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小年互聯網金融

Ⅰ 許小年的觀點

許小年否認了中國股市此輪行情是由於人民幣升值而引起的說法。他認為，資產的估值和幣值基本上沒有關系，大多數投資者投入和支出，資產組合都是人民幣，所以人民幣升值不應該引起資產的重新調整重新配置。只有當投資者持有美元資產的時候，才會引起這樣的調整。人民幣升值會使外幣資產持有者增加購買A股的意願，但至今外幣持有者都只有通過QFII和地下管道進來，數量是有限的。許小年稱，這些儲蓄資金，應該是經過各種各樣的渠道轉化為實體投資。但是由於我們現有的金融結構所限，資金主要是流入了銀行體系，而其他渠道要麼不暢通，要麼過於狹窄。在銀行中積存了大量的資金，銀行想放，無法全部放出去。所以就形成了銀行體系內部的流動性過剩。銀行感到壓力很大，有著強大的貸款意願。這個流動性過剩反映的問題，不是貨幣政策過於松寬，而是政策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流動性過剩是結構性的，是體制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
因此，要緩解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就要增加非銀行資產供應，比如說房地產，比如說私人股本基金，比如說保險產品，比如說公司債券和股票一級市場發行。「房地產不僅不應該抑制，而且應該大力發展，加快房地產供應，而不是打壓價格。如果這樣的問題解決不了，資金仍然會大量擠壓在銀行體系裡。」許小年稱。 進入21世紀，征服自然的豪言壯語越來越少聽到了，幾十年前，那可是最流行的口號。君不見，「人類認識自然的目的是為了改造自然」，「喝令高山低頭，河水讓路」。最能體現人類自我意志崇拜的，莫過於「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人類的頭腦膨脹始於工業革命，在此之前的幾千年中，人類所能支配的力量僅限於自己的四肢所及、畜力、簡單的風力和水力。在工業革命之後不到200年的時間里，人類就迅速地經過蒸汽、電力、化石燃料，進入到核子時代。至今單單是已造出來的核武器，就足以毀滅這個世界好幾遍！
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和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令人類神魂顛倒，以為自己真的成了世界乃至宇宙的主宰，擁有按照自己意志改造自然的能力，為實現人類的目的，可以並且能夠重新安排自然秩序。
大自然無情地報復了人類，當肺里充塞著污染的空氣，腸胃中沉澱著重金屬時，人類的頭腦開始冷卻，狂妄與無知逐漸消退，「保護自然」、「順應自然」取代了「征服自然」，成為新世紀的時髦語言。
科學再發達，總有人類無法認識的事物。小到基本粒子，人們對其內部結構，至今莫衷一是；大到宇宙空間，每一新的發現都帶出了更多無法回答的問題。最難把握的，是人類自身活動的後果。人類活動的規模越大，消耗的能量越多，對自然的沖擊越強，其後果就越難預見。埃及建了阿斯旺大壩，誰料到沃野千里的尼羅河三角洲因此變成了鹽鹼灘？世界各國競相實現工業化之時，誰會想到今天的全球變暖？
科學不能說明的，留給了哲學；哲學不能說明的，留給了宗教。世界上有很多宗教，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還有名不見經傳的，在個人心中的信仰。宗教所共有的是對人類局限的承認，以及由此而生的敬畏之心，敬畏佛陀、真主、上帝，敬畏自然。人類不會停止認識自然，但目的不再是改造自然，而是順應自然市場又何嘗不是如此。
市場上有數億的消費者，個人的收入和品味千差萬別；市場上有數千萬企業，每一家的資金、技術、產品各不相同。若想駕馭市場，一要掌握每個消費者和每個企業的信息，二要擁有控制每個消費者和每個企業的手段。再強大的政府也不敢聲稱擁有這樣的能力吧，此事非人力所及，只能留給上帝，經濟中的上帝就是市場。
為什麼這個部那個局的還在忙著管這管那呢？忙升遷的業績，高官才有厚祿，才有更多的租子可尋。當然，市場經濟離不開政府，政府的職責是界定和保護產權，執行法律和法規，提供社會保障包括低收入階層的生活保障，但這些正經事兒眼下只佔衙門事務的一小部分。
管不了個體，難道不能管宏觀嗎？格林斯潘調控美國經濟，曾被譽為幾近完美。2000年科技泡沫破滅，01年「911」恐怖襲擊，格老當機立斷，大印鈔票，於危機時刻，挽救了經濟，挽救了小布希的共和黨。歡呼聲未落，多餘的流動性進入了房地產市場，釀成戰後最大的泡沫以及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我們2011年貨幣政策的「適度松寬」，不亞於格老當年的放水，結果是樓市狂飆和CPI通脹。這兩天又討論「退出」，商量如何撲滅自己點燃的大火。折騰什麼呢？
宏觀調控的前提是准確預測經濟走勢，准確預見企業與個人對政策的反應。此事之難，超過估算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自然是無意識的和被動的，人卻是主觀能動的。自然無可奈何地接受人類的破壞，人卻有各種各樣的辦法應對調控。科學家尚不能預見阿斯旺高壩的後果，格老的失算就是情理中的事了。畢竟央行行長也是凡夫俗子，他不是神。
