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報日系車8月9日

㈠ 中國改革開放對日本經濟的間接影響

1978年底，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此後中日貿易快速發展。1978~1991年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同時也是日本大力推進出口市場和能源進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的重要時期以及日本企業積極開拓、尋求新興市場的時期。目前，學術界鮮有從政策角度全面系統探討此時期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對中日貿易關系影響的相關研究。本文擬從日本政府對華貿易政策調整、日本企業對華戰略轉變、日本對外貿易格局變化三個層面加以闡述。

一、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及對日外交

1978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之後黨和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從1978年底開始，在農村開展了以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從根本上改變了束縛農業生產力發展的管理體制，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982年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指出應健全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1］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要求在1984年底前大體完成建立鄉政府的工作。［2］農村改革取得突破後，迫切需要將改革的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pp.344~361）此次全會以後，展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一是進一步增強企業特別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業的活力，使它們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繼續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進一步擴大企業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二是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市場，逐步完善市場體系；有步驟地開拓和建立資金市場、技術市場與促進勞動力的合理流動。三是國家對企業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為主轉向間接控制為主，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宏觀經濟管理制度。［3］

在上述改革的同時，國家實行對外開放，按照平等互利原則擴大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特區。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正式將「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4］1983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又批轉了《加快海南島開發建設問題討論紀要》，給予海南行政區較多的自主權，以加快海南島的開發建設。［5］1984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於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指出要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1月，國務院又召開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座談會，會議決定，先將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繼而將遼東半島、膠東半島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以加速沿海經濟的發展，從而帶動內地經濟發展。［1］（pp.323,364~365）

這些改革和開放政策，不僅使中國由封閉走向開放，而且也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市場的巨大潛力逐步顯現。如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促進了農村的經濟發展，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允許企業自產自銷部分產品和實現利潤留成，以及打破城鄉分割和地區封鎖，疏通流通渠道等，擴大了國內市場。穩定成長、開放的中國市場對世界各國都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與此同時，改革開放有利於中國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也為外國企業提供了商機。

與改革開放政策相適應，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做出相應的調整。要發展經濟、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就需要從國外引進資金和技術，發展國際貿易，加強國際合作和交流。而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經濟發達、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發展與日本相互合作、平等互利的經濟關系，對中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十分必要。

政治上加深相互理解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為改革開放後中日友好合作關系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鄧小平在歡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宴會上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必將為進一步加強中日友好，擴大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領域的交流，開辟更加廣闊的前景」，「將對維護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產生積極的影響」。［6］1979年2月，鄧小平訪日，與首相大平正芳進行了廣泛的交談，進一步加深了兩國的相互理解。12月，華國鋒在會見訪華的大平正芳時表示：「中日兩國更加堅實地、富有成效地擴大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既符合中日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亞洲和世界和平事業的需要。」［7］

經濟上按照平等互利原則發展同日本的經濟技術合作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時，闡明了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表達了要向日本等發達國家學習的意願以及對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自信，並認為「需要大量引進日本的科學技術和資金」［8］。1979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鄧穎超在訪日期間廣泛接觸日本政界、經濟界和文化界人士，在日本經濟團體舉行的酒會上，她指出：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時也要積極學習和借鑒外國的一切先進的東西。你們工業發達，技術先進，在企業管理上也有豐富的經驗，我們願意向你們學習。我們兩國在經濟、技術領域里的交流和合作，是大有可為的」。［9］1980年5月，華國鋒在訪日時指出：「我們兩國的合作具有互通有無、互為補充、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有利條件，兩國的合作道路將會越走越寬廣。」［10］1982年5月，中國領導人在訪日時進一步用中國古語「天時、地利、人和」來形容中日兩國經濟合作的有利條件，同時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長期穩定地發展兩國經濟關系的三項原則。［11］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對上述三項原則又補充了「相互信賴」，成為四項原則

