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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互聯網金融

發布時間:2021-04-17 17:34:09

⑴ 吳敬璉:政府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但這時候常常忘記了本質在於提高效率,在於依靠「索洛餘量」(即TFP,全要素生產率),而效率的提高不一定表現為革命性的技術發明。 其實,不管是哪一個行業,只要是能夠提高效率,都是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重要內容。 現代製造業跟傳統的製造業相比,有什麼特點呢?現代製造業的附加值很高,它的附加值來自於哪裡?是來自台灣的施正榮講的「微笑曲線」的兩端,前端就是研發、設計等一些活動,後端就是在渠道管理品牌營銷、售後服務,包括消費性的售後服務,也包括金融的售後服務等等。這兩端都是服務活動,只不過在統計上所統計的僅僅是獨立的服務業企業,在製造業內部的服務性活動的附加值是高的,但是統計不進去,所以如果你以政績為目標,它就會忽視製造業內部的服務活動造成的效率提高。 像我們這個地區加工製造業是產業份額中最大的一部分,我們怎麼能讓現在的加工製造業提升它的附加值?也就是提升它的效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關鍵是按照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說法,他把「索洛餘量」叫人力資本,也就是有知識、有技術的勞動力。 不但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經營模式創新也是重要的創新。只要能夠提高效率,不在多少,不在高低,只要能夠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率,就是實現我們的增長模式的轉變。企業應該把握住這一點。我一再引用里根總統時期的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波什教授的一句話——— 不管是硅晶元還是土豆片,只要能賺錢就是好片。 我認為,政府主要的職責是為企業搭建一個好的舞台,創造好的經營條件。第一是為創新提供壓力,第二是為創新提供動力,第三是為創新提供能力。 過去政府總是把它認定的最好的企業扶著,叫「慈父主義」。第一,其實這是害了企業。第二,它對一個企業給予傾斜,其實就打擊了其他企業,也許你扶起來一個企業,但你扼殺了成千上百個企業。第三是動力,動力來自何處呢?諾貝爾獎獲得者諾斯有一句話講得非常精闢:激勵的要點,就是要讓任何個體或企業對社會的貢獻和它取得的回報相一致,如果不是這樣,那麼企業或個人就會去「傍」政府,因為政府手裡有資源,這樣就會破壞了激勵機制。第四是要讓他有能力,他自己能取得資源。所有這些基本上要由市場來提供,所有措施要以這個來衡量,政府就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⑵ 吳敬璉:中國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資料圖)吳敬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中國未來發展的主線
目前對於什麼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為什麼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眾說紛紜。近代以來,各國經濟增長模式可以區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主要靠資源投入(包括投資和勞動力投 入)驅動的增長,另一種是靠效率提高驅動的增長,也稱為現代經濟增長模式或集約型增長模式。轉變增長模式或者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容,就是從前一種增長模式轉變為現代經濟增長模式。
資源枯竭、 環境破壞,腐敗蔓延、貧富分化,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
1994年實施人民幣深度貶值和匯率並軌,支持了出口貿易的大發展,一方面使得 我們維持了1990年代以來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
外匯結余不斷累積,中央銀行為維持匯率穩定,發行大量貨幣來購買外匯。貨幣超發的後續效應顯現,通貨膨 脹壓力增加和房地產等資產泡沫成為宏觀經濟的常態。
中國經濟出現的上述問題,在本世紀已經表現得相當突出。且不說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的形成,即使滯後期較長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也從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國政府不得不從2008年2季度起採取緊縮政策,防止惡性通貨膨脹的爆發。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政府採取了注入海量投資和貸款的措施來「保8」。2011年通貨膨脹再次抬頭和再次實施緊縮 政策。
今年以來GDP增速下滑超出預料。現在許多人呼籲中央銀行降低利率,來阻止增長率下滑。其實正像我在兩年前已經說過的那樣,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已經陷入了既不能「緊」又不能「松」的兩難困境。
只能採取標本兼治的「兩手對策」,一方面採取穩健靈活的短期政策(財政和貨幣政策),維持宏觀經濟不致發生嚴重通脹或經濟崩盤;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上。
中國宏觀經濟出現的問題,與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十分相似。日本、韓國、台灣、馬來西亞等東亞經濟體通過投資拉動和出口導向,曾經取得了二十來年高速增長的優良成績,但在長期執行出口導向型政策後,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宏觀經濟大問題。在危機發生後,東亞各經濟體表現各異。其中,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雖然受到比較嚴重的沖擊,但是他們一方面通過短期政策來穩定宏觀經濟,一方面採取了堅決的改革措施,提高國民經濟的整體效率。現在韓國企業的競爭力和技術創新都達到了世界級水平。
這幾年中國的中央銀行和財政部門盡其所能,採取靈活的宏觀經濟政策保持經濟穩定,相當不容易。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短期穩定政策不能解決根本問題。經濟經常處在非常緊張的狀態,稍有閃失就會出現像日本一樣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機。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時已經是一個高收入的發達國家了,中國的底子還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還很低,一 旦出事,後果不堪設想。所以,
根本的出路還在於是解決增長模式的問題
,或者如「十二五」規劃講的,「確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實質性進展」。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主要障礙
(至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果並不理想)首先,是因為存在
認識方面的障礙
。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全部都是由大規模的投資支撐的,因為按照斯大林欽定的「馬克思主義再生產基本原理」,積累(投資)是擴大再生產即經濟增長的「唯一來源」。
雖然每一次增長的「大躍進」,都帶來了大災難,但直到現在,許多人仍然認為大規模投資支持GDP高速增長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原理」。
其次,是因為存在
體制方面的障礙
。在討論「十二五」規劃的時候,曾經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遇到的體制性障礙,歸納為四條:第一,政府保持著對一些重要資源(如土地、銀行信貸)的配置權利。第二,GDP增長作為幹部業績主要的標准。這兩條加在一起,使得各級政府官員努力運用掌握資源的能力營造GDP增長政績。第三,現行財稅體制使各級政府官員必須去追求GDP。從財政收入看,一半的財政收入是來自生產型增值稅,而生產型增值稅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依賴於物質生產部門GDP的增長;從財政支出來看,很多應該由中央支出的責任(在中國叫做「事權」)都下放給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須努力籌錢才能夠承擔起他的支出責任。結果,地方政府必須努力提高GDP的增長速度。第四,從計劃經濟沿襲下來的生產定價制度通常人為壓低生產要素價格, 助長了浪費資源、破壞環境的行為。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展。除投資外,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增長還得益於以下因素:改革開放解放了民間創業的積極性;改革推動的城市化使大量原來低效利用的勞動力和土地資源得到更有效率的運用;通過對外開放和引進國外先進裝備和技術,迅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提高了生產效率。
這種情況,可以概括為資源投入和效率提高雙重驅動,其中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0%左右。與改革開放前的情況相比較,這自然是很大的進步。但是我們也要認識到:這種進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須找到新的增長源泉,才能保持經濟增長的好勢頭。
通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製造業技術水平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大大縮小了。然而,當中國產業的技術水平愈是接近外國產業技術的一般水平,中國企業靠進外國裝備和技術實現所謂「適應性創新」的空間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創性的創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趕進行創新的步伐,中國企業就無法保持自己的發展勢頭。
改革開放以來效率提高的另外一個因素,即勞動和土地資源由於產業結構轉換帶來的效率提高,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以勞動力從低效產業到高效產業的轉移,即獲得所謂「人口紅利」 而論,由於農村富餘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繼續通過農村富餘勞動力向城市工商業轉移來提高效率的潛力已經不大。而且,隨著勞動力供應趨緊和勞動者工資的提高,簡單加工業的低工資成本優勢也將風光不再。
總之,我們已經不能指望繼續沿用前30年的老辦法來提高經濟效率了。據一些經濟學家報告,近年來效率提高對於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升反降,就是上述問題已經出現的明證。在中等收入的發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動經濟增長的驅動因素,我們就可能會掉進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⑶ 吳敬璉的母親是誰

