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乾隆金融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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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評價古代和現代的典當業

對現代人來說，銀行是極其重要的行業。不用說企業，就是普通人，在生活中也是離不開銀行的。
具有存款、貸款、匯兌、儲蓄及信用中介功能的現代銀行誕生於歐洲，是隨著資本主義一起出現的。銀行拉丁文Banca的原意為長凳，代指早期義大利的貨幣貨幣兌換商。世界上最早的銀行是1580年成立的威尼斯銀行，隨後西歐成為現代銀行的發源地。工業革命之後，銀行隨著歐洲的殖民擴張遍布全世界，成為現代商業文化的典型象徵。

就中國而言，「銀行」在古代是指經營金銀等貴重金屬及其製品的店鋪，有時也叫「金銀行」，屬於「三十六行」之一。比如南宋時期的建康（今南京）城內，不僅有紗市、鹽市、牛馬市，也有花行、雞行和銀行，甚至還出現了「銀行」一條街，類似現在的專業市場。

銀行作為存貸款的商業金融機構，在中國古代一般叫做「票號」或「錢庄」，其服務對象以大客戶和官府為主。對一般普通民眾而言，可提供日常性的存款與貸款服務的銀行其實是典當行。與銀行的歷史相比，典當行的歷史要久遠得多；在中國相當長的時期內，典當行一直扮演著「銀行」的角色，或者可以說，典當行就是中國古人的銀行。

一

典當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行業之一，甚至說，只要有了金錢，典當就出現了。特別是在中國，早在二三千年前，典當就已經存在。典當最早叫做「質」，東漢時代的《說文解字》中，對「質」的解釋是「以物相贅」，對「贅」的解釋是「以物質錢」。秦漢之前，中國以貝為貨幣，僅從字形上，就可見「質」和「贅」都與貨幣相關。

中國雖然有著豐富的歷史傳統，但關於古代平民的生活，特別是日常經濟的記錄卻非常少。對今天的人們來說，要了解古人的生活歷史，只能從一些片言碎語中尋覓推測。西漢劉歆的《西京雜記》中記載：「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飲。」《說文》中解釋，「貰，貸也。」這段「典鷫鸘之裘」的故事已經成為千古佳話，陽昌無疑算是最早的典當業名人了。《後漢書·劉虞傳》記載：「虞所賁賞典當胡夷。」這是「典當」二字最早見於史冊。進入南北朝之後，關於典當業的記載非常詳細和廣泛，以至於有人認為典當由此起源。

有一點可以確定，即使中國很早就已經有了典當業，但到了南北朝時期，這一行業更加發達和繁榮，成為社會經濟的一種主流產業。《南史·甄法崇傳》中記載，甄彬「嘗以一束薴就州長沙寺質錢，後贖薴還，於薴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梁書·庾詵傳》中記載：「鄰人有被誣為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所謂「寺庫」，就是寺院經營的典當行。典當的物品從珍貴的賞賜、書籍，乃至一束麻。

在中國歷史上，南北朝是一個罕見的宗教時代，從遺留至今的敦煌莫高窟、龍門石窟、雲岡石窟等珍貴的佛教造像，可以想像佛教曾經的鼎盛。「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據說僅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佛教寺院500餘所。無論從社會地位還是經濟地位，佛教寺院都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這些寺院除擁有無數田產和大量農奴，再加上皇家的賞賜和社會各界的捐贈，一時之間成為財富最為聚集的地方。所以有「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之說。

寺院本身作為宗教機構，慈善為本，這些財富之所以能聚集，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寺院有扶危救困的責任。寺院設立「質庫」，就是發放貸款，以救濟民眾。事實上，歐洲的典當業也是由教會發起的，如果再向前追溯，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倫寺廟、公元前675年的羅馬埃西利亞寺院、公元前500年的希臘寺廟，也都有經營保管金銀、收付利息、發放貸款的機構。

二

進入盛唐之後，工商業得到長足發展，寺院經營的典當業更加繁榮。《兩唐新紀》記載：「貞觀之後，錢帛金綉，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各僧監藏，供天下伽藍修理。燕、涼、蜀、趙，咸來取給。每日所出，亦不勝數。或有舉便，亦不作文約，但往至期還送而已。」唐中後期的滅佛運動嚴重打擊了寺院經濟，典當行擺脫了寺院的壟斷，逐漸社會化，由此成為中國古代社會最為核心的金融行業。在當時200多個商業行業中，最大的行業就是典當業，甚至連政府也涉足其中，以公款（「官本」）開辦典當行。

唐代的典當也也稱「僦櫃」，《資治通鑒》的解釋是，「民間以物質錢，異時贖出，於母錢外復還子錢。」由於經營典當行的富商不僅資金雄厚，而且擁有可靠的信用，因此除典當業務外，一般還接受存款，貸款，以及儲存保管業務。從服務功能來說，基本與現代銀行類似。現代銀行一般以存貸款為主，而古代典當行則以抵押貸款為主；相對而言，典當行的服務對象更加偏重於普通家庭。用現代話語來說，典當行的主營業務就是小額抵押貸款。一般農民的抵押物以農產品為主，城市居民的抵押物以金銀飾物和衣服等家用品為主。

典當行與銀行的共同之處是都以存貸款利息差來營利。貞觀年間，時任宰相的房玄齡奉命撰寫的《唐律疏義》規定，「凡質舉之例，收予不得逾五分，出息過其倍；若回利充本（復利），官不理。」即規定存款利息為5%，貸款利息為10%，不許利上滾利。開元二十年，唐玄宗下詔：「今後天下放債收息，私人只許四分，官本五分。」

安史之亂後，國庫空虛，政府不得不向民間借貸。「德宗建中三年，又括僦櫃錢」。從唐朝開始，典當業的發展已經介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杜甫寫詩「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白居易寫詩「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典當行里上演著多少人間悲喜劇。

宋朝達到中國古代社會的巔峰狀態，無論是政治、科技還是經濟、文化，都是空前絕後的。作為金融業的最大創新，這一時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時間是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年）。宋代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因此典當行業也比唐代更加興盛，數量更多。在《清明上河圖》中，就畫有一處掛著當鋪招牌的典當行。南宋政府進一步加大對經濟的促進力度，高宗下詔：凡開設典當者得授以朝奉郎官銜，躋身仕版，並免除捐稅徭役。「朝奉」從此便成為人們對典當從業者的尊稱。典當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於連衣服也不同於普通商人。《東京夢華錄》記載：「其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質庫掌事即著皂衫角帶、不頂帽之類。」

三

明清時代，隨著徽商、陝商、晉商等商幫的興起，典當業成為最熱門的行業，遍布通都大邑。特別是徽商和晉商，有「無當不徽」和「無西不成當」之說。《明實錄》記載：「今徽商開當，遍於江北，貲數千金，課無十兩，見在河南省計汪克等二百十三家。」就典當業總體而言，南方以徽商為主，北方以晉商為主。

有清一代，無論是大小城市，還是邊遠鄉鎮，到處都設有當鋪。鹽業和典當業是公認的暴利行業，典當業也成為國家利稅的主要來源之一。清順治九年（1652年），規定典當每戶納稅銀5兩；康熙三年（1664年），典當業全行業年入稅銀達11萬余兩；以此推算，全國典當鋪多達2萬余戶。乾隆年間，典當業發展更加迅猛，北京城內外的大小典當行已經發展到300餘戶。

清政府雖然明令不許官員經商，但實際上，官吏本性無不善於聚斂，這些巨額資金必然要尋找投資渠道，因此怎能放過典當這個搖錢樹。無論是朝中權貴，乃至宮內宦官，自己隱身幕後，找人出面開設當鋪。實際上，皇帝本人也在這么做，內務府就將公帑貸放給典當鋪生利。上行下效，政府許多部門紛紛加入其中，甚至連刑部監獄也不甘落後，典當業淪為官商勾結，以權謀私的重災區。

「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在乾隆時代，身為大學士的和珅富可敵國；乾隆一死，和珅便成為最大的貪官。他被參奏大罪之一就是「通薊地方當鋪、錢鋪資十餘萬，與民爭利」。和珅開辦的典當行總共有75處，資本金高達白銀3000萬兩。

北京作為帝國的政治中心，冠蓋雲集，商旅輻輳，官吏朝覲，再加上科考會試，成為典當業的匯聚之地。在當時情況下，出門在外的人一旦遇到麻煩，盤纏告罄，就立刻陷入困境。無論是寄存還是貸款，都離不開典當行，所以北京的典當業一直保持著繁榮。

「洪楊之亂」後，曾國藩為了恢復戰後經濟，以公款招商開設典當行；章程中規定，存息不得超過一分，當息由二分五厘、二分二厘，逐步減少為二分。湖廣總督張之洞也以低息扶持典當業的恢復，經清政府批准，當息定為二分，這成為後來的普遍標准。事實上，典當行業的一般投資盈利都在三三分之間，並不比其他行業高多少。典當業之所以興盛，或與普遍的貧窮有關，因其做的是窮人的生意，難免落下「剝削」的惡名。

四

就中國歷史而言，在錢庄和銀行未出現前，典當業一直扮演著城鄉平民融通資金的民間准金融機構。從某種意義上，典當行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人的經濟史和生活史。對一個古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維持農業、手工業的再生產和解決生活急需，典當行是以抵押物品形式貸得資金的唯一去處。對貧窮時代的人們來說，典當行的意義遠非今天的銀行可比，因為那時人們的財富基本沒有多少富餘的，身無余錢，家無余糧者，比比皆是。因此典當行有「窮人的後門」這句俗語。這里所說的「窮人」絕不是指現代的相對貧窮，而是指溫飽和基本生存都極其苦難的絕對貧窮。上世紀30年代，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李樹青）曾對典當行的客戶群體進行過一次社會調查，結果顯示貧窮者和赤貧者佔82.8%，當金在1元以下的佔48.5%，以衣服入當的佔56.9%。對這些窮人來說，家徒四壁，身無長物，只能用舊衣服當來救命錢，其實也就勉強維持幾日的生活罷了。

雖然典當行的經營范圍包括接受儲蓄存款和其他財務信託業務，但在工業化時代——或者說豐裕時代——到來之前，這些業務與抵押貸款相比，是難以成為主流的。一個窮人佔多數的社會與一個富人佔多數的社會是完全不一樣的。說白了，中國古老的典當行其實就是窮人的銀行。事實上，對今天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去銀行存款也只是近30年的事情。傳統典當行以富人的大額存款和窮人的小額貸款為主，現代銀行則以窮人的小額存款和富人的大額貸款為主；或者說，前者是把富人的錢借給窮人，後者是把窮人的錢借給富人。。典當業側重救助窮人的生活，銀行業偏重支持工商業發展。說到底，典當業和銀行業是金融業在農業時代和工業時代的兩種不同業態，從本質上完全是同構的。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清廷戶部以典當為厚利行業而收稅反輕，從當年起，每家典當行的年納稅額從5兩增至50兩。這一年，中國通商銀行成立，這是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家現代銀行。在此之前，英國人在上海創辦的匯豐銀行已經走過了30年歷程。在一份1873年4月5日的《倫敦新聞畫報》上，有這樣一篇關於中國典當行的報道：

本報特派畫家從上海警察總監彭富爾德先生處得到了上海當鋪行業的統計數字。在上海英租界里有29家這樣的當鋪，平均每月共付出75000銀元的借款，每月的利息從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九不等，但是大多數當鋪的月息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南京路上的一家當鋪里有6位合夥人，每月平均付出9000銀元的借款，其月息要比百分之二要稍高些。在較為貧窮區域的許多小當鋪還同時做些別的生意。至於這些偷來的財物，倘若值錢的話，一般都在大的當鋪里。中國的當鋪老闆既不能詢問抵押者他們的財物來自何處，也不能問它們屬於誰。假如抵押者不能在六個月或八個月之內（每個當鋪的抵押期限是印在當票上的）贖回抵押物品的話，它們就屬於當鋪老闆了。後者會把那些沒被贖回的物品賣給舊貨店的老闆，當鋪不會自己零售這些物品。出售這些物品的收入全歸當鋪老闆。

中國歷史向來都是宏大敘事的，但在其不經意的細節間，有時仍能看見中國古老的典當業，甚至可以說這些細節曾經改變了歷史。1900年，清兵恩海開槍打死德國公使克林德；事後，恩海拿走克林德的手錶，抵押給當鋪。不久，外國偵探從當鋪找到手錶。「克林德事件」成為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借口。1931年，東北軍捕殺日本間諜大尉中村震太郎後，又把中村的手錶押給當鋪，日本人很快就從當鋪找到手錶。「中村事件」成為「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

3. 關於福州的貨幣歷史...

