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這場歷史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

A. 結合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談談你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理解。

資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至今雖只三百多年，但加上資本主義的成長期到工業回革命也有三答百多年，總共已有六百多年了。資本主義的經濟自身固有的矛盾早就暴露無遺，上世紀初列寧就曾斷言其到了"垂死的最高階段"。結果其至今未死，美國還成為超級大國。問題還是馬克思說的:一種生產方式在它所能包容的生產力，還沒有完全發展出來之前是決不會自行消亡的。二戰以後是日新月異的科技和經濟全球化救了資本主義，反到使社會主義遭到嚴重挫折。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表露了老的經濟全球化的格局不能再維持下去了。互利雙贏及多元化的格局巳形成。可以說當今世界已進入了後資本主義時代。這個時代的科技發展是一種主要的生產力，它不僅會大大地全面地提高全體勞動者的知識和素質，並且將造就一個知識階層----各行各業的精英群體。就是說人類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之後將進入一個知識社會。中美必有一戰論是極為愚蠢的。中美必有一賽才是正事。

B. 這場金融危機給中國中小企業帶來了什麼影響

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全球經濟下滑，中國經濟開始新一輪周期調整。在大環境不確定下，中國經濟如何生存、如何抓住機遇快速發展?成為各行各業最為關注的問題。

對於國內企業，除了面臨金融危機給我們帶來的不確定的外因，企業如何練好內功、如何通過提升內控來增強我們自身的綜合競爭力，將是我們主觀上可以努力、可以有所作為的一項重用企業管理變革。

內部控制對於企業經營管理非常重用，尤其是當前金融危機情況下，外部條件越來越苛刻，內部控制能力的好壞，直接影響到企業的方方面面，包括各項業務、業務流程中的各個環節和企業中的每一個成員。如何建立一套嚴謹規范、行之有效的內控系統，增強企業抗風險能力，是每個管理者的必修課!

全面預算管理作為為數不多將企業所有關鍵問題融合到一個體系內的內控管理方法之一，是企業提升內控、增強企業綜合競爭力的最好切入點。

實施全面預算管理，離不開組織與企業制度的保障，現代企業的全面預算管理，更離不開信息技術、尤其是軟體技術的支持;對於現階段的國內企業，對預算執行過程的控制是提升企業內控的重中之重。

生存危險

這場尚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被認為是「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歷史罕見、沖擊力極強、波及范圍很廣。國際上普遍認為，目前危機還在蔓延，其嚴重後果還會進一步顯現。

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指出，國際金融危機要走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房地產泡沫破滅，第二個階段將蔓延到信貸危機，第三階段引發實體經濟萎縮。當前正處在第二個階段。

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近日表示，受這場危機影響，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經營困難增多，經濟增速下滑已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

目前，許多企業訂單下滑、融資困難、投資趨於緊縮，金融危機造成企業盈利持續減少。根據調查，從金融危機對企業造成的影響來看，有58.7%的人群認為金融危機造成了企業的銷售業績下滑，利潤減少，這也是人群普遍反映金融危機給企業造成的最直接、最主要的負面影響;其他方面的影響如「公司人心浮動，員工情緒受到影響」、「公司應收賬款不能及時收回」等也佔有相當的比重。

中國已經進入產能過剩的時代，前幾年通過接訂單大規模生產的快速發展模式已經不能再繼續。最近出現的失業激增、企業倒閉的現象，可以說，金融危機已經帶給眾多企業繼續生存的危險。

發展機遇

權威專家分析認為，危機對中國企業發展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帶給國內企業生存的危險，但任何事物從辯證來看都有其積極的一面——危機本身除了「危險」同時還孕育了「機遇」。

其一，金融危機雖然導致我國外部需求大量減少，但客觀上也為我國擴大內需和調整結構提供了巨大的外部「倒逼」壓力;其二，世界經濟增長明顯減速，造成國際能源資源和資產價格回落，為我國開發利用海外能源資源和提高科技實力帶來了有利條件，國內企業可以走出去並購，引入人才、技術創新，解決長遠發展的技術瓶頸;其三，金融危機打破了許多被發達國家巨型企業所壟斷的格局，為國內企業融入世界經濟舞台提供了一個良好時機。

「倒逼機制」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有色金屬價格暴跌，甘肅白銀有色集團遭遇嚴峻困境。但是11月底，白銀集團成功引進了中信集團戰略投資32.6億元，而這筆巨資將全部用於其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

白銀集團副總經理齊成章說：「改造傳統產業是市場危機逼出來的，也是企業多年想做沒做成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危機又是我們的一個重大機遇。」

這一案例對辯證看待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頗有啟示。金融危機導致我國外需大量減少，客觀上為我們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提供了巨大的「倒逼機制」壓力。如果科學處置，變壓力為動力，就能化「危」為「機」。

「改革提速」構建科學發展新體制

「長期以來，我國一些改革難以推動，有的是因為時機不成熟，有的是因為阻力太大，有的是因為矛盾太多。這場世界金融危機為我國加快改革提供了歷史機遇。」經濟學家袁崇法說。

正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強調的，必須把深化改革開放作為促進發展的根本動力。抓住時機，推出有利於實現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改革措施，這是提振市場信心的最好方法。

危機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

在一批中國企業奮力捍衛市場份額的同時，另外一些規模更大、實力更強的中國企業，則更加雄心勃勃地將危機視為重新布局產能、奠定未來市場基礎的良好時機。此次金融危機，為國內許多企業帶來走出去發展的機遇。

C. 2008年以來國際金融危機的特徵是什麼中國是否存在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的基本特徵：

金融領域所有的或大部分的金融指標的急劇惡化，以至於影響相關國家或地區乃至全世界經濟的穩定與發展。

主要表現有：

1、股市暴跌。是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主要標志之一。

2、資本外逃。是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又一主要標志之一。

3、正常銀行信用關系遭到破壞，並伴隨銀行擠兌、銀根奇缺和金融機構大量破產倒閉等現象的出現。

4、官方儲備大量減少，貨幣大幅度貶值和通脹。

5、出現償債困難。

(3)當前這場歷史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擴展閱讀：

從內需來看，一方面2008年後全球經濟增速顯著走低，2008—2018年全球經濟增速僅3．4％，低於2002—2007年的4．8％；另一方面，隨著世界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後陷入長期停滯，國家范圍內的孤立主義、單邊主義和保守主義明顯抬頭，造成全球經貿摩擦持續升級。

2018年3月以來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國際經貿摩擦增多，中國傳統製造業外需增長明顯放緩。

一旦國內外需求增速同時下降，中國傳統製造業將面臨產能過剩的挑戰。鋼鐵、煤炭、平板玻璃、水泥、電解鋁、航運、光伏、風電、石化被稱為中國「九大產能過剩行業」。

2008年至2014年，鋼鐵、電解鋁、水泥、煉油、平板玻璃、造紙等行業產能利用率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在國際製造業中，產能利用率的警戒線通常是75－80％。

到2014年，中國鋼鐵、水泥、煉油和其他行業的產能已低於國際警戒線。

參考資料：網路-國際金融危機

D. 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

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後,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

一，國際經濟的失衡
黃曉龍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後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 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於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 世紀末的20 年裡,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源於德國統一後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後,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後,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後,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麼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
徐明祺 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於雙重製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後,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鬆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並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盪。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盪,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於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 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 。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採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麼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盪乃至金融危機。由於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盪,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於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 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 :20 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於70 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於60 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後凈賺15 億美元 。在1994 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佔70 %～80 % ,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後的40 多天內,外資撤走100 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 。1997 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並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 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 世紀80 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 萬億美元,到1997 年底增加到7. 2 萬億美元,相當於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 %。2006 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 43 萬億美元,比1996 年末增長約6 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 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 ,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 、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並購型等) 、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徵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 世紀90 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徵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麼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 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 。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誇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後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誇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後,國際直接投資( FDI) 為什麼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E. 國際金融危機的歷史資料