鄧季惺。一位出色的報人,也是一位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

⑷ 誰能給我推薦幾本中國人寫的好的經濟類書籍(偏向金融、理財),別只介紹郎咸平,吳敬璉等人啊。

陳志武 金融的邏輯 寫的比較基礎 至於後面那個問題 是的 中國人在所有思想的領域都內沒有牛人 只有那些具體容操作方面的東西 比如股票 房地產 或者是 營銷什麼的還有不少 中國人寫的書我也讀了不少 基本上讀了跟沒讀一樣 因為中國人看的比較膚淺 比如郎教授也是比較膚淺 我高中對他的書就沒什麼興趣了 我是說任何一門學科

⑸ 吳敬璉傳讀後感

[吳敬璉傳讀後感]用了半個月的時間看完了,朱敏的《吳敬璉:風雨八十年》,感觸還是有很多啊,吳敬璉傳讀後感。本來是不寫這個的,但是為了響應一下學校的書香博客。還是寫了。在這本書中,作者可謂寫的盡心盡力啊,把吳老的大半生歷程雖然不是入木三分,但是都做到了真實的呈現在人們面前。在這里我想說的就是只有兩點。一、吳老的人生歷程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二、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一、吳老的人生歷程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全書把吳老的人生分為四個階段。一是1930至1949年間的理想少年歲月。二是1949至1976年間的"蓮""蘭"同生共榮的青年情意。作者用濃重的筆墨描述了吳老的兩位恩師孫冶方和顧准,這兩位導師的求真態度、不倦探索精神以及正直的人格,深深地影響了吳老。吳老給兩個女兒分別取名為吳曉蓮、吳曉蘭,本身就蘊涵著無限的寄託。三是1976至2000年間擔當"市場經濟旗手"。他見證了改革時代的潮起潮落。四是最近十年尋求法治市場的晚年理想。他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第一階段,理想的萌芽。家族的傳承,自小生活在一個有著傳統資本經濟的大家庭,並經歷著國家的風雨變幻,使得吳老從童年時代就開始對國家命運與社會問題的思考。晚清與中華民國初的動亂年代,家族的實業救國思想讓吳敬璉知道,國家強必須壓經濟強。在民國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但是隨著國民黨的專制統治,加大了對民族資本的剝削和外國資本主義的打擊使得民族資本舉步維艱。四大家族的壟斷資本,大肆的發行貨幣造成的經濟混亂,物價飛漲。使民國的經濟系統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吳敬璉也意識到建立一個穩定的經濟系統的重要性。那時吳敬璉母親的為了防止貨幣貶值帶來的損失,用資金買進黃金等,這個做法就真的值得贊揚。在今天的中國也很適用。在後來紅色思潮的不斷發展時,吳敬璉看到了中國振興的希望,就堅定了它"跟著共產黨走"對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滿懷希冀。第二階段,蓮和蘭的情義。在這段時間,吳敬璉經歷了人生中最困惑,最艱苦的時期,而新中國經濟也經歷了最殘酷的,最困惑的發展階段。建國初期,新中國的社會穩定以及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讓之前飽受戰亂之苦的國人,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這時就讀大學的吳敬璉也充滿了雄心壯志。那時全社會都在以蘇聯模式為前進方向,確實在初期的計劃經濟中,中國的經濟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成功。但是在蘇聯模式的問題暴露出來後,中國的經濟也陷入了困惑的局面。此時的吳敬璉遇到了對他經濟思想影響頗深的兩個人:孫冶方和顧准。孫冶方看到了個人迷信、家長作風和長官意志的隱患,他努力去擺脫這個不良作風的影響,重視科學建設,也重視青年研究者得培養。吳敬璉就得到了他的大力栽培。然後在1956年,吳敬璉第一次遇到了顧准,一個和他有著相同的思想和共同目標的經濟學者。在被打成右派,和在文革下放期間,兩人共同研究,共同探討未來中國經濟的發展。吳敬璉曾回憶:他所作的研究成果中總體上看,左的觀點佔有支配地位。而正是顧準的諄諄教誨,糾正了他的經濟思想中的左的部分。而此時的中國經濟在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革命的摧殘一度陷入了崩潰的邊緣,及時的做出改正已經是迫不及待的了。第三階段,市場經濟的旗手。在文革過去,四人幫下台後,鄧小平的上台進行的一系列的改革,讀後感《吳敬璉傳讀後感》。這是最好的時期,也是最壞的時期。吳敬璉一《雙城記》的開篇來描繪走向改革開放的中國。在真理標准大討論後,人們的思想開始活躍,經濟學界也進行了好幾次的經濟討論會,有四次的按勞分配討論會,吳敬璉等人指出了,國有企業的勞動報酬制度、企業性質的問題、自負盈虧的問題和經濟發展中的官僚作風都發表了文章和提出了批評。幫助國人店鋪長期以來的思想禁錮方面,做出了非常積極地貢獻。在此時期,他不斷地做研究,不斷地尋找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的答案,提出了一個個有建設的意見,設計改革思路、實行價格闖關、調查"雙軌制"的利與弊等。在計劃於市場的爭論中,吳敬璉堅持市場化,被人說成是"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一項主要內容。但他堅持主見,在應採取計劃取向還是市場取向與其他學家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的據理力爭使得他贏得了"吳市場"的稱號。