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外匯券

A. 金本位是什麼

http://ke..com/view/249511.htm

B. 外匯兌換券哪年取消的

1980年4月1日開始流通，1995年1月1日停止使用，然後由中國銀行回收。

C. 我提問了可是辦法取消問題，一開就沒有，怎麼半

這次幣制改革就是法幣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國民政府頒布《民國廿四年十一月實施新貨幣政策命令及章程》，開始在全國實行法幣改革。法幣改革的主要內容有：一、集中鈔票發行權。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所發行之鈔票為法幣」。規定其他銀行不再享有發行權，其正在流通的紙幣逐漸收回，停止使用。二、規定法幣是「無限法償貨幣」，國內「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再行使現金，凡銀錢行號、公私機關或個人持有銀幣生銀等類者，應即兌換法幣使用」。三、廢除銀本位制。全部白銀收歸國有以充作法幣准備金，「如有故存隱匿，意圖偷漏者，應准照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懲治」。四、規定法幣不予兌現，但可在指定金融機關無限制買賣外匯，法幣與英鎊實行固定匯價。
法幣改革的歷史動因
第一，國際金融形勢的影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危機中，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如英、德、日本、加拿大等國先後放棄金本位，企圖以此向用銀國轉嫁危機。1933年3月，美國亦放棄金本位，使美元貶值，並單方面違背1932年7月世界8個主要產銀、用銀國通過的「白銀協定」，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收購白銀，企圖以「提高銀價，即為提高四萬萬人民的購買力」的辦法，將美國的經濟危機轉嫁給中國人民。種種因素使國際市場上白銀價格上漲。1935年以前，白銀及銀元在國際市場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國則是通貨。國際市場銀價的上漲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從1934年6月到10月的5個月內，上海輸出的白銀（含銀元）數量高達2．229億元。這一數量相當於1933年輸出量的3倍。有的外國在華銀行甚至雇傭兵艦搶運白銀出口以謀取暴利。白銀外流的劇增，減少了上海的白銀儲備，從1934年3月到1934年12月，上海各銀行（包括中、外銀行）的白銀存量從5．894億元減少到3．35億元。1934年到1935年，中國又大約外流白銀1．8億元。
白銀的大量外流對中國造成嚴重後果：一是國內人心恐慌；二是中國外貿嚴重入超；三是銀根緊張，市面周轉不靈，銀行、錢庄、商號接踵倒閉；四是通貨不足，物價下跌，以上海為例，1935年物價比1932年下跌了23．9％，乃至工廠難以維持，被迫倒閉。總之，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並引發1935年的白銀風潮。對於白銀風潮，南京國民政府也曾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進行補救，如1934年10月起對出口白銀課征重稅，企圖攔阻或減少白銀的外流；加快實施幣制改革的步伐，以此切斷國際市場上銀價漲落起伏對中國金融市場的嚴重影響。
當然，30年代初開始，基於世界經濟恐慌的「各重要國家相率改定貨幣政策，不許流通硬幣的潮流，對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改革也起到了示範和推動作用。
第二，防備日本擴大對中國侵略的戰略需要。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舉國震動。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雖一味依賴國聯，幻想通過國際調解，以妥協的辦法解決東北問題。但面對日本無視國際法准則、咄咄逼人之勢，畢竟也不願意日本人吞並整個中國。在此形勢面前，錢昌照（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向蔣介石提出組織國防設計委員會的建議。錢氏的本意是積極的，他認為：日本遲早會大舉侵犯中國。為了及早做好應戰准備，未雨綢繆，他提議組織專門機構，聘請一批科技專家和教授，從事有關國防建設方面的調查、研究和有關計劃的制定工作。
錢昌照的建議十分符合蔣介石的心意。因為，這一機構的設立給蔣帶來了主動。1．有助於增強蔣介石在國民政府中的勢力。通過這個機構打出准備抗日的旗幟可以拉攏一批各方面、各專業的知名人士及社會名流為己所用，增強他在國民政府中的地位，改變其力量主要在軍隊而政治經濟方面勢猶未及的局面。2．通過這一機構更好地與英、美等國拉關系。國防設計委員會擬聯絡的學者與名流大多留學過西方，他們受西方培養，深得英、美等國的信賴，蔣介石試圖利用和通過他們的周旋去爭取美、英等國從經濟上、政治上得到更大的支持。3．這一機構如能設立，客觀上有利於南京政府預做一些防備日本擴大侵略的准備工作。
經過半年多的籌備，國防設計委員會於1932年11月正式成立。在國防設計委員會的首批39名委員中，有徐新六、吳鼎昌等銀行家、金融家代表，以後陸續又有張嘉áo等著名銀行家加入其中。這批銀行家、金融家在國防設計委員會中，積極參與幣制改革的設計，或多方活動，或參與策劃。在浙江興業銀行經理徐新六逝世後，有人清理他的遺物時，曾發現他生前草擬的中國幣制改革意見書。這份幣制改革意見書與南京國民政府公布實施的法幣改革方案有許多相同之處。國防設計委員會以一定的人力、物力、財力去研究中國幣制改革，將中國幣制改革問題納入「國防設計」之中，已多少有了預防日本擴大侵略的戰略意圖。
第三，「廢兩改元」的成功，在技術上為法幣改革鋪平了道路。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銀、錢業代表會議，會上確定了廢兩改元的三點原則：①廢除銀兩，採用銀元；②採行銀元制度後，舊鑄銀元可照舊使用；③確定銀元法價，開始鑄造新銀幣。這些原則的確定，實際上邁出了「廢兩改元」的第一步。緊接著，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6日，南京國民政府先後發布《廢兩改元令》、《廢兩改元布告》、《訓令》等文告，規定從當年4月6日起在全國正式推行廢兩改元。「廢兩改元」最重要的舉措就是，規定由該年4月6日起，一切公私款項的收付、交易和契約票據，概用銀元，停用銀兩。「廢兩改元」的推行，實現了在全國范圍內通行形狀、重量和成色劃一的銀元，大大簡化了貨幣種類，改善了中國通貨市場的紊亂狀態。其結果，一方面，利於商品流通和經濟生活的活躍，適應了經濟生活的發展需要；另一方面，「廢兩改元」作為簡化貨幣、整頓貨幣流通市場的關鍵一步，又為在中國廢止硬幣、進一步實行法幣改革掃清了貨幣紊亂方面的障礙。
第四，英、美等西方主要國家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採取了支持的態度，派出了諸如甘末爾、楊格、李滋·羅斯等經濟專家來華參與法幣改革的設計工作。尤其是英國方面的李滋·羅斯對法幣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1．李滋·羅斯來華排除了中國對日、英關系存在的疑慮。在此前幾次有關中國貨幣改革的談判中，英國和美國都曾詢問過並企圖得悉中國方面幣制改革計劃的詳情，但均被中國方面加以拒絕。因為，當時英國正在與日本討論這個問題，中國對英、日間的關系尚未探底，擔心英國會將「中國的計劃告知日本」。而李滋·羅斯親自來華，英國與中國單獨開談，這件事被南京國民政府看作是英國支持中國幣制改革的亮相。2．李滋·羅斯來華後贊同並支持了美國專家楊格（時任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顧問）等人的方案。李滋·羅斯經加拿大、日本於1935年9月到達中國伊始，楊格便在南京向他談及中國「整個局勢」以及在幣制改革方面「應當推行的方案」。10月2日，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又將楊格方案為基礎的官方改革方案通告給李滋·羅斯。對於該方案，李滋·羅斯不僅「一般地表示同意」，而且還「出力協助提供意見。」
當宣布實行法幣改革的第二天即1935年11月4日，英國駐華大使在英國法律授權下，公布「國王規章」並引述中國法令，明令禁止在華的英國國民繼續用銀償債或支付其他金錢業務；規定英國在華僑民要接受法幣以代替白銀和銀元。這些舉措表明了英方對中國「法幣」的信心及「給予中國的改革舉動以強有力的支持」。美國也在與國民政府談判之後，繼續按每盎斯0．45美元的價格收買更多的中國白銀，以表示對中國的支持。「國際收支變為順差，中國因此得到大量外匯，這些數目加上出售白銀所得，使中國的通貨儲備於1937年中期達到相當於三億七千九百萬美元的巨數。」
英、美等國支持中國的法幣改革，有其復雜的因素：既有出於自身利益欲插手中國的幣制改革以加強對中國貨幣制度的影響，又有基於當時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的種種考慮。不管怎樣，英、美支持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是有利於法幣在全國推行的。
綜上所述，南京國民政府法幣改革的推行，絕非是個別人主使和帶有偶發性的金融事件。法幣改革的完成，既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呼喚，中國貨幣制度內部矛盾發展所使然；又是當時國際的政治、經濟格局所導致。

