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論述題：一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設廠，該項跨國投資活動會受到哪些法律規范的調整
該發展中國家內國投資法律
發達國家投資法律
各國內國稅法和簽訂的雙邊或多邊稅收協定
國際條約和國際公約，此中包括國家之間和國際組織簽訂的。
B. 最著名的跨國公司有那些
台灣地區的企業由於島內市場很小，其國際化傾向一直很強，一些企業得益於大陸經濟的發展而迅速成長，像鴻海、廣達電腦、明基、寶成等等。
此時，由於新行業的發展，趕上全球IT產業發展的浪潮，誕生了一批IT產業的華人跨國公司，如聯想、華為、趨勢科技(Trend Micro)、UT斯達康、優派、鴻海(Hon Hai Precision Instries)、Benq 等等。在技術密集的制葯行業，也產生了新的華人跨國公司，如美國華生制葯、萬全科技等。
新的成長方式也為華人跨國公司的發展提供了助力。在20世紀後期，華人以並購方式成長已陸續出現，其中也包括並購歐美的中小企業。進入21世紀，華人跨國公司開始頻頻出現以並購歐美大企業的方式來加速成長，例如：2003年TCL集團(2.60,0.00,0.00%)並購法國湯姆遜電視，2004年聯想集團並購美國IBM-PC，2005年明基並購西門子手機,2005年和記黃埔並購法國英國最大的化妝品連鎖店Marionnand 和 Merchant等等。
據公開資料顯示，聯合國從1990年起每年發布「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中國香港的和記黃埔公司(Hutchison Whampoa Ltd.)1999年首次進入世界100大跨國公司行列，排名第48位。2004年，第三家華人跨國公司中信集團(CITIC Group)登上榜，排名94位。
由此，華人跨國公司開始進入世界級行列。
華人無母國型跨國公司嶄露頭角
此時，華人跨國公司也產生了新的公司形式，其中，無母國型跨國公司就是之一。
跨國公司誕生一百多年來，從最基本的(單)母國型跨國公司發展出雙母國型跨國公司，典型如聯合利華公司(Unilever)、英荷殼牌石油公司(Shell)；後來又產生出多母國型跨國公司，典型如宜家集團(IKEA)、斯倫伯格公司(Schlumberger)；經濟全球化浪潮則催生出無母國型跨國公司，典型代表是米塔爾鋼鐵公司(Mittal Steel)和趨勢科技公司。這種「去母國化」趨勢是一種進步。
趨勢科技公司(Trend Micro)成立於1988年，是張明正等人在美國洛杉磯創辦的，以殺電腦病毒軟體起家，目前是網路防毒軟體及服務領域全球第一的公司。該公司的財務總部放在日本東京，其全球營銷總部設在美國矽谷，研發中心設在中國的台北和南京，全球客戶服務中心設在菲律賓的馬尼拉，行政總部則設在愛爾蘭。1998年，公司在日本東京證交所上市，但日本股東只佔25%的股權，在美國、中國和歐洲各地都有很多股東，股份非常分散。趨勢科技公司的最高決策機構是由來自六個國家的13位高管組成的。很顯然，趨勢科技公司是一家無母國型跨國公司。
種種跡象顯示，越來越多的華人跨國公司開始了無母國型跨國公司之旅。
華人跨國公司新成長階段的前景會是什麼樣呢？我們可以做一點預測：到2010年，在全球發展中國家與地區最大的50家跨國公司榜中，華人跨國公司將達70%左右，中國大陸的跨國公司將達10個左右；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國公司榜中，中國(兩岸三地)跨國公司將達到5個。屆時，華人跨國公司將完成100億美元的並購項目；華人跨國公司在全球電訊行業將佔有一流地位。
C. 跨國公司全球經營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跨國公司全球戰略轉變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下，企業間的競爭已越來越多地超越了國家間的界限，什麼是決定企業國際競爭的成敗更成了戰略研究的基本問題之一(Rumelt，Schendel&Teece，1994)。近20年以來，在新一輪全球化浪潮和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跨國公司作為國際競爭的重要力量，無論是在數量、規模上，還是對新技術的掌握程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作為全球資本、知識和全球價值體系流動的重要載體，跨國公司在整個世界經濟發展格局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促進自身發展的進程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
