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堵塞尋租漏洞的建議

Ⅰ 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金融監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國次貸危機最早顯現跡象是在2007年2月，當時匯豐控股最先發出警告，稱由於大批低收入房貸客戶無力償還貸款，公司為其在美國的房屋按揭業務增加18億美元的壞賬撥備。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市場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已經孕育了很久的危機。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響警報，認為「一些次級房屋貸款機構沒有任何監管，它們的貸款行為最終會危及美國人實現擁有住房和積累財富的兩個美國夢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確地指出，「快速增長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已經引發貸款違約的增加，房屋贖回的增多以及不規范的貸款行為的涌現」;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發表的文章里，葛蘭里奇揭示出美國的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次級房貸市場就像是狂野的美國西部，超過一半以上的這類貸款由沒有任何聯邦監管的獨立房貸機構所發放」。

今天我們再次重溫葛蘭里奇的文章時感到非常遺憾，葛蘭里奇的警告並沒有得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葛蘭里奇的絕大多數同事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它們的風險。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書《動盪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闡述的那樣，「政府幹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者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國眾議院召集的聽證會上，執掌美聯儲達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機證明，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這一點讓他「震驚」。在次貸危機進一步惡化為金融危機之後，格林斯潘這位自由市場主義的信徒呼籲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這與其之前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
次貸危機下金融監管的六宗罪
次貸危機所暴露出的金融監管問題，一方面體現在對金融衍生產品設計及交易的監管不足，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相關金融機構，如房貸機構、投資銀行、銀行表外投資實體、評級機構、對沖基金的監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產品監管——監管存在真空地帶
次貸危機被稱為「21世紀第一個復雜金融衍生市場危機」。就連美國證監會(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認為，「大量的沒有被監管的類似CDS 的衍生品為此次金融危機的頭號惡棍」。
2000年，在美國金融行業更加有力的公關活動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解除了對包括被視為華爾街金融創新「毒丸」的信用違約互換(CDS)在內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監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監控重任則全部落到了華爾街投行等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機證明，單純依靠金融機構自身對衍生產品風險進行控制是遠遠不夠的。金融衍生產品監管制度和交易規則的缺陷，助長了衍生產品的過度投機，並最終引爆了危機。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與構造方面幾乎不加干涉，政府隱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雙方均能准確理解衍生產品的構造與風險，因此雙方的交易純屬市場行為，沒有干預的必要。在監管縱容下，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逐步偏離了基本經濟學原理：一是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違背了銀行信貸「可償還性」原則，沒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還款現金流，而是寄託於抵押物持續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產品結構過於復雜，使基礎產品的風險在層層設計中變得更加隱蔽，違背了「讓客戶充分了解金融風險」的原則;三是監管當局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沒有限制，致使風險過度放大，超出了市場參與者可承受的范圍。
第二，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方式分為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違約掉期)主要通過場外交易(OTC)的方式進行。一般來說，場內交易會受到交易所的監管，但由於場外交易的衍生產品具有非標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離於監管體系之外。如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所說，「金融衍生商品是個新的『影子銀行體系』,是企業與機構間的私人合約，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動法則之外創造金錢，它不是真正的貨幣，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寫有承諾的紙，甚至只是一個電子符號，它存在於正常的商業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監管」。
第三，由於金融衍生產品屬於表外業務，不需要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顯示，銀行對相關信息的披露相對有限，監管當局無法得到關於金融機構經營及投資金融衍生產品的充分而准確的信息，一旦出現問題，短期內無法確知問題的嚴重程度，導致難以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
第四，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金融衍生產品清算系統，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實上並不清楚市場上各種衍生產品的交易規模與頭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機爆發後，政府在很長時間內甚至不能准確估計危機的嚴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圍。
房貸機構監管——監管缺失導致次貸發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國房市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保持繁榮。另外，由於資產證券化技術的發展，住房按揭貸款的「發放—銷售」模式使風險得以輕易轉移，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貸款機構超常規發展的慾望。特別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眾多貸款機構紛紛降低住房按揭貸款的准入標准，放鬆了資信審查，向大量收入較低、信用記錄較差的人發放了「次級按揭貸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資信證明文件或具有高債務—收入比的借款申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放貸標準的降低基本上都發生在聯邦銀行監管規定的范圍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貸機構得以在脫離消費者監督的條件下大量發放高價貸款。盡管相關監管部門一再要求改善次貸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發放房屋按揭貸款的不僅僅是商業銀行，還包括許多獨立的住房貸款公司或經紀商。根據2007年的統計數據，美國市場全部房貸中約60%和高價房貸中約45%經住房貸款經紀商發放，這些經紀商根本不在聯邦銀行監管機構的監管范圍內。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金融監管當局並沒有及時對次級貸款的發放標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沒有及時將獨立放貸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內。筆者認為，原因無非是兩方面：一是過於相信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認為市場能夠通過自行調節解決風險;二是認為次級貸款佔美國全部房貸的比例較低，不會引起較大的系統性風險。

在金融機構出於競爭壓力及利益驅動，放鬆資信審查、降低貸款標準的情況下，監管當局應及時對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統的上述行為進行規范和引導，才能防患於未然。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無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財政部，都沒有對這一高風險的貸款發出任何警示，這表明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對次貸監管的確存在疏忽。

投資銀行監管——對流動性和資本金缺乏約束

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人們開始將此次危機的誘因集中到美國監管者對華爾街大行過度寬容及監管缺失的制度層面上。在獨立投行模式下，美國證監會是投行的唯一監管機構，其對投行的監管也只限於與證券交易相關的活動，相關的審慎性監管和投資風險監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貸危機之前美國投資銀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的發展模式。