法幣改革的歷史正效應
法幣改革是史無前例的。它所產生的正、負歷史效應都是巨大的。因此，對於法幣改革的評價就成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極為復雜的問題。
必須承認，法幣改革後，政府用不兌現的紙幣代替銀幣，為政府濫發紙幣、實行通貨膨脹提供了方便條件。從抗日戰爭爆發至1948年8月21日實行金圓券止，國民政府法幣發行額高達664萬億元，比抗戰前夕增長了47．4萬倍。之後，發行的金圓券比法幣敗亡得更快更慘，在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的十個月中，就膨脹了「六十五萬倍」。在長達十餘年的惡性通貨膨脹中，「國民黨政府增發鈔票1400多億倍，而物價上漲八萬五千多億倍」。通貨膨脹使全中國人民遭到空前浩劫，「人民被掠奪了價值一百五十億銀元以上的財富」。
但是，隨著歷史沉澱期的延長，人們將越來越看清法幣改革所帶來的歷史正效應。
第一，以法幣統一全國的貨幣，是貨幣發展史上的巨大進步，有力地推動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中國在實行法幣以前，貨幣制度混亂至極。本位的銀元有「袁頭」和「孫頭」，它們成色各異不能通價交換；作為輔幣，各地有規格和成色不同的「銀角子」或「銀毫子」；此外，還有眾多的相差懸殊的制錢和銅元等。這些鑄幣，甲地通用，乙地便不能通用，彼此兌價相差懸殊。至於流通的紙幣則至為混亂，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國或外國的銀元券居多；在內地都會，政府紙幣流通為多；在偏僻城鄉，多流行各種商店、錢庄或其他非金融組織所發行的私票。當時的中國，從貨幣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為一國，吾國實不啻久已分為十百千小國」。法幣改革實施後，前此眾多紛亂的貨幣被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的「法幣」所取代。法幣的發行一舉結束了貨幣混亂的狀況，實現了中國幣制的統一，整飭了貨幣流通秩序，對於掃除繁雜貨幣對經濟發展的障礙有巨大的歷史作用。
第二，法幣改革的成功推動了經貿和國內生產的發展。從對外經貿方面看，在實行法幣改革以前，中國的金融行市總受到世界銀價漲落的拉打而發生不穩。法幣發行後，將全國約6．62億元白銀全部收歸國有，既不準買賣又不準流通，使法幣完全與現銀脫鉤，這就使中國的貨幣完全擺脫了世界銀價漲落的影響。如美國於1935年12月停止在倫敦購銀，一周內銀價降低了10％，但因法幣與世界銀價脫鉤，國內沒有引起過大波動。同時，改革中穩定法幣對英鎊的匯價，中國既可以用法幣購買外匯支付所欠各國的外債，避免用白銀償還外債所帶來的許多干擾和損失；而且還因為法幣與英鎊有了固定的比價，可以到世界市場去流通。這無疑將有利於中國的國際收支平衡，促進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到抗戰前夕，「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外匯率的穩定」，在法幣改革後的頭幾個月內，「出現了幾十年末曾有過的貿易順差，出口超過了進口」，這種「國外對中國出口貨物的要求，特別增加了農業生產者的購買力」。從國內的工農業生產來看，在最初的一、二年內，法幣發行刺激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法幣發行之初規定銀元一元兌換法幣一元，但實際兌換時，卻是白銀60％可兌100％的法幣。這樣，紙幣的流通量就相對於銀元增加了。法幣的發行數字，1935年11月初發行數為459308123萬元，到1937年6月底，增發到1407202334萬元，後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貨幣流通量的有限度增加，使全國物價開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價上漲12．6％。物價的回升使商業和生產變得有利可圖，因而刺激了商業的繁榮和工業生產的發展，「出現了以購買力迅速增加為標志的內地的復興」景象。1936年，中國的農業，除川、豫、粵三省受災外，全國均獲豐收。據中國銀行估計，1936年重要各省農業收成的總價值達法幣56億元，較1933年至1935年的平均產值高出17億元，即幾乎增加了45％。由此可見，法幣發行之初對促進國內工農業生產發展的作用。
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912—1949年為5．6％，其中1926—1936年為8．3％，1928—1936年為8．4％，後面兩個數字包括了中國東北地區在內。如果考慮到1931年「九一八」前後的實際情況，將東北地區除外，則1926—1936年為6．4％，1931—1936年為6．7％。這組統計數字顯示出抗戰前夕的1935年、1936年是中國近代工業發展的最快時期。促成這種「最快」發展的是綜合性因素，其中就有法幣改革的因素發生了作用。
日本對中國關內廣大地區的擴大侵略之所以選擇在1937年，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對法幣改革和法幣改革後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感到不安。在法幣改革及其之後的「那一段短暫時間內，局勢一直朝著對於中國人民和其他國家在華利益大有好處的現代化方向轉化」。日本曾採取多種方式和手段抵制和破壞中國法幣改革，以遏制上述「局勢」的發展。首先，日本妄圖破壞中國的金融貨幣體系，並進而迫使中國淪為日元集團的附庸。如，日本在北平指使日本浪人及漢奸流氓，在市內繁華街道用外鈔購貨，若店鋪找付中國的鈔票時，則聲稱不能兌現而拒絕收受。如此往復，致使各家商號相率不再收用中國的銀行鈔票。而後，日本浪人再將集中到手的大量中國鈔票到一家銀行要求立即兌換現銀。攪得人心惶惶、市面不穩，擠兌之風日甚一日。華北地區唐山市從1935年5月3日到16日的兩周內，即被兌出現洋793000元，且千元鈔票兌洋的貼水也從15元提高到48元。再如，動用日軍或收買漢奸、日本浪人組織「密輸團」，從事大規模白銀走私。1935年5月份，日本浪人在華北各地通過陸路和海路，每日偷運白銀約15萬元出境。除華北外，日本在華東的崇明、海州兩地偷運白銀每日約20萬元左右。當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法幣後，日本政府和軍方要人紛紛對幣制改革表示強烈反對，公開聲稱，將不惜以任何形式來「徹底阻止」中國法幣改革的全面推行。日本對中國法幣改革及法幣改革後可能出現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感到不安，日本外務省甚至叫囂，對法幣改革「將斷然排擊之，雖訴諸武力，亦必阻止其實現。」這表明，日本已預感到發行法幣的中國金融改革必將推進經濟發展，並極不願意看到在亞洲出現一個強大的中國。
第三，法幣改革成為「增強抗戰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戰爭是雙方國力和人心向背的較量，這種較量既體現在軍事上、戰場上，也必然體現於經濟上、生產上。如前所述，法幣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新幣制政策，它的成功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貿，推動了國內工農業生產，培育和增強了國力，因而法幣改革體現出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長期效果」，而這種「長期效果，證明遠比它的近期效果更為巨大。」
