以找到或客觀上並不存在明確的主監管機構，這常常使得只有當風險累積到一定程度後，相關監管問題才可能會被嚴肅地提上議事日程。
互聯網金融作為一個新興的金融業態，為探索金融創新的有效監管模式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機遇。應當立足我國金融發展實際，把互聯網金融作為踐行良好金融創新監管理念的試驗田，積極探索未來新金融監管的範式。
Ⅶ 分析我國金融業與美國業務監管方面的差異
目前，針對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引發的金融危機，發達國家已經開始認真吸取教訓，力求在鼓勵創新的同時，充分揭示創新背後暗含的風險，並有效管理好這些風險。 美國：金融管制之門這樣打開 美國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放鬆金融管制的。當時，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經濟表現不佳，影響了商業銀行的贏利水平。銀行界怨聲載道，普遍認為嚴格的管制阻礙了競爭，限制了創新金融產品的開發及運用。於是，美國放鬆了金融管制。 以前，美國對商業銀行的限制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利率管制。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之後，為了保護存款者和加強監管，美國成立了聯邦存款保險公司，並頒布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的設立對小額存款提供擔保，解決了銀行擠兌和恐慌問題，而美聯儲的第Q項條款(俗稱Q條款)規定，禁止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會員銀行對它所吸收的活期存款(30天以下)支付利息，並對上述銀行所吸收的儲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規定了利率上限。美聯儲的Q條利率上限確保了小額存款成為銀行主要的資金來源並抑制了銀行之間的利率競爭。 50年代後期，利率管制的弊端逐漸暴露出來。當時美國通貨膨脹率曾一度高達20％，而銀行存款利率上限的管制使銀行的吸存能力受到很大影響，以致銀行的生存岌岌可危。於是商業銀行不得不開始進行金融創新，貨幣市場基金應運而生,規避掉了銀行存款的許多限制，但同時又保留了銀行存款的許多特性。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Q條例」已經形同虛設，包括貨幣市場基金在內的多種金融工具並沒有影響經濟秩序。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取消存款機構管制與貨幣管理法案》，揭開了利率市場化的序幕。此後的6年中，美國分階段廢除了「Q條例」，而於1986年3月實現了利率市場化。 二是商業銀行的跨州經營。格拉斯法案限制銀行分支機構的設立和跨州經營，把銀行的發展集中在比較小的區域范圍內。雖然這一規定隔離了部分風險，但銀行也無法發揮規模效應。20世紀70年代，商業銀行開拓新市場、提高盈利水平、實現風險多元化的呼聲加大，法律框架在跨州擴張方面的政策日益寬松。尤其是1994年美國頒布《跨州銀行法》，允許商業銀行收購設立其他州的商業銀行，並且通過跨州設立分支機構來鞏固和擴大業務經營。 三是混業經營。金融業混業經營，是指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信託公司等金融機構在業務上相互融合、滲透與交叉，突破了分業經營業務模式的局限，藉助金融創新手段不斷豐富金融產品內涵，極大地提高了金融市場資金運用效率，為有價值的客戶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奠定架構基礎。隨著金融監管制度不斷完善，風險管理技術日益成熟，金融混業經營逐漸成為現代國際金融業發展的主導趨向。 一般而言，金融混業經營模式具有以下三種組織形式：一是沒有產權紐帶關系的金融機構之間相互代理產品，其實質是金融機構間的戰略合作，嚴格意義上不屬於真正的混業；二是同一個金融企業的法人機構同時經營銀行、證券、保險、信託中兩種或兩種以上業務；三是一個金融企業或者非金融企業通過控股或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集團內部提供銀行、證券、保險、信託等多種金融服務。 《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奠定了美國分業經營的基本格局。1956年的《銀行控股公司法》以及1970年的《銀行控股公司法修正案》，增加了有關銀行與保險業務分離的條款，進一步鞏固了美國的分業經營格局。然而，此後出台的許多行政辦法不斷對上述法案進行修正。如，1999年頒布的《金融現代化服務法》規定，銀行可通過銀行控股公司另外設立的子公司，可在限定范圍內經營證券業務。實際上在《金融現代化服務法》通過以前，美國的分業經營體制已經解體，混業經營已經十分普遍，大商業銀行已成為典型的美國式全能銀行。該法案則是從法律上消除了銀行、證券、保險機構在業務范圍上的邊界。至此，美國結束了長達66年之久的金融分業經營體制。 