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國際金融試卷

① 當前國際金融經濟背景（美國日本等國家的態度，充當的角色之前採取的措施等）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提要：
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
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銀行業 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 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保險業 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 (三)證券市場 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二)對保險業的影響 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 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展開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 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 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 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 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 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 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 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 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 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 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

② 信用卡不用也要扣錢嗎

是的，信用卡不用也會收錢的，當然收的這個錢不是利息，而是年費，有的銀行規定每年用信用卡消費3次以上可以免除次年的年費的，如果信用卡確實有用就留著，不過也要問清楚如何收取年費的。但建設銀行信用卡不用不收利息，也不收除了年費以外的任何費用。

如果卡收到後不開卡，開卡後刷卡不達3次，銀行會在一年後收取金卡160元，普卡80元年費。因為銀行的帳單是按月還款的。

③ 在當今國際金融一體化的條件下,如何發展我國的金融業

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提要：
經濟全球化已經構成當代世界經濟發展最主要的趨勢性特徵，作為推動這一趨勢的兩股主要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以及全球資本的跨國流動也引起了普遍關注。人們常常把前者稱之為生產一體化(或全球化)，把後者稱之為金融一體化，其中又以金融一體化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概括地說，．當前的金融一體化趨勢有幾個比較明顯的特徵：一是金融市場的一體化程度加深。各個地區之間的以及全球不同類型的金融市場相互貫通，聯系密切，金融風險的「傳染」效應增大。二是私人資本流動成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力，大約佔全球資本流動的3／4，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流向了新興經濟地區。三是跨國銀行呈現出「全能化」發展趨勢，業務趨於綜合化。四是大規模的銀行兼並風起雲涌，僅1999年就發生了七起大規模的金融機構兼並案(王雪冰，2000)。我國當前正在通過不斷的改革與發展謀求融入世界經濟、貿易和金融體系。全球金融的一體化在給我國的金融業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將帶來挑戰，因而有必要結合我國金融開放的進程，認真分析，提早應對。

一、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的中國金融業

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持久的活力，使其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並且最具增長潛力的經濟體。1978年～1999年我國的實際GDP增長速度創下了世界之最，20年間經濟規模增長了6倍，而同期世界經濟僅增長了2．2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1998年我國GDP相當於發展中國家的30．1％，全世界的12％。按匯率折算，佔世界的3．2％。商品與服務出口總額佔到了發展中國家的17．5％，全世界的3．1％(見表1)。由於改革與開放並行不悖，成功的對外開放政策大大提高了我國經濟的外向化程度，使其越來越深地融人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之中。1979年～1998年問，全世界出口額增長了3．3倍，而我國的出口增長了13．5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999；《1999／2000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佔世界出口總額的3．4％，成為世界第9大出口國。1999年我國出口總額進一步增加到194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了6．1％。得益於勞動力成本優勢及巨大的市場潛力，中國成為對外國直接投資最具吸引力的國家。1997年中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452．6億美元，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位。1998年增加到了454．6億美元，1999年為404億美元。1999年中國的進口、出口和FDl分別占當年GDP的16．73％、19．67％和4．08％(見表2)。與此同時，我國的境外直接投資也在穩步增長。我國經濟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在貿易和投資的帶動下，我國的金融業也開始逐步融人世界金融體系。1980年4月中國恢復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成員資格，同年5月恢復了在世界銀行的地位，隨後又成為國際清算銀行的成員。這標志著我國已經是現存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參與者。但由於市場開放程度不高，在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自由可兌換以前，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的影響尚不明顯。1996年以後，國際金融體系對中國國內金融和經濟的影響開始加深。通過不斷引進外資金融機構、開放B股股票市場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借款和債券發行，國內金融市場間接地將自己與國際金融市場聯系起來。從目前與WTO各締約方談判的進展情況看，我國有望於年內加人WTO，金融市場的開放也會隨之加快。預計到2020年，中國有可能全方位地融入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屆時，中國與國際金融體系的聯系將會更加直接和密切。
(一)銀行業
近二十年來，遵循穩妥、有序的原則，我國逐步擴大了銀行業的對外開放。從1981年引進第一家外資銀行以來，外資銀行在華業務一直處於健康發展狀態。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我國金融的對外開放並沒有因此而放慢。199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又取消了對外資銀行的地域限制，允許其在中國境內所有中心城市設立分支機構。7月，又進一步擴大了上海、深圳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范圍。
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4月末，我國境內共設立外國銀行分行154家，當地注冊銀行13家(含合資銀行7家，獨資銀行6家)，外資財務公司7家，外國銀行代表處257家，幾乎匯集了世界上所有最有實力的大銀行。這些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其中上海、深圳分別佔47％和14％。截至1999年10月底，外資銀行資產總額為313．36億美元，其中貸款總額為222．49億美元；負債總額為286．11億美元，其中聯行及附屬機構來賬206．69億美元，佔72．24％，存款為49．97億美元，佔17．74％，資本(或營運資金)為26．93億美元。外資銀行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上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促進中國經濟、金融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保險業
與快速開放的銀行業相比，中國保險業的開放相對謹慎一些。從外資保險機構的設立情況看，自1992年美國國際集團成為首家獲取在華營業資格的外資保險公司以來，外資保險公司一般以每年1?2家的速度進入中國市場。截至1998年底，7年來總共批准了12家外資保險公司的營業性機構，但開放區域僅限於上海、廣州兩個城市。1999年4月5日，中國一次批准了美國丘博保險集團、美國恆康相互人壽保險公司、英國保誠保險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壽保險公司等4家外資保險公司進入中國市場，在華外資保險機構達到了16家。從保險業務來看，1998年，國內保費收入1247億元人民幣，其中外資份額為1％。
(三)證券市場
由於過分強調籌資功能，我國證券市場的一個主要特點即發行市場發展迅速，而交易市場發育緩慢。相應地，這一特徵也反映在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上。統計表明，截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共有43家H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紐約股票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有1家公司在新加坡交易所發行股票和上市。上述發行累計籌資119．76億美元，其中H股市值佔到了香港股市總值的1．26％(1998年底)(王雪冰，2000)。除此以外，我國還有49家紅籌股公司在香港聯交所上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課題組，1999)。在國內股票市場，另有108家公司發行外資股B股股票(其中有27家只發行B股股票)，累計籌資47．45億美元(王雪冰，2000)。但與此同時，股票的流通市場卻發育緩慢。受證券市場自身發展階段、監管水平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自由兌換的影響，外國證券投資者及證券中介機構在進入我國證券市場時要受到嚴格的限制，外國證券投資者只能將外匯資金投資於B股市場。證券市場的不平衡開放態勢仍將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