而後來鄧小平同志所作的南方講話肯定了這一點後,中國開始了市場化改革。但是中國經濟改革還是陷入了收放循環的環節,同時在改革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來自於政治了的阻力。在捉大放小的問題上,他深入民營企業探訪,肯定了民營企業的作用。在這一階段,中國的經濟是經歷了大起大落,一開始的改革讓經濟快速發展,逐漸放開後物價的上漲,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還好在政府一系列的動作中完成了基本的改革步驟。而金融危機的沖擊敲響了警鍾,中國經濟形勢依然嚴重。第四階段,尋找法治化市場。在瘋狂的"股市黑幕"中吳敬璉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在央視的電視采訪中吳敬璉痛陳:基金不能太黑。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使得中央查處了股市市場的違規操作,莊家望風而逃,股市大跌,傳聞吳經理一言毀市,引來眾人的不滿。而他的一些言論,也被人說成是富人的代表。其實他80高齡還在為建設一個更加進步、和諧、公平而有動力的現代化國家而奔忙。在這段時間,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內憂外患,內需的不足,世界性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降了一點,同時各種社會問題更加嚴重,首當其沖的是分配不公引起的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對外貿易的摩擦越來越多,房價,物價等。吳老今年80歲,可謂已經達到了普通人一生難以企及的聲望和事業巔峰,可是,透過書的尾聲,我們依然可以見到一位不圖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深入社會,筆耕不倦,為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更加富有建設性和可持續發展性的新社會而忙碌。藉助書中的也是改革開放30年風雲人物的頒獎詞:一《市場經濟旗手,憂國憂民清流》為題,寫到:"既承澤於家風只熏陶,復受益於大師只啟沃。學以致用,志在興國。傾己所學助力中國經濟轉型,得\'市場\'之雅號;盡己之力籲求中國法治進步,有\'良心\'之美名。樂見市場經濟煉成法治及國際,痛詆權貴資本扼殺人民資本。媚官媚商只濁世,倖存此人;憂國憂民只清流,端看吳老。"二、中國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中遇到的問題不僅多而且嚴重,建國初的是面對國民黨留下的爛攤子,接著是大躍進的忽視市場規律所造成的多年混亂,十年文革的動盪更是把中國在初期所建立的經濟基礎耗完,國企改革的重重困境,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沖擊,股市的黑幕操作······一系列的問題有解決好的還有沒解決的。在現在這年代,惡性通貨膨脹、資產價格飆升、貿易摩擦加劇、腐敗尋租行為的增加。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分配不公的貧富差距問題,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分化使得人們的仇富心理更加嚴重。房價居高不下的背後是窮人買不起房,富人買房無人住,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著通貨膨脹形勢顯著惡化、資產泡沫日趨嚴重的挑戰。如果對物價和資產價格的上漲失去控制,中國的金融秩序將趨於紊亂,實際經濟的發展也將受到影響。最近的物價上漲與各地菜農的自毀蔬菜問題,所表現的是內需的不足,同時更是市場的不完善,信息的不通暢所造成。其中主要的三個問題是:第一,我們過去的繁榮建立在出口高增長和投資高增長之上。第二,資產泡沫問題。第三,國際貿易摩擦集中爆發。如何解決中國當前的問題,對於中國的經濟學家是一個巨大的考驗。吳老今年80歲,可謂已經達到了普通人一生難以企及的聲望和事業巔峰,可是,透過書的尾聲,我們依然可以見到一位不圖名利、辛勤工作的老人的身影,他奔波在祖國的大江南北,深入社會,筆耕不倦,為建設一個法治社會,更加富有建設性和可持續發展性的新社會而忙碌。他認為:"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尊重經濟規律本身,遠比經濟規律被破壞之後,再採取一些特殊的調節政策來彌補弱勢群體的權益損失,顯得更為重要。至於今天的很多問題,歸根結底,恰恰在於改革仍未到位。"吳老還看到了經濟問題之外的東西,比如權力尋租。他認為,沒有了行政干預和權利壟斷,就沒有了尋租的可能性。過多的行政干預和權利壟斷,會束縛正常的經濟和社會活動。吳老最大的心願是,中國能走向理性而持續的繁榮。他也渴盼自己的同胞都能過上幸福而自由的生活。要想實現這個目標,須一手抓"市場",一手抓"法治",兩者須臾不可或缺。以上是個人的理解。對書本的理解不足,其中所看到的也不全面不足之處請見諒點評。MSN() 〔吳敬璉傳讀後感〕隨文贈言:【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農夫不會剝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長成種粒;單身漢不會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會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⑹ 吳敬璉的作品介紹一下吧