法幣改革為南京國民政府創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時機和條件。首先，可以穩定並擴大政府的財政收入。即，國民政府可通過在全國強制推行法幣這一手段總攬貨幣的發行與回籠，因而也就「能夠運用普遍為人民所接受的鈔票（法幣），應付全國的軍政開支。」因此，發行紙幣以應付各方面的需要包括戰爭的需要也就成為輕而易舉的事情，這使國民政府的實力大為增強。其次，法幣改革的成功實施，使國民政府撈取了政治資本，在國內和國際上的聲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法幣改革的實現，有利於此後國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調整和轉變。法幣得到廣泛的流通，非常有利於國家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後，最大幅度地掌握調度現金、最大可能地集中白銀等貴重金屬，以作為在國際市場上購買軍火物資的經費之用。在實行法幣之初，國家以法幣收兌了民眾手中及社會各方面持有的白銀和銀元。這是一種強有力且有效的資金集中手段，它在某種程度上起著中國能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戰勝日本侵略者、求得民族生存與解放的宣言書作用。法幣實行以前，中國的「現金已經集中在帝國主義掌握中的上海」，實際為外國所把持，法幣發行後「免除了紙幣對於現金的兌換，而改以外幣為兌換，可以使敵人掌握中的三萬萬元的巨額准備，轉變為存在海外的外幣准備，這是有相當的國際意義的」，對中國的抗戰是大有好處的。
在這里，還應該看到，抗戰中法幣逐漸被取消「無限制買賣外幣」後，在防止日寇套匯及國內資金逃避方面的重大歷史作用。法幣雖是不能兌現的國家紙幣，但卻可以在指定的金融機構中無限制買賣外匯。抗戰爆發後的一段時期內（1937．7—1938．3），國民政府的做法仍是維持戰前的匯價（1元法幣折英鎊1先令2便士半），外匯的出售是無限制的，較戰前不同的是，這時附加了「限制提存」的補助辦法。這期間，中國法幣的匯價是穩定的，沒有外匯黑市。此時，日軍「在華大部分軍費的開支，主要是靠拋出外匯和日元」。但是，「由於維持著自由購買外匯的辦法，資金的逃亡非常嚴重，當時資金逃亡的情形顯然可以看到，限制提存的辦法並不足以制止資金的逃亡，因此我國外匯基金便受到不少的損失。」
從1938年3月到1940年5月初，國民政府仍極力在金融方面維持法幣外匯政策，但因為統制力量的不及，市場上出現黑市。這一期間，中國外匯統制的中心依然在上海（中央銀行所核定的外匯數額，百分之八十是供給上海的）。但是，上海淪陷後成為孤島，上海的對外貿易國民政府無法統制，上海出口換回的外匯不能集中到中央銀行手中以增加其外匯頭寸，致使中央銀行外匯核准金額日益減少，該行「當時外匯核准額與請求額之百分比：第一星期為百分之五十，總額四十五萬鎊，第二星期至第七星期，平均約為百分之二五，約三十五萬鎊，自六月以後，核准額更趨減少，僅達請求額的百分之五，約為五萬鎊」，外匯供給的日益不足，使黑市乘機而起，法幣在黑市的匯價開始跌落。自1938年3月中旬到7月底5個月中，黑市法幣匯價由14便士半漸漸跌至8便士半。在這種金融形勢下，國民政府一方面堅持已成虛設的一元法幣兌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法幣匯價，另方面則採取極力維持黑市匯價的辦法。1938年8月中旬到1939年6月初，上海法幣的黑市匯價被中英方面公開維持在8．25便士的水平上（1939年3月，中英間1千萬英鎊匯兌平準基金公開宣布成立）。1939年7月到1940年4月，法幣匯價仍由國民政府暗中支撐維持在4便士上下。國民政府一面堅持法幣法定一先令二便士半的法定匯價，另方面採取公開或暗中維持法幣黑市匯價的做法，產生了正負效果。一方面，國民政府維持法幣黑市外匯的做法，對於提高中國的國際聲譽與地位，確有很大作用；另方面，因為維持了法幣黑市外匯，給日寇可乘之隙，使其得以用大量法幣套買外匯，中英聯合設立的1000萬英鎊的外匯平準基金（摺合法幣約3億元）迅速被消耗、挖空。這種「消耗漏洞，十分之八以上是由日寇套買去的。」
這一時期，日本侵略者對法幣發動了大規模的貨幣戰。首先是禁止淪陷區人民保存和使用法幣。1938年6月起，日軍宣布禁止印有中國南方地名的法幣在華北流通，並勒令華北地區12種重要出口商品須向偽聯合準備銀行結售外匯。1942年起，華中地區禁用法幣。一些地方甚至規定對持有法幣60元以下者處徒刑或罰款、持有法幣60元以上者處死刑的嚴刑峻法；頒布所謂的《擾亂金融暫行治罪法》，對所謂的「擾亂金融行為者」及持有或「搬運非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所發行之貨幣使之流通行為」者，處以「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下一月以上之有期徒刑，或一萬元以下五百元以上之罰金。」其次是利用種種手段搜集華北、華中地區的大量法幣。日寇在其佔領區內嚴禁法幣流通的目的，就在於搜羅法幣為其所用。日本人看到「如不加速收回（法幣），必致因私運出境而大量外流，是故其准許流通之時期只規定為三個月」。搜羅的大量法幣被其運到上海、香港去套取外匯基金，再以此到國際市場上去購買侵華戰爭所需的軍用物資。
1940年5月初以後，國民政府開始放棄維持法幣黑市匯價的做法，並進而取消法幣「無限制買賣外匯」。其結果，使日本侵略者無法通過搜羅法幣去套匯，無法獲得中國的大量外匯基金，有力地打擊了其利用法幣套匯的陰謀，造成其資金方面的困難。因為缺乏資金基礎，其宣傳很久的偽中央銀行較長一段時期內竟「無法成立，華興偽幣也不能大量流通」。國民政府在法幣方面的重要政策調整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沒能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在貨幣戰——物資爭奪戰上也沒能戰勝中國」。而這種「政策調整」是銀元等硬幣流通時所做不到的。
法幣改革的實現，在抗戰時期對於國統區大後方資金供應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抗戰開始後，資金向內地後方流動，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沿海及東部地區的銀行、企業、機關和居民大量內遷、國民政府嚴格限制向口岸匯款使得後方匯款業務匯入多於匯出等原因外，國民政府晚些時放棄維持法幣黑市匯價及取消法幣的「無限制買賣外匯」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資金的內流使大後方金融市場利率降低。以重慶地區為例，該地戰前資金緊缺，金融奇窘，「比期利息每千元高達八、九元，抗戰初起後更漲至十元，摺合月息竟有二分」。1939年後，因資金內流，該地區利率逐漸有所下降，「比期利息每千元不過三元，較戰前已低落百分之六十以上。」因為資金供應狀況的大為松動，「過去成為重慶高利貸特色的銀行竟以高利吸收比期存款，此種現象也日趨消滅，最近四川省銀行、四川、美豐及聚興誠等銀行且相率減低存款利息」。
資金的內流及相對充裕，使大後方各銀行吸收的存款數量普遍增加。如中國銀行，戰前1936年的定、活期存款分別為450376652元、366311114元，到1938年定、活期存款分別上升到785918540元、464981630元；再如浙江實業銀行，1936年定、活期存款為11600134元、26026701元，1938年該兩項存款數額分別上升到12538303元和32505819元。
銀行吸收存款的增加及資力的相對充實，使其擴大投資、放款成為可能。這種投資和放款的擴大對堅持抗戰的經濟作用是不能被抹殺的。首先，銀行業對政府債券的購買投資，既使自身有利可圖，又支持了國民政府的戰時財政（參見下表）。
後方7家商業銀行投資有價證券 （主要是公債）表

