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蒙代爾模型ppt

Ⅰ 用蒙代爾弗萊明模型分析貨幣擴張政策效應

一般討論兩國模型為例：模型內的四個市場第一國的國內商品市場 第二國的國內商品市場 資本市場（利率r） 外匯市場（匯率w） 模型內主要函數兩國的投資I1(r)和I2(r) 第一國的經常項目余額B1(Y1, Y2, w) 兩國的流動性偏好（貨幣需求）L1(Y1, r)和L2(Y2, r) 涉及變數內生變數兩國總產出Y1和Y2 利率r 匯率w 外生變數兩國名義貨幣供給M（因價格水平P假設為固定，所以實際貨幣供給M/P也是外生變數） 兩國的自發性支出A1和A2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考察的是資本完全流動的情形，資本完全流動意味著資產所有者認為國內證券與國外證券之間可以完全替代。因此，只要國內利率超過國外利率就會吸引資本大量流入；或者只要國內利率低於國外利率，就會使資產所有者拋售國內資產，引起大量資本外流。蒙代爾－弗萊明模型著重分析了在資本完全流動的前提之下財政、貨幣政策的不同效應。其核心結論如下：1．固定匯率制下的情形在固定匯率制下，資本完全流動的條件使得貨幣政策無力影響收入水平，只能影響儲備水平；而財政政策在影響收入方面則變得更有效力，因為它所造成的資本流入增加了貨幣供給量，從而避免了利率上升對收入增長的負作用。2．引入浮動匯率制下的情形(1)貨幣政策－無論在哪種資本流動性假設下，貨幣政策在提高收入方面都比固定匯率制下更加有效(P624-625圖) 。(2)財政政策－在資本完全不流動的情形下，浮動匯率下收入的增長大於固定匯率下的收入增量；在有限資本流動性的情形下，財政政策的擴張性影響仍然有效，但是收入的增長幅度小於固定匯率制下情形；在資本具有完全流動性的情形下，財政政策對於刺激收入增長是無能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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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小島清的互補效應、蒙代爾的替代效應理論知識(國際貿易論文)

兩種FDI模式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此較研究
上海國際海事信息與文獻網 發布時間:2007-01-19 瀏覽:23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

國際直接投資與商品貿易作為調整資源在國際間分配的直接手段與間接手段，之間的關系是替代還是互補，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熱點問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論模型就是蒙代爾的替代模型以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

蒙代爾最早提出了投資與貿易的替代模型，認為在存在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如果直接投資廠商始終沿著Rybczynski線實施跨國直接投資，就能夠在相對最佳的效率或最低的生產要素轉換成本基礎上，實現對商品貿易的完全替代。

小島清基於與蒙代爾的不同假定條件及對於外國直接投資本質的不同理解，提出了投資與貿易的互補模型，直接投資並不是將資本作為一般生產要素分配到東道國的行業中去，而是有兩個鮮明的特點：(1)不單是資本的流動，而是包括資本、技術、經營知識的總體轉移，其核心不是貨幣資本的流動，而是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及技術、管理、營銷等技能的轉移。因而在理論模型中，可以不考慮投資母國與東道國間相對為數不多的貨幣資本的增減與轉移，而只需把直接投資視為包括銷售問題的先進生產函數的轉移、移植，這就意味著投資母國與東道國間存在不同的生產函數；(2)直接投資是資本、技術、管理知識的綜合體，由投資國的特定產業部門的特定企業，向接受投資國的同一產業部門的特定企業的轉移，而不是作為流動性很高的一般貨幣資本流入東道國。基於以上觀點，小島清得出結論認為，由技術先進國家的「邊際產業」(即處於比較劣勢)進行的直接投資將會促進商品貿易。

小島清認為，日本企業的國外直接投資，正是通過這種「邊際產業擴張」，由本國處於「比較劣勢」的企業進行國外直接投資，因而是促進貿易的；美國企業則是以跨國公司為主導，憑借技術優勢，在優勢產業進行國外直接投資，因而是替代貿易的。