我只知道他是經濟學家,關於他的一些作品我不甚了了。

⑺ 吳敬璉的主要學術成就是什麼啊有人指點一下嗎

主要學術著作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198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經濟改革問題探索》,1987年,中國展望出版社;《中國經濟的動態分析與對策研究》,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經濟改革的整體設計》,198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市場恐懼症將使我國的現代化事業陷入困境》,1989年,《新世紀》雜志;《吳敬璉選集》,1989年,山西人民出版社;《論競爭性市場體制》,1991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通向市場經濟之路》,1992年8月,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1993年1月,中國經濟出版社;《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市場經濟的培育和運作》,1993年,中國發展出版社;《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1994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何處尋求大智慧》,1997年,三聯書店;《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合著),1998年1月,中國發展出版社;《當代中國經濟改革》,1999年1月,上海遠東出版社;《改革:我們正在闖大關》北京三聯書店;《十年紛紜話股市》上海遠東出版社。

主要學術成就有:1.對世界上各類經濟體制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分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2.從理論上論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樹立這一改革目標作出了貢獻。3.對腐敗現象的體制根源、金融市場的發展途徑等作出了科學分析,為處理這些重大社會經濟問題提出了方案。4.發展了宏觀經濟分析的方法,在幾個關鍵時刻提出了事後證明為正確的政策建議。

最突出的貢獻是:與經濟發展問題相結合,研究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和政策,是我國經濟理論界「市場經濟論」和「整體改革論」的主要代表人,他所提出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戰略基本思路以及不少政策主張(為1984—1988年間的反通貨膨脹主張,1989—1991年期間的「市場整合解決法」等等)現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2004年,吳敬璉又提出「重化工業模式不利就業,加劇貧富分化」的觀點。吳敬璉認為,目前經濟發展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在政績考核辦法、財政體制和扭曲的要素價格上,與舊發展模式相適應的體制和政策仍在起作用。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不少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資源進行城市建設的「形象工程」和重化工業的"政績工程",由此走上了靠投資、拼資源、損環境的粗放增長方式。目前的「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帶來了許多問題。首先,相對貧瘠的自然資源無法支撐高資源浪費的重化工業發展。2003年,中國GDP佔世界的4%,然而,這一GDP的實現所消耗的石油佔世界的7.4%,原煤則為31%。其次,十分緊缺的資本資源無法支持高資本投入的粗放增長。此外,重化工業的發展模式抑制了服務業的發展,並且加重了解決就業問題的困難,並加劇了貧富分化。

⑻ 當今中國最懂國際金融經濟的經濟學家有哪些勵以寧、吳敬璉這些老頭子到底懂不懂

楊小凱,可惜英年早逝。
勵以寧、吳敬璉這些,水平咋樣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絕不是最頂級的經濟學家