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 時間：1929年 —— 193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經濟出現極不平衡的繁榮。美國靠對德國貸款和國內信貸消費繁榮，法國靠巨額賠款和貿易保護取得經濟增長，英國經濟則在國際競爭中衰落，經濟停滯，脆弱而缺乏競爭力的日本在接二連三的危機中震盪，相反，德國雖然要對外支付巨額戰爭賠款並失去阿爾薩斯和洛林，國內社會動盪，卻依靠巨額外債更新了工業設備，重新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強國。這種極不平衡的繁榮終於以一場大蕭條告終。
從技術上看，一戰以後的繁榮似乎有著很堅實的基礎。汽車、化學、電氣是這一輪技術革命的主導力量。美國的汽車產量從1919年的150多萬輛增加三倍，達到平均每六人一輛汽車的水平，其產值佔到全國總產值的8%。發電量增長一倍以上，各種電機及電器日益普及，電冰箱、洗衣機已成為日常用品。家電產值從1921年的1060萬美元，增到1929年的4.16億美元。化學工業變得非常龐大。煉油業發展迅速，石油產量從1919年的0.86億桶增加到1929年的4.39億桶。汽車輪胎的需要推動了橡膠工業的發展。人造絲、化肥等新興產業也迅速崛起。但是，造船業仍然缺乏國際競爭力，船舶市場主要為英國和德國所佔領。製鞋及紡織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失去國際競爭優勢，產量停滯不前，甚至有所減少。農業也長期蕭條。一方面歐洲各國保護本國農業，建立保護關稅，另一方面靠廉價勞動力的阿根廷、加拿大的糧食大量投入國際市場，使美國農產品出口不斷下降，農產品價格不斷下跌。1929年美國出口小麥價值僅為1919年的1/3，肉類僅為1/9（1919年小麥出口值為10億美元，肉類出口值為7億美元）。然而，農業蕭條卻有力地推動了美國農場的現代化，依靠手工勞動的中小農場大量被兼並，農場主人數減少了50萬，農場規模迅速擴大。1930年，全國600萬個農場中300萬小農場僅生產了11%的農作物。此外，煤炭工業受到石油工業的替代，鐵路運輸受到汽車運輸的替代，都走上了下坡路。鐵路運輸業的就業人數從1920年的200萬減少到170萬。
但是，美國的繁榮不僅建立在新興工業的蓬勃發展上，也建立競爭對手的犧牲和信貸增長上。從1924年到1929年，分期付款銷售額從20億美元增為35億美元。1926年，70%的汽車是通過賒銷實現的。更重要的是，美國工業品價廉物美，國際競爭力強勁，工業品出口越來越多，進出口相抵年年順差，數值由三、四億美元至十億美元不等，積累起強大的資本贏余。與此相應，則是英國經濟的停滯和日本經濟危機頻仍，德國巨額外債。從1924年到1929年間，英國工業生產僅增長12%，與美國相差甚遠。煤炭、鋼鐵、紡織等傳統工業均深陷困境。雖然汽車、電氣和化學工業發展也很迅速，但是仍不及美國。英國貿易額仍一直佔世界第一位，在1921年到1929年期間每年的貿易額都在90億美元以上，但英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比重則從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業品出口佔世界份額從26%下降到22%，貿易由順差轉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達4億英鎊。貿易逆差越來越高，也使英國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力量越來越強。1915年，英國已經以籌措戰爭經費為由，對進口汽車、鍾表、樂器和電影等徵收33.3%的從價稅。這種關稅直到1924年（戰爭結束後第7年）才被工黨政府終止，但1925年保守黨政府又重新開征，而且范圍有所擴大。英國工業缺乏競爭力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恢復金本位制時英鎊的定價過高。雖然如此，由於有國際投資利潤迴流，英國的國際收支還勉強保持平衡。
法國的情況特別好。法國得到了德國81。51億金馬克的戰爭賠款，又收復了煤鋼產區阿爾薩斯和洛林，取得了對薩爾產煤區15年的代管權，並奪取了德國在多哥、喀麥隆、敘利亞、黎巴嫩等殖民地的統治權，加上實行比較嚴格的貿易保護，使法國工業和農業在20年代迅速發展。與美、英兩國相比，法國重工業的進展尤其令人矚目。生鐵產量從1919年的133萬噸增長到1929年的1036萬噸，鋼產量從1919年的129萬噸增長到1929年的972萬噸。汽車、電力、化學等新興工業發展更快，汽車產量從1920年的4萬輛增長到1929年的25萬輛。更有意義的是，由於法國一方面保護國內市場，另一方面卻用低定價的法朗打開國外市場，法國出口猛增，至1923年時，已超過進口5倍之多，進出口總額則從1918年的270億法郎增至1929年的1083億法郎。巨額貿易順差加上投資利潤迴流，黃金大量流入法國。1928年以後，法國擁有的黃金僅次於美國。法國在世界工業生產中的比重從1920年的5%提高到1930年時的8%。
義大利也不錯。1925年的工業生產是1922年的157%。棉紡織工業、鋼鐵工業、汽車工業都進展迅速。但義大利的經濟發展水平還遠遠落後於法國，甚至落後於日本。1929年時，義大利的汽車年產量才達到5.4萬輛。
德國完全是另外一種情況。直到1924年，由於付出巨額賠款，失去大量工業和運輸設施，德國物價失去控制，財政經濟一片混亂。1924年，英國出於維持歐洲大陸均勢需要，美國出於利用德國工業能力獲利需要，兩國又都不希望德國步俄國後塵發生革命，故出台了一個「道威斯計劃」，給予德國8億金馬克的貸款。在此計劃的鼓勵下，國際資本源源不斷流入德國，從1924年到1929年，外國投資總數高達320億金馬克，美國資本為主，英國資本其次。這一時期，由於得到的資本多，而付出的賠款少，德國工業設備得以普遍更新，生產技術水平躍居世界前列。不僅如此，得到外國資本的多為實力雄厚的德國各大壟斷工業集團，這進一步增強了德國工業的壟斷程度。蒂森、克虜伯、西門子、曼奈斯曼、弗利克等的實力較前更為強大。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德國債台高築，且需支付大量賠款。雖然工業生產能力得以迅速恢復，而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艱難。只要德國出於穩定政局需要，推遲償還債務，推遲支付賠款，或者在德國的投資利潤不能實現，則國際經濟循環將立刻中斷。
日本的情形與德國頗為相似。雖然日本是戰勝國，但是日本工業能力很弱，完全經不住美歐各國工業的打擊。一戰剛結束時，英、法、德等國的經濟尚未恢復，日本得到了美國工業的大量訂單，絲織品和船舶大量出口美國，經濟一度繁榮。但隨後，歐美各國商品大量湧向日本及亞洲市場，日本貨節節敗退，導致了一場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1920年至1921年，日本工業總產量下降了19.9%，其中造船業88.2%，采礦業55.9%，機器製造業55.9%，生鐵16.7%。主要工業產品價格下降達55%-82%。出口下降40.3%，國際收支逆差達3.5億日元，外匯儲備從13億日元減少到6億日元。事實上，由於日本缺乏國際競爭力，從1920年到1929年，日本的貿易逆差達33億日元。農業也未能倖免。3500個繅絲廠停工，200萬蠶農陷入絕境。同時，國際廉價糧食大量輸入日本，加上國內市場蕭條，糧食價格一跌再跌。此後，米麥產量長期停滯。1923年9月1日，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東京和橫濱的建築絕大部分被毀，財產損失達100億日元之巨，使已經處於深度蕭條中的日本經濟雪上加霜。震後，從1923年到1927年，日本政府向美英等國舉借巨額外債，數量高達9.1億美元。靠借錢和戰爭中撈取的儲備，日本政府向國內各大財團發放高達13億日元的救濟貸款，這樣，日本經濟才逐漸擺脫蕭條，進入一個緩慢發展的時期。但1927年日本又爆發金融危機。一些銀行由於擁有大量未經整理的震災票據而周轉不靈，形成擠兌風潮。經濟危機和蕭條繼之而來。政府共撥款12億日元救助三井、三菱等大銀行。還未等日本喘過氣來，從美國爆發的更大危機又來到了。這一過程產生了兩個意義深遠的後果，其一是欠下巨額國際債務，成為引發大蕭條的國際債務鏈的重要環節。其二是大量中小企業破產倒閉，日本工業高度壟斷化。壟斷財團控制的日本經濟一方面強加技術更新，另一方面則是實行貿易保護。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它促成了勾消債務、實行軍國主義的政治力量的進一步壯大。從這個角度看，關東大地震對於日本的意義正如一戰失敗對於德國的意義，而德國和日本的巨額債務則又是美國繁榮所系。
極不平衡的繁榮孕育著極不平常的危機。在短短三年投資熱潮後，從1927年起，德國工業危機已經開始形成。由於沉重的債務和賠款償付，德國國內市場狹小，巨大的新增生產能力必須在高速出口增長中實現。然而，美、英、法等國既要德國的賠款，又拒絕進口德國的工業品，使德國的巨額投資利潤無法實現。1929年3月，英國裴熹爵士在全國貿易會議發發出警告說：「我們正遭到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的威脅。由於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的政府採取貿易限制政策，以致債務國無法還債，我們正面臨著這種危機。我們現已無法阻止一次金融崩潰。那些貸款國家的錢收不回來。」