美國曾在1929年大危機後一度加強了投資銀行監管。為了防止危機的再度爆發，美國相繼出台了多項重要法律，其中對投資銀行業務影響最大的是1933年美國頒布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這一法律規定商業銀行(從事吸取和貸款業務)和投資銀行(承銷和發行證券)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使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出現了。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業與混業一直是美國政策與立法中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分業型的金融體制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管理限制了美國投資銀行的發展。因此，要求混業經營的呼聲越來越高。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逐漸放寬了投資銀行的業務限制，並於1999年11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限制投機和分業經營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投資銀行不受傳統銀行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約束，它們開始通過金融創新廣泛使用高杠桿，投資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甚至為賺取高額利潤不惜違背職業操守。而上述高杠桿化且具有短期行為特點的業務擴張幾乎是游離於聯邦政府的監管之外的。
從2003年以來，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桿率都從十幾倍躍升到30倍左右，而商業銀行的杠桿率仍只有十幾倍。在經濟繁榮年代，高杠桿為投行帶來豐厚利潤。但高杠桿使得投資銀行對流動性和維持自身高級別評級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場環境惡化或自身財務狀況不佳，被評級公司降低評級，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繼而出現流動性問題等連鎖反應，就容易陷入困境。由於美國對投行的資本金、流動性等均缺乏嚴格的監管標准，導致風險與資本並不匹配。另外，作為獨立法人的投資銀行不是美聯儲的成員，出現問題時也不能得到美聯儲的救助，只有在商業銀行收購投資銀行後，美聯儲才能通過救助商業銀行間接救助投資銀行。

經過次貸危機的沖擊，美國投資銀行業進入重新洗牌的階段。美國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貝爾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經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兩家碩果僅存的投資銀行也於2008年9月申請改組為銀行控股公司，這意味著它們從此納入傳統銀行的監管體系，美國獨立投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時代宣告終結。

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監管——虧損時重新並表引致信心危機

金融機構常常為特定的融資、並購等交易活動設立特殊目的實體(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資活動中，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可注冊成立一個與發起人隔離的特殊目的實體。這種實體不需要大額的資本金，一般由其母體注入高等級的債券作為資產，在此基礎上通過評級、增信等手段，獲得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的資格。這樣的實體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其依據的法律和遵循的監管准則和會計准則也有所差別。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業會計丑聞中已經聲名狼藉，但在這次金融機構危機中以新的變形體——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形式卷土重來。銀行表外投資實體是一種由銀行發起設立並提供全部或部分債務擔保的證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專為發行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而設立的管道公司(conit)、結構性投資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產事件發生前，SPE在發生損失時，其損失不須並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國監管當局從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會計合並准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監管規則，以加強對SPE的監管。特別是在2003年對相關會計准則做出修改，要求在SPE發生損失時，對其擁有控制權並需承擔最終損失的金融機構應將此合並入資產負債表中。

但是，表外投資實體信息不透明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對表外實體尤其是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有效監管不足的狀況依然在延續。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表外投資實體的業務模式給設立機構帶來的巨大風險逐漸暴露。以SIV為例，銀行通過發行短期票據和中期債券，將所得收益投資於如抵押貸款證券等高回報資產，所發行票據與結構性證券之間的差額即銀行所得利潤。由於旗下的SIV大規模投資於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次貸危機的爆發給大多數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均造成巨額損失。例如，管理著全球規模最大SIV資產、約佔全球SIV總資產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團，由於次貸危機以來SIV資產大幅縮水近40%，被迫於2007年12月將旗下7個結構性投資實體並入資產負債表中。另外，匯豐控股、法國興業銀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銀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額虧損已經將各自的SIV並入資產負債表內。SIV成立之初獨立於銀行之外，不屬於銀行本身的業務，但造成損失後，銀行按照相關會計原則將其納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從而造成了銀行的巨額虧損和投資者信心危機。

評級機構監管——利益沖突規制有限，評級方法不夠透明

早在美國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閉案發生時，評級機構就曾因為相關的評級失責問題受到各方的關注和質疑，美國各界也以上述事件為契機開始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業之運作及監管體制。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於2006年9月通過了《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該法案的實施規則雖然填補了美國信用評級業監管體制的空白，但仍未解決諸多根本性問題。

首先，法案對信用評級業利益沖突的監管非常有限，評級機構對結構性融資產品構建的直接參與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及其實施規則明令禁止的利益沖突情形只有四種：(1)若評級機構最近財政年度內10%以上的評級收入來自某一發行人，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2)若評級機構或其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直接擁有某一發行人的證券或所有者權益，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3)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與其有關聯的發行人的評級;(4)若評級機構的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擔任某一發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員，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

此外，監管部門無權對信用評級模型及方法的科學、合理性進行實質審查，評級的准確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評級機構僅僅是簡要介紹評級的方法，無論是作為監管部門的美國證監會，還是機構投資者和普通公眾，都難以深入了解評級的數據來源和核心的評級方法。這使得市場和監管當局對評級機構的約束作用減弱，評級機構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更重要的是，即使評級失真，投資者受到誤導，評級機構通常也無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為其評級只代表評級機構自身對次貸產品信用風險的「看法」，而非投資建議。例如，在美國涉及公司債務評級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會裁定評級結果屬於「觀點」，就像報紙的社論一樣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護。也許只有當法官不再把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視為言論自由范疇內的「觀點」，評級機構的現有業務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評級結果的可信度才會得以真正的提高。
對沖基金監管——各國監管理念存在分歧，監管環境總體寬松

目前歐美等主要工業國家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比較寬松。首先，各國在是否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方面還存在分歧，體現為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的理念沖突。以德、法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大陸國家堅持前一種監管理念，強調監管的法律強制性、廣泛的適用性和市場規則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國則主張後一種監管理念，認為應更多地強調監管的非強制性，市場參與個體的差異性和市場規則的自發性。

自2005年以來，德國對對沖基金提出了強烈質疑，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張實施政府主導的強制性監管，增強對沖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國的主張遭到了美英等國的強烈反對，只好轉向「自願地」建立行業行為規范，起草了《對沖基金行為規范》，目前也僅處於積極尋求相應支持的階段。