小島清提出的模型和觀點是對20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國外直接投資實踐的理論總結。但在之後的二三十年間，日本企業的投資模式又有了哪些變化?尤其是隨著我國引進日本投資的不斷增長，日本企業對我國的直接投資對雙邊貿易的影響到底是怎樣的，是真如小島清認為的促進作用嗎?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二、兩個階段外國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影響的比較

1.兩階段的劃分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引進外商投資20多年來的實踐，為研究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提供了較為理想的實踐基礎。

根據我國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力度及發展速度，一般將我國引進外資的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1)起步階段(1979-1986年)。

改革開放之初，外商對來華投資的顧慮很多，大多持觀望態度。

該階段外商直接投資主要來源於港澳地區，中小資本居多，來自以世界500強為代表的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很少，外商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不足百萬美元；投資項目大多為勞動密集型產業，技術層次較低。

(2)逐步發展階段(1987-1991年)。

在這一時期，我國通過加強立法及實行優惠措施，進一步改善了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環境，並對產品出口型及技術先進型外資企業給予更優惠的待遇，改善了投資環境，使外商投資興起了一個高潮。來自美國、日本以及西歐國家的投資日益增長，同時來自台灣地區的投資也隨兩岸關系緩和而呈迅速增長之勢。

(3)高速發展階段(1992年至今)。

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巡講話中，針對「姓社」與「姓資」的問題，提出了「三個有利於」的標准，徹底打消了外商對我國經濟改革政策穩定性的顧慮，此後，中國的對外開放開始出現嶄新局面，外商投資項目和金額成倍增加。1992年協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587.36億美元，超過以往13年的總和，實際利用金額110.07億美元，首次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最主要形式。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來自歐、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越來越多的大型跨國公司也開始進入中國市場，外商投資企業已成為中國經濟結構中新的經濟增長點。

王洛林、江小涓、盧聖亮(2000)也認為，與初期階段相比，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國吸引外資最重要的變化，是大跨國公司投資數額的增加-跨國公司在技術、管理方面的巨大優勢，使得這一時期外國直接投資在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上與初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初期階段，我國吸引的直接投資以港澳地區的中小資本為主，即使是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國家和地區的投資，也以中小項目為主，並且投資企業的技術並不比國有企業的平均水平先進，因而總體技術水平不高是當時外商在華投資的主要特點之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大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增加，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明顯提高。跨國公司尤其是世界500強企業在我國投資的發展歷程也說明了這一點。

500強企業在我國進行的投資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1)起步和初步發展階段(1980-1991年)。

由於受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環境的限制，我國在跨國公司全球投資中的區位優勢不明顯，因而500強企業在我國的投資項目不多，實際完成的項目就更少，且主要位於深圳等少數沿海城市，投資的行業也以勞動密集型及資源利用型為主，並且主要來自日本跨國公司。

(2)大規模發展階段(1992-1996年)。

這一階段500強企業的投資以資本技術密集型為主，以歐洲、美國和日本製造業企業為主體，其中來自歐美500強企業的投資項目年均超過3000個。投資行業包括電子與信息、石油化工、通訊、汽車、建材、醫葯及大型機器設備，項目的平均規模超過了2000萬美元。

(3)調整階段(1997-2000年)。

雖然1992-1996年，500強企業在我國的投資已有較大增長，但由於我國的市場尚不夠成熟，許多企業尤其是歐美企業的投資項目都沒有實現預期目標，且受1997年發生的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500強企業對我國的投資進入了調整階段，投資項目呈明顯的下降趨勢，但投資規模仍然較大。

(4)恢復性增長階段(2000年至今)。

經過挫折與調整，在投資問題上原本就比一般企業要慎重的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變得更加理性與成熟，從2000年至今，跨國公司對我國的投資進入了恢復性增長階段。2000-2002年，500強企業在我國共投資2.50多家企業，其中歐洲企業佔40%，美國、日本各佔27%。

中小資本的外資企業與跨國公司無論在技術水平，還是在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從以上我國引進外資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初期的外商投資以中小資本為主，多投向勞動密集型行業，屬於生產導向型直接投資。但跨國公司掌握最先進的技術與管理，投資的行業范圍也比較廣泛，並且是以最能發揮其技術優勢的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行業為主，投資的動機也是多元化，即部分是被豐富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吸引來進行投資，部分是為·了在我國不斷增長的國內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由於直接度量外國直接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存在困難，而且技術水平的高低也是相對的，但一般來說，由於充足的資本是先進技術的基礎與依託，投資規模比較大的企業，其技術水平也相應地比較高，因此可以用投資的規模大小來近似地表示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