隨著金融市場結構的不斷變化，銀行市場又面臨著一系列新的問題，諸如哪些機構應作為銀行接受監管，是否對不同的金融產品進行監管以及如何監管，以及如何保護消費者等。目前，美國正在考慮的監管制度改革，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而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建立類似於澳大利亞的所謂「雙峰」的監管模式，分別由兩個不同的監管機構負責系統性風險和保護消費者。 中國銀行（601988行情,愛股,資金）監管思路的演變 比照美國，中國情況大致是這樣的： 第一是利率政策。我國利率改革的方式是明確的，即漸進、有序，原則上遵循先外幣、後本幣，先貸款、後存款，先農村、後城市，先大額、後小額的步驟。但是中國目前還沒有明確全面實現利率市場化的時間表。利率市場的起步較晚，從1996年開放同業拆借利率開始，此後又開放了銀行間債券利率。2000年開放了外幣利率（小額外幣存款除外），2004年存款利率管上限，貸款利率管下限的格局。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至今也尚未形成基準利率體系，自然也沒有簡單的金融衍生工具，如期權和期貨。這使得中國的金融衍生品市場不僅落後於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也存在差距。 第二是商業銀行的跨區域經營問題。長期以來，我國的中小商業銀行，即城市商業銀行不能跨區域經營。《城市商業銀行暫行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城市商業銀行在地級以城市設定，一個城市只能設立一家城市商業銀行；第二條規定，城市商業銀行主要為本市中小企業和居民提供金融服務。 分析城市商業銀行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是清理整頓城市信用社、化解地方金融風險的產物。與此同時還承擔了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的重擔。城市商業銀行人員素質較低、經營管理水平不高、風險高度集中。這是監管政策明文規定城市商業銀行不允許跨區經營的背景。 隨著我國銀行業改革開放的推進，城商行風險管理水平不斷提高，許多城商行提出了拓展發展空間、實現跨區域發展的要求。對此，銀監會與相關部門進行了認真研究並達成共識，城市商業銀行完全可以走出城市。2009年4月，銀監會調整了中小商業銀行的准入政策。規定中小商業銀行的機構發展不再受數量指標控制，不再對股份制商業銀行、城市商業銀行設立分行和支行設定統一的營運資金要求，從而實現了基本上統一監管標准，實施同質同類監管。 第三是混業經營。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最初期，我國金融業並不是分業經營的。當時，商業銀行可以設立信託投資公司、證券公司，比如，交通銀行（601328行情,愛股,資金）和太平洋（601099行情,愛股,資金）保險就是連在一起的。但是，由於後來金融業出現了一些混亂情況，當時一種主流的看法認為這些混亂來自於混業經營，因此就逐漸把金融業務切分開來；同時在立法上加以保證，形成了一種比較嚴格的分業經營體制。1995年通過並於2003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第43條規定，商業銀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不得從事信託投資和證券經營業務，不得向非自用不動產投資或者向非銀行金融機構和企業投資，但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 在中國銀監會成立後，將鼓勵創新和減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列入銀監會倡導的六條良好監管標准之中。在這兩條標準的指導下，銀監會出台了相應的管理辦法，穩步推進商業銀行的綜合經營，先後允許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賃公司、參股信託公司、投資保險公司、以向企業提供並購貸款，開展資產證券化試點，開辦人民幣衍生產品業務等。金融危機對中國綜業經營的試點工作有什麼影響？這是需要正視的一個問題。 鑒於市場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需要繼續堅持銀行系統和資本市場的適當隔離，防止風險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相互傳遞。 不能以犧牲審慎監管為代價開展創新 對比上面三個方面中美的監管實踐，我們可以看出，中美之間監管制度的差異還是比較大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現行的銀行監管制度近似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的監管制度。為了降低銀行的經營風險，至今我們仍然實行利率管制、分業經營，而中小銀行跨區域經營也是近期才放開的。但是，就是這種審慎的監管政策使得中國避免兩次金融危機的沖擊。 