美、英等國認為政府指定的行為規范有可能會扼殺市場自發的金融創新並進一步阻礙市場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對在目前的監管框架下對對沖基金提出進一步的監管要求，主張尊重對沖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場自發地進行調節。盡管美聯儲一向堅持審慎監管原則，但由於衍生品市場屬於一個發展迅猛的新興領域，很多配套的監管制度和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保爾森認為，金融市場監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監管機構不應為信貸衍生品和對沖基金制定特別規則。

其次，對沖基金事實上在美國和英國享有較為寬松的法律及監管環境。美國實行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其監管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場為指導，認為市場自律是對沖基金監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張對沖基金進行登記注冊，從而使對沖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資策略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度。根據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對沖基金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投資公司的監管范圍之外，免於注冊登記。投資對沖基金的機構和個人的最低資本限額分別為250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投資者人數限定在500人以內。盡管先後發生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對沖基金倒閉的事件，但美國仍傾向於維持目前的監管現狀。如2007年2月，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發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監管體制，認為足以防止對沖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資本威脅金融系統的穩定。

最後，客觀上存在相當的監管難度。從注冊地來看，全球大約有55%的對沖基金選擇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以及百慕大等地作為注冊地，此類離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約2/3的對沖基金資產。在美國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34%，管理的資產佔24%;在歐洲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9%，管理的資產佔11%;剩餘的對沖基金大多在亞洲注冊。

「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

美國次貸危機無疑為中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提供了反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引起人們對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潛在風險的高度關注。中國會不會重蹈美國次貸危機之覆轍？「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美國次貸危機對完善我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具有重要啟示。

美國金融監管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採用規則導向監管，即政府部門制定各項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並強制要求被監管對象執行。美國財長保爾森(Hank Paulson)於2007 年1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時提出，「我們也應該研究在美國採用更多原則導向監管的現實可能性和好處的問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於2007 年5 月發表演講指出，「監管最好的選擇就是用持續的、原則導向和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來應對金融創新。」

美國金融專欄作家吉姆？索羅維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來比喻規則導向監管與原則導向監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欖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國體育運動項目一樣，制定了詳細的比賽規則，它們有細致入微的比賽規則手冊，嚴格規定了運動員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甚至限制了他們在場上應處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種更純粹的以原則導向的體育項目，與眾多的美國體育項目相比較，英式足球規則更少，並且賦予裁判員至高的許可權，裁判員能夠打斷比賽進程甚至能影響比賽結果。」

美國的監管規則很多，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們更偏好「邊界明確的規則」。這種規則體系要求明確說明什麼是准許的，什麼是不準的。監管者也喜歡明確的規則，因為這樣的規則容易執行。結果是市場有越來越多的規則。但是，市場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任何規則都會出現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規則太多，各個規則之間就可能出現矛盾，可以說，繁雜的規則也能創造套利的機會。實際情況正是由於這些規則自身愈來愈復雜，最終不能夠被人們充分理解，市場開始發展出用以避稅或者逃避規則約束的產品和服務。應對快速變化情形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導原則。

調整監管理念，加強外部監管、功能監管和事前監管

次貸危機是一場系統性風險引發的危機，所受損失的大小基本由參與程度決定，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多項因素導致系統性風險不斷疊加，但一直沒有得到監管及貨幣當局的足夠重視。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以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為主、外部監管為輔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理念無法克服市場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於機構追逐利潤的動機可能使機構做出非理性的行為;另一方面，由於金融機構只對機構自身負責，而不對市場整體風險負責，因此其自身擴張行為就易埋下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患。要識別和降低系統性風險，就必須從市場整體發展的角度，加強金融機構的外部監管，通過反周期的監管要求和宏觀政策，消除順周期的風險疊加因素。

另外，現代金融體系的監管應該更多地強化功能監管和統一監管。監管者要能夠審慎地評估金融產品，洞悉其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針對這些變化，監管體系有必要從過去強調針對機構進行監管的模式向功能監管模式過渡，即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同類型的業務進行統一監管和統一標準的監管，以減少監管的盲區，提高監管的效率。

最後，要變「事後補救」為「事前監管」。雖然美國在次貸危機爆發後開始反思並計劃變革金融監管體制，但損失已經發生，並造成了嚴重影響。最好的辦法是加強事前監督，對創新產品進行深入研究，評估金融產品對經濟可能帶來的風險，將風險消滅在萌芽中。

Ⅱ 針對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潛在的風險,提出解決的措施和建設性的建議

您的問題過於抄籠統，究竟是遇到什麼樣的管理問題
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應該建立一整套的應對問題和風險的方案，能夠做到在出現問題之前或者問題剛剛出現的同時就能及時採取相應措施。
管理中出現的問題，原因無外乎：
1、組織結構問題；比如結構混亂，人員重疊
2、人員配置問題；人浮於事，分工不明
3、管理人員素質；對產生的問題難以駕控，反應遲鈍
4、企業文化；工作態度散漫，人心不齊
5、制度問題；沒有一整套激勵懲罰規章制度
6、企業目標不明確；企業首先得有明確的目標和計劃才能使工作穩步前進，很多開頭很好的企業最後之所以失敗完全因為沒有制定一種穩定的經營計劃

對企業的領導而言，首先必須分清楚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再去找到解決的方法。企業管理的影響因素很多，籠統地找到個萬能的解決方法是不大可能的。

不知道我的解釋能否滿足你的要求：）

Ⅲ 你好！你有《金融機構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評估及客戶分類管理指引》工作方案 請共享一下，收費沒問題的

