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金融消費的因素

Ⅰ 影響金融客戶交易行為的因素

這一部分詳細論述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金融中介理論的主要內容及其發展過程。以中介形成與影響發展的主要因素為中線論述。跨期交易結果的不確定性可分為個人不確定性和社會不確定性，當面向個人的不確定性在某種程度上結合起來，即從結果上表現為經濟社會總體的不確定性時，社會不確定性就產生了。假定無論社會不確定性還是個人不確定性都是經濟社會所固有的，從某種意義講，個人並不能通過其他資源的使用就減少這些成本。Bryant(1980)和Diamond&Dybvig(1983)研究了在個人面臨消費不確定性時銀行類中介的作用。在他們的研究中，銀行負債是作為平滑消費波動的機制而出現的，而不是執行交易媒介的功能。銀行為家庭提供防範影響消費需求（路徑）的意外流動性沖擊的保險手段。Diamond&Dybvig(1983)模型（以下簡稱DD模型）的前提假設為：假定從投資機會中獲得的支付與消費者的期望消費路徑不一致，消費者的消費需求是隨機的。除非他們通過中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消費沖擊，否則滿足這些隨機消費需求會要求消費者提前結束投資。Diamond&Dybvig(1983，1985)模型認為在投資者面對獨立流動性沖擊的經濟中，金融中介提供的存款合同可改進市場配置。而市場不能為防範流動性提供完全保險，因而不能導致有效的資源配置。實際上，DD模型的金融中介為個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風險保障。投資者可以利用金融中介來提高自己在孤立狀態下備用投資的可能性。一方面，他可以避免投資機會中固有的風險；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消費需要中固有的風險。在DD模型中，在沒有交易成本的情況下，投資者之間可直接訂立合約，以獲得與利用金融中介相同的投資結果。但是，由於道德風險的原因，這樣的私人合約會最終走向解體。Diamond&Dybvig假定活期存款是不能交易的，且沒有考慮其他證券市場。Jacklin(1987)和Haubrich&King(1990)也認為金融中介的存在依賴於上述假定。Hellwig(1994)和vonThadden(1998)考察了在Diamond&Dybvig模型中加入其他條件時銀行的功能問題。為了回應Jacklin(1987)、Haubrich&King(1990)、Hellwig(1994)和vonThadden(1998)，Diamond（1997）發展了一個包含銀行和證券市場的模型，考慮了在市場上代理人有限參與的情況。文章的重點是關於銀行流動性的提供和市場深度的相互作用。代理人參與證券市場越多，銀行提供額外流動性的能力越弱。Allen&Gale(1997)考慮了金融中介的不同的平滑功能，也就是所提供的平滑跨代風險轉移機制。在迭代模型中，市場是不完全的，但是Allen&Gale指出，長期存在的金融中介是提供這種跨期平滑作用的制度機制。中介持有所有資產，為每一代人提供存款合約。在積累了大量儲備之後，中介為每一代人的存款提供獨立於真實紅利實現情況的不變收益。上述分析主要是針對個人的消費風險所引起的不確定性。投資不確定性會引起風險厭惡型的投資者進行多樣化投資，而金融中介可以減少個人持有多樣化組合的成本。這在下一部分會詳細分析。交易成本曾經是解釋金融中介存在的一個主要因素，正如BenstonGeorge（1976）)所述：「這一行業（指金融中介業）存在的原因在於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貨幣交易成本、搜尋成本、監督和審計成本等。其中搜尋成本、監督和審計成本放在信息與金融中介部分介紹。新金融中介理論的先驅格利和肖及其後繼者BenstonGeorge（1976）和Fama(1980)認為，由於金融資產交易技術中的不可分性和非凸性，阿羅—德布魯範式中理想的無磨擦的完全信息金融市場已不再存在，因而就需要金融中介參與金融交易；金融中介可視為單個借貸者在交易中克服交易成本、尋求規模經濟的聯合，並指出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在於交易成本，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思路，從而開創了新金融中介理論。金融中介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技術上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也可以這樣說，規模經濟和（或）范圍經濟起源於交易成本。若存在與任何金融資產交易相關的固定交易成本，那麼，和直接融資情況下借貸雙方一對一的交易相比，通過金融中介的交易就可以利用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之所以有規模經濟存在，是因為在金融市場上，當交易量增加時，一項交易的總成本增加得很少。從整個社會的儲蓄投資過程看，中介手段有助於提高儲蓄和投資水平以及在各種可能的投資機會之間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儲蓄，這被稱之為金融中介的「分配技術」。同時，金融中介還可通過協調借貸雙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而進一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並且依靠中介過程創造出各種受到借貸雙方歡迎的新型金融資產，這被稱之為「中介技術」（孫傑，1998；張傑2001）Klein(1973)認為多樣化成本是出現金融中介的必要條件，並且注意到這「提供了一種聚合資財的經濟刺激，而中介機構則是如此聚合資財的合乎邏輯的工具」。Kane&Buser(1979)研究了美國商業銀行持有證券的多樣化程度。金融中介的規模經濟還表現在它能更好地開發專門技術來降低交易成本。互助基金、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開發了計算機專門技術，使之能以極低的成本提供多種便利的服務。