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國際金融格局

❶ 全球不同金融體系格局成因

從2010年起，全球貨幣金融經濟體系出現了「大分化」格局。導致這種局面的決定性因素是全球貨幣、金融、經濟體系的「中心—次中心—外圍」格局，尤其是中心貨幣、中心國家美元、美國的大轉向。
每一次大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背後都有國際格局含義。
2008年的全球經濟金融危機，讓人們想起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想起70年代的發達經濟體滯脹危機。這兩場危機都具有很強的國際體系、格局含義。
大蕭條危機，本質是以英鎊、大英帝國為主導的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在往美元、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過渡的過程中，沒有國家願意承擔國際責任的「霸權缺失」所導致的。在這之後，美元體系得到了建立。
70年代的貨幣金融與經濟危機，則是美國與歐洲、日本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中心—外圍」結構崩潰所導致的。不過，這並沒有引發美元體系的危機，而在80年代未參與二戰的拉美在經歷繁榮之後，首先爆發債務危機，成為美元體系的「新外圍」，並在冷戰體系解體和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過去與布雷頓森林體系並列的盧布體系整體納入成為美元體系的「新外圍」。這重建了美元體系的「中心—外圍」結構。這一新的美元體系，也被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Ⅱ」。
2008年的危機，本質是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Ⅱ」的體系危機。在2008~2009年，華盛頓和倫敦G20會議均以改革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提升新興市場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為目標。但是，這低估了新的美元「中心—外圍」結構的反芻力和修復能力。美元體系顯然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
2010年開始爆發的歐債危機，讓人們認識到歐元區在新體系中「次中心」的角色還不夠穩固，2013年美聯儲醞釀QE退出所導致的新興市場調整則預示著下一場危機的到來。而無論是歐元區的「次中心危機」，還是新興市場的「外圍危機」，都不僅不會對美元和美國的「中心」產生大的負面沖擊，還會對美元和美國的中心地位產生鞏固效應。
這就是我們當前和未來所面臨的格局圖景。這一圖景自2010年開始展開，將維繫到美聯儲未來持續的緊縮周期結束，一般認為美聯儲將在2014年完成量化寬松退出，將在2015~2016年開啟加息退出零利率政策，美聯儲的加息周期將維持三年左右到達2018~2020年。
以2010年為分界點，我們正處於2010~2020年新的全球周期。這一周期的對立面，是2000~2010年的全球擴張周期，或者說是1990~2010年的大的全球擴張周期。
當前這一新的全球周期的圖景是什麼？在「中心—次中心—外圍」國際貨幣體系與國際體系裡，是中心向上、次中心趨穩、外圍向下的大分化格局。
大分化格局，在2010~2012年的歐債危機表現為美、歐的大分化；在2013年，則開啟的是發達市場與新興市場的大分化。充分認識我們所處的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和國際體系新階段，充分認識我們當前所處的全球大分化格局，是觀察中國經濟大環境的前提，是我們解構中國經濟發展所謂「戰略機遇期」的基礎，也是我們做出各種政治、經濟、金融、投資決策的出發點。
2001~2010：不對稱的全球化繁榮十年
2001~2010年，是繁榮的金磚十年。
2001年，美國高盛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在2001年首次提出「金磚四國」概念，BRIC為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四國英文名首字母。BRIC概念一出，立即流行。並在2001年美聯儲格林斯潘時代開啟寬松政策周期之後，成為國際資本的流向目的地。新興市場10年繁榮周期也肇始於此。2008年的危機是這種繁榮的一個中止符，但雷曼破產危機之後伯南克開啟的美聯儲量化寬松新周期，將新興市場的繁榮周期推到了2010年的頂峰。
有很多指標可以表徵這十年全球體系尤其是新興市場的繁榮。客觀地說，這10年是全球經濟體的「同步繁榮」。各國之間並沒有出現此前全球經濟曾經廣泛出現的「零和博弈」，即一國的繁榮以另一國的衰退為代價，而是同享全球化紅利，但增長成果的國際分配是非常不公平的。
以美國為首的發達經濟體進入以消費擴張為代表的繁榮周期，美國國內消費的擴張則帶動了新興經濟體對美國的出口，這放大了新興經濟體的產能投資和出口擴張。新興經濟體的投資周期和產能擴張，則拉動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和大宗商品出口國的繁榮。
有四個指標可以衡量過去10年的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繁榮。一是全球GDP的增長，二是全球貿易，三是新興市場外匯儲備增長，四是全球股票市場。這幾個指標，互相影響、相互攜進。
但是，這種經濟金融表面的「同步繁榮」，在本質上卻是非對稱性。是外圍貨幣和外圍經濟體，對美元中心貨幣和美國中心經濟體的依附性繁榮。這種不對稱性和依附性，決定了體系性危機的必然性。
其一，同步繁榮的背後，有一個全新的國際體系鏈條，即在實體經濟層面，新興市場總體對美國進行產品出口，獲得貿易順差；但在金融層面，新興市場國家再將積累的貿易順差，投向美國金融市場。在這個包含經濟、金融雙層含義的國際體系當中，新興市場國家出口貨物、進口美元和美國國債；美國進口貨物、出口美元和美國國債。
其二，1996~2010年，金磚四國和東亞主要新興市場累計經常賬戶順差2.85萬億美元，但在金融市場效應之後，新興市場累計的對外凈資產規模反而下降3370億美元。新興市場國家在實體經濟層面的貿易順差優勢，並沒有轉化為對外債權凈資產的勝勢。反過來，對於美國來說，1996~2010年累計產生6.98萬億美元經常賬戶逆差，佔全球逆差的60%，但其間其對外凈債務卻只增長了2.3萬億美元，所以這期間美國通過金融效應獲得的收益高達4.67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為2001~2007年間獲得，共計3.86萬億美元。這被國際學界稱之為「暗物質」的國家間財富關系，其實在本質意義上表徵了在當今國際經濟金融體系裡不同國家的不對稱地位。這是新興市場十年繁榮、表面貿易失衡背後的真正失衡。
2010年的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相比1990年、相比2001年、相比1970年、相比1945年的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有什麼區別？