金融機構洗錢和恐怖融資風險評估及客戶分類管理指引

為深入實踐風險為本的反洗錢方法，指導金融機構評估洗錢和恐怖融資（以下統稱洗錢）風險，合理確定客戶洗錢風險等級，提升反洗錢和反恐怖融資（以下統稱反洗錢）工作有效性，根據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 》 等法律制定本指引。
第一章總則
一、基本原則
（一）風險相當原則。
金融機構應依據風險評估結果科學配置反洗錢資源，在洗錢風險較高的領域採取強化的反洗錢措施，在洗錢風險較低的領域採取簡化的反洗錢措施。
（二）全面性原則。除本指引所列的例外情形外，金融機構應全面評估客戶及地域、業務、行業（職業）等方面的風險狀況，科學合理地為每一名客戶確定風險等級。
（三）同一性原則。金融機構應建立健全洗錢風險評估及客戶風險等級劃分流程，賦予同一客戶在本金融機構唯一的風險等級，但同一客戶可以被同一集團內的不同金融機構賦予不同的風險等級。
（四）動態管理原則。金融機構應根據客戶風險狀況的變化，及時調整其風險等級及所對應的風險控制措施。
（五）自主管理原則。金融機構經評估論證後認定，自行確定的風險評估標准或風險控制措施的實施效果不低於本指引或其中某項要求，即可決定不遵循本指引或其中某項要求，但應書面記錄評估論證的方法、過程及結論。
（六）保密原則。金融機構不得向客戶或其他與反洗錢工作無關的第三方泄露客戶風險等級信息。
二、功能
（一）本指引所列風險評估要素及其風險子項是金融機構全面科學評估洗錢風險的參考指標，為金融機構劃分客戶洗錢風險等級提供依據。
（二）本指引所確定的工作流程是金融機構科學整合內部各類資源，特別是發揮業務條線了解客戶的基礎性作用，有效評估、管理洗錢風險的必要管理措施。
（三）本指引有助於指導金融機構依據洗錢風險評估及客戶風險等級劃分結果，優化反洗錢資源配置。
三、適用范圍本指引適用於金融機構開展洗錢風險評估、客戶洗錢風險等級劃分及其他風險管理工作。支付機構及其他應履行反洗錢義務的特定非金融機構可參照本指引開展相關工作。
銀行業金融機構可根據實際風險狀況，自主決定是否將本指引的要求運用於一次性交易客戶。
保險業金融機構可根據實際風險狀況，自主決定是否將本指引的要求運用於投保人以外的其他人員。
金融機構和特定非金融機構的行業自律組織可根據本指引進一步制定分行業的指引。
第二章風險評估指標體系
一、指標體系概述
洗錢風險評估指標體系包括客戶特性、地域、業務（含金融產品、金融服務）、行業（含職業）四類基本要素。金融機構應結合行業特點、業務類型、經營規模、客戶范圍等實際情況，分解出某一基本要素所蘊含的風險子項。金融機構可根據實際需要，合理增加新的風險評估指標。例如，金融機構可區分新客戶和既有客戶、自然人客戶和非自然人客戶等不同群體的風險狀況，設置差異化的風險評級標准。
二、風險子項
（一）客戶特性風險子項。金融機構應綜合考慮客戶背景、社會經濟活動特點、聲譽、權威媒體披露信．息以及非自然人客戶的組織架構等各方面情況，衡量本機構對其開展客戶盡職調查工作的難度，評估風險。風險子項包括但不限於：
1 ．客戶信息的公開程度。客戶信．息公開程度越高，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成本越低，風險越可控。例如，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以及在規范證券市場上市的公司開展盡職調查的成本相對較低，風險評級可相應調低。
2 ．金融機構與客戶建立或維持業務關系的渠道。渠道會對金融機構盡職調查工作的便利性、可靠性和准確性產生影響。例如，在客戶直接與金融機構見面的情況下，金融機構更能全面了解客戶，其盡職調查成果比來源於間接渠道的成果更為有效。不同類的間接渠道風險也不盡相同，例如，金融機構通過關聯公司比通過中介機構更能便捷准確地取得客戶盡職調查結果。
3 ．客戶所持身份證件或身份證明文件的種類。身份證件或身份證明文件越難以查驗，客戶身份越難以核實，風險程度就越高。
4 ．反洗錢交易監測記錄。金融機構對可疑交易報告進行回溯性審查，有助於了解客戶的風險狀況。在成本允許的情況下，金融機構還可對客戶的大額交易進行回溯性審查。
5 ．非自然人客戶的股權或控制權結構。股權或控制權關系的復雜程度及其可辨識度，直接影響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的有效性。例如，個人獨資企業、家族企業、合夥企業、存在隱名股東或匿名股東公司的盡職調查難度通常會高於一般公司。
6 ．涉及客戶的風險提示信．息或權威媒體報道信．息。金融機構如發現，客戶曾被監管機構、執法機關或金融交易所提示予以關注，客戶存在犯罪、金融違規、金融欺詐等方面的歷史記錄，或者客戶涉及權威媒體的重要負面新聞報道評論的，可適當調高其風險評級。
7 ．自然人客戶年齡。年齡與民事行為能力有直接關聯，與客戶的財富狀況、社會經濟活動范圍、風險偏好等有較高關聯度。
8 ．非自然人客戶的存續時間。客戶存續時間越長，關於其社會經濟活動的記錄可能越完整，越便於金融機構開展客戶盡職調查。金融機構可將存續時間的長度作為衡量客戶風險程度的參考因素。
（二）地域風險子項。金融機構應衡量客戶及其實際受益人、實際控制人的國籍、注冊地、住所、經營所在地與洗錢及其他犯罪活動的關聯度，並適當考慮客戶主要交易對手方及境外參與交易金融機構的地域風險傳導問題。風險子項包括但不限於：
1 ．某國（地區）受反洗錢監控或制裁的情況。金融機構既要考慮我國的反洗錢監控要求，又要考慮其他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推行且得到我國承認的反洗錢監控或制裁要求。經營國際業務的金融機構還要考慮對該業務有管轄權的國家（地區）的反洗錢監控或制裁要求。
2 ．對某國（地區）進行反洗錢風險提示的情況。金融機構應遵循中國人民銀行和其他有權部門的風險提示，參考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英文簡稱 FATF ）、亞太反洗錢組織（英文簡稱 APG ）、歐亞反洗錢及反恐怖融資組織（英文簡稱 EAG ）等權威組織對各國（地區）執行 FATF 反洗錢標準的互評估結果。
3 ．國家（地區）的上游犯罪狀況。金融機構可參考我國有關部門以及 FATF 等國際權威組織發布的信息，重點關注存在較嚴重恐怖活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毒品、走私、跨境有組織犯罪、腐敗、金融詐騙、人口販運、海盜等犯罪活動的國家（地區） , 以及支持恐怖主義活動等嚴重犯罪的國家（地區）。對於我國境內或外國局部區域存在的嚴重犯罪，金融機構應參考有權部門的要求或風險提示，酌情提高涉及該區域的客戶風險評級。
4 ．特殊的金融監管風險。例如避稅型離岸金融中心。對於其住所、注冊地、經營所在地與本金融機構經營所在地相距很遠的客戶，金融機構應考慮酌情提高其風險評級。
（三）業務（含金融產品、金融服務）風險子項。金融機構應當對各項金融業務的洗錢風險進行評估，制定高風險業務列表，並對該列表進行定期評估、動態調整。金融機構進行風險評級時，不僅要考慮金融業務的固有風險，而且應結合當前市場的具體運行狀況，進行綜合分析。風險子項包括但不限於：