另一類型的規模經濟與流動性保險相關。按照大數法則，大的投資者聯合將能夠投資於流動性弱但收益性高的證券，並且保持足夠流動性以滿足單個投資者的需要。這一討論並非僅僅適用於銀行業，對保險活動或存貨管理同樣有效。Freixas&Rochet(1997）認為范圍經濟主要涉及支付和存款服務之間，無論在經驗還是理論層次上，范圍經濟並不易准確陳述。AnthonySaunders(1997)指出金融中介形成的產品間成本協同節約的能力為范圍經濟。比如說，計算機化可以使有關客戶和他們需求的重要信息得以儲存和共同使用。技術使得金融機構共同使用自己的資源投入（如資本和勞動力），以較低的成本（所謂較低的價格是與這些金融服務產品各自獨立生產時相比）生產出一系列金融服務產品。80年代以來有大量文獻考察了不同金融服務行業中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關於銀行，除了最小規模的銀行外，許多早期的研究都沒能發現規模經濟（Benstonetal.，1983；Bergeretal.，1987；Gilligan&Smirlock，1984；Gilligan，Smirlock&Marshall，1984；Kolari&Zardkoohi，1987；Lawrence，1989；Lawrence&Shay，1986）。最近，由於數據的完善和測量技術的提高，人們發現規模在$1億到$50億之間的銀行存在規模經濟（Mester，1990；Noulasetal.，1990；Shaffer，1988；Hunteretal.，1990）。關於范圍經濟，不論是在存款、貸款及以其他傳統銀行產品業務中找證據，還是從表內與表外業務中找證據，有關成本互補的證據最多隻是很弱。對非銀行金融業的研究相對較少，幾乎都說明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不存在(Mester，1987；Lecompte&Smith，1990；Fields&Murphy，1989；Grace&Timme，1992；Goldbergetal.，1991）（上述關於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實證來自於AnthonySaunders,1997）。運用信息不對稱來解釋金融中介的存在，是20世紀70年代金融中介理論的熱點。我們通常認為關於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文獻可追溯到Leland&Pyle(1977)或更早到Akerlof(1970)。但Stiger(1967)把這一問題追溯到Keynes(1936)的關於借款者的風險和貸款者的風險的區別。在回顧了Keynes關於諸如獲得借款人的知識和監督他們在貸款期間的行為的「信息成本」的分析之後，Stiger得出一個經典的定義：「信息成本是指從無知到無所不知轉變的成本，而很少有交易者能夠負擔全過程的成本」。新的文獻通過確認融資過程中獲得信息資源的困難，把以信息成本為基礎的金融中介理論導向一個更加基礎的水平。所謂的信息不對稱是指交易的一方對交易的另一方不充分了解的現象。例如，對於貸款項目的潛在收益和風險，借款者通常比貸款者了解得一些。信息不對稱會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兩者都會導致金融市場失靈。解決逆向選擇問題的一個法是讓私人來生產和銷售信息。也就是一小部分人生產信息而成為知情者，然後把信息出售給不知情者。然而，這引入了「可信度問題」(reliabilityproblem)，Hirshleifer(1971)首先指出了這一問題：即不可能使信息生產者可信地保證他事實上生產了有價值的信息。一個相關的問題涉及信息的再出售。如果信息生產者可信地生產了有價值的信息，然後賣給另一代理人，但沒有法阻止第二個代理人把該信息賣給第三方，以致第四方等。換句話說，信息的購買者在不必減少自己對信息的使用的情況下把它賣給別人或與人共享。這是所謂的「剽竊問題」(appropriabilityproblem)。信息生產者不能完全得到信息生產的回報，這使得信息生產不經濟（見Grossman&Stiglitz(1980)）。信息生產中的再出售和剽竊問題激發了金融中介的產生。Leland&Pyle(1977)首次提出中介可以克服可信度問題。中介通過將它自己的財富投資在資產中以可信地生產信息，這表明它所生產的信息是有價值的。Leland&Pyle建議金融中介通過發行證券和將收益投資到證券組合中使得中介成為私人知情者，這樣能有效地解決信息生產中的可信度和剽竊問題。從其委託監督模型出發，Diamond(1984)從Leland&Pyle(1977)模型得出相對於企業主的成本來說，分散化可降低中介的顯示成本。在Leland&Pyle(1977)之後，許多文獻尤其著名的是Campbll&Kracaw(1980)也探討金融中介存在以生產潛在投資的信息，這些信息在資本市場上不能有效的生產出來。然而，最完整的論述代理人聯盟能夠生產潛在投資的事前信息的是Boyd&Prescott(1986)。在Boyd&Prescott(1986)模型中，代理人可以評價他自己的項目，然後向投資者發行承諾支付特定回報的證券。或者，代理人聯盟可以提供給投資者一個組合回報。金融中介就是這樣的代理人聯盟，它可以評價項目，投資到必定會產生高回報的項目，從項目組合中分享回報。金融中介(尤其是銀行)之所以能從信息生產中獲利，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它們主要發放私人貸款，而不是購買在公開市場上交易的證券，這避免了「搭便車問題」。從交易成本的角度看，逆向選擇導致的成本為：在貸款之前，貸款人在逆向選擇環境下對合適的投資項目和借款人進行搜尋和核實投資項目預期收益的成本，即搜尋成本和核實成本。Chan(1983)建立了一個模型，認為金融中介的優勢是能將搜尋投資機會的成本分散於眾多投資者之間，因為在不存在金融中介的場合，每個投資者都要獨立支付一筆搜尋成本，而金融中介則可以在不同投資項目之間進行廣泛的搜尋，一旦找到了某個有效益的項目，還可與其他投資者一同分享。即金融中介在項目搜尋方面存在規模經濟。核實成本是對投資效益進行評估的成本，要進行評估就要採取措施，就要花一筆費用。核實成本的效果是落實所取得投資效益，投資效益是「不能輕易地在投資者中間分享的」。意思是投資效益不容易直接分配給各個投資者，要分配給各個投資者，只能通過金融媒介體。