圖1顯示了1983-2003年根據外國直接投資的項目總數及實際利用外資額測算的直接投資平均規模的變化。

該圖顯示，外國直接投資的平均規模在1992年達到波谷，1983-1992年呈波浪式變化，總體上呈下降的趨勢，從1992年開始，平均規模開始迅速增長，到1999年達到高峰，雖然從2000年開始，又有下降，但整體上還是比1992年之前要高。

結合前面對我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三階段的劃分及本節中對跨國公司的代表世界500強企業在我國投資的四階段劃分，從外國直接投資的項目規模考慮，我們將整體引進外資的「起步階段」與「逐步發展階段」合並在一起；將500強企業投資的「大規模發展階段」、「調整階段」和「恢復性增長階段」合並，即以1992年為界限，將1992年之前與之後引用外國直接投資的情況進行對比，並分析這種變化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2.兩階段影響的實證分析

(1)1980-1992年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於從外國直接投資的進入，到形成生產能力，並形成出口，都需要一個過程，尤其是要將外國投資者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整體移植到這些企業中，更是一個長期而持續的過程，因此，投資對貿易的影響是動態的，具有滯後性。

這種滯後性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及我國的總出口額並不只受年度外國直接投資流量的影響，還受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影響。

因此，這里為了分析外國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影響，將FDI(當年外國直接投資額)、FDIC(截止當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FDI-1(上一年外國直接投資額)、FDIC-1(截止前一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FDI-2(前兩年外國直接投資額)、FDIC-2(截止前兩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作為可能影響出口額(EX)的變數，運用EViews軟體，分別測算了這些變數與出口額間的相關系數，結果如下(見表1)：

表1顯示，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與出口額間有非常強的相關關系。其中，不論是當年、前一年，還是前兩年的直接投資流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都要小於當年的直接投資存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而且，當年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關系數小於前一年，而前一年的又小於前兩年的；在直接投資存量數據中，前一年的存量與出口的相關性最高，前兩年次之，當年的最低。這些比較都顯示出外國直接投資對出口影響明顯的滯後性。

綜合以上各變數與出口相關系數的比較可以看出，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與出口的相關程度，在整體上比當年及前兩年的更顯著。FDI-1與FDIC-1的相關系數經測算達到了0.978530，說明存在明顯的線性相關。保留FDIC-1作為解釋變數的估計方程為：

該估計方程中，調整後的擬合優度比調整前略有提高，達到了0.9953，F統計值為2331.963，整體方程顯著，且解釋變數也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FDIC-1的系數為2.7463，說明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出口額就會增加2.7463億美元。

(2)1993-2004年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

1993-2004年FDI、FDIC、FDI-1、FDIC-1、FDI-2、FDIC-2與出口EX間的相關系數見表2：

與表1類似，表2也顯示出，不論是當年、前一年，還是前兩年的直接投資流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都要小於當年的直接投資存量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

但表2與表1的不同卻更加明顯，1993-2004年各變數與出口額的相關系數中，最大的也只有0.9256，而最小的只有0.7690，而1980-1992年的對應值中，最小的都達到了0.905031，最大的更是達到了0.997863。可見，1993年後的這一階段的外國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與出口的相關程度要明顯地小於1992年之前的時期。

而且在當年、前一年、前兩年的直接投資流量與存量與出口的相關系數比較中，不論是流量值，還是存量值，都是當年的最高，前一年的次之，前兩年的最低，但前一年與當年的值相差不大(尤其是FDIC與FDIC-1)。為便於與1980-1992年間的回歸模型比較，將FDIC-1作為解釋變數的估計結果為

估計結果表明，出口主要只受當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的影響，當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商品出口額就增加0.8382億美元，前一年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商品出口額就增加0.9570億美元