1 ．與現金的關聯程度。現金業務容易使交易鏈條斷裂，難於核實資金真實來源、去向及用途，因此現金交易或易於讓客戶取得現金的金融業務（以下簡稱關聯業務）具有較高風險。考慮到我國金融市場運行現狀和居民的現金交易偏好，現金及其關聯業務的普遍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金融機構可重點關注客戶在單位時間內累計發生的金額較大的現金交易情況或是具有某些異常特徵的大額現金交易情況。此項標准如能結合客戶行業或職業特性一並考慮將更為合理。
2 ．非面對面交易。非面對面交易方式（如網上交易）使客戶無需與工作人員直接接觸即可辦理業務，增加了金融機構開展客戶盡職調查的難度，洗錢風險相應上升。金融機構在關注此類交易方式固有風險的同時，需酌情考慮客戶選擇或偏好此類交易方式所具有的一些現實合理性，特別是在以互聯網為主要交易平台的細分金融領域（如證券市場的二級市場交易），要結合反洗錢資金監測和自身風險控制措施情況，靈活設定風險評級指標。例如，可重點審查以下交易：
( 1 ）由同一人或少數人操作不同客戶的金融賬戶進行網上交易；
( 2 ）網上金融交易頻繁且 IP 地址分布在非開戶地或境外；
( 3 ）使用同一 IP 地址進行多筆不同客戶賬戶的網銀交易；
( 4 ）金額特別巨大的網上金融交易；
( 5 ）公司賬戶與自然人賬戶之間發生的頻繁或大額交易；
( 6 ）關聯企業之間的大額異常交易。
3 ．跨境交易。跨境開展客戶盡職調查難度大，不同國家（地區）的監管差異又可能直接導致反洗錢監控漏洞產生。金融機構可重點結合地域風險，關注客戶是否存在單位時間內多次涉及跨境異常交易報告等情況。
4 ．代理交易。由他人（非職業性中介）代辦業務可能導致金融機構難以直接與客戶接觸，盡職調查有效性受到限制。鑒於代理交易在現實中的合理性，金融機構可將關注點集中於風險較高的特定情形，例如：
( 1 ）客戶的賬戶是由經常代理他人開戶人員或經常代理他人轉賬人員代為開立的；
( 2 ）客戶由他人代辦的業務多次涉及可疑交易報告；
( 3 ）同一代辦人同時或分多次代理多個賬戶開立；
( 4 ）客戶信．息顯示緊急聯系人為同一人或者多個客戶預留電話為同一號碼等異常情況。
5 ．特殊業務類型的交易頻率。對於頻繁進行異常交易的客戶，金融機構應考慮提高風險評級。
銀行業金融機構可關注開（銷）戶數量、非自然人與自然人大額轉賬匯款頻率、涉及自然人的跨境匯款頻率等。
證券業金融機構可關注交易所預警交易、大宗交易、轉託管和指定（撤指）、因第三方存款單客戶多銀行業務而形成的資金跨銀行或跨地區劃轉等。
期貨業金融機構可關注盜碼交易、自然人客戶違規持倉、對倒、對敲等異常行為。
保險業金融機構可關注投保頻率、退保頻率、團險投保人數明顯與企業人員規模不匹配、團險保全業務發生率、申請保單質押貸款（保單借款）金額或頻率、生存保險受益人變更頻率、萬能險追加保費金額或頻率等。
信託公司可關注客戶購買、轉讓信託產品的頻率或金額等。
在業務關系建立之初，金融機構可能無法准確預估出客戶使用的全部業務品種，但可在重新審核客戶風險等級時審查客戶曾選擇過的金融業務類別。
（四）行業（含職業）風險子項。
金融機構應評估行業、身份與洗錢、職務犯罪等的關聯性，合理預測某些行業客戶的經濟狀況、金融交易需求，酌情考慮某些職業技能被不法分子用於洗錢的可能性。本指引對此基本要素不再細分風險子項，金融機構可從以下角度進行評估：
1 ．公認具有較高風險的行業（職業）。原則上，按照我國反洗錢監管制度及 FATF 建議等反洗錢國際標准應納入反洗錢監管范圍的行業（職業），其洗錢風險通常較高。
2 ．與特定洗錢風險的關聯度。例如，客戶或其實際受益人、實際控制人、親屬、關系密切人等屬於外國政要。
3 ．行業現金密集程度。例如，客戶從事廢品收購、旅遊、餐飲、零售、藝術品收藏、拍賣、娛樂場所、博彩、影視娛樂等行業。
三、指標使用方法
本指引運用權重法，以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式來計量風險、評估等級。中國人民銀行鼓勵金融機構研發其他風險計量工具或方法，金融機構自主研發的風險計量工具或方法應能全面覆蓋本指引所列風險子項，並有書面文件對其設計原理和使用方法進行說明。
（一）金融機構應對每一基本要素及其風險子項進行權重賦值，各項權重均大於 0 ，總和等於 100 。對於風險控制效果影響力越大的基本要素及其風險子項，賦值相應越高。對於經評估後決定不採納的風險子項，金融機構無需賦值。同一基本要素或風險子項所概括的風險事件，在不同的細分金融領域內有可能導致不同的危害性後果發生。即使是處於同一細分金融領域內的不同金融機構，也可能因為客戶來源、銷售渠道、經營規模、合規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而面臨不同的風險狀況，從而對同一風險事件的風險程度作出不同的判斷。因此，每個金融機構需結合自身情況，合理確定個性化的權重賦值。
（二）金融機構應逐一對照每個風險子項進行評估。例如，金融機構採用五級分類法時，最高風險評分為 5 ，較高風險評分為 4 ，一般風險評分為 3 ，較低風險評分為 2 ，低風險評分為 1 。金融機構應根據各風險子項評分及權重賦值計算客戶風險等級總分，計算公式為 Pi：，其中 a 代表風險子項評分， p 代表權重， m 代表金融機構所選取的風險分級數（例如三級分類、五級分類等） , n 代表風險子項數量。客戶風險等級．得分最高 1 00 分。
（三）金融機構應建立客戶風險等級總分（區間）與風險等級之間的映射規則，以確定每個客戶具體的風險評級，引導資源配置。金融機構確定的風險評級不得少於三級。從有利於運用評級結果配置反洗錢資源角度考慮，金融機構可設置較多的風險評級等次，以增強反洗錢資源配置的靈活性。
四、例外情形
（一）對於風險程度顯著較低且預估能夠有效控制其風險的客戶，金融機構可自行決定不按上述風險要素及其子項評定風險，直接將其定級為低風險，但此類客戶不應具有以下任何一種情形：
1 ．在同一金融機構的金融資產凈值超過一定限額（原則上，自然人客戶限額為 20 萬元人民幣，非自然人客戶限額為 50 萬元人民幣），或壽險保單年繳保費超過 1 萬元人民幣或外幣等值超過 1000 美元，以及非現金夏交保費超過 20 萬元人民幣或外幣等值超過 2 萬美元；
2 ．與金融機構建立或開展了代理行、信託等高風險業務關系；
3 ．客戶為非居民，或者使用了境外發放的身份證件或身份證明文件；
4 ．涉及可疑交易報告；
5 ．由非職業性中介機構或無親屬關系的自然人代理客戶與金融機構建立業務關系；
6 ．拒絕配合金融機構客戶盡職調查工作。對於按照上述要求不能直接定級為低風險的客戶，金融機構逐一對照各項風險要素及其子項進行風險評估後，仍可能將其定級為低風險。
（二）對於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客戶，金融機構可直接將其風險等級確定為最高，而無需逐一對照上述風險要素及其子項進行評級：
1 ．客戶被列入我國發布或承認的應實施反洗錢監控措施的名單；