金融媒介體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在於投資效益的一部分能夠讓自己的客戶分享。Broecker(1990)研究了逆向選擇環境下進行的項目篩選問題。解決道德風險的法是增加監督，而監督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大量的小的貸款人直接監督借款人，成本會很高，而且同樣會產生「搭便車問題」。而銀行監督則具有規模經濟，所以把它委託給一個特定的機構—銀行是有效率的。銀行相對於其他金融中介的另一個優勢是：由於企業通常在銀行開戶，銀行就可以直接得到重要的信息，銀行就可以通過觀察企業的存款和取款來評定企業的金融狀況（IrenaGrosfeld，1997）。Diamond(1984)首次對金融中介的存在作了一致性的解釋。Diamond模型中的金融中介「監督」借款人。Hellwig(1991)對此進行了研究。Holmstrom&Triole(1993)研究了在項目實施期間防止借款人的道德風險問題。Townsend(1979)，Gale&Hellwig(1985)，Krasa&Villamil(1992）提出了處罰或審計違約借款者的問題。Winton(1995a)提出了另外一個問題，即銀行資本的作用問題，他指出銀行資本是完成委託監督功能的另一機制。同時，中介貸款時所解決的任何能夠增加價值的問題同樣也是借款給金融中介的一方面臨的問題。在Diamond模型中，中介代表借款給中介的投資者監督借款人。但是貸款給中介的貸款人自己不得不直接監督中介。這個所謂的監督監督者的問題如何解決？Diamond(1984)是第一個認識到並解決這一問題的人（Gorton&Winton，2002）。更准確地說，「監督監督人」的問題是指：如果監督中介的成本低於貸款人直接貸款給借款人的成本和所導致的監督成本，則借款給中介會減少監督成本。Diamond的基本結論顯示，隨著中介規模的增大，如果中介按所承諾的監督借款人，它就會按承諾的支付存款人。如果不是這樣，中介會遭受非金錢的懲罰即破產或聲譽損失。如果貸款的回報是相互隨機獨立的，Krasa&Villanil(1992)應用大偏差定理表明：只要存款人的監督成本不隨銀行規模成指數增長，對大銀行充分監督的期望成本趨於0。其他的關於銀行類中介的理論觀點強調了長期承諾關系的優點。認為銀行會通過建立長期承諾機制來減少投資者、經營者和雇員之間的道德風險（Shleifer&Summers，1988;Mayer，1988，Franks&Mayer，1990;IrenaGrosfeld，1997）。對於金融中介有兩種不同的分析方法，一種方法視現存的金融中介為給定，認為公共政策的目標就是幫助現有的機構生存和興旺，把這種分析方法簡稱為機構觀；另一種分析方法則不同，視金融中介運作的功能為給定，並探索運作這些功能的最佳機構結構，這種方法稱為功能觀。Jensen&Meckling(1976)，Leland&&Pyle(1977)，Greembaum&Higgins(1983)，Diamond&Dybvig(1986)，Black(1985)，Williamson(1985，1988)，Brennan(1993)，Cossin(1993)，Pierce(1991)和Scholes&Wolfson(1992)都不同程度的論述了金融中介的功能，但系統的論述金融中介的功能並把它提升到金融中介的功能觀層次的是Bodie&Merton（1993，2000）、Merton&Bodie（1993，1995）和Merton(1995）的分析。金融中介功能觀大大地拓展了金融中介理論的視野，從而把金融中介理論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水平。金融中介功能觀的核心內容可表述為：金融功能比金融機構更穩定，亦即在地域和時間跨度上變化較小；機構的形式隨功能而變化，即機構之間的創新和競爭最終會導致金融系統執行各項職能的效率的提高。而且功能觀首先要問金融體系需要行使哪些經濟功能，然後去尋求一種最好的組織機構，而一種組織機構是否最好，則又進一步取決於時機和現有的技術（Merton，1995；博迪，2000）。當然，這里關注的焦點並不在於金融中介功能的具體內容，而是金融機構的動態變化。Merton（1995）承認，近年來，金融體系結構（Ross(1989)把金融機構分為透明的各類證券市場、半透明的各類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及不透明的傳統金融中介如商業銀行與保險公司）發生變化的部分原因是由於新設計證券的大量涌現，計算機和電訊技術的進步也使得不同證券的大宗交易得以順利完成，部分原因是由於金融理論的重要進步，所有這些都大大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結果，導致金融市場交易量大幅提高，從而替代了金融中介的某些職能。中介與市場在金融產品的提供上是競爭的，而技術進步與交易成本的持續下降加劇了這種競爭的強度。Finnerty(1988,1992)對金融產品創新的大量事件的考察表明，最初由中介提供的金融產品最終都走向了市場，這種範式隱含著：金融中介（特別是非透明中介如銀行）正在被金融市場的制度性安排所替代。上述觀點對於金融中介總體來說是不成立的，中介除了提供定製的產品和服務的明顯功能以外，還具有重要的創造與檢驗新產品的潛在功能。Merton根據金融產品的性質對金融市場與金融中介作了具體「分工」。相比之下，金融市場傾向於交易標准化的或者說成熟的金融產品，這種金融產品能服務於大量的消費者，並在定價時能被交易所充分理解；而金融中介則更適合於量小的新金融產品，這些新產品一般而言是高度定做的，只針對那些具有特殊金融需求的消費者，因此信息也是完全不對稱的。中介和和市場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介通過創造出構成新市場基礎的產品和加大市場上已有產品的交易量來幫助市場成長。反過來，市場通過降低生產產品的成本幫助中介創造新的更加個性化的產品。當我們靜態地審視某一特殊產品的活動時，中介和市場的確是兩個相互競爭的制度。然而當我們動態地看待金融系統的演進時，兩者又恰恰是互補性的制度，在功能的發揮上彼此加強、相互促進。從這種意義上講，Merton對金融中介理論的貢獻是真正具有建設性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功能需求的穩定性使Oldfield&Santomero(1997)認為金融服務，如發行、配置、支付、及融資，比提供服務的機構和滿足客戶要求所提供的特定產品都要穩定。