銀行名稱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中國 31176367 50086693 53315617
上海 8622273 19726590 19746341
浙江興業 9031857 16831602 19348322
浙江實業 5835547 7645007 7494652
中孚 4152291 7573347 7333718
聚興誠 13156616 18477776 15998428
墾業 2450576 4286191 4135728

其次是增加了對後方交通生產事業的貸款。抗戰後，後方企業單位猛增，截止1938年底為止，「戰區工廠遷入後方者，共有四百零四家」，而抗戰以來各省新建及復工的又有104家。大批廠礦企業的內遷、復工、新建需要注入巨額資金，而「政府給以經濟上的援助，合遷移、建廠與流動資金三項，得到貸款共約九百餘萬元，其中由國庫撥付佔四百萬元，其他則由銀行貸付，政府給予擔保。」企業急需資金，對企業給以資金的支持，使它們迅速恢復生產或擴大生產，就是對抗戰的支持和貢獻。後方的銀行對交通生產事業的貸款普遍較抗戰前有長足進步。以交通銀行為例，該行對於西南後方的企業如中國興業、裕滇紡織、華西興業、四川絲業、民生實業等16大公司的貸款，「各自數十萬元至數百萬元不等」。到1938年底，中國、交通、農民三行僅在西南各地的農村貸款累計達到5600餘萬元，較1937年的2400餘萬元增加一倍以上。
有人說，「法幣更無疑的是抗戰的重要支柱」，「中國如無一九三二年之幣制改革，決不能有一九三七年之抗戰」。此話有些道理，它從某種角度指出法幣改革在抗戰的勝利中曾起到過的重大歷史作用。
今天，我們重又探討法幣改革，既是為了更客觀更正確地認識和評價這一重大金融改革事件，又是為了從歷史中獲得啟示，充分地悟到每一次關鍵的「改革」將對民、對國、對經濟發展所起到的重大效應。

D. 為何說服要善於抓住關鍵

「動之以情，曉之以理」，這是勸導說服別人的最根本的原則。以理服人就是擺事實、講道理，讓人從你講的道理中領悟到其正確性，從而接受你的意見，按照你的意見行事。需要注意的是勸導說服要抓住關鍵。大凡被說服者，往往對某一問題想不開，懷有成見。要說服之，非對准這個要害不可。否則，喋喋不休，磨破嘴皮，也是隔靴搔癢，不能解決問題。再就是勸導說理要具體實在，不能講空話、套話和大話，需要的是實在的論證說理。

下面請看陳毅同志說服一個私營工商業者的故事。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天，陳毅市長來到一家紡織廠，他笑著說：「老闆，我冒昧來訪，歡迎嗎?」

這位老闆正為一件事發愁，便發起牢騷來：「陳市長，今天工會又來要我廢除『抄身制』。不當家不知柴米貴，工人下班有抄身婆搜身，還經常丟紗呢，如果取消抄身制度，紗廠不被偷光才怪呢!」

陳毅不緊不慢地說：「要說辦工廠，我要拜你為師。因我只當過工人，沒有經營過工廠嘛!要說管理工人，教育工人，你要向我學習哩!我參加了革命，就一直搞宣傳群眾，組織群眾的工作，在這方面我可以給你當參謀，還帶『長』呢！你倒是要我這參謀，還是不要?」

經理連聲說：「要，要，請您快說。」

「我在法國當過工人。那個工廠大得很，老闆也比你厲害得多。廠子四周築起高牆，拉上電網，還雇了一大幫帶槍的警察，對每個下班的工人，從頭搜到腳，那過細的勁頭，身上硬是連一顆釘子也藏不住。但結果呢甲原料、零件還是大量丟失，為什麼呢?老闆把工人只當成會說話的工具，勞動很重，工資很少，工人實在無法養家糊口，工廠賺了錢對工人毫無好處，他們為什麼不拿呢?現在不同!工人翻身當了主人了，他們懂得生產經營搞得好，新中國才能富強起來，工人才能改善待遇。你們雖是私營企業，但也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樣可以有利於國、有利於民。所以，以我之見，你應該在紡織業帶頭，用我的辦法試試看，廢除抄身制，關心工人利益，待工人如朋友、如弟兄，有困難多與他們商量。我相信眼前的困難會克服的。」

經理聽了連連點頭：「想想是有些道理。」第二天，他就主動找工會研究，決定廢除抄身制。

陳毅同志一番話，使資本家奉若神明的「抄身制」取消了，足見勸說有術，言之有力，這正是以理攻心的威力。

以理服人最重要的一點是擺事實，出言有據，事實確鑿，對方的觀點就會不攻自破。

以理服人還有許多技巧，比如從論據、論證、論點方面進行說理，都能達到目的。

在日常生活中，說服的事情幾乎隨處可見。母親病了不肯到醫院去動手術，要靠說服；痴情女失戀痛不欲生，要靠說服；年輕人不求上進作風浮躁，也要靠說服。

進行有效說服的一個較好的策略是採取迂迴戰術，不從正面入手。直接說服容易讓對方產生抵抗心理。所以，不妨從側面打開缺口。

俄國偉大的十月革命剛剛勝利的時候，象徵沙皇反動統治的皇宮被革命軍隊攻佔了。當時，俄國的農民們打著火把叫嚷，要點燃這座舉世聞名的建築，將皇宮付之一炬，以解他們心中對沙皇的仇恨。一些有知識的革命工作人員出來勸說，但都無濟於事。