㈡ 被捕一年後，日產汽車前總裁卡洛斯 · 戈恩被曝離開日本

日產汽車前總裁卡洛斯·戈恩(CarlosGhosn)在去年11月19日被捕，至今已一年有餘。在過去的這一年裡，日產和雷諾在多個核心維度都被業界領先的競爭對手淘汰，截至目前，雙方股價都下跌了約30%。作為全球第一大的汽車聯盟組織，雷諾-日產聯盟似乎已經開始走向解散消亡。

戈恩擁有黎巴嫩國籍，並在黎巴嫩度過了大部分的青年時光。他於2018年11月因違反日本金融法被捕而從黎巴嫩返回東京。據稱，日產汽車內部調查發現，戈恩向東京證券交易所提交的賠償報告存在問題。據說這項活動已經進行了多年，日產在有關此事的聲明中說：「還發現了許多其他重大的非法行為，例如個人使用公司資產等等。」

在付了900萬美元的保釋金後，他於2019年4月因新的財務指控再次被捕。戈恩在整個故事中一直堅持自己的清白，並拒絕了日本法院提出的許多要求，包括能夠與妻子取得聯系。據了解，他的審判定於2020年春季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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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 2019年度中國汽車保值率發布，日系車幾乎屠榜

品質決定品牌，品牌決定定價，未來保值率將成為車輛交易的晴雨表。

近日，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和精真估聯合發布了2019年度中國汽車保值率報告，旨在通過保值率的數據表現幫助商業決策和應用於新車定價、融資租賃、車輛置換等場景中，同時輔助C端消費者作為重要的購車參考。

本次報告中，精真估結合了全年的大數據，通過獲取二手車全量數據標簽包括：車輛基礎數據／車況數據／交易數據／渠道數據／車輛歷史記錄相關／車輛維保／車輛金融數據，並基於此，得出影響保值率高低的依次順序是（權重從高到底）：車系、品牌、使用車齡、上市時間、行駛里程、區域季節曲線、廠商指導價、排量、變速箱等。

2019年度中國汽車保值率報告

1、各級別車型整體保值率

數據來源：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精真估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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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戈恩怎麼逃出日本我不關心，隨後的新聞發布會才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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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韓系動向123》韓國抵制日本車一周年，把日產逼的退出韓國