Eichberger&Harper（1997）也為我們理解中介與市場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在他們看來，金融制度發展的特徵實際上就是金融中介與金融市場之間持續的競爭，金融制度演進的歷史也就成為人們試圖調和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場競爭性關系的歷史。Allen&Santomero(1998)認為現有的文獻過分強調了中介在減少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方面的作用。他們指出，中介是風險轉移的推進器和處理日益復雜的金融工具及市場難題的推進器（Facilitators）。同時指出，為參與金融活動提供便利是金融中介的一項重要服務。減少參與成本（即學習有效利用市場並日復一日地參與到這個市場中來的成本。）對理解已在金融市場發生了的變化是事關重要的。Merton(1989)增加了金融部門的另外一個功能。他認為金融中介具有在不同參與者之間分配風險的能力。在這里，金融中介的主要增值能力在於它們具有以最低成本有效地分配風險的功能。金融中介可以通過動態交易戰略創造大量的合成資產。其業務日漸集中於風險的交易和各種金融合約風險的捆綁和拆分。20世紀70年代以來，許多傳統的金融市場擴大了，新的金融市場產生了，交易成本也降低了，信息變得便宜和容易得到，但卻沒有伴隨著中介的減少。反而，金融市場廣度與深度的擴展卻是中介和企業增加運用這些金融工具的結果，也就是說，金融市場的擴大並沒有使人們對金融中介的依賴程度降低，反而，個人參與金融市場的方式急劇轉向通過各種中介。因此，傳統的以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為基礎的金融中介理論對此現象的解釋就存在問題。針對銀行等金融中介業務的變化，Allen&Santomero(1998)在歸納銀行新業務後認為，風險管理已經成為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主要業務。Scholtens&Wensveen(2000)則認為，風險管理從誕生起就是銀行的核心業務，銀行總是持有風險資產並管理它。而隨著銀行新業務的拓展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現，這一職能大大加強了。管理風險現在是，而且一直是金融中介的生計所在。依靠在信息生成和處理上的專業化以及分散個體信貸和期間風險，中介一直能夠吸收風險。針對金融中介職能的變化，Allen&Santomero(1998)認為，原有的金融中介理論視野過於狹窄，需要用風險管理和參與成本來解釋現代金融中介的存在。他們認為，在傳統的以銀行業為基礎的經濟中，金融市場的作用並不顯著，銀行管理風險的法是將風險跨期平滑化：在資金充裕的時候吸收大量短期流動性資產，而在資金短缺時用它們作為流動性風險的緩沖劑。但是，近20年來，金融市場的發展對銀行業形成的沖擊，使這種風險管理法難以為繼了。因為金融市場給投資者提供比銀行利息高得多的回報，因而使資金從銀行流入金融市場。為了生存，銀行不得不對其風險管理法動手術：銀行等金融中介繞開分業經營的限制，開拓新業務，進入新市場，進行金融創新，推出新的金融產品，向「全能銀行」轉變。這樣，與傳統的信貸業務比例下降相伴隨，銀行開始在金融市場中扮演著進行資產交易和風險管理代理人的角色。參與成本可以解釋銀行的職能轉變。所謂參與成本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花在參與風險管理和決策上的時間。Allen&Santomero(1998)指出，最近20年來，隨著人們特別是專業人士的單位時間收入的提高，他們花在風險管理和決策上的時間的機會成本大大增加了；二是指由於金融創新，金融工具越來越復雜，使得非金融從業人員了解金融風險交易和風險管理的難度也大大增加了。投資者學習某種金融工具需要花費固定成本，既然如此，雖然交易成本與信息成本可能已經大為下降，但由於伴隨著上述固定成本，投資者的最佳選擇仍然是只持有有限的資產（Brennan，1975），King&Leape（1984）提供了相應的經驗證據。這兩方面的原因，使得個人參與金融資產交易和風險管理的成本大大增加。而金融中介作為專業機構，可以利用其專業優勢，代理人們進行風險交易和管理，從而大大減少參與成本。在這里，金融中介的職能主要是代理金融資產交易和風險管理，已不同於傳統的吸收存款和發放貸款的職能了。Scholtens&Wensveen（2000）基本同意Allen&Santomero（1998）的觀點，但是認為他們的分析並不全面。盡管市場不斷向完美市場逼近，信息價格不斷下降，但不對稱信息和交易成本仍然是中介起作用的重要因素。Scholtens&Wensveen（2000）認為參與成本並不能很好地解釋金融業近年來發生的一些巨大變化，諸如共同基金的發展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廣泛使用。在他們看來，這些金融產品迅速發展的關鍵仍然是風險而不是參與成本，金融中介理論必須拓展其目前的研究邊界。應當放棄靜態的完美市場範式，採用更為動態的概念，金融中介理論應當包括金融創新的動態過程和在此基礎上的市場差異化。金融中介不是居於最終儲蓄者和投資者之間充當「代理人」，以減少像不對稱信息和參與成本之類的市場非完美性，而是一個獨立行事的市場主體。它能夠創造金融產品，並通過轉換財務風險、期限、規模、地點和流動性而為客戶提供增加值。因此價值增值是現代金融中介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從而理應成為金融中介理論的核心。當然，價值增值是通過降低人們的參與成本和擴展金融服務來實現的。基於此，Scholtens&Wensveen的這種所謂的補充理論（amendedtheory）自然強調金融中介的顧客導向而不是信息不對稱。也就是說，金融中介本身就是向顧客出售金融服務並從中獲利的，而傳統理論所謂的節約交易成本、消除信息不對稱以及參與成本等則屬於上述過程的伴隨效應（by-effect）。總之，這種補充理論與傳統理論相比，後者強調成本，而前者則強調價值；後者強調信息不對稱，而前者強調顧客導向（張傑2001）。