(3)兩階段的對比。

根據以上兩個階段建立的回歸模型的估計結果，在1980-1992年的這段時間內，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1億美元，出口額就會增加2.7463億美元，而在1993-2004年間，前一年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每增加相等的1億美元，出口額的增加只有0.9570億美元，相同的直接投資存量增長引起的出口增加下降了65.13%。而且，從兩階段相關系數的比較也可以看出，出口與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的相關程度下降了。

三、日、美在華直接投資對中日、中關出口貿易影響的比較

1.日本在華直接投資對中日出口貿易的影響

由於中國向日本的商品出口還受到日本的「購買力」，即其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因此可以將進口國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也作為中國對日本出口額的解釋變數，依然運用EViews軟體分析當年、前一年及前兩年的日本直接投資(FDI)。截止當時的日本直接投資累計額(FDIC)及其國內生產總值(GJ)與中國對日本出口(EX)的相關系數，結，果可見表3：

表3中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關系數要小於其存量，即累計直接投資額的對應值，且當年的值最高，前一年次之，前兩年最低。

由於直接投資與累計投資額之間存在相關性，經計算得相關系數為0.893817，比較高。捨去當年的直接投資，將FDI、FDIC及GJ作為中國對日出口(EX)的解釋變數，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並估計結果如下：

回歸方程調整後的擬合優度0.9778，整體模型顯著，且各解釋變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出口受截止當年累計日本直接投資、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影響，每增加1億美元的累計直接投資，中國對日本的出口就增加1.8712億美元。

2.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對中美出口貿易的影響

運用EViews軟體分析當年、前一年及前兩年的美國直接投資(F01)，截止當時的美國直接投資累計額(FDIC)及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U)與中國向美國出口(EX)的相關系數，結果可見表4：

相關系數的比較表明，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相關系數要小於其存量，即累計直接投資額的對應值。另外，直接投資與累計投資額間的相關系數，經計算也達到了0.914071，說明存在明顯的相關性，而當年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出口的相關系數要稍大於前一年及前兩年的值。捨去直接投資以及t檢驗值無法通過的GU以及常數項，保留FDIC作為中國對美國出口(EX)的解釋變數，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並估計結果如下：

回歸方程調整後的擬合優度0.9603，整體模型顯著，且各解釋變數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出口受截止當年累計美國直接投資的影響，每增加1億美元的累計直接投資，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就增加1.8262億美元。

3.比較分析

比較日本與美國對我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兩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可以看出，雖然兩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都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日本直接投資對我國向日本出口的促進程度要大於美國(1.8712比1.8262)。

這說明，與美國依靠巨大跨國公司的技術優勢、寡頭壟斷和企業內部統一化進行投資，主要目的在於佔領當地市場相比，日本主要是依靠中小企業對東道國具有生產成本優勢的產業進行投資，利用東道國在該產業上的比較優勢，且投資的主要目標是對外銷售。所以，不管是日本還是美國對我國的直接投資，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了我國對兩國的出口貿易。只是由於兩國直接投資特點的不同，使得促進程度存在差異，以成本導向為主要投資動機的「日本式直接投資」要大於以市場導向為主要投資動機的「美國式直接投資」。

四、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促進程度減弱的原因

1.「內銷限制」的取消

外國直接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促進程度在1992年之後比之前下降了，而且，這種下降卻伴隨著外國直接投資的不斷增長。表5對這種現象進行了解釋。

該表將我國最大的120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按產品內銷比率高低，分成6組，將內銷率超過50%的企業認定為以內銷為主，則這部分企業的數量為93家(57+15+17+4)，佔120家總數的77.5%。

外商投資企業這種較高的內銷比率與我國的相關政策規定變化緊密相關。為了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並履行人世承諾，我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獨資企業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企業法》進行了修訂，取消了對外資企業產品內銷比率的限制，使外商投資企業在產品銷售上擁有了更大的自主權。

2.外商主要投資動機的變化

美國學者帕特瑞根據動機不同，將國際直接投資分為三大類。：市場導向型、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其中市場導向型對貿易的影響主要是替代效應，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對貿易的影響則主要是促進效應。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對在我國的外商投資企業所作的一項調查問卷的結果表明(見表6)，雖然進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仍以成本節約型(即生產導向型)為主，但大型跨國公司以佔領我國國內市場份額為主要動機的市場開發型直接投資所佔的比重正迅速上升。由於跨國公司在直接投資中的主導地位已經確立，隨著我國國內市場逐漸成熟，市場開發型直接投資的比重還會繼續上升。