去年，由於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貿易戰爭不斷的升級，升級之後波及到了電子產業和汽車產業。我們都知道韓國是一個特別團結的民族。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韓國國民為了幫助政府擺脫金融危機，就將自己家的黃金全部捐出來給政府渡過難關。而這次日本和韓國之間的貿易爭端，韓國人民也是團結了起來，開始抵制日本汽車。
如今，時間過去1年了，日系車在韓國生存如何？本篇文章，就告訴大家答案。
【1】豐田，本田繼續加大對韓國消費者的福利政策
其實消費者抵制日本車，往往是因為個人的情緒化，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情緒也就慢慢的減小了。因此在今年2月，豐田和雷克薩斯都針對韓國市場進行了特別營銷活動。
雷克薩斯在2月推出了緊湊型SUV UX 250h F SPORT車型，並發起了「 RX，UX，NX Campaign」，這是一個會為期近一年的活動。雷克薩斯還通過引入名為「 Lexus Auto Care Lease（雷克薩斯汽車維修租賃）」的新租賃計劃來加強其營銷活動。
豐田公司將首爾瑞草展覽中心搬到瑞草車站附近。地上5層，地下1層，面積888平方米。 1樓和2樓的陳列室可擺放9輛車，在2樓設有專用休息室供遊客休息。最多可停放20輛車。豐田目前在韓國設有24個展覽中心和23個售後服務中心。
本田免費提供牽引事故車輛的服務。將向長期行駛10萬公里的客戶提供優惠券。到2020年6月底，諸如機油，機濾等更換等維護保養給與9折優惠。另外，消費者還可以最高可獲得200,000韓元（1000元人民幣）的禮品券。
本田摩托車還將加強客戶滿意度服務，例如使用車輛診斷設備和對到店的客戶車輛進行免費的定期檢查。本田摩托車計劃推出一種從未在韓國市場銷售過的新型摩托車。
因此，由於去年下半年以來抵制日本汽車的抵制，韓國市場的銷售活動已經低迷了一年左右。因此今年，日系品牌開展了一系列自救行動，包括發布新車，進行媒體試駕和增強客戶服務。
對此，來自進口汽車行業的消息人士表示：「到目前為止，日本汽車品牌似乎一直在被動地維持其營銷活動（考慮到抵制日本汽車的影響）。」然而，日產和英菲尼迪終於宣布退出韓國市場。對於日本汽車品牌如雷克薩斯，豐田，本田等造成更大的危機感。」考慮到這種危機感正在加劇，這可能是日本汽車品牌進行更積極的營銷活動（以恢復銷量）以克服當前危機的一種方式。
【2】日產，英菲尼迪退出韓國市場
上個月的28日，日本知名品牌日產和英菲尼迪宣布退出韓國市場，目前已經在韓國市場的車，持續銷售到今年12月。日產自2004年進入韓國市場以來，已經有16年的歷史了。
日產汽車和英菲尼迪表示，退出韓國市場的決定是全球戰略改進計劃的一部分。從中長期來看，這是總公司在全球市場上確保良好的利潤結構並建立可持續業務基礎的最終決定。
盡管日產和英菲尼迪宣布了這一消息，但由於抵制日本車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蔓延，日產和英菲尼迪仍被認為是韓國市場抵制，帶來銷量急劇下降。
2017年，日產和英菲尼迪在韓國的銷量為8,982輛。2018年銷量為7183輛，2019年為5049輛，到今年5月，僅售出了1263台。今年要突破2000年的銷量並不容易。
日產和英菲尼迪品牌撤出後，日產韓國約40名員工也被迫離職，截至本月，預計韓國的15個展廳和27個售後中心將按順序停止運營。
豐田韓國公司的一位官員說：「（最近，由於日產和英菲尼迪宣布退出韓國市場）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努力工作的原因。」
他補充說：「（到目前為止，豐田和雷克薩斯都是品牌），我們將一如既往地通過擴大網路，為客戶提供便利和客戶滿意度，為我們的客戶做到最好。」
本田韓國一位官員說：「由於新冠肺炎的影響已經逐漸過去，最近一段時間交付需求增加，本田摩托車的銷量相對增長，但本田（汽車行業）的銷量卻減少了近一半，從而增加了銷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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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日本金融風暴前夕 房價是國民年收入的多少倍

不是很清楚，但能給樓主些信息 全球市場恐慌使投資人大舉撤出風險性投資，日圓利差交易平倉使日圓暴漲至13年高點，勢將重挫日本出口商的獲利，日本股市24日暴跌近10%。圖中東京一家證券商的電子屏幕顯示日經指數與日圓24日收盤價。
（彭博信息）
全球金融市場動盪造成信心恐慌，投資人紛紛還掉以低利借來投資的日圓，使日圓暴漲沖破13年高點，奔向90日圓兌1美元價位。匯價沖擊日本出口商獲利使日股暴跌近10%。全球撤出風險市場的浪潮使美元堅挺升至二年高點。

日圓對美元24日一度暴漲逾6%，漲至1美元兌90.95日圓的13年新高。日圓對歐元更是暴漲逾10%至1歐元兌113.81日圓價位，創逾六年高點。投資人借入低利日圓投資高利貨幣的套利操作大舉逆轉，部位平倉需要買回日圓，促使日圓飆漲。

日圓大幅升值使豐田汽車、Sony等日本出口商賺來的外匯獲利貶值，恐沖擊日廠財報。日經225種股價指數24日暴跌9.6%至7,648點。豐田股價重挫6.4%，Sony、夏普、京瓷等電子出口大廠都有13%上下的跌幅。