盡管跨國公司戰略轉變對於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問題在近年來一直是國際商務政策研究的重點問題，但是專注於研究發展中國家自身制度、經濟環境的變革對跨國公司戰略選擇的影響，以及在這一動態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如何認識和把握跨國公司戰略轉變本質及其特徵，無論是對於中國今後外資政策的制定，還是對於我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確立自身競爭優勢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經濟全球化、跨國公司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構成了一種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共生演進過程。本文的目的正是基於共生演進的理論視角出發，深入探討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的戰略選擇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動態演進過程。
一、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共生演進機制的提出
長期以來，圍繞環境選擇和組織適應這一研究主題主要存在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組織並不僅僅是環境影響的被動接受者，而是有機會和力量去重新塑造環境，這種觀點主要是以戰略選擇理論為代表。而另一種觀點認為，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是環境選擇的結果，外部環境的特點以及特定的制度安排決定了最優的組織形式。在綜合多種理論視角的基礎上，Lewin和Volberda(1999)進一步提出了共生演進(Co-evolution)的觀點，認為組織的企業戰略轉變以及新組織形式的產生是由組織間直接的互動關系和系統內其他組織的反饋造成的，反映了一種遞歸關系而並不一定是組織適應或環境選擇的直接結果，具有多層次、嵌入性、多向因果性、非線性、正向反饋以及路徑、歷史依賴等特點。
從本質上看，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轉變及其影響作為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隨著全球化進程、發展中國家不同發展階段不斷調整、適應的動態過程，同時也是推動全球化進程與發展中國家當地制度、經濟和社會環境不斷演進發展的誘因。全球化、跨國公司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這種互為因果、多層次影響的關系共同構成了一種基於「共生演進」的演化機制(見圖1)，這也是本研究的基本命題之一。
首先，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跨國公司如何在全球范圍內挖掘戰略機會並實現資源的整合，已成為決定其競爭優勢的重要因素，這種變化在不斷促進資本、技術和知識全球范圍內流動的同時，極大地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更為重要的是其直接造成了發展中國家區位優勢和產業形態構成要素的改變。
其次，隨著經濟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發展中國家更為深入和廣泛地參與到全球經濟運行的總體框架下，以WTO、IMF等為代表的國際規則體系在發展中國家自身的產業環境和制度體系的演進過程發揮著越來越顯著的作用。同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所普遍進行的市場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極大促進了這些國家的經濟轉軌進程。
第三，在全球經營戰略的總體框架下，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相關營運活動被進一步地納入到其全球化經營網路之中，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發展也進一步地嵌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價值鏈體系中。在這一過程中，跨國公司戰略目標與發展中國家政府的發展目標之間、跨國公司內部文化與發展中國家當地文化和價值觀念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以及雙方議價能力的對比變化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戰略選擇和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演進過程。
二、全球化與全球戰略——基於戰略性資產的演化機制