1990年的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是冷戰結束之後美元重建其「中心—外圍」體系的開始，是以中國和原蘇東體系解體後成為美元新外圍的開始，歐元在這一時期剛剛醞釀成立，還沒有體系性的成長；2001年，是美元新外圍體系建立，這對美元體系是好消息，但歐元確認成立，並開始在歐元區內部「去美元化」，一步步往次中心地位邁進。2010年，表面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開始，實質則是歐元區通過危機加強整合制度建設，進一步坐實次中心地位的開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超過60年之後，終於有一個可以與美元中心地位競爭的貨幣，美元擔憂其中心地位，開始進入收攏外圍新階段。在2010年，美國開始了在財政、實體經濟、貨幣金融，以及能源、外交、軍事等眾多領域的「大轉向」。
隨著全球金融開放、金融一體化程度提高，全球金融越來越呈現出周期性變化。這其中，規模越來越巨大的國際資本流動起到了核心作用。倫敦商學院教授HélèneRey在其最新論文《二元困境而非三元困境：全球金融周期和貨幣政策獨立性》中提出，在資本賬戶不受限制的情況下，匯率制度變得無效，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將會出口到其他國家。即一個國家不管實行的是浮動匯率還是固定匯率，只要資本自由流動，其貨幣政策就會受到主要經濟體央行政策的影響。按照此理論，美聯儲貨幣政策會通過國際資本流動，影響全球的貨幣環境，美聯儲貨幣政策周期性變化就導致了全球金融的周期性擴張和收縮。這樣，國際資本流動引起了全球的金融周期。
美元主導國際經濟金融周期，美國主導國際周期。充分認識美元和美國的戰略轉變，是認識全球經濟金融體系和全球體系的前提。當前，進一步充分認識2010年以來美國在諸多領域所發生的重大轉折，是我們認識未來經濟金融體系格局的前提。「美國大轉向」，正在對過去10年、過去20年全球化概念的全球貨幣經濟金融格局產生系統性影響。
第一財經研究院集合國際關系組、能源組、經濟金融組的年度課題報告《美國大轉向》將2010年以來的美國大轉向概括為七個方面：第一，美聯儲從10年寬松政策周期轉向未來5年左右的緊縮周期。第二，美國財政從絕對擴張到相對收縮的轉向。第三，美國加大「能源獨立」戰略的實施力度，美國能源結構從依賴進口轉向本土和西半球自給。第四，美國重新恢復實體經濟製造業增長。第五，美國外交和軍事戰略調整，從打贏兩場戰爭到打贏一場戰爭的美國「新軍事戰略」。第六，美國全球地區戰略調整，從中東相對撤出，戰略重心東移，「重返亞太」，並確保西非和拉美的「環大西洋能源供應圈」。第七，美國貿易與投資戰略調整，從全球的、普適的自由貿易，轉向有選擇的、高門檻的「規則貿易」。
未來，美國經濟的繁榮，不再像過去10年一樣高程度地帶動新興市場的出口繁榮。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大分化格局，正在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加速展開。
從全球化到全球分化
1990年冷戰結束，是20年全球化黃金時期的開啟之年；2001年中國加入WTO大大加速了全球化進程。哈佛大學著名勞動經濟學家弗里曼在2005年作出估計，如果中國、印度以及蘇聯集團仍然處於全球經濟體系之外，那麼2000年全球勞動者的數量約為14.6億人，但由於這些國家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導致全球經濟的勞工人數到2000年時增加了一倍，即從14.6億增加到29.2億。他認為，勞動者數量的翻番，改變了全球經濟中勞資雙方的力量對比。
這最終加速了全球分工，重建了美元體系的外圍，並最終產生了實體經濟和金融的國際體系雙循環。加入全球體系勞動者的數量，實際上最終決定了美國國債和美元的全球擴張規模。
1990~2010年是全球化的黃金20年。但隨著2010年美國大轉向和全球新格局的到來，全球分化、區域化成為當前的核心特徵。
這種核心特徵，正在能源、經濟、金融三個層面展開，並延伸到國際關系領域。
第一，1980~2010年，美元通過掛鉤石油，重建美元體系的「外圍」，主導了全球化周期，這一時期以石油為代表的一次能源的全球化程度加強。但2010年以頁岩氣為代表的「天然氣的黃金時代」的到來，正在改變能源要素的全球化，全球能源體系的區域特徵加強。僅就天然氣市場來說，北美、歐洲、東亞三大主要消費區，已經脫鉤。到2013年中，美國天然氣價格只相當於亞洲價格的1/4和歐洲價格的1/3。不僅天然氣，以WTO和布倫特原油價格的價差為代表，石油的區域化格局也在演進之中，二者價差最高時曾經達到20美元/桶。
第二，以TPP為特徵，全球貿易格局正從自由貿易向規則貿易轉化。雖然2013年底WTO多哈回合巴厘島談判取得了成果，但這改變不了方向。美國正在以TPP和TTIP兩翼為格局，重建以美國為中心的國際規則貿易體系。
第三，以美聯儲與歐、日、英、加、瑞六家央行國際貨幣互換網路的構建為代表，國際貨幣體系從全球性的牙買加體系，已經轉化為區域性的大西洋體系。加入該互換俱樂部大西洋體系的國家，將得到美聯儲的流動性支持，而不能加入該體系的國家，在美聯儲政策從寬松到緊縮的大周期里，將得不到確定性保護。這種貨幣體系的差異，將產生並加劇全球貨幣金融經濟體系的大分化。
縱觀歷史，在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有清晰的中心貨幣、中心國家時，往往是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格局；而競爭加劇，有兩個或多個貨幣、國家覬覦競爭中心貨幣、中心國家地位時，全球競爭格局就會退化到區域格局。
1870~1914年以英鎊和大英帝國為中心貨幣、中心國家的時代，即是第一次全球化黃金時期。之後西歐的德國、北美的美國、東亞的日本，在大英帝國體系裡成長並覬覦中心地位，開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競爭並最終導致霸權缺失的大蕭條。大英帝國也從高舉全球化大旗，慢慢退回到帝國特惠制的區域化階段，美國則從門羅主義演變到門戶開放戰略。二戰之後，蘇聯最終否決了加入IMF的計劃，美蘇之間開啟了區域化競爭。1990~2010年美元與美國終於把包含中國和蘇東的整個世界均納入美元和美國體系，從而真正開啟了20年的全球化黃金時期。
而2010年之際美國新的大轉向，則在20年全球化黃金時期之後，開啟一輪新的全球分化和區域化格局。
2009年次貸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在各國央行巨額量化寬松的護送下艱難前行。時至今日，我們逐漸接近了寬松周期向緊縮周期的過渡期，未來3~5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全球金融市場面臨的核心議題是：如何把2009年以來膨脹了4倍的央行資產負債表，進行壓縮和瘦身，使之恢復到健康水平；如何把持續了5年的零利率政策，逐步調整到正常水準。這個進程意味著將出現以下圖景：此前全球QE印刷的鈔票要進入回籠周期，低利率環境和廉價的貨幣漸漸消失，此前受益於QE的風險資產價格需要作出重大調整，在新興市場活躍的金融資本將進入「獲利平倉」、「打道回府」的環節。而在這個「去QE」歷史進程當中，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均將遭受巨大的負面沖擊，但這個沖擊對各個經濟體不是均衡的，而是呈現出「大分化」的格局，大體來說：美國向上，歐洲向穩，新興市場則可能遭遇一輪金融危機。這是本書的一個基本思路。