列寧得知此消息後，立即趕到現場。面對著那些義憤填膺的農民，列寧很懇切地說：「農民兄弟們，皇宮是可以燒的。但在點燃它之前，我有幾句話要說，你們看可不可以呢?」

農民們一聽這話，便知列寧並不反對他們燒，於是答道：「完全可以。」

列寧問題：「請問這座房子原來住的是誰?」

「是沙皇統治者。」農民們大聲地回答。

列寧又問題：「那它又是誰修建起來的?」

農民們堅定地說：「是我們人民群眾。」

「那麼，既然是我們人民修建的，現在就讓我們的人民代表住，你們說，可不可以呀?」

農民們紛紛點頭。

列寧再問題：「那還燒嗎?」

「不燒了!」農民們齊聲答道。

皇宮終於保住了。

遷怒於物往往是情感樸直、思維簡單化的一種表現，這時關鍵在於疏導。面對激憤的群眾，列寧的五句循循善誘的問話，理清了群眾思路，保住了這座舉世聞名的建築。他採取的步驟是，首先理解和贊同群眾的觀點，這樣可以爭取到引導群眾的時間和機會；其次，正本清源，使農民們懂得，皇宮原來是沙皇統治者居住的，但修建者卻是人民群眾，如今從沙皇手中奪過來回歸人民群眾，就應該讓人民代表住，這個道理是可以說服人的，因此農民們點頭表示同意。最後一問，是強化迂迴誘導的結果，讓群眾明確表態「皇宮不燒了」，從而完全達到了目的。

在說服的過程中，不能只講大道理，但並不是就可以不講「理」，如果將道理講得具體生動，引人思索，讓他們覺得是這么個理兒，就能一步步循序漸進地將道理說明白。

採用迂迴論證法往往是因為問題復雜，或對方深懷敵意、居心不良，不便用一般手段對付。

實踐中，主要針對如下兩種情形：

(1)對方提出問題明顯，你不能如實答復，也不便直接否定，不妨借用對手的選擇作出「迂迴」的表象。

(2)若對方的論證沒有理性，使你難以接受其觀點，不妨也非理性地提出對抗性的命題，對方必然要質疑，於是你就可以借他來求證，以反駁他原來的結論。

需要提醒的是，在使用「迂迴論證」時，切忌把反擊簡單地落在「烏鴉說豬黑」，豬也說「烏鴉不白」那樣笨拙的反唇相譏上。

人難免因一時糊塗做一些不適當的事，遇到這種情況，就需要把握指責別人的分寸。既要指出對方的錯誤，又要保留對方的面子。這種情況下，如果分寸把握得不當，就會使對方很難堪，破壞了交往的氣氛和基礎，帶來嚴重的後果。

一位幹部到廣州出差，在街頭小貨攤上買了幾件衣服，付款時發現剛剛還在身上的一百多元外匯券不見了。貨攤只有他和姑娘兩人，明知與姑娘有關，但他沒有抓住把柄。若他提及此事，姑娘定會翻臉說他誣陷人。

在這種情況下，這位幹部沒有和她來「硬」的，而是壓低聲音俏悄地說：「姑娘，我一下子照顧了你五六十元的生意，你怎麼能這樣對待我呢?你在這個熱鬧街道擺攤，一個月收入幾百上千，我想，你絕對看不上那幾張外匯券的。再說，你們做生意的信譽要緊啊!」

他見姑娘似有所動，又懇求道：「人家托我買東西，好不容易換來百把塊外匯券，丟了我真沒法交代，你就替我仔細找找吧，或許忙亂中混到衣服里去了。我知道，你們個體戶還是能體諒人的。」

姑娘終於被說動了，她就坡下驢，在衣服堆里找出了外匯券，不好意思地交給他。

說「軟」話，會讓對方覺得自己是在吃糖，心裡甜甜的。在上述案例中，這位幹部的一番至情至理的說辭，不但使錢失而復得，而且，還可能挽救了一個幾乎淪為小偷的青年。

現實生活中，人們普遍存在著吃軟不吃硬的心態。特別是性格剛烈、很有主見的人，你如果說「硬」話，比如以命令的口吻，對方不但會不理睬，還會產生抵觸心理；你如果來「軟」的，對方反倒會產生同情心，縱使自己為難，也會順從你的請求。

懇求就屬於「軟」話的一種。有很多時候，你要想說服人，說軟話要比說硬話效果好。然而，懇求並不是低三下四地哀求，而是一種「智斗」。

是一種心理手段。通過懇求的語言啟發、開導、暗示對方並使對方按你的意思行事。

哲理是智慧的結晶，令人回味，啟人思考。一個人的話語中是否含有哲理，標志著說話者的思想成熟程度。因此，在說服時運用哲理，使道理具有深刻的意蘊，有助於對方從心底里信服。

說服的哲理有四種類型。

1．警策型

話語出人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是警策型哲理的特點。例如，「有人活了一百歲時走向墳墓，但他生下來就已經死亡。」(盧梭)語中「活了一百歲」與「生下來就已經死亡」是矛盾的，它隱藏著深刻的思想，表明了生理的存在與精神死亡之間的辯證關系。

2．若愚型

這一類型的語言往往說出的是最平常的事情，而這些最平常的事情一經提示，卻似乎是「點石成金」了，變成了耐人尋味的語言。例如，「光線最充足的地方，影子也特別黑。」(歌德)「一朵花做不成花圈。」(赫伯特)其意蘊相當深刻。

3．忠告型

長者的口氣，明顯的善意，少許的專斷意味，是忠告型哲理的特點。

例如，「從偉大到可笑，只有一步遠。」(拿破崙)是語重心長的話語。

4．總結型

這類語言的明顯特徵是歸納經驗，作出一種可能性的描述。例如，「長久遲疑不決的人，常常找不到最好的答案。」(歌德)「財富往往像海水，你喝得越多，就越感到渴。」(叔本華)讀後會讓你不由自主地點頭稱是。

說服對方，有時不能一蹴而就。因為對方的言行，也有其根據，而你未必能一下就知曉，所以，為了達到你的目的，對症下葯、變換角度是十分必要的。

變換角度就是在說服對方的過程中，要注意從不同角度考慮問題，表達思想。當某一角度不奏效或不對路時，要及時更換角度，尋找新的突破口，把說服進行下去。

變換角度的最佳方式是：事先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備，考慮好闡述問題的不同角度。一旦對方表示拒絕，就變換新的角度；再拒絕就再變換，直至達到目的。

一青年來到一家公司求職：「請問你們這里需要秘書嗎?」「不要。」

「要采購員嗎?」「不要。」「要門衛嗎?」「不要。」「那麼，你們一定需要這個啰。」他拿出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本公司名額已滿」。公司老闆笑了，最後這個人被錄用為銷售經理。