全球化被認為是通過貿易、資金流動、技術涌現、信息網路和文化交流，世界范圍的經濟高速融合(IMF，1997)。盡管在全球經濟發展和競爭形態演變的不同階段，「全球戰略」的概念有著不同的含義，但始終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有著密切的聯系。
跨國公司發展的初期階段，全球戰略往往僅局限於那些處於「全球化產業」的企業。在這些產業中，企業在一國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往往會受到其在其他國家市場競爭的顯著影響，而企業全球戰略的著眼點在於企業如何通過在不同國家市場中的競爭布局來實現范圍經濟，以及成本和資源共享所帶來的協同效應，從而確立其競爭優勢。然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及對「全球戰略」討論的不斷深化，「全球戰略」實際上早已突破了個別產業的界限而越來越成為跨國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尋求競爭優勢的主動選擇。同時，「全球戰略」的內涵也從單純的跨國經營，轉向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構建和管理企業全球價值增值體系內人員、資本和技術的全球流動。Porter(1986)曾指出，所謂全球戰略不但是指企業經營活動的跨越國界，而且還包括如何將這些國外各子公司的經營活動有機的結合起來，尋求各種機遇，從全球范圍構造企業的整體優勢。Ghoshal(1987)從跨國公司戰略目標和競爭優勢來源兩個緯度提出了全球戰略的解釋框架，認為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目標主要分為：實現效率(如降低成本、分擔投資)、管理風險(如分散地區風險)以及創新學習和適應(如組織內部不同經驗和知識的交流)，全球戰略目標的不同直接導致其競爭優勢的來源和實現途徑的差異。
從全球競爭環境的現狀看，以新技術革命為主要推動力的技術創新全球化、以貿易自由化和市場化改革為主要推動力的經濟全球化成為新一輪全球化浪潮的主要動因。跨國企業間的競爭形態也從基於成本、規模的競爭逐漸轉向基於知識的競爭。與此同時，全球化與跨國公司全球戰略之間的演化過程形成了一種自我強化、相互影響的正向反饋機制，這一演化過程極大地改變了全球競爭環境和企業競爭優勢的形成。
進入21世紀以來，跨國公司活動的內容和特點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全球化極大地影響了跨國公司核心競爭力的構成和性質，使其更具有流動性、知識密集性和地理上分散性的特點，而各種創造性資產(created Assets)，如各種知識資本、組織資本和制度資本對跨國公司所有權專有優勢的影響也在不斷增強。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目標逐漸從效率成本轉向創新和學習能力的實現，其戰略重點逐漸從傳統的市場尋求、資源尋求和效率尋求轉向戰略性資產尋求。所謂戰略性資產主要是指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的一組難以交易、難以模仿、稀缺的特定資源和能力的組合。跨國企業戰略性資產尋求戰略正是在企業現有資產組合的基礎上，為強化企業競爭優勢而獲取新資產和能力的一種戰略選擇。
據統計，世界上最大的866家跨國公司國外總產值有60%集中在先進技術部門。為確保技術的國際領先地位，跨國公司每年投入的研發費用佔到世界科研經費總數的30%左右;西方發達國家的500家最大跨國公司集中控制著這些國家90%的技術和75%的技術貿易。如何在現有能力和資產組合的基礎上迅速獲取和整合各種新的互補性資源，則成為決定跨國企業競爭優勢的關鍵因素。
在全球化和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跨國企業間的競爭已經從一般性競爭轉向超強競爭，跨國公司全球戰略也不再局限於一般性的資源或市場份額，而是更多地著眼於全球范圍內識別和利用互補性和協同性的戰略資源，並有效的實現全球性資源在跨國公司內部的流動和整合。Kuemmerle(1996)通過對制葯產業和電子行業的研究發現，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在海外設立研發機構的主要目的在於利用當地資源幫助跨國公司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術，而不是開發其已有的存量知識。並且以直接投資為手段在世界范圍內獲得研發上的競爭能力，例如設址於主要的創新中心，或直接對當地擁有研發實力的公司進行收購等(Kuemmerle，1999)。