Ⅱ 影響金融營銷的宏觀環境因素有哪些

市場營銷宏觀環境因素是較大的主體和社會力量的間接影響企業的營銷活動內的發生。容主要包括：
首先，人口，環境
1，人口增長率：市場規模
人口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家庭結構，社會結構，民族結構。
3，人口和范圍的地理分布
二，經濟環境
1，直接影響經濟和環境因素：收入，儲蓄和信貸的營銷活動。
2，間接經濟和環境因素影響的營銷活動：（1）（2）經濟體制，經濟發展水平，（3）區域和行業發展現狀（4）城市化程度
三，自然環境
1，某些自然資源短缺
能源成本上升
3。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
4。政府管理的自然資源和干預越來越
四，技術環境
主要趨勢：
1，全球化的市場營銷活動
2，大規模的營銷信息的實時處理
3，管理活動的成效，以改善
4，生活質量的普遍提高
5，創造更多的財富機會
第五，政治和法律
1，立法
2，公益組織的發展
3議會
政權
第六，社會和文化
1，教育情況
2，宗教
3個值
4消費習俗
5，審美觀念
6，海關

Ⅲ 哪些因素會影響金融產品的定價策略

一、成本：由於成本是影響產品和服務價格的基本因素，所以是定價策略時企業首先考慮的因素，或者說成本確定了價格的最低線，企業在定價策略時一般不會以低於成本價來制定價策略格。

對金融企業而言，成本核算也是十分重要的。只有完善成本核算體系，才能確定產品的最低價格。當然在提供相同質量金融產品的同時，成本越低，其金融產品的定價策略幅度越大、定價策略自主權越大。

二、市場需求：市場營銷理論認為，產品的最高價格是由市場需求所決定的。當某種金融產品受到客戶追捧的時候，其價格的走勢必然上升，所以金融機構要從客戶潛在需求出發，設計出能夠很好地滿足客戶需求的產品，以幫助產品制定更高價格。

同時，市場需求還受價格彈性這一因素的影響，不同的產品，其價格彈性不同。如果需求量的變動大於價格的變動，那麼產品被認為是富有彈性的，這時低價將有一定效果；反之，如果產品是缺乏彈性的，則意味著需求量的變動小於價格的變動，這從一定層面可以看出消費者對價格的敏感度不高，那麼此時低價並不一定能取得期望中的效果。

三、競爭狀況：客戶在進行消費的時候往往會與企業競爭對手提供的產品質量進行比較，特別是比較價格。所以金融機構在進行定價策略前，應該充分參考競爭對手已有的產品價格信息，積極預測競爭對手在同一產品的未來價格走向，為自己定價策略提供客觀依據。

以上三個因素中，成本決定價策略格的下限，市場需求決定價策略格的上限，而競爭對手的情況是企業定價策略時重點參考的因素。當然金融產品定價策略還受到政策法規的影響。在我國，金融產品的定價策略並非完全自由，政策法規會對產品定價策略進行限制，因此金融企業必須密切關注各項金融政策的出台。

Ⅳ 論述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

從人的多種經濟角色之間的關系來看，無論何時何地，從事何種經濟活動，人一時一刻也不能停止消費，否則，就不能擔當生產者、勞動者、投資者等其它經濟角色。消費者要持續進行消費，凡是有勞動能力的人，就必須進行勞動，通過不同職業的勞動來維持和擴大社會再生產，因而消費和生產是社會成員兩種最基本的經濟活動，具有勞動能力的社會成員普遍具有消費者和勞動者的雙重經濟主體身份。由此可見，經濟發展以人為本所指的具體對象，可以進一步歸結為以消費者群體和勞動者群體的利益為本，實現廣大消費者效用最大化和廣大勞動者收入最大化是經濟發展的基本目標。

(一)消費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依存關系

第一，消費水平的變動與國民收入增長的變動有著直接的依存關系，當國民收入的增長較快時，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也增長較快，而在某些時候，消費水平的增速會高於或低於國民收入的增速，但只要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穩定合理，國民經濟就可以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

第二，消費率與經濟增長率有一定的依存關系。消費是國民生產總值的主要部分，其變動必然會引起國民生產總值的變動。而最終消費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函數，就是消費率，消費率對經濟增長率變動有明顯的影響。

在2000年至2003年的三年裡，我們經濟的成長大致是8％，那麼在這個中間消費貢獻在50％左右，投資的貢獻在四十多一點，外需的貢獻還是在六左右。那麼這樣一種格局表明我們整個國家經濟增長，內需是主要的，外需是輔助的。這是我們可以得到的一個結論，而在整個內需變化的過程中間出現了投資到消費，消費到投資這樣一種順序上的變化，但從平均角度來講消費依然還是內需的主體，投資還是僅次於消費的重要力量，但是這幾年在現實的增長中間，由於我們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以發行長期建設國債六千六百億來拉動經濟的增長，因此在年度中間還有不同，也就是有此年份投資的作用更突出一些，有些年份消費的作用更突出一些，有些年份外需的作用更突出一些。因此我們回顧歷史從需求的角度來說：目前正處於一個消費比較平穩，投資繼續增強，外需也是相對穩定的階段。