⑼ 李慧:吳敬璉憑什麼發怒 改革真的沒有失誤嗎

李慧 在人們眼裡一向是德高望重、一副溫文爾雅學者形象的吳敬璉先生,終於在人們面前也有怒容滿面的時候了,起因是國內某雜志披露了包括吳敬璉在內的幾位知名經濟學家,擔任中石油、中國聯通等公司的獨立董事,文章由此懷疑並得出結論,經濟學家與資本的關系越來越緊密,這種關系也考驗了經濟學家的公信力。吳敬璉先生憤憤不平地說:「我請你 指出,這四個公司都是國有股公司,請你指出我和哪個利益集團結盟。」其實,吳敬璉先生憤怒的不是地方,因為「利益集團」一詞恰恰是出自於吳敬璉先生之口,這實在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做法。
吳敬璉先生可能忘記了自己最近的高論:「什麼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確切地講,多數人過去對吳老先生一直很尊重,從來沒有懷疑過,吳老先生每次的大作出來,或是有新的觀點必定是最先了解。但是,每每對照吳老先生的理論,拿到實踐中去檢驗,卻總是有不少疑惑。大家都知道,吳敬璉先生可謂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始作俑者,其影響力之大甚至被冠以「吳市場」的稱號。但是,特別奇怪的是,一直主張市場化改革的吳敬璉先生最近卻一直在主張要反思改革。 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既然是正確的,怎麼又忽然會跑出個既得利益集團和貧困群體來,貧困群體是哪些,這個大家都知道;而既得利益集團是哪些,這個大家都不知道的問題,卻感興趣的問題,吳先生卻不再繼續說下去。吳敬璉先生不告訴大家既得利益集團究竟是哪些,卻要讓人告訴他「請你指出我和哪個利益集團結盟?」這實在是令人不解的做法。而此前吳先生卻一再地提醒我們,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市場化改革是吳老先生最先從理論上提出來的,但是,市場化改革走到了今天,卻出現了這么多的問題,那這樣看來,吳老先生「有人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的觀點就有問題了,這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叫做自相矛盾;從邏輯思維的角度,就叫做把人來回「忽悠」。 哲學的「終結者」維特根斯坦在他的成名作《邏輯哲學論》中有一段名言:「凡能夠說的,都應當說清楚;凡不能夠說的,就應當保持沉默。」 能說清楚的您就明說,說不清楚的就不要誤導別人,但吳敬璉先生卻危言聳聽地製造出一個驚人的噱頭,並故作高深地擺弄玄機,這怎麼能是嚴肅的「一流經濟學者」的做法呢?既然吳先生一再地提醒我們,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而吳先生又沒有明確地告訴我們,所以,大家猜一猜哪些是既得利益者就很正常。那麼,我們懷疑別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有人懷疑您與利益集團有瓜葛,您就受傷害了,可是,您如果明確地說出來——國有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不是既得利益者不就完了么?但您為什麼就不明說出來,非要讓大家互相猜疑呢? 要說吳敬璉先生確實是中國少有敢說真話的學者,也確實是為改革作過貢獻的專家,吳敬璉先生每一次關於改革的大論,的確是讓人耳目一新的,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我非常系統地研究了吳敬璉先生的改革理論,可就像著名學者何新呼籲的那樣「經濟學家搞垮中國!——驚醒!」因為我得出了一個令我非常吃驚的觀點,最後,及至像何新先生一樣,驚出了一身冷汗!當我把吳敬璉先生的觀點前後梳理到一起的時候,卻看到了自相矛盾、語言混亂、沒有邏輯的一面,特別是吳敬璉先生信誓旦旦地駁斥主流經濟學家誤導改革的時候,沒有看到一點實事求是的理論分析和有明確邏輯思維的觀點。 比如吳敬璉先生一會兒說改革是成功的,一會兒有說改革是失敗的;一會兒說改革是對的,一會兒卻呼籲要對改革進行反思。改革既然是對的、沒有問題的還要反思什麼呢?那一反思還不就是說改革有問題的了唄!所以,吳敬璉先生馬上就拋出來第二個觀點,警惕有人反對改革。不過,吳先生有時說話是很懇切的:「2004年到2005年期間爆發了關於我國改革發展存在的問題,以及中國應當向何處去的大爭論。這種情況向我們表明,認真反思我國改革的成就和不足,它所面臨的問題和明確今後的方向,就成為一種迫切的需要。」但是,他一轉眼又對《第一財經日報》說:「對於改革中出現的反思,我們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而不是去問持有這些態度的人的動機,如果凡事都問動機,就復雜了。」 改革真的就是正確的,沒有錯誤的嗎?錯了,因為改革是社會利益的大調整,。每一次社會的變革就意味著一次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就標志著社會平衡新的調整,而打破平衡就意味著得到和失去。所以,改革對不同的社會群體來說,認識是不同的,改革過程中出現的「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來罵娘」的現象早就不新鮮了。特別是那種盲目提倡市場化,卻忽視了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忽視了市場風險的防範,忽視了市場化進程中,國家體制市場化的同步改革,出現的那種嚴重的「偽市場化傾向」,或者打著發展市場經濟的旗號,卻做著與市場經濟不相干或者是相反的勾當,這樣的「改革」能是正確的嗎?