分析師指出，日圓的猛暴升值顯示市場陷入恐慌殺盤。南非蘭德、紐元、澳元等高利貨幣在投資人撤出投資部位時損失慘重，資金回籠又加強日圓與美元的漲勢。

渣打銀行匯率策略師米尼金說：「全球所有市場都正在強力縮減杠桿，逃離風險。我們看到高殖利貨幣出現許多弱點，日圓的表現非常好。而隨著資產負債表縮減及資產贖回，美元也將因此走升。」

美元對歐元24日盤中漲至1歐元兌1.2497美元，是2006年10月以來首度突破1.25美元價位；美元對英鎊更漲至六年新高，突破至1英鎊兌1.5269美元。跟蹤美元對六種主要貨幣匯價的美元指數（Dollar Index）一度大漲近1.9%至86.965 點，也創2006年10月以來未見價位。

㈦ 91年日本房地產崩盤，平均房價降低了多少

1989年泡沫經濟的最高峰石獅子眼前的銀座四丁日的地價是每3.3平方米12億日元。樂京的另一個地標一樂京帝國場廣場下面一平方英里上地的價格，比整個加利福尼亞的土地價值還高，一個東京都的地價就桕當干美四全國的十地價格。

有笑話說把東京的地皮全部賣掉就可以買下美國，然後而把美地出租給美人住。葉邦富說， 在當時的幾本報紙上這樣的言論經常可以看到，並月被大部分口本人接受開以為家。據出木土公布的統計數據，80年代中期，隨著人呈資金江入房地產行業地價開始瘋壯獻升。

自1985年起東京、人版、名古原京都、棲沉和神廣八人城市的土地價格以五位數上升,1987年住心用比價格競I升了307%,商業用地則跳升了48.8%。1990年六大城中心的地價指數比1985年1漲了約90%。從1986年開始出現了地價上漲啟峰期1990年的地價大約是1983年的25倍。

81年開始，日本房價開始暴跌。當午降了70%,但跌的自一年漲了10%跌的結果就是失業連租房、吃飯都問題了。泡沫危機後，樂京房價一度低至幾千人民幣每平方，但是過了幾年馬上過萬，升在3~5萬區周旋了一段時間，隨後普通區域5萬左右，4心區域6~15萬的多。

(7)國際金融報日系車8月9日擴展閱讀

判斷樓市崩盤的科學標準是以下幾點：

1、本地客觀供應量超過本地自住需求並有購買力的一倍及以上。因為異地消費占相當比例，但還不至於充斥整個本地市場。因此，只要客觀供應量嚴格超過本地自住需求形成買方的可選擇性，讓人們能夠在比較中買房，並且政策以打擊捂盤迅速有效，則房價通過市場逼迫而下行才有可能。

2、現售房源中的中高檔盤出現嚴重滯銷並且屬客觀性滯銷而不是捂盤或銷售可提供開發回款要求，一個硬性標准就是讓其持有成本超過現售可以獲得的利潤。

3、所有的投機投資性消費均通過一定的調控政策被抑制，並且土地供應按政府規劃正常放量。

4、行政管制，對高房價課以重稅，並且此增加稅負無法轉嫁。實際上除非政府控制房價，不然無法做到這一點。

如果從短期的觀察，認為銷售滯漲，無需求或需求不旺，就認定房價可能下滑，還為時過早。通過越調越高的階段，部分開發商的腰已經壯了起來，不僅儲備用地無憂，而且存量項目的回收已過保本期。這個時候，一項政策或幾項政策讓銷售適當停滯，不代表樓價會下行，更不可能導致樓市的崩盤。

㈧ 日本車別買了，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已經播出： 日本對中國的抵制，遠比我們想像要嚴峻得多！ 第11