面對市場的不可知，人要有敬畏之心，最好的政策是「清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人不會停止研究經濟，目的不是駕馭市場，而是順應市場。 房價上漲的原因很簡單，需求大於供給，或者供給小於需求。
影響需求的有長期因素，例如城鎮化、婚齡人口的增加、收入的提高。城鎮化和人口的變化緩慢，收入的增長大致與GDP同步，即每年8%到10%，這三個長期因素都很重要，但不能解釋房價在短期內的暴漲。
決定需求的短期因素中，最重要的是貨幣供應。2009年廣義貨幣M2增加了27.7%，同年名義GDP僅增長6.7%。用通俗但並不嚴格的話講，實體經濟不需要那麼多錢，多餘的20個百分點的錢去哪裡了？樓市和股市。就像給病人輸血，一旦超過了身體的需要，必然會在臉上、腿上、臀上鼓起包來，經濟學上稱為「泡沫」。
多餘的錢主要通過貸款進入樓市，不僅按揭容易借了，地產商的開發貸款不成問題，而且貸給工業企業的錢轉化為企業的盈利和你的收入。收入增加了，「溫飽而思淫慾」，淫慾必有居所，購房需求於是上升。請注意，增加的收入並不是企業和你創造的價值，而僅僅是央行印的一堆紙，經商業銀行轉交給了你。反正紙上印了毛主席的像，用它就可買100元的東西。隨著貸款、鈔票的泛濫成災，地價、房價扶搖直上。
貨幣超發對購房需求的影響還有另一渠道，雖然是間接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直接效應，那就是通脹預期。發了這么多的票子，通脹是早晚的事，百姓為防儲蓄貶值，紛紛提出存款，購買實物資產。能買到的實物資產除了黃金，就是房子，房價豈有不漲之理？
再看供給方。
對短期供給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2007年的宏觀緊縮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面對需求的下降和資金鏈斷裂的危險，地產商不得不縮小開發規模，導致09年的供應不足。誰也沒有料到，09年的貨幣供應會在幾個月內放出天量，而房地產開發卻需要時間，供給不可能立即跟上。貨幣刺激的需求狂飆得不到滿足，巨大的購買沖動全都宣洩到價格上。
有人說07年的宏觀調控過急，力度過大，其實不然。早在05、06年，經濟已有過熱徵兆，那時就應適當緊縮。決策層GDP掛帥，遲遲不動。到07-08年之交，眼看CPI通脹奔著兩位數去了，才慌忙投下猛葯，不料08下半年趕上金融危機，於是又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宏觀調控之不靠譜，由此可見一斑。因這事並非本文主題，不在這里展開討論。
樓市如同股市，需求越旺盛，賣家越是惜售。隨著供應日趨緊張，開發商被拎出來當靶子，就像「看病貴」被歸咎於醫生收紅包一樣。開發商為何捂盤？道理和農民在歉收年囤糧完全相同——預期價格還會漲。為什麼看漲？開發商算準了，在通脹的壓力下，買房子是居民儲蓄保值的最佳方法。這就又回到了貨幣超發和通脹預期，通脹預期一方面刺激了需求，另一方面減少了供給。
決定房地產長期供給的最重要因素，當然是土地。在現行政策下，土地供應已被封頂，「18億畝」農地的紅線成了名符其實的高壓線，不能碰。若死守這條紅線，可開發的土地就會越來越少，而人只會越來越多，居民自然想到，「房產永遠是稀缺資源」。在這條紅線下，地產商忙著囤地，因為「土地將永遠是稀缺資源」，日漸稀少的土地等於給房價上了保險。買方、賣方都看漲的後果是什麼？房價沒有最高，只有更高。
需求和供給分析清楚了，平抑房價的辦法也就有了，無非是抑制需求和增加供給，而調節供需的關鍵是改變市場參與者的預期。
城鎮化、人口和收入所引發的需求是自然的和健康的，不必調控，治理的重點是濫發貨幣造出來的虛假需求。既然是貨幣惹的禍，「解鈴還需系鈴人」，央行收緊銀根就是了。銀根一收，不僅貸款少了，而且通脹預期下降，居民買房保值的動機減弱，需求進一步降低。
當需求疲軟時，開發商就要考慮停止捂盤，增加供應，因為2013年的價格可能比2012年低。如果政府這時再宣布放棄「18億畝紅線」，增加土地供應，未來房價走低的可能性大增，就可以改變買、賣雙方的價格預期，從而改變買、賣雙方今天的行為。居民不再著急購買，地產商卻急著開發和出售，房價調頭向下。
小結一下，平抑房價的政策是收緊貨幣供應和放開土地供應。至今的政策是放開貨幣供應和收緊土地供應，整個搞反了，不出亂子才怪呢。
房地產是拉動國民經濟非常重要的行業，所以筆者建議要取消限購和限貸政策。讓房地產行業發揮拉動經濟的作用，限購和限貸政策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因為它限制了消費者自由購買的權利，同時也侵犯了企業的自主經營權。至今到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政策的時候了。讓房地產行業能夠對國民經濟起到推動作用。 至今這樣的結構性至今採取措施馬上就可以見效，比如說國內經濟結構本來就是投資過重，2011年9萬多億的銀行貸款、再加上財政資金，大部分又進了投資，使經濟結構失衡，進一步惡化，應該是採取措施去刺激民間的消費，民間的消費可以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比如說減稅，比如說財政有錢，可以放到社保里去，中國老百姓為什麼不消費？因為他怕將來沒有保障，說明我們的公共服務沒有到位，財政有錢，把那錢放到社保里去，把老百姓的儲蓄釋放出來，可以變成消費，立竿見影，短期都能夠起到效果，沒有必要靠政府花錢去拉動投資，拉動投資的結果是到處的產能過剩，而這些產能過剩將來必然會轉換成壞帳。

