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當前我國金融市場存在那些風險並且給出一些評價
1.金融市場還不夠成熟，深度和廣度不夠。我們所說的成熟的、完善的是金融市場的標准：每一個優秀的、發展中的企業可以通過完善和改造融資為企業長久發展增添新的活力：長期投資者能夠得到合適穩定的回報：市場價格基本合理：市場參與者遵守規則。但目前中國金融市場遠遠沒有達到這些標准。總體的金融環境來說，一個市場開放性較強、市場規模比較宏大、金融類產品種類較多、贏利性頗為豐厚和安全性能更高的主題金融環境下，規范的適應負幣和國際金融市場要求的金融市場都可以達到，我國還沒有更好的做到國際金融市場所要求的條件。
2.利率和匯率缺少市場化。如果利息率不可以透明、真實的反應市場借貸和市場供求的關系，然而它卻是以准確無誤的市場利率作為引導和其他經濟各種類型商品的價格：如果匯率不可以准確反映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的供給關系，而是以准確無誤的本年度利率參與國際經貿往來，我國貨幣就很難成為國際通用貨幣，並主動擔任國際通用貨幣的職位。
3.金融市場主體競爭力較弱。中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以及匯率政策任然是隗代金融市場的主打體系是。當前：中行、建行、農行、工行這四大銀行，任然是中國金融市場構成的主體結構、但在整體運行機制上還是和發達國家有較大的差距的。
4.金融風險防範的機制不健全。特別是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提高，本國貨幣的外流也將日益增長，而國外本幣的增加會讓市場投機的幾率大幅度提高，容易沖擊本國的金融環境和金融市場，在特定的時期內削弱本國宏觀調控經濟的效用，而且還會造成宏觀經濟政策的失准性。此外，人民銀行也有對金融市場的監管權。
5.金融市場尚不完備。我國的金融環境體制現階段還不是特別完善、而且金融市場的機制機構還是不夠健全。表現在：受傳統觀念的約束，投資慾望較弱;銀行沒有企業化發展比較較差，信貸資金任是自給自足制，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相對來說還是不夠完善，信用工具的缺少現有證券的不流通;價格的不完善，不能為投資者帶來較為准確的投資訊息，資金流通不完善：經濟的立法、章程的不完善，缺乏強有力的管理方法。
❷ 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有哪些
主要有五大風險：
美國不確定性風險——美國經濟金融的影響力使其前景格外引起關注，並將影響
國際金融市場較大的波動，尤其是美元資產的縮水，可能導致全球交易、結算和儲備系統的大調整，不利於金融穩定突出；而從國內看，美元貶值由於經濟恢復和結構性均衡，但不利於經濟信心維持。美元波動將會引起恐慌性反應，金融市場價格波動將會加大，進而不利於全球經濟復甦和穩定。而從當前形勢看，美國經濟前景難以確定，經濟政策和理念的變化將是美國經濟難以預測的重要因素，而經濟政策抉擇時機與理念的變化，將可能使美國經濟最終出現實質的變化，甚至惡化。
金價上漲恐慌性風險——從目前趨勢看，國際金價面臨進一步上揚的空間，甚至預測金價將可能達到350美元的水平，國際政治與軍事矛盾潛在惡化的可能以及突發事件的難以預測都將是金價上漲的依託；尤其是美國經濟不確定和美元超值風險都將是金價上揚的推力與依據，從而對市場心理恐慌具有重要影響，形成進一步刺激金價的重要因素。
油價不定性風險——從石油價格水平趨勢看，產油國與消費國之間的摩擦以及國際政治軍事爭端的連續不斷，都是油價不確定的因素；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以及全球經濟復甦的需要，油價可駕馭更為艱難，可能成為全球經濟發展中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的不確定因素，並將對主要貨幣國的經濟環境具有負面影響與打壓，歐元區更為突出，歐元區通貨膨脹再度上升的壓力依然較大，並將直接加大匯率信心心理的波動與調整；而對於美國而言，在經濟不確定中經濟風險有所上升的形勢下，油價的上漲也將使美國經濟政策難以駕馭。油價再上30美元的水平不僅具有可能，而且也將是再度沖擊經濟金融政策的調整與變化的重要因素，對利率、匯率和股價等宏觀和微觀經濟波動與難以駕馭影響將更為直接。
利率差異波動性風險——全球利率水平的差異與不同步將是未來匯率水平和投資組合波動與調整的關鍵因素，利率調控的駕馭將直接影響和左右資金流動趨勢、方向與結構的變化，對美元的減弱、對歐元的傾斜以及對日元的難以定奪將使匯率和股價水平加大波動幅度，波動區間將難以預測且超出預期。尤為值得關注美聯儲關於改變永久性貼現率結構的建議，主旨是改變以往聯邦基金利率高於貼現率的狀況，使貼現率高於聯邦基金利率，以刺激存款機構、聯邦儲備體系在美國經濟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最終穩定經濟。美聯儲這項可能實施的改革將會對美國金融市場，尤其是美國經濟產生重要影響，並對匯率具有直接牽動；而當前美聯儲利率調整的時機抉擇對匯率的影響至關重要。而利差將形成國際資本流動格局的較大調整與變化。
金融格局潛在調整風險——隨著美歐日三種主導貨幣匯率的價格變化，尤其是歐元上升的加快，美元的國際主導地位將面臨提前的挑戰與修正。國際資本流動向歐元區間的加大，可能將導致資產信心和份額的調整，而目前美元貶值趨勢對與美元相掛鉤的機制沖擊將會加大，美元與歐元雙匯率機制將可能成為新的選擇與更新。從中長期看，美歐金融均衡性將會逐漸顯現，對美元沖擊明顯，對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具有影響與沖擊，但對金融均衡與風險規避十分有益，有利於國際金融公平、合理氛圍的發展。
❸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銀行的好與壞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入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入全球—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因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決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
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入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 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一1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 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
❹ 從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實例中如何看待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