2 ．客戶為外國政要或其親屬、關系密切人；
3 ．客戶實際控制人或實際受益人屬前兩項所述人員；
4 ．客戶多次涉及可疑交易報告；
5 ．客戶拒絕金融機構依法開展的客戶盡職調查工作；
6 ．金融機構自定的其他可直接認定為高風險客戶的標准。不具有上述情形的客戶，金融機構逐一對照各項風險基本要素及其子項進行風險評估後，仍可能將其定級為高風險。
第三章風險評估及客戶等級劃分操作流程
一、時機
（一）對於新建立業務關系的客戶，金融機構應在建立業務關系後的 10 個工作日內劃分其風險等級。
（二）對於已確立過風險等級的客戶，金融機構應根據其風險程度設置相應的重新審核期限，實現對風險的動態追蹤。原則上，風險等級最高的客戶的審核期限不得超過半年，低一等級客戶的審核期限不得超出上一級客戶審核期限時長的兩倍。對於首次建立業務關系的客戶，無論其風險等級高低，金融機構在初次確定其風險等級後的三年內至少應進行一次復核。
（三）當客戶變更重要身份信息、司法機關調查本金融機構客戶、客戶涉及權威媒體的案件報道等可能導致風險狀況發生實質性變化的事件發生時，金融機構應考慮重新評定客戶風險等級。
二、操作步驟
（一）收集信息。金融機構應根據反洗錢風險評估需要，確定各類信息的來源及其採集方法。信息來源渠道通常有：
1 ．金融機構在與客戶建立業務關系時，客戶向金融機構披露的信息；
2 ．金融機構客戶經理或櫃面人員工作記錄；
3 ．金融機構保存的交易記錄；
4 ．金融機構委託其他金融機構或中介機構對客戶進行盡職調查工作所獲信息。
5 ．金融機構利用商業資料庫查詢信息；
6 ．金融機構利用互聯網等公共信息平台搜索信息。
金融機構在風險評估過程中應遵循勤勉盡責的原則，依據所掌握的事實材料，對部分難以直接取得或取得成本過高的風險要素信息進行合理評估。為統一風險評估尺度，金融機構應當事先確定本機構可預估信息列表及其預估原則，並定期審查和調整。
（二）篩選分析信息。評估人員應認真對照風險評估基本要素及其子項，對所收集的信．息進行歸類，逐項評分。如果同一基本要素或風險子項對應有多項相互重復或交叉的關聯性信息存在時，評估人員應進行甄別和合並。如果同一基本要素或風險子項對應有多項相互矛盾或抵觸的關聯性信息存在時，評估人員應在調查核實的基礎上，刪除不適用信息，並加以注釋。
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整理完基礎信息後，應當整體性梳理各項風險評估要素及其子項。如發現要素項下有內容空缺或信息內容不充分的，可在兼顧風險評估需求與成本控制要求的前提下，確定是否需要進一步收集補充信息。
金融機構可將上述工作流程嵌入相應業務流程中，以減少執行成本。例如，從客戶經理或營銷人員開始尋找目標客戶或與客戶接觸起，即可在自身業務范圍採集信．息，並隨著業務關系的逐步確立，由處在業務鏈條上的各類人員在各自職責范圍內負責相應的資料收集工作。
（三）初評。除存在前述例外情形的客戶外，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應逐一分析每個風險評估基本要素項及其子項所對應的信息，確定出相應的得分。對於材料不全或可靠性存疑的要素信息，評估人員應在相應的要素項下進行標注，並合理確定相應分值。在綜合分析要素信．急的基礎上，金融機構工作人員累計計算客戶評分結果，相應確定其初步評級。
金融機構可利用計算機系統等技術手段輔助完成部分初評工作。
（四）復評。初評結果均應由初評人以外的其他人員進行復評確認。初評結果與復評結果不一致的，可由反洗錢合規管理部門決定最終評級結果。
第四章風險分類控制措施
金融機構應在客戶風險等級劃分的基礎上，採取相應的客戶盡職調查及其他風險控制措施。
一、對風險較高客戶的控制措施金融機構應對高風險客戶採取強化的客戶盡職調查及其他風險控制措施，有效預防風險。可酌情採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
（一）進一步調查客戶及其實際控制人、實際受益人情況。
（二）進一步深入了解客戶經營活動狀況和財產來源。
（三）適度提高客戶及其實際控制人、實際受益人信息的收集或更新頻率。
（四）對交易及其背景情況做更為深入的調查，詢問客戶交易目的，核實客戶交易動機。
（五）適度提高交易監測的頻率及強度。
（六）經高級管理層批准或授權後，再為客戶辦理業務或建立新的業務關系。
（七）按照法律規定或與客戶的事先約定，對客戶的交易方式、交易規模、交易頻率等實施合理限制．
（八）合理限制客戶通過非面對面方式辦理業務的金額、次數和業務類型。
（九）對其交易對手及經辦業務的金融機構採取盡職調查措施。
二、對風險較低客戶的控制措施金融機構可對低風險客戶採取簡化的客戶盡職調查及其他風險控制措施，可酌情採取的措施包括但不限於：
（一）在建立業務關系後再核實客戶實際受益人或實際控制人的身份。
（二）適當延長客戶身份資料的更新周期。
（三）在合理的交易規模內，適當降低採用持續的客戶身份識別措施的頻率或強度。例如，逐步建立對低風險客戶異常交易的快速篩選判斷機制。對於經分析排查後決定不提交可疑交易報告的低風險客戶，金融機構僅發現該客戶重復性出現與之前已排除異常交易相同或類似的交易活動時，可運用技術性手段自動處理預警信息。對於風險等級較低客戶異常交易的對手方僅涉及各級黨的機關、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軍事機關、人民政協機關和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等低風險客戶的，可直接利用技術手段予以篩除。
（四）在風險可控情況下，允許金融機構工作人員合理推測交易目的和交易性質，而無需收集相關證據材料。
第五章管理與保障措施
一、風險管理政策金融機構應在總部或集團層面建立統一的洗錢風險管理基本政策，並在各分支機構、各條線（部門）執行。
客戶風險管理政策應經金融機構董事會或其授權的組織審核通過，並由高級管理層中的指定專人負責實施。
金融機構．總部、集團可針對分支機構所在地區的反洗錢狀況，設定局部地區的風險系數，或授權分支機構根據所在地區情況，合理調整風險子項或評級標准。
金融機構應對自身金融業務及其營銷渠道，特別是在推出新金融業務、採用新營銷渠道、運用新技術前，進行系統全面的洗錢風險評估，按照風險可控原則建立相應的風險管理措施。
二、組織管理措施
金融機構應完善風險評估流程，指定適當的條線（部門）及人員整體負責風險評估工作流程的設置及監控工作，組織各相關條線（部門）充分參與風險評估工作。
金融機構應確保客戶風險評估工作流程具有可稽核性或可追溯性。
三、技術保障措施
金融機構應確保洗錢風險管理工作所需的必要技術條件，積極運用信．息系統提升工作有效性。系統設計應著眼於運用客戶風險等級管理工作成果，為各級分支機構查詢使用信息提供方便。
四、代理業務管理
金融機構委託其他機構開展客戶風險等級劃分等洗錢風險管理工作時，應與受託機構簽訂書面協議，並由高級管理層批准。受託機構應當積極協助委託機構開展洗錢風險管理。由委託機構對受託機構進行的洗錢風險管理工作承擔最終法律責任。
金融機構應建立專門機制，審核受託機構確定的客戶風險等級。