2010年以來的全球經濟、財政、貨幣、利率、股市、匯率等均呈現清晰的分化格局。我們可以將之分為三個梯隊進行觀察：第一梯隊是美國和德國，經濟其韌性超出預期，經濟、財政、貨幣、股市在復甦進程中走在前列；第二梯隊是其他發達國家，經濟逐步改善，金融保持穩定，歐債危機五國表現亦頗為搶眼；第三梯隊是新興市場，先是被QE的推出將其送上資產價格泡沫的浪尖，後是被QE的撤出帶入流動性抽走的險境。當然，其內部因各國自身經濟的均衡程度也將出現好壞分化：部分穩定，部分動盪加劇。
2010年歐債危機之後，美國迅速完成結構修復，從發達國家中脫穎而出。而其他發達國家經濟體卻因種種原因，距離強勁復甦還有一段距離。同時，在發達國家普遍去杠桿的情況下，金磚開始「失色」，新興市場國家由於經濟自身的結構和不平衡問題，以及外部需求大幅下降，經濟不斷減速，系統性風險上升。
不對稱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是出現當前大分化的根本原因。在「中心—次中心—外圍」格局中，美國居於中心地位，歐元和歐元區經濟體系、英、日、加、瑞士等個別發達國家貨幣和經濟體系居於次中心地位，絕大部分新興市場貨幣和經濟體系居於外圍地位。在當前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空前巨大的情況下，全球金融周期性的擴張與收縮，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不同地位國家的沖擊程度不同，是造成當前大分化格局的根本原因。
中心貨幣國家貨幣、信用的擴張與收縮，決定了外圍新興市場的繁榮與衰退。過去近十年新興市場的資產繁榮雖與其自身成長有一定關系，但更是受益於中心國家的財政、貨幣、信用擴張帶來的巨大需求。而當全球化遇到困境，出現停滯甚至倒退，中心與外圍、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市場的分化就會加劇。在新的美聯儲緊縮政策周期面前，「大分化」將成為國際貨幣經濟金融體系的「新常態」。
在當前全球經濟大分化的背景下，全球財政亦呈分化態勢，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財政整體改善與新興市場國家整體惡化。金融危機後，大部分發達國家經過大力整頓，財政收支已趨於改善，美國財政不僅赤字率大幅改善，債務/GDP亦開始下降，財政對經濟的拖累未來基本可以忽略。歐元區經過幾年艱難緊縮，財政也已經開始大幅緩解，不過整體調整速度弱於美國，未來幾年對經濟拖累趨輕，但不能全部消除。發達國家中日本財政繼續惡化，但整頓也已經開始，盡管前路艱難。相對於歐美財政大幅改善，新興市場國家財政持續擴張，整體相對惡化。尤以印度、印尼等「脆弱五國」為甚，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擴張也加劇了市場對中國整體債務水平的擔憂。
新興市場財政風險與發達市場有重大區別，發達市場國家的國際貨幣地位，可以放大其國債擴張空間，新興市場貨幣金融體系對政府債務體系支撐能力有限，國債擴張能力有限。美國、歐元區等債務可以由國際資本和新興市場主權財富基金的海外持有，而新興市場國債主要是由新興市場自身持有；美聯儲、歐洲央行可以參與持有國債，而對通脹、貨幣貶值不造成大的壓力，新興市場政府債務則純粹依靠國內消化，政府債務過度膨脹或央行參與持有國債，最終會帶來資本外流、通脹、貨幣貶值等。
從2014年1月開始，美聯儲將逐漸退出量化寬松政策，這標志著美聯儲過去十年寬松貨幣政策周期開始轉折。過去十年國際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新興市場的趨勢將發生長期性改變。這種變化導致全球利率走勢出現明顯分化，美、德、日、英等全球安全資產的主要提供者利率雖會受到一定沖擊，出現上升，但幅度有限。甚至歐元區外圍國家在歐央行的幫助下國債收益率也不會出現大問題。反觀新興市場，在外部融資環境收緊情況下，利率將出現大幅上升。不排除部分國際收支問題嚴重的新興市場國家出現償債危機並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美元走弱、非美貨幣走強是全球貨幣市場的主基調，這期間「次中心」貨幣明顯升值，外圍新興市場貨幣也顯著升值。然而金融危機期間美元中心地位凸顯，美元需求大增；其他貨幣包括歐元全部走弱，新興市場和多數發達國家貨幣大幅貶值。金融危機給我們的一個啟示：中心貨幣才是真正「強幣」，外圍貨幣再怎樣升值也是「弱幣」。未來幾年，國際貨幣格局將越發清晰呈現「中心—次中心—外圍」格局，美元對部分發達貨幣大幅快速走強；對個別發達貨幣如歐元有限走強或基本持平；對新興市場貨幣走強力度大於發達貨幣；部分新興市場貨幣表現可能相對抗跌。預計未來美元走強的趨勢將以此路徑展開。
全球股市的分化主要表現為：美國、德國股市維持強勢，其他發達國家股市復甦反彈，新興市場國家的股市面臨整體動盪和下行風險。這也是各市場「中心—次中心—外圍」貨幣、金融體系中不同地位的反映。
大分化的中國疑問
在「去QE」導致的大分化格局當中，中國將面臨什麼樣的處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們觀察到兩種對峙的邏輯相持不下。一種論點認為，中國不會遭遇其他新興市場面臨的動盪和危機，反而會受益於QE退出的進程，國際資金從其他新興市場出逃之後，會轉移到中國來尋求棲息和避險。原因在於，中國具備一系列的獨特優勢，導致中國已經從新興市場梯隊脫穎而出，成為具有避險功能的國家，相應的，中國的金融資產也具備「避險資產」的特徵，而其他新興市場依然歸於「風險資產」范疇。中國的獨特優勢包括：資本管制尚未放開、巨額的外匯儲備、出口保持順差、中央政府負債水平低而穩健。相比之下，對於遭遇考驗的那些新興市場國家，這幾個方面都很脆弱。
但另外一種論點認為，中國不會是新興市場的例外，會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一起，遭遇全球主要央行「去QE」帶來的一系列挑戰。甚至，中國可能面臨更多的麻煩和挑戰，原因是中國內部積累的風險因素比其他新興市場要更為嚴重，很有可能在「去QE」這個外因的刺激下，引發內部風險的釋放。持此論點者也確有其理，至少有五大挑戰因素，導致對中國經濟前景難言樂觀：尋覓新的增長點日益困難；房地產泡沫的風險系數似乎在上升；地方政府債務帶來增長減弱和債務違約雙重風險；利率上升將對經濟金融產生廣泛打擊；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匯率政策、外圍政策環境都在轉向防禦，很難有繼續寬松的空間。以上幾點所言不虛，照此來看，中國經濟風險確實不容低估，對外部沖擊的敏感性也不容小覷。
在經歷了2001~2007年的「出口—投資」模式增長，以及2008~2013年的「債務—投資」模式增長之後，中國經濟已經積累起了系統性風險。這包括高地產價格、高的總杠桿率債務率水平和高的人民幣匯率水平。