Ⅱ 少點作秀多點誠信好嗎

我們從未像現在這樣幸運，也從未像現在這樣惶恐。互聯網時代信息飛速傳遞，成就了不少企業，卻也因幾乎無障礙的傳播加劇了行業動盪。

血淋淋的教訓擺在面前，以往不為人知的內幕浮出水面。投資者可以親眼看到，一些所謂實力雄厚光鮮亮麗的線下理財公司轉眼便灰飛煙滅。線下理財平台頻頻事發，95%的假目、自融、關聯交易等呈現在公眾眼前。雖經歷過多次相似的跑路事件後，投資者在心有餘悸的同時，如何識別P2P的正確打開方式？

盡管出事的多半不是P2P平台，但 野蠻生長確實導致P2P行業亂象叢生。

還記得2015年e租寶未暴雷之前，大打「美女總裁」的吸睛概念。此後各大平台開始贊助各類綜藝類電視節目，投放各類高鐵、地鐵戶外廣告，明星站台代言、電影貼片和廣告植入無處不在，瘋狂的廣告大戰一輪熱過一輪。

有報道透露，事發前郎咸平的出場費約30萬元，代言則是2年200萬元。許小年的出場費為25萬元；宋鴻兵為15萬元-20萬元；葉檀為16萬元；吳曉波是15萬元；溫元凱為3萬元-5萬元。

套路一多，真誠就大打折扣。此前不少P2P平台熱衷誇大宣傳，博出鏡、抱大腿。因此，浮誇的土豪形象要想撥亂反正，絕非一日之功。

眼下，這個市場環境正在合規化，逐漸回歸理性。不少躺槍的平台紛紛站出來正名，其實，飽受爭議的P2P一直在為自己澄清正名。從誕生到獲得合法身份，從野蠻生長到理性規范，中國的P2P行業最缺乏的，並不是曝光率，而是誠意。

恆大金服上線之時多輪攻佔微信朋友圈廣告，眾多明星微博道賀刷屏後，點融網以一組「真正的P2P平台絕不跑路」也開刷各種渠道。

如今，投資者見面也為越來越多平台所效仿。見面會從只在平台辦公所在地舉辦，到現在定期到不同城市與投資者互動交流，勘稱全國巡迴級別。對於遍布全國甚至境外的投資者來說，面對面交流溝通無疑是平台獲取他們信任的重要手段。

