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京城金融有限公司

1. 歷史上姓朱的名人

1、朱溫

梁太祖朱溫（852年12月9日—912年7月18日），開平元年（907年）到乾化二年（912年）在位。五代時期梁朝第一位皇帝，宋州碭山（今安徽碭山縣）人，唐僖宗賜名「朱全忠」，即位後改名朱晃。

2. 浙江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復旦大學的金融本科畢業生，哪個更容易在杭州找到金融類工作

從歷史底蘊來說，上海交通大學一直是著名大學，114年的歷史，培養出很多人才，錢學森，弘一法師李叔同，吳文俊，唐文治、蔡元培、李叔同、黃炎培、邵力子、蔣夢麟、馬衡、洪深、朱屺瞻、鄒韜奮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著名學者。

毫無疑問選擇交大經濟管理專業啊，人大是一個很功利的學校，而且校園太小沒有什麼氛圍。而復旦是沒有任何歷史底蘊的。因為復旦的歷史是空白的。

還有你網路查查交大強大的經管實力吧：

安泰經濟管理學院（Antai）

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

這三個學院任何拿出一個都是國內頂級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又是亞太地區排名第一的商學院，國際知名。國內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比得上。

交大的排名，國家定位比其餘的高得多，交通大學建國前就是一流大學了，這是其他學校比不了的。

現在的交大的發展速度公認是最快的，還有生源質量，國際化程度比剩下的學校好的太多了。

交大的商學院體系是國內最龐大的：安泰（antai），高金（saif），中歐（ceibs）構成交大商學院最強大的三駕馬車，其中交大的中歐已經是國內的霸主，同時也是世界著名的商學院了，國際排名前20名的。

交大的安泰更是實力強勁，已經拿到了全球最好的三個商學院認證，AACSB；EQUIS；AMBA；【在上海，在中國只有上海交通大學拿到這三個國際頂級商學院認證！！】

這三個認證齊全是國際頂級商學院的標志；

【參考下邊的新聞鏈接】只不過還沒有在媒體正式宣布；

交大的MBA已經得到了全球前50強的認可，交大的碩士教育也是進入過全球第37、38位的水準；

交大的安泰，高金，中歐構成了國內最強大商學院系統，去任何一個都是對你未來發展的巨大促進。

參考這條介紹，尤其是最下邊。

http://e.sina.com.cn/bschool/2010-09-10/1632266970_2.shtml

至於交大高金專門搞金融研究生，MBA，EMBA教育的，剛建設兩年，起點極高，都是國際化師資，國際一流的大牌教授，同時學生都是來自清華北大交大這種學校，也體現這個金融學院的巨大吸引力，讓你看看生源來源吧【參考最後的附圖】：

很多清華北大過來讀研的，可見人往高處走是吧。只有交大有這種吸引力。

無論是人大，還是復旦他們能招收到這種生源嗎？他們有這種吸引了嗎？

http://www.saif.sjtu.e.cn/index.php/AboutSaif/ShowContent/news_id/1527

「SAIF金融MBA項目原計劃招收國內學生120人，而報考人數突破了500人，考錄比達4.2:1。因此，SAIF擴招30名MBA學員，以滿足市場的需求。新生聯考【平均成績在滬上MBA項目中撥得頭籌。】」

現在的上海東北部的復旦大學所有的學科都來自於1952年院系調整期間其他學校的支援，

所有的知名教授都來自於其他著名大學的支援，主要來自於浙江大學，交通大學，聖約翰大學等等，復旦聚集了華東地區所有著名大學的王牌學科；

復旦大學所有的系主任都是浙江大學和交通大學的教授擔任，復旦大學的校長很多也是交通大學的畢業生，可見原來的復旦大學和浙大，交大實力相差之懸殊。

復旦盡管有100年的歷史，但是是沒有任何歷史底蘊的，

去復旦的校史館就可以看得出，沒有任何著名人物是復旦培養出來的，院系調整前的上海人都是以去復旦為恥的，現在上海的老一知識分子提起復旦也是一直搖頭；

如果同時去過復旦大學的校史館和交通大學的校史館，簡單的比較就可以看得出來兩所學校歷史底蘊的巨大差距，復旦是沒有任何歷史底蘊的。

比如復旦現在一直拿來宣揚的谷超豪，蘇步青等等都是浙江大學的畢業生；

下段文字摘於《大學教育科學》的院系調整史料研究，對於復旦的評價已經非常客氣和隱晦了。

http://book.ifeng.com/special/49nianhoudaxue/201002/0203_9420_1536041.shtml

（3）「空白」的復旦。

假設當時全國只設五個綜合性大學，上海最具競爭力的大學無疑是交通大學。可除了京城以外，這個最具戰略地位的綜合性大學卻花落復旦，這同樣不能令人信服。

復旦大學在民國高校中算不上一流。1952年院系調整時，原復旦大學在自然科學方面【既沒有一個重要的學科】，【也沒有一個有能耐的教授】。但就是這樣一個當時現代科學家缺席的大學，在理工科獨步天下的1950年代的院系調整中被定為綜合性大學，許多強校的優勢學科、著名學者都要弄往復旦，這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

因為，無論是企業的兼並，還是學校的重組，一個自然的選擇總是以大吞小，以強吸弱，這符合當事人的心理需求，更便利日後的正常運行。如最近一次的高校合並，就是規模小的大學或二、三流的大學並入規模大的或一流的大學，而不是相反。

假如【今日的復旦，並入上海的一般性高校】，豈不成了笑話？

可當時的確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過，這一貌似「外行」的舉措實則是【精心設計】的，堪稱【院系調整中的一個經典】。因為，作為華東高校的新科狀元，上海、浙江區域唯一的綜合性大學，復旦可名正言順地【把滬、浙兩地的高校名流盡收麾下】；同時又阻止了浙大、交大、同濟等名校的名師在其中的任一本部的「會師」，大大方便了今後的治理。只要便利自己的駕馭，幾乎可以不考慮其他，這是院系調整的一大特徵；設綜合性大學時棄浙大、交大而取復旦，便是一例。

3. 長沙口碑最好裝修公司有哪些

元洲裝飾公司、輕舟裝飾公司、九鼎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長沙城市人家裝飾（集團）有限公司、長沙闊達裝飾集團均是長沙口碑良好的裝修公司。

輕舟裝飾是從事建築裝飾專業設計與施工的品牌企業，業務范圍涉及家裝、工裝、傢具等，是擁有國家建委頒發的專業資質等級證書的知名裝飾企業。輕舟裝飾以北京為核心，構建了遍布京城的十幾家設計師、高端設計樓與遍布全國近百個特許加盟和直營分公司，構成了輕舟龐大的全國服務網路。

3、九鼎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

九鼎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創立於1998年八月 ,專業從事住宅、別墅、公寓、寫字樓等工程建築施工及裝飾裝修，具有甲級設計一級資質，是浙江省大規模的工程建築施工及裝飾裝修企業。

九鼎建築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全面開發浙江、江蘇、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上海等省市，相繼成立100餘家分公司，八家裝聯物流中心和杭州九鼎奧麗家私有限公司。

4、長沙城市人家裝飾（集團）有限公司：

城市人家裝飾公司是一家專業的室內裝飾公司，有著雄厚的資金力量和過硬的工程隊伍，北京城市人家裝飾（集團）有限公司是由國內大型房地產公司及金融投資機構投資的大型家居裝飾企業。

公司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中國建築裝飾協會會員單位、北京室內裝飾協會會員單位，具有國家裝飾設計施工雙乙級資質。

5、長沙闊達裝飾集團：

闊達裝飾成立於成立於1997年，公司成立至今被授予「建築裝飾施工二級資質」單位，中國建築裝飾協會常務理事單位、北京市建築裝飾協會副會長單位、全國工商聯傢具裝飾業協會副會長單位。公司經過21年的發展壯大，是中國家裝行業的領軍品牌。

闊達成功提出了人本符號設計理念，創造性提出七種具有獨特代表性的設計符號，精闢詮釋了主人風格與完美家居的藝術結合。用符號雕琢細節，用細節展現家居表情，真正將主人風格通過符號設計融入生活。

4. 高考 想考金融專業,，將來想北京或上海念大學，但上海工作，北京和上海的大學大比較！

從歷史底蘊來說，上海交通大學一直是著名大學，114年的歷史，培養出很多人才，錢學森，弘一法師李叔同，吳文俊，唐文治、蔡元培、李叔同、黃炎培、邵力子、蔣夢麟、馬衡、洪深、朱屺瞻、鄒韜奮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著名學者。