吳敬璉先生自己不是也談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 實際問題根本不是「改革是對的,但要對改革反思」的問題,而是要正確地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標,旗幟鮮明地反對假改革,堅定不移地用改革的精神來捍衛真正的改革,而這種假改革就是發展市場經濟最大的危險。此外,市場化體系並不是把發達國家的模式照抄照搬過來就行了,市場化的推進還與文化傳統有著莫大的淵源,否則為什麼現代市場經濟首先在西方形成,而不是在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東方出現? 這些問題都是很值得我們探討,並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市場經濟的本質的。吳敬璉先生信誓旦旦地說,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是「水火不容」的,但是,哪些是計劃經濟,哪些是市場經濟卻沒有明確的指出來,相反,大家倒是感覺隨著科技的進步,市場中的計劃手段不是減少了,而是越來越強了,而有些該開放的市場反而更加集中化了。 針對市場中出現的種種問題,吳老先生也說了,市場經濟么,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市場經濟也有好、壞之分。敢情這樣的話您早說呀!我們特別想讓您明確地說出來,究竟應該怎樣認識改革,那些是好的市場經濟,那些是壞的市場經濟,這事情不就簡單了么?可是,吳敬璉先生至今也沒有說出來。應當說,翻開吳敬璉先生的煌煌巨著《當代中國的經濟改革》,著實是令人欣慰的,因為在中國經過了20多年的經濟改革後,不管是人們對改革的爭論也好,不管是理論家們對改革的探討也好,迄今為止,尚沒有專家、學者對改革給出一個清晰和比較系統的回答。盡管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著作表面上熱鬧,但是,每每當我們想要從中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的時候,卻發現這些冠冕堂皇的東西大多要麼是做出一個聳人聽聞的結論,要麼是對過程做一個簡單回顧,很難從根本上說明問題。 吳敬璉先生這本題目很大的著作,與以前那些關於中國改革的文章、著作幾乎沒有什麼兩樣,雖然結構上看起來非常完美,理論上也似乎無可挑剔,但關於改革的定義、改革的前提、改革的目標、改革的方法、改革的宗旨、改革的理論、改革的路徑依賴竟無一涉及。既然是談改革,為什麼這些關鍵的問題不談呢?為什麼不能給改革一個清晰明確的答案呢?特別是對改革為什麼會「攻而尤堅」?改革為什麼會出成績?改革為什麼會出問題?真改革和假改革的區別在哪裡?為什麼會有人對改革喝「倒彩」?為什麼改革這么一個大課題,迄今卻沒有人能深入地研究下去?等等這些過去我們大家都經常談論的問題,根本就找不到一個清晰的回答。雖然吳敬璉先生可謂是改革巨擘,此書的題目也很大,但是,主要的問題一個也沒有說,這樣的研究方法能告訴人們什麼呢?充其量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在為政策做「注腳」,或是套上一個冠冕堂皇的經濟學「帽子」,這是否也說明「主流經濟學家」那套虛偽、虛無、虛誇的研究方法過時了呢? 我不知道吳敬璉先生是怎樣研究改革的,但是,我必須提醒吳敬璉先生和那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對改革的研究不是在書齋里能夠得出的產物,那些憑著東拼西湊得來的、一知半解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現抄照賣,而不去根據中國的現實進行深入的實踐,卻提出一堆似是而非、空洞乏味的「改革方案」是不靈的。那些到處掛名、見好處就要,只知道為了職稱而研究卻不能專心做學問,只知道緊跟政策而沒有自己理論的學者也是難以做到的;那些借著考察為名到處觀光游覽、到處讓人簇擁著宣講指點改革的領導們更是不可能做到的。對改革的探討必須能有細致入微的敏銳觀察,並能就每一個問題都抓住緊緊不放,堅持不懈地深入下去,才能最終找到事物的本源。也只有長期地深入到實踐中去,親自參與並廣博地涉獵,而不是置身事外的說教者,只有那些真正是以天下為己任,不懼付出者,才能挑起對改革認識的這個重任。 改革不僅是一門高深的理論,更是一門豐富的社會實踐學,你必須親自去遍嘗改革的酸甜苦辣,比如讓下崗的經濟學家研究失業問題,讓住過醫院的病人討論醫療改革的問題,讓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參與教育改革的設計,讓開過煤礦的老闆解決煤礦的安全問題,讓民營企業的老闆討論發展民營經濟的問題,讓政府的官員體驗一下打工的感覺,讓教育部門的官員當一段時間小學生,這樣才能對改革有更深的體會和認識,就能提出更多的問題。吳敬璉先生呼籲不要把經濟學家個人的學術品德、個人品德聯系在一起。但是,這里我要明確地告訴吳敬璉先生,沒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是不能研究好社會改革問題的。因為我至今沒有聽說過「主流經濟學家」中,有誰這樣做過研究的。所以,我真的懷疑,你們那些個經濟學家的研究課題,究竟要研究的是些什麼東西?