我的錢我自己愛咋花就咋花，我就樂意買，你也管不著。
今天中國跑的日本牌車基本都是中國生產的，只是與日本合資而已，你抵制的其實也是自己。
如果中國真的與日本打商戰，那麼國家金融系統自有政策，那個層面根本不是你能理解的。現在我國政府沒有禁止日本牌子的商品流通銷售，這就證明中央是支持商品多樣化的，日本牌子的商品無論國產還是真的進口都不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國家對自由市場規律是放開的，不會再閉關鎖國。你這種小草民根本不懂經濟就別隨便替李總理做主啦，自己該幹嘛幹嘛去吧。

㈨ 抵制日貨是愛國行為嗎理由呢我需要一個辨證的答案。

我們要不忘歷史，但牢記歷史並不是為了宣揚民族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礎上發展中日友好關系。要我們的學生學會尊重，學生寬容，善於學習和借鑒世界各民族包括日本民族的優秀文化與成果，並把我們的愛國熱情轉化為學習的動力，為建設國家打好扎實的基礎。要樹立民族自信心，不崇洋媚外，要愛護我們的民族產業和民族產品。

我們告訴國人，不能用主權和尊嚴換和平，不能用原則和子孫後代的利益換發展，一個在被歪曲的歷史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中日關系必定是扭曲的關系，當和平需要我們付出代價的時候我們應該用生命去悍衛她。我們不能把民族的振興寄望於別國的援助，一切只有靠我們自己，要居安思危，瀝心圖治，奮發圖強。

最後，我們應該相信我們的黨和政府，有能力、有智慧處理好中日關系。

我們要發展，要建設，我們需要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我們需要有良好的周邊環境，希望與我們的鄰國建立睦鄰友好關系。但這些都是有原則的，是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公平利益的基礎之上。中華民族曾受到過外族的壓迫和欺凌，承受過戰爭災難，抵禦過強敵入侵，但中華民族是個善良友善的民族，從未侵略過別國，也從沒發生過極端民族主義事件的歷史。

我們需要學習別人的先進技術和經驗，我們希望和別國開展雙贏的經貿合作，但這並不是中國發展的必要條件，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才是我們民族的立國之本。只想依靠別人之輩，本身就是想不勞而獲，天上不會掉餡餅，中國的資源和市場是很多國家垂涎欲滴的肥肉。這么多年來，我們學到了經驗卻沒有學到技術，有多少尖端技術不是靠我們自己而由別人送來的呢？而別人賣給我們的技術不是過期的就是他們自己國家裡將要淘汰的，他們賣給我們的設備有很多卻是一堆垃圾。

㈩ <財經>2008年刊上的一篇文章<中國2008,日本1988 >

以下為現任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 (CEIBS)經濟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先生的一篇文章. 此前, 許先生曾任職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兼研究部主管, 美林證券亞太高級經濟學家，世界銀行顧問。麻省Amherst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等等. 仁者見仁, 智者見智.

中國2008，日本1988？

亞洲兩個最大的經濟何其相似，區別僅在時間上相隔了20年。

20年前，在世界各地的旅遊景點，處處可見搖晃小旗的日本遊客；今天從巴黎到洛杉磯，散漫喧嘩的國人成為酒店飯館的新寵。20年前，巨額貿易順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今天處於同樣境地的是中國的人民幣。20年前，日本人在全球尋覓資產，加州的高爾夫球場、紐約的洛克菲洛中心，無論價格幾何，悉數收入囊中；今天輪到中國公司，大手筆購進巴西的鐵礦、中亞的油田。20年前，世界10大銀行日本占據9席，今天按市值計算，中國已10有其4。20年前，東京的股市和地產掀起非理性狂潮，今天上海的A股突飛猛進，很快就打破了東鄰扶桑的泡沫記錄。

兩個亞洲大國的經濟不但形同而且神似。戰後日本經濟的重建和起飛靠的是投資，投資對GDP的比率從1955年的15%快速上升，到1970年代初期已接近40%。我國經濟增長最強有力的推動也是投資，投資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5%提高到2006年的42%。作為對照，戰後美國的投資率一直穩定在15%的水平上。