二、全球金融一體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金融開放已經使我國在吸引外資及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獲得了巨大收益。從長期看，逐步擴大金融開放，並最終融人全球金融體系不僅可以使我國繼續獲得這些收益，也有助於加快國內金融業的改革與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不過同時也應看到，由於一體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開放為前提的，這一過程必然會使我國的銀行、保險及證券等相關行業在國內金融市場面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從業務、人才、管理等方面給我國金融產業的各個領域帶來直接沖擊，並將進一步對我國的宏觀金融調控和金融監管提出新的挑戰。因此，對我國的金融業而言，全球金融一體化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一)對銀行業的影響
從長期看，我國銀行業將從逐漸融入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中獲得多種收益，諸如有助於減少我國銀行業在國際市場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於國內銀行拓展海外業務，實現跨國經營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還體現在制度改革與制度創新方面。融人全球一體化一方面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將要面對資金實力充足、管理先進、服務高效的國際大銀行的有力競爭，有助於從外部增強我國銀行業改革與發展的壓力和動力，加快我國銀行業的改革和現代化進程；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的銀行業，包括中央銀行的監管方式，必須與國際標准接軌，有利於推進我國銀行業改革的規范化。但是從短期看，甚至從中短期看，這種融入並不是沒有成本的。我國銀行業的現狀是，雖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銀行體制改革與發展的最終目標還遠未實現，許多深層次的制度性問題，如商業化程度較低，激勵機制扭曲，創新能力不強，不良資產比例高等，仍然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許多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先進水平。差距懸殊下的市場競爭必然會給國有銀行帶來負面影響。
可以預見，一旦現有的各類保護性措施取消後，國內銀行業將出於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首先，向外資銀行開放中資企業的人民幣業務不可避免。由於外資銀行的資金成本低、貸款開發能力強、貸款質量高，有可能導致大量效益好、講信用的優質客戶向外資銀行轉移，而效益和信用評級較差的客戶，以及一些政策性業務繼續留在國內銀行，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可視為對中資銀行的最大威脅。
其次，外匯業務方面的限制也將逐步取消。依託通過國際市場籌集低成本資金的優勢，外資銀行就能以較低利率對國內客戶提供外匯貸款，從而凸現其外匯業務的優勢，對國內銀行的外匯業務產生較大沖擊。
第三，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也將最終解除。目前，在華外資銀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華外資銀行總數的70％。隨著人民幣地域限制的放鬆，外資銀行將會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擴展，加強對優質客戶的爭奪。
第四，在開放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居於壟斷地位。外資銀行在金融數據處理和咨詢服務以及混業經營方面具有絕對優勢，它們熟悉國際金融領域，長期分析國際金融形勢，注重市場開發，有豐富的市場競爭經驗，具備很強的技術和金融產品開發能力，尤其是在個人資信系統方面，能夠提供優良的服務。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務方面，外資銀行將處於壟斷地位。
最後，外資銀行出於開拓國內市場方面的考慮，將吸引走大批國內銀行界優秀的管理和專業人才，給國內銀行的經營管理形成一定的沖擊。
以上競爭格局必將對國內銀行業產生重大影響：
一是市場份額出現流失。我們可以比照加人世貿組織作一個簡單的估計。根據預測，中國加入WTO五年之後，外資銀行的外幣存款市場份額將上升到15％。人民幣存款的市場份額將上升到5％至10％(宮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幣貸款市場份額可超過1／3，人民幣貸款市場份額將達到15％左右；中間業務的市場份額很有可能超過50％；外資銀行將獲得絕大部分金融衍生產品交易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的市場份額。十年之後，外資銀行將佔有整個銀行業市場1／3的份額(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隨著中資銀行市場份額的縮小和優質客戶的減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隨之降低，最終將影響到中資銀行的收益。如果考慮到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同時還肩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種狀況將使中資銀行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
三是影響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資金來源逐漸從中資銀行分流到外資銀行，必將對中資銀行的流動性產生不利影響。鑒於中資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比例已經很高，流動性損失不僅會惡化國內銀行的風險狀況。甚至有可能對中資銀行的生存構成威脅。
(二)對保險業的影響
盡管我國保險業在改革開放後獲得了迅猛的發展，但與具有幾百年發展歷史的外國 保險業相比仍顯得十分稚嫩。1998年底，我國的保險深度(即人均保費)為12美元，列世界第60位；保險密度(保費佔GDP的比重)為1．57％，居世界第55位(胡穎,2000)。
此外，我國的保險業缺乏一個完整的包括代理人、經紀人、公估行在內的中介體系以及以「鬆散監管」為特徵的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國內各保險公司在經營機制、風險處理技術、科技運用水平、資金運用能力、產品創新以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也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保險公司。這種差距固然意味著國內保險公司可以通過融人國際保險市場，通過與國際大型保險公司展開競爭與合作而不斷增強競爭力，但同時也意味著非常不利的競爭地位。
與銀行業的狀況類似，從短期看，這種競爭劣勢也將導致國內保險公司業務流失，市場份額下降。由於我國保險業尚處於初級階段，市場份額的縮減將給民族保險業的長期發展帶來巨大壓力。同時，外資公司還將憑借其靈活的管理機制和優厚薪酬待遇吸引國內保險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造成國內保險公司人才流失。除此以外，保險業的開放必將進一步促進市場主體以及保險業務的多元化，對中國現行的保險管理體制和監管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對中國證券業的影響
與國際上比較成熟的證券市場相比，我國證券市場存在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差距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市場規模較小，資本市場的深度不夠。截至1998年底，中國股市市場價值佔GDP的比重還不足25％。而1996年美國的這一數字為115．6％，英國為151．9％，日本為67．2％。一些發展中國家，如韓國、泰國、墨西哥和印度也分別達到了28．6％、53．9％、31．8％及34．4％(周道許等，2000)。資本化比率低不僅說明了我國的證券市場仍處於初級階段，也反映了其較低的抗風險能力。