從中國的情況看，目前外商投資的熱點正逐漸從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轉向技術密集型產業，其戰略動機從一般的成本、市場尋求轉向當地高端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挖掘利用，其競爭形態從一般的成本競爭、市場競爭轉向對知識產權的爭奪和技術標準的競爭(如跨國公司在中國3G產業標准上的競爭)。目前，中國的高科技產業已成為外資佔主導地位的領域。2001年，中國整個出口商品中，高新技術產品已經佔到1/4。而整個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的64%是外商投資企業提供的;出口的84%是外商投資企業提供的;高新技術產品的發明專利2/3是外商在中國注冊的;利潤70%—80%流向了外資企業。從本質上看，種種變革趨勢實際上正是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尋求區域專有性資產的一種表現。
三、跨國公司全球戰略與發展中國家產業環境演變
正如上述所言，全球化使得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和東道國的區位優勢變得更加依賴於知識密集型資產。隨著經濟市場化、自由化和開放程度的加深，技術、資本和產品的跨國流動變得更為便捷和頻繁，以至於Porter(1988)指出：任何通過距離上的移動或獲取的(優勢)已不再成為競爭優勢，今天真正的競爭優勢是那些具有粘性，即不易移動的事物。
首先，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市場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普遍進行，跨國公司的區域選擇更加自由並更具流動性。而在吸引跨國投資的競爭中，發展中國家所普遍採取的激勵和優惠政策的成本變得越來越高，效果卻在逐漸減弱。
其次，在技術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發展的強力推動下，成本和自然資源等傳統區域優勢在跨國公司核心競爭力的構成中所發揮的作用逐漸減弱，而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區域積聚則在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布局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同時，跨國公司所有權優勢與發展中國家區域優勢之間變得更加互相彼此依賴，並呈現出相互影響、路徑依賴的演化特點，也就是說企業在時間t+1的所有權優勢取決於其在時點t的資產的地域組合，而東道國在t+l的區位優勢取決於其在在時點t吸引公司所有權優勢的能力。
(一)區位競爭優勢的演變
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基本內核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了各國的外資策略，跨國公司的競爭或所有權專有優勢的變化進一步影響了發展中國家。以往在區位優勢相近的情況下，那些對外資採用更多財政激勵和補貼的國家或地區往往成為跨國公司的流向地，但是這種策略更多的是對資源尋求性FDI產生影響。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全球企業間的競爭已超越技術、成本和管理等專業領域的單項角逐，這種競爭變成是各全球供應鏈優劣高下的綜合競爭(TanK.C.A，2001)。跨國公司一方面不斷實施供應鏈的本地化;另一方面，又使之完全融入全球供應鏈的大格局中。Altenburg(2000)認為，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之間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不平衡的，如果本土供應企業擁有更多專有技術或范圍經濟，則會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權和議價能力;而如果本土企業更多地依賴於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則會降低其還價能力和自主性。同時，由於發展中國家的本土企業往往面對信息的不對稱和沉澱成本的投入，在參與跨國公司的全球供應鏈中往往會面臨更大的風險。
基於跨國公司全球戰略導向的變化，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其吸引外資策略的重點應逐步從資源尋求型轉向市場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和戰略性資產尋求型戰略為主導的跨國公司，以達到通過外資帶動技術產業升級的目的。提升國家專有區位優勢(Country Specific Location Advantage)以及某種程度的非移動性創造資產(immobile created as-sets)已成為吸引這類跨國投資的關鍵因素之一。針對這方面的變化，集群效應作為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區位優勢則更加凸現出來。薛求知等(2005)認為集群效應所帶來的區位優勢為跨國公司提供了與東道國進行無形知識、思想和學習交流的機會。隨著跨國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跨國公司在集群中的參與程度普遍提高。任勝剛(2005)等通過對蘇州工業園區的實證分析認為，這些區域內大量跨國公司投資的集聚促進了集群的生成，並有效地推動了區內經濟的發展，提高了區域產業競爭力，同時也增強了區內與區外經濟的聯系，通過要素的集聚、整合轉換成經濟能量並向周邊地區輻射，並帶動周邊地區的發展。