表面上看，投資驅動並無不妥，日、中兩國先後都實現了經濟的高增長和低通脹。從1955年到第一次石油沖擊的1973年，日本的GDP增長約為10%，而消費物價通脹年平均不到2%。低通脹的原因是投資形成了新的生產能力，過剩產能下的過度競爭限制了廠商的定價能力。同樣由投資驅動，我國當前經濟周期的特徵也是高增長和低通脹。

高增長掩蓋了諸多深層次的結構問題，改革的意願消失在滿足於現狀的欣慰之中，低通脹則解除了貨幣政策當局的警惕，銀根松寬，信貸供應充足。信貸刺激了投資，投資帶動景氣上升，企業盈利的改善誘使銀行發出更多的貸款，如此形成投資-景氣-信貸之間的循環，進一步強化了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並為日後的流動性泛濫埋下了伏筆。

投資驅動的問題在於增長的不可持續性。如同所有生產要素，投資服從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就像在給定面積的農田裡施肥，第一袋肥料可增產100斤的話，第二袋只能增產60斤，第三袋所帶來的新增產出更少。換一個等價的說法，為了獲得一定的產出增加，農民必須使用越來越多的肥料。同理，為了維持一定的GDP增長比如說10%，僅有高投資率還不夠，必須不斷提高投資率。然而投資率存在著上限，理論上講不可能超過100%。現實的上限在哪裡？50%？即一年之內所創造價值的一半用於投資，另一半留作消費，這是一個迄今為止世界上從未見過的比率，我國經濟距離這一點已經不遠了。

一旦投資下滑，增長奇跡終結。自1970年代初開始，日本的投資率從35%的高位上回落，GDP增長率隨之降到年平均4%以下，進入1990年代之後，增長基本停頓。人們自然要問，我國的投資率還有多少上升空間？如果投資趨向穩定或者下降，我們是否還能保持高速增長？

除了增長的不可持續性，投資驅動造成經濟結構的扭曲，資本密集型的製造業過度發達，而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相對落後。雖然人均GDP和美國相差不多，日本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僅為65%，比美國低了至少15個百分點。我國服務業產值不到GDP的40%，並且近年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目前與印度相比也要低10多個百分點。

製造業與服務業的失衡對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貿易順差和本幣的升值都與之有著很大的關系。服務產品在本土消費，不會引起國際貿易摩擦，而製造業的過剩產能只能由海外市場吸收，強勁的出口實為投資驅動的必然結果。倘若當年日本及時將經濟發展的重點轉移到服務業，或許可以避免「廣場協議」的城下之盟；倘若我們能夠及時叫停「二次工業化」的自編狂想曲，或許資源的消耗不致令世界感到難以承受，環境的破壞恐怕也不會嚴重到今天的地步。

製造業的過度發達源於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指導，日本有產業政策，中國有五年計劃。凡政府規劃必然是重製造業，輕服務業，因為它既不知道如何也沒有足夠的信息制定服務業的規劃。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日本以往的產業政策實際上都是製造業政策，而我國的五年計劃的編制也是圍繞製造業展開，對服務業僅輕描淡寫，幾筆帶過。

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區別在於前者多為集中、已知和確定的，而後者卻是分散、未知和不確定的。汽車如何製造，看得見摸得著，一個互連網站能否招徠到足夠的用戶，沒有人說得清楚，甚至在街角上開一家餐館能否賺錢，要到開業經營之後，才能有個大致的估計。服務業在這里包括了對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的科技創新，雖然科技產業也有製造業的成分，但它的價值創造主要體現在無形的智力產品上。政府可以規劃汽車行業的未來發展，兩個汽車公司就是一個行業，但對於服務業特別是科技創新，政府既非專家又缺乏信息，不可能事先做出符合實際的預測與規劃。