貨幣的起源

貨幣是商品交換的媒介，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必然產物， 中國貨幣的起源，有據可查的是商湯時期的「銅貝」，而在此之前的夏商，骨貝，石貝，陶貝已經開始流通。貝殼自裝飾品發展為貨幣可以上溯到黃帝時期，中國貨幣從使用貝至今已有四五千年貨幣文明史。
金屬貨幣的起源，應是殷商，中國先民掌握了冶煉金屬技術之後的事，在一些殷商墓葬中曾出土青銅塊，這些也許是最早的金屬貨幣。
早期仿形貨幣是中國經過了長時間的以物易物貿易階段之後產生的。隨著地域經濟的不同，不同的部落使用的早期貨幣都不一樣，現今出土的一些有爭議的青銅器：如斧、馨、魚、網狀器，它們與實用器形似而體積小，有的成小批量出土，且出土墓葬均在秦以前殷商墓葬中出現。因而許多古錢收藏研究者均把這些實物當作早期殷商貨幣。
先秦貨幣

在秦統一中國前的西周、東周時期。由於各部落（國家）生活居住環境不同，其鑄幣在經過一段不定型時期之後開始，並以其主要的生產工具為原型進行鑄幣。據考證，有四個主要的起源：生活在森林區的，以刀斧、戈等削、利器為原型的仿形鑄幣，這些鑄幣根據地域的不同，多少出現了以地名為主的文字或字元號，這種標名鑄地的作法，一直延續到了清朝及民國時期。另外一大類型是生活在農區的鏟、布仿形鑄造逐步成熟的軌跡。生活在湖水面較多區域的部落，以獵捕魚為業，其鑄幣有似圖騰，有似地名，有似計重，不一而足。在一些手工業發達的區域，同時期貨幣，顯示出與其文明程度相適應的方孔圓錢或圓孔圜錢。這種貨幣是仿紡錘，還是仿玉器，至今還是一個難解之謎。但可以肯定，使用圓錢部落比較文明、發達。
秦漢貨幣

在秦統一中國之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中華先祖創鑄了一種外形暗含天圓地方觀的方孔圓形計重錢幣。文字粗朴，書用大篆，輕重大小不一的半兩貨幣，現俗稱先秦半兩或戰國半兩。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統一衡制基礎地以秦衡為基礎，統一秦半兩。但不久，由於暴政與巨額軍費開支，鑄造貨幣不斷地減重、變輕。
漢劉邦起兵之初，為了籌集軍晌便自行鑄錢。錢文襲用秦半兩舊名。但實際重量僅三銖左右。並允民間自行鑄造。因而大部分輕薄小型，文字淺平的小篆體半兩，均為漢半兩。半兩錢由於官民同鑄，異時異地，因而品種繁雜，以致不能搜羅之全。由於半兩錢一再減重，信用降低，漢武帝又窮兵黷武，國用不足，因而發行輕錢來轉嫁經濟危機，首先下令罷半兩錢而鑄三銖，同時對內又發行白鹿皮幣（時值四十萬），對外則發行百金三品，以銀錫鑄造，的龍、馬、龜三種分別值三千、五百、三百，利用不足值貨幣來搜刮民財。漢元狩五年（公元18年），始鑄五銖，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五銖錢歷時近七八百年。是我國鑄期最長的貨幣。留世數量巨大，品類繁雜。
王莽時期的貨幣

王莽自居攝二年（公元七年）開始，先後實行了三次幣制改革，鑄造了舉世瞻目的精美貨幣。王莽第一次改幣，主要鑄造了「大泉五十」及「契刀」、「錯刀」三種高額虛值幣，第二次（公元九年）廢刀錢、禁五銖，行大小泉，「大泉五十」與「小泉直一」，因此，該二種幣，至今流傳甚廣。第三次改革，始於建國二年（公元十年），實行寶貨制。區五物（金、銀、銅、龜、貝），六名（朱貨、貝貨、布貨、龜寶、銀貨、黃金）共二十八品。
雖然錢制混亂，但其鑄錢質量卻是一代鼎盛，因而王莽有第一鑄錢高手之稱。王莽錢書法採用懸錢篆，鑄錢無論圓錢，布幣、刀幣，外廓高挺，因而對文字保護甚佳，使流傳下來的貨幣，人見人愛，不忍釋手。
三國貨幣

魏、蜀、吳史稱三國，此時期幣制復雜，再加上戰火紛飛，史記不詳，如今被斷為三國時期貨幣，其鑄地和鑄時，難以解分。
三國時候，不同地域錢制各有差異；
魏得五銖
蜀鑄五銖外，另有直百五銖.
吳有大泉五百，大泉當千，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
另有太平百錢，及定平一百，亦主尖歸三國時候，太平百錢為益州刺史越廉所鑄,定平一百亦可能為蜀所鑄。
兩晉南北朝貨幣

史書關於西晉鑄錢隻字未提，當時主要行用五銖錢。西晉統一中國時，府庫充實，國力強盛，因此，除了沿用漢代舊錢之外，應有自行鑄錢。時至今日，要辯別魏晉銖已非易事。
西晉末年，八王之亂後，各少數民族各自為政，許多還自行鑄錢。
巴族首領李特，李流等，建漢於四川，鑄「漢興」，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枚以年號命名的貨幣。
石勒取代匈奴隸建立前趙而自立為王，史稱後趙，鑄「豐貨」。
前涼張軌鑄「涼造新泉」。
南朝時期，把漢舊五銖剪成小錢，風行一時，並私鑄成風。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鑄四銖。流傳甚少，後又改鑄孝建四銖，此泉文字纖秀，篆文筆勢飛動，有如翩翩舞袖，甚為美觀。公元465年，又曾鑄永光，數月後改元景和，又鑄景和，二錢存世極罕。
梁武帝期間，主要鑄有輪與無輪二種五銖，其中無輪者稱「女錢」。梁元帝遷都江陵之後，改鑄當十之「二柱五銖」，梁敬帝在太平二年改鑄「四柱五銖，」當二十使用，二者現均稀少。陳文帝在天嘉年間，為抵制小錢鑄大型五銖，以一當十，陳宣帝鑄太和五銖，此泉篆文勻稱瑰麗、製作絕妙，居南朝泉品之冠軍。西魏鑄永安五銖，北周鑄永通萬國，五行大布，布泉，此三泉品，俗稱「北周三品」書法精美，鑄工精良，是繼王莽之後又一鑄錢巔峰。

隋唐貨幣

隋文帝平陳之後，隋五銖為統一法定貨幣，隋五銖之「五」字左多一豎有若「凶」字，小樣者常見。
唐初，仍用隋代舊錢，至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下令廢五銖，鑄開元通寶，自始結束了我國銖兩貨幣的歷史而進入寶文制貨幣。
「開元通寶」四字錢文由書法家歐陽詢制詞並書，文字端莊凝重，展示出大唐一代興盛太平的風范。
「開元通寶」在唐代先後鑄行二百多年，一直比價穩定，變化微小，商民樂用，該錢在清末中仍有使用，亦是錢幣壽星之一，開元錢鑄量巨大，今流傳甚廣，版別眾多。
唐高宗時（乾封元年（公元666年）），由於奢風漸熾，軍費激增，曾改鑄乾封泉寶，以一當十，但遭商民拒絕，一年之後被迫停鑄，因而傳世較少。
安史之亂，史思明據東都鑄順天，得壹大錢，以一當百。俗詞雲「順天易得，得一難求」。
安史之亂後，唐代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為了支付軍費，唐肅宗於乾元元年，新鑄乾元重寶以一當十，後又以一當五，以一當三，最終以一當一，與開元同行。這是錢文中重寶錢的開端。乾元錢鑄造自肅宗始一直鑄至唐末、因而流傳也廣，版式也繁。
唐代宗大歷年間（公元766-779）鑄大歷元寶
唐德宗建中年間（公元780-783）鑄建中通寶
此二泉常出土於新疆地區。
唐武宗會昌五年（公地845年）裁減天下佛寺，收廢寺銅材鑄錢，楊州節度使李紳於新錢後加昌字以紀年號。於是各州鑄爐皆以本州郡名為背文，現有昌、京、洛、益、荊、襄、蘭、越、宣、洪、潭、兗、潤、鄂、平、興、梁、廣、梓、福、桂、丹、永等23種。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桂陽監王彤新鑄「咸通玄寶。」但此泉不久停廢，因而傳世及出土極罕。

五代十國貨幣

公元九零七年朱溫滅唐，建立後梁，開始了我國歷史上紛亂割據的五代十國局面。
朱溫滅唐，改國號為梁、遷都汴京、建元開平。傳世有開平元寶，開平通寶各一枚。
後唐李嗣源，在天成年間（公元926-930）鑄天成元寶，仿模開元，而精美不及。
後晉天福三年（公元938）因通貸不足，財用匱乏，鑄銅錢以天福元寶為文，今凡天福元寶多為私鑄質量很差。
後漢鑄錢以「漢元通寶」改名，形制全仿開元，唯「漢」字不同，因此，實際上是一種改范錢。存世少見。
後周太祖郭威建元廣順（951-953）於柴榮顯德二年（955），廢天下寺院3336所，取銅鑄「周元通寶」。
五代戰亂，各地藩鎮紛紛自立，建號鑄錢，以廣財用，前後鑄永平，通正、天漢、光天、乾德、咸德、廣政、大蜀等，許多僅存孤品。
南唐，徐知浩於公元937年建國大齊，鑄「大齊通寶」，世僅二枚，後改稱「大唐」，鑄保大，永通泉貸，唐國與大唐通寶，存世均不多見。
楚馬殷占據湘楚大地，鑄有天策符寶銅鐵錢，乾封泉寶鉛鐵錢，乾元重寶大鐵錢，小銅錢，開元銅錢等。
南漢曾鑄乾亨重寶鉛、鐵錢及乾亨通寶銅錢，後者極為罕見。
閩王氏政權在此期間鑄開元背「閩」大小鉛錢及永隆通寶鉛鐵錢。天德重寶銅鐵錢也由閩王所鑄。
縱觀五代十國貨幣，以鉛、鐵為主，劣幣較多，精美者少見，反映了當時政局動盪，經濟蕭條，民不聊生的局勢。
兩宋貨幣

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宋朝，自此中國又恢復了基本統一的局面，人民得到休養生息，經濟上明顯得以恢復。
兩宋的幣制，主要為銅錢，但兼以鐵、鉛。白銀及銀幣在支付和購買上較前朝較為重要。紙幣開始正式產生和推行，這是兩宋時期幣制的最大特點。
南北宋銅鐵錢明顯不同，北宋銅錢多而鐵錢少，南宋鐵錢多而銅錢少。北宋銅錢小平錢多而大錢少，南宋銅錢小平少而大錢多，北宋以年號為錢文，而南宋不但以年號為錢文，且有紀年、紀監。另兩宋貨幣較以前最大的區別在於錢文書法，許多為各朝皇帝御書，或書法大家所寫。真行隸篆草俱備。是我國貨幣書法藝術的顛峰。
北宋自宋太祖始，經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微宗、欽宗共九朝，歷時168年，鑄有宋元、太平、淳化、至道、咸平、天聖、明道、景佑、皇宋、康定、慶歷、至和、嘉佑、治平、熙寧、元佑、紹聖、元豐、元符、聖宋、崇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靖康等二十六種貨幣，南宋之初，繼承了北宋遺風，錢文有幾種書體，且成對錢，之後基本上在書體上變化較少，但增加紀年、紀監、且鑄錢質量日益低下，毛砂錢，大錢時有出現。
南宋歷經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度宗等朝，歷時153年，鑄有建炎、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紹熙、慶元、嘉仄、開禧、嘉定、大宋、紹定、端平、嘉熙、淳佑、皇宋、開慶、景定、咸淳十九種年號銅鐵錢。

元代貨幣

蒙古人統治中國時，對中國的幣制，帶來了一種基本的變革，也就是使中國從此採用白錢為價值的尺度。中國的幣制，如果以質地來劃，則唐代是銅錢的分水線，唐以上是銖兩貨幣。蒙古人過去游牧時期主要採用物物交換辦法，採用白錢制主要受鄰近中亞外國民族影響，也是對外貿易的產物。蒙古在建元之前，就曾開始鑄造漢文貨幣，如「大朝通寶」爭、銅幣。在取得對中國統治權後，主要以紙幣為主，但也鑄造了不少銅銀輔幣。至元之後，鑄造了許多漢文、或蒙文或蒙漢文的銅錢。有至元、元貞、大德、至大、皇慶、延佑、至冶、仄定、至順、元統、至正等元寶、通寶銅錢，除了至大、至正、蒙文大元之外，其它數量很少，很難遇見。

明代貨幣

元末群雄並起，各自為政，並自鑄貨幣，儼然一朝之政，但這些政府都是曇花一現，鑄造的貨幣也是顯現一時，後來均臣伏朱氏大明。
元末張士誠據高郵，號大周，自至正十三年改元天佑、毀銅佛鑄天佑通寶。
徐壽輝鑄天啟，天定二錢。
除友諒殺徐壽輝後，改元大義，鑄大義通寶。
朱元璋起兵後，鑄大中通寶。
以上各錢，除大中之外，均極少見。明代幣制以紙幣為主，但也鑄造了不少銅錢，且品類繁雜。朱氏鑄錢，自大中始，開始背文紀地紀值，這是明代銅錢的一個特徵，一直影響到清末鑄錢。且明代錢幣，一反往朝，均為通寶，而無元寶，主要避朱元璋之「元」字諱。
自洪武之後又鑄了永樂、宣德、弘治、嘉靖、隆慶、萬曆、仄昌、天啟、崇禎等貨幣。
到了明朝末期諸候封王，各自為政，割據稱雄，自鑄貨幣展示出一朝暮景。
魯王鑄大明，福王在南京造弘光。唐王據福州鑄隆武，永明王在肇慶改元永曆，鑄永曆通寶。明末，李自成與張獻忠，雄據南北，加速了明的滅亡，李自成在西安稱王時曾鑄永昌通寶，張獻忠在成都即位，改元大順，鑄大順通寶。張獻忠義子孫可望入滇進黔，稱東平王，鑄興通寶。
1674年吳三桂鑄利用通寶，耿精忠在福建鑄裕民通寶；1678年吳三桂昭武通寶；吳世番鑄洪化通寶。

清代貨幣

清朝幣制，大體上是銀錢平行本位；大數用錢，小數用錢，且銀銅之間比價大體維持在一千文一兩上下。
滿人在入關之前，便開始鑄錢，努爾哈赤在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就建國稱帝；年號天命，鑄漢文與滿文天命錢。以後以常名鑄錢，自順治、唐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鑄造了數以億計的制錢。清錢的另一個特徵是，雖然正面錢文一致，但背面以滿文區別各地鑄局。因時，因地、因銅料與技術不一，就產生多寡不一，版別復雜的特點，清錢第三個特點，因時代近，入土較少，大多流傳於世，但歷經幾十年溶銷，收繳、數量日漸少，不象唐宋錢，時有出土，近年來，清錢日受收藏家重視。
清末，由於清庭腐敗，爆發太平天國起義，太平天國義軍所鑄貨幣，至今流傳下來的時可見到，但由於時期不同，鑄地不同，許多珍稀版別，也只能望拓興嘆。太平天國錢幣的顯著特點是（一）錢稱「聖寶」，有別於歷代錢幣。（二）錢幣上無紀地、紀值、紀重標志。（三）錢文分書於正反兩面。