二是市場結構不合理。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這兩大構成中，我國的證券市場過度偏重於股票市場，而債券市場又主要集中於國債市場。截至1999年11月，國內上市的企業債券僅有11支。這與發達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1970年～1985年間，在美國，債券融資額約為股票融資額的10倍(深交所，1999)。
三是市場分割嚴重。比如A股、B股的割裂；國家股、法人股、個人股的割裂；產權交易市場與證券市場的割裂等。市場割裂嚴重破壞了證券市場的完整性和統一性。
四是市場流通性不夠。目前，國家股、公有法人股的流通問題仍然沒有解決，A股中60％一70％的股票是不能流通的。
五是各市場主體行為的高投機性。國有企業傾向於上市「圈錢」；券商負盈不負虧，違規操作，過度承擔風險。個人投資者追漲殺跌，盲目跟風。整個證券市場呈現出高風險的特徵。
六是中外證券中介機構在競爭實力上差距懸殊。國內證券中介機構在經營管理機制、服務水平、創新能力、資金實力等方面遠遠落後於國際知名的證券中介機構。單從資產規模來看，目前我國最大的證券公司??國泰君安的總資產大約300億元。而1998年末，美林證券公司總資產達2998．04億美元，摩根斯坦利的總資產更高達3175．90億美元。它們任何一家券商的資產規模，比我國全部的90家券商的資產總和還大出許多(周道許等，2000)。競爭力之懸殊顯而易見。 上述問題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還遠遠不能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條件不成熟時過快開放資本市場，將會導致一系列消極後果。發展中國家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所遭遇的一系列金融危機，特別是1994年發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機以及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這種後果的集中體現。但差距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推遲證券市場的開放進程。這不僅不符合金融一體化的總體趨勢，也不利於我國證券市場自身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全球化實際上意味著對我國證券業發展與規范的更高要求。
(四)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
全球金融一體化將促使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更多地依賴於市場手段，加快實現宏觀調控方式從直接向間接的轉變。但從近期看，鑒於我國的經濟轉軌仍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期，金融一體化將對我國既有體制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產生不利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貨幣政策控制力減弱。相對於國內銀行，貨幣政策對外資銀行的控制能力要弱些。外資銀行的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國外金融市場，它們受利率管制、窗口指導信貸政策等貨幣政策的約束很小。當國內貨幣政策的意圖發生變動時，它們會通過轉向國外市場加以規避。這必然會縮小貨幣政策的直接覆蓋面，使貨幣政策的作用發生「泄漏」，弱化其政策效果。
二是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有效性減弱。目前，我國貨幣政策是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但是我國現在的貨幣供應量統計遺漏了兩項內容：一是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二是外資金融機構存款。這兩項內容所涉及的金融業務量(以資產度量)占國內全部金融業務量的14％，對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的實現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並且隨著外資銀行業務量的擴大，這種偏差也會隨之放大。另外，隨著金融機構多元化及其業務多元化的發展，微觀的貨幣需求模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而金融創新的發展，利率市場化壓力的增大也都會削弱貨幣供應量作為中介目標的有效性。
三是部分貨幣政策工具的效率有所減弱。我國現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有公開市場操作、利率管理、准備金制度、再貸款、再貼現等。金融開放除了有助於增強第一項工具的效果外，對其他政策工具都有抵消作用：
首先是利率管理的有效性減弱。外資銀行外匯貸款利率基本不受中央銀行管制，外資銀行業務量佔比的增加實際上意味著不受利率管制的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結果必然會減弱央行利率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是存款准備金調整的效率弱化。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的貸款通常不受其存款來源的制約，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資金，因此，就總體來言，外資銀行的發展傾向於削弱准備金制度的有效性。
最後是再貸款、再貼現機製作用下降。這些政策工具對國內銀行業的資金支持具有積極作用，但對外資銀行的調控作用不大。
四是貨幣政策的外在約束增強。國際金融機構的介入，將使貨幣政策的對外依賴程度有所增加。這樣，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需要密切關注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情況，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貨幣政策的取向，採取相應對策，以便將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不利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五)對金融監管的影響
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機構的發展會更加迅速，金融創新也更加活躍，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是一個嚴峻挑戰：(1)多元化的金融機構不斷對其金融產品進行分拆組合，創造出新的金融工具。歷史的經驗表明，金融創新常常是作為金融監管的對立面而出現的，並且是推動金融監管發展變化的主導力量。(2)混業經營的程度越來越深，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相互交叉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彼此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如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進行全面監管至今仍然是個世界性的課題。(3)巨型金融集團應運而生，它們的業務范圍更廣，金融品種更多，機構設置遍及全球。如何對這些金融集團進行有效監管需要更高層次的國際合作。(4)一些傳統的注重隔離風險的「防火牆」措施已逐漸失去作用，國際金融市場風險不僅可以在世界范圍內迅速轉移和傳播，同時還具有倍數放大作用，破壞力更大。作為這些挑戰的一個集中展示，對沖基金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所表現出的高舉債、極度投機和不受監管就是一個生動事例。考慮到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不夠深入，金融監管仍然出於從計劃到市場、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之中，高效的監管體制尚未形成，監管當局的監管能力還相當有限，挑戰不言而喻。