當勸說受阻時，先暫時退讓一下很有好處。退讓態度可以顯示出你對對方的尊重，從而贏得對方的好感，使其在心理上得到滿足，這樣再亮出你的觀點來說服他們就容易多了。

以退為進的說服方法，在經濟談判中運用得較多，談判時能否靈活、嫻熟地運用「以退為進」的戰術，直接關繫到談判的成敗。

美國一家大航空公司要在紐約城建立一座航空站，想要求愛迪生電力公司能以低價優惠供應電力，但遇到婉言謝絕，該公司推託說是公共服務委員會不批准，他們愛莫能助，談判陷入僵局。航空公司知道愛迪生公司自以為客戶多，電力供不應求，對接納航空公司這一新客戶興趣不濃，其實公共服務委員會並不完全左右電力公司的業務往來，說公共服務委員會不同意低價優惠供應航空公司電力，那隻是托詞。航空公司意識到，再談下去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於是索性不說了。同時放出風來，聲稱自己建發電廠更劃得來。電力公司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改變了態度，主動請求公共服務委員會出面，從中說情，表示願意給予這個新客戶優惠價格。結果，不僅航空公司以優惠價格與電力公司達成協議，而且從此以後，大量用電的新客戶，都享受到相同的優惠價。

在這次談判中，起初，航空公司在談判毫無結果的情況下，耍了一個花招，聲稱自己建廠，這就是「退」一步，並放出假信息，給電力公司施加壓力，迫使電力公司改變態度壓價供電。這樣航空公司先退一步，後進兩步，贏得了談判的勝利。

說服對方，理是基礎，但僅有理是不夠的。常言道，酒逢知己乾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尋求共鳴，便可使你成為對方的「知己」，避免「話不投機」。

所謂共鳴，是對話雙方思想感情上達到基本一致的體驗。藉助感情共鳴，可以消除對方的對立情緒，贏得對方的信任，營造融洽氣氛，從而為你的說服鋪平道路，使對方從心理上願意接受你的勸說或主張。

尋求共鳴的技巧之一是尋找共同感興趣的話題。大幹世界，芸芸眾生，雖然個性千差萬別，但總有共知、共愛、共有的話題。年齡上、地域上、經歷上、興趣愛好上，都可有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這些話題，便是尋求共鳴的素材。

有一次，著名相聲演員姜昆到某市演出，市屬幾家新聞單位的記者紛紛前去采訪。不料，姜昆一一婉言謝絕，令記者們十分失望。這時，有位愛好相聲的女記者卻再次叩響了姜昆的房門，說：「姜昆同志，我是一個相聲迷，我對你的演出有些意見……」姜昆便十分熱情地接待了她。

女記者正是利用了她和對方對相聲的愛好及共同興趣做文章，使對方產生了共鳴，接受了她的采訪。

說服他人，理是基礎。但是，當理由已充分展開還不見效的時候，或者你自我感覺邏輯推論的力量單薄的時候，你不妨試試遵循古人的訓言，請將不如激將。利用一定語言技巧，刺激對方，激發對方的某種情感，使對方的情緒波動或心態變化朝著你所期望的目標發展。

激將勸服的技巧之一，是正面激將，即用鼓勵、信任的語言，使對方樹立起自強、自信之心，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你的主張或決定從事你所期望的某種行動。

《人際交往的藝術和技巧》的作者賴斯·吉布林經歷過一件事。一天，他來到某市他曾住過的旅館住宿。當他穿過那些擠在辦公桌前想住旅館的人群時，辦公桌後的一位職員抱歉地說：「哎呀，賴斯，你應該讓我們知道你要來這兒。照目前這個樣子，我恐怕不能幫你什麼忙。」賴斯回答說：

「看起來我們的確碰上了難題。但是，如果說在這個城市中還有哪個旅館職員能解決它的話，我相信，那就是你。我不需要再去尋找，因為，如果你也不能給我找個房間，我就准備睡到公園里去。」這一席話，刺激了對方，表明了對對方的極大信任。因而，那位旅館職員說道：「好吧，讓我想想辦法。」這是對賴斯正面激將的「投桃報李」。那位職員最終幫賴斯找到了一個非正式的小房間。

無論是什麼人，只要生存在這個世界上，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需求和願望，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因此，在說理中，我們也應考慮到人的需要，藉助對方的需要，進行說服工作。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理論認為，人們的需要盡管千差萬別，但仍然存在著某些共同的需要，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會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實現的需要。這五種需要是按層次分布的，依次逐級上升。當低一級的需要獲得相對滿足後，人們就會追求高一級的需要。古人雲，「衣食足而後知榮辱」，說得也是這個道理。

激發需要的技巧之一，是根據對方的心理特點和馬斯洛的需要理論，通過滿足對方較高層次的需要來說服對方。

例如，張、王同為民辦教師，後來，張嫌民辦教師工作辛苦，待遇低而棄教從商，同時疏通關系，讓其僅讀過小學五年級的妻子代執教鞭。王擔心張妻誤人子弟，常幫她提高業務，但是，張知道後反指責王動機不純。

王氣憤不過，找到校長。校長說：「你是什麼樣的人，張某是什麼樣的人，老師們心裡都清楚。君子不計小人過，你用不著與他一般見識。」校長的一席話，從尊重的需要上，肯定了王的行為，使王得到了心理上的滿足。因此，王聽完話後怨恨全消，工作熱情不減。

E. 小孩子問我上世紀八十年代倒賣外匯券會吃官司坐牢，如何回答比較妥當

那個年代倒賣任何東西都有可能坐牢，因為那時「投機倒把罪」還沒廢除，市場經濟還沒流行起來

F. 中國的一國兩幣（外匯券）什麼時候取消的有沒實施過特區幣值

外匯券好像是在80年代取消的。特區幣值，香港和澳門嗎？他們本身就有自己的貨幣。

G. 如果大國都實行金本位,小國可不可以採用復本位和銀本位為什麼

金本位制就是以黃金為本位幣的貨幣制度。在金本位制下，或每單位的貨幣價值等同於若乾重量的黃金（即貨幣含金量）；當不同國家使用金本位時，國家之間的匯率由它們各自貨幣的含金量之比--鑄幣平價（Mint Parity）來決定。金本位制於19世紀中期開始盛行。在歷史上，曾有過三種形式的金本位制：金幣本位制、金塊本位制、金匯兌本位制。其中金幣本位制是最典型的形式，就狹義來說，金本位制即指該種貨幣制度。[編輯本段]金本位制的形式
1、金幣本位制(Gold Specie Standard)
這是金本位貨幣制度的最早形式，亦稱為古典的或純粹的金本位制，盛行於1880一1914年間。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及黃金自由輸出入是該貨幣制度的三大特點。在該制度下，各國政府以法律形式規定貨幣的含金量，兩國貨幣含金量的對比即為決定匯率基礎的鑄幣平價。黃金可以自由輸出或輸入國境，並在輸出入過程形成鑄幣一物價流動機制，對匯率起到自動調節作用。這種制度下的匯率，因鑄幣平價的作用和受黃金輸送點的限制，波動幅度不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各國紛紛發行不兌現的紙幣，禁止黃金自由輸出，金本位制隨之告終。
2、金塊本位制(Gold Bullion Standard)
這是一種以金塊辦理國際結算的變相金本位制，亦稱金條本位制。在該制度下，由國家儲存金塊，作為儲備；流通中各種貨幣與黃金的兌換關系受到限制，不再實行自由兌換，但在需要時，可按規定的限制數量以紙幣向本國中央銀行無限制兌換金塊。可見，這種貨幣制度實際上是一種附有限制條件的金本位制。
3、金匯兌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
這是一種在金塊本位制或金幣本位制國家保持外匯，准許本國貨幣無限制地兌換外匯的金本位制。在該制度下，國內只流通銀行券，銀行券不能兌換黃金，只能兌換實行金塊或金本位制國家的貨幣，國際儲備除黃金外，還有一定比重的外匯，外匯在國外才可兌換黃金，黃金是最後的支付手段。實行金匯兌本位制的國家，要使其貨幣與另一實行金塊或金幣本位制國家的貨幣保持固定比率，通過無限制地買賣外匯來維持本國貨幣幣值的穩定。
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這兩種貨幣制度在1970年代基本消失。[編輯本段]金本位制的基本特徵