毫無疑問選擇交大經濟管理專業啊，人大是一個很功利的學校，而且校園太小沒有什麼氛圍。而復旦是沒有任何歷史底蘊的。因為復旦的歷史是空白的。

還有你網路查查交大強大的經管實力吧：

安泰經濟管理學院（Antai）

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

這三個學院任何拿出一個都是國內頂級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又是亞太地區排名第一的商學院，國際知名。國內沒有任何一所大學比得上。

交大的排名，國家定位比其餘的高得多，交通大學建國前就是一流大學了，這是其他學校比不了的。

現在的交大的發展速度公認是最快的，還有生源質量，國際化程度比剩下的學校好的太多了。

交大的商學院體系是國內最龐大的：安泰（antai），高金（saif），中歐（ceibs）構成交大商學院最強大的三駕馬車，其中交大的中歐已經是國內的霸主，同時也是世界著名的商學院了，國際排名前20名的。

交大的安泰更是實力強勁，已經拿到了全球最好的三個商學院認證，AACSB；EQUIS；AMBA；【在上海，在中國只有上海交通大學拿到這三個國際頂級商學院認證！！】

這三個認證齊全是國際頂級商學院的標志；

【參考下邊的新聞鏈接】只不過還沒有在媒體正式宣布；

交大的MBA已經得到了全球前50強的認可，交大的碩士教育也是進入過全球第37、38位的水準；

交大的安泰，高金，中歐構成了國內最強大商學院系統，去任何一個都是對你未來發展的巨大促進。

參考這條介紹，尤其是最下邊。

http://e.sina.com.cn/bschool/2010-09-10/1632266970_2.shtml

至於交大高金專門搞金融研究生，MBA，EMBA教育的，剛建設兩年，起點極高，都是國際化師資，國際一流的大牌教授，同時學生都是來自清華北大交大這種學校，也體現這個金融學院的巨大吸引力，讓你看看生源來源吧【附圖】：

很多清華北大過來讀研的，可見人往高處走是吧。

無論是人大，還是復旦他們能招收到這種生源嗎？他們有這種吸引了嗎？

http://www.saif.sjtu.e.cn/index.php/AboutSaif/ShowContent/news_id/1527

「SAIF金融MBA項目原計劃招收國內學生120人，而報考人數突破了500人，考錄比達4.2:1。因此，SAIF擴招30名MBA學員，以滿足市場的需求。新生聯考【平均成績在滬上MBA項目中撥得頭籌。】」

現在的上海東北部的復旦大學所有的學科都來自於其他學校的支援，

所有的知名教授都來自於其他著名大學的支援，主要來自於浙江大學，交通大學，聖約翰大學等等，復旦聚集了華東地區所有著名大學的王牌學科；

復旦大學所有的系主任都是浙江大學和交通大學的教授擔任，復旦大學的校長很多也是交通大學的畢業生，可見原來的復旦大學和浙大，交大實力相差之懸殊。

復旦盡管有100年的歷史，但是是沒有任何歷史底蘊的，

去復旦的校史館就可以看得出，沒有任何著名人物是復旦培養出來的，院系調整前的上海人都是以去復旦為恥的，現在上海的老一知識分子提起復旦也是一直搖頭；

如果同時去過復旦大學的校史館和交通大學的校史館，簡單的比較就可以看得出來兩所學校歷史底蘊的巨大差距，復旦是沒有任何歷史底蘊的。

比如復旦現在一直拿來宣揚的谷超豪，蘇步青等等都是浙江大學的畢業生；

下段文字摘於《大學教育科學》的院系調整史料研究，

（3）「空白」的復旦。

假設當時全國只設五個綜合性大學，上海最具競爭力的大學無疑是交通大學。可除了京城以外，這個最具戰略地位的綜合性大學卻花落復旦，這同樣不能令人信服。

復旦大學在民國高校中算不上一流。1952年院系調整時，原復旦大學在自然科學方面【既沒有一個重要的學科】，【也沒有一個有能耐的教授】。但就是這樣一個當時現代科學家缺席的大學，在理工科獨步天下的1950年代的院系調整中被定為綜合性大學，許多強校的優勢學科、著名學者都要弄往復旦，這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

因為，無論是企業的兼並，還是學校的重組，一個自然的選擇總是以大吞小，以強吸弱，這符合當事人的心理需求，更便利日後的正常運行。如最近一次的高校合並，就是規模小的大學或二、三流的大學並入規模大的或一流的大學，而不是相反。

假如【今日的復旦，並入上海的一般性高校】，豈不成了笑話？

可當時的確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過，這一貌似「外行」的舉措實則是【精心設計】的，堪稱【院系調整中的一個經典】。因為，作為華東高校的新科狀元，上海、浙江區域唯一的綜合性大學，復旦可名正言順地【把滬、浙兩地的高校名流盡收麾下】；同時又阻止了浙大、交大、同濟等名校的名師在其中的任一本部的「會師」，大大方便了今後的治理。只要便利自己的駕馭，幾乎可以不考慮其他，這是院系調整的一大特徵；設綜合性大學時棄浙大、交大而取復旦，便是一例。

5. 歷史上的朱姓名人有哪些

朱氏名人
朱元璋：明朝開國皇帝。元末農民起義，他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後來統領了這支起義軍。朱元璋標准像1368年，率軍攻克大都（北京），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廟號明太祖。其後共傳12代17帝，立國276年。
朱柏廬：清初居鄉教授學生，治學用程、朱為本，提倡知行並進。其《治學格言》世稱《朱子家訓》，被後世視為中國傳統的啟蒙教育讀本，影響深遠。
朱 溫：後梁太祖，五代梁王朝建立者。公元907年代唐稱帝，後為其子友珪所殺。
朱士行：三國時第一個去西域求法的僧人，中國僧人講經往往從他開始。 朱 亥：戰國勇士，魏國人。是朱姓最早出人頭地的人物。據說他力大無窮，勇氣過人，曾經憑著40斤重的鐵錘，保存了情勢危急的趙國。
朱敬則： 唐朝大臣、政治家、史學家。字少連，永城人，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生。歷仕高宗、則天、中宗三朝,歷官洹水尉、右補闕、正諫大夫兼修國史,後遷鳳閣鸞台平章事,執行宰相職務。他為官清廉，辭官歸來時只一人一馬別無所有。著有《十代興亡論》、《五等論》等書。
朱載堉：明朝音律學家、數學家。
朱棣：明成祖，明朝第三位皇帝。朱元璋第四子。命解縉等人編纂《永樂大典》實為中華文化的一大貢獻。曾派鄭和
率領船隊七次出使西洋，所歷三十餘國，成為明初盛事(見鄭和下西洋)。 朱耷：即八大山人，本名朱由桵，江西南昌人，明末清初畫家、書法家。為明寧獻王朱權九世孫，清初畫壇「四僧」之一，水墨寫意畫大師。
朱德：（1886~1976）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59 ～ 1976）。
朱鎔基：1998年3月至2003月3月任國務院總理。1949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12月參加工作，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畢業，大學文化，高級工程師。是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四屆、十五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朱自清：(1898年11月22日—1948年8月12日)原名自華，號秋實，後改名自清，字佩弦，現代著名作家、散文家、學者、民主戰士。 朱熹：（1130-1200年）中國南宋思想家。字元晦，號晦庵。徽州婺源（今屬江西）人。紹興十八年（1148年）中進士，歷仕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慶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年）詔賜遺表恩澤，謚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三年（1227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公。
朱紅燈：（？—1899年），原名朱逢明，山東泗水縣柘溝鎮宋家人。義和團最初領導人，主張「扶清滅洋」。
朱宣咸：(1927年浙江--2002年重慶)，中國畫畫家，木刻版畫家與美術教育家；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起從事中國畫與中國新興木刻版畫創作。重慶市美術家協會首任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是成立重慶市美術家協會的籌備人，成立重慶國畫院的發起人，重慶美專校的創始人、並任校長。
朱貝貝：（1987年）著名音樂人，山東藝術團委員會委員，索卡尼娛樂傳媒名義主席兼董事長，朱家心連心藝術團團長，著名代表作《深愛你的豬》、《夢想》、《把愛給了你》，其中《把愛給你了》曾榮獲流行音樂十大銀獎。 朱光潛（1897～1986年），中國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筆名孟實、盟石。安徽桐城人（今樅陽縣麒麟鎮岱鰲村朱家老屋人）。
朱光亞：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院長；中國兩彈之父。
朱彤：中央電視台副總編輯，中央電視台編委會委員，高級編輯。四川省戲曲學校中專畢業，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習本科畢業，俄羅斯國立戲劇學院博士研究生畢業，獲導演學博士學位。曾任四川省川劇院演員、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講師。1994年9月調入中央電視台，歷任導演、製片人、文藝中心影視部副主任、中央電視台辦公室副主任兼秘書處處長、中央電視台文藝中心主任，2008年8月任現職。
朱廣權：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播音員。