三、面對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對策

針對全球金融一體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未雨綢繆，積極准備，以趨利避害，加快我國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現代化進程。這要求我們除了要積極審慎地擴大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開放外，更重要地是要採取切實措施加快我國金融業的健康發展，改善貨幣政策的調控機制，提高金融監管水平。
(一)加快實現國有銀行的商業化進程，增強國際競爭力
首要任務是理清產權關系，建立有效的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加快國有商業銀行的商業化改革。與此同時加快進行不良資產重組。實現銀行的資產重組可以通過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的方法，剝離和處置不良資產。需要強調的是，存量不良資產的處理固然是一個方面，但更關鍵的問題是防止邊清理邊產生，甚至新增速度超過化解速度。這意味著銀行自身的改革無論如何都是最根本的。
其次是加快形成有效的競爭機制。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從資產數量、人員數量、營業網點還是從業務份額上都在我國銀行業佔有絕對比例。這樣的壟斷機制既不利於通過競爭提高商業銀行的經營效率，也不利於中央銀行的間接調控。因此，可以考慮通過適當放鬆市場准人的方法，引進外資銀行，發展區域性銀行以及面向中小企業的中小銀行，以培育新的競爭主體，加強市場競爭。
第三是對國有銀行現有的組織機構進行調整，撤並無效機構，清理包袱，提高競爭力。國有商業銀行改革進展緩慢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就是機構臃腫，冗員太多。截至1998年底，工、農、中、建4家國有商業銀行累計擁有機構14．4萬個，金融從業人員近167萬人(見表3)。以機構和人員論，堪稱世界之最。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更是以其員
工數量之巨堪稱世界銀行之最。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冗員，非業務部門人員的比例超過1／3，而在華外資銀行的這一比例只有1／10，差距顯而易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嚴重影響經營效率。根據1999年第7期英國《銀行家》雜志的統計，盡管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一級資本與世界上幾家最大的商業銀行差距並不很大，但是資產回報率卻相差懸殊。
第四是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金融全球一體化的到來，將使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嚴重的人才流失，因而有必要改革國有商業銀行舊有的激勵機制。目前人才競爭的格局已經出現。外資銀行錢多人少，為網羅人才，不惜工本。初步估計，目前在北京和上海，外資銀行的高級管理人員中大約有1／3來自中資銀行，他們都是各個部門的業務骨幹。另有1／3來自外方，1／3來自海外歸國人員。這種格局已經為國有銀行的激勵機制敲響了警鍾。
如何才能建立合理的人才激勵機制?不外乎以下五個方面：
產權機制 市場經濟中拿什麼來承擔責任，拿什麼來承擔風險?靠的就是產權。用自己的財產來承擔投資風險的人，最有積極性關心投資收益。玩自己的錢和玩別人(公家)的錢不僅風險偏好不一樣，投資效果也截然不同。
經理市場在市場經濟中做老闆的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是打工族。為什麼這些沒有物質資本或物質資本不多的人也在玩兒命工作?靠的就是經理市場。經理市場說穿了就是人材市場，是給人材定價的一種機制。通過經理市場，優秀的專業人材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衡量、顯示並且變現自己的人力資本。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經理、醫生、律師、會計師、大學教授等職業的繁榮都是建立在經理市場的基礎上的。正因為有了經理市場，才會不斷涌現出類似李?亞科卡(曾任福特公司及克萊斯勒公司總裁)、傑克?威爾治(任通用電氣總裁)這樣的經營巨擘。
獎勵機制小到獎金、補貼，大到股票期權都可以視作獎勵機制。獎勵機制更加富於技術性，應用范圍最廣，方式更為靈活。
烏紗帽機制也就是官僚科層體制，這可以視為與經理市場平行的一種激勵機制。現階段國有銀行對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激勵和約束就主要靠這種機制。這種機制的好處是有助於避免在轉軌時期出現治理真空，缺點是對人材的定價信息不公開，不利於人力資本積累。
思想政治工作這一條可以視為當代中國對現代管理的一條貢獻。它不僅被歷史證明是我黨行之有效的重要法寶，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體上說，建立國有銀行人才激勵機制可以從這五個方面著手，最終逐漸過渡到主要依靠前三種機制。

④ 自考國際商務金融(11750)2011年4月的教材，誰知道哪裡有復習教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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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有學習匯率的書籍嗎

匯率與通貨膨脹過去幾年,中國的人民幣匯率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金融界都是一個熱門話題，其間產生了很多爭議、建議和思考。尤其是人民幣匯率與美國的爭議是個最突出的問題之一，也是兩國的經濟關系史上值得特寫的一個篇章。作者在文章「人民幣匯率與美國經濟」中闡述了人民幣匯率問題的背景及由來，同時結合美國經濟－石油價格－人民幣匯率論述了三者之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關聯。
本文的中心論題為匯率與通貨膨脹的關系，其中主要闡述匯率問題、國際及中國匯率制度演變、匯率決定理論、美元匯率的走向與中國的CPI（全國居民消費指數）走向的驚人一致性及其內在機制、提出匯率決定的「價值統一說」，並預測了人民幣匯率走向與中國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關聯。

1、匯率制度簡介

隨著生產和貿易的國際化、全球化，世界各國開始意識到國際「清償力」及其「穩定」越來越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追求目標。國際貨幣體系也就是狹義上的國際金融體系，即由國際間資本流動及貨幣往來而引起的貨幣兌換關系，以及相應的國際規則或慣例組成的有機整體。國際金融體系的核心層是國際匯率制度。
國際匯率制度自從1880年的國際金本位制以來經過了125年的風風雨雨，經過了無數的創新、衰落和摸索，其間經歷了金本位制、布雷頓森林體系、牙買加體系以及現在的區域貨幣一體化，並且整個金融世界依然在絞盡腦汁、窮盡智慧，力圖尋找更加穩定的並能夠滿足不斷發展和變化的世界經濟要求的國際匯率制度。