無論產業政策還是五年計劃，政府導向的資源配置不可避免地向製造業傾斜。「日本模式」曾為世人所津津樂道，其核心是政府、工業和金融的三位一體，在產業政策的指導下，銀行為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提供廉價資金，企業進行快速的規模擴張。為了強化集體行動能力，銀行與企業以及企業之間交叉持股，結成利益共同體。在我國，執行產業政策的是大型中央企業和國有銀行，政府所有制則作為協調和溝通的連接紐帶。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各自的區域經濟規劃，運用行政影響為重點項目提供融資。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規劃對企業的約束日趨衰弱，但產業政策以及與其配套的監管卻長期壓抑了服務業的發展。政府對重要的服務業如金融實施了嚴格的市場准入、產品開發和定價的管制，不僅限制了這些行業自身的成長，而且由於機構與產品的單一和過分集中在銀行業，不能給服務業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銀行要求借貸者擁有足夠的固定資產作為抵押，並有穩定的現金流以支付利息，製造業因此受到青睞，而服務業和科技企業則遭到遺棄。

日、中兩國都非常重視科技，日本建有築波科技城，中國的科技園區更是遍布全國。然而不無諷刺的是，政府越重視，創新能力的提高似乎就越困難，日本的信息技術落後美國不止10年，而中國在經濟高速成長期間甚至少有豐田、索尼那樣能夠進入高端國際市場的公司。

日本給人以科技發達的印象，其實正如日本前金融相竹中平藏所指出的，日本的特點是二元經濟，外向與國際市場接軌的製造業部門創新能力較強，可與歐美競爭，而國內的金融、地產、建築、零售等行業長期處於政府的保護之下，產品技術陳舊，效率低下。我國的二元經濟也不宜再以城鄉劃分，而與日本類似，一方面是監管保護和政策扶持下的國有部門，與之並存的是在國內外激烈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民營部門，我國目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大多出自後一部門。

創新能力不足成為日、中兩國經濟的軟肋，為保持增長，兩國都不得不追加投資，以彌補投資收益遞減留下的缺口。美國之所以能夠以15%的投資率實現戰後的中度增長，關鍵是通過創新不斷改進效率。盡管山姆大叔的增長成績不如東亞耀眼，但他有理由對85%的消費率感到滿意，畢竟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增長本身，而是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

當增長失去勢頭時，日本找到了快速創造財富的捷徑——經濟泡沫化。由於直接融資手段缺乏和資本市場的畸形，民間儲蓄的大部流入商業銀行，而銀行消化儲蓄資金的方法只有放貸。與直接融資不同，貸款會派生出新的存款迴流到銀行，迫使銀行發放新一輪的貸款，由此造成流動性的過剩。股市和地產狂飈曾使東洋感覺已站在世界之巔，同樣的紙面繁榮20年後在中國重新上演。

1989年近代歷史上最大的泡沫破滅，日本經濟從此陷入停滯和蕭條，十幾年間首相更換有如走馬燈，認真反省「日本模式」的只有小泉政府。小泉在任內整頓金融，開放市場，打破交叉持股，縮小政府規模，最能代表其政策取向的，當屬郵政儲蓄的私有化。

歷數「日本模式」的諸要素，產業政策、投資拉動、製造業優先、銀行為主的金融等等，所有這些都可追溯到一個源頭——政府對經濟的積極干預。至於「日本模式」的另一面，消費不足、服務業落後、創新乏力、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則可以歸結為市場的虛弱。實際上，「無形之手」之所以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正在於「有形之手」的過於強勢。

今天的日本在發展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徘徊，沿襲自明治維新以來形成的傳統，繼續政府主導的「日本株式會社」模式？還是相信市場，倚靠企業和個人的創造力？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決定日本經濟的未來走向。中國能否避免日本式的繁榮-蕭條大循環？今後幾年的政策時關鍵，希望2008年將是改革開放的第31年，而不是激情與惶恐交織的泡沫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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