黃金市場示意圖 1、金幣本位制
以一定量的黃金為貨幣單位鑄造金幣，作為本位幣；
金幣可以自由鑄造，自由熔化，具有無限法償能力，同時限制其它鑄幣的鑄造和償付能力；
輔幣和銀行券可以自由兌換金幣或等量黃金；
黃金可以自由出入國境；
以黃金為唯一準備金。
金幣本位制消除了復本位制下存在的價格混亂和貨幣流通不穩的弊病，保證了流通中貨幣對本位幣金屬黃金不發生貶值，保證了世界市場的統一和外匯行市的相對穩定，是一種相對穩定的貨幣制度。
2、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
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是在金本位制的穩定性因素受到破壞後出現的兩種不健全的金本位制。這兩種制度下，雖然都規定以黃金為貨幣本位，但只規定貨幣單位的含金量，而不鑄造金幣，實行銀行券流通。所不同的是，在金塊本位制下，銀行券可按規定的含金量在國內兌換金塊，但有數額和用途等方面的限制(如英國 1925年規定在1700英鎊以上，法國1928年規定在215000法郎以上方可兌換)，黃金集中存儲於本國政府。而在金匯兌本位制下，銀行券在國內不兌換金塊，只規定其與實行金本位制國家貨幣的兌換比率，先兌換外匯，再以外匯兌換黃金，並將准備金存於該國。[編輯本段]金本位制的實行歷史
在歷史上，自從英國於1816年率先實行金本位制以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實行了金本位制，而且是典型的金本位制——金幣本位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各國為了籌集龐大的軍費，紛紛發行不兌現的紙幣，禁止黃金自由輸出，金本位制隨之告終。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1924-1928年，資本主義世界曾出現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都先後恢復到大戰前的水平，並有所發展。各國企圖恢復金本位制。但是，由於金鑄幣流通的基礎已經遭到削弱，不可能恢復典型的金本位制。當時除美國以外，其他大多數國家只能實行沒有金幣流通的金本位制，這就是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
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由於不具備金幣本位制的一系列特點，因此，也稱為不完全或殘缺不全的金本位制。該制度在1929-1933年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的沖擊下，也逐漸被各國放棄，都紛紛實行了不兌現信用貨幣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這實際上是一種金匯兌本位制，美國國內不流通金幣，但允許其他國家政府以美元向其兌換黃金，美元是其他國家的主要儲備資產。但其後受美元危機的影響，該制度也逐漸開始動搖，至1971年8月美國政府停止美元兌換黃金，並先後兩次將美元貶值後，這個殘缺不全的金匯兌本位制也崩潰了。[編輯本段]金本位制崩潰的主要原因
金本位制通行了約100年，其崩潰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黃金生產量的增長幅度遠遠低於商品生產增長的幅度，黃金不能滿足日益擴大的商品流通需要，這就極大地削弱了金鑄幣流通的基礎。
第二，黃金存量在各國的分配不平衡。1913年末，美、英、德、法、俄五國佔有世界黃金存量的三分之二。黃金存量大部分為少數強國所掌握，必然導致金幣的自由鑄造和自由流通受到破壞，削弱其他國家金幣流通的基礎。
第三，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黃金被參戰國集中用於購買軍火，並停止自由輸出和銀行券兌現，從而最終導致金本位制的崩潰。[編輯本段]金本位制崩潰的影響
金本位制度的崩潰，對國際金融乃至世界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為各國普遍貨幣貶值、推行通貨膨脹政策打開了方便之門。
這是因為廢除金本位制後，各國為了彌補財政赤字或擴軍備戰，會濫發不兌換的紙幣，加速經常性的通貨膨脹，不僅使各國貸幣流通和信用制度遭到破壞，而且加劇了各國出口貿易的萎縮及國際收支的惡化。
(2)導致匯價的劇烈波動，沖擊著世界匯率制度。
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國貨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大體上是一致的，貨幣之間的比價比較穩定，匯率制度也有較為堅實的基礎。但各國流通紙幣後，匯率的決定過程變得復雜了，國際收支狀況和通貨膨脹引起的供求變化，對匯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從而影響了匯率制度，影響了國際貨幣金融關系。[編輯本段]金本位制主要包括內容
金本位制主要包括金幣本位制、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三種形態。金幣本位制是典型的金本位制。其基本特點是：金幣可以自由鑄造無限法償；輔幣和銀行券可按其面值自由兌換為金幣；黃金可以自由輸出輸入；貨幣發行准備為黃金。金幣本位制是一種穩定的貨幣制度，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小國的貨幣都是跟著大國走的，如果脫離大國，就會引起國內財政危機，所以不可以