目前國內消費需求基本平穩、大體正常，居民購買力實現程度穩中有升。但由於收入分布不均，使不同階層實現購買力程度不同，突出表現為收入高的群體實現程度低，收入低的階層實現程度高。這種狀況直接導致一方面低收入階層有旺盛消費需求但購買力不足，消費潛力難以得到釋放；另一方面擁有強盛購買力的高收入群體，其消費需求已基本實現，購買力大量以儲蓄和金融資產的形式沉澱下來。這一反差是形成目前內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擴大內需，啟動消費應根據不同消費群體的特點，制定相應的消費政策和稅收政策，調節收入分配關系，以達到預期的目標。

我國經濟增長仍主要表現投資拉動型有關。由於投資與消費存在著一定的相互替代關系，因此在近年來過高投資的作用下，也使得我國社會消費率對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出現了持續減弱。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隨著我國投資增長率連年提升，同期消費增長率也出現了逐年走低的趨勢。特別是2004年在投資率由2000年的36.4%升至42.3%的情況下，消費率則由61.1%降到了53.6%。

(二)消費水平與經濟結構

合理消費水平，要與生產力發展相互促進。在健康的倫理、道德規范下，合理的消費水平主要體現在消費與生產之間的相互適應和相互促進上。在數量上，合理消費水平應與國民總收人及其增長速度和社會勞動生產率及其增長速度保持恰當的比例；在結構上，合理的消費水平應與消費品的供給結構相適應，有利於經濟結構的合理化。

經濟結構大體上是指國民經濟各部門，各地區，各成分，各組織和社會再生產各方面的構成，以及它們的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關系。一國的經濟增長從其內涵來看，主要有兩方面，經濟總量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優化，而一國的經濟增長又是以一定的消費水平為前提的。當社會經濟實現增長，經濟總量及人均收入量也會相應增長，從而引起需求結構、生產結構以及外貿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根據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理論，高的經濟增長率必然帶來高的結構變化率。也就是說，結構的變動是與經濟發展過程相聯系，是以經濟發展的水平和階段（即人均收入水平和工業化程度）為條件，是通過資源的再分配來實現的。

目前，我國經濟結構依然存在不合理的狀況，這一狀況嚴重製約了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但這種不合理狀況不是由於過去重工業的傾斜政策而造成的，而是因為當前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導致現行經濟結構不再適應當今的經濟發展。目前從我國消費領域的整體來看，醞釀著一次新的消費升級 - 「住行消費升級」（在此之前，已有幾次消費結構升級）。其間消費投入大，積蓄時間長。這使得消費需求不足現象在一定時期內存在。

收入的增長必然引起消費水平的增長，而消費水平的增長又會引起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的增長主要是靠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增長，結構合理，就可以提高全社會總要素的生產率，進而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率，這樣就必然能夠帶來消費水平的提高。

我國經濟增長、投資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來看，經濟增長速度是比較居中的，投資的增長速度基本上是要高於這個經濟的增長速度，而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總是有一些滯後於經濟增長速度，特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增長速度明顯地低於經濟的增長速度，這種局面如果長期地持續下去，引起經濟結構在某種程度上的不平衡，投資增長相當地快，居民收入的增長相對低於經濟的增長，這樣會出現居民收入相對增長較慢，消費需求相對增長較慢，在國民經濟增長中，主要是靠投資增長來拉動，短期這種情況沒有什麼大的問題，長期是這樣一種局面的話，會引起經濟結構的失衡。

二、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

影響消費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經濟因素有國民收入總額及其提高速度，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消費與投資人口總數及其增長速度，價格水平的變動等。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升級，是投資和消費關系變化的基本動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費結構已從溫飽型農產品消費過渡到小康型工業品消費，部分向比較富裕型的服務類消費邁進。居民消費的增長潛力還很大，消費空間將進一步拓展，這會導致消費率適當上升和投資率相應下降。但是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城鄉低收入群體支付能力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可能制約消費率的提高。

(二)高儲蓄支撐著高投資，而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則壓低消費率。

20世紀90年代，我國總儲蓄率(其中居民儲蓄佔一半以上)穩定在40%左右，2003年高達47%，遠遠高於20%的世界平均水平，因而同期我國的投資率也大體如此。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出現儲蓄傾向上升而消費傾向下降的趨勢。1989～2003年，城鄉居民儲蓄平均增長22.6%，而消費支出平均僅增長11.9%；城鎮消費傾向由0.88下降為0.77，農村消費傾向由0.89下降到0.74。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隨之都降低。

(三)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的影響。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口消費在消費市場中所佔的份額越來越大，引起消費結構的變化。就一個國家的整體消費而言，在老齡化過程中，消費支出呈現逐漸擴大趨勢；在老齡化社會，消費支出則呈現減少趨勢。從我國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看，老齡者的家庭用品、保健費、醫療費以及交際費等支出的比例顯著提高。隨著人口老齡化的迅速發展，由於收入水平相對較低的老齡者人均消費額隨著衰老而減少，對住宅建築以及電視機、電冰箱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量減少，這就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應適當提高勞動年齡上限，以相應擴大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高消費人口；另一方面，可適當擴大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和提高退休金標准，通過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購買力，促進消費增長和「銀發市場」的繁榮。