Ⅳ 如何應對金融危機(在金融方面)

首先，加強對金融機構監管。白皮書指出，所有可能給金融系統帶來嚴重風險的金融機構都必須受到嚴格監管。為此，政府將推行以下六方面改革：

·成立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以監視系統性風險，同時促進跨部門合作。

·強化美聯儲權力，監管范圍擴大到所有可能對金融穩定造成威脅的企業。除銀行控股公司外，對沖基金、保險公司等也將被納入美聯儲的監管范圍。

·對金融企業設立更嚴格的資本金和其他標准，大型、關聯性強的企業將被設置更高標准。

·成立全國銀行監管機構，以監管所有擁有聯邦執照的銀行。

·撤銷儲蓄管理局及其他可能導致監管漏洞的機構，避免部分吸儲機構藉此規避監管。

·對沖基金和其他私募資本機構需在證券交易委員會注冊。

其次，建立對金融市場的全方位監管。為此，白皮書建議：

·強化對證券化市場的監管，包括增加市場透明度，強化對信用評級機構管理，創設和發行方需在相關信貸證券化產品中承擔一定風險責任。

·全面監管金融衍生品的場外交易。

·賦予美聯儲監督金融市場支付、結算和清算系統的權力。

第三，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不受不當金融行為損害。白皮書指出，為了重建對金融市場的信心，需對消費者金融服務和投資市場進行嚴格、協調地監管。政府必須促進這一市場透明、簡便、公平、負責、開放。為此，白皮書建議：