3.日本對我國直接投資的演變

下面進一步分析被稱為中小企業主導的「日本式直接投資」的主要投資動機。

據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社編(海外進出口企業總覽1996年版)的調查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日本對我國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中，「佔領當地市場」占首位(22.6%)，利用勞動力則僅占第三位(17.0%)，此外還包括文化親和力、引資優惠政策及政府支持及良好的企業運營環境等因素。

李國平、田邊裕(2003)根據日本《周刊東洋經濟》增刊《海外進出企業總覽(會社別篇)》(1994年版、1998年版和2001年版)，對2000年與1993年相比的日本企業對我國直接投資主要動機的變化進行了分析，結果可見表7。

2000年與1993年相比，「勞動力保證與利用」的動機所佔的比重由18.6%下降到14.8%，下降了3.8個百分點，而「建立國際性生產與流通網路」與「開拓東道國市場」則分別上升了6.8%和3.0%。據此，兩位學者認為，日本對我國的直接投資正處於從成本型向生產主導的復合型(生產+市場)的轉變過程中。

原口俊道(1994)認為，「日本企業向發展中國家的項目投資大多著眼於運用廉價勞動力」的觀點很多都是基於20世紀70年代末的調查。通過對80年代日資企業最主要投資動機的調查，原口俊道發現，與在韓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日資企業相同，日資企業在中國投資的最主要動機也是「當地市場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排在第二位的動機才是「運用廉價勞動力」。只是由於以「市場」為投資動機的企業在這方面取得成功的很少，才使得80年代的日本投資看起來主要是以中小型企業並以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為主，而「當地市場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的投資動機卻仍然為日資企業所看重。原口俊道還認為，隨著9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投資漸具規模，投資額一定會有更快的增長，分布地區也將會擴大，而且「當地市場的發展及銷路的擴大」作為日資企業對中國投資的最主要的動機，也會真正顯現出來。

可見，即便是日本企業對我國進行的直接投資，在投資的規模與動機上也有一些新的變化，顯示出有別於傳統觀點的新特點：跨國公司的投資迅速增加，以往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日本式直接投資」正逐漸向跨國公司主導的「美國式直接投資」轉變。

Ⅳ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模型結論摘要

1. 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短期是有效的，但長期來看是無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
2. 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
3. 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

Ⅳ 關於宏觀經濟學中IS-LM-BP模型和蒙戴爾弗萊明模型

兩種模型其實都能說明開放經濟的宏觀問題，但是也是有差異的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通常所說的經典M-F模型。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

IS-LM-BP模型：
在資本完全流動下，固定匯率時，擴張的貨幣政策會使LM曲線向右下移動，經濟中就會出現大量的國際收支赤字，因而有貨幣貶值的壓力。中央銀行必須進行干預，售出外幣，並收進本國貨幣。本國貨幣供給因而減少了。結果是，LM曲線移回左上方。這個過程會一直持續到經濟恢復初始均衡為止。當貨幣政策基本上不可行時，與此相反的是財政擴張卻極為有效。在不改變貨幣供給的情況下，財政擴張使IS曲線移向右上方，導致利率和產出水平的增加。利率提高會引起資本流入，將使匯率升值。為了維持匯率不變，中央銀行不得不擴大貨幣供給，於是收入會進一步增加。當貨幣供應量增加到足以使利率恢復到其原先的水平，均衡也重新恢復了。

當前金融危機有很多原因，人民幣升值後IS，LM，BP三線左移，交於原均衡點左面，從而國民收入減少；中國國民的預防性貨幣需求是很大，導致消費不熱（居民消費需求有很多制約因素，建議去看經濟學家網站）

Ⅵ 想請教曼昆宏觀的一個問題，關於蒙代爾弗萊明模型

固定匯率擴張性財政政策IS右移，
但為了保證匯率穩定LM曲線也會右移，直到匯率和之前一樣，
那貿易余額當然不變，結果只是產出Y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