三、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在我國，由於消費水平的差異，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表現得非常明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於城市發展較快，大部分農村發展比較慢，所以在一定時期內，城鄉之間的消費水平差異比較明顯。
(一)消費差距大於收入差距。

城鄉收入差距的最終反映是生活質量的差距，生活質量主要體現在消費。城鄉居民生活消費差距大於收入差距。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11124元，農村居民為4655元，城鄉居民消費比例為2.39：1,大於收入差距25個百分點；城市居民消費傾向為80.1%，農民為71.6%，相差8.5個百分點；城市居民食品支出3523元，是農村居民的2.4倍。其中肉、蛋、奶、水產品支出城市居民為1064元，農民僅為390元，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的2.7倍；衣著支出城市居民為906元，農村居民為331元，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的為2.7倍；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支出城市居民為704元，農村居民為272元，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的2.6倍；交通通訊支出城市居民為1688元，農村居民為469元，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的3.6倍。

(二)城鄉居民家庭財產差距懸殊。

到2003年末，城市居民人均儲蓄存款余額約為41200元，農村居民約為10180元，城市居民是農村居民的4倍。據1000戶城市居民抽樣調查資料顯示，2003年，城市居民人均用於儲蓄、儲蓄性保險、購買有價證券的支出達3748元，相當於當年農民收入的58%。

(三)城鄉居民社會福利待遇差距明顯。

城鄉居民在各種社會福利方面也存在較大差距。很多社會福利實際上是居民的一種隱性收入。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公積金以及各種社會保險如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各種福利如最低工資和低保等，絕大多數農民都不能享受。如果考慮城鎮居民享受的各種社會福利，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會更大。

四、提高消費水平的建議與策略

針對當前消費需求不足，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明顯減弱的現狀，我們認為推動居民消費增長，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體現以人為本，著眼於改善人民生活，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
(一)千方百計擴大就業，增強消費者信心。

就業是民生之本，是改善分配關系、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為增加城鎮居民收入，要努力做好就業再就業工作，大力發展社區服務、餐飲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鼓勵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加強勞動職業培訓，引導職工轉變就業觀念，發展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落實好最低工資制度，確保職工工資按時足額發放。要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要徹底消除進城務工農民的歧視性政策和障礙，簡化各種手續，防止亂收費。努力構建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就業市場，為農民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最大限度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推進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大發展。

(二)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增強消費能力。

收入提高，必然會擴大消費需求，消費水平會相應提高。通過發展農業生產、減輕農民負擔、清理拖欠農民工工資等措施，使農民收入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勢頭。使居民收入與經濟同步增長，提高最終消費水平的重要物質基礎。同時，要加大對低收入階層的收入轉移支付力度，縮小貧富差距。

(三)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居民購買力的實現。

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改善人們消費取向，提高居民購買力實現程度的關鍵。要從社會保障體繫上和各項政策措施上讓居民對自己未來的利益保障心中有數，從而增強居民即期消費行為，增強居民消費信心。對於養老、醫療、就業等涉及城鄉居民切身利益的改革，要提高改革的科學性和透明度，降低人們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性，促進居民購買力實現。

(四)大力發展消費品市場。

適應消費需求發展趨勢，搞好城鄉零售市場的規劃布局。合理布局城市商業中心，形成能夠帶動消費升級和創造都市商業氛圍的消費中心。加快發展貼近和方便居民生活的便利店、折扣店和中小型綜合超市。發展專業性較強的家電、食品、建材等專業連鎖超市。重視發展倉儲式商場、專業店、專賣店等新的業態形式。適度發展大型綜合超市，控制發展大型購物中心。

(五)繼續培育和擴大新的消費增長點，激發大眾消費熱情。

近年來，住房、汽車、電子通訊、旅遊等新消費熱點的快速增長對推動消費結構升級和消費需求穩定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整體來看，-方面這些新的消費熱點在整個消費中所佔比重較小，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廣泛的大眾消費效應。為了進一步擴大消費需求，加快消費結構升級，必須繼續努力培育和保護新的消費增長點效率兼顧的目的，發揮住房、汽車等新的消費熱點在拉動消費結構升級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總之，擴大消費大有潛力，大有可為。只要我們充分認識增加消費對拉動經濟增長的巨大作用，採取得力措施鼓勵和促進消費，全面擴大消費需求，一定能促進我國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

Ⅳ 哪些因素會影響金融企業的發展

隨著經濟、社會、科技等方面的迅速發展，特別是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全球信息網路的建立和消費需求的多樣化，企業所處的宏觀環境更為開放和動盪。這種變化幾乎對所有企業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金融企業也不例外，因此，宏觀營銷環境分析成為金融企業制定營銷戰略的開端。

宏觀營銷環境指對社會各行各業產生影響的各種因素和力量的總和，這些因素和力量包括政治、法律、經濟、人口、技術、社會文化、自然環境六個方面，對金融企業影響最大的因素是政治、法律、經濟、人口、技術、社會文化五個方面。

Ⅵ 影響金融產品的價格因素

一、成本：由於成本是影響產品和服務價格的基本因素，所以是定價策略時企業首先考慮的因素，或者說成本確定了價格的最低線，企業在定價策略時一般不會以低於成本價來制定價策略格。

二、市場需求：市場營銷理論認為，產品的最高價格是由市場需求所決定的。當某種金融產品受到客戶追捧的時候，其價格的走勢必然上升，所以金融機構要從客戶潛在需求出發，設計出能夠很好地滿足客戶需求的產品，以幫助產品制定更高價格。