1.1 國際匯率制度的演進

1） 金本位制
是一種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黃金為本位貨幣的貨幣制度，它包括三種形式：
金幣本位制、金塊本位制和金匯兌本位制，其中金幣本位制是金本位制的典型形式。國際金本位體系開始於1880年，與1936年隨著英國、美國、法國等的放棄而徹底崩潰。國際金本位制要求各國遵守三條原則：
①貨幣自由兌換黃金，其含量保持穩定；
②黃金自由輸出入，對外匯或黃金的買賣不加限制；
③貨幣發行必須有一定的黃金准備。

2） 布雷頓森林體系

固定匯率的紙幣制度(1944年~1973)：第二次大戰中的44個同盟國的代表於1944年7月1～22日在美國的新罕布希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了「聯合和聯盟國家國際貨幣金融會議」，通過了以懷特計劃（懷特系美國財長助理）為基礎並參照了凱恩斯計劃（凱恩斯系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總稱布雷頓森林協定。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內容和問題：
建立以美元為中心的匯兌平價體系。所規定的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原則使美元等同於黃金，成為黃金的等價物，這實際上是一種美元—黃金本位制，美元成為實際的國際貨幣。 l
該協定主要通過三條途徑解決國際收支失衡問題：依靠國內經濟政策、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依靠匯率變動。 l
特里芬難題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在對布雷頓森林體系進行分析研究後指出，如果沒有別的儲備貨幣來取代美元，以美元為中心的匯兌平價體系必將崩潰。其原因是美元承擔了相互矛盾的雙重職能：一方面，美元為世界經濟和貿易發展提供清償能力和儲備的需要、保持美元的信用並且維持美元按照官價可兌換黃金；為了滿足上述各國清償力及儲備需要，美國只能通過對外負債的形式提供美元，即美國必須保持國際逆差。另一方面，美元的持續國際收支逆差，必然導致美元的貶值危機，從而不能按照官價兌換黃金，所以為了維持美元的信用及可兌換性，美國必須保持國際順差。這種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美元處境，被稱為「特里芬難題」。 l

3） 牙買加體系
紙幣制度下的浮動匯率制(1976年以後)：1971年開始美元兌換危機不斷加深，加上接踵而來的石油危機，使得建立穩定並可調整的匯兌平價體系的希望徹底破滅。1976年1月，IMF國際貨幣制度臨時委員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同年4月，IMF理事會通過《IMF協定第二次修正案》，對國際金融體系做出新的規定，認可了1971年以來國際金融的重大變化，從此國際貨幣關系進入「牙買加體系」時代。
1） 牙買加體系的主要內容
①成員國可以自由選擇匯率安排，固定匯率制與浮動匯率制並存。
②廢除黃金官價，取消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IMF之間以黃金清償債權債務的義務。
③增加IMF的份額，提高IMF的清償能力，使SDRs成為主要的國際儲備，降低美元的國際儲備作用。
④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融通，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的特殊要求。

4） 國際金融一體化
國際金融一體化主要表現為：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

5）歐洲貨幣一體化
經過長達45年的不懈努力，歐盟的其中12個成員國於2002年1月1日開始採用統一的貨幣（鈔票和硬幣）－歐元，實現了貨幣一體化。這十二個國家為德國、比利時、法國、義大利、西班牙、愛爾蘭、盧森堡、荷蘭、奧地利、芬蘭、葡萄牙和希臘。

1.2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進

人民幣是中國的官方貨幣，單位以元表示。人民幣匯率是指人民幣對外幣的比價，又稱人民幣匯價, 是人民幣對外價值的體現。人民幣匯價通過經營外匯業務的銀行和金融機構掛牌公布，分為買入價、賣出價和中間價。

我認為人民幣與西方貨幣之間的匯率可以分為三個歷史性時期，即第一時期為1949年至1994年，第二時期為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匯率新政，第三時期為2005年7月21日以後。
第一時期（1949～1993年）：人民幣匯率在不斷的實踐和摸索中得到發展、完善，最終走出不確定的求索階段，建立了擁有中國自己特色的外匯體制。

第二時期（1994年1月1日～2005年7月21日）：自此中國的外匯體制開始步入市場化道路，確立了實現人民幣完全可兌換的最終目標。主要事件或特點：
（1） 匯率並軌，不再實行公布匯率和調劑匯率，而實行「以市場為基礎的、有管理的單一浮動匯率」，起點浮動匯率為1美元＝8.70元。
（2） 建立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改進了匯率形成機制。
（3） 1996年12月，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下的完全可兌換。

第三時期（2005年7月21日～至今）：中國人民銀行於2005年7月21日出其不意地宣布對人民幣匯率機制進行改革，從此，中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形成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同時人民幣升值2％，1美元＝8.11元成為7月22日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的中間價。自此新的匯率形成機制決定人民幣匯率。2、紙幣制度下的匯率決定

2.1 傳統的匯率的決定理論

傳統的匯率決定理論包括購買力平價理論、國際借貸理論、利率平價理論等等，它們從匯率的決定基礎、方向和機理等各個角度解釋匯率的決定機制。它們各有長短，但是又相互補充。現簡單闡述如下：