4. 請問在新都國際新城開家酒店發展前景怎麼樣

成都，簡稱蓉，是四川省省會，四川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國務院規劃確定的「西南地區的科技中心、商貿中心、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樞紐」及西南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它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近年發現的金沙遺址，將成都的建城歷史上溯到4000多年以前。 遠在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逐漸從川西北高原沿岷江河谷遷徙到成都平原，他們在這塊肥沃的土地上辛勤墾殖，創造了燦爛的「蜀文化」。距今三四千年前，即相當於夏代紀年的早期階段，在成都平原已形成了高度發達的三星堆文明，它是古蜀文化發展的一個巔峰，也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源頭。西周時期，一些游牧部落開始從成都平原周邊高阜丘陵逐漸向平原水窪地區遷移。周末，蜀王開明九世從郫縣遷徙成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一名即由此而來。成都羊子山土台、十二橋的「干欄」式房屋遺址、商業街船棺遺址和金沙遺址，證明古蜀人活動的中心就在成都。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張儀、司馬錯滅巴蜀，改蜀國為蜀郡，設成都縣（縣治在赤里街），作為蜀郡的治所。公元前311年，秦王接受張儀的建議，命令蜀守張若按咸陽格局興築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市區范圍不大，分為東、西兩部分，東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區域，政治中心；西為少城，縣治，是商業及市民居住區，商業繁盛，是經濟中心所在，故成都又有「少城」之稱。大城和少城共一城墉，古人稱為「層城」或「重城」。這一格局或顯或晦地承續了兩千多年，成為中國古代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種類型。此後兩千多年中，成都的城名從沒變過，城址沒有遷移，這在中國城市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其間「移秦民萬家實之」，傳入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和冶鐵技術，秦孝文王時，李冰為蜀守，修築了都江堰水利工程，《華陽國志》描述說：「灌溉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秦統一六國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成都屬蜀郡，轄十二縣。 漢承秦制，成都仍為蜀郡的治所。漢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時，以巴蜀地區為中心設置了益州，成都成為益州刺史的治所。在以後的兩千多年，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這一地位從未改變過。漢武帝時改築成都城池，在原少城基礎上築南小城，與之相對的蜀王城則稱為北小城，加上錦官城，三城連接成大城，稱為「新城」。西漢時期，成都絲織業盛況空前，設置錦官，其辦公處所日後被稱為錦官城，簡稱錦城，也就是成都得名錦城之始。漢景帝時，蜀郡守文翁在成都石室興學，開我國地方公辦學校之先河。此後出現一批具有全國影響的文學家和學者，司馬相如、揚雄和王褒代表了漢賦的最高成就，嚴遵的《老子指歸》奠定了道教的理論基礎，落下閎天文學成就代表了當時的最高水平。西漢後期，成都人口已增至7.6萬戶，成為僅次於長安的中國第二大城市。 到王莽時，益州改稱庸部，蜀郡改為導江郡。公孫述據蜀稱帝，以成都為國都（公元25-36年），轄十五縣。三國鼎立時，劉備統一巴蜀，建都於成都，劉備即位於武擔山之南。在以今青龍街為中心，穿城九里三的范圍，進行了大規模的城市建設，這個位置輪廓一直延續到解放前。三國時成都為益州郡制，轄七縣。 西晉（公元265——316年）初期，把全國分為十九個州，成都仍屬益州，州治仍在成都。公元304年，入蜀避難的秦、雍流民首領李特在成都建立了「大成」政權，轄六縣。公元347年，東晉大將桓溫消滅「大成」政權，下令拆去成都少城。在公元582——592年間，隋蜀王楊秀沿著舊城，擴大西南面，重築成都城，周圍四十里。這次築城取土中，成摩訶池（今人民南路展覽館一帶。後為五代前後蜀的宮苑）。隋時成都為益州蜀郡治，轄十三縣。 進入唐代（公元618——907年），唐先後置成都為州、郡、府。其間為管理方便，成都人口稠密的東部曾被劃為蜀縣。唐明皇避「安史之亂」來到成都，蜀縣改稱華陽縣，成都也改稱「南京」，成了中原人士的避難所，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繁榮，當時有「揚一益二」之說，即天下城市，揚州第一，成都第二。詩人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中贊嘆：「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綉，秦川能及此間無。」公元879年，唐劍南西川節度使高駢為加強防衛，又築「羅城」。這是成都城第一次改用磚石建造。城內有大街坊一百二十個。 其後，前蜀的王建、王衍父子和後蜀的孟知祥、孟昶父子割據於成都，前後長達六十年之久，後被北宋所滅。其間公元927年，後蜀孟知祥在羅城之外，「發民丁十二萬修成都城」，增築羊馬城，城周達四十二里。其子孟昶命人在城牆上遍種芙蓉樹，一到秋天，四十里花開如錦，絢麗動人，稱之為芙蓉城，即今成都簡稱「蓉城」的來由。 宋代（公元960——1279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四川地區被劃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簡稱川峽四路。益州路治所一直在成都。成都還是叫成都府，管轄成都、華陽兩縣。後李順攻入成都，建立「大蜀」政權。失敗後，成都府被降為益州。 唐宋時期，成都的造紙業、印刷業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北宋富商以紙印的「交子」代替笨重的錢幣，成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商業不斷發展，宋代成都產生了自由的集市。唐宋時期也是成都文學藝術發展的頂峰。李白、杜甫、陸游，以及高適、岑參、白居易、元稹、薛濤、劉禹錫、張籍、杜牧、李商隱、韋庄等人都在成都留下了大量流傳後世的名篇佳作。音樂、歌舞、戲劇、繪畫已非常繁盛，有「蜀戲冠天下」之稱。成都大慈寺的壁畫被稱頌為「天下第一」。 元朝初年，設四川行中書省，簡稱四川省，治所先在重慶，不久移到成都。從此成都一直是四川省的最高軍政長官治所。當時四川共轄九路，成都居路首。忽必烈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又分四川為四道，成都劃為川西道，但成都仍是當時政治文化中心。 明代設四川布政司，下轄八個府，成都是首府，管轄兩州十三縣。明太祖朱元璋封第十一子朱椿為蜀王，王府建在成都。朱元璋曾先後兩次命大將李文忠和藍玉以土築成都城，後來都指揮使趙清用磚石重修成都大部城牆。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張獻忠部隊進入成都，改國號為「大西」，成都也改稱「西京」，蜀王府的宮殿一度成為張獻忠的皇宮。隨後清軍攻入四川，與張獻忠的大西軍在成都激戰。清順治三年（1646年），成都全城焚毀於戰火之中，一座繁華似錦的名都會五六年間竟斷絕人煙，成為麋鹿縱橫、虎豹出沒之地。 從康熙初年起，大量移民進入四川，經濟開始回升，成都也隨之逐漸恢復生氣。經過康熙、乾隆年間的兩次重建和擴建，一座宏偉的成都新城又屹立在兩江環抱的舊城址之上。但是鴉片戰爭以後，隨著重慶的門戶開放和川江航運的開辟，成都在四川和西南的地位逐漸被重慶所取代而漸趨衰落。 1911年源起成都的四川保路運動和武裝起義是辛亥革命的先導，為武昌起義的成功立下大功。民國初年，裁廢道制，後廢府，成都仍為四川省治所在地。成都市的正式建置是在1928年。當時建立成都市政府，把成都、華陽兩縣的城區部分合並為成都市，成、華兩縣只轄鄉區。這一大變革，改變了1000多年來兩縣分治一城的格局，是成都城向近代化邁進的開始。 抗戰爆發後，四川成為抗日的大後方，成都人民為這場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整個戰爭期間，全川出征和補充兵員總數達三百四十萬人，陣亡、負傷、失蹤者達六十四萬餘人，約佔全國總傷亡官兵數的20%，這些為國捐軀的烈士，許多都是成都人民的子弟。解放戰爭中，成都人民一方面掀起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民主運動，一方面開展農村武裝斗爭，有力地配合了人民革命戰爭。 建國後，1950年成都為川西行署駐地，1952年起成為四川省省會，並列為中國重點建設城市之一。1983年5月，國務院決定，溫江地區（除廣漢、什邡兩縣外）並入成都市，實行市轄縣的體制。1990年以後先後實行了區劃調整和撤縣建市、建區。成都市現面積12390.6平方公里，2003年末全市戶籍人口1044.3萬人。現轄9區（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華、龍泉驛、青白江、新都、溫江）、4市（都江堰、彭州、邛崍、崇州）、6縣（金堂、雙流、郫縣、大邑、蒲江、新津）。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大西南科技、商貿、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樞紐的成都，歷經20餘年的改革發展歷程，在基礎設施、產業結構、市場化進程及生態環境等各大領域成就卓著：府南河的改造，五路一橋的建設，西部物流中心的規劃，城市商圈的衍變擴張，城鄉環境的綜合整治，三環路的建成通車，使成都日新月異，漸呈西部現代大都市風貌。西部大開發，又給成都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追趕型、跨越式發展，使成都的現代化建設事業上了一個新台階。在聯合國公布的當今世界各國城市發展指標及發展前景統計報告中，成都位居中國最具發展前途25個城市的第12位。成都的投資硬環境為全國城市40優之一。成都已發展成為一座綜合性、多功能的特大型開放城市。2003年全年全市（GDP）生產總值1870.8億元，比上年增長13.0％。全年實現進出口總額25.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1.2％。 成都這座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有機結合的城市，悠久的歷史文化加上優越的自然條件、廣闊的市場、較強的工業基礎和科技實力、豐富的旅遊資源以及日趨完善的投資環境和人居環境，更使今天的成都活力澎湃。我們有理由相信，成都必將越來越美好，成都的明天必將更加輝煌。

