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災害金融服務

（1）（15分）2008年下半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出口（外需）減少，國內有效需求不足。（2分）為此，國家及時調整部署，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適度擴大財政支出，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降低銀行存貸款利率，適度擴大信貸規模。（2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需求，基本實現了「保增長」的目標。（2分）
宏觀調控的積極效果：
①國家對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能彌補單純的市場調節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後性的缺陷，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3分）
②國家對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有利於促進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保持物價基本穩定。（2分）
③國家對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有利於優化國民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2分）
④國家對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有利於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為經濟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務。（2分）
⑤國家對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有利於協調好各種利益關系，促進社會公平，從而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2分）
⑥國家對經濟實行強有力的宏觀調控有利於健全和完善經濟風險的防範和化解機制，維護國家經濟安全。（2分）（註：①、②、③點必答，後三點任答一點即可）
（2）（8分）①矛盾具有特殊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解決矛盾的關鍵。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問題，因而必須採取不同的宏觀經濟政策來解決。（4分）
②事物是變化發展的，要求我們要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在發展變化，只有適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才能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4分）
（3）（9分）①鄧小平理論初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前進的方向。（3分）
②「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重大問題，有利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擁有堅強有力的領導。（3分）
③科學發展觀回答了「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現實問題，指明了發展的方式和根本要求，有利於促進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3分）

4. 重大自然災害中投資者的心理及行為有沒有能與行為金融學掛上鉤的現象呢急求啊！！！

只會影響短期走勢，對長線的影響很小，對某些板塊構成利空，但對一些板塊又是利好，比如醫葯，災後重建的水泥，基建等等，

5. 地震或者遇到災難那麼信用卡貸款怎麼辦

嗯，沒太弄明白你想問什麼，如果人在災難中掛了，那麼他的欠款由繼承人償還，如果沒有財產可繼承，或者繼承人放棄繼承權，那麼銀行會做壞賬核銷處理。在國內如果發生較大的自然災害，人民銀行和銀監會通常會聯合下發文件，總體思想是在災區實施恢復金融服務的特殊政策，其中包括妥善安排好災害發生前已發放貸款的管理，會要求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充分考慮到受災地區群眾和企業的實際困難，對災區不能按時償還各類貸款的單位和個人，不催收催繳、不罰息，不作不良記錄，不影響其繼續獲得災區其他救災信貸支持。

6. 普惠金融災難人禍引發，誠信何在

今年是一個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疫情突襲，打擊了中國或甚至說全球經濟狀況，這個疫情對於世界各國經濟，尤其是對於總體供需、生產業鏈上下游供給、企業現金流動、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沖擊十分嚴重，疫情下的國內經濟也受到國際的影響,很多人失業開始投資金融希望能獲得收益，疫情肆虐下的金融市場動盪不安更甚於以往的金融事件，讓群眾進入一輪恐慌，為了阻止爆發金融信貸風險，各地政府緊急應變措施進行調整。普惠金融就是從通過金融服務實現對生活的改善，社會上的每個人都可以獲得金融服務，促進金融市場誠信健康發展，並實現大家共同富裕。

7. 求2010年以來世界重大事件(災難,政治,金融...)匯總

你要的是時政熱點嗎？

實在太多了，給你地址自己下載，還有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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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都銀行的震災記實

義不容辭
時間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14時28分。一場特大地震災害在四川汶川發生，地震沿汶川、北川、青川一線地震帶延伸，距震中汶川不到100公里的成都市震感非常強烈，強烈的震動持續了3分鍾。然而，就是這短短的3分鍾，讓多少山川撕裂，讓無數骨肉分離；就在這短短的3分鍾，正在堅守崗位的成都銀行員工，表現出的卻是臨危不懼，沉著應對，全力保護國家和人民的財產安全！
成都銀行都江堰支行櫃員路思雨在地震發生後，仍然堅持快速鎖好現金、公章等物品，方才撤出營業室，剛一撤離房屋立即垮塌；
彭州支行主持工作的副行長張炳傑在自身摔傷的情況下，帶領支行員工不顧餘震威脅，仍然返回支行保障銀行財產安全；
安全保衛部全體保衛人員不畏個人安危，在地震發生時和抗震期間始終24小時堅守崗位，一直未撤離總部大樓，保衛了總部大樓財產安全；信息技術部員工地震期間24小時值守位於總部8樓的中心機房，確保全行金融機具的順利運行；
讓人感動的瞬間還有許多，3分鍾時間的生死較量，將成都銀行人在災難面前的臨危不亂表現得淋漓盡致。
地震發生後，成都銀行立即啟動了應急處置預案，成立了以黨委書記、董事長毛志剛為組長，王暉行長、楊永嚴監事長為副組長，其他行領導為成員的應急處置領導小組，並在總部大樓二樓設立臨時應急指揮中心。同時，行領導班子帶頭執行24小時值班制，這為整個抗震救災工作順利開展，特別是短時間內全面恢復正常營業起到了很好的組織保證作用。
他們深知，作為地方金融機構，迅速恢復正常營業，提供及時金融服務就是對災區抗震救災的最大支持。災區群眾的需要就是命令！
為此，成都銀行千方百計力爭最短時間恢復正常營業。除了啟動對各受損網點進行建築質量檢測和緊急加固維修、檢測自助銀行機具，還抓緊搶修計算機線路和設備以保證生產系統的安全運行。
將銀行開進災區，除了給受災群眾帶去方便，提供金融服務，更讓他們心裡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在把流動銀行開進災區的同時，成都銀行認真貫徹落實人民銀行、銀監局等有關抗震救災恢復重建文件和會議精神，堅決貫徹執行「四不」政策，及時為政府、企業和居民提供急需的金融信貸服務，在政策上給予災區企業和群眾最寬松的環境和最及時的服務。
對已進行額度授信的企業，可以超過原授信額度，作為單筆貸款進行審批，待重新進行額度授信時再一並納入；建立「信貸審批綠色通道」，對有關抗震救災和災後重建授信業務，給予特事特辦、優先審批。凡涉及企業災後恢復生產性貸款、災區基礎設施建設、災區安置房建設、財政救災支付的資金需求等均納入綠色通道，簡化環節，提高效率；
對重災區不能按時償還各類貸款的企業，在不影響各類法律時效的前提下，暫不催收催繳、暫不罰息、暫不作不良記錄，不影響其繼續獲得災區其他救災信貸支持；對經營正常、信用良好，僅因災害造成償債能力下降的，原則上信用等級暫不降低，滿足展期條件的予以展期；
對因受災而不能按時還款的企業，在客觀分析的基礎上將通過調整還款期限、還款方式等措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化解信貸風險；對受損嚴重，信貸資產安全已受嚴重威脅的項目和客戶，逐戶研究對策，通過債務重組、強化擔保等措施降低風險。
這一條條政策，銀行都把對災區企業、群眾的利益和方便放在了自身利益之前，展現了其深厚的社會責任感。成都銀行在成都發展多年，一直被老百姓看作「成都人自己的銀行」。而在地震之後人們感覺到，成都銀行並不僅僅是成都人的，更是四川人的、中國人的銀行。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地震浩劫面前，成都銀行的幹部員工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團結和無畏。一些員工不顧自身安危積極救助被困同事，一些員工臨危不懼、堅守崗位，全力維護銀行利益，還有一些員工伸出無私的援助之手，以獻血、捐款、捐物等多種方式表達對災區群眾的愛心。
境內外投資機構———馬來西亞豐隆銀行和中國渤海產業基金分別向災區捐款10萬美元和10萬人民幣。全行員工