❷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格局有何特徵

1、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依然穩固；
2、以對抗美元洗地的歐元體專系搖搖欲墜；
3、以對抗美元洗牆屬的亞元體系構想胎死腹中；
4、國際金融市場由單一美元掛鉤市場形態向多種大宗資源性商品價格掛鉤趨勢的變化悄然；
5、國際金融市場的重心隨全球經濟結構的變化發生改變，重心的轉移導致超級大國將戰略重心也隨之轉移。

❸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有哪些缺陷嗎未來的金融風暴啥時候回到來

未來全球經濟金融不可預測的因素還很多，眼下著名機構普遍有三種預期，即樂觀的V型預期、折中的型預期以及悲觀的L型預期。IMF大幅下調了對世界主要經濟體09年基線增長預測，減緩至2008年的3.9%和2009年的3.0%，其他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國家均有下調。詳細2008年次貸危機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本輪次貸危機的全面惡化升級，凸顯出以美元為核心機制的「金融資本主義模式」的和全球金融體系的重大制度性缺陷。在過去的20年中，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世界經濟已經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因此，如果國際金融體系問題處理不好，當前金融動盪拐點就難出現。第一，取決於金融危機惡化的程度不確定性因素都將使整個金融市場暴露在一個前所未有和無法估量的系統性風險之下。由於此次危機肇始於房地產市場，如果像惠譽國際評級機構所預測的那樣，美國房價再下降10%，那麼美國次貸產品還會出現新的問題。第二，取決於美元未來走向從未來3-6個月看，由於金融危機向歐洲和新興金融市場持續蔓延，特別是隨著全球信貸渠道的乾涸，歐元區等許多國家銀行希望利用美聯儲貨幣互換工具獲得急需的美元，美元成為避險資產和應急資產，美國出於為後續向國際社會發債融資也極力穩定美元，這些因素有望支撐美元短期走強。然而美元近期的價格反轉並不能改變美元中長期的價值下跌趨勢。第三，取決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和新興市場的蔓延程度多數新興市場國家經濟體制剛性、金融體系較為脆弱，在金融風暴的次生災害下，新興市場國家有三類可能成為下一輪的重災區。第四，取決於全球危機治理與政策應對的效果從長期看，亞歐首腦會議和即將召開的G20全球金融峰會，就是重建新體系的萌芽。這些會議的召開將在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制約主導貨幣國家本幣擴張，建立多極化的國際貨幣體系與協調機制；以及平衡國際收支格局三個方面，對未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和全球金融格局產生深遠影響，為全球化向結構均衡發展創造條件。第五，為全球滯漲埋下新一輪隱患在金融恐慌和經濟蕭條期，擴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不大會造成價格水平的提高，然而短期的價格下跌，難改未來全球滯漲格局

❹ 2018全球經濟走勢如何

環球經濟發展開始放緩，這是大趨勢，也是一個經濟發展瓶頸期。

美國內來說，美國是全球容的經濟巨頭，也是世界上的唯一一個超級大國，它的發展速度影響全球的經濟變化和穩定性，曾經的金融危機就足以說明美國經濟的影響。就這樣一個超級大國，近年來特別是去年發展速度遲緩，增長比僅不到百分之五。從過去幾年的趨勢和美國國內政策調整來看，2018年它的經濟發展任然會處於低靡和消沉期，這也會嚴重影響全球的經濟，讓全球經濟增速拉慢。