相比之下，為了支持創新，美國是大刀闊斧地放鬆管制，特別是在1999年出台「現代金融法」後，在諸多方面對銀行控股公司即美國的大銀行缺乏基本監管，特別是在創新產品方面，從而釀成了嚴重的金融危機。 總體來看，中國銀行業與美國相比，是監管制度上和產品上都存在創新不足的問題。但是，開展各類創新業務都必須考慮監管部門和銀行業管理創新的能力。此外，一旦中國的金融創新較為發達，中國可能也要同發達國家考慮建立不同模式的雙峰監管模式。 目前，中國監管部門沒有重復美國監管部門的路徑，而是一直強調對銀行的審慎監管，強調在開展創新業務後風險的可控性，特別堅持銀行市場與資本市場的防火牆。金融危機證明，商業銀行本來就應該以穩定的存款為基礎，審慎地發展信貸和其他傳統業務，同時要有限地利用資本市場的創新工具。創新無度、風險不能控制、風險從非銀行金融機構向銀行業金融機構、資本市場向銀行業市場蔓延，已經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機構以及全球經濟的衰退。人類社會為這一教訓付出的代價太大了。我們不應允許創新能力超出監管部門和銀行業有效管理創新的能力，監管部門還是永遠審慎為好。
Ⅷ 如何加強對衍生金融工具的監管以確保經濟金融的安全穩定
第一，要進一步加強監管的協調。次貸危機充分表明，在金融市場日益全球化、金融創新日益活躍，金融產品日益復雜的今天，傳統金融子市場之間的界限已經淡化，跨市場金融產品日益普遍，跨部門的監管協調和監管合作顯得日趨重要。從國際經驗和國內實踐來看，無論金融監管體制如何變革，中央銀行都因其在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和對整個金融體系的巨大影響力而在金融監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此，進一步推進金融監管體制改革，需要全面考慮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銀行、證券與保險監管之間的關系，在現行分業監管框架下強化中國人民銀行的協調職責和主導作用，理順中國人民銀行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的分工協作關系。
在這方面，我國可以嘗試建立中央銀行、財政部門和金融監管等有關部門之間的金融監管協調機構如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以適應金融業綜合經營發展趨勢的需要：該機構可由國務院牽頭。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等「一行三會」和發改委、財政部等部委參加，促使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從臨時性的安排，轉化為經常化、程序化的有實際決策內容的制度安排。這一機構的定位，可以類似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的關系。金融控股公司在總公司層面是多元化經營，但在子公司層面是分業經營，這樣金融控股公司既能適應混業經營也能適應分業經營。所以，金融監管協調委員會關鍵是要發揮更高層次的整合作用，既要防止監管越位，又要防止監管真空。為此，其職能應該主要是包括對現行金融控股公司集團層面的監管、實業類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交叉性金融業務和創新產品的監管以及一些監管空白領域的監管。
第二，現代金融體系的監管應該更多她強化功能監管和事前監管。次貸危機證明，面對日益繁復的、頻繁的市場創新和日益復雜的創新產品，單純依賴信息披露來保護投資者利益，已經不夠充分。隨著現代金融產品的復雜性加大，投資者越來越難以對其潛在的風險進行識別。因此，監管者僅僅做到確保信息的。真實披露，或完全依靠對透明度的監管，已經不夠。
對此，監管體系有必要從過去強調針對機構進行監管的模式向功能監管模式過渡，即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同類型的業務進行統一監管和統一標準的監管，以減少監管的盲區，提高監管的效率。同時，監管者在事前的監管中。應當對創新產品有更深人的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形成有效的產品風險評估，尤其是對可能引起系統風險性的產品。應當將其相應的監管環節前移，深人分析和評估金融產品可能給監管體系帶來的隱患。
第三，不僅要對中資金融機構的海外投資和資產進行動態監管，以防其海外風險敞口過大，還必須加強對在華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可採取以下措施：首先，適當控制外資金融機構進入速度。目前中國銀行業開放速度較世界很多發達國家還要快。與之相反，中國金融機構在國際金融市場發展、市場准入卻非常緩慢。中國金融監管當局需要考慮國外對中國金融機構的開放程度，對外資金融機構應實行對等開放原則，適當控制外資金融機構的進入速度。
其次，完善對外資金融機構的監管。中國《反壟斷法》已於2008年8月1日起正式實施，要採取各種措施盡力遏制跨國公司的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要依法規范市場秩序，使競爭處於規范化和法制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