5. 金編鍾的金編鍾的風雨歷程

公元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經過康熙、雍正兩位皇帝的勵精圖治，到了乾隆王朝，正是史稱「康乾盛世」的頂峰。乾隆皇帝統治下的大清帝國國富兵強，它擁有東起庫頁島、西至蔥嶺的遼闊版圖。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世界上最多的人口。這個龐大的帝國還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財富。歷時130年的「康乾盛世」成為輝映中國兩千年封建歷史的最後一抹殘陽。
那時的乾隆皇帝風光無限，號稱「古稀天子」、「十全老人」。這一年，乾隆八十大壽來臨，他要大辦萬壽慶典，世界各國使節紛紛來到京城納禮朝賀。為了顯示皇朝的尊貴與富足，為了表示他對爺爺康熙的尊重，乾隆效仿康熙帝在六十歲生日時鑄造金編鍾，下令再打造一套更大的金編鍾作為祝壽之禮。
北京故宮博物院官廷史專家徐啟憲對清宮歷史和宮廷器物有著深入的研究。他曾撰寫過金編鍾的條目說明。據他介紹，這套乾隆時期的金編鍾鑄造過程極為復雜。它是由清宮的工部、戶部和內務部造辦處共同鑄造的。首先由畫工畫出編鍾的圖樣，呈現給乾隆皇帝審閱；審閱以後再制模，模子做好以後再呈皇帝審閱；皇帝審閱以後再鑄造成樣子，鑄造成樣子以後再呈皇帝審閱；再開爐鑄造；鑄造好以後再經過高超的工匠的銼磨雕刻，直到皇帝滿意為止。
在乾隆皇帝的萬壽大典中，這套金編鍾被放置在太和殿上。
它由一萬多兩黃金鑄造而成，每一件編鍾的背後有「乾隆五十五年造」的款式。編鍾上瑞獸復為鈕，兩條蟠龍躍然其間，波濤雲海環繞金鍾，彰顯著帝王尊貴之象。更令人稱奇的是，與銅編鍾以大小不一來定音不同，這16隻黃金編鍾外表大小一致，是靠其厚薄不同來定音的，實屬稀世之寶。
金編鍾的製造工藝讓人嘖嘖稱贊；它發出的和諧清脆音調，讓人嘆為觀止。這小小編鍾不僅是歷史文物，也是藝術珍品，折射出康乾時期盛世國力的強盛。 乾隆王朝六十年，雖然表面上富足昌盛，但暗中卻早已危機四伏。鼎盛過後，大清王朝開始走上下坡路。乾隆駕崩後，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光緒等幾朝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腐朽的王朝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08年12月24日，不到三歲的溥儀登基，當上了宣統皇帝。1912年溥儀六歲時發布詔書宣布退位，大清封建王朝被推翻。但根據民國政府制定的《清室優待條例》，這位遜位皇帝仍可住在故宮。皇帝的排場不減，正如徐啟憲所言：「他宮內的太監宮女還是有一大批，再加上親屬官員，有一千多人。
1922年，16歲的溥儀到了成婚的年紀。雖說是遜帝，風光不再，但宮中上下依然照舊例，開始為他操辦大婚典禮。
當年光緒皇帝結婚時，曾命人繪制了一幅記錄婚禮場面的《大婚圖》，遜帝溥儀的婚禮仍要照此辦理。從納彩禮到大征、冊立，婚慶大典足足折騰了40天。大婚典禮花費銀圓數十萬兩，排場一應俱全，不減當年。這既是清室強弩之末的垂死掙扎，也是遺老遺少最後懷抱的復辟殘夢。
溥儀大婚之日，便是金編鍾最後一次在宮中盛典上敲響之時。
如此巨額的花費從何而出？遜清皇室早已坐吃山空，入不敷出，雖然宣統皇帝退位以後，根據《清室優待條例》第二條的規定：中華民國每年撥給遜清皇室四百萬元新幣，作為遜清皇室的經費開支。但是民國政府每年不能如數發給遜清皇室經費，遜清皇室只能每年大量拍賣宮中的金銀財寶。
這次大婚也不例外，遜清皇室就地取財。故宮院刊曾登載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員葉秀雲的文章，詳細記述了這次珍寶被典賣的經過：「民國十三年四月，溥儀的岳父與北京的鹽業銀行簽了一份抵押合同。有金編鍾、金冊等件。其中金編鍾抵押四十萬元，金冊等抵押四十萬元。期限一年，月息一分。」
乾隆時期的金編鍾就這樣被典賣出了故宮的高牆。
北京前門不遠的地方有一條叫西河沿的小街巷，離街口不遠的洋樓就是當年的鹽業銀行。
鹽業銀行創辦於1915年，創辦人張鎮芳是清朝的進士，曾做過江西督軍、長蘆鹽運使。他與袁世凱是親戚，在創辦鹽業銀行時，爭取到袁世凱的支持。鹽業銀行官商合辦，資金雄厚。據原天津史志辦主任郭鳳歧介紹，上個世紀20年代，溥儀把宮中的金銀財寶典給鹽業銀行時，「鹽業銀行當時的總經理是吳鼎昌，副總經理是朱虞生和陳亦侯，陳亦侯同時又是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的總經理。」
溥儀典當金編鍾等財寶後，鹽業銀行立刻做賬，將這筆賬目勾銷。金編鍾搖身一變成了銀行的賬外資產。為了安全起見，鹽業銀行將金編鍾轉移到北京東交民巷一處不為人知的外商銀行倉庫密藏起來。
1924年5月，《京報》首次披露了金編鍾出宮的消息。遜清皇室的內務府特地登報辟謠，鹽業銀行也聲明否認。但此事仍然像一陣風吹遍了京城的大街小巷，並引起了各方面的關注。
當時占據北京的軍閥張作霖四處打探金編鍾的下落；後來閻錫山率晉綏軍佔領北京，也派人查找金編鍾；各路軍閥政客對國寶金編鍾無不垂涎三尺，京城已不再是安全之地。
此時，典賣國寶的溥儀已經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了故宮，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館的幫助下去了天津，後來又在日本人的安排下在東北建立了偽滿洲國，做了偽滿洲國的皇帝。溥儀回來贖金編鍾的可能性近乎為零。
1931年「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被日本人佔領，時局動盪，華北危機。鹽業銀行的高層開始為這批財寶擔憂，他們秘密開會，決定將金編鍾和一批故宮珍寶，轉移到位於天津法國租界內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此次轉移工作由時任鹽業銀行副總經理兼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負責。
身為鹽業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的陳亦侯，辦事膽大心細，在兒子陳驤龍心目中，是個原則性強，做事認真嚴謹，又不乏冒險精神的人，「他是溫州人，總喜歡有點冒險的精神，而且有一些做生意的頭腦。」
陳亦侯接受任務時，不曾想到轉移金編鍾這件事會幾度讓他險招殺身之禍。
陳驤龍說：「這種轉移是很嚴密的，不能讓外人知道一點消息。我父親當時就用他自己的一個黑別克汽車，天津、北京來回跑，把這東西（金編鍾）從北京運出來。在從北京運出來的時候大半還是晚上，而且有一次晚上，車還碰上了一個喝醉酒的日本人，碰得生死不知，但那時可不能停車。看來當時運這些東西也是很驚險的。」
金編鍾的藏身之地究竟在哪呢？
原來，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由於對外開埠較早，天津的繁華程度甚至超過了當時的北京和香港，是北方的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許多中資、外資銀行、洋行在天津的租界里蓋起了眾多的洋樓，這些銀行、洋行大多集中在中街的兩側，形成了著名的金融一條街。在當時的天津金融界號稱「北四行」的大陸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和鹽業銀行均地處外國租界內，正如郭鳳歧所說：「中國的軍隊管不著它，所以它比較起來相對安全。」
而今坐落在天津赤峰道12號的大樓，就是當年位於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天津分行。這座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洋樓，高大氣派，營業大廳用大理石鋪面，顯得富麗堂皇，樓梯間的玻璃彩窗上描繪著長蘆鹽場興旺的景象。重要的是在這座高大堅固的建築物的地下，有著迷宮般的地下庫房。為了保險，地下庫房還建有帶夾層的暗室。這成了金編鍾的藏身之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7月30日，日本軍隊佔領了除英、法、意三國租界外的天津市區。作為情報機關的日本領事館不知從哪裡嗅到了金編鍾的氣息，很快就找上門來。
日本人首先打出的是友情牌。
陳驤龍回憶，當時日本在天津的一個副領事，帶著女兒來拜訪父親陳亦侯，主動跟他交朋友，甚至還讓自己的女兒拜他做乾爹。「日本副領事送來的東西主要是日本的漆寶燒那種瓶子，還有一些盆景。我父親跟他說：你要跟我做生意你就把這些東西送到銀行去，我家是不收禮物的。不能不應酬日本人，可我父親認為凡是跟外國人打交道都要十二分的警惕，所以一丁兒點這方面的信息他是不會去露的。」
友情牌失算，心懷叵測的日本副領事帶著他的禮物無功而返了。
為了得到金編鍾，日本領事又使出一招美人計。
一日，陳亦侯被邀與日本領事共餐，席間日本女人圍坐。「問那個金鍾的事，他不說，就跟日本人說別的」，日本領事托詞先走，留下陳亦侯和一眾日本女人，「他拿著帽子就走了。」陳亦侯的妻子楊夢鶯回憶道。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已經探到了金編鍾的去向，情況十分危險。
事情變得緊急，金編鍾是留還是轉移？陳亦侯左思右想，最後決定派一個銀行職員去西安，從西安給身在重慶總行的總經理吳鼎昌拍電報，請示金編鍾等物如何處理。
那時，吳鼎昌是貴州省主席，又是蔣介石的文官長，陳亦侯認為理應由吳鼎昌拿主意。然而，「電報從西安用銀行密碼發往上海，再由上海經由香港發往重慶，找到在重慶的總經理吳鼎昌。一個月後，一封回電循著原路輾轉回到天津鹽業銀行。這封歷時一個月的回電上只有一個字：『毀』。」
「這意味著把金編鍾重新回爐融化成金條，稀世國寶將毀於一旦，不復存在。」陳驤龍不禁後怕。
金編鍾面臨被外國列強掠奪的危險，而上司的回電只有一個字：「毀」。按照這一字之令，就要把金編鍾回爐融化成金條，國寶將不復存在。陳亦侯會執行嗎？
陳亦侯接到電報時，從震驚到破口大罵。他說：「世界上的銅還不是每一塊都敲得響的，何況金子！拿純金做成的金編鍾是樂器啊！這個金子是敲得響的能敲出樂曲來的。」他拿定主意，金編鍾絕對不能毀。他決定繼續保護金編鍾，哪怕承擔危險，承擔責任。「這張電報，他一直保存著，他說這是世界上最混帳的一個電報。」陳驤龍說。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人已經探到了風聲，金編鍾在鹽業銀行看來是藏不住了，必須轉移。此時陳亦侯想到了一個人——四行儲蓄會的經理胡仲文。
胡仲文出生在江蘇淮安，四歲時跟父親來到天津，是南開大學招收的第一屆學生，與周恩來同鄉同學。周恩來的進步思想和南開校長張伯苓的愛國主義教育影響了他一生。胡仲文之子胡宗淵這樣講述他的一生：「南開大學商科畢業以後，我父親就經過我的外祖父朱虞生介紹到上海四行儲蓄會做會計員。我的外祖父當時是北京鹽業銀行的副經理。我父親在上海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回到北京來結婚。1940年春天，他由上海調到天津，任天津四行儲蓄會的經理。」
那時，在天津成都道上有一片老房子組成的小區，名叫永定里，是高級住宅小區，很多名人在這兒居住過。如外交部副部長周南、著名醫生朱憲彝等。永定里15號就是四行儲蓄會的經理胡仲文的住宅。
胡仲文家與陳亦侯家前後院，陳驤龍回憶胡仲文與父親陳亦侯：「他們關系很好。而且胡仲文這個人非常靠得住，他非常仔細非常認真。所以我父親也非常看重他。」
陳亦侯信任胡仲文的為人，心中也已盤算好金編鍾的藏身之地，那就是四行儲蓄會地下的密室。在這座樓上的經理室中有一個旁門，裡面通著的是一間小休息室。休息室還有一扇小門，打開後是一處封閉的轉樓梯，樓梯直通地下一處暗室。這里無疑正是密藏金編鍾最理想的地方。他「事先心裡已經想好的，所以就找了胡仲文」。陳驤龍解釋。
多年後，胡仲文之子胡宗淵回憶起那個不平常的夜晚：「天津鹽業銀行經理陳亦侯老先生跟我父親是老朋友，他們過從很密。當我父親1940年從上海調回來以後，在4月，有一天晚上，陳亦侯先生找到我父親商量一件密事。」
夜幕下，陳亦侯來到永定里胡仲文的家裡，兩位老友促膝而談。陳亦侯把金編鍾一事如實相告，並把轉移金編鍾到四行儲蓄會的想法和盤托出。深明大義的胡仲文不負重託，欣然允命。兩位老友都知道，這一來，他們是把彼此的身家性命，都交託到了對方的手上。
在那個萬籟俱靜的晚上，陳亦侯和自己貼身的司機一起，把裝有金編鍾的木箱裝到自己的車上，然後親自押車駛進夜幕中。
「那天晚上12點以後，他們等到銀行人員都下班了。陳亦侯先生就跟他的司機楊蘭波，我父親就跟他經理室的工友徐祥四個人商量轉移了。」胡宗淵說。
那是一輛很大的車，陳驤龍回憶：「父親用自己坐的汽車把金編鍾從鹽業銀行運到四行儲蓄會。那個時候也就算是挺大、挺講究的車吧，就把這東西（金編鍾）裝在我父親的車上。」
在70年前的天津地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從法租界的鹽業銀行，到相鄰的英租界的四行儲蓄會，大約只有三百米的距離。但一貫辦事謹慎的陳亦侯為了掩人耳目，讓司機沿著法租界的邊緣，繞了一個大圈子，一直開到當時電網外的佟樓，在佟樓那裡掉頭，再沿馬場道回到英租界，這樣三百米的距離，就整整繞行了二十多公里，才敢真正開回四行儲蓄會。而在四行儲蓄會樓前，早已等候在那裡的胡仲文帶著一個親信工友默默地迎接了他們。
接著，陳亦侯的司機幫忙，一行四人將金編鍾放在四行儲蓄會後面轉樓梯下面的一個小庫房裡。「放進去這個小庫房之後，借口時局不好要儲存一些煤。我父親又是開灤礦務局的董事，所以就跟開灤礦務局要了一批煤。整個把這個庫房裝進煤去。」陳驤龍認為父親當時的做法萬無一失。「這個事兒辦完之後，據我父親跟我講，那天晚上就在四行儲蓄會，這個事兒做完以後，兩個人拉著手，他跟胡仲文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1941年底，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與英、美成為交戰國，駐天津日軍先後佔領了英、法、意租界。陳亦侯預感的危險變為現實。
日本人邀請他去憲兵隊參觀，人們傳聞：「陳五爺被日本憲兵給抓走啦！」與此同時，日軍派出大批軍警直撲鹽業銀行，以尋找適合防空的地下室為名，徑直來到鹽業銀行的地下庫房。不僅對庫房內的物品進行了搜查，還對地下庫房的房間牆壁，進行了仔細地丈量，最終發現了庫房裡的夾牆暗室。幸好金編鍾早已轉移，日本人一無所獲。
陳驤龍說：「查了一溜兒夠什麼也沒發現，日本鬼子無功而返。這樣也就沒有任何借口，就把我父親也就放回來了。」家裡人鬆了口氣。
1945年8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發起總攻。日本帝國遭到滅頂之災。8月15日，日本天皇發布詔書，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 此時以抗日功臣自居的國民黨政府馬上向全國各大城市派出軍隊，同時也派出各路接收大員，到佔領區劫收錢財。
孔祥熙，這位晉商出身的國民黨財政總長，對金錢有著特殊的興趣，他也盯上了金編鍾。孔祥熙就任財政總長，來到天津，讓隨行的秘書去拜訪陳亦侯。
據陳驤龍回憶，這個秘書，是陳亦侯當初在譯學館的一個同學。「他來看我父親呢，一個是事先打個招呼，再有一個也就是說也要探聽一下金編鍾的下落。而且直截了當地就提到這件事。於是我父親待他就不客氣了。我父親大怒，拍桌子說：『你們倒都跑了，你們跑的時候把這些要殺頭的東西，都留到這兒。等我要問你們怎麼辦的時候，吳鼎昌告訴我叫我毀，你們這兒又來問我。』我父親破口大罵。於是他（孔祥熙秘書）說：『你怎麼還是當初那個老脾氣，隨便的一句話，隨便的一句話。』然後我父親說，這件事你去問吳鼎昌，因為當時吳鼎昌是蔣介石的紅人，是蔣介石的文官長啊。估計他也不會，他也不敢去問，這件事不了了之了。」
1945年底，軍統局長戴笠來到天津，在睦南道的一棟小樓里策劃恢復、重建天津的特務組織。一向嗅覺靈敏的他，也嗅到了金編鍾的氣息，聞風找到了陳亦侯。
陳亦侯之妻回憶，當時戴笠找到陳亦侯，問他金編鍾的下落。陳亦侯說，我沒有。戴笠問，你擱在哪兒了？陳亦侯說，你去找去吧，我擱在哪兒。大家都知道陳亦侯把金編鍾擱在地窖里。於是戴笠去搜，地窖里並沒有搜到。
1946年，戴笠又一次來到天津，此時有人遞上一封誣告信，稱陳亦侯是漢奸，家中藏有金編鍾是敵產。這一次戴笠將此信交給了天津警察局長李漢元，讓他去抓陳亦侯。
李漢元拿了這封信就來找陳亦侯，他說：「陳五爺你看這封信值多少錢？」陳驤龍描述當時的情景：「我父親拿了這封信一看說，你是知道情況的啦，你說怎麼辦？李漢元說，我看這東西就值一根兒洋火兒。他就劃根兒火柴把它燒了。他說，戴笠那兒我交賬。」
為什麼陳亦侯不把金編鍾交給國民政府，而李漢元又肯承擔這樣的責任呢？
原來，在抵押給鹽業銀行的這批東西里頭，有冊封皇後用的純金金冊。可這些金冊在流轉的過程當中，被當時的一些人化成金條了。所以金編鍾交出去會不會也難逃化成金條的命運，陳亦侯心裡沒底。而李漢元，「當初是死抗日的，日本人到處通緝他，他就躲到我們家。我父親就說，你的目標太大，你在這兒躲，總也是躲不過去的。那怎麼辦呢？我想辦法把你送走。這樣就用銀行職員的名義，把李漢元從天津的張貴庄飛機場，買了飛機票，經上海去香港，把他給送走了。送走的時候還用面口袋兒，裝了二百塊現大洋扔到飛機上。這樣他就平安地離開了天津。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就成了天津警察局的局長，而且他在軍統里身份也很高。所以就因為這樣的關系，所以說他跟我父親可以說是非常莫逆的。」陳驤龍解釋。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坐的飛機撞山失事，葬身火海，此事也就再無人過問，不了了之。
金編鍾又逃過一劫。
光復後的國民黨政府一邊繼續忙於內戰，一邊近乎瘋狂地搜刮民脂民膏，造成市面物價飛漲，民不聊生。
胡宗淵回憶，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國民黨的「劫收大員」到了天津，曾經宣布凡是舉報隱藏金銀財寶的可以提取70%的獎金，「我父親和我們說，如果當時和他一起密藏金編鍾的楊蘭波司機和徐祥工友舉報的話，他們一夜之間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我父親說，真正值得欽佩和稱贊的，是他們二位，那才是真正的好漢。」
陳驤龍也感慨地說：「他們熟視無睹，對榮華富貴從不動心，我覺得這些人都是英雄。」 1949年1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29個小時的戰斗，全殲守敵，解放了天津城。解放後，天津成立了市人民政府，同時成立了軍管會。當時天津的治安狀況比較混亂，金融秩序也比較混亂，軍管會發布告示：私營企業要歇業三天。開業的第一天，1月18日，胡仲文就把金編鍾和故宮珍寶的清單，交到了軍管會的金融管理處。
在胡仲文上交給軍管會金融管理處的這份故宮珍寶的清單上，16隻金編鍾列在首頁，上面詳細記載著每隻金編鍾的含金重量和名稱。當年典賣出宮的珍寶共四千多件，其中有兩千餘件在流離失所中遺失或被經手人拐賣出國，唯有經陳亦侯和胡仲文保護下來的金編鍾等珍寶重新回到了故宮的懷抱。1954年，金編鍾在故宮博物院珍寶館向公眾展出。
當年把生命託付給對方，全心衛護國寶的兩個人此時心事已了。
「胡仲文見到我父親，跟我父親就講起，這金編鍾已經移交給軍管會，而且送回故宮。那時候還沒有成立故宮博物院，就是送回到故宮。我父親跟他說，你替我了了一段心事，你做了一件好事。」陳驤龍說。
胡仲文剛過完八十大壽就編了二十四句話的詩，在這首朴實無華的二十四句詩中，表達了他自己一生所堅守的無欲無求、貧而樂的人生信條。
上個世紀50年代，胡仲文調到北京工作，任人民銀行參事。
陳亦侯解放後因年事已高，在天津退休。
他們都沒有對家人提起當年護衛國寶的事跡，但金編鍾卻成為他們一生的牽掛。
胡仲文的孫子胡光增提起：「1974年我和我愛人熱戀的時候，來北京看望爺爺奶奶，他囑咐我們要到故宮去看看金編鍾，這時候他就強調，這套金編鍾不一般。我當時問他為什麼不一般，他沒有回答我，只是說金編鍾經歷過風雨，金編鍾是國家的寶貝。」
而陳亦侯的兒子陳驤龍也有類似的經歷：「保護金編鍾這個事情啊，從來家裡人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以後，中央有一個文史資料，文中講了這個金編鍾的事。有一句是『幸虧有陳亦侯保存』什麼的。我父親說我這一輩子，非常滿意的一個評價，就在這『幸虧』二字。」
在天津政協委員會存放的文史資料中，有一篇胡仲文撰寫的四行儲蓄會經營始末的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首次披露了密藏、保護金編鍾一事，這是關於金編鍾傳奇經歷第一次完整的記載。
歲月如流，人海茫茫，雖幾經努力，我們未能找到司機楊蘭波和工友徐祥的後代親人，他們一樣是值得後人尊敬和紀念的英雄好漢。
胡仲文老人在辭世前曾叮囑兒孫，要常去故宮看看金編鍾……