中國來說，中國經濟經過一個狂放式的發展後，由於考慮到對環境和資源的問題。國家開始改革發展模式，調整經濟發展到最合理最科學的發展道路上來。這樣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也較為前些年遲緩了許多，發展處於平穩過渡。中國經濟也是影響全球經濟的動力國家，中國經濟發展的遲緩也給全球經濟發展帶來了方向，是全球各國也調整發展模式，以環保持續發展為中心的經濟格局全面形成，從這個方向也可以推測2018全球經濟會是一個遲緩期。

❺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❻ 當今世界的格局是什麼

當今世界的格局是政治上多極化、經濟上全球化、貨幣大寬松、資產價格波動加大、不平等加劇等。

1、政治上多極化

世界多極化是指一定時期內對國際關系有重要影響的國家和國家集團等基本政治力量相互作用而朝著形成多極格局發展的一種趨勢。是對主要政治力量在全球實力分布狀態的反映。多極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它孕育於兩極格局的演變之中，兩極格局終結後，並沒有出現單極格局，世界正在走向多極化。這是當今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

2、經濟上全球化

經濟全球化是指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的跨國界流通的規模和形式不斷擴大和增，中國入世後，為全球提供一個誘人的大市場。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意義是資源共享，世界格局的是以美國和歐盟為中心的西方強權，發展趨勢是金磚四國的強大而日漸趨向與一種抗衡的局面從而達到一種和平。

3、貨幣大寬松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在貨幣「大寬松」，美國、歐洲、日本等經濟體都採用了大規模救市方案，尤其是在貨幣政策上，相比以往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寬松貨幣政策總的來說是增加市場貨幣供應量，比如直接發行貨幣，在公開市場上買債券，降低准備金率和貸款利率等。

4、資產價格波動加大

貨幣「大寬松」造成了一個直接的結果介紹全球范圍的流動性過剩，一方面表現在資金過剩，另一方面表現在優質資產不足，大量的資金追逐著有限的資產。於是造成了全球經濟新格局的另一個特點即資產價格波動加大。2018年以來，全球通脹回暖、利率上行以及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不確定性導致資產價格波動加大。

5、不平等加劇

不平等加劇，既包括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衡，也包括國家內部的經濟不平等。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衡也被稱為是「全球不平衡問題」，在金融危機之前的2006年、2007年就已討論得十分熱烈，表象是指經常賬戶的不平衡。

其根源在於全球分工和儲蓄投資結構。國家內部不同部門和不同主體的收入不平等、財富不平等問題更為嚴重。

❼ 世界金融格局怎樣發展

國際貿易是經濟全球化的基礎。如果說GDP規模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那麼，在一定程度上一個國家的國際貿易就是其融入國際經濟的基礎。不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展開，國際金融規模在國際經濟中佔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代表著國際金融實力。

國際金融實力可以用國際投資的資產與負債規模來表現，相對於國際收支平衡表金融賬戶中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主要為銀行融資）代表的流量不同，國際投資的資產與負債規模代表的是余額。其中，國際投資的負債由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構成，資產再在此三項上加上國際儲備。因此，國際投資的資產與負債規模加上國際貿易的規模，代表了一國參與國際經濟的規模，代表了其硬實力。通過對全球國際投資格局的分析，我們認為，21世紀中國國際金融實力將與美國和歐盟並駕齊驅。

全球國際投資格局變化

國際投資頭寸是指一國進行國際投資往來的資產負債余額，也包括凈資產額。對全球主要國家國際投資格局進行分析，其意義在於可結合一國貨幣的國際屬性來看一個國家國際金融實力的變化。

全球的國際投資資產規模2006年末達77萬億美元，2012年末達近120萬億美元，預計2050年末將達近1094萬億美元，21世紀末預計會達到20146萬億美元的規模。全球國際投資負債規模在2006年末達83萬億美元，2012年末達128萬億美元，2050年末預計將達1092萬億美元，21世紀末預計將達近18309萬億美元（見表1）。

其中，由於美元世界貨幣的地位，美國國際投資資產負債規模在21世紀仍將占重要地位，資產全球佔比將從1/5降至21世紀末的14%左右。在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支撐下，隨著中國整體經濟金融的國際化水平不斷提高，在人民幣國際化較為成功的前提下，中國國際投資資產負債規模將會持續增長。中國國際投資資產將在2029年前後超過法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四，2039年將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2047年將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2079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到21世紀末時，中國國際投資資產全球佔比將達1/5強，法國、英國、日本和德國全球佔比在3%～5.3%（見表1）。

由於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加上美國金融市場體系的發達，美元資產仍將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從2006年到21世紀末時，美國的國際投資負債將基本保持在1/5的水平，並長期居於世界第一。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成功，中國國際投資負債規模將顯著增加。中國國際投資負債將在202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五，2047年將超過德國和法國成為全球第三，2054年將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21世紀末時全球佔比16%，仍然略低於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全球佔比在2.9%～5.3%（見表1）。

作者在設定國際投資資產與負債增長率時，除了參考年均增長率外，還考慮了資產與負債的歷史比值，以及資產和負債與GDP的比值關系。其中，隨著人民幣的國際化，加上歐元的影響，美國國際投資負債增長率略低於資產增長率。受人民幣國際化和外匯儲備積累的影響，中國國際投資的負債增長率略高於資產增長率。受安倍經濟學和日元國際進展受限的影響，日本國際投資的資產和負債增長率將受限。俄羅斯未來國際投資將受到能源價格的較大影響，可能會出現較大的波動（見表2）。