(二)吸收能力的演變
跨國公司研發本土化是其全球范圍內整合戰略性資產的重要表現。目前，理論上較為一致觀點認為，通過跨國公司更高附加值的活動特別是本地化的研發活動能夠對所在國產生潛在的知識溢出效應。但是針對發展中國家能否真正從這種研發的溢出效應中受益的問題，卻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如Fein-berg和Majumdar(2001)基於對印度的研究發現，不同跨國公司的附屬機構間能夠從互相的研發活動中受益，但是對於本地公司卻不存在這種溢出效應，同時也未能觀察到跨國公司在開發本地公司研發能力上的反向收益(reverse benefit)。顯然是否能夠從這種溢出效應中獲益，發展中國家企業自身的吸收能力則變得尤為關鍵。
Lane和Lubatkin(1998)針對跨國公司間和戰略聯盟內部的知識轉移背景下的吸收能力進行了研究。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合資企業，Lyles和Salk(1996)以及Lane et.a1.(2001)發現，如果在組織柔性得到提升，組織內部的信息交換得到鼓勵，員工在行為方式選擇上具有更大自由等條件下，本地合資方能夠提升他們學習的能力。從戰略的角度看，吸收能力被更多地定義為一種動態演化能力，代表了一種「企業憑借獲取、消化、轉化以及運用知識以形成動態組織能力的一組組織常規和過程」(Cohen and Levinthal 1990)，其中不僅包括人力資本，而且包括組織重視、消化和商業化新知識的組織能力的結構性特點(Zahra & George，2002;Lane and Lubatkin，1998)。例如由於發展中國家的環境往往更具變動性(volatility)，戰略和組織的柔性對於本土企業的吸收能力就顯得格外重要。同時，企業所有權形式、公司治理安排以及人力資源管理(Minbaeva et.a1.，2003)，高層團隊的百動(Uhlenhruck et.al.，2003)以及對知識轉移和組織變革的機會識別(Newman，2000)等都對發展中國家本土企業吸收能力的形成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企業家能力的演變
企業家無疑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創新的重要來源。通過從國外合作方獲取的知識與本地知識相結合，往往促成新知識的產生。因此，跨國公司對本土企業成長的影響也日益引起研究者的廣泛注意。有觀點認為，跨國公司實際上擠佔了本土企業的創新與發展空間。但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又起著推動創新的作用(A1-tenburg，2000;Katz，1987)。許多對本土成功企業的研究也發現，相當數量的企業家或經理在以往的經歷中都與跨國公司有聯系。例如Katz(1987)的研究發現，很多拉美本地公司的經理都曾在跨國公司分支機構供職。Ahenburg(2000)的研究則證實了許多脫離於原跨國公司，並成為獨立的供應商和分包商的企業，卻與跨國公司有著緊密的聯系。
四、發展中國家制度環境演化與跨國公司全球戰略
North(1990)指出，制度是「社會中的游戲規則，或者說是人為設置的人類行為限制因素」。相應地，Davis and NoAh(1971)將「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界定為「一系列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制規則，塑造了生產、交換和分配的基礎」。制度框架由正式和非正式制約構成。正式制約包括政治規則、司法系統和經濟合同;非正式制約包括社會性的行為規范，它嵌入文化和意識形態(scott，1995)。盡管眾多發展中國家初步建立了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系，其發展潛力和市場機會也吸引了大量跨國公司的進入，但是其基礎性的市場支持制度仍很不成熟，主要表現在：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以及完善的法律體系;缺乏政治的穩定性和明確性;戰略要素市場(如勞動力市場、金融市場)發展不健全(Peng&Health，1996)。在這種環境中，本地企業往往依賴於其基於社會網路的整合機制來克服各種形式的市場失效(Peng，2000)，但是對於跨國公司而言，應如何面對這種制度上的異質性?