6. 請哪位給我講講明末清初時的故事

康熙和赫舍里皇後的故事
一、 相 見 歡
大清康熙三年，朝中出了一件大事。
一向被先皇帝順治尊為帝師的欽天監監正湯若望，被指妖言惑眾、意圖不軌，投入大獄候審。消息傳來，朝野震驚。人們紛紛猜測，四輔臣的這一舉動，是否意味著順治年間的一系列政策都要跟著變。一時間，人心惶惶，人們密切的關注著事態的發展。
事情的起因是一個叫楊光先的人，他是明朝的前任欽天監監正，一向與湯若望不和。清朝入關後，一直未受到重用。此次，他帶著湯若望的十大罪狀，一狀告到了輔臣鰲拜那裡，歷數湯若望、南懷仁等西洋傳教士 不軌危害國家、詭立邪教煽惑愚民的罪行，並指出西洋歷法的種種謬誤，希望朝廷承認他的大統歷才是正宗歷法。鰲拜等人早就對湯若望和朝中漢官過從甚密心懷不滿，因此便借機派人拘捕了湯若望等人犯。同時上奏朝廷，公開審理湯若望等人的謀逆大罪。
當時，康熙尚未親政，朝政都由四大輔臣掌控。即使是這么重要的事，他們也只是依照慣例，簡單的向孝庄太皇太後稟告。太皇太後表面上照準了他們審判湯若望的請求，心裡卻著實惱怒這些人無事生非。要知道，湯若望不僅是先皇的師友，更是太皇太後的救命恩人。四大輔臣如此不留情面，分明是借機試探太皇太後的態度。一旦這次讓他們得逞，日後他們更要把持朝綱，目中無人。然而，皇帝尚在沖齡，朝中也確實需要人來理政。太皇太後一時別無他法，又不便正面干涉輔臣的舉動，只好先任由他們審判湯若望，背地裡再想其他辦法。
慈寧宮暖閣，太皇太後正對著輔臣的奏摺凝眸思索對策，十一歲的小皇帝康熙下課回來，向她請安。一見到孫子，太皇太後暫時忘卻了煩惱，忙叫人端上來各式點心和奶茶，並吩咐蘇嬤嬤替他洗臉更衣。「皇上，今天熊師傅教了什麼功課呀？」太皇太後的義女和碩公主孔四貞打外間進來，和藹的問。康熙眨眨眼，有些得意的說道：「孔姑姑，師傅教我念《資治通鑒》和《左傳》了！」孔四貞點點頭，道：「好樣的！待會兒念給我聽聽。」太皇太後在一旁笑道：「只是這毛病始終改不過來，一說話總是我啊我的，你要自稱朕知道嗎？說了多少遍了。」年幼的康熙偏著小腦袋，道：「在臣子奴才面前自稱朕是天子威嚴，以示至尊；在自家長輩面前，玄燁是晚輩，不敢以皇威自居。」孔四貞笑了，向太皇太後道：「皇額娘，這孩子這張嘴真是越來越會說話了。咱們都說不過他！長大後必定能言善辯。」太皇太後也笑，慈愛的看著孫子，道：「玄燁啊，你要是真的長大了該多好！皇祖母也就不用這么操心了。」
康熙笑笑，拿起一大塊鵝油松瓤酥餃就往嘴裡塞。太皇太後笑著搖搖頭，道：「慢點！小祖宗，又沒人跟你搶。說是長大了，一看這吃相，還是個小孩子呀！」康熙這才不好意思的溜下炕，慢慢的把點心咽下去，接著又吃了一碗酥酪，喝了一大碗奶茶。他拿手絹兒擦擦嘴，道：「皇祖母，下午讓我出去玩會兒好不好？索額圖說帶我和曹寅、福全哥哥去郊外放紙鳶。」他熱切的望著祖母。太皇太後道：「去吧去吧，叫你舅舅佟國綱也跟著去護駕！不讓你去回頭又不安心讀書。把惠珠也帶著一起去吧！」康熙興高采烈的找他的堂妹惠珠格格去了。惠珠格格是簡親王濟度之女，早先由先皇端敬皇後收為養女，端敬皇後去世後便回到自家。不久，其父簡親王病逝，太皇太後就把她接到慈寧宮認做孫女。
康熙等人在索額圖、佟國綱和一隊大內侍衛的陪同下，來到了空曠的南苑獵場。索額圖是御前一等侍衛，是四輔臣之首的索尼次子，精明能幹，頗受小皇帝器重。這次隨聖駕出宮，他應康熙要求，把自己的女兒桓若和侄女兒婉筠也帶上了。婉筠也是當年端敬皇後的養女，比康熙略長半歲，和康熙等人都很熟悉。平時他們一年也難得見幾次面，這次在宮外見到，特別的親熱。
http://post..com/f?kz=163091999&bl=jrzt_p09

7. 成都乾隆天下在哪裡

錢隆天下

地址：成華區雙林路228號

8. 祖國風光

[編輯本段]平遙古城-簡介
●中文名稱：平遙古城
●英文名稱：The Ancient City of Ping Yao
●批准時間：1997年12月（山西平遙古城1997年12月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遺產種類：文化遺產
●遺產遴選標准：平遙古城根據文化遺產遴選標准C(II)(III)(IV) 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
平遙古城是中國境內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古代縣城，是中國漢民族城市在明清時期的傑出範例，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中，為人們展示了一幅非同尋常的文化、社會、經濟及宗教發展的完整畫卷。

古城簡介

古城夜景平遙舊稱「古陶」，明朝初年，為防禦外族南擾，始建城牆，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零年）在舊牆垣基礎上重築擴修，並全麵包磚。以後景德、正德、嘉靖、隆慶和萬曆各代進行過十次在的補修和修葺，更新城樓，增設敵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一七零三年）因皇帝西巡路經平遙，而築了四面大城樓，使城池更加壯觀。平遙城牆總周長6163米，牆高約12米，把面積約2.25平方公里的平遙縣城一隔為兩個風格迥異的世界。城牆以內街道、鋪面、市樓保留明清形制；城牆以外稱新城。這是一座古代與現代建築各成一體、交相輝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