全球直接投資格局變化

直接投資是繼進出口貿易後的經濟活動，是經濟更深層次的融合，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是經濟全球化走向深入的產物。從1980年到2012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規模從7000億美元上升至22.8萬億美元，全球海外直接投資（ODI）規模從5480億美元上升至23.6萬億美元，表明經濟全球化中跨國公司的作用日益加重。從我們的測算來看，21世紀末時，FDI和ODI規模將分別達到3847萬億美元和近4000萬億美元，比進出口規模略高一些。

一國吸引FDI的規模，表明了政府的開放意願和對外資的吸引能力。在這一進程中，開放的發達國家FDI存量規模全球佔比始終處於較高水平，而封閉的日本FDI存量規模全球佔比始終不高，逐步開放的中國、俄羅斯和印度FDI存量規模全球佔比有所上升。在近年來中國FDI流量快速增長的背景下，FDI存量全球佔比已從1980年的0.2%上升至2012年的3.65%。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潛力巨大的內部需求將吸引更多的FDI資金，預計在2030年趕上英國FDI的規模，在2096年將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1世紀末，中國FDI存量全球佔比可能達近19%，而美國將達17%，俄羅斯將達5%，而法國、德國和英國、印度將在1.5%至3.2%，日本可能只有0.4%。

一國ODI的規模，表明了政府對外部市場的進入意願和對外投資的能力，一定程度上與資本賬戶開放關聯。2012年，美國ODI存量居全球第一，全球佔比達22%，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屬於全球前列，全球佔比分別為7.7%、6.6%、6.3%和4.5%。而中國ODI存量在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爆發後才超過了1%，2012年也僅上升至了2.2%的水平。但是，由於中國擁有3.8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不斷國際化的人民幣，對外部資源、市場和技術擁有巨大的需求，在近年來不斷加速的對外直接投資趨勢下，中國ODI規模全球佔比將繼續上升。根據我們的測算，在2056年左右，中國ODI存量全球佔比將超過法國而成為全球第二，2091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100年，中國ODI存量全球佔比將達30%，美國全球佔比仍將超過1/5，法國佔比接近1/10，日本、德國、印度、英國和俄羅斯佔比都不足2.5%。

從ODI與FDI的比值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開放性和內部發展潛力。如果該比值較高，說明相對較為封閉，內部發展潛力也相對有限，如日本和德國。反過來，如果該比值較低，表明其開放度較高，內外部融合較好，或對外投資能力有限，如英國。如果該比值較為均衡，如1%左右，說明其開放度較高、內外部融合較好外，對外投資能力較好，內外部需求較為均衡，如美國、中國和法國等。

全球銀行國際資產負債格局變化

一個國家銀行的國際頭寸既是該國銀行國際化水平的代表，也是該國金融實力的重要代表。除了規模之外，銀行國際頭寸的資產負債比率，以及與其貨幣、貿易、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和國際投資的協調關系，也極其重要。一般而言，銀行的國際資產代表銀行融出資金和借貸其國際機構和個人的規模，銀行的國際負債代表銀行從外部融入資金的能力。並不是資產負債的比率越高越好，兩者的適度均衡意味著一國銀行國際資金融出和融入的均衡水平。

事實上，全球銀行的國際資產負債規模發展非常迅速。全球銀行的國際資產規模從1977年的0.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30萬億美元的水平，全球銀行的國際負債規模從1977年的0.7萬億美元上升至2010年近26萬億美元的水平,這與資本賬戶的自由化和商業銀行的國際化趨勢直接相關。根據我們的假設，21世紀末，全球銀行的國際資產和負債規模將分別上升至4926萬億美元和4231萬億美元。

英國銀行業利用其殖民地時期獲得的傳統優勢，在國際競爭中擁有重要的地位。1980年，英國銀行業的國際資產和負債規模都在27%左右，為全球第一；美國銀行的國際資產為13.5%，負債為10.6%，為全球第二；法國銀行的國際資產和負債規模居全球第三，日本銀行的國際資產居全球第五，負債居於全球第四。2010年，這一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至2012年，日本銀行的國際資產超過了美國的佔比，上升至全球第二，但負債仍居全球第四。在國際銀行業的格局中，2004年，中國的銀行業加快了國際化進程。從2004年到2012年，中國銀行(601988,股吧)業的國際資產規模從1257億美元上升至1萬億美元以上，全球佔比從不足1%上升至3.6%，負債規模從2271億美元上升至9426億美元，全球佔比從1.4%上升至3.8%。

不過，根據相應的趨勢和假設，美國和日本銀行業的國際資產將保持較為穩定的關系，21世紀末分別佔11%左右份額，中國銀行業的國際資產將上升至18.5%的份額，德國和英國的國際資產份額將降至5%左右。2073年前後，中國銀行業國際資產全球佔比將超過美國和日本成為全球第一。2065年前後，中國銀行業國際負債全球佔比將達到和超過英國，居全球第二，並保持至21世紀末。

從主要國家銀行資產負債比值來看，21世紀很多時間，尤其是在21世紀末，全球基本保持在1.2倍的水平，美國保持在0.9倍的水平，法國在0.7倍左右，而印度將保持在接近0的水平，而中國、德國和英國的資產負債比值較高，整體較為穩定，在0.7%和2.1%之間。唯有日本的資產負債比值可能達5.5倍。

官方儲備資產的格局變化

官方儲備資產包括外匯儲備、黃金和IMF的特別提款權等，但主要以外匯儲備為主。中國官方儲備資產佔全球1/3強，外匯儲備規模已達3.8萬億美元。但是，並不是外匯儲備規模越大，國際金融實力就越強。擁有國際化貨幣的國家，即使沒有大規模的外匯儲備，其國際金融實力也不可小覷。其中，尤其以具有世界貨幣地位的美國為代表，而英國和歐元區國家也具有這一地位，因此它們官方儲備資產規模並不大。而日本因為日元國際化水平相對有限，也與其國內金融市場的相對封閉有關，其官方儲備規模較大，其中外匯儲備規模超過1萬億美元。