這場危機果然爆發了。1929年10月24日，紐約股市暴跌。從那時起至1932年，紐約股票價格跌掉六分之一以上，全美證券貶值總計840億美元。紐約股市跌暴後，美國經濟陷入危機。美國大量抽回對德國的投資，德國經濟跟著全面崩潰。英國在德國也有大量投資，英國證券市場應聲倒地，英國經濟陷入危機。法國經濟的獨立性相對高一些，但也擺脫不了對國際市場的依賴，而且此前法國經濟本身的也早已出現投資過熱，到1930年，法國終於陷入危機。這樣，一場席捲全球的大蕭條拉開了序幕。
美國是債務繁榮的受益者，也是債務鏈斷裂的最大受害者。從1929年到1933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從2036億美元降為1415億美元（按1958年價格計算），降幅高達30%。工商企業倒閉86500多家，工業生產下降55.6%，進出口貿易銳減77.6%，企業利潤從100億美元下降至10億美元。危機最嚴重時，美國主要工業企業基本停止運行。汽車工業開工率僅為5%，鋼鐵工業15%。農業也慘遭劫難，穀物價格下降三分之二，農業貨幣總收入由1929年的113億美元減少為47.4億美元。銀行系統首當其沖，破產數高達10500家，佔全部銀行的49%。黃金外流，存款被擠兌，到1933年3月時整個銀行系統陷入癱瘓。失業率（不含半失業者）高達25%。1933年以後，美國經濟進入長時間的所謂「特種蕭條」時期。盡管有「新政」等緩和危機的措施，美國經濟仍然復甦乏力，一直到第二次大戰爆發以後的1941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才超過危機前的1929年。
德國是危機的主要發源地，也是危機的主要受害者。從1929年到1932年，德國工業設備利用率下降到36%，全部工業生產下降了40%，對外貿易額下降60%，物價下跌30%。其中，主要工業產量下降幅度更大，鐵產量減少70%，造船業產值下跌80%。工業危機反過來又導致了金融危機。1931年7月，德國達姆斯達特銀行倒閉，引發銀行擠兌風潮，國家黃金儲備由23.9億馬克減少到13.6億馬克，柏林九大銀行減為四個。失業率急劇上升，1932年高達43.8%，加上半失業者22.6%，則1932年德國全失業和半失業人數高達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二。奇高的失業率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土壤。應該承認，希特勒政權對外取消債務，對內實施國民經濟軍事化，的確使德國的工業資源得以充分利用，經濟迅速發展，失業率迅速下降，1938年時失業率低至1.3%。從1932年到1938年，德國生鐵產量由390萬噸上升到1860萬噸，鋼產量由560萬噸上升到2320萬噸，而鋁、鎂和車床的產量竟高於美國。從1933年到1939年，德國重工業和軍火工業增長2.1倍，消費資料生產也增長了43%。與德國相比，美國羅斯福的新政則只是暫時緩解了蕭條。直到一九四一年美國參戰後，美國國民經濟也轉入戰時計劃經濟軌道，美國才徹底擺脫了大蕭條。雖然德、美兩國的政權性質和所信奉的意識形態大不相同，但就擺脫市場激烈競爭產生的蕭條而言，卻有著內在的共同性：停止經濟戰爭，統一調配資源，社會各階層所得比例相對穩定。
危機對日本的打擊也十分沉重。從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下降76.5%，進口下降71.7%。大批銀行和工商企業破產倒閉，主要工業部門開工率只有50%，工業總產值下降32.9%，其中煤下降36.7%，生鐵30.5%，鋼47.2%，船舶88.2%，棉紡織品下降30.7%。農業總產值也下降了40%，生絲價格猛跌，占農戶總數40%的養蠶農戶遭到致命打擊。日本的對策也是自上而下推行國民經濟軍事化。從1931年開始，政府通過以「重要產業統製法》為首的一系列經濟統製法令，把工、農、金、貿各領域控制起來；又在各個部門中強行組織卡特爾和托拉斯，把中小企業置於財閥的控制之下。然後對各壟斷企業發出大批軍事訂貨，從1931年到1936年，軍事訂貨共達50億日元之巨。在此期間，政府還投資10多億元興建、擴建和改組國營軍事工業。國民經濟軍事化的最大受益者是新老財閥。到1937年，八大老財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倉、淺野、川崎、古河）以及五大新財閥（日產、日氮、日曹、森、理研）擁有的資本達41.7億日元，佔全國公司總資本的27.2%。在接受軍事訂貨的110家企業中，擁有實力的工廠幾乎全是屬於三井、三菱、住友、大倉、久原等少數財閥的。在經濟壟斷化的前提下，日本企業在國內市場保持壟斷性高價，對外則實施低價傾銷，以獲得必要的外匯，購買戰略資源和工業設備。從1931年到1934年，日本出口額由11.5億日元增至21.8億日元。其中棉紡織品的輸出，在1933年超過英國而居世界第一，震動了歐美各國。
英國的危機相對緩和一些。原因有二，一是此前英國經濟長期處於停滯或緩慢發展狀態，剩餘資本主要投放到國外；二是英國在危機後加強了貿易保護，使英國工業的相對市場份額有所擴大。從1929年的最高點到1932年的最低點，英國工業生產僅下降了32%，遠低於美國。但主要工業部門也受嚴重沖擊，鋼產量下降46%，生鐵產量下降53%，紡織品生產下降三分之二，煤產量下降五分之一。在1932年英國對農業實行貿易保護政策以前，英國農業受危機影響嚴重。對外貿易也大幅下降，出口值從1929年到1931年第3季度降低了30%，對外貿易的逆差從1930年的3.9億英鎊增加到1931年的4.1億英鎊，與此同時，投資利潤迴流卻從4.1億英鎊減至3億英鎊，英國第一次出現國際收支逆差。危機促使英國最終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建立帝國關稅特惠制，也促使英國放棄金本位制，英鎊大幅度貶值。前者保護了英國的國內市場，後者增強了英製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兩者的合力使英國成為大蕭條的相對受益者。
法國經濟相對獨立。它既沒有對德國的大量債權，也沒有與此相應的工業設備輸出。二十年代的法國繁榮主要依靠德國賠款提供資本擴大生產，依靠低價法郎擴大出口。因此，當美國經濟危機爆發時，法國還處在繁榮的頂峰。1930年中，在本國投資過熱和國外市場萎縮的雙重沖擊下，法國「貝殼銀行」破產，經濟危機才波及法國。即使如此，法國的危機深度也低於美國。以1929年危機前的最高點與1932年危機時的最低點相比，工業生產下降了36.2%。其中，冶金工業下降47.4%，機器製造業下降42.6%，建築工業下降55.6%。輕工業的危機似乎更嚴重。1932年法國輕工業比1928年下降64%。但是，由於法國應對危機的措施不力，法國的危機持續時間最長。在英鎊、美元相繼貶值，貿易壁壘高築，日本、德國工業軍事化，並對外實施傾銷的前提下，法國卻繼續維持金本位制，法國工業繼續相對分散，法國工業的出口競爭力大大下降。1937年法國出口幾乎比1929年減少了四分之三，在世界貿易總額中，法國所佔的比重由1929年的6.4%下降到1937年的5.1%。與此同時，法國對外投資的收入卻由於外國債務人的破產而減少，降幅達50%以上。由此，法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日益擴大，1932年時即達50億法郎。在財政上，法國不但沒有採取擴張政策，反而強調財政平衡，堅持通貨緊縮。直到1936年9月29日，法國才被迫將法郎貶值29%。此後到1937年4月，法國出口增加了12%，工業生產增加了13%。但是，這一措施來得太晚，1937年—1938年美國再次陷入經濟危機，相當程度上抵消了法郎的貶值。
總的來看，危機進一步加強貿易保護，調整了各國經濟的相對地位。英、德、日等國應對危機的措施及時正確，其國際市場份額提高；美、法兩國的應對措施則顯得遲緩、乏力，國際市場份額大幅下降。美國的損失特別值得注意。美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的比重從1929年的48.5%下降到1938年的32.2%，低於1913年時的36%。美國所擁有的巨額戰債化為烏有，外國投資大量抽回，1938年，美國國外投資存量減少為115億美元，比1929年減少三分之一。美國的國際貿易地位也急劇下降。1929年至1938年，美國的進口份額由12.2%降至8.1%，出口由15.6%降至13.4%。英國則依靠其廣大的殖民地奪回了世界貿易總額的首席位置。英聯邦地區（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南非等）建立帝國關稅特惠制。德國也在其統治區及殖民地（歐洲大陸及拉丁美洲部分國家）實施貿易封鎖。在亞洲市場上，美國的貿易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日本和德國。美國是靠第二次世界大戰才重新奪回失去的國際市場份額，並再度稱雄世界的。