6. iso9001質量認證是英文版還是中文版

簡介
泰康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系1996年8月22日經中國人民銀行批准成立的全國性、股份制人壽保險公司，公司總部設在北京。由中國對外貿易運輸(集團)總公司、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等16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發起組建。在以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東升為核心的專業化、國際化的管理團隊領導下，泰康人壽發展迅速。目前已在全國設立了北京、上海、湖北、山東、廣東等32家分公司，200多家中心支公司，2500營銷服務網點，成功完成全國性經營網路的搭建。
2000年11月，泰康人壽全面完成經國務院同意、保監會批準的外資募股工作。目前，泰康人壽共有21家股東，其中外資股東包括瑞士豐泰人壽保險公司、新政泰達投資有限公司和日本軟庫銀行集團等著名國際金融企業。
2004年泰康人壽成功發行13億元次級債券，為高速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資本保障，有效增強了泰康人壽的資本實力和償付能力。
截至2006年底，泰康人壽資產總額為867.20億元，當年保費突破200億元，累計為1300萬客戶提供保險服務。
截至2007年底，泰康人壽資產總額為1600億元，當年保費突破343億元，累計為1700萬客戶提供保險服務。
該企業在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聯合發布的2006年度中國企業500強排名中名列第一百七十三，2007年度中國企業500強排名中名列第一百八十八。
企業文化

◇ 公司從外部引進新員工，應形成共同價值觀和行為規范，通過揚棄，迅速融入團隊、推動公司的進步。
◇ 同時，外部進入的新員工在貢獻自己的新思維時，也會補充完善公司原有的文化體系。
◇ 吐故納新，去粗取精，不斷充實，不斷發展。
如果說企業是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那麼大樹的根就是核心，是企業的理念和文化，是企業經營發展的靈魂；大樹中間的軀干、莖就是各種制度規范和行為准則，是企業核心價值的體現，也是企業運營的基本保障；而大樹的花、果、葉就是呈現在公眾面前的企業的外在形象。
企業經營
泰康人壽的發展目標：努力把泰康人壽建設成為最具親和力、最受市場青睞的大型保險金融服務集團
泰康人壽的品牌定位：代表日益成長的工薪白領人群的現代生活觀、現代消費觀和家庭價值觀
泰康人壽的市場定位: 融入21世紀大眾生活，為日益崛起的工薪白領人群提供高品質的壽險服務
奉行「專業化、規范化、國際化」的發展戰略 堅持穩健經營、開拓創新的經營理念
泰康人壽重視防範金融風險，率先採用國際慣例進行信用評級，信用等級為AAA-級，意為「清償能力非常強，風險最小」，公司成立至今沒有一筆呆壞帳。
泰康人壽率先採用國際標準的規范化管理，2004年全系統全面通過ISO9001:2000認證，成為中國金融業第一家全系統全面通過認證的全國性金融機構，表明公司從設計、銷售、服務的整個管理過程均達到國際標准質量管理要求。
泰康人壽創造性地提出：「買車 買房 買保險－現代生活新三件」
2002年，泰康人壽首倡青春、健康、時尚、幸福美滿的現代生活觀、現代消費觀和家庭價值觀。作為一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人壽保險將逐漸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必需品，同住房、汽車一樣成為人們生活中追求的「新三大件」。
2005年，「品質生活」巡演沙龍活動更使「保險是中產人群品質生活的標志」的理念得到廣泛認同。「買車、買房、買保險成為消費新時尚」被《金融時報》評為「2005年度中國保險業十件大事」。
構建全面清晰的業務體系，充分滿足大眾對壽險產品需求
2006年4月-7月，泰康人壽個險事業部、銀行保險事業部、員工福利計劃事業部相繼成立，公司管理架構轉變為矩陣式管理，條塊結合，為業務發展注入了活力。
泰康人壽注重構建全面清晰的業務體系，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以個人營銷為核心、團險、銀行保險和續期業務齊頭發展的業務態勢，產品涵蓋少兒、女性、醫療、養老、重大疾病、意外傷害、分紅、投連、萬能保險等各方面，可充分滿足大眾對壽險服務的全方位、多層次的需求。
率先推出並不斷升級「泰康家庭保障計劃」，實現了「一張保單保全家」
2002年，泰康人壽融合國際最新技術，在保險業內率先實現了「一張保單保全家」，從一對一的個人營銷方式轉變為對整個家庭的現代銷售方式，滿足了工薪白領人群對家庭價值的追求。經過兩次全面升級，2005年4月泰康人壽推出《愛家之約2005》，升級後的產品增加了新險種，擴大了繳費期限，增加了靈活性，強化了保障功能，實現了產品形態從保險套餐——保險自助餐——保險超市的升級過程。2006年，「泰康愛家理財保險計劃」推出，首次將傳統保障型產品與萬能險產品有機捆綁，家庭保障超市在完善保障功能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代客理財」的附加值服務。截至2006年底，共有超過80萬個家庭投保了泰康人壽的愛家產品。
創建四位一體現實與虛擬相結合的互動式綜合服務體系——「泰康新生活廣場」
2002年，體現泰康人壽全新服務理念的「泰康新生活廣場」在全國各家分公司全面推出，形成了四位一體現實與虛擬相結合的互動式綜合服務體系。在這里，客戶將通過泰康人壽的「新生活廣場門店」、「新生活廣場電話——95522」、「新生活廣場網路——」以及「朝氣蓬勃、健康向上、專業誠信的員工隊伍」，享受到更具個性化、親和化、綜合化、全天候的金融服務。2004年6月6日，泰康人壽推出「新生活俱樂部」，2006年新生活貴賓俱樂部實現升級，整合了泰康人壽各種附加值服務品種，搭建了一個規范、有序地為客戶提供附加值服務的平台。
企業文化
泰康人壽的成就 2007年1月27日，泰康人壽榮獲最受信賴的壽險公司稱號，「愛家之約」榮獲中國市場優秀壽險產品獎。
2006年12月，「泰康新生活廣場」榮獲中國客戶關懷大會頒發的第一屆「中國十大服務品牌」殊榮。2005年11月，泰康人壽榮獲「中國企業客戶關懷80強」和「最佳客戶管理應用獎」。
2006年10月，泰康人壽榮獲世界生產力大會「世界市場中國行業十大品牌」，董事長兼CEO陳東升榮獲「推動中國品牌國際化50人」。
2006年1月，泰康人壽榮獲「最佳社會公益獎」。
2004年底，泰康人壽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陳東升當選《財富》(中文版)「2004年度中國商人」，並成為《財富》封面人物。
2004—2006年，泰康人壽連續榮登中國企業500強。
2003—2005年，泰康人壽連續當選「中國企業信息化500強」
2004—2005年，泰康人壽榮獲「2004中國最值得信賴的壽險公司」和「中國10大最受贊賞保險公司」。
2004年12月，泰康人壽全面通過ISO9001:2000國際標准(UKAS）質量體系認證。
2003年3月，泰康人壽家庭保障計劃產品與推廣獲得「北京市經濟技術創新工程優秀成果」稱號。
2001年，泰康人壽在保險業內率先採用國際慣例進行信用評級，三年內從AA級躍居AAA-信用等級。
2000年11月，經國務院同意、保監會批准，泰康人壽圓滿完成外資募股。 [編輯本段]泰康人壽理賠大事 1996年11月，一個劃破手指的小男孩，成為泰康人壽第一個理賠客戶。
1997年10月，被保險人意外身故，泰康人壽向受益人支付60萬元理賠款，圓滿受理1997年京城最大的壽險理賠案。
1999年5月，泰康人壽妥善處理了當年國內最大的個人壽險理賠案，累計支付240萬元理賠款。
2001年8月16日，「泰康在線」受理了我國第一例網上保險理賠案，對客戶進行了救援治療及快速理賠。
2003年11月20日，被保險人因病身故，泰康人壽向受益人支付包括重大疾病保險金和附加住院醫療保險金等在內的總計820萬元理賠款，圓滿受理當年國內最大的壽險理賠案。
2004年11月，包頭空難突降，兩名被保險人身故，泰康人壽向受益人支付共計210萬元的理賠款。
2006年3月，泰康人壽受理公司當年最大理賠案，向受益人賠付132萬元的理賠款。
2006年，泰康人壽當年賠付總額為8.03億元。
截至2006年底，泰康人壽成立10年累計賠付超過26億元。
……
理賠處於保險服務的核心環節，是保險公司兌現承諾，為客戶提供保險保障的重要體現。從1996年第一個理賠案，到2003年國內最大的820萬元壽險理賠；從年交保險數百元的客戶，到一次躉交上百萬元的客戶，泰康人壽專業的服務品質、誠信的服務精神從未改變。
泰康人壽機構名錄
總公司 北京市復興門內大街156號泰康人壽大廈 010-66429988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復興門內大街156號泰康人壽大廈 010-66428866
湖北分公司 湖北省武漢市武勝路泰合廣場20－21層 027-85510990
廣東分公司 廣東省廣州市體育西路189號城建大廈18層 020-38799200
四川分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西御街16號商業銀行大樓3-4層 028-86160011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靜安區成都北路333號招商局廣場26、25層 021-52981818
遼寧分公司 遼寧省沈陽市和平區中山路205號 024-22877000
江蘇分公司 江蘇省南京市白下區龍蟠中路323號 025-84470666
浙江分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鳳起路96號之俊大廈1、2、6、7層 0571-85802112
山東分公司 山東省濟南市經四路310號銀工大廈西樓 0531-87920666
河南分公司 河南省鄭州市未來大道69號未來大廈11層 0371-65610022
天津分公司 天津市和平區貴州路18號君悅大廈4層 022-27827666
陝西分公司 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北路39號開成大廈 029-85218111
重慶分公司 重慶市渝中區民族路168號光大銀行大廈7－9層 023－63722333
福建分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五一南路1號聯信中心22、23層 0591-83202888
廈門分公司 福建省廈門市湖濱東路11號郵電廣通大廈10層 0592-5883888
湖南分公司 湖南省長沙市芙蓉中路一段593號湖南國際金融大廈19層 0731-4448666
深圳分公司 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深南中路1099號商業銀行大廈4樓01#信箱 0755-25190098
安徽分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長江中路423號長安大廈 0551-2821122
大連分公司 遼寧省大連市中山區吉慶街61號 0411-82813222
青島分公司 山東省青島市香港西路77號裕源大廈B區11層 0532-83895522
寧波分公司 浙江省寧波市江北區人民路132號外灘大廈16層 0574-87036688
河北分公司 河北省石家莊市中華北大街50號軍創國際17層 0311-87899998
黑龍江分公司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南崗區長江路208號 0451-85992510
雲南分公司 雲南省昆明市護國路2－4號廣業大廈17、18層 0871-3116351
吉林分公司 吉林省長春市解放大路1562號中吉大廈7層 0431-8550388
廣西分公司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民族大道109號投資大廈2層 0771-5539911
山西分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36號盛唐大廈6、7層 0351-8268886
新疆分公司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黃河路2號恆昌大廈24層 0991-2351222
江西分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永叔路15號信達大廈18-20層 0791-6387150
內蒙古分公司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1號首府廣場寫字樓21層 0471-3366359
甘肅分公司 甘肅省蘭州市金昌路25號亞太大廈4-5層 0931-8878183
貴州分公司 貴州省貴陽市中華北路77號商業銀行大廈9層、11層 0851-6870688