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中國既將推動人民幣作為其他國家的外匯儲備，也將繼續保留較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水平的不斷提升，人民幣達到均衡匯率水平和經常賬戶收支的平衡，中國外匯儲備增速將適度下降，中國有可能將通過外匯儲備和人民幣同步對外投資。具體來看，我們預計中國將長期保持國際官方儲備資產在全球1/3的水平，而日本全球佔比將逐步下降，21世紀末時將從2010年時的12.4%下降至6.5%。同時，俄羅斯的國際官方儲備資產會保持在5.2%左右的水平。其他國家都比較低。

國際證券投資格局變化

事實上，國際投資的資產包括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證券投資、對外其他投資（主要為銀行貸款和海外存款）和儲備資產四大類，而國際投資負債包括對內直接投資、對內證券投資和對內其他投資（主要為銀行貸款和海外存款）三大類。直接投資格局前面已作過預測了，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對於主要國家並不常常都有準確的數據。其他投資前面已用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來推演。盡管數據來源不一，我們也嘗試通過國際投資資產減去直接投資資產、其他投資資產和儲備資產獲得主要國家的證券投資資產規模，以國際投資負債減去直接投資負債、其他投資負債獲得主要國家的證券投資負債規模。

據測算，從2006年到2012年，國際證券投資的資產從31萬億美元上升至56.3萬億美元，負債從47萬億美元上升至80.7萬億美元。2050年，國際證券投資的資產規模將達到544萬億美元，負債規模將達653萬億美元。21世紀末，國際證券投資的資產規模將達到10479萬億美元，負債規模將達10232萬億美元。

從國際證券投資的結構來看，主要發達國家佔比極高。2012年，美國國際證券投資資產佔比1/4弱，英國佔比16%，德國、法國和日本佔比之和超過20%，中國佔比近0.4%；美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佔比近1/4，英國佔比近13%，德國、法國和日本佔比之和近18%，中國佔比2.1%。不過，中國進步很快。按照目前的速度估計，中國的國際證券投資資產將在2030年超過日本居全球第五，2037年超過法國成為全球第四，2053年超過德國成為全球第三，2055年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2082年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21世紀末全球佔比略超過1/5，而美國將佔比13%，德國佔比7%，英國佔比4.4%，日本佔比1.7%，而法國佔比將降至0.3%。不過，由於人民幣國際化水平可能低於美元，即使國內金融市場的吸引力與美國相當，中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也將弱於美國，並長期與美國並駕齊驅。中國國際證券投資負債全球佔比將在2020年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五，2047年超過德國和法國成為全球第三，2054年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二，並在21世紀末都保持全球第二的位置，那時中國全球佔比將達17%，美國將保持在24.3%，日本、英國、法國和德國將保持在1.9%～5.7%。

❽ 怎麼看待2018年的金融行業發展現狀

2018年金融行業來說是尤為重要的一年，優質平台將展現更強勁的發展勢頭，整回個行業將走向良性發展新答階段。像乾道集團等一批擁抱監管、合規發展的企業，堅持「以客戶為中心」的宗旨，以更加專業、規范的姿態，守護客戶財產安全，助力客戶資產增值。

❾ 2018年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角色

隨著美國抄總統特朗普美國優先襲政策的推行，現在中國已經逐漸成為了自由貿易的捍衛者。

共建「一帶一路」，共享發展紅利。在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動的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極大地促進了國際貿易和投資。過去這一年，中國累計已與8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100份「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一帶一路」倡議同俄羅斯提出的歐亞經濟聯盟、蒙古「發展之路」、越南「兩廊一圈」發展規劃等實現對接。共建「一帶一路」不斷提速，帶動了沿線各國經濟發展。
世界經濟發展離不開中國，中國繼續發展也需要世界。2018年，我們將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世界經濟也迎來普遍復甦。展望2018年，海外觀察人士認為，中國將堅持新發展理念，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國仍將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引擎。可以肯定，2018年中國將繼續扮演全球經濟「模範生」角色，譜寫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雄渾樂章，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世界人民帶來更多紅利。

❿ 國際投資格局

國際投資格局又稱全球投資格局，現在的局勢即第一二題的答案請看下面的文章：
國際直接投資的特徵

二戰後，國際直接投資得到高速發展，成為國際投資的主要投資方式。尤其是7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表現出以下幾個方面：

（一）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迅速擴大，增長速度快速提高

二戰以來，世界范疇的對外直接投資有了空前的增長。據統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1960年為555億美元，1976年增至2872億美元，1981年達到5250億美元。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外國直接投資是外來資本的主要來源。根據對90多個發展中國家的統計，1981年到1985年期間，外國直接投資在其長期資本流入總額中的比重為30%，而1986年到1990年期間，這一比重增加到74%，而且對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二）國際直接投資市場以發達國家為主，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雙向流動

國際直接投資較之間接投資的風險更大，因此投資者除追求盈利外還尋求安全性。相對而言，發達國家的投資環境要優於發展中國家，投資者自然而然地就將發達國家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市場。

二戰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基本上是單向的，通常主要是資本主義國家將其資本投向自己的附屬地、附屬國。二戰後，尤其是70年代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國際直接投資主要轉向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投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在國際直接投資總額中的比重不斷下降。以美國為例，1950年美國私人對外直接投資累計總額中，發展中國家佔48.8%，發達國家佔48.2%，1960年發展中國家佔34%，發達國家佔60.6%，1980年發展中國家佔24.7%，發達國家佔73.5%。據統計，1990年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投資額佔世界直接投資總額的80%，美、歐、日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佔世界直接投資總額的83%，其吸收的外來直接投資額佔世界各國吸收直接投資總額的70%。1996年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額為2950億美元，占吸收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85%，當年吸收外國直接投資額為2080億美元，占吸收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60%。可見，主要發達國家占據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壟斷地位。在發達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格局中，美國的霸主地位逐漸喪失，歐、日地位不斷上升，形成了美、歐、日三足鼎立的格局。盡管如此，美國仍然是當今世界主要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吸收國。