不過筆者始終認為，互聯網金融行業亟待提高的是信息的透明度。這也是線下理財公司頻繁出現問題的根源所在，也是監管層一直重申的要求。P2P作為第三方信息中介平台，打破這種信息不對稱的局面，讓投資者明明白白進行風險判斷，這才是為自己正名的「王道」。

經歷了風險，投資者一定會越來越理性。在行業監督管理條例落地、泡沫擠盡後，P2P企業要做的，仍是控制風險，讓投資者享受到國家政策支持的互聯網金

Ⅲ 許小年是哪裡人

許小年，1953年出生。1975年，許小年畢業於西安交通大學，獲電機工程學士學位。198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獲工業經濟學碩士學位。1981年-1985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1991年畢業於加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1年-1995年，在美國馬薩諸塞州Amherst學院擔任助理教授。1996年，任世界銀行咨詢師。1997年-1998年，任美林證券亞太區高級經濟學家。1999年加盟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被聘為董事總經理、研究部負責人。2004年2月，許小年離開中金，加入到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任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2005年4月，成立僅數月的北京高華證券高調宣布任命許小年為研究部主管，常駐北京。2005年12月，許小年升任高華副董事長。2006年11月初，許小年以顧問的身份加盟嘉實基金，同時繼續在中歐擔任教授。

許小年的研究領域包括：宏觀經濟學、金融學、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過渡經濟以及中國經濟改革。

他的著作有：《自由與市場經濟》。

Ⅳ 政府拉動產業的中國模式，為什麼到了必須改變的時候

對於企業轉型，許小年認為，我們陷入傳統的商業模式不能自拔，首先要轉變的是觀念，因為「中國人有時候太聰明了，聰明到了經常做蠢事。」對於互聯網思維、互聯網金融的熱火朝天，許小年直言自己是「潑冷水」的，他認為，所謂的互聯網思維早就有過總結，互聯網僅僅是一個工具而已。
靠政府拉動短期需求維持經濟增長的「中國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第一個「中國模式」和第二個「中國模式」的區別在於可持續性，如果依靠企業家的創造力、創新力提高效率，這個增長是可持續的。而依靠政府拉動增長，這是不可持續的。
有兩個原因，第一個，政府的資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企業家的創造力是無限的，這是第一個「中國模式」和第二個「中國模式」的區別。第二個原因，在經濟學上叫做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政府不斷發錢，央行不斷印鈔票，雖然可以促進短期的經濟增長，但是促進的作用越來越弱，經濟學上叫做邊際效應遞減。政策同樣存在著邊際效應遞減。

Ⅳ 許小年的棄商從文

「在投資銀行做了七八年了，時間太長了。」3月3日，在北京希爾頓飯店的一間客房裡，已正式從中金公司卸任的許小年向《中國企業家》雜志記者這樣說了第一句話。他遞過了自己的新名片：「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及金融學教授」。塵埃落定，許正式加盟總部設在上海的中歐。
此番「客訪」北京，許小年的主要任務是為「中歐管理論壇暨2004年EMBA北京班招生咨詢會」助陣。按照中歐在媒體上發布的廣告，從2月28日起，許小年分別在大連、北京、青島三地做題為《蓄勢待發的中國金融改革》的主旨演講。北京是許小年此行的第二站。中歐管理論壇
「形勢變化太快了。最初定的題目是『蓄勢待發』的中國金融改革，演講前我改成了『箭在弦上』的中國金融改革，現在看來得用『箭已離弦』的中國金融改革了。」在3月3日下午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的「」上，許以這樣的開場白一下子調動起了中歐「潛在學員」們的情緒。
「我知道，很多人是沖著許小年教授來的。」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馬遇生在推出許小年的「壓軸演講」之前如此表述。而從現場的氣氛看，在經歷過中金的風風雨雨之後，許小年的人氣依然很旺。
「您從人民大學來到中金，然後今天又站在中歐講台上，有一些什麼體會和感悟？」在演講結束後，一位大學生懷著崇敬的心情向許小年發問。
「對我們的大學生確實想說幾句話。希望你們能好好研究一些問題，安安心心地在校園裡面坐兩年冷板凳，讀兩本書，學一點真東西，不要忙著去外面炒股票，不要忙著配個手機去做生意。不要那麼浮躁。」此際，許小年對於做學問「不要那麼浮躁」當有更深一層的感悟。