1）購買力平價說:
購買力平價的思想起源於16世紀中葉西班牙的薩拉蒙卡(Salamanca)學派，瑞典的經濟學家卡塞爾（K.G.Cassel）於1918年首次提出了購買力平價的概念，並於1922年在其出版的《1914年以後的貨幣與外匯》中奠定了購買力平價的基礎。主要觀點包括：
（1）貨幣的購買力：貨幣作價值尺度和支付手段使得其具有購買力，即購買商品和服
務的能力。人們需求貨幣，根本上是因為其具有購買力。貨幣購買力與物價成反比，是一般物價指數的倒數。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兩國貨幣匯率應該由兩國貨幣 的購買力比決定，或者說由兩國物價水平之比決定。
(2） 絕對購買力平價：匯率被定義為兩國價格水平的比率。例如「巨無霸指數」：一
個巨無霸麵包價格在美國是2.49美元,在中國是10.5元人民幣,那麼美元對人民幣的匯率為 1$=4.22 CNY (10.5/2.49)。這是一個簡單化的例子。
（3） 相對購買力平價：匯率（E）被定義為基期匯率(E0)與兩國價格指數的乘積，即
E = E0 * (1+ Ih)/(1+If),其中，Ih和If分別為本國和外國的通貨膨脹率。
同時可以得到：匯率變化率＝ Ih － If，即兩國的通貨膨脹率之差決定匯率變化走向和幅度。

2）國際借貸說

由英國經濟學家戈森（G.L. Goschen）在1861年出版的《外匯理論》（Theory of Foreign Exchange）中系統地解釋了金本位制下匯率變動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國際借貸說。國際借貸說的主要觀點：
（1） 國際借貸指一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差額構成國際借貸差額。在一定時期內（如一年），國際收支順差稱為國際借貸出超，出超數額為該國對其他國家的凈債權；國際收支逆差稱為國際借貸入超，入超數額為該國對其他國家的凈債務。國際借貸反映一國國際收支的動態差量關系。戈森認為引發國際借貸的因素主要有商品的輸入和輸出、股票和債權的買賣、利潤和捐贈的收付、資本交易等。
（2） 戈森認為，匯率直接取決於外匯供求關系，國際借貸關系是影響匯率波動的關鍵。一國國際借貸出超，國際市場上該國貨幣供不應求，該國貨幣升值；反之，一國國際借貸入超，國際市場上該國貨幣供大於求，該國貨幣貶值。
（3） 戈森將國際借貸分為固定借貸和流動借貸。前者指借貸關系已經形成，但是尚未進入實際收付階段的借貸，相當於長期債權債務關系；後者是指已經進入實際收付階段的借貸，相當於經常項目收支。戈森認為固定借貸對當期資本流動、外匯供求的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只有流動借貸的改變才會對外匯供求產生影響。
（4） 戈森認為，其他因素如物價、黃金存量、利率水平、信用狀況等也會對匯率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是決定匯率漲落的最重要因素仍是國際借貸關系。

3）利率平價理論

利率平價理論揭示了兩個國家的利率水平的差異與兩國的即期匯率和遠期匯率及預期的即期匯率的密切關系。利率平價理論最早由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凱恩斯於1923年在《貨幣改革論》中首次提出，被稱為古典利率平價理論。後來經過英國經濟學家保羅.艾因齊格於20世紀50年代從動態角度提出了利率和匯率的關系，提出動態利率平價理論（或稱為「交互原理」）。隨後（20實際50～70年代）由於歐洲美元市場及離岸金融市場的興起，使得國際金融格局和資本流動出現了不同的特點，並對匯率決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產生了現代利率平價理論。主要包括：無拋補利率平價理論、拋補利率平價理論、動態利率平價理論、現代利率平價理論等。

2.2 價值統一規律

1） 貨幣的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

貨幣具有的購買能力也稱為對內價值，相當於物價的倒數（物價越高，貨幣購買力越低，反之亦然）；以另外一國貨幣表示的本幣價值（間接標價法）即為匯率，這也被稱為貨幣的對外價值。
理論上貨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應該一致。作者相信：就如同自由落體會在沒有阻力的情況下會被地球引力拉向地球，貨幣本身也會自然地追求對內與對外價值的一致。
1） 多種主客觀因素會使得貨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偏離，包括：
（1） 外匯在外匯市場上作為一種商品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並發生波動，從而導致貨幣的對內和對外價值發生偏離，甚至長期和大幅度的偏離。
（2） 通貨膨脹會降低貨幣的對內價值，從而使價值分離。
（3） 利率的提高會提升貨幣的對內價值，會產生價值分離。
（4） 在釘住及聯系匯率時，被釘住的貨幣升值或貶值從而使釘住貨幣發生內外價值偏離。
（5） 其他各種因素，如政府管制、投機及心理因素，等等。

2） 作者關於匯率決定的認識

作者認為，上述三種匯率決定理論都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在特定的經濟、金融和政治背景下對當時的匯率機制的最充分、最有效和最接近的描述。由於經濟、金融和政治環境的不斷變化和發展，出現了新的情況和問題，原有的模式以及相關的邊界條件需要重新界定，從而出現了新的理論。尤其是隨著二十世紀以來突飛猛進的信息化、金融一體化浪潮覆蓋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使得浮動匯率體系變得更加復雜，瞬間萬變。
絕對購買力反映了匯率的決定基礎，是匯率的理論上的基礎，拋開各種其他因素的影響，購買力應該是兩種貨幣交換的基礎。但是由於實際操作中產品和價格的復雜性、動態性和相對性，很難絕對地確定兩種貨幣的匯率比價。相對購買力平價反映了匯率的變化趨勢與價格水平的關系，或者說與通貨膨脹水平的關系，可以動態地反映匯率的走向，但是基期匯率水平的確定是個問題。物價水平主要決定於供求關系和一國的貨幣供應量。供不應求時，物價上升；貨幣供應量增加過快，物價就會上漲。
國際借貸說從貨幣的國際支付的功能的角度來說明匯率的走向。外匯的一個根本的用途就是支付手段，即用以購買外國的產品、服務和資產（如房地產、債券等）。在過去的封閉經濟時代，沒有國際借貸的問題，因為人們自給自足，無需購買外國的產品和服務，所以也就沒有這么復雜的匯率問題。從這個角度而言，國際借貸所揭示的國際收支對於匯率的影響是必然的、也是顯而易見的。確實當今各國的匯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一國的國際收支，包括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的收支平衡，而且有時候資本項下的劇烈的短暫的失衡會對一國的金融體系造成災難性的打擊，如1997年的泰國等國的金融危機，香港1998年的金融保衛戰等。一國的出口競爭力和吸引外資的能力往往影響其國際收支條件。出口競爭力強、吸引外資能力強，就會改善國際收支，出現出超；反之出現入超。
利率平價理論反映了利率這個重要的金融指標對於匯率的影響。各國貨幣之間利率的差異引起套利行為，從而出現遠期升貼水和匯率浮動。同時利率的變動也受資本流動的影響，比如在出超時，本幣匯率上升,外匯大量流入，基礎貨幣增加，貨幣供應量大幅上升，使得市場利率下降,市場利率下降必然使得套利資金減少流入,減少貨幣供應量或者減緩貨幣供應量的增加速度。