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發展中國家紛紛調整相關政策制度以吸引跨國公司的進入，例如廣泛削減和取消貿易壁壘、放鬆國內市場管制、實行私有化與投資流動的自由化。同時，旨在促進投資保護以及投資自由化的多邊投資協定框架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接受和參與，規范跨國公司和各主權國家行為的制度與法律規則日臻完善。例如，在1998年由60個國家做出的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總共1452項管制變動中，有94%是為外國直接投資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雙邊投資協定的數目從1980年年底181項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856項，其中在發展中國家之間締結的此類協定也日益增加。避免雙重征稅的協定也由1980年年底的719項增加到1999年年底的1982項。應當看到，這種政策改變本質上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隨著跨國公司影響力不斷加大，發展中國家主動調整的結果，但同時也是隨著跨國公司議價能力不斷提升，對本地政府進行游說或直接談判的結果，一些跨國公司有著展開近乎主權國行為的私外交能力。
制度環境的變化還直接影響到了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選擇。跨國公司早期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主要以合資方式為主，這是受到當時特定環境的影響。一方面，跨國公司的進入模式受到法律政策等正式制度的約束;另一方面，在市場機制並不健全的情況下，企業間的交易與聯系更加依賴於彼此間非正式的關系網路，跨國公司在政策限制以及市場經驗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往往會選擇通過合資合作的形式利用本地合作者建立起與本地市場、企業和制度間的廣泛聯系。而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機制的完善以及經濟開放程度的提升，跨國公司在華投資逐漸呈現出獨資化的趨勢。中國外商投資報告(2005)顯示，世界500強中國投資的120個項目中，約有40%通過增資擴股，實現了控股。這種趨勢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隨著環境不確定性的降低，跨國公司正逐漸擺脫當地網路關系的依賴而轉向以市場能力為基礎的競爭。跨國公司競爭模式與本地環境之間正構成了一種共生演進的選擇與適應關系。
五、結論
在全球化進程不斷深入、新技術變革不斷加速的背景下，跨國公司的經營環境和條件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直接導致了跨國公司對其全球戰略的調整，而這種調整的影響則是多方面的，並且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會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現。對於不同的發展中國家，以及同一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跨國公司的影響也不盡相同。對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調整將廣泛地影響到其區位優勢的構成和對外貿易政策。在目前的很多情況下，不同地區間往往為引入外國直接投資而紛紛制訂各種優惠政策以及激勵措施，但是在當今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中，其戰略目標正在從傳統的效率和成本引導、市場引導轉向以創新能力等為主要內容的核心能力架構上。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應當認識到單純的激勵政策作用正變得十分有限，而基於創新和知識性資源的區位優勢在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中正發揮著日益重要的影響。因此，促進區域內促進創新和知識資本開發的基礎環境建設則變得尤為重要，如教育等人力資本的開發、產業集群的培育等。跨國公司全球戰略的轉變是全球化進程中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其影響也是多方位的，我們只有從動態的、全面的觀點去審視這種轉變的實質才能夠准確定位自身發展的優勢所在和發展路徑，從而進一步促進自身的產業發展和國際競爭力。
D. 中國最大的十家跨國公司
中石油 中石化 中海油 中建 中糧 中金 海爾 聯想 一汽 香港地區的和記黃埔以及台灣省的鴻海精密、台灣中油公司 希望蛋卷的回答能幫上你 補充： TCL聯想等入選復旦大學《中國跨國公司排行榜》 2009年02月01日17:32 來源： 我有話說 查看評論(0) 好文我頂(0) 記者 張騫 晚報訊 復旦大學管理學院昨天發布《中國跨國公司排行榜》。依據其海外資產排名，有18家中國跨國企業進入榜單。 這18家企業依次為：中信集團、中遠集團、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中國石油(601857,股吧)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中化集團公司、中國保利集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公司、首鋼集團、中國海運集團總公司、TCL公司、聯想集團、中國五礦集團、中國交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深業集團、寶鋼集團、上汽集團、中國冶金科工集團公司、海爾集團。這18家中國跨國公司覆蓋4個廣義的行業種類：多元化型企業、能源礦業企業、勞動密集型企業和機電業，每一類分別占據了所有18家企業海外資產的36%、23%、31%和10%。 調查表明，中國跨國公司尚處於起步階段，跨國指數僅為15%，比俄羅斯和巴西的跨國公司的同類指數要低。中國跨國公司對海外資產進行整合的能力也較弱。18家企業中只有兩家有多於100億美元的海外資產，只有三家擁有超過10000名的海外雇員。 根據2008年的 《世界投資報告》，在世界前100家非金融性質的跨國企業中沒有中國企業。 希望這次能幫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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