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導火線」是比索貶值。而塞迪略政府之所以在上台後不久就訴諸貶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外匯儲備不斷減少，無法繼續支撐3.46比索兌1美元的匯率。那麼，墨西哥為什麼會面臨外匯儲備不足的困境呢？ 薩利納斯上台後，政府將匯率作為反通貨膨脹的工具（即把比索釘住美元）。以匯率釘住為核心的反通貨膨脹計劃雖然在降低通貨膨脹率方面是較為成功的，但是，由於本國貨幣貶值的幅度小於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幅度，幣值高估在所難免，從而會削弱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據估計，如用購買力平價計算，比索的幣值高估了20％。此外，這樣的反通貨膨脹計劃還產生了消費熱，擴大了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在進口急劇增加的同時，墨西哥的出口卻增長乏力。在1989—1994年期間，出口增長了2.7倍，而進口增長了3.4倍。結果，1989年，墨西哥的經常項目逆差為41億美元，1994年已擴大到289億美元。從理論上說，只要國際收支中資本項目能保持相應的盈餘，那麼經常項目即使出現較大的赤字，也並不說明國民經濟已面臨危機。問題的關鍵是，使資本項目保持盈餘的外資不該是投機性較強的短期外國資本。而墨西哥用來彌補經常項目赤字的資本項目盈餘卻正是這種資本。80年代末，每年流入墨西哥的間接投資凈額為50億美元左右，而至1993年，這種外資的凈流入量已近300億美元。據估計，在1990—1994年，間接投資在流入墨西哥的外資總額中的比重高達2/3。 為了穩定外國投資者的信心，政府除了表示堅持比索不貶值以外，還用一種與美元掛鉤的短期債券取代一種與比索掛鉤的短期債券。結果，外國投資者大量賣出與比索掛鉤的短期債券，購買與美元掛鉤的短期債券。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夕，墨西哥政府發行的短期債券已高達300億美元，其中1995年上半年到期的就有167.6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則只有數十億美元。事實表明，墨西哥政府用與美元掛鉤的短期債券來穩定外國投資者信心的做法是不明智的。這種債券固然在短時間內達到了目的，使200多億美元的短期外資留在國內，但由此而來的風險更大，因為比索價值的下跌，不管其幅度大小，都會降低間接投資的利潤，從而加劇資本外流，也使短期債券市場面臨更大的動盪。因此，到1994年下半年，墨西哥政府已處於一種越來越被動的局面。一方面，無法擺脫對外國間接投資和短期國債的依賴；另一方面，這兩種資金來源使墨西哥經濟愈益脆弱，政府的迴旋餘地不斷縮小，而金融投機者的影響力則持續增加。當政府宣布比索貶值後，金融投機者便大量拋售短期國債。 所以說，外匯儲備的減少、比索的貶值是墨西哥金融危機的直接原因，而用投機性強、流動性大的短期外國資本彌補巨大的經常項目赤字，則是金融危機的深層次根源。
❺ 2008-2016反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的時間有哪些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提要： 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銀行業 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 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保險業 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 (三)證券市場 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二)對保險業的影響 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 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 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 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 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 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 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 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 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 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 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 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
❻ 國際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影響總結
國際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在諸多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的背後需要的是富有效率的監管機制。全面進行指導，監管與風險的管理。
推動金融全球化發展，縮小世界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和諧世界經濟環境。
❼ 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後果是什麼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出一個重要特徵，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必然結果。由於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競爭加劇發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鬆，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高潮，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或者說，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並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 動狀態。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在金融業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主權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主權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由於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國際金融一體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各國所執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共同處理的問題。其次，國際資本力量的強大於國家主權的相對弱化，冷戰後，國際市場的統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術革命的促動，使國際資本空前擴張。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巨額資本高速遊走，瞬息萬變，資本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改變了政府發揮作用的環境，增加了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變數，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被嚴重削弱（如國際資本流動的「溢入溢出效應」對主權國家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