·建立消費者金融保護局，以保護消費者不受金融系統中不公平、欺詐行為損害。

·對消費者和投資者金融產品及服務強化監管，促進這些產品透明、公平、合理。

·提高消費者金融產品和服務提供商的行業標准，促進公平競爭。

第四，賦予政府應對金融危機所必需的政策工具，以避免政府為是否應救助困難企業或讓其破產而左右為難。

·建立新機制，使政府可以自主決定如何處理發生危機、並可能帶來系統風險的非銀行金融機構。

·美聯儲在向企業提供緊急金融救援前需獲得財政部許可。

第五，建立國際監管標准，促進國際合作。為此，白皮書建議，改革企業資本框架，強化對國際金融市場監管，對跨國企業加強合作監管，並且強化國際危機應對能力。
希望採納

Ⅳ 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在未來的發展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中國的銀行體系當前的風險當然主要是信用風險，但是市場風險、操作風險也隨著利率匯率的市場化而迅速上升，這些監管框架對於中國未雨綢繆防範這些風險提供了一個監管的參照框架，當前主要是信用風險的風險架構，也使得當前中國實施巴塞爾資本協議III的難度相對要小一些、復雜程度也相對要低一些。當然，這也給了中國的銀行業在新的監管框架下逐步積累經驗和數據、爭取在未來國際監管框架的完善中體現中國聲音提供了新的空間。
制度不健全為理財銷售留下隱患。同時，由於客戶對理財產品的辨別能力有限，加之目前理財剛性兌付未實質性打破，理財由商業銀行的信用實質上提供了背書，客戶在購買理財產品往往主要追求高收益，對於理財投資標的、產品信息披露等缺乏深入了解，對風險關注也不夠，這也在客觀上為少數銀行員工違規銷售提供可乘之機。
理財合規銷售，或者說，把合適的產品，銷售給合適的客戶，應當是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操作風險防範的關鍵。監管方面應當加強法規及制度建設，加強對理財合規銷售的檢查，對於違規銷售的行為應當增加處罰力度。銀行也應當順應理財市場發展建立健全管控制度，及時彌補銷售環節存在的漏洞。當然，還應當加強投資者的教育，提高投資者辨別意識，充分了解自己購買的理財，保障自身合法利益。

Ⅵ 金融機構反洗錢部門發現洗錢風險情況，應該採取什麼措施

應進一步核查客戶的身份信息、交易背景，確認是否有洗錢嫌疑，再採取進一步的措施。

Ⅶ 庫存現金管理的解決企業庫存現金管理問題的對策和建議

1、完善法律法規，盡快修改《現金管理暫行條例》
（1）適當放寬現金使用范圍，如因采購地點不固定、交通不便利、生產或者市場急需、搶險救災以及其他特殊情況和必須使用現金的允許使用現金。
（2）調整增加結算起點金額，建立與通脹率掛鉤的現金結算起點的調整機制，實行彈性結算起點金額制，或實行固定結算起點金額制，如可將原結算起點1000元放寬到5000—10000元。
（3）進一步明確中央銀行、商業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在現金管理中的地位和職能，對開戶銀行以放鬆現金管理為優惠條件吸引開戶單位，由當地人民銀行查處，視情節輕重給予經濟處罰，並追究所在單位行政領導責任。
（4）建議在「法律責任」一章中，增加「單位用信用卡套取現金」這一內容，並在《實施細則》中同時增加相應的處罰內容。
2、加強企業現金管理
① 加強對企業單位大額支現的櫃台監管審查，建立大額提現支現的登記申報管理制度，堵住大額支現漏洞。考慮是否可採用適當收費征稅的辦法來調節企業大額用現行為，對除工資、農副產品采購用現外，其他用現，按金額收取一定比例的用現手續費和用現稅金，使企業用現比轉賬付出更大的代價，迫使企業自動放棄使用現金，主動採取轉賬結算方式。
②加強庫存現金限額管理，要堅持庫存限額一年核一次的原則，並以一家主要開戶行核定為准。
③把控制企業坐支、套取現金、大額支現擴大消費支出作為現金監督管理的重點。
④嚴格開戶管理，堅決糾正無證開戶隨意支現現象。⑤當前企業和有關部門應配合中央認真抓好「小金庫」清理工作，並以此為突破口，狠抓現金管理工作。
3、強化宣傳，轉變觀念，提高認識
加強組織經濟工作者對市場經濟和金融經濟改革知識，特別是對頒布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會計法》和《現金管理暫行條例》等法規的學習，糾正思想認識上的偏差，用正確的理論來指導工作。
4、建立公平有序高效的金融環境
按照市場經濟和金融改革目標任務盡力統一政策，統一準則，逐步使各個金融單位走上同一起跑線；認真學習《中國人民銀行法》和《商業銀行法》這兩套法律，它們為治理金融無序競爭提供了法律保證，並重在執行；中央銀行的監管力量應以高起點的經濟處罰作為當前的主要手段，從而使不正當競爭者得不到經濟利益。疏通轉賬結算渠道，解決無故壓單壓票問題，最大限度地減少不必要的現金使用，大力推行信用卡和支票結算業務，採用國際先進技術轉變結算方式，完善和擴大信用卡結算業務。
5、健全監督體系
即健全金融與社會兩套監督體系。一、應著重加強中央銀行對金融業的監督能力，同時建立金融同業間相互監督制度。重點是強化檢查和處罰，可採取日常檢查和突擊檢查相結合的方式，處罰應高金額，能起到罰一警十的效果。二、對企業的社會監督考慮到企業與商業銀行的利益關系，其監督權應主要由財政、審計、監察、企業主管部門並聯合社會審計機構去從嚴執行，對企業違犯現金管理規定也應處以重罰。同時，在企業內部應從建立健全現金內部控制制度。對於違犯現金管理規定建立舉報制度，對舉報有功者給予獎勵。三、統一管理，相互配合。由人民銀行統一現金管理，商業銀行、工商、稅務、財政、審計、監察、企業主管等部門配合管理，相互協調，做好現金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