古城歷史

平遙古城位於中國北部山西省的中部，始建於西周宣王時期（公元前827年～公元前782年），明代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擴建，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歷史。迄今為止，它還較為完好地保留著明、清（公元1368～1911年）時期縣城的基本風貌，堪稱中國漢民族地區現存最為完整的古城。
平遙地處汾河東岸、太原盆地的西南端，與另一座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祁縣相毗鄰。同蒲鐵路、大運高速公路縱貫縣境。經濟以農業為主，主產糧食、棉花，特產牛肉、推光漆器等。其中牛肉名聲頗大，有「平遙牛肉太谷餅」的民歌歌詞。
平遙曾是清代晚期中國的金融中心，並有中國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縣城格局。
美麗平遙春秋時屬晉國，戰國屬趙國。秦置平陶縣，漢置中都縣，為宗親代王的都城。北魏改名為平遙縣。清代晚期，總部設在平遙的票號就有二十多家，佔全國的一半以上，更被稱「古代中國華爾街」。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創建於清道光年間、以「匯通天下」而聞名於世的中國第一座票號「日升昌」。
平遙目前基本保存了明清時期的縣城原型，有「龜」城之稱。街道格局為「土」字形，建築布局則遵從八卦的方位，體現了明清時的城市規劃理念和形制分布。城內外有各類遺址、古建築300多處，有保存完整的明清民宅近4000座，街道商鋪都體現歷史原貌，被稱作研究中國古代城市的活樣本。
平遙城牆建於明洪武三年，現存有6座城門瓮城、4座角樓和72座敵樓。其中南門城牆段於2004年倒塌，除此以外的其餘大部分都至今安好，是中國現存規模較大、歷史較早、保存較完整的古城牆之一，亦是世界遺產平遙古城的核心組成部分。此外，還有鎮國寺、雙林寺和平遙文廟等也都被納入世界遺產的保護范圍。
「晉商」的發源地之一 清代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的雛形「日升昌」票號在平遙誕生。三年之後，「日升昌」在中國很多省份先後設立分支機構。19世紀40年代，它的業務更進一步擴展到日本、新加坡、俄羅斯等國家。當時，在「日升昌」票號的帶動下，平遙的票號業發展迅猛，鼎盛時期這里的票號竟多達22家，一度成為中國金融業的中心。
明清時期古代縣城的原型 1997年12月3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召開的世界遺產委員會21屆大會決定將平遙古城以古代城牆、官衙、街市、民居、寺廟作為整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它是研究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宗教發展的實物標本。平遙古城是依據中國漢民族文化思想和建築風格建立起來的。現在城牆及城內建築均保持著14 —18世紀的歷史風貌。 它是中國漢民族中原地區古縣城的典型代表。由於縣城的建立，到清道光三年（1823年），在平遙古城內誕生了全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日升昌」的創立，在中國古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它標志著中國近代的新型金融業，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商業和金融機體中生成。
日升昌 票號的誕生地 清時期，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晉商一些大商號逐步形成了在山西設總號，在外地設分號，跨地區經營的商業系統。 在此種情形下，大宗的批發 運銷帶來巨額現銀的解運業務，於是一種新的解款方式-- 票號匯兌 便應運而生。 道光四年 公元1824年 ，就在平遙西大街 ，西裕成顏料鋪的基礎上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專營匯兌兼營存放銀業務的 「日升昌」票號三年之後，在山東 、河南、 遼寧 、江蘇等省先後設立分支機構 19世紀40年代，它的業務更進一步擴展到日本、 新加坡 、俄羅斯等國家 。當時，在「 日升昌 」票號的帶動下，平遙的票號業發展迅猛，鼎盛時期這里的票號竟多達二十二家，一度成為中國金融業的中心。 可見，在中國近代金融史上，平遙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編輯本段]平遙古城-城內概況
滄桑的古城平遙古城的交通脈絡由縱橫交錯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條蚰蜒巷構成。
南大街為平遙古城的中軸線，北起東、西大街銜接處，南到大東門（迎熏門），以古市樓貫穿南北，街道兩旁，老字型大小與傳統名店鋪林立，是最為繁盛的傳統商業街，清朝時期南大街控制著全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金融機構。被譽為中國的「華爾滋街」。
西大街，西起下西門（鳳儀門）、東和南大街北端相交，與東大街呈一條筆直貫通的主街。著名的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就誕生於古城西大街，被譽為「大清金融第一街」。
日升昌票號創建於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遺址佔地2324平方米，用地緊湊，功能分明。百年滄桑，業績輝煌，執全國金融之牛耳，開中國民族銀行業之先河，並一度操縱十九世紀整個清王朝的經濟命脈。其分號遍布全國30餘個城市、商埠重鎮，遠及歐美、東南亞等國，以「匯通天下」著稱於世。日升昌票號創立後，先後有介休、太谷、祁縣相競效仿。
東大街，東起下東門（親翰門）、西和南大街北端相交，與西大街呈一條筆直貫通的主街。
北大街，北起北門（拱極門）、南通西大街中部。
八小街和七十二條蚰蜒巷，名稱各有由來，有的得名於附近的建築或醒目標志，例如衙門街、書院街、校場巷、賀蘭橋巷、旗桿街、三眼井街、照壁南街、小察院巷等；有的得名於祠廟，例如文廟街、城隍廟街、羅漢廟街、火神廟街、關帝廟街、真武廟街、五道廟街等；有的得名於當地的大戶，例如趙舉人街、雷家院街、宋夢槐巷、閻家巷、冀家巷、郭家巷、范家街、邵家巷、馬家巷等；古城東北角有一座相對封閉的城中之城，類似於古代城市中的坊，附近的四條街道也就被命名為東壁景堡、中壁景堡、西壁景堡和堡外街；還有一些街巷則已經無法探究名稱來歷了，例如仁義街、甜水巷、豆芽街 、葫蘆肚巷等。
平遙古城民居，為磚牆瓦頂的木結構四合院為主，布局嚴謹，左右對稱，尊卑有序。大家族則修建二進、三進院落甚至更大的院群，院落之間多用裝飾華麗的垂花門分隔。民居院內大多裝飾精美，進門通常建有磚雕照壁，檐下樑枋有木雕雀替，柱礎、門柱、石鼓多用石雕裝飾。
民間有句俗語：「平遙古城十大怪」，其中一條是「房子半邊蓋。」平遙民居之所以大多為單坡內落水，流傳最廣的說法稱之為「四水歸堂」或「肥水不流外人田」，山西地處乾旱，且風沙較大，將房屋建成單坡，能增加房屋臨街外牆的高度，而臨街又不開窗戶，則能夠有效地抵禦風沙和提高安全系數。而院內緊湊的布局則顯示對外排斥，對內凝聚的民族性格。
城隍廟位於城東南的的城隍廟街，由城隍廟、財神廟、灶君廟三組建築群構成。城隍神是古代漢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只之一，大多由有功於地方民眾的名臣英雄充當。城隍廟的宣傳詞「皇帝有難上天壇，縣官有難到此來」不知出自於何處，但在歷史上尤其是明代，城隍受封的官職確實高於縣令，明太祖詔令各地必需要建城隍廟，與縣衙署對稱設置，「陰陽各司其職」，這是古代「人神共治」思想的明確反映。
清虛觀位於東大街東段，創建於唐，鼎盛於元，現存主體建築是明代遺物，為山西省重點文保單位。
平遙國際攝影節（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 ，簡稱 PIP ）始創於 2001 年。2001年，在國家文化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們首次創辦的「平遙國際攝影節」，完全按照國際規范操作，國內與國際接軌、傳統與現代互動，使平遙古城獨特的風貌、古樸的民風以及形式多樣的攝影活動交相逃映，在海內外產生了出乎預料的轟動效應。

平遙國際攝影大展

平遙國際攝影節（ Pingyao International Photography Festival ，簡稱 PIP ）始創於 2001 年。2001年，在國家文化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們首次創辦的「平遙國際攝影節」，完全按照國際規范操作，國內與國際接軌、傳統與現代互動，使平遙古城獨特的風貌、古樸的民風以及形式多樣的攝影活動交相逃映，在海內外產生了出乎預料的轟動效應。
平遙國際攝影大展從2001年創辦至今，已連續成功舉辦8屆，並在國外多次舉辦巡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每年都有來自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眾多攝影家的上萬幅作品參加展出；並有豐富多彩的藝術活動進行交流；大展的國際化、專業化、多元化已經產生了強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成為當今國際攝影界的一個盛大的節慶。
2002年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平遙國際攝影節更名為平遙國際攝影大展。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60年來，新中國經歷了相當於許多國家數百年歷史的發展與變化。2009平遙國際攝影大展將以文化發展承前啟後的80年代為時間線索，對中國社會進程進行深度的挖掘和詮釋，全方位向世界展示前進中的中國。
2009年平遙國際攝影大展將於9月19日至25日在世界文化遺產「平遙古城」舉辦，大展的主題是「生命·夢想」