為什麼市場經濟已經走了一半,但是,本應當是有經濟學家指出市場經濟和改革的理論問題,卻竟沒有人能說清楚?因為大多理論解釋僅僅是從原始交易行為的角度來分析,可分析到最後還是又把問題歸為到了開始的結論,結果是使之成為了一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卻始終沒有找到真正的症結。為什麼改革早已進入「深水區」了,但是,關於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仍是一片模糊。再搞不好,市場化改革就快成了「邯鄲學步」里那個燕國壽陵人了,「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所以,「堅持改革不動搖,市場化的方向不能變」,給人們的感覺就好像是經濟學家跟在政策後面「喊口號」,而沒有反映出您老的真實水平。所以,我們就想讓您老說清楚,市場經濟究竟是什麼?市場化的模式都不清楚,改革的方向和目標都沒有,我們究竟如何繼續地改革走下去。 我還特別想問一問您老:哪些是計劃經濟的手段?哪些是市場經濟的手段?哪些是好的市場經濟?哪些是壞的市場經濟?因為在中國的改革進入到了攻堅階段的時候,對改革的本質作進一步的研究和深入的挖掘是十分必要的,不了解這一點,改革就無法深入地進行下去,特別是您老指出了改革出現的四個重大缺陷問題究竟該咋解決。您呼籲對改革進行系統的總結和反思更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尚沒有看到對中國的改革有比較系統的研究成果出現。這究竟是為什麼呢?理論是要有預見性和對現實的指導作用的,否則,就不能稱之為正確的理論了,中國革命的實踐不是早就證明了這一點了嗎? 我們過去總是認為經濟學家是對的,但現在我們不應當這樣想了。沒有拿到實踐中檢驗的理論是不能稱之為理論的。 有人也講了,改革的理論是對的,但是對改革的執行是有錯誤的,學者是左右不了現實的,所以,有人說經濟學家對改革的影響不大。比如吳老先生就談到:「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權貴資本主義,或權貴資本主義指導下的改革。」 這我們可就更搞不明白了,請問,你說一個死掉的孔夫子有多大的作用?但那個在世時周遊列國卻處處碰壁的孔夫子,他的理論不是堵住了老百姓的嘴,維護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嗎?如果沒有儒家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思想禁錮,中國文化又何至於後來衰落了呢?雖然,經濟學家並沒有直接參與到改革之中,但是,如果經濟學家的理論有問題,卻足以用來堵住群眾的嘴,讓人們的思想不能自由的呼吸。更何況哪有不考慮現實環境的理論呢?如果沒有經濟學家為市場化改革提供理論依據,市場化改革怎麼能搞起來呢?而市場化改革出現問題,卻與經濟學家的理論毫無瓜葛,這樣的說法是難以服眾的,而經濟學家也是難辭其咎的。所以,不是經濟學家的理論有問題,就是經濟學家本身出了問題。 為什麼人們都在談論改革,但卻往往浮於表面,而未能對改革有比較系統而深刻的研究呢?一個現象可以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發,在中國經濟學家爭相攀比學歷,卻忽視社會實踐的方面,他們甚至不如大思想家孔子,因為孔子不僅終生恪守並倡導「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敏而好學,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他甚至更早於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了「自知自己無知」的命題。孔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自己:「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不僅承認自己的無知,還舉例說對農夫的提問都不知所以然。這種思想開放的態度是中國經濟學家所不能及的。所以,為什麼有人說中國沒有真正的經濟學家,竟然得到比較一致的同意?因為,認為自己無所不能,而不承認自己的無知的人才是真的無知。
郎咸平先生曾提出這樣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為什麼整個社會竟然沒有制衡措施,為什麼任由錯誤思維主導經濟發展呢?我的結論是由於政府壟斷了公共決策,再加上少數專家學者壟斷了輿論,在沒有全社會的集體參與和集思廣益之下,形成了少數人壟斷改革路徑的選擇——而且是一個破壞社會環境的錯誤路徑。」所以,人們早就從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驚天語錄,以及他們關於改革的「高論」中看到了他們自相矛盾、不學無術、投機鑽營、利慾熏心的面目了。這些「經濟學家」究竟有沒有什麼真實的水平?是只能跟著政策製造所謂的空洞理論,還是只能生吞活剝地搞一些西方已經淘汰的乏味「先進」理論呢?今天人們對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的詰問,與當年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人們試圖將腐朽的儒家文化逐出主流文化舞台的道理是一樣的。 事實上,在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郎咸平現象」問題上,就郎咸平先生的個人力量來講,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就郎咸平先生所闡述的事實卻極具沖擊力量的。所以,我們看到網友對郎咸平先生理論的熱烈追捧,而不是對郎咸平先生本人的盲目崇拜,這正是一種理性精神的回歸,也是中國從改革開放走向開放變革的新標志。有一位自稱自己是「主流經濟學家」陣營里的李肅先生,曾公開挑戰郎咸平先生,他要與郎先生叫陣辯論的五大問題是「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中國改革歷史和產業大勢的無知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國企改革大局和效率追求的破壞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金融工具創新大事的阻擾者、郎咸平教授是不是經理人股權激勵機制的扼殺者和郎咸平教授是不是企業家群體的惡意攻擊者?」在此,我只是想把這五個問題前面的名字換一下,就是把「郎咸平」的名字換成「吳敬璉」,不知吳敬璉先生將做何回答?