（三）亞太地區和拉美地區是發展中國家吸收國際直接投資的集中地區。

發達國家在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不斷相對減少的同時，把流向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逐步集中在那些經濟發展較快、市場容量較大、基礎設施較好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主要是巴西、墨西哥、亞洲「四小龍」等。

拉美地區是吸收外國投資較早、較多的地區。拉美國家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在1950年為77億美元，到1980年增至625億美元，增長了8.1倍。80年代中期以後，拉美國家吸收外資的速度減慢，主要是墨西哥、巴西等國在利用外資政策上的失誤而造成巨額外債負擔的影響，以及一些國家政局不穩等因素所起的負面作用。但拉美經濟又有所改善，特別是阿根廷、智利和墨西哥等國的經濟政策的變化，增強了國內、國外投資者的信心，刺激了這一地區外國直接投資的復甦。

亞太地區在1986年取代了拉美地區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國投資的地區。在1988年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中，59%是投向亞太地區的。1995年流向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達到650億美元，約佔全球對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總額的2/3。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投資者曾紛紛撤資，但隨著金融危機的解決亞太地區又成為吸收直接投資的有力競爭地區。

（四）國際直接投資主要流向高新技術產業部門和服務行業

二戰前，國際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採掘業和初級產品加工業。二戰後，隨著發展中國家石油、礦產資源的國有化和民族經濟的發展，外國壟斷資本對採掘業投資的比重逐漸下降，對製造業部門投資的比重明顯上升。而在占國際投資絕大部分的發達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中，雖然投向製造業的比重仍然較大，比如截止1988年底，美國對西歐的直接投資44.6%集中在製造業，西歐對美國的直接投資42.8%也集中在製造業。但隨著各發達國家產業結構高級化，外國直接投資的重點行業從傳統的製造業逐步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如計算機、新能源、精密機械和生物工程等。出此之外，還繼續投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的行業。另外，第三產業中的一些行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等也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對第三產業的投資在發達國家對外投資的部門結構中之所以佔有較大比重，是與服務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佔的比重日益增大密切關聯的。在發達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中，第三產業所佔的比重一般在60%以上。對國外第三產業投資的增加，既是發達國家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結果和表現，又將推動東道國乃至整個世界產業結構的高級化。
第三個問題的答案：
中國日益成為影響國際直接投資格局的重要因素

中國經濟的崛起，標志著國際直接投資格局正在發生重要的轉變。與兩年來亞太地區外資流入的減少形成鮮明的反差，投資中國與外資在華並購的熱潮正在升溫。由於中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廣闊的市場前景，中國對外資的吸引力不斷增強，並對亞太地區乃至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格局開始產生顯著的影響。例如，2001年，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最大東道國不是美國，而是中國。而且，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正在從東南亞遷往中國。造成這一狀況的因素，並非如人們所想像的是中國勞動力廉價所致。實際上，一向被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的狀況正在發生變化。資料顯示，外資企業的中國職員的勞動力成本已高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而且，隨著外資大量流入和國內企業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對合格人才的競爭更加激烈，加上中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斷完善，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資成本。因此，影響中國外資流入的勞動力價格優勢開始下降。

其實，真正影響和加快外資流入的決定性因素，是中國的市場優勢和制度優勢（如投資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場發展潛力和「入世」後鼓勵外資進入的政策保障，都堅定了跨國公司投資信心。僅從中國的外資政策方面看，在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中，中國政府本著鼓勵外商投資、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的原則，增加了鼓勵類目錄，由過去的186條增加到262條；減少了限制類，由112條減少到75條。同時，放寬了外商投資的持股比例限制，並將原禁止外商投資的電信和燃氣、熱力、供排水等城市管網路系統首次例外對外開放領域，進一步開放銀行、保險、商業等領域。

正是在此背景下，大量的跨國公司卻紛紛表示要加大對中國的投資規模。許多大型跨國公司，它們的全球戰略都將中國作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投資對象。中國投資市場的國際競爭將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小到鍾表、眼鏡，大到汽車、航空，競爭的硝煙都將達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僅以汽車業為例，在大眾、豐田等巨頭南北割據的情況下，不甘落後的日產公司亮出大手筆，投資85.5億元(10.3億美元)與東風汽車公司組建一家新公司，雙方各持50%股份，要在2006年實現55萬輛汽車的年銷售目標。

在新的外資政策導引下，外商已不再滿足於已往的合資等投資方式。2002年前8個月，外商獨資企業佔新批外資企業總數的65.3%,比上年同期提高了6.3個百分點，體現出日益明顯的外商「獨資傾向」。伴隨著中國允許國有企業向外資出售股權政策的出台，外資在華並購必將呈現迅速升溫的現象。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正在將它們的地區總部遷入北京和上海。2002年上半年，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落戶上海的步伐明顯加快，累計已超過70家，其中以信息技術產品公司以及物流、航運等行業的跨國公司居多。值得指出的是，我國台灣企業在外資流入大幅減少的同時，對大陸卻顯示了極大的投資熱情，其中2002年上半年的新增投資有88%都投在長江三角洲。而且，台灣電子等科技含量較高的產業投資呈明顯的增長趨勢。

以中國為核心的亞太地區的並購活動有可能率先走出低谷，成為全球並購形勢中最為活躍的地區。隨著中國開始向外資出售國有企業股權和有關外資並購法規的完善，外資並購的可操作性將不斷提高，外資並購熱潮將從2003年繼續升溫。同時，作為經濟總量和對外貿易已居世界第六位的經濟大國，中國對外投資能力也必將迅速提高。尤其是隨著民營經濟的崛起，中國對世界直接投資增長的貢獻度會越來越大。作為周邊國家，其他亞太地區國家也紛紛調整產業結構，以適應中國經濟迅速發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加上亞太新興地區現已成為國際資本最重要的避險地區，因此，可以預計，整個亞太地區正在醞釀著以中國為核心的新一輪企業兼並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