F. 當今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對策是什麼

我國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應對之策
第一，一定要有堅定的信心，同時又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自中國共產黨誕生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群眾一次又一次渡過難關，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現在，我們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作為指導，有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創造的強大的物質基礎，有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就一定能夠抓住前所未有的機遇、應對世所罕見的挑戰。與此同時，我們現在還面臨「四大安全問題」：經濟安全特別是金融安全、社會安全特別是就業與分配問題、周邊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在未來3至5年乃至10年左右，應對這「四個安全問題」十分重要。如果我們及時抓住了機遇，正確應對了挑戰，我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必然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

第二，要高度重視黨的理論工作。理論十分重要。在「四個安全問題」中，最重要的是意識形態亦即理論安全。堅持正確的理論導向和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經濟、社會和周邊安全就有了可靠的前提與保證。我們應當充分肯定我國理論界這些年來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同時也要正視近年來出現的各種雜音、噪音。實踐證明，各級領導幹部必須注重提高自己的理論素養。

第三，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根本體現和實質標志，就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才能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合法致富，並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消滅貧窮，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才能始終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才能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為正確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系，以及應對國際國內的風險提供根本的前提和可靠的保證。

第四，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加強對宏觀性、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問題的研究。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演進，國際問題與國內問題日益緊密地交錯交織，新情況與新問題將不斷顯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了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必然會不斷採取新的形式與新的舉措來轉嫁危機。因此，我們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當今時代的發展變化、國際國內最新實際相結合，拋棄各種形式的教條主義，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果斷地與時俱進、勇於創新，並要准備採取許多與過去不同的國際合作方式與競爭形式。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始終掌握主動權，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立於不敗之地，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國際金融危機條件下生存發展的舉措
在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為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面前，美國要擺脫自己的危機並生存、發展，首要的是運用自己的「軟實力」和「巧實力」對發展中國家展開「進攻」，同時也決不會放棄其「硬實力」。

歷史的經驗值得重視，帝國主義不僅依靠戰爭直接掠奪財富，在特定條件下，它還會通過戰爭擺脫其無法轉嫁的經濟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經濟危機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由資本主義深刻的經濟危機引起的。從1929年10月下旬開始，西方發達國家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這次持續5年之久的經濟危機，使資本主義世界遭受2600多億美元的損失。這次經濟危機中，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下降了37.2%，大批企業破產，國際貿易急劇萎縮，成千上萬工人失業。美國採用「羅斯福新政」，清理、整頓銀行，防止擠兌風潮；停止金幣流通，防止黃金大量外流，並宣布美元大幅貶值；興建「公共工程」，調節勞資關系；對7種主要農產品生產實行控制，「消滅」農產品過剩。除此以外，還出台了一系列城市政策和社會政策等。「羅斯福新政」先後共支出了約350億美元的巨額款項，這使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每年都新增數十億美元。在「新政」中得到好處的是大壟斷資本，國內貧富差距卻進一步擴大。到1936年，資本主義世界的生產才勉強恢復到1928年的水平。1937年，美國、英國、法國又陷入經濟危機之中。「羅斯福新政」並未消除美國的經濟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給美國提供了絕佳的發展機遇。1941年至1945年，美國軍工生產平均占工業總產值的60.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除兩面大做軍火生意直接賺錢外，還憑借「租借法案」，擴大軍火銷路，為其過剩的農產品打開市場。美國的出口在戰時非但未減少，反而增加了近兩倍；在戰爭高潮的1943年至1944年，其工業生產比戰前增長了兩倍以上。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已有一半以上被美國掌握，當時的美國還控制了國際貿易的三分之一，並把世界黃金儲備的四分之三搜刮到了自己的金庫之中。

G.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源以及對中國的影響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住宅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危機有相似之處。
然而，在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當前的危機標志信貸擴張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是建立在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基礎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機則是規模較大的繁榮-蕭條過程中的組成部分。當前的金融危機則是一輪超級繁榮周期的頂峰，此輪周期已持續了60多年。
繁榮-蕭條周期通常圍繞著信貸狀況循環出現，同時始終會涉及到一種偏見或誤解。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願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一種反身（reflexive）、循環的關系。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並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而持續60年的超級繁榮，則是一個更為復雜的例子。
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金融當局都採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並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這就造就了一個非對稱激勵體系，也被稱之為道德風險，它推動了信貸越來越強勁的擴張。這一體系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開始相信前美國總統羅納德