7. 聞掌華的背景

浙江美都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浙江美都」)是一家1997年成立的以房地產為主業的民營企業，其董事長聞掌華原為浙江省湖州市下屬某鎮的鎮長，1993年毅然辭職下海，白手起家，靠房地產開發攫取了「第一桶金」。經過幾年的辛苦打拚，浙江美都發展成為一家總資產3億元、凈資產近1億元，橫跨房地產、旅遊、娛樂、汽車出租等行業的集團公司，公司也由湖州遷入了省會杭州。
盡管公司早在1997年就完成了股份制改造，但是在民營企業強手如林的浙江，像浙江美都這樣的區域房地產「新星」，如果耐心排隊等待首發上市(IPO)，恐怕要等到猴年馬月。
聞掌華了解資本對於企業成長的杠桿效應，也在四處尋覓進入資本市場的機會。從2000年起，浙江美都先後與好幾家上市公司的大股東談過買殼事宜，但因不熟悉相關運作，缺乏專業人手，結果都是鎩羽而歸。
而與浙江美都幾乎處於同一起跑線的浙江萊茵達投資有限公司在2001年僅用了3個月時間就成功借殼「遼房天」(股票代碼000558，後更名為「萊茵置業」)，並且借殼後通過一系列運作，其規模效益都有了很大提升，這一發生在身邊的實例無疑深深觸動了聞掌華。2002年5月，聞掌華找到了「萊茵達——遼房天」並購案的策劃者高江，並正式委託中企東方作了浙江美都的財務顧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企東方接受委託後，迅速成立了一支由並購、法律、財務、公關等專業人員組成的項目組，協助浙江美都展開一場徹底的「整形手術」，包括：優化股權結構，規范財務管理，轉變經營戰略，調整資產布局。其目的在於：不僅使浙江美都滿足收購重組一家上市公司的各項法律、法規要求，而且使其完成功能轉型，即由原先的產業經營型企業轉變為投資控股型企業，以便更好地利用資本市場平台。
在中企東方的指導下，浙江美都歷時4個月的內部重組收效顯著：主體經營性資產被歸並到了各子公司中；總公司更名為浙江美都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強化了戰略管理和投融資職能；各辦公室門前掛起了「企劃」、「研發」、「投資」、「稽核」等職能部門的牌子；為了與將來所控股的上市公司嚴格「三分開」，浙江美都還作了一系列業務和人員的調整。經過諸多努力，一個股權結構清晰、投資層次分明、資產充實完整、運作規范有序的新美都出現了，並作好了進入資本市場的各項准備。
與此同時，搜尋並購目標的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經過多輪篩選、論證、談判，中企東方將目標鎖定在了滬市上市公司寶華實業身上。
1999年上市的寶華實業一直是資本市場上各路「諸侯」覬覦的對象。然而，寶華實業的控股股東—北京天鴻集團公司(簡稱「天鴻集團」)是京城房地產業的龍頭老大，要從它手中接走一家上市公司談何容易！
寶華實業其實早就在中企東方的視線范圍內，兩家公司的高層也早已有過接觸。經過長期的觀察，深入的了解，中企東方得出結論:天鴻集團轉讓寶華實業的控股權利大於弊，而且正當其時。理由是：在天鴻集團幾百億元資產的大「棋盤」中，寶華實業不過是顆小小的「棋子」，其主營業務和所處地域都與母公司相距甚遠，母子公司間的整合難度大。換句話說，天鴻集團如欲扶持寶華實業，只能向其注入房地產類的資產和資源，而這些房地產業務一旦成長起來，就會形成集團內部此消彼長的同業競爭，破壞天鴻集團在全國的整體產業布局。
事實上，自寶華實業上市以來，天鴻集團對它「輸血式」的扶持一直沒有間斷過，而且多數情況下是通過巨額關聯交易的途徑來進行的。隨著國內證券市場監管力度的加強，這種「拆東牆，補西牆」式的扶持，使天鴻集團捉襟見肘、倍感吃力。2001年初，天鴻集團旗下的另一家上市公司—天鴻寶業亮相了，這家新上市企業集中了集團內諸多優勢資源，且與天鴻集團同處北京，都與房地產開發為主業，母子公司間管理、整合的難度都較低。相形之下，受海南經濟大環境的制約，寶華實業的經營狀況一直沒有起色，2001年甚至出現了首次虧損，從而喪失了在證券市場上再融資的能力，這就意味著天鴻集團多年來予以寶華實業的貢獻不僅沒有回報，反而需要更大的付出。
可見，寶華實業在天鴻集團體系內的存在價值已經大大降低了，天鴻集團同時扶持兩家上市公司將得不償失，採取汰弱留強的戰略是其明智的選擇。
從浙江美都的角度看，寶華實業卻是一隻異常難得的好「殼」：股本小，未來資產資本的擴張能力強;資產狀況簡單，主體資產海南寶華海景大酒店和北京大運村學生公寓經營順暢，基本上沒有不良資產;負債率低，今後充分利用財務杠桿開展負債經營的空間大。這些條件對於浙江美都而言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然而僅有理想的並購目標並不能保證並購的成功，更關鍵的因素在於有一份科學合理而創意獨到的策劃方案。
在對並購雙方各自所處的戰略態勢作了深入分析後，中企東方認為，天鴻集團和浙江美都雖然同處房地產業，但地域懸殊，性質迥異，二者的優勢和劣勢恰好構成互補，如能以寶華實業作為協作平台，將能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因而，寶華實業的重組方案就不應該是單純的國退民進、改換門庭，而是優勢互補、強強聯合。
浙江美都雖在資產規模上與天鴻集團不可同日而語，但民營企業鷹一般敏銳的市場目光、獵犬一樣機靈的市場嗅覺卻是天鴻集團等國企所欠缺的；另一方面，天鴻集團強大的政府背景和品牌融資優勢又是浙江美都等民企難以企及的，二者如能為了寶華實業的長遠發展攜起手來，將創造一個國有民營經濟有機融合、南北房地產業相呼應、產業經營與資本經營良性循環的典範。
基於以上分析判斷，中企東方代表浙江美都向天鴻集團提出了收購建議：浙江美都受讓寶華實業的控股權，同時天鴻集團保留第二大股東的地位，交易雙方以此為契機結成夥伴關系，實現優勢互補。在中企東方的撮合與安排下，天鴻集團與浙江美都的高層在西子湖畔會面了。讓天鴻集團的代表印象深刻的，不僅是浙江民企做事的方式和效率，還有長江三角洲房地產業突飛猛進的發展態勢(這里與寶華實業所處的海南經濟環境形成了鮮明對比)。
有關股權轉讓的談判在友好的氣氛中迅速推進，如果說這是一場善意的並購，毋寧說是一種新型的資本聯合。
很顯然，由中企東方提出的重組方案道出了雙方利害之所在，與天鴻集團新上任領導班子的總體思路不謀而合。