平遙古城-掌故傳說

明清古街平遙古城始建於公元前827年～前782年間的周宣王時期，為西周大將尹吉甫駐軍於此而建。自公元前221年，秦朝政府實行「郡縣制」以來，平遙城一直是縣治所在地，延續至今。平遙古城歷盡滄桑、幾經變遷，成為國內現存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時期中國古代縣城的原型。 現在看到的古城，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進行擴建後的模樣。擴建後的平遙城規模宏大雄偉，城周長6.4公里，是山西也是中國現存歷史較早、規模最大的一座縣城城牆。
鳥瞰平遙古城，更令人稱奇道絕。這個呈平面方形的城牆，形如龜狀，城門六座，南北各一，東西各二。城池南門為龜頭，門外兩眼水井象徵龜的雙目。北城門為龜尾，是全城的最低處，城內所有積水都要經此流出。城池東西四座瓮城，雙雙相對，上西門、下西門、上東門的瓮城城門均向南開，形似龜爪前伸，唯下東門瓮城的外城門徑直向東開，據說是造城時恐怕烏龜爬走，將其左腿拉直，拴在距城二十里的麓台上。這個看似虛妄的傳說，閃射出古人對烏龜的極其崇拜之情。烏龜乃長生之物，在古人心目中自然如同神靈一樣聖潔。它凝示著希冀借龜神之力，使平遙古城堅如磐石，金湯永固，安然無恙，永世長存的深刻含義。 城牆上還有72個觀敵樓，牆頂外側有垛口3千個，傳說它是孔子3千弟子、72賢人的象徵。
日升昌票號興起的傳說日升昌票號,其前身是西裕成顏料庄,在清朝乾隆年間已資財雄厚。財東是平遙西達蒲村李大全，嘉慶末年的一天早晨李大全和朋友(一位著名的算命先生名失傳),在平遙城皇廟趕廟會,突然算命先生指著一位風流後生說：「李老爺你若能把這後生收下日後定大發其財」。李大全問為什麼?算命先生答:「這後生外表風流成性,揮金如土,實是懷才不遇的奇人,他人不知且難供這後生開銷,只有像李老爺你這樣的財東才能供起後生的開銷,李老爺要信得過鄙人，年後定金銀無數」。李大全聽後說：「哪我就養活他一年看這後生是什麼奇才」。算命先生又說：「李老爺不過鄙人有話再先,這後生想去什麼地方、想做什麼你都要答應他」。李大全稍思後說：「只要他不犯王法」。隨後二人便把後生召喚過來,問後生叫什麼,家住哪裡,想做什麼?得知後生叫雷履泰,家住細窯村,想去京城,時過久李大全便派人把年青的雷履泰送到了西裕成顏料京城(北京)的分號。
雷履泰到達京城後無事可做,每日和富家子弟吃喝玩樂，並用二佰倆銀子買了一隻百靈鳥，大把的開銷銀倆使的西裕成顏料京城(北京)的分號收不贏支,分號告急,李大全從平遙總號撥銀給京城分號，時隔不久京城分號又告急說：「雷履泰 將用二佰倆銀子買的百靈鳥送給他人，這樣的敗家子弟怎能養的起」。李大全命分號不要限制雷履泰，但要了解雷履泰在與什麼人玩，在做什麼?話說雷履泰將百靈鳥送給的不是別人正是大清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愛新覺羅·旻寧)太子,也就是後來的道光皇帝,雷履泰就用這只百靈鳥打開了戒備森嚴的皇宮大門。
一日雷履泰進得宮去看見旻寧太子愁眉不展，便問其因。旻寧太子說：「由於年成不好，全國響馬四起。救災銀倆和糧草經常被搶盜，國庫空虛。父皇(嘉慶黃帝)為此大動龍彥」。雷履泰聽後說：「如太子能讓我面見皇上，在下有妙方防止現銀運送被盜搶」。旻寧太子聽後忙帶雷履泰面見嘉慶黃帝。雷履泰把「即不需要勞師動眾,又能防止現銀被盜搶的匯票」想法面奏了嘉慶黃帝。嘉慶黃帝聽後認為是個上策，但必竟先朝先祖無此例，就下口御以西裕成顏料庄名譽，向民間躊躇銀倆放貨獲利，以資國庫空虛，就這樣延生了中國笫一張匯票。在雷履泰的精明策化與經營下，清朝政府的莫許支持下，年終只是上繳皇宮的銳銀，就用騍馬馱著便排滿了京城十里長安街。
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升昌票號成立，開創了中國銀行史上笫一家票號。總號設於山西平遙西大街，財東李大全，經理雷履泰。
雷履泰夜夢「日升昌」
道光三年(1823年)，西裕成改營票號，取名「日升昌」，意在生意興隆，如日初升，繁榮昌盛。「日升昌」這塊金字牌匾，令每位遊客贊不絕口，但關於「日升昌」這三個字的來源，卻有著一段美麗而又神奇的傳說。
一天傍晚,雷履泰吃過晚飯在鋪號內溜了一圈,回到房內靠著鋪蓋卷就躺下了，忽然見鋪面斜對門的木器廠內著了沖天大火，一時人們都大呼小叫著去救火，但當雷急忙趕木器廠前，原來竟是一座金碧輝煌賽似神仙住的天堂大院，推門進去,只見裡面更是珠光寶氣,碧瓦琉璃，真是一座流光溢彩的洞天福地，正在雷掌櫃目不暇接之時，忽見東方朝霞虹景里，兩輪紅日噴薄而出，那金輝與宅院 相映，更是璀璨壯麗，令人嘆為觀止。訇然一聲只見天上開了一座大門，天界眾仙飄然而至，向西而去，這時許多神仙都頻頻招手，約他同去，於是雷履泰就覺得自己身如飄帶，冉冉登上仙界，當他回首坐談間，卻見妻兒正向他招手，正欲帶他們同去，不料眾仙中，一位黑臉天仙跨步上前擋住去路，雷履泰猛一激凌，翻身越起，竟是一個離奇的夢。 這時雷看看時辰，已交三更，回想夢中情景猶歷歷在目，夢中意向分明是一個事業飛黃騰達的吉兆，於是他想起這幾天一直為確定總號的名稱而反復思索，但不甚滿意。他曾想過「廣聚源」、「興隆盛」等名號，後來都一一否定了。
因為這些名稱里雖有財源廣進,永盛不衰之意,但似乎總缺少一種開創「票號」這一獨特行業的新氣派，新氣象。這時，一個嶄新的思想火花在他腦海中閃現出來，而且立刻匯聚成這樣幾個字，（二日並升光照 大地的情景）「日升昌」這個名稱太好了，東家聽了也一定會高興的。雷履泰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當他開門來到院中，東方的天色已經曦微，又一個晴天麗日來到人間！ 為了適應新開張的「日升昌」票號業，東家李大全真的說妥買下「西裕成」斜對面木器鋪的地方，然後根據票號生意的需要設計修築這座「萬古流芳」的日升昌大宅院。
財東跪請雷掌櫃
日升昌票號成立之後，大掌櫃雷履泰與二掌櫃毛鴻翙關系惡化，年少的東家李箴視聽從毛的建議，讓雷回家養病，雷知道是毛從中作梗，想取而代之。回家後雷便寫信要撤回分庄。東家得知後登門送銀送酒，直到下跪雷才收回成命，並在毛辭職出號後上號工作。俗話說：矛盾是一切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日升昌票號業務之所以匯通天下，雷、毛二人的矛盾起到了一個催化劑的作用。
父子經商各為其主
百川通廣州分號經理邢嘉賓，年輕有為，精於生意。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有一次邢嘉賓獲悉廣東巡撫向北京要十三萬兩京餉。他捷足先登，拜見巡撫大人，爭覽這這筆生意。邢嘉賓的父親邢國藩任蔚泰厚漢口分號經理，獲悉更早，早已轉告蔚泰厚廣州分號掌櫃爭作這筆生意。百川通與蔚泰厚實力相當，都與巡撫大人交情不錯。為了爭到這筆生意，邢嘉賓寫信給父親陳說事由，父子二人互不相讓。爭來爭去最後還是百川通做了這筆生意。父子相爭各為其主，當時在商界傳為美談。百川通總號東掌櫃聯名寫信嘉獎邢嘉賓。
明鏡高懸—斷傘
康熙年間，范村人宋忠原背著一把大雨傘進平遙城看病 ， 走到落邑村村南，從後面慌慌張張地跑來一人，宋忠原識的此人，是鄰村人毋連遲。當時烏雲密布，電閃雷鳴，眼看就要下雨了。不一會兒，果然下起了大雨。宋忠原撐起背著的大雨傘，邀毋連遲同行，毋連遲趕緊靠過來借傘避雨。
兩人風雨同舟，互濟互助，邊談笑邊行路到了高林村。宋忠原因風力大累得滿頭大汗，毋連遲於是接過宋忠原的傘打著到了南門外孔家飯店。這時已是風停雲散，雨過天晴。宋忠原向毋連遲拿傘。毋連遲不但不還宋忠原，反而誣賴傘是他的，兩人爭吵起來，圍攏來不少的觀眾。毋連遲說：」傘是我的！」宋忠原說：」傘是我的！」宋、毋扯奪雨傘，觀眾誰也斷不清這傘是誰的，看他們吵吵嚷嚷，一直鬧到平遙縣署。宋忠原擊鼓喊冤，知縣王傑急忙升堂，原告宋忠原陳述了事情的經過。被告毋連遲仍一口咬定傘是他的。兩人各抒已見，知縣王傑一時作難，不好判斷。沉默了一會，王傑猛然間把驚堂木一拍說:「刁民！屁大的事到縣衙擊鼓告狀！想試探本官的軟硬智愚……。」隨即把傘撕的粉碎，擲下堂來，喝令退堂。
原告宋忠原從堂上下來，淚涕滿面，被告毋連遲則幸災樂禍，洋洋得意。兩人走出縣衙走到照壁南街上，四個衙役趕了出來 ，傳喚二人重回縣衙.二人再次跪在大堂上，知縣王傑和顏悅色地判斷，傘是原告宋忠原的，被告毋連遲屬誣賴，重責四十大板，罰錢十貫，賠原告一把新雨傘。事後宋忠原給王知縣送了一塊匾額，上刻」明鏡高懸」四個大字。
平遙城隍爺金屋藏嬌
在平遙城隍廟寢宮樓東梢間里坐一尊年輕漂亮之婦，據說，她就是城隍爺的小妾，對於這位小妾的來歷，在民間流傳著這么一段小故事：平遙城隍神年輕氣盛，可以說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一次，平遙城隍與介休城隍神在一塊相聚弈棋，平遙城隍神戲言說，我若贏你，您那位賢慧夫人就得歸我所有，介休城隍神從心不服，一口答應下來，最後，以平遙城隍神為勝，這樣，戲言為賭而造此後果，平遙城隍神無法，只好帶回，為她營造一詩情畫意的小環境，只得金屋藏嬌。
在舊時，城隍廟趕廟會期間，介休張蘭鎮還派人到平遙城隍廟舉行一年一度的梳頭儀式，這種習俗一直延續到70—80年代，活靈活現的故事，在古代更進一步使廣大勞苦大眾確信了城隍神的存在。
黃帝封鼎與平陶
平遙上古時期稱平陶，原址今平遙喬頭村（今冀壁），相傳炎、黃二帝、阪泉之戰黃帝得勝，確立了黃帝天下共主的地位，號令天下，大封領地，一日黃帝沿汾河入惠濟河巡視至今平遙喬頭村（原「冀壁」）一帶平原，發現不遠處風景獨秀，青煙四起，上岸查看，此地所處一處（今平遙杜村）制陶規模宏大、而甚精，封此地為平陶。固有皇帝封鼎於平陶之說。平遙杜村歷史悠久，直至明代，今平遙南神廟，廟牆有琉璃陶有落款「平遙杜村大明萬曆年制」實物。
西周時北方獫狁族興起，經常南下侵暴周王朝，西周定王頤靜命大軍北伐。西周名將伊吉普北伐率大軍駐扎平遙（今平遙城南軍寨村）。平遙城為大軍前營並設防獫狁族不敢來犯。雙方百姓在此貿易形成集貿市場，日益繁華。北魏時平遙商業貿易已成規模，空前繁榮。以平陶城為基礎，由洪善城、京陵城（原中都）、范落城等五城組建平陶城，因避北魏大武帝拓拔燾名諱，改名為「平遙」。由於平遙的特殊地理位置所以形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和貿易集散地，被歷代帝王所重視。經歷明清，特別是清代中期平遙成為全國的金融中心。
日升昌票號軼事：匯業經營，不欺童叟
清末時期，平遙城內一位沿街討飯數十年的寡婦老太太，有一天持一數額為12000兩的日升昌張家口分號匯票，到日升昌總號提取銀兩。任櫃頭的一看簽發時間在同治七年（1868年），與取款時間相隔了30多年，趕緊跑到後廳詢問大掌櫃，兩人問清了匯票來歷，並認真查閱了數十年的帳簿，如數兌付了現銀。原來，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張家口經商做皮貨生意，同治七年收拾盈餘，在日升昌分號匯款12000兩白銀，起程回籍，不料途中得病身亡。屍體運回家裡，妻子哭得死去活來。換完衣服擇日出殯後，一個好端端的家庭開始敗落。妻子十幾年熬過來，一天，這位早已淪為乞丐的老婦，拿起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夾襖，從衣角摸到一張日升昌匯票，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到日升昌兌取現銀。這件事之後，日升昌名聲大振，匯兌、存放款業務一天比一天紅火。
王朝相棄儒經商
王朝相為著名商號長盛蔚(現為天吉祥博物館)大財東兼大掌櫃。王朝相本出身於比較貧困的書香人家。早年曾勤學求仕，雖未成大氣候，但也官至教渝，他父親十分盼望自己的兒子能在仁途上超過自己，可是王朝相這個長子並不爭氣，幾次鄉試均名落孫山，於是索性棄儒經商。他經商善用心計，審時度勢，哪筆買賣該做，哪筆生意不可做，估量得比較准確。對物價的漲落判斷的不差分毫。所以他經商40餘年，很少虧損。
王朝相經商不僅有術，而且十分重義，與人交往，信用為先，講究貨真價實，公平交易，從不坑人。所以許多人都樂於和他做買賣。他把我國儒家的義利觀應用到自己的商業活動中，他經常教育自己的子孫：經商與入仕，雖然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但為人之道是一樣的。善於經商的人，身處金錢和貨利之場所，同樣可修高明的德性；求商業利潤要取之有道，不可見利忘義，投機取巧，善於從政的人，奉先五之教，不求貨利，不貪贓枉法，公正廉潔，才能揚名顯身，功所名就。
王朝相一直堅信自己的信條，說到做到，他的經商理念樹立了一面鏡子，很值得後人深思！
清虛觀光緒皇帝問「道」測字
清虛觀始建於唐朝，鼎盛於元明清，直至今日,香火不斷,遊人絡繹不絕，據縣志記載：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潤八月，曾有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西巡途中，路宿平遙，皇帝親臨清虛觀問「道」測字的記載。留下了永垂史冊，留芳百世的典故. 光緒皇帝進到觀中，行至純陽宮的月台，道長問道：施主可否問道，光緒曰：吾只測一字，「山」，你看甚意？道長看到是「山」字，上下打量了一番施主道：「山不見水，無根基，想必施主問得是江山如何？」光緒佩服地點頭說：「好。」道長接著說：「你問我，我問誰，滿朝文武都是賊，若要江山保平安，除非日後賊殺賊。潤八月天年不佳，國有大難，民有大禍，不過劫難將過，來年看好。」 光緒皇帝聽後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希望日後有所轉機。 至此，清虛道觀問「道」美名，揚及全國，經久不衰,吸引著許多中外遊人前來問「道」測字。
火燒城隍廟
每年農歷五月二十七至六月二十七是城隍廟廟會期，在清咸豐九年（1859年）廟會期間，在集市上出現了一位賣餅子的老翁，這位老翁在集市一直叫喊著：「賣火燒啦，火燒。」（平遙人稱餅子為火燒）,可是由於他的餅子太小了,叫了一天居然沒人去買。一位年輕人看了看，誠心地告訴老翁說：「大爺，你的火燒太小了，人們都愛吃大的。」老翁告訴這位年輕人說：「今天是小火燒，明天就是大火燒。」當天夜裡，果然廟內失火，除了後院寢宮窯之外的殿堂全部被燒為灰燼。後來，經過這位年輕人細心地回憶，才想起肯定是火神顯靈了，從此，這段小故事便流傳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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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票號的意思

票號亦稱"票莊"、"匯票莊"或"匯兌庄"。商業資本轉化而來的舊式信用機構。因票號多為山西人開設，又被稱為"山西票號"或"西號"。山西票號以平遙、太谷、祁縣三幫勢力最大。票號產生的時間說法不一，通常認為是由清代山西商人雷履泰的天津日升昌顏料庄在道光初年演變而成。票號有合資、獨資之分，股東負無限責任制，資本額較錢庄為大，自二三十萬至四五十萬兩不等。

基本信息

• 中文名稱

  票號

• 時期

  清代初年左右

• 本質

  信用機構

• 起源地區

  山西 平遙

• 首家

  日升昌記

目錄

1產生年代

2晉商首創的原因

3形成

4發展

5業務活動

6政府政策

7影響力

8理念領先

9衰落

折疊編輯本段產生年代

折疊清初說

據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轉引《中國經濟全書》稱:"據說開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李自成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之後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為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類鈔》稱:"相傳明季李自成攜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

折疊康熙朝說

李華教授認為:"山西票號在康熙年間早已產生，但在當時票號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會太多。"李華教授的根據有二:一是據何焯《何義門先生集》所載，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時，因生活窘迫，曾將"一應冬衣，俱當在對門當內，因皮錢尤重"，贖不回來，其家人就由原籍蘇州向北京天會號匯銀九十兩，使其"先贖皮襖"。又據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記》載:"時濟南票號適以銀款糾葛事，須時敏親自料理。"

折疊乾嘉時期說

民國十二年出版的《晉商盛衰記》稱:票商經營，為山西極有名之商業，"創始放前清中葉，當乾隆、嘉慶間"。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稱:"溯我票商一業，創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時代"。范椿年《山西票號之組織及沿革》稱:"雷履泰、李正華於嘉慶二年創立日升昌票號"。

折疊道光初年說

陳其田《山西票莊考略》稱:"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的經理雷履泰，因為地方不靖，運現困難，乃用匯票清算遠地的賬目，起初似乎是在重慶、漢口、天津間，日升昌往來的商號試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顏料鋪為後盾，兼營匯票，替人匯兌。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顏料鋪改為日升昌票莊，專營匯兌。"

筆者以為，會票(匯票)在明末清初已經出現。顧炎武《日知錄》稱:"鈔法之興，因於前代，未以銀為幣，而患錢之重，乃立此法，唐憲宗之飛錢，即如今之會票也。"所謂"飛錢"，乃是異地取銀錢的一種匯兌方式，起源時間約在唐憲宗時。當時商業發達，錢幣攜帶不便，加之錢幣缺乏，各地方又禁錢出境，各地在京師的商人，便將售貨所得之錢，交付各道駐京的進奏院及各軍各使等機關，或交各地設有聯號的富商，由機關、商號發給半聯票券，另半聯寄往在各道有關機關、商號。商人回到本道後，合對票券取錢，此種票券即稱"飛錢"。看來明末清初也有類似"飛錢"的會票，開始寫作"會券"，後來寫成匯票，近人衛聚賢先生說:"匯票亦名會券。"(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到乾隆時，還出現了期票形式，據《清高宗實錄》卷1068載: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一月，山西商人張鑾從新疆阿克蘇販運玉石到蘇州發賣，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月初到達蘇州，共賣得銀128000餘兩，因犯禁被官府查禁，在船上"搜獲現銀僅二萬四千餘兩，其會票期票所開，亦止四萬六千餘兩"。(《清高宗實錄》卷1068，乾隆四十三年十月)由此可知，當時的會票制度已有了會票和期票之別。會票如前所述，是見票兌付的即期會票，期票則是簽發會票後約定若干時日後而兌付的長期會票。會票種類的發展，說明匯兌業務在當時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從顧炎武《日知錄》和這條史料所載，卻未說明已有專營匯兌業務的票號，在票號未出現前，由商號兼營匯兌業務是很正常的。那麼，究竟何時出現專營匯兌和存放款業的票號呢?前述明末清初說是以相傳為據，難以為憑。李華先生的康熙朝說，值得重視。但是從康熙到道光朝山西日升昌票號成立的近百年時間內，又難得見到有關票號活動的史料，有的只是有關會票的情況，而且《康熙南巡秘記》所載票號的具體活動較籠統。至於乾嘉說實為近人推測。道光初年說則史料比較豐富。在票號界對於日升昌票號為山西票號界鼻祖，一般沒有多少異議。而且是從日升昌票號成立以後，眾皆效尤，山西票號才如雨後春筍，迅猛發展起來，最後成為金融界的重要力量。筆者以為，李華先生所說的康熙朝說，暫且可以存疑。而道光初年說則是從產生到發展，具有連帶性。所以，從山西票號作為專營匯兌業的形成和發展來看，山西票號在道光初年產生之說較為妥貼。關於日升昌票號，是由山西平遙達蒲村李氏開設。李氏原籍陝西漢中，元代仕官山西後，落戶達蒲。據說，李氏經營顏料鋪始於雍正年間。李氏在達蒲村沒有製作顏料的作坊，而是在山西平遙城西大街和北京崇文門外設有顏料商號。日升昌票號前身是李氏開辦的西裕成顏料庄，嘉慶後期總經理是雷履泰。當時，發生了白蓮教大起義，又因自然災荒不斷，社會很不安定。商號之間調運現銀靠鏢行保護，不僅費資費時，而且極不安全，雷氏就在所屬商號間以會票代替運現，後來就兼營起匯兌業務，並把西格成顏料庄改組為專營匯兌的日升昌票號。取名為日升昌，是票號有如旭日東升、繁榮昌盛之意。今平遙縣尚保存有日升昌當年的對聯:

日麗中天萬寶精華同耀彩

升臨福地八方輻輳獨居奇

關於日升昌的成立時間，可能在道光初年。據嘉慶二十四年(1819)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重修仙翁廟碑記》捐銀商號名單中，有西裕成顏料庄捐銀 120兩，名列榜首。(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重修仙翁廟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到道光十八年(1838)北京前門外平遙顏料會館所立《顏料行會會館碑記》捐助銀兩商號名單中已無西裕成顏料庄，(李華《明清以來北京工商會館碑刻選編》，《顏料行會碑記》，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說明西裕成顏料庄此時已不復存在。嘉慶只有25年，也就是說西裕成顏料庄改組為日升昌票號只能發生在嘉慶二十四年(1819)之後，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又據道光八年(1828)江蘇巡撫陶澍奏摺稱:蘇州為百貨聚集之區，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等地商人到蘇州販貨，銀達數百萬兩，"俱系會票往來"。(清檔，江蘇巡撫陶澍道光八年四月初八日奏摺)說明當時蘇州市場已有匯票流通，而且攜帶匯票者多為北方商人，可見北方已出現票號。再者，西裕成顏料庄總經理雷履泰生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在平遙縣文廟尚存道光二十四年(1844)所立之碑，碑文刻捐助者有"日升昌捐銀一百五十兩，雷履泰捐銀四十兩"。(衛聚賢《山西票號史》)可見，雷氏此時尚健在，但已是74歲了。而道光八年(1828)前雷氏正是50多歲，年富力強，閱歷深，此時由雷氏主持將西裕成顏料庄不失機宜改組為日升昌票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山西票號至遲在道光初年已經誕生。

折疊編輯本段晉商首創的原因

1、積累比較雄厚

如前所述，早在乾隆時，山西商人資本"百十萬家資者，不一而足"。

2、經營活動需要

山西商幫多數從事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和資本周轉慢，墊支資本大，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就需要向社會借貸。例如山西商人販運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廣茶，經水陸之途運銷至北京、歸化城、張家口、蒙古草原、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恰克圖和西北蘭州、新疆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路程數千里，資本用量大，周轉慢，需要大量貨款，為了適應營銷活動需要，山西商幫首先創辦了賬局，經營存放款業務，後來，在賬局的基礎上而形成票號。

3、商號之間需要

晉商的商號之間資金調撥和結算的需要

晉商商號遍布全國各地，形成一定規模的商業網路。而各地商號的盈利，均須解回山西總號，統一結賬分紅，同時總號與分號之間，也要發生資金調撥。過去對此均採用由鏢行保鏢運現銀形式。但是由於乾嘉以來社會極不安寧，保鏢運現極不安全。為了解決運現銀問題，於是以匯兌形式出現的山西票號就產生了。

折疊編輯本段形成

折疊第一、需求

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山西票號由於商人異地采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僱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於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保鏢，某人武藝高強不敢侵犯。重在旗標，故名標局。"鏢局起運的騾馱子，人稱"標馱子"。每一馱可馱銀3000兩。山西祁縣是著名的戴氏心意拳發祥地，有武功之人不少，而山西商幫遍布全國各大商埠，商品交易中常需運現，放開設源局者山西人居多。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載:"考創設鏢局之鼻祖，仍系……山西人神拳張黑五者，請於達摩王，轉奏乾隆，領聖旨，開設興隆鏢局於北京順天府前門外大街。"(衛聚賢《山西票號史》)衛聚賢還進一步推論，鏢局是明末清初顧炎武、傅山、戴廷軾為反清復明，以保護商人運送現銀而設。鑲局不論何時開創，山西人業此行者不少。直至清末尚有不少山西人開辦的鏢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晉元在張家口開辦有"三合鏢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開辦有"興元鏢局"。此外還有"志一堂"、"長勝"、"三義"、"無敵"等鏢局，太谷車老二，祁縣戴二閣等都是有名的鏢師傅。(孔祥毅《近代史上的山西商人和商業資本》，《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鏢局運現一般是按季起運，以歸化城鏢局來說，凡運往直隸的白銀，路線是經平型關、駱駝峪，達平山、唐縣;運往山西的白銀，由殺虎口，往雁門關，達祁縣、太谷。但是鏢局運現，隨著社會的動盪，土匪四起，已不安全。近人銖庵說:"時各省貿易往來，皆系現銀。運轉之際，少數由商人自行攜帶，多數則由鏢局保送。蓋沿途不靖，各商轉運現銀，時被劫奪，而保鏢者遇眾寡不敵，亦束手無策，故為各商所深憂。"(銖庵《人物風俗制度叢談》)下面我們舉一個商人運現被盜匪騷擾的事例:山西祁縣史家開辦的大盛魁商號，祁縣喬家開辦的復盛公商號，其運貨駝隊曾多次在蒙古草原被土匪所搶劫，而造成很大損失。據說領頭的劫匪綽號"流矢兒"，其人武藝高強，伸臂可舉牛犢，起腳能增傷烈馬，摔跤贏遍草原，射箭百步穿楊。他把不少廳、旗衙役捕快收為徒弟，並充當官吏的保鏢。他的公開身份是跤王拳師，暗中卻與響馬賊寇勾結，作惡草原。史、喬兩家深受其敲詐、勒索之害，便雇來鏢師懲治其人。豈料，那些被雇來的鏢師，都被"流矢兒"打得落花流水，遁跡潛蹤，再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史、喬兩家便想請故里祁縣武林高手戴奎。如前所述，祁縣是戴氏心意拳故地，雖說此時始祖戴龍邦、名師戴二周已過世，但戴氏傳人戴奎仍是隱居鄉間的武林高手，若是請他出山，制服"流矢兒"當不成問題。但戴奎為人性寡孤傲，商人們對能否請得動他卻沒把握。後來便派一位名叫二旦的商人手提重禮來到縣城戴宅，見到戴奎後，便將祁縣史、喬二商在外受害之事說來。待戴奎聽得怒形於色時，二旦又把厚禮送上，請他出山相助。誰知戴奎一言不發，竟將二旦連人帶禮推出家門。二旦無奈，只好垂頭喪氣重返包頭。山西到包頭，殺虎口是必經之處，此地匪患也最厲害。二旦剛到此，便被一群土匪圍住，要留下千兩買路銀，否則暴屍荒野。二旦正在危難之際，突地戴奎一人闖進圈裡，三拳兩腳撂到不少土匪。拉上二旦就跑。不想走出數里，又被一群土匪攔住，又要買路錢，領頭的自稱是"流矢兒"大弟子飛駱駝。戴奎一聽是"流矢兒"的人，怒起心頭，一挾一躍先將二旦放在臨近屋頂，隨後飄下來，對眾匪大打出手，轉眼就撂倒七、八人，飛駱駝見狀便親自上陣，照戴奎致命處就是一拳，戴奎輕輕閃過，未等敵手回轉，已插進敵襠，大喝一聲，將飛駱駝打翻在地，爬不起來。眾匪見狀，紛紛逃竄。戴奎也不追趕，輕輕一躍，上房將二旦接下地面，對癱在地上的飛駱駝說了句:"我是祁縣戴奎，不服氣到包頭找我。"便與二旦揚長而去。不出五天，"流矢兒"戰書傳到戴奎手中。戴奎如期從包頭趕到歸化時，"流矢兒"早已帶來數百名弟子及各廳、旗官場要員助陣，誓與戴奎決一雌雄。"流矢兒"身高體壯，形如羅漢。他見戴奎骨瘦如柴，氣焰更盛，遂順手將場外一個三百斤重的圓椎石磙舉起，扔到戴奎腳下。戴奎嘿嘿一笑，右腳一踩，將石磙就地轉了兩圈，猛一抬腳，已將石磙送到半空，不等石磙落地，一個"蟄龍登天"，已將石磙送出一丈開外，物落原地。"流矢兒"所帶之人見狀大吃一驚，"流矢兒"也不敢怠慢，便先向戴奎動手。戴奎連破對方致命攻擊，而"流矢兒"更加瘋狂。於是戴奎拿出戴家絕招，趁"流矢兒"猛撲之際，順勢發出裹拳，又出其不意拍向敵人左臂，呼地一下點住了對方腋下"夾窩穴"。不可一世的"流矢兒"一下蹲在地上，起不來了，只見他腦袋耷拉，誕水流出，二目發怔，面無人色。"流矢兒"對眾徒弟艱難地說了聲:"扶我回去。""流矢兒"回到家，沒出七天，氣血難通，一命歸天。消息傳到包頭，輕財好義的戴奎辭掉史、喬二家謝禮，返回祁縣。(參見曹繼植《戴拳師除霸護商賈》，《文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上述戴奎替山西商人清除商路上的土匪、惡棍一事，雖然是清末民初之事，但也反映了山西商人經商之艱，運現之難。因此，山西商人隨著商業貿易的擴大，靠鏢局運現確已遠遠不能適應業務發展要求，更何況鏢局運現時間長、費用高，安全系數低。在這種情況下，以經營匯兌為主的票號自然就應運而生了。

折疊編輯本段發展

日升昌票號成立後，營業繁榮，業務發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蘇州、揚州、重慶、三原、開封、廣州、漢口、常德、南昌、西安、長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蘇)、濟南、張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個城鎮建立了分號，到光緒十二年(1886)後又陸續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鎮增設五個分號。據日升昌在北京等14個分號統計，僅光緒三十二年(1906)這個賬期即獲利583762銀兩。在日升昌票號的帶動下，山西商人紛紛效尤投資票號。如介休侯氏聘原任日升昌票號副經理的毛鴻翙為蔚泰厚綢布莊經理，毛氏到任後，協助財東侯氏將其所開辦的蔚泰厚綢布莊、蔚盛長綢緞庄、天成亨布莊、新泰厚綢布莊、蔚豐厚綢緞庄均改組為票號，並形成以蔚泰厚為首的"蔚"字五聯號，不數年，大獲其利。自是，凡長江各埠茶莊、典當、綢緞、絲布業，及京津一帶皮毛雜貨業之晉人，群起仿辦，往往於本號附設票莊。票號的發展，大致在道光年間為興起之時，時有票號僅十家，即日升昌、蔚泰厚、天成亨、蔚豐厚、蔚盛長、新泰厚、日新中、廣泰興、合盛元、志成信。咸豐時由於爆發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受戰爭的影響，票號發展受挫。同治年起，票號又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光緒時達到鼎盛，請看下列山西票號家數統計:

咸豐十年(1861)14家

咸豐十二年到同治十三年(1862--1874)26家

光緒元年到光緒八年(1875--1882)28家

光緒五年(1879)29家

光緒九年(1883)30家

光緒十九年(1893)28家

山西票號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亂時雖有損失，但尚未傷元氣。韓業芳《山西票莊皮行商務記》載:"庚子之亂，雖在內地，而受傷者不過直魯二省，肢體之傷，仍非心腹之害。"山西票號北京分庄經理李宏齡說:"庚子內亂，天子西巡，大局岌岌，各商停滯，而票商之持券兌現者，上海、漢口、山西各處雲會霧急，幸賴各埠同心，至是之後，信用益彰，即洋行售貨，首推票商銀券最是取信，分布遍放通國，名譽著放全球。"李宏齡《山西票商成敗記》上海為商務總匯之地，一日出入值銀錢千百萬，票號之業務因是特盛。其重要票號皆是山西商人開辦，如大德通、合盛元、中興和、蔚泰厚、百川通、志成信、大德恆、日升昌、存義公、蔚長厚、新泰厚、三晉源、協成乾、蔚豐厚、協同慶、大德玉、蔚盛長等。與此同時，山西票號在國內設立的分號已由20多家增加到80多家。山西票號設立的城市計有:北京、張家口、天津、奉天、濟南、揚州、江寧、蘇州、蕪湖、屯溪、河口(在江西)、廣州、長沙、常德、湘潭、漢口、沙市、重慶、成都、西安、三原、開封、周家口、上海、杭州、福州、廈門、汕頭、營口、南昌、九江、桂林、梧州、昆明、貴陽、鎮江、巴塘、里塘、打箭爐、自流井、迪化、甘州、南寧、解縣、新絳、介休、曲沃、煙台、包頭、蘭州、肅州、歸化、周村、張蘭、寧夏、潮州、文水、汾陽、萬縣、雅安、康定、正陽關、通州、賒旗、興化鎮、禹縣(今河南禹州)、博愛、清化、懷慶、壽陽、交城、喇嘛廟、涼州、盂縣、庫倫、吉林、長春、黑龍江、錦州、安東、安慶、運城、徐州、亳州、道口、濟寧、獲鹿、承德、多倫、赤峰、香港等。

山西商幫除在國內設立票號外，還在國外如朝鮮新義州、韓國仁川和日本大販、神戶、橫濱、東京等地設立了票號。

隨著山西票號業務的發展，在山西票號內部，還出現了山西平遙、祁縣、太谷三大幫。這種幫是以總號的所在地來區別，即總號設在平遙縣的為平幫，總號設在祁縣的為祁幫，總號設在太谷縣的為太幫或谷幫。平、祁、太三幫裡面，以平遙幫最早，票莊的先鋒日升昌、蔚泰厚總號都在平遙。茲將平、祁、太三幫票號情況統計如下:

也可以是某些票據的編號 發票辦好 收款單編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