H. 國際金融危機分別發生在哪一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西方國家一片混亂，七國集團（G7）和IMF等束手無版策，中國作為發展權中國家的代表，與巴西、印度等國家一起在二十國集團中發揚「同舟共濟」的「地球村」精神，先後承諾近1000億美元，擴大IMF的救助資金規模，並在國內率先推出4萬億元人民幣的財政刺激方案。

但是，西方國家在金融和經濟危機最危險時刻過去以後，便從「同舟共濟」轉向「同舟共擠」，好了傷疤忘了疼，不願放棄在全球治理中的「既得利益」，壓根兒也不願接受全球治理從「西方治理」逐步轉向「東西方共治」的現實。

(8)當前這場歷史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擴展閱讀

金融危機是貨幣危機、信用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和股市危機等的總稱，一般指一國金融領域中出現的異常劇烈動盪和混亂，並對經濟運行產生破壞性影響的一種經濟現象。

他主要表現為金融領域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金融指標的急劇惡化，如信用遭到破壞，銀行發生擠兌，金融機構大量破產倒閉，股市暴跌，資本外逃，銀根奇缺，官方儲備減少.

I. 列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3項成就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是指1978年至今的這段時期。30年來，我們始終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推動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新的偉大成就。

我們銳意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我們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形成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形成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在不斷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不斷深化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以及其他各方面體制改革，不斷形成和發展符合當代中國國情、充滿生機活力的新的體制機制，為我國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我們不斷擴大對外開放，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我們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打開國門搞建設，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從建立經濟特區到開放沿海、沿江、沿邊、內陸地區再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大規模「引進來」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水平顯著提高，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從1978年到2007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提高到21737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對外投資大幅增長，實際使用外資額累計近10000億美元。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加快了我國經濟發展，也為世界經濟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我國綜合國力邁上新台階。從1978年到200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3645億元增長到24．95萬億元，年均實際增長9．8％，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長率的3倍多，我國經濟總量上升為世界第四。我們依靠自己力量穩定解決了13億人口吃飯問題。我國主要農產品和工業品產量已居世界第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高新技術產業蓬勃發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取得突破性進展，生態文明建設不斷推進，城鄉面貌煥然一新。

我們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這30年是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增長最快、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從1978年到2007年，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786元，實際增長6．5倍；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140元，實際增長6．3倍；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減少到1400多萬。城市人均住宅建築面積和農村人均住房面積成倍增加。群眾家庭財產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顯提高。改革開放前長期困擾我們的短缺經濟狀況已經從根本上得到改變。

我們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人民當家作主權利得到更好保障。政治體制改革不斷深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日益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有效實施，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取得重要進展，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不斷擴大，人權事業全面發展。愛國統一戰線發展壯大，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更加和諧。

我們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好滿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建設卓有成效，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公民道德建設、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設全面推進，文化事業生機盎然，文化產業空前繁榮，國家文化軟實力不斷增強，人們精神世界日益豐富，全民族文明素質明顯提高，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顯著增強。

我們大力發展社會事業，社會和諧穩定得到鞏固和發展。城鄉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現，高等教育總規模、大中小學在校生數量位居世界第一，辦學質量不斷提高。就業規模持續擴大，全社會創業活力明顯增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加快推進，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初步形成。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基本醫療服務體系不斷健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覆蓋全國。社會管理不斷改進，社會大局保持穩定。

我們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國防和軍隊建設取得重大成就。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全面加強，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扎實貫徹，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加速推進，中國特色精兵之路成功開辟，裁減軍隊員額任務順利完成，軍隊武器裝備建設成效顯著。軍隊、武警部隊停止一切經商活動。軍政軍民團結不斷鞏固。人民軍隊履行新世紀新階段歷史使命能力全面增強，在保衛祖國、建設祖國特別是抗擊各種自然災害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我們成功實施「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祖國和平統一大業邁出重大步伐。香港、澳門回歸祖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得到全面貫徹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保持繁榮穩定。祖國大陸同台灣的經濟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不斷加強，兩岸政黨交流成功開啟，兩岸全面直接雙向「三通」邁出歷史性步伐，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斗爭取得重要成果，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呈現新的前景。

我們堅持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成就。我們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同發達國家關系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睦鄰友好不斷深化，同發展中國家傳統友誼更加鞏固。我國積極參與多邊事務，承擔相應國際義務。我國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顯著上升，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重要建設性作用。

我們堅持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明顯提高。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全面推進，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深入進行，思想理論建設成效顯著，黨內民主不斷擴大，黨內生活准則和制度不斷健全，黨的各級組織不斷加強，幹部隊伍和人才隊伍朝氣蓬勃，黨的作風建設全面加強，黨內法規更加完善，反腐倡廉建設深入推進，黨領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能力顯著提高，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不斷增強。

30年來，國際局勢風雲變幻，改革任務艱巨繁重，黨和人民經歷和戰勝了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和挑戰。我們從容應對一系列關系我國主權和安全的國際突發事件，戰勝在政治、經濟領域和自然界出現的困難和風險。無論是面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和國內嚴重政治風波，還是面對西化、分化圖謀和所謂的「制裁」，無論是面對歷史罕見的洪澇、雨雪冰凍、地震等重大自然災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還是面對亞洲金融危機和當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黨和人民始終同心同德、奮勇向前。特別是在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緊緊依靠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排除各種干擾，堅定不移地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航船始終沿著正確方向破浪前進。今年以來，抗擊南方部分地區嚴重低溫雨雪冰凍災害和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災害斗爭取得重大勝利，北京奧運會、殘奧會圓滿成功，神舟七號載人航天飛行任務順利完成，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取得積極成效，這些都生動展現了在改革開放中不斷發展壯大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偉大力量，展現了闊步前進的13億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展現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力量，展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力量。

經過30年的不懈奮斗，我們勝利實現了我們黨提出的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略的前兩步戰略目標，正在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闊步前進。30年的偉大成就，為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人民繼續前進奠定了堅實基礎。實踐充分證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是完全正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偉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已經、正在並將進一步在黨和國家事業蓬勃發展的進程中充分顯現出來。

J. 面對當前世界的金融危機,我國如何增強競爭力

自主創新是增強金融危機中的產業競爭力的戰略選擇
來源：www.rdccn.com 索維爾研究及數據中心
當前，歷史罕見的國際金融危機正給我國經濟帶來嚴重沖擊。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指出，應對危機要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把結構調整和自主創新作為保增長的主攻方向。我們應以此為指導，以戰略眼光審時度勢，客觀把握歷史規律，堅定地把自主創新作為應對的關鍵舉措，努力在危機過後切實形成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基礎的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競爭優勢。

一、百年全球歷次重大危機及其給我們的啟示

一百多年來，世界先後發生過多次經濟危機，深刻影響了全球經濟格局變化。危機前後實踐證明，凡是善於迎難而上、依靠科技銳意創新的國家和企業，都能很快擺脫危機並實現新一輪的快速發展。其做法和經驗值得我們今天借鑒。

1.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在波動中實現穩定增長的強大杠桿。技術創新的活躍帶來經濟繁榮;而技術創新低迷，則往往成為經濟危機的重要誘因。伴隨經濟波動，一些昔日主導性產業逐步衰退，而另一些新興產業在創新的推動下茁壯成長，成為支撐經濟復甦和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力量。自1788年世界上第一次經濟危機發生起，這樣的規律就反復顯現。其中美、日、韓三國在危機中的各自發展就是有力證明。