幾經磋商，天鴻集團不僅與浙江美都達成了股權轉讓意向，而且雙方一致同意讓重組後的上市公司遷址到杭州。2002年9月，天鴻集團與浙江美都正式簽定了《股權轉讓協議》，浙江美都受讓天鴻集團所持寶華實業28.23%的股權，成為其第一大股東。於是，總資產3億元、凈資產不足1億元的浙江美都一舉控股了總資產7.3億元、凈資產4.2億元的寶華實業，可謂「四兩撥千斤」。而且，由於寶華實業是天鴻寶業(股票代碼600376)的第二大股東，浙江美都又順帶間接參股了另一家上市公司。就這樣，浙江美都完成了它的第一次資本「跳躍」。與此同時，天鴻集團保留了21.22%的股份，作為第二大股東，既能在將來分享戰略投資的長線收益，又卸掉了壓在「老大」身上沉甸甸的擔子。
自2002年底起，換了新「東家」的寶華實業開始了有條不紊的重組進程：通過清理與天鴻集團之間的關聯資產和債權債務，規范了過去「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關系；由於跳出了原有的集團利益框架，一批停滯多年的項目如海若雲庄得以重新啟動；盤活了固有資源後，公司經營重心向長江三角洲全面轉移，2003年初斥資1.8億元中標了浙江淳安千島湖和杭州市兩個地塊的開發項目。
如今，寶華實業已正式更名為浙江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辦公地點也遷入了杭州市中心的高檔寫字樓—中大廣場。過去在天鴻集團體系內，寶華實業僅是一條「大池塘里的小魚」，現在收歸浙江美都旗下，成了整個集團的主力軍，自然獲得了全新的發展機遇，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進軍資本市場是浙江美都成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控股上市公司後不到半年時間里，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浙江美都的資產規模、社會影響、投融資能力都大大增強，不僅在房地產開發項目中屢屢中標，而且新近獲得了當地銀行給予的10億元貸款額度。目前，整個集團的總資產比起買「殼」前增長了200%，達到了近9億元的規模，浙江美都藉此完成了它的第二次資本「跳躍」。此時，當上上市公司董事長的美都「掌門人」聞掌華坐在杭州中大廣場28層寬大的辦公室里，望著窗外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的樓群，不禁躊躇滿志。
浙江美都的成長趨勢線是其財務顧問中企東方事先描繪好的。具體負責「浙江美都-寶華實業」項目策劃工作的中企東方總經理助理李佐高認為，並購本身是一項高風險的企業行為，如果沒有增量資源的進入，僅僅是單純的資本重新排序組合，則並購有可能成為一種「零和游戲」， 失敗的可能性很大。
而德隆的理念是，並購和產業整合都需要引進關鍵性的增量資源，才能使並購後的企業順利突破「瓶頸」。在「浙江美都——寶華實業」的並購案中，這種關鍵性的增量資源就是浙江當地政府的政策扶持。為了鼓勵上市公司的發展，地方政府在土地供應、信貸、稅收等方面予以了浙江美都諸多優惠政策，這是其實現資本「驚人一跳」的重要保障。
李佐高直言，德隆能以數十億資產撬動1200億規模的資產，最大的訣竅就是找到了一個新型的合作模式—姑且可以將之稱為資本市場頂級企業傢俱樂部。中企東方的操作可以說是套用了德隆的成功模式，而在此之前，德隆在整合新疆的水泥行業、讓屯河股份從水泥大王變身亞洲第一番茄醬生產商，就已經體現出這一傾向。
如果說那時的德隆更多地體現為「產業整合」的話，操作美都借殼寶華時的中企東方，就已經達到生產企業的「企業資源整合」。
目前浙江省上市公司資源嚴重供不應求，認識到了這一點，中企東方在為浙江美都作的策劃方案中，不僅考慮到了資本的位移(由海南轉移到浙江)，資源的重置(民營與國有經濟的互補)，而且重點設計了對社會資源的充分利用(藉助政策扶持)。這一策劃方案沒有照搬德隆並購案例的現成模式，卻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德隆理念的精髓。
資產和資本都是整合雙方提供，而德隆自己所做的，只不過是操盤手和中介人的作用，德隆在中國資本市場短短幾年飛速膨脹，依賴的也正是自己四兩拔千斤的「整合能力」。德隆成立中企東方，正是想通過一系列的投行業務操作、並購、整合，向中信綜合金融控股集團模式轉變，漸漸使這一企業傢俱樂部真正成型，使中國企業和企業家願意歸並到德隆這支旗下，做一些他們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大事。
此前市場上許多風傳被德隆並購或操縱的當事人，之所以可以否認並購，或者否認大股東是德隆，正是德隆這一特殊的模式造成的。
中企東方成立之初，選擇了一個很不錯的起飛地點——經濟飛速發展的浙江。這里有生氣勃勃的民營經濟，有巨額滾動的民間游資，有親民務實的地方政府，有一大批迫切想上市而在證券市場的大門前望洋興嘆的優質企業，可以說，浙江是一塊開展投行業務的寶地。
德隆的野心，是通過中企東方將盡可能多的浙江民企送入資本市場，再通過德隆這個企業傢俱樂部，將這些企業和資源在資本層面上進行整合。
據統計，至目前為止，浙江民企進入上市輔導期的已達117家，在目前的「通道制」下，這一數字要想消化完，也要好幾年的時間。況且，浙江民企還普遍存在著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的缺陷，絕大部分企業離規范化股份公司的運作相距甚遠，這嚴重製約了其直接上市的進程。
此外，產權結構單一、財務管理中計帳納稅的不規范、缺乏專業人才隊伍等等因素都是阻礙浙江民企直接上市的軟肋。
針對浙江民企這種生存發展的現狀，中企東方為他們度身定做了一套完整的資本運營方案，即：在完成規范化改造的同時，藉助德隆嫻熟的並購技巧實現「借殼上市」，再利用上市公司的平台開展並購擴張和橫向整合，最終促使企業的核心業務上規模、上檔次、上台階。中企東方副總裁高江認為，許多浙江民企經過多年來一磚一瓦的積累，已到了突破瓶頸、厚積薄發的階段，而要實現這一突破，企業必須完成其成長方式的轉型，即由過去的內部積累轉到並購整合與外向擴張上來，而這正是德隆的強項。
浙江民企的核心優勢在於其敏銳的市場目光、務實的經營作風和良好的成本控制，如果再加上德隆的並購成長模式和資本市場資源，將會如虎添翼，收到跨越式發展的功效。2002年下半年完成的「浙江美都——寶華實業」並購案可以視為中企東方的小試牛刀之作。