這些巨額流動資本完全是在任何單個民族國家的管轄的范圍之外發揮作用。而民族國家，包括是最發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無法做到防範於未然，都無從控制國際游資的沖擊。最後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於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主權提出了挑戰（如IMF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 由於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管國別化之間的矛盾加劇，呼喚全球性的金融體制，監管體系與風險預警系統的建立，這必將導致各個民族國家金融決策主權的某種弱化，必須肯定，從長遠看來，這種弱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是這種主權的讓渡必須是相互的和對等的，不能被某種強權，尤其是金融霸權所利用和濫用。
、國際金融一體化對國家安全威脅著安全。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上巨額游資的存在對於民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了挑戰。表現在 ①巨額資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對於主權國家經濟的巨大影響。 ②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戰略上的失誤及經濟結構上的缺陷，成為易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對象。
其次，金融創新促進了世界金融一體化，也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挑戰。 ①金融創新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於國際金融傳導機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國家面臨著日益增大的國際金融風險。 ②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不僅為國際游資對主權國家進行沖擊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掠奪一國的財富成為可能。
再次，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隨著世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更加有利於發達國家，發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體系中游戲規則的制定，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內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不斷加深。在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性缺陷的前提下，發展中國家將始終面臨著金融風險對於經濟安全的挑戰。
3、 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金融霸權
二戰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冷戰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略領域。在冷戰之後，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與金融業則成為全球戰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達國家，無不力圖搶占現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4個戰略要點，其中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 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冷戰後，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兩種趨勢，一是發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合起來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並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於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趨於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並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
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後果日趨凸現。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並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後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
❽ 國際金融:影響交易風險的因素有哪些
影響金融交易風險的因素。無磨擦的完全信息金融市場已不再存在，因而就需要金回融中介參與金答融交易；金融中介可視為單個借貸者在交易中克服交易成本、尋求規模經濟的聯合，並指出金融中介存在的原因在於交易成本，提出了金融中介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思路，從而開創了新金融中介理論。金融中介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技術上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也可以這樣說，規模經濟和（或）范圍經濟起源於交易成本。若存在與任何金融資產交易相關的固定交易成本，那麼，和直接融資情況下借貸雙方一對一的交易相比，通過金融中介的交易就可以利用規模經濟降低交易成本。之所以有規模經濟存在，是因為在金融市場上，當交易量增加時，一項交易的總成本增加得很少。從整個社會的儲蓄投資過程看，中介手段有助於提高儲蓄和投資水平以及在各種可能的投資機會之間更有效地分配稀缺的儲蓄，這被稱之為金融中介的「分配技術」。同時，金融中介還可通過協調借貸雙方不同的金融需求而進一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並且依靠中介過程創造出各種受到借貸雙方歡迎的新型金融資產，這被稱之為「中介技術」
❾ 全球一體化對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參考資料：人民網>>中國政協新聞>>熱點關注>>21世紀論壇2005年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