(1)美國在大蕭條後依靠技術創新迅速進入以重化工為主的工業化發展高峰期。20世紀初，美國通過石油開采、冶煉、電力與電氣技術創新，推動鋼鐵、汽車、化工、電氣等產業快速擴張。自汽車工業採用流水線作業的重大技術革新後，生產能力迅速增加，汽車銷量於1929年突破500萬輛。但隨著投資被過度挖掘，主導產業大量生產過剩，加上制度性因素等導致大蕭條爆發。在大蕭條動盪期間，通訊、化學合成、有聲電影等新技術逐步成熟，推動電信、無線電、合成材料等新興製造業及文化創意產業迅猛發展，帶動了經濟回升，到1939年美國逐步轉入以重化工為主的工業化發展高峰期。大蕭條導致經濟倒退了近30年，而新一輪技術創新則使美國經濟只用了8年就基本得到恢復。

(2)日、美兩國在石油危機後依靠技術創新使得節能型、低耗能產業迅速崛起。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時，日本因能源嚴重依賴進口受損最為嚴重。但日本大力推進「節能技術革命」，加快新能源利用技術以及節能技術的自主研發，引導和推動產業結構重心向電子機械、家用電器等低耗能產業轉移。同時，抑制傳統產業規模擴張，鼓勵企業技術改造與設備更新。如造船業實施擴能控制，注重加強船型開發，競爭力大幅增強，迅速扭轉了不景氣局面。在1973年以後的10年中，日本GDP實際增長了47%%，而一次能源消耗量只增長了17%%。到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時，日本受影響最輕，並大大縮短了與美國的差距。同樣，在石油危機期間，以化工、鋼鐵、汽車等「煙囪工業」為主導的美國經濟也遭受嚴重打擊。危機後的美國大力推動附加值高、能源消耗低的新興產業發展，使通訊設備、計算機、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技術產業快速崛起，成為經濟新的主導力量。1993年美國工業增長的45%%已由高新技術產業帶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40%%以上。同時傳統產業規模縮小，鋼鐵工業產值佔GDP比重從1.9%%下降到1.6%%;汽車工業佔GDP比重從3.7%%降為2.1%%。

(3)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後依靠技術創新快速步入知識密集型產業高速發展期。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世界正進入「信息時代」，而此時韓國仍以重化工為主推動產業規模擴張。危機使韓國經濟遭受重創，企業大量倒閉，實際失業率高達12%，經濟幾乎陷入癱瘓。這促使韓國政府痛下決心依靠創新加速產業優化升級，國家成立科學技術委員會，頒布實施《科學技術創新特別法》和《產業結構高級化促進法》，把大學的科技撥款從8.4%提高到12%，鼓勵和支持企業技術開發，集中發展計算機、半導體、生物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精細化工、航空航天等28個知識型產業，僅3年時間經濟率先復甦。其間，韓國IT產業附加值年均增長率達16.4%%，佔GDP比重從1997年的8.6%%增加到2000年的12.3%%，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50.5%%。不僅基礎研究水平達世界一流，且汽車、電子、冶金、造船、動漫甚至美容等產業都因具有原創能力而走在世界前列。

2.支持科技創新是政府應對危機戰略舉措的核心內容。近百年來，成功應對重大危機的國家共同之處在於，在盡快穩定經濟、恢復生產的同時，著眼於危機後國際競爭力的培育，特別強調科技創新對未來發展的重要性。一是確立和提升科技創新在國家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大蕭條後，羅斯福政府提出美國科技發展的五條基本原則，為此後美國科技經濟發展戰略的不斷完善提供了基礎框架。日本在石油危機中確立「技術立國」戰略，並於上世紀90年代初經濟危機之後，將「科技創新立國」上升為基本國策。新加坡也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經濟危機中得到啟示，於1991年成立了國家科技研究局，並開始實施第一個科技五年計劃，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較快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韓國從亞洲金融危機中吸取教訓，改「出口立國」為「科技立國」，致力於建立「以科技為中心的社會」。二是將科技投入視為重要戰略投資不斷加大力度。二戰後，發達國家始終保持研發投入的穩定增長。兩次石油危機期間，美國政府研發投入占財政支出比例達5%%以上，日本在4%%左右，美日政府研發投入均佔到了國內研發總投入的一半以上。亞洲金融危機後，韓國政府研發投入劇增，占政府財政支出的比例從1997年的3.61%%上升到2001年的4.4%%。三是超前部署前沿技術研發奠定結構轉型基礎。美國特別重視把國家軍事戰略需求與經濟發展結合。8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美國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大力支持信息通訊、空間技術和網路技術等尖端技術研發;同期西歐18國共同制定了尤里卡計劃，重點加強計算機、機器人、通信網、生物技術、新材料等5個優先領域的研發。正是這些面向未來的技術成果，為後來這些國家經濟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四是重視發揮科技創新政策的導向作用。早在大蕭條期間，羅斯福政府就頒布了《購買美國產品法》，規定聯邦政府必須采購美國貨物和服務，以保護本土企業。石油危機爆發後，日本政府專門制定了《特定機械產業振興臨時措施法》，對重點產業技術開發提供補貼、稅收和金融優惠。而韓國在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後，迅速制定了「面向21世紀的產業政策方向及知識基礎產業發展方案」，全力發展知識密集型高科技產業。五是大力支持企業創新發展。美國在鼓勵企業自由競爭的同時，不斷強化對企業創新的扶持。石油危機時，美國政府聯合企業共同實施「Sematech計劃」，顯著提高了半導體企業的技術水平，迅速扭轉了全球競爭中的不利局面。90年代以來，美國對企業的扶持向成果產業化階段擴展，突破以往僅限於「競爭前階段」的限制。而日、韓、新等國，更是把支持企業創新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從研發到技術商品化和產業化等各階段都全面給予支持，幫助企業增強核心競爭力。

3.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是挺過危機實現快速發展的根本出路。經濟動盪往往成為企業進化的重要時機。很多世界級大公司正是因為從不放棄技術創新，危機不僅沒能擊垮它們，反而成為做大做強、跨越發展的難得機遇。一是始終保持旺盛的研發活力。一百多年來，這些世界級企業通過技術創新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產業。現代化學工業發展始於杜邦、拜耳等，現代通訊業發展始於貝爾等，現代汽車業發展始於福特等，現代鋼鐵業發展始於奧鋼聯、新日鐵等，現代計算機產業發展始於IBM、英特爾和微軟等。全球跨國公司擁有世界70%%的專利和2/3的研究開發經費，而美國85%%的發展研究、60%%的應用研究和16%%的基礎研究均由企業完成。二是致力於在產業鏈高端占據領先地位。危機中，世界級企業始終堅持開展基礎性、戰略性技術研發，通過重大技術突破佔領行業制高點。在大蕭條前後的11年裡，杜邦公司投入2200萬美元和230名科技人員，致力於合成纖維開發，於1938年研製成功世界第一種合成纖維———尼龍，從此奠定了全球合成纖維工業的基礎及杜邦在全球化學工業的領軍地位。三是以產品創新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面對危機中市場需求變化，世界級企業主動做出反應，集中開發新品。日本汽車企業抓住石油危機對小型節能車的迫切需求，迅速組織開發出可節油25%%—30%%的新車型，成功佔領全球市場，迎來了飛速發展的黃金期。到1980年汽車年產量達1100萬輛，超過美國成為當時第一大汽車生產國。四是通過適時轉型升級實現新的發展。世界級企業敏銳地把握全球最新產業發展動態，通過實施戰略轉型，獲得更大發展空間。1997年前韓國三星多元化規模擴張，核心晶元從索尼購買。危機使三星痛定思痛，大刀闊斧重組業務，將10個非核心事業部出售，全力研發自主數字技術產品，2003年一舉超過索尼，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信息公司。