H. 外匯券的曾經的特權

1993年12月30日一大清早，數十位外國駐華大使、大使夫人以及來華的外商們蜂擁進北京的一家免稅店，焦急地把他們看到的貨架上的一切東西盡量塞滿他們的購物包。
這次瘋狂的購物並非是為了迎接新年的到來，而是因為前一天晚上央行的一紙公告：12月29日晚間，中國人民銀行宣布從1994年1月1日開始停止發行外匯兌換券（簡稱外匯券）。盡管央行的通告非常清楚地說明現存的外匯券仍然可以暫時流通，但外匯券的擁有者們還是覺得越快花完手中的外匯券心裡越踏實。
這家位於北京建國門附近的免稅店毗鄰使館區和許多外商辦公的寫字樓。在30日這一天，營業額比平時多了9倍。該店一名姓董的經理在當天接受《中國日報》記者的采訪時說，「生意比聖誕節的時候都紅火，看來我們元旦的假都不能放了」。
在跨國公司雲集的國貿寫字樓里也是一片混亂。許多當時在外企工作的中國雇員的工資都是以外匯券的形式支付的。因此，他們非常急切地想知道他們的老闆是否會彌補由於外匯券停止發行而給他們帶來的損失。雖然理論上講，外匯券應該與人民幣等值，但在黑市上，它們的價值比同樣面值的人民幣高出30%。
「我們都急死了」，一名在香港貿發局工作的中國員工告訴《中國日報》的記者。 1980年4月1日，中國開始發行外匯券。1995年1月1日，外匯券最終退出市場。在這15年間，中國實行了非常獨特的雙貨幣制度——人民幣和外匯券同時在市場上流通。
在改革開放初期，來華訪問的外國人、歸國的華僑和港澳台同胞日益增多，而中國的市場供應還非常緊張，國內居民的日常用品（如糧油、肉、布等）還實行定量供應。為滿足來華的外國人及歸僑的需要，中國興建了一批賓館和商店。然而，當時國內是禁止外幣流通的。為了便於他們在這些場所購買物品和支付費用，同時又使他們區別於國內居民，國務院於1980年4月1日授權中國銀行發行外匯兌換券。外籍人士須將所持外幣在中國銀行或指定的外匯代兌點兌換成外匯券，並在指定范圍內與人民幣等值使用。離開中國大陸時，他們可以選擇將外匯券換回硬通貨或留著以備下次來華時使用。很多外國人當時都管外匯券叫「旅遊貨幣」。
外匯券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7種面值，與人民幣等值，背面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國風景名勝畫面，如三峽、長城、天壇等。
當時，外匯券是特權貨幣。正如美國愛荷華大學的新聞學教授Kenneth Starck在《畫龍點睛》一書中描寫的那樣，「如果錢能說話，外匯券的聲音比人民幣大50%」。Kenneth Starck於1986年來到中國，在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院教授英語新聞專業的寫作課程。他對外匯券的使用深有體會，有了外匯券，人們在中國就可以買到進口商品，可以在特殊的地方消費，還可以換美元，這些都是人民幣所沒有的功能。
外匯券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如賓館、友誼商店、免稅店等等；也只有在這些地方，人們才能買到當時被視為奢侈品的高檔貨——人頭馬的洋酒、萬寶路香煙、彩電、瑞士手錶。一些有中國特色的手工藝品和絲綢等也能在友誼商店買到。
但漸漸地，擁有外匯券就不是外國人的專利了。有一些大陸居民從他們的海外親戚朋友那裡能得到一些外匯券。一旦擁有外匯券，他們立刻成為他們的同事、鄰居和朋友眼紅的對象，因為外匯券就是出入友誼商店的特殊通行證。
外匯券的這種特權引起了很多擔憂，甚至是外國人的擔憂。1980年9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理查?羅伯遜的來信，「我是一個對現代中國的成就深為欽佩的人，現在向你們寫這封信。最近我在中國作了為期兩周的訪問，剛剛回到美國。所到之處，中國人民的生氣勃勃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到了2000年，四個現代化一定可以實現。但是我必須承認，對外國人的優待和對中國公民的歧視這種不平等的待遇使我深感不安。我指的是對非中國公民發行的外匯兌換券。憑這種外匯兌換券，外國人可以在特殊的旅館住宿，在特殊的餐館就餐，在特殊的商店購買東西——所有這些特殊的地方一律不接待中國公民。這種制度使人想起19世紀時清政府給予外國人的特權。此外，那些專為外國人設立的特殊的等候室等等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對這些特殊待遇感到不安，這些特殊待遇會助長並加深優越感和自卑感。我強烈主張對此給予重新考慮」。
Starck教授在自己的書中將此雙貨幣制度描寫為「令人質疑的」和「有害的」。「外匯券貶低了官方貨幣的價值並鼓勵了黑市交易」，他寫道。
但是，大陸居民仍然試圖用各種辦法來獲得外匯券。自20世紀80年代起，越來越多的中國居民開始走出國門，出國留學或探親，他們需要外匯券來換美元，甚至連學生們考托福的報名費也需要用美元來交。對外匯券和美元的強烈需求直接催生了整整一代倒匯者——俗稱「黃牛」。 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國人在北京或者其他中國主要旅遊城市聽到的最多的招呼也許是「換錢嗎？換錢嗎？」黃牛們冒著坐牢的風險在大陸居民對外匯券的渴望和外國人對人民幣的需求中找到了商機。有了人民幣，外國人就可以在任何商店和餐館消費；而人民幣和外匯券的價差使倒匯成為利潤豐厚的職業——盡管這是非法的。
1994年以前，中國的匯率制度也是雙軌的。一個是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的官方匯率，大概在1美元兌元人民幣，另一個是企業外匯市場匯率，當時大概在1美元兌元人民幣。只有大約20%的外匯交易是按官方匯率來進行的。1994年1月1日，這一雙軌制度被廢除。
但在雙軌制廢除以前，個人可以用外匯券按官方匯率換美元等硬通貨。如果人們手裡只有人民幣，那麼他們只能到黑市上換美元。通常，黑市的匯率比為企業服務的外匯市場價格還要高，常常是1美元約兌9元人民幣。跟美元的黑市匯率相對應，當時外匯券的黑市價通常是130元人民幣換100元外匯券。
黑市的交易常常是在陰暗的小巷裡進行的，要不就是在自由市場的攤位後面。進行交易時，雙方都會警覺地看看對方身後是不是有警察的身影。一旦交易完成，黃牛們迅速將外匯券換成硬通貨再賣給急需美元的大陸居民，而外國人則拿著他們非法得來的人民幣享受出入任何餐館和商店的自由。
興旺的黑市買賣迅速蔓延到了全國。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昆明等旅遊城市都能看到各式黃牛的身影，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們日夜守候在繁華的商業區或旅遊賓館附近，等待商機的到來。而與此同時，在中國銀行的分支機構外面也總能看到黃牛們攔住任何一個他們認為有可能成為他們顧客的行人。「要外匯券嗎？」他們常常會主動地問。
甚至在央行宣布1994年匯率並軌、停止發行外匯券後，黃牛黨也沒有銷聲匿跡。大陸居民仍然沒有官方渠道去購買美元，而對美元的需求越來越高，於是黃牛們依然能找到生存的空間，只不過他們的問題從「要外匯券嗎？」改成了「要美元嗎？」
直到1998年中國開始逐漸放開個人購匯，情況才開始有所改變。當年，外管局規定個人因私出境一次可購匯2000美元。2003年9月，這一額度提高到個人因私出境6個月以內為3000美元，6個月以上為5000美元。2005年8月，上述個人購匯額度分別被提升為5000美元和8000美元。
從2006年5月1日開始，中國實施了年度購匯管理制度。居民每年可購買2萬美元外匯。這一額度在2007年2月1日提高到5萬美元。
隨著中國居民購匯額度的提高，一度紅火的黃牛生意一蹶不振了，黃牛們不得不另謀出路來維持生活。 需要轉型的卻遠遠不止黃牛們，友誼商店和免稅店同樣面臨著考驗。這種特殊商店中有很多已經轉為普通的百貨店，盡管一些店還保留著友誼商店的名稱。
位於朝陽區惠新東街的外匯商品大樓曾經是北京最大的一家專收外匯券的商店之一。20世紀90年代初，用外匯券在這座大樓里購物是一件令人眼紅的事情。在轉型中，它搖身一變，成為了北京國際珠寶交易中心。
然而，外匯券卻成了某些人的新寵——這一次是在收藏品市場上。
在北京的郵幣市場上，一整套7個面值的外匯券售價可達1萬元。在廈門，一張背面是天壇圖案的5角面值外匯券能賣到9元，而背面是長城圖案、面值為100元的外匯券則標價1000元。
專家認為，由於大部分外匯券都被中國銀行回收了，現存於居民手中的外匯券數量非常有限，外匯券作為收藏品還存在巨大的升值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