3） 價值統一規律

雖然影響匯率水平的因素很多，除了上述因素外，還包括一國的貨幣政策、利率政策、心理因素、一國與匯率直接相關的政策（匯率非自由浮動國家的匯率決策如升值或貶值決定）、政治因素以及其他非人為因素等。但是所有的因素最終將影響貨幣的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的關系和比率。我認為匯率是一個各種因素作用於貨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的結果，而貨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最終總是趨於一致和平衡。但是匯率的動態波動並非毫無方向、毫無規律的，而是追隨一種自然的經濟規律，那就是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的統一，如同一價定律，貨幣的對內價值和對外價值自然地趨向統一，就如同自由落體在沒有阻力干擾時自由地落向地面一樣，而阻力（如風向、空氣浮力等）只是改變落體下落的速度、方向及路徑，但是那並未改變自由落體的自然規律。作者稱此為「價值統一說」或「價值統一規律」。
盡管兩種貨幣的匯率取決於諸多因素並且很難量化,但我認為決定匯率及其運行方向的根本因素主要為兩方面：
第一、 購買力平價定律。即兩種貨幣的購買力之比率是匯率決定的基礎。貨幣的購買力決定於貨幣的價格水平、通貨膨脹因素、一國的經濟實力（如一國能夠以低成本、高效率地生產產品會使得其貨幣購買力相對提高）、資源充裕度、生產力水平，等等。
第二、兩種貨幣的供求關系。如上述的國際借貸說、利率平價理論的本質是通過改變兩種
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廣義的非特定地理區域的）的供求關系而影響兩種貨幣的相對價格，這有點類似普通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價格，如同「一隻無形的手」作用於外匯市場。只不過引起兩種貨幣供求變化的因素是多種的，包括國際貿易、資本流動（直接投資、證券市場融資、國際轉移支付等）、利率差導致的套利行為、金融投機行為等等。

4） 價值統一說的傳導機制

由於貨幣追求對內和對外價值的統一，當任何經濟因素使得對內和對外價值偏離時，貨幣就會通過升值、貶值或其他行為是的內外價值趨向一致。比如在釘住匯率制情況下，外幣的不斷貶值使得對外價值下降，本幣也會對內貶值，結果表現為通貨膨脹；反之當外幣升值時，可能會導致本幣對內升值，出現通貨緊縮的壓力。理論上而言，當一國貨幣的對內價值與對外價值達到一致和平衡時，該國的通貨膨脹應該為零－即不發生通貨膨脹也不發生通貨緊縮。5） 價值統一說的幾個例證

l 在本幣與外幣採取釘住或者准釘住（可浮動范圍很小）情況下，當外幣發生大幅度貶值時或者出現比較大的通貨膨脹時，本幣為了追求內外價值統一，本幣也會出現貶值即發生通貨膨脹。2003年和2004年，美元對歐元和日元連續貶值(見圖2.1和2.2)，而中國匯率與美元釘住掛鉤，結果使得人民幣由過去一年多的通貨緊縮轉為通貨膨脹。

l 一價定律:簡而言之,就是同種商品無論出現在哪裡都是同一價格。據此定律，同一種商品在兩地的價格差不能超過兩地間的商品運費，否則會引發商品套利行為。
l 1997～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國人民幣堅持高位而沒有跟隨其它亞洲貨幣進行貶值，由於人民幣釘住美元使得人民幣對外價值高於對內價值，結果導致了此後的低通脹和通貨緊縮（2001～2002年）。
l 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蒙代爾認為，2005年中國通貨膨脹率大大低於年初預期的原因，他認為這是因為今年中期開始的強勢美元造成的。美元貶值，中國通脹；美元升值，中國則通縮。（見圖2.1、2.2和2.3）
（來源：國家統計局）

3、美元匯率走向與中國的CPI

作者通過對中國2001～2005年11月的CPI（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列出表格制圖發現： 中國的CPI與美元匯率的走向驚人的一致，似乎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在此，作者採用了美元兌歐元的匯率來作為分析，因為歐元是世界上除美元以外最具有代表性的貨幣。
圖4.1: 中國2001年～2005年11月份的CPI數據及走向。
圖4.2:歐元兌美元匯率（2001～2005年）的匯率數據及走向。
我們不難發現如下規律：

1） CPI與美元/歐元匯率走向非常一致。
2） 美元兌歐元匯率於2004年1季度跌至新低谷（歐元兌美元達到1.2～1.3之間），同期中國的CPI創新高（超過103）。
3） 2004年的3季度和4季度美元兌歐元創新低谷（歐元兌美元達到1.2～1.4之間），同期中國的CPI一路超過1.05,創造過去5年的最高點。
4） 2005年2季度以來，美元兌歐元一路走強攀升(歐元兌美元從大約1.35跌至大約1.17),同期中國的CPI一路走低，徘徊在101和102左右。