三、競爭狀況：客戶在進行消費的時候往往會與企業競爭對手提供的產品質量進行比較，特別是比較價格。

(6)影響金融消費的因素擴展閱讀：

任何金融產品都必需有其賣主，即發行者。債券的發行者就是債務人，沒有債務人的債務關系自然是無法想像的。股票也一樣，必需要有特定的發行企業，這一企業是股票認購者的共同財產。

發行者通過出售金融產品取得收入，但不是任何個人或企業都可以向社會發行金融產品取得收入。與這樣的金融收入相對應，發行者要承擔下定的義務。

為了保證這些義務的履行，大多數金融產品的發行者在發行時要符合一定的條件，在發行後要接受金融管理機構和投資者的監督，如信息公開、業務活動的某些限制等。

Ⅶ 哪些因素會影響金融營銷的分銷渠道

金融營銷分銷渠道的影響因素：1.金融產品特徵：產品特徵是影響分銷渠道選擇的重要因素之一。金融產品因其種類不同而具備不同的特徵，這對於分銷渠道的選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由於金融產品的特性包含較多的服務成分，因而客觀上要求金融企業設立廣泛的分銷網路、建立完整的服務體系。另外，金融產品的創新和多樣化，使產品質量更為標准化而大大促進了其分銷渠道的發展。

2.市場因素和金融客戶特點：市場范圍、營銷方式的敏感性等因素，以及商業銀行同業競爭者產品的分銷渠道策略，都會影響到分銷渠道的選擇。對金融客戶特點的描述有三種變數：①消費者類型變數。由於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對於不同的分銷渠道會產生不同的反應，金融機構需要對此進行分析和研究。②人口統計變數，包括人數、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地理分布、收入結構等。人口統計變數對分銷渠道的設置具有決定性影響。③心理統計變數，具體包括客戶對金融風險的偏好、對金融產品的忠誠度以及對廣告宣傳等促銷手段的反應等。例如，對金融風險厭惡的人推銷股票等風險大的金融產品成功率較低，但推銷風險小的國庫券希望卻較大。

3.金融機構的規模和信息科技的發展：金融機構的規模大小、資金能力、信用能力、銷售能力、提供的服務以及要求等，都會影響其分銷渠道的選擇。信息技術的發展也促使金融機構通過自助設備、電話和網路來提供金融服務，從而擴展分銷渠道。

4.營銷技術：金融機構的營銷技術直接影響其金融產品的銷售。對某些產品來說廣告十分重要，而另一些則需要通過人員推銷。為此，金融機構在對其營銷技術進行選擇時，只有對自己的營銷技術進行正確衡量界定，才能審時度勢地進行分銷渠道的決策。

5.現有分銷渠道的可用性：金融機構在選擇分銷渠道時必須考慮其現有分銷渠道的可用性和可用度，因為分銷渠道的再選擇，受現有分銷渠道適用性的嚴格控制。

6.政策：政府對各類金融產品所採取的價格政策、稅收政策等，會影響金融機構分銷渠道的選擇。如政策允許自由購銷各種金融商品，分銷渠道必定會多樣化；反之，渠道就會單一化。地方政府的行為也會影響商業銀行直銷渠道的選擇。

Ⅷ 影響居民消費水平的因素有哪些

1、國內生產總值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

國內生產總值（GDP）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活動總量，人均GDP通常用以評價一國的富裕程度，通常我們把國內生產總值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代表性指標。而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又與居民消費水平有很大聯系。

2、居民儲蓄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居民的消費和儲蓄互相影響，儲蓄增加，現實的消費就會減少，儲蓄減少，現實的消費就會增加。

3、通貨膨脹對居民消費水平的影響

近年來，我國物價大幅度上漲，直接影響到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另外，通貨膨脹對居民的消費預期也產生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持續上漲，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市居民的消費慾望。

4、社會保障對我國居民消費的影響

社會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時期內一國（地區）社會成員享受社會保障的高低程度，其主要衡量指標是社會保障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

(8)影響金融消費的因素擴展閱讀

反映居民消費水平的主要指標有：

1、平均實物消費量指標

平均每人全年主要有消費品的消費量、平均每百戶耐用消費品擁有量、人均居住面積、平均每人生活用水量、平均每人生活用電量等；

2、現代化生活設施的普及程度指標

平均每百戶主要家用電器擁有量、電話普及率等；

3、反映消費水平的消費結構指標

居民生活消費支出中食品的比例、居民生活消費支出中文化生活服務支出比例、不同質量消費品的消費比例等。

消費計算

根據計算居民消費的不同價格，可以計算出按當年價格計算的居民消費水平和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居民消費水平，後者便於觀察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的增長變化。

為了觀察居民消費的實物構成，還可以進一步計算各種消費品的平均消費的數量和金額，以反映居民在取得基本生存資料的基礎上逐步向需要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的方向發展的趨勢。

居民消費水平，是按國內生產總值口徑，即包括勞務消費在內的總消費進行計算的。計算公式為：居民消費水平（元/人）= 報告期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居民消費總額 / 報告期年平均人口。

居民虛擬消費類型：

居民消費除了包括直接以貨幣形式購買商品和服務的消費之外，還包括以其他方式獲(如虛擬性消費)得的商品和服務的消費。居民虛擬消費包括以下類型：

單位以實物報酬或實物轉移等形式提供給勞動者的商品和服務；

住戶自己生產並由自己消費的商品和服務(其中，服務僅指住戶的自有住房服務)；

金融機構提供的金融中介服務；保險公司提供的保險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