8. 金融中的案例雍正皇帝 為什麼康熙錢鑄造比例是半銅半鉛會引起如此大的弊政

雍正朝貨幣制度改革的背景、內容和意義
王德泰 強文學
《中國錢幣》2006年第4期
雍正皇帝即位後，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其中，鑄幣制度的改革是其經濟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對於當時的鑄幣制度改革，有人撰文認為，雍正皇帝即位後，「仍然按照康熙在位時的金屬成分比例，即銅五鉛五鑄錢。但不久，戶部雲貴主事孫嘉淦上了一個條陳，力主改變新銅錢的金屬成分比例，主張變銅五鉛五為銅四鉛六」，「最後雍正皇帝採納了孫嘉淦的建議，變銅五鉛五為銅四鉛六。」①這一提法與歷史事實不符。縱觀雍正帝的貨幣制度改革，其改革的內容較為豐富，包括減輕錢文鑄重、降低鑄錢原料中銅鉛價格、用滇銅、黔鉛代替洋銅、倭鉛等等。改變金屬成分比例僅是其幣制改革的內容之一。但是，雍正皇帝在幣制改革中絕沒有將新鑄銅錢的金屬成分比例由銅五鉛五變為銅四鉛六。為了說明這一點，本文對雍正朝鑄幣制度改革的背景、主要內容和意義做簡要論述，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批評正之。
一、鑄幣制度改革的背景
銅錢制度是清代幣制的主要內容。清代幣制因循明代，實行銀錢並行的貨幣制度。為了便於流通，白銀需要鑄成不同重量的銀錠，各地官私銀爐均可以自由鑄造，政府不加干涉。銅錢作為政府法定鑄幣，則嚴格控制生產和流通過程，私鑄、私毀按律治罪。在日常經濟往來中，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作為一般商品的等價物，二者在商品交換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為了規范貨幣市場秩序，清政府以銀權錢，明確規定「每錢一千，值銀一兩」，且「永為定例」。但是，這一「定例」從制定之日起，就基本上沒有嚴格執行過。在價值規律的作用和供求關系的影響下，商品貨幣流通領域的銀錢比價，總是離開清政府的「定例」而上下波動，有時波動的幅度較大。在清代前期(1840年前)的近二百年間，銀錢比價波動常常成為困擾清朝政治經濟生活的嚴重問題而備受朝廷重視。為穩定銀錢比價，清政府總是圍繞銅錢的鑄造進行幣制改革。從這個意義講，銅錢制度是清代貨幣制度的主要內容。銅錢是中國的「國幣」。②
銅錢是銅鉛錫合金製品。清朝初年，鑄造銅錢的主要原料是銅和鉛(實際上是鋅，但清政府保存的大量相關文獻資料中都稱鉛，以下仍沿用這一習慣稱謂)。為了防止私毀銅錢，乾隆朝時加入了少量錫鑄造青錢。銅錢價值含量的高低主要來自鑄錢原材料的成本。清初鑄錢剛開始時，鑄錢規模尚小，主要以舊錢舊銅器皿為鑄錢原料。當時，銅隨地可得，銅價低廉。如順治十一年(1654)，寶泉局鑄錢「用過錢雜等銅二百二十萬斤，內除耗銅不計價值外，各價不等，計共值銀十四萬二千三百六十五兩。」③由此可計算出每百斤價銀六兩五錢。而雲南是銅料主要生產基地，雖說當時銅廠關閉，但廢銅較為充裕，相對其它地區銅價更低。順治十六年(1659)，雲南省鑄局用銅每百斤價銀二兩二錢，鉛每百斤價銀四兩七錢。④低銅價必然造成銅錢的低成本。在順治朝，寶泉局鑄錢千文含工本銀基本保持在0.7～0.8兩上下，江寧省鑄錢千文含工本銀在0.6錢左右，雲南省鑄錢千文含工本銀約在0.7兩。⑤
但收買舊錢舊銅器皿畢竟不能成為各鑄錢局長期穩定的原料來源。早在順治末康熙初年時，收買舊錢舊銅器皿作為鼓鑄原料的缺陷就充分顯現。為解決鑄錢用銅鉛問題，清政府打破海禁，特別准許官商、民商攜帶中國貨物，遠涉重洋，到日本售貨易銅，帶回國內以供鼓鑄。此後，國內鑄錢主要以洋銅(即日本銅)為原料。但洋銅價格高昂，且不斷上漲，官商所購洋銅最高銷售價銀每百斤十四兩五錢，民商所購洋銅的最高銷售價銀每百斤十七兩五錢，高出國內舊錢舊銅器皿價格數倍。鑄錢原料價格的不斷上漲，造成鑄錢成本的不斷增加。以康熙九年(1670)廣東省鑄錢為例，「廣東省鑄出新錢七十二萬一千文，(按銅錢千文值銀一兩計算)，值銀七百二十一兩，遵照部例銷算，(銅價以每斤六分五厘計算)止應開銷鑄本銀五百九十三兩。」改用洋銅為鑄錢原料後，按照「地方時價工本計算，實用過鑄本一千四十三兩。」鑄錢千文含工本銀約為1.45兩，「局官實包賠鑄本銀四百五十兩，」⑥鑄局虧損嚴重。其他各省局鑄錢成本的情況當與廣東類似。
鑄錢成本增加，致使商品貨幣流通市場銅錢價格因鑄本增加而昂貴。康熙二十三年(1684)吏部左侍郎陳廷敬奏稱：「今日民間不便者，莫甚於錢價昂貴，定製每錢千文值銀一兩，今每銀一兩僅得錢八九百文。」⑦在清政府看來，穩定銀錢比價最有效的辦法是降低鑄錢成本，而降低鑄錢成本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改變銅、鉛的配鑄比例和降低錢文鑄重。在清代前期，曾實行過銅七鉛三、銅六鉛四、銅五成四鉛四成六、銅鉛各半等不同的配鑄比例。而且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各鑄局之間，在銅鉛配鑄比例上又有差別。在鑄錢原料中，銅價較鉛價高出許多。商品市場貿易中銅的價銀最高時每百斤達二十餘兩，最低也接近二十兩。而倭鉛價銀最高為康熙朝，每百斤接近十兩。一般來說，銅錢中含銅量越高，成本越高，含銅量越低，成本越低。總的趨勢是，清政府在鑄錢用銅價格不斷上漲的情況下，常常通過減少鑄錢中用銅、擴大用鉛比例的辦法，以降低鑄錢成本。與此同時，清政府為減少鑄錢成本又不斷減少錢文鑄重。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鑄造過每文重一錢、一錢二分、一錢二分五厘、一錢四分等不同重量的銅錢。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將銅錢每文鑄重由一錢四分改為鑄重一錢，變銅七鉛三為銅六鉛四配鑄。大幅度減輕錢文鑄重和減少鑄錢用銅的比例，極大地降低了鑄錢成本。但是，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商品貨幣流通領域內銅錢價格很快又由貴變賤。如康熙二十九年，山東「以八錢銀計為一千錢」。⑧三十九年，湖南、湖北「錢易雍滯，價值過賤。」⑨四十四年，北京「以白銀十萬兩，可換新鑄大制錢十四萬吊。」⑩四十五年直隸地方白銀「一兩可兌換寶泉錢一千七百文左右」。山東地方白銀「一兩可兌換寶泉錢一千七百文。」江寧白銀「一兩可兌換寶泉錢一千一百文」。⑾京城「錢價甚賤，以致民怨」。⑿
銅錢價格低賤不僅造成了商品貨幣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嚴重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經濟生活和社會安定，而且導致自「鑄小錢以來，私鑄錢不能停止」的嚴重後果。迫於壓力，清政府於康熙四十一年(1702)決定，「更定製錢每文重一錢四分。」⒀銅錢鑄重又回到順治末年的水平上。
恢復銅錢鑄重一錢四分，又大大增加了鑄錢成本。江南鑄錢二十串，需銀二十四兩一錢；浙江鑄錢二十串，需銀二十五兩五錢。⒁每串成本在十二兩至十三兩之間。進入雍正朝以後，「寶泉寶源二局每年額鑄六十萬二千六百八十七串四百文，每串需工本銀一兩四錢三厘七毫五絲，以錢一串抵銀一兩外計，每串虧折銀四兩三厘七毫五絲，每年共計虧折銀二十九萬八千七百三十七兩零」，⒂虧損非常嚴重。與此適應，商品貨幣流通領域銅錢價格繼續又開始「昂貴」。康熙六十一年(1721)，戶部議言：「向市價一兩易錢八百八十文，今每銀一兩易錢七百八十文」⒃。