⑽ 誰能解釋下「吳敬璉模式」

你可以參考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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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增長模式抉擇》是為了回答中國應當採取什麼樣的增長模式,應當走一條什麼樣的工業化道路,而對我國經濟生活中的理論和實踐、歷史和現實進行的研究。
吳敬璉: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經過三十年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未來中國經濟能不能持續的高速增長,不僅關繫到中國自身的興衰,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世界經濟和政治的走向。

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經濟的高速成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減貧取得的成效,這是所有尊重事實的人都承認的。但未來,中國經濟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從經濟社會生活的層面上看,資源短缺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日益突出,同時社會環境的問題也較嚴重,腐敗蔓延、貧富差距擴大;從經濟的深層結構看,內部GDP在投資和消費結構上失衡、過渡的投資和消費不足,外部國際貿易和國際收支雙順差。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觀經濟上的集中表現就是流動性過剩,或者稱貨幣的過量供應。這導致資產泡沫的形成,或者通貨膨脹、消費物價指數上升,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導致這些問題最深層的根源在於增長模式的缺陷,而關於「增長模式」這個說法,在十七大上有一點改變,叫做經濟發展模式,但我想內容是一樣的。那麼要解決中國所面臨的這些困難和挑戰,從根本上說就是要轉變發展的模式,而這樣的轉變難點頗多,實現不易。這幾年來,許多學者對此都發表過深刻的意見,經過非常深入的觀察認為,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主要的障礙在於舊體制的遺產沒有得到消除,最重要的是四點:

首先,各級政府依然掌握著一些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力。如由於銀行體系、金融體系改革沒有到位,土地產權制度不明確,各級政府對信貸的發放、土地使用依然有著很大的支配權力。

其次,各級政府把GDP的增長速度作為政績的主要標志,這不光是政府內部的看法,似乎整個社會都形成了這種觀念。

第三,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和物質生產增長的速度緊密相連。

最後,市場的力量很小,很多要素價格由行政定價,按照計劃經濟的慣例壓低價格以利於國有企業降低成本,實際是扭曲了資源配置。

如果這個結論是對的話,那麼出路在哪裡?出路就在於像十七大所要求的那樣,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建立起一個規范的市場體系,讓市場充分發揮它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過去三十年的事實告訴我們,改革並不是方向不對,而是改革還沒有到位。改革前以「城市老爺衛生部」為代表的社會保障體系已無法工作,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第十四屆三中全會時,在社會保障方面出台了一個很好的制度設計。然而近15年過去了,社保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這個責任是在所謂市場化的改革,還是在於沒有能夠執行這個決定呢?這樣的現象還體現在國企改革和農地改革等方面。

同時,中國改革需要打破壟斷,消除微觀干預。這都牽涉到有關部門的權力和利益,所以推行起來非常困難。但如果不打破壟斷,不消除行政部門對於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就無從談起。同時,我們的市場是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之上,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在立法方面,雖然數量不少,但一些基本性立法如《物權法》、《反壟斷法》等,從速度到內容都還存在不少問題。

解決司法和執法的問題,操作難度可能比立法還要大。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非人格化交易佔主要地位,當非人格化交易地位佔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沒有一個公正的法庭執法,合同執行不能得到保障,經濟活動參與人的財產安全性無法得到保護,勾結官府、買官賣官就會越來越盛行。權力會導致腐敗,這是一個顛覆不破的真理,市場經濟的繼續良好發展,就要靠法治來約束權力。

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就要在這些方面進行突破,而這並不是空洞的原則,所有這些原則都包含著非常實際的內容。

以信息產業為例,中國有世界最大的信息產業市場,不管是移動通信網還是固定通信網,在網路容量和用戶數量上,近五年來都穩居世界第一;我們有世界最強的硬體製造能力,現在許多信息產業的產品都是中國製造或者是中國代工在中國製造。雖然很多中國製造的知識技術含量很低,可我們的進步速度很快。目前中國信息產業擁有高等學歷的技術人員人數是世界第一,研發經費根據OECD去年的報告,也超過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所以我認為,如果有一個好的制度基礎,中國的信息產業或者叫做信息通訊產業就可以順利地實現產業的升級轉型,完全改變面貌,創造中國自己的拳頭企業和拳頭產品,在某些產業里處於主導地位。

可惜的是,我們到處都能看到一些具有突破性的發明創造,但一旦欲將其變為產品就碰到了種種體制上的障礙,包括行政單位運用自己的行政權利保護自己的企業,設置障礙阻斷市場准入等等。在很多行業,我們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能不能實現升級轉型,取決於各方面的努力,而這其中政府機構端正自己的行為起著關鍵性作用。

未來,黨政領導機關根據十七大的決定,最重要的職能就是要努力推進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我並不贊成「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說法,但我也不同意將好政府定義為強有力的政府,能夠處理一切社會經濟事務。我認為,政府應該是「有限」 的,提供公共產品,而不處理企業的微觀事務;在市場上沒有自己的利益,而是給市場提供秩序和條件。

同時,促進改革的努力應該來自各方。傳媒應為改革營造一個良好的氣氛,極力推動各種改革新思維和想法的傳播。專家學者也應該從自己的研究領域出發,多種視角提出自己的見解,匯集在智慧庫里供決策參考。社會各界對專家學者也應有所理解,因為他們並不能窮盡真理,輿論一律只能扼殺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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