另外，中國從2001年9月至2002年12月的16個月的期間處於通貨緊縮的陰影之中（其間只有01年10月CPI為100.2和02年2月CPI為100，其餘月份CPI均為100以下）。但是中國從2003年1月起走出通貨緊縮通道，從此逐步步入通貨膨脹通道。此時（2003年1月）歐元兌美元大約在1.02～1.03左右，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根據價值統一論，此時人民幣不存在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也就是人民幣對內與對外價值基本一致。粗略言之，當歐元兌美元處於1左右的時候，美元兌人民幣處在8.3的時候，人民幣的內外價值統一。如果美元繼續貶值，人民幣對內將跟著對內貶值，中國將面臨通貨膨脹壓力；如果美元出現升值，則中國將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事實上，美元兌歐元自從2002年1月份後持續貶值，直到2005年的一季度達到最低谷（歐元兌美元在1.35左右），此後開始反彈，但是目前依然維持在較高的水平（歐元兌美元在1.18左右）。
目前的美元兌人民幣匯率水平在8.07左右，人民幣相對2005年7月21日前的水平升值了大約2.6%。
根據設在美國華盛頓的「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師高士登(Morris Goldstein)於2004年5月在大連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中國外匯體制研討會上提出的「調整中國的匯率政策」 （Adjus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ies）文章中提出，根據各種平衡模式計算，人民幣被低估程度為15％～25％之間。其實我認為，在評估人民幣被低估水平的時候應該考慮一個三角關系：美元、歐元及人民幣。當美元相對於歐元和日元不斷貶值的時候，人民幣相對美元的高估程度也會是動態的，當然關鍵是如何確立中間水平－即美元兌歐元處在何種水平的時候，人民幣的對內與對外價值趨於一致，或者說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接近於零。事實上從2002年初到2005年1季度期間，美元相對歐元貶值了大約40％，這大大提高了人民幣升值壓力。

作者謹做如下觀察與推測：

l 當歐元兌美元處於1.0水平左右時，美元兌人民幣為8.3（釘住），此時中國處於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臨界點，根據上述「價值統一說」，此時人民幣對內對外價值相等。

l 整個2004年，歐元兌美元匯率處於1.2～1.35之間，相對於2003年1月的1.0的水平美元貶值為17%～26％。由於2004年人民幣釘住美元，匯率維持不變，也意味著人民幣也無條件地隨著美元貶值相同的幅度。所以如果在2004年以後美國抱怨人民幣被低估是可以被接受的。並且相對於2003年初，美元2004年以來的貶值幅度確實接近於上述高士登所證明的15％～25％的水平。

l 2005年以來，隨著美元利息上升以及經濟的走強，美元相對於歐元及日元反彈，歐元兌美元最近水平處於1.18左右，也就是說自2005年初以來美元對歐元已經升值約14％（這也無形中緩解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同期中國的CPI也從2005年2月的3.9%下滑到9、10、11月份的0.9%、1.2%和1.3%的水平。作者認為根據價值統一說規律，人民幣隨著美元的升值，對內價值提高，對內進行升值，CPI幅度逐漸減小。

l 隨著人民幣相對美元的逐漸升值（目前已經升值約2.6%），以及美元對歐元的逐漸反彈，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逐漸減小。人民幣將之間提升對外價值，對內貶值壓力減小，通脹壓力緩解。如果美元持續走強，歐元兌美元達到1.0甚至更低水平，由於人民幣已經升值並且逐步上升，則可能導致人民幣對外價值高於對內價值之慮，從而引起人民幣對內價值提升即對內升值並出現通貨緊縮的壓力。反之，如果美元兌歐元持續走低並維持較低水平，人民幣需要逐漸升值緩解通脹壓力。從目前的CPI水平（101.3）而言，如果人民幣的持續升值與美元走強同時持續發生，則中國會有發生通貨緊縮之慮。

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將在未來時間內逐步穩定升值－這是政府和商界的共識，但是作者在此提醒：人民幣逐步穩定升值的同時必須觀察美元對歐元和日元的走勢，如果出現美元對歐元大幅升值，則人民幣的升值策略必須慎重，應該本著綜合平衡、權衡利弊的精神適當取捨，選擇有利於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上述假設或推測是給予過去的實際經濟金融數據，而當時的經濟數據與當時特殊的經濟環境相關，並且作者不排除其中的偶然性巧合的存在。況且經濟問題本身是個無法百分之百定量的問題，存在著無數的變數以和不確定性，所以關於未來的經濟走勢，作者只是謹做推測，不敢妄加預言。

參考文獻：

1、「國際金融」，陳雨露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Adjusting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Policies」, Morris Goldstein (高士登)，（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雅虎財經網站
4、中國統計局網站

⑥ G20中有哪些國家有沒有中國

G20中有中國，G20的成員包括英國、美國、日本、法國、德國、加拿大、義大利、俄羅斯、澳大利亞、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中國、印度尼西亞、印度、沙烏地阿拉伯、南非、土耳其，韓國，共19個國家以及歐盟。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逐漸意識到，僅僅依靠西方發達國家應對國際金融問題已不現實。全球性經濟金融問題的協調，需要新興經濟體共同參與。在1999年七國集團（G7）財長會議的倡議下，同年12月，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德國柏林舉行，這標志著G20的正式成立。

G20峰會是一個國際經濟合作論壇，屬於布雷頓森林體系框架內非正式對話的一種機制。

(6)2016年4月國際金融試卷擴展閱讀：

G20歷屆領導人峰會議題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方面：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完善國際金融監管、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溝通與協調。

同時，G20峰會的議題還關注世界經濟形勢、經濟增長、全球經濟治理、氣候變化、經濟抗風險能力、就業、國際貿易和投資、能源、發展等問題，旨在推動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實質性問題進行討論和研究，以尋求合作並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

2016年9月4日至5日，G20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在中國杭州舉行，主題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分別對應創新增長方式、完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促進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包容聯動式發展等4個重點領域，也成為中國參與引領全球經濟治理的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