可以看出，為穩定商品貨幣市場的銅錢價格，順治、康熙兩朝對鑄錢制度不斷進行改革，但無論是改變銅鉛配鑄比例(事實上，康熙皇帝在位時，從來沒有在鑄錢制度中將銅的金屬比例降至六成以下，也就是說，從未按照銅五鉛五的金屬比例鑄錢)，還是增減銅錢鑄重，這些改革措施都因鑄錢用銅的缺乏和銅價的高漲而失去意義。降低鑄錢成本，商品市場的銅錢價格立即大幅下降，造成商品貨幣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提高鑄錢成本，銅錢價格很快增昂，但各鑄錢局虧損嚴重，鑄錢事業面臨嚴重危機。清代鑄錢事業處於兩難抉擇之中。銀錢比價波動成為困擾當時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的一大難題。雍正皇帝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鑄幣制度進行全面改革的。
二、鑄幣制度改革的內容
雍正即位後，即著手對鑄幣制度進行改革。
雍正五年，「定以銅鉛各半配鑄制錢。」《清朝文獻通考》對這一制度的實行作了這樣的解釋，「是年，寶泉、寶源二局照例配鑄，其雲南各局及嗣後所開之貴州局、四川局，以銅質高低不一，加之沙水異益，仍以銅六鉛四相配，至乾隆五年改鑄青錢，始照京局一例配鑄。」⒄即除雲南、貴州、四川省以外，全國其他各局普遍以銅鉛對半配鑄。嘉慶、道光時期成書的貨幣史資料《銅政便覽》，對雲南省各局銅鉛比例作了這樣的記載：「雍正五年，仍以銅六鉛四配鑄，……乾隆六年十二月，改為四色配鑄，每百斤用銅五十斤，白鉛四十三斤八兩，黑鉛三斤八兩，錫三斤。」⒅說明雲南各鑄錢局最終是在乾隆六年實行銅鉛對半配鑄。這一記載與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內閣題本》關於貴州省局實行銅鉛對半配鑄的時間完全一致。「黔省改鑄貴錢，前因各匠役初行試鑄，未能體驗火候，以致對配鼓鑄每多折耗，今選擇諳煉匠役，督同親試，細察火色，照依京局對配之例，學習試鑄。近日各爐鑄出錢文，雖未能盡免折耗，然亦能大概完好，定於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一日，即依京局銅鉛配對鼓鑄，以免虛糜。」⒆此後，無論京局還是各省局，從制度上來說，都以銅鉛對半配鑄，並一直保持到乾隆末年。
如乾隆五十七年，寶陝局「共用紅銅二十八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斤八兩，白鉛二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二斤十二兩，……白鉛一千九百二十八斤十三兩，點錫一千八百五十三斤二兩，點錫九千五百九十七斤十二兩三錢」。⒇乾隆五十八年，寶武局「共用銅鉛錫七十萬一千九百斤」，其中用銅和鉛錫分別為350950斤。[21]說明陝西和湖南當時都是銅鉛對半配鑄。
當然，人們在歷史資料中還會經常看到這樣的記載，寶泉、寶源局等許多鑄錢局，乾隆五十年以後，用銅的數量超過用鉛數量。如乾隆五十八年，戶部寶泉局鑄錢「用十成銅一十萬二千八百五十七斤二兩二錢八分六厘，八成滇銅四百六萬五千一百二十一斤九兩四分一厘，六成廢印銅二百九十斤一十兩。白鉛四十九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斤一十一兩四錢二分九厘，高錫一十五萬三千六百二十六斤五兩九錢七分八厘，又附鼓鑄淘洗銅五千八百五十斤。通共用銅鉛錫七百七十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四斤一十一兩六錢四厘。」[22]其中約用銅4174119斤，用鉛錫約為3557005斤，銅鉛配鑄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三年，工部寶源局鑄錢用銅1939885斤，用鉛1660113斤，[23]銅鉛配鑄比例是54％比46％。乾隆五十九年，寶浙局鑄錢用銅494141斤，用鉛392031斤，[24]銅鉛配鑄比例是56％比44％。以上三局銅鉛配鑄比例中，用銅多於用鉛，是不是意味著清政府在制度上改變了鑄錢中銅鉛的比例?不是的!這些鑄錢局用銅多於用鉛，是因為使用了相當數量的「八成」、「六成」「低銅」的緣故。按照規定，「八成」「六成」「低銅」要摺合成「十成」銅。這樣，單從絕對數量上來看，銅的比例自然加大了。
如果說清政府後來對鑄錢制度中銅鉛配鑄比例作過調整的話，那隻是在乾隆五十九年以後，寶泉局「以銅六成鉛四成，配搭鼓鑄」。而嘉慶元年，寶泉局又改為以「銅五十二斤，白鉛四十一斤八兩，黑鉛六斤八兩，三色配鑄。」[25]此後，鑄錢中銅鉛配鑄比例時有改變，但因嘉慶朝以後銅錢價格日益低賤，清政府總是力圖通過鑄錢中增加銅的比例，提高銅錢的價值，以扭轉商品貨幣市場銅錢價格低賤的局面。
根據以上考察看出，雍正皇帝進行幣制改革時，將銅六鉛四改為銅五鉛五配鑄，後來各朝都按這一比例鑄錢。至少在鴉片戰爭以前，各鑄錢局從未將銅的比例降至五成以下。銅鉛對半配鑄，這是鑄錢用銅的底線，用銅低於五成，鑄出銅錢擲地即碎，無法流通。所以，關於雍正皇帝即位後「變銅五鉛五為銅四鉛六」鑄錢的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是錯誤的結論。
雍正皇帝鑄幣改革的另一中心內容是降低錢文鑄重。雍正皇帝即位後，通過對順治、康熙兩朝鑄錢制度利弊的深刻反思，認為「鼓鑄錢文，專為便民利用，銅重則滋銷毀，本輕則多私鑄，原宜隨時更定，籌劃變通，斯可以平錢價而杜諸弊。」把改革銅錢鑄重作為穩定銅錢價格和杜絕銅錢流弊的重要手段。他指出，「順治元年每文重一錢，二年重一錢二分，十四年加至一錢四分，康熙二十三年因銷毀弊多，改重一錢，嗣因私鑄競起，於四十一年又仍復一錢四分之制，後銅價逐漸加增，以致工本愈重」。[26]而銷毀銅錢，「奸民不需重本，便可隨時熔化，驪緝殊難，非若私鑄，必須有力之人，兼設有爐座器具，易於查拿者可比。」他認識到，錢文鑄重一錢太輕，一錢四分過重，若照「順治二年例，每文鑄重一錢二分，在銷毀者無利，而在私鑄者亦難，似屬權衡得中，可以行之久遠。」[27]力圖做到錢文鑄重適中，不偏不倚，使銷毀者無利，私鑄者亦難。這是對順治、康熙兩朝鑄錢制度的總結，注意到了幣制改革既要有利於貨幣的長期穩定，便捷流通；又要杜絕私毀、私鑄銅錢。於是，規定各錢局按銅錢每文重一錢二分鑄造。此後，錢文鑄重一錢二分成為定製。
雍正皇帝幣制改革的又一重要內容是以滇銅、黔鉛為鑄錢的主要原料。康熙朝時期，無論京局、省局都以洋銅為鑄錢原料。洋銅主要來自日本，價格高昂。且商辦洋銅日益困難，拖欠嚴重，影響著清代鑄錢事業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雲南總督鄂爾泰奏報朝廷，滇省銅礦「自增開湯丹等廠以來，采銅有效，」「礦產增盛，除供本省鼓鑄一百萬斤外，核算雍正五年分銅斤可餘二百數十萬斤，但銅多本少，不敷官買，請動支鹽務贏余銀兩，收銅轉運至江南等省，收買還項。」雍正皇帝同意了鄂爾泰的請求，決定「將滇省余銅令該督動鹽務銀六萬兩收買，委員以一百餘萬斤運至漢口，以供湖北、湖南采辦之用，一百餘萬斤運至鎮江以供江蘇采辦之用。」「滇銅每百斤價銀九兩二錢，加以運至漢口、鎮江，水腳需十三兩以外，較之原額亦稍有節省。」[28]隨後雲南銅礦開采興旺，礦銅數量大增，乾隆初年年產已接近1000萬斤。乾隆四年，京城戶工二局鼓鑄用銅400萬斤，後逐漸擴大到630餘萬斤，盡歸雲南辦運。各省鑄錢亦大部分採用滇銅。滇銅替代洋銅成為各鑄錢局的主要原料。長期以來困擾清政府的鑄錢用銅問題完全得到解決。