Ⅵ 許小年：中國企業為什麼不重視研發

政府無需也不能自己來主持研發，要做的是保護知識產權□許小年/文中國企業為什麼不重視研發？筆者曾借在商學院授課的機會向來自企業的學員討教。民營企業家的解釋是：「我們做研發投入很大，如果失敗，投資收不回來；即使成功，投資也收不回來，新產品和新技術投放市場，不久就被仿製，冒牌貨價格低，我們沒法競爭。」民營企業的顧慮之二是未來的不確定性，「將來的事情說不清，趁這兩年經濟好，趕緊賺些錢，誰做長期打算？」民營企業行為短期化，國有企業也是如此，盡管原因有所不同。國有企業的高級主管由政府任命，任期三到五年，有長有短，但一般不會跨越重大技術的研發周期。作為理性經濟人，企業負責人的目標函數是最大化自己的提升機會，為此需要業績特別是短期業績的烘托。如果一項技術的開發歷經十載，待到成功之時，卻已錯過調動升遷之日；哪怕這技術為企業為國家產生再大的效益，在國有企業主管眼中，恐怕也不比年終考評指標重要。無論國有還是民營，沒有研發的激勵，自然不會去做研發。而要想促進研發，首先要給企業以研發的激勵。研發激勵之難，在於風險和收益的不對稱。從事科技研究的個人或企業必須付出大量的前期投入，未來的收益是否足以回收投資卻充滿著不確定性。新產品、新技術能否為市場所接受？接受程度如何？是否會被抄襲而使新產品的生產廠家失去定價的能力？定價能力的喪失意味著銷售收入低於預期，而研發投資若不能帶來商業利潤，個人或企業就缺乏研發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科學技術又具有很高的社會效益，私人部門的激勵不足導致研發活動低於社會所希望的最優水平。為了彌補私人部門研發的不足，有人提出由政府主持研發，以克服研發領域中的「市場失效」。由於我們這里講的研發不是載人飛船那樣的國家項目，而是以盈利為目標的商業性活動，政府從事研發也存在著激勵問題。首先，科技開發項目的成敗與政府主管人員的利益無關，政府官員的積極性從哪裡來？其次，政府官員不具備商業經驗，在項目選擇、管理以及成果應用方面不可能比企業界人士更高明。第三，政府也不像每天在市場中摸爬滾打的企業那樣擁有充分的市場信息，無法對項目的商業潛力做出較為准確的判斷。如果換一種模式，由政府安排資金，民間企業競標研發項目，研發的效率可能會提高一些，但政府在項目的甄選上，仍然繞不過激勵、經驗和信息方面的問題。理論與實踐都說明研發的主體必須是企業或個人。那麼，如何使企業具有足夠的研發激勵？答案是制度改革與制度建設。為了提高企業的研發積極性，產權保護特別是知識產權的保護至關重要。只有杜絕了抄襲、冒牌和非法仿製，專利的所有者在市場上才能保持定價的能力，而只有相對高的價格和利潤空間，才能補償企業或個人所承擔的前期投入和失敗的風險，才能誘導他們持續地投資於研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在研究西歐經濟史時發現，有效的產權保護提高了研發的投資回報，刺激了系統性的、商業化的和可持續的研發活動。工業革命的實質不是單純的技術，而是制度和技術的相互影響，是制度在技術轉化為生產效率過程中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以此分析中國的情況，可以看出，加強對民營企業家的產權保護具有雙重意義：一是提高研發投資的回報，二是降低產權的未來不確定性，從而引導他們從追逐短期利潤轉變到培養企業的長期核心競爭力。知識產權的保護對國有企業具有同樣的作用，但僅有這些並不夠，國企高層主管的選聘還必須市場化。國家幹部或公務員出身的國企高管與職業經理人不同，他們在意的不是市場的評價，而是上級政府主管部門滿意與否。政府部門的非商業傾向決定了國有企業的研發激勵弱於民營企業，為了提高中國企業作為一個整體的研發積極性，有必要繼續降低國有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以上分析對政府職能定位的含義是不言而喻的。政府的作用主要在市場之外，商業性研發項目的選擇、資金的籌措與使用、項目的管理以及新技術的應用都不應是政府管的事。除了航天等少數非商業性科學技術攻關，政府應集中精力於制度建設，特別是專利制度和產權保護。有了牢固的制度基礎，以及制度所提供的強有力的激勵，市場中的企業和個人推廣了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應用，將我們帶入了信息時代；有了良好的制度，市場中的企業和個人也一定能夠實現技術的自主開發。（作者為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