百年危機史告訴我們：第一，科技創新是產業更迭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歷史表明，只有依靠創新推動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升級，受危機影響才會更小，走出危機才會更快，由此危機之後的發展也才能更為迅速。要在未來贏得一流的經濟競爭實力，就必須擁有一流的科技創新能力，科技創新必須以更快的速度超前於經濟發展，才能穩定支撐未來經濟的持續發展。第二，政府應對的明智選擇是創新發展的強力保障。危機中，政府應體現遠見和魄力，大力推進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加大對新興產業、關鍵技術領域的支持，激發企業和全社會的創新意識和創新信念。第三，企業必須具備勇於開拓創新的膽魄。企業須有敢於創新的氣魄和毅力，及時調整發展戰略，切實掌握更多的核心技術，創造更多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使企業永遠處於發展前沿。

二、美國金融危機根源及其對我國科技創新的影響

美國在依靠科技推動發展方面，有過一些成功的經驗和做法，也有沉痛的教訓和失誤。這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就很值得我們反思。雖然此次危機直接表現為次貸衍生品的泛濫，但存在著宏觀調控決策失誤及監管失控等本質原因，其他深層次根源還在於網路經濟泡沫破滅後，美國始終缺乏足夠的創新成果支撐新產業興起以彌補網路經濟收縮，導致經濟增長乏力。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和前蘇聯爭霸，投入大量財力用於軍品研發，並在其他高科技領域支持與軍事有關的科技活動，結果催生了通訊、計算機、互聯網等新的技術，這些技術後來轉入民間成為20世紀90年代美國乃至全球新經濟發展的引擎。美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防科技民用化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一般而言，成熟的軍事科研成果轉為民用的時間大約在10—15年左右。1990年以後隨著冷戰結束，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超級大國，在失去了競爭對手後，美國就失去了大量投入軍事研發的動力，國防預算從1990年占政府支出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5%%，冷戰時期積累的尖端科技成果基本挖掘殆盡，而新一輪重大技術創新又遲遲未能產生。同時，國家整體科技投入尤其是基礎研究下降，研發投入每年減少5%%，以至於在進入21世紀以後，美國已無更多新的軍事尖端成果可轉入民用，再沒有重大技術發明及其新興產業出現。布希政府採取保守的科技政策，包括削減科技顧問專家數量，禁止胚胎幹細胞研究等。雖然美國仍保持強大的科研實力，也不斷有一些科技成果出現，但這些零零星星的成果還不足以從根本上驅動經濟的高速增長。科技進步下滑使美國經濟失去了穩定增長的源泉動力。2000年中期美國經濟開始衰退。為刺激經濟，美國不是繼續依靠科技，而是轉向了金融和房地產。美聯儲13次連續降息。隨著銀行資金借貸成本大幅度下降以及放貸條件的放寬，大批不夠條件的購房者也能獲得貸款。當一個國家把它的競爭力寄託在沒有可靠實體支撐的虛擬手段上時，危機就產生了。金融機構為追逐自身利潤在「次貸」基礎上設計出眾多金融衍生產品，並沒有取消風險而是向外轉嫁甚至加劇了風險。「次貸」確實刺激了住房投資，由此美國經濟得以迅速回升，但同時住房需求猛增，房價一路攀升，導致2003年中期經濟出現過熱，於是折騰回來美聯儲再連續13次提高利率，結果使得本來收入很低的購房者終因月供過高而承受不了，最終金融和房產泡沫的破裂導致美國以及全球金融危機。一個依靠幾次重大技術革命奠定世界霸主地位的國家，卻在這次發展中因丟失科技驅動而走向邪路，教訓是沉痛的。

第一，經濟發展不能失去實體經濟的穩定支撐。實體經濟是國家尤其是大國經濟穩定增長和發展活力的根基，也是技術創新的源泉和載體。抵禦風險和抗擊危機的途徑是靠經濟實力，而增加經濟實力的有效辦法是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產業的附加值，實現財富的持續增加。當不注重產業發展時，技術創新自然失去需求和動力。而沒有重大技術革命所催生的新興產業出現，就適應或支撐不了經濟周期性變化發展。從戰後至今，美國實體經濟創造的GDP佔比已從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特別是作為實體經濟主體的製造業貢獻GDP佔比也從1950年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同期虛擬經濟創造的GDP佔比則從11.37%%上升到20.67%%。美國實體經濟的衰落、經濟虛擬化程度無限制擴大，削弱的不是科技，而是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抗風險能力。美國政府似乎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在下一年度的1萬億預算安排中，強調對科學的投入將是強制性的，並對新能源投資採取激勵政策。當選總統奧巴馬已提出大力支持科學研究的一攬子計劃，包括在未來10年將研究經費增加一倍，永久性實行研發投入減免計劃，利用新技術改良農作物，成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設立國家首席技術官，重建國家航空航天委員會，取消對幹細胞研究的禁令，並重點資助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產業的技術開發等。

第二，經濟增長不能失去企業創新的微觀基礎。實體經濟或產業經濟主要靠企業，這是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的主體。當美國削弱了實體經濟也就丟掉了產業和企業，創新失去基礎。受虛擬經濟短期高額回報的誘惑，美國製造業大量萎縮，企業多數不生產自然更失去創新動力和熱情，行為短期化、投資盲目化現象十分嚴重。據有關調查顯示，近年來有相當多的美國製造企業從事各類虛擬經濟活動，技術創新和產品製造對企業家的吸引力不斷降低。如美國福特公司盡管是一家超大型製造業企業，但其2007年稅前利潤中，僅有8億美元來自汽車銷售主營業務，而有50億美元來自於信貸租賃等金融業務。因此，重視企業對國家發展的影響，重樹企業創新信心，激發產業活力至關重要。

第三，持續發展不能失去優質投資的良性循環。投資的質量決定著經濟的質量。當經濟遇到萎縮，需要刺激投資啟動需求，但投資短期看數量長期則在質量。美國的低利率政策導致社會投資預期收益率降低，其刺激出來的主要是低質量投資。而靠低質量數量型投資拉動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不可持續，長期這樣的政策勢必要出現金融危機。應該通過支持創新來刺激投資。符合市場需求的任何一種技術創新都會使得投資收益上升，由此推動企業投資上升和財富的大量增加，使投資創造應有價值，實現經濟的持續發展和良性循環，這樣的投資才是優質投資。金融危機發生後，美國政府危機救助計劃也不斷調整，從最初的財政資金主要用於購買低質量金融資產，到目前更加重視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當選總統奧巴馬提出要在未來10年內投資1500億美元重點支持新能源發展，希望以此為美國未來經濟提供新的支撐。

美國金融危機擴大，全球經濟明顯減速，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逐漸顯現。這場危機給中國的創新發展帶來機遇也帶來嚴峻挑戰，化「危」為「機」的關鍵還是要依靠科技創新迅速提升產業的核心競爭力。