另外，雍正朝以前，鑄錢多用倭鉛(日本鉛)。倭鉛價格較貴。「京局改定對配以來，每年增辦鉛至三百六十六萬斤，向由商人承辦，每斤給價銀六分二厘五毫，水腳銀三分。」鉛價、水腳共計每百斤九兩二錢五分。雍正朝時，「貴州之蓮花、殊砂等廠，所產白鉛歲不下四五百萬斤，各廠定價每百斤一兩三錢。」較之倭鉛價格極低。於是，雍正皇帝下令「貴州巡撫委員照額收買，分解戶工二局，每百斤給水腳銀三兩。」[29]鉛價、水腳每百斤共計四兩三錢，極大地降低了鑄錢用鉛價格。
為保證鑄幣制度改革措施的順利實施，雍正皇帝還頒布法令，嚴禁民間使用黃銅器皿。雍正帝認為：「制錢千錢，重八斤一十二兩，除去倭鉛，獨紅銅可得四斤六兩，所造紅銅器皿，每一斤買銀四錢有零，是千錢值銀一兩，而千錢值紅銅造成器皿之銀一兩七錢有餘，幾獲倍利。」[30]「錢文乃民間日用所必需，鼓鑄日增而錢不見多，必奸民圖利，有毀錢造器皿之事，若不禁止銅器，則錢價究不能平」。在雍正皇帝看來，要防止私毀銅錢，必須禁止使用銅器皿。並發出上諭，「嗣後除三品以上官，准用銅器，余俱不得用黃銅器皿，定限三年，令將所有，悉行報出，當官給價收買。」接著又嚴黃銅器皿使用禁令，規定「從前曾以三品以上許用黃銅，今猶覺濫用者多，以後為一品官之家器皿許用黃銅。余者遍行禁止。有匿藏私用者，蓋以違禁論。」[31]隨著雲南銅礦的開采興旺，這一禁令在乾隆元年才被解除。
另外，嚴令打擊私鑄和使用私錢，並定各級官吏失察之罪。同時還將寶泉、寶源局及各省局鑄錢卯數、數量以及物料和工匠工資支付數額等的核定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總之，雍正皇帝對貨幣制度的改革，涉及的內容很多，然其中心內容是圍繞降低鑄錢中用銅比例和錢文重量來進行。通過這次改革，清朝鑄錢制度基本穩定，除乾隆元年，為防止私毀銅錢，銅鉛比例中加錫鑄造青錢外，其制度的基本內容長期保持不變。
三、鑄幣制度改革的意義
雍正朝貨幣制度改革的意義主要表現在：
1．規范了鑄幣制度，便利了貨幣的流通。雍正皇帝通過對順治、康熙朝鑄幣制度調整頻繁造成的銅錢大小、輕重、價值不一的混亂局面的深刻反思，對銅錢的重量、銅鉛的配鑄比例、鼓鑄用銅鉛的價格、各局鑄錢的卯數、物料以及爐匠工錢的支付都作了明確的規定，尤其改革銅錢鑄重為一錢二分，重量適中，成為定製，規范了鑄錢制度，結束了不同重量的銅錢並存於商品市場造成的交換繁難的局面，便利了貨幣的流通，有利於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2．降低了鑄錢成本，給清政府帶來大量鑄息銀兩。雍正時期，滇銅、黔鉛開采興旺，產量大大增加。與此同時，清政府高度壟斷了銅鉛的生產、收購以及銷售的全過程，將所產滇銅、黔鉛悉數用於鑄錢，取代洋銅、倭鉛成為鑄錢的主要原料。通過壟斷經營，極大地壓低銅鉛收購價格，殘酷壓榨掠奪礦民、礦商，大幅度降低了鑄錢成本，從而使長期以來虧損嚴重的京局和各省局鑄錢盈利，部分鑄錢局鑄息率極高。京城戶工二局鑄錢千文含工本銀約0.8～0.9兩，雲南鑄錢局就地取材，銅價、腳費相對較低，鑄錢千文含工本銀在0.7兩左右，[32]鑄息率更高。如乾隆六年，雲南省局「共鑄錢一十二萬九千四百八十串，除歸還銅鉛本腳外，計獲息銀三萬一千餘兩。」嘉慶六年「共鑄錢十萬一千九十餘串」，除歸還銅鉛本腳外，「共獲鑄息銀二萬一千六百九十兩。」[33]從乾隆至嘉慶朝，雲南省局鑄息率長期保持在20％～30％左右，年獲取息銀最多達十萬兩以上。[34]其他鑄局獲取息銀數量略低於雲南，如乾隆五十六年，湖北寶武局共鑄錢86286．623串，息銀15474.415串，[35]鑄息率為22％。
這還不是各鑄錢局最後得到的鑄息銀兩。各鑄局常常利用乾隆朝商品貨幣市場銅錢價格高昂，將所鑄錢文拿到商品貨幣市場易換銀兩，以追求鑄錢的最大利潤。如乾隆十年，由於「京師錢價昂貴」，清政府決定將寶泉、寶源二局所鑄錢文「七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串，增給錢局，發市易銀。」[36]乾隆十九年，湖北寶武局「共鑄錢九萬八千三百四十八串六百二十三文」，「共發賣錢八萬六千九百二十串一百文。」出售銅錢的價格一般是「每串照市價酌減三分」，也就是以低於市場三分的價格出售。清政府對出售銅錢價銀有明確的規定，一般來說，乾隆中期以前，銅錢一千「易平銀一兩二錢三分」，「折庫平銀一兩一錢六分八厘五毫」。[37]乾隆末年銅錢一千「易庫平銀一兩三分五厘五毫」。[38]通過發賣銅錢，各鑄錢局極大限度地增加了鑄息銀兩。僅湖北寶武局於乾隆十九年一次性出易銅錢增加庫平銀約10000兩。摺合成「平銀」則獲息銀數量更多。各錢局大量鑄息銀兩的產生，既是雍正皇帝幣制改革帶來的結果，又是清政府壓低銅、鉛收購價格，對礦民、礦商壓榨掠奪的曲折反映，充分暴露了清政府追求鑄錢高額利潤的實質。
3．促使清代鑄錢事業大規模發展。康熙後期，由於鑄錢嚴重虧損，清政府不得不經常令各鑄錢局停鑄減卯。雍正朝貨幣制度改革後，降低了鑄錢成本，各局通過鑄錢能夠獲得大量鑄息銀兩，加之乾隆朝錢價高昂，極大地鼓舞了各鑄錢局的鑄錢熱情。於是，不僅停鑄各省局恢復鼓鑄，而且無論京局、省局都加卯鼓鑄，不斷擴大鑄錢規模。京局從雍正朝每年鑄錢64萬串，增加到乾隆時期每年鑄錢100餘萬串，最多時達到123萬余串。[39]各省鑄錢中，雲南鑄錢數量最多。因雲南地近銅礦，運輸方便，銅價便宜，鑄錢成本低廉，曾先後出現十一局鑄錢，長時間保持在六局同時鼓鑄，鑄錢最多時年達40萬串。[40]清代大規模鑄錢一直保持到嘉慶時期。全國鑄錢最多時年達220餘萬串，便利了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
4．給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階層人們
的生活帶來影響。雍正朝貨幣改革以後，鑄錢成本大大降低，各鑄局鑄錢千文含工本銀普遍低於一兩。按理來說，受價值規律的作用，商品貨幣市場的銀錢比價，銅錢千文兌換白銀應當低於一兩。換句話說，白銀一兩兌換銅錢應當超過千文。但自雍正皇帝貨幣制度改革後直至整個乾隆朝，商品貨幣市場的銀錢比價，白銀一兩兌換銅錢長期保持在七八百文之間，乾隆末年仍然保持在九百餘文。錢值和商品市場的錢價相悖。形成這一問題的原因這里不作贅述。但商品市場銅錢格價的長期高昂，給士兵、官吏、工匠等不同階層人們的生活帶來積極影響。
按照清政府規定，各鑄錢局生產的銅錢，主要以兵餉、官俸搭放的形式進入流通領域。搭放比例一般是銀七成，錢三成。搭放的具體辦法，以清政府制定的「定例」，即白銀一兩值銅錢一千發放。另外，按照規定，鑄錢工匠的工資也以「定例」規定的比例支付銅錢。在商品貨幣市場銅錢價格高昂的情況下，按照「定例」來發放兵餉、官俸以及支付鑄錢工匠工資，增加了兵餉、官俸以及工匠工資的附加值，這對於改善廣大士兵和官吏及鑄錢工匠的生活狀況有一定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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