危機為科技創新帶來新的機遇：第一，危機使企業的創新需求更加旺盛。高附加價值、低資源消耗、高生產效率、低生產成本的產品和技術將更受青睞。危機面前只要具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產品的，基本都無大的風險，企業業績不降反升。困難和倒閉的是那些低端生產沒有創新的企業。南京協和化學公司雖然經營建材原料，但其堅持新品開發，仍使主營業務增長50%%多。第二，危機使企業創新成本大大降低。無論是人員薪資、設備價格、製造費用等都會有明顯下降，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獲取更加優質的創新資源。南通恆力集團為新上工業絲項目從國外引進設備，去年不僅價格昂貴而且談判附加條件苛刻，現在卻迅速達成意向協議，且報價降了一半左右。第三，危機使創新資源得以在全球范圍加速流動。受危機影響，更多的跨國公司為集中資源、降低成本實行外包，這將給中國企業帶來新的市場資源。同時，國外先進技術、成果、人才、科研機構也將向外尋求發展空間，國際間優質創新資源的互動明顯增強。今年江蘇舉辦跨國技術轉移大會，成效顯著。第四，危機使企業及公眾的知識產權意識明顯增強。更多的企業意識到自主知識產權的重要性，申請和維權的意識明顯增強。今年前三季度江蘇企業專利申請同比增長60%%以上。崑山好孩子集團平均每天兩項新設計，新品儲備量已達兩年以上，今年產品價格逆勢上漲15%%。第五，危機使優秀企業獲得新的發展空間。危機中將有一批企業倒閉被淘汰是正常的，同時危機使那些未被有效利用的存量資源和市場空間得以釋放，從而為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創新能力較強、創新產品市場潛力大的企業騰出了新的發展空間。經過危機的洗禮，一定會出現一批更加具有創新和創造能力的優秀企業。

當然，危機本身所固有的特性也不可避免地給科技創新帶來嚴峻挑戰：第一，市場需求萎縮可能影響創新產品供給。當前國內外市場對投資品和消費品的需求出現下滑，由此高品質、高技術含量、高價格特徵的創新型產品的市場銷路也將縮窄，開辟新市場的難度有所加大，新產品開發及市場推廣將放緩。第二，資金全面趨緊可能影響創新經費投入。金融危機使資金供給普遍緊張。同時，企業盈利水平下降，直接導致研發經費不足，並將影響政府收入來源。由此無論政府還是企業都將面臨巨大的資金壓力，較多地增加創新投入的意願和現實能力會降低。第三，創新風險放大可能影響創新產出預期。創新活動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和風險性，而危機將這種風險進一步放大，降低了對創新成功率和收益率的預期。受此影響，銀行、社會資本對創新創業的觀望情緒將明顯增強，尤其是創新發展所需要的風險投資萎縮，企業的創新信心和社會支持創新的活動會受到抑制。第四，短期救急的迫切性可能影響創新的長遠部署。創新是一種著眼於未來的行動，創新投入發生於現在，而創新產出則只能體現在將來。在危機情況下，各種現實的困難、障礙接踵而至，使應急救急成為人們優先考慮的任務。科技創新的重要性雖仍被認可，但在具體操作中難以得到現實的關注，對創新的長遠規劃和部署會更多的讓位於短期救急的迫切任務。對此我們應給予充分重視，進一步堅定信心、趨利避害，變不利為有利，使當前危機真正成為科技創新發展的一次重大機遇。

三、依靠自主創新克服當前危機的措施及其建議

為應對當前危機，黨中央國務院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並啟動了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十項措施。最近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作出戰略部署。江蘇省委、省政府迅速作出反應，其中特別強調把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作為應對的關鍵舉措。我們必須抓住機遇推進自主創新，加快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為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提供堅實科技支撐。

1.集中加大各級政府科技投入。困難形勢下啟動和擴大內需應多增加「科技元素」。這時候政府科技投入越大，社會示範作用就越強。危機通過優勝劣汰市場機制對存量資源進行著優化調整，各級政府應充分發揮引導作用，加強對增量資源的有效配置，加大科技投入，尤其是對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和重大前瞻性的產業關鍵共性技術投入，使內需的啟動更多地成為能給經濟帶來高收益回報和高質量增長的優質投入，以形成國民經濟的長期增長潛力。

2.培育發展高技術新興產業。恢復和重振經濟需要盡快培育壯大一批作為未來發展增長點和長久支撐的新興產業。應對和消除危機，不單單在於克服金融方面的問題，也不在於短期增加需求，關鍵是要依靠技術創新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形成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經濟體系。當前是結構調整升級的最佳時期，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要擔負起為中國未來發展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重要責任，努力在高新技術產業發展中建立先發優勢。要大力發展軟體創意、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等未來戰略性產業，以贏得產業發展先機。

3.迅速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產業創新發展的基礎在企業，當前困難也是企業。無論是應對危機還是持續發展，都要高度重視企業發展。經過危機時期大浪淘沙般的篩選，一部分企業被淘汰，還有相當一部分企業頑強地生存下來，要加強對這些企業的支持，引導和鼓勵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努力突破產業核心關鍵技術，掌握自主知識產權和自有品牌，盡快佔領產業技術前沿和市場，真正引導企業通過科技增強抗風險能力和未來發展的競爭能力。

4.探索發展科技金融的有效途徑。由於創新活動的不確定性、高風險性和收益長期性，依靠傳統的商業金融體系支持創新受到局限。特別在危機條件下，矛盾更加突出。必須加快探索新的符合科技創新活動特性、有效滿足創新需求的科技融資機制。從目前實際出發，要充分發揮政府的信用作用，在現行金融政策和體制框架下，積極探索設立科技支行，大力發展私人風險投資，鼓勵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貸款和科技保險，建立並完善有效服務科技創新的專業化融資體系。

5.加強對企業創新產品應用的支持。重視做好對企業的政策服務，全面推動現有政策的落實執行。經驗表明，支持企業創新，給資金不如給政策給市場。政府是當前最大的一塊內需，也是最好啟動的一塊消費市場。要加強政府采購，完善有關工作制度和操作辦法，對企業自主開發並首次投放市場的創新產品實行首購或訂購，支持本土企業自主創新。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還要積極引導支持社會購買和使用自主創新產品。

6.大力引進海外科技人才。受危機影響，國際人才等科技要素流動加快，引進成本降低，成為我們引進海外人才的最好時機。要以更加優惠的政策、更加開放的姿態和更具競爭力的環境，大力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和團隊，支持科研單位或企業到國外收購研發機構，為危機後的下一輪發展積蓄力量。

為使應對危機的各項創新舉措取得實效，還須把握好幾個重要關系：一是當前與長遠的關系。要想經濟領先必定要使科技領先，否則一時領先終會因缺乏支撐而退回來。在大家都很關註解決眼前困難的時候，尚需多一點謀求長遠的眼光，更加註重下一輪發展，爭取在未來競爭中的有利地位，尤其是沿海發達地區須始終走在發展的前列。二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企業由於本身經營目標與財力的局限，不可能花更多的投入在科技的前沿開發上，尤其在目前危機條件下。企業創新研發多是在政府支持的前期基礎研究上再進行商業開發，往往更多地關注那些基本成熟、現實可用、可產生預期回報的技術成果。那些帶有前瞻性基礎性公共性、需要較長時間和較大投入並帶有較大商業風險的技術研發須由政府來完成。三是高端與實用的關系。科技創新既要「頂天」，又要「立地」。在著眼未來，超前部署，瞄準國際先進水平，努力實現技術跨越的同時，還應立足現實需求，講求實效，支持企業開發適銷對路的新技術、新產品，幫助企業加強對現有生產手段的技術改造，使企業有更加厚實的創新基礎向高端攀升。四是內需和外向的關系。在出口企業和產品受到沖擊的情況下，不能因噎廢食。值得反思的不是出口多了，而是我們的產品技術檔次還不高，創新能力還不強。關鍵還要堅持依靠自主創新提高國際競爭力，更加積極地利用國際創新資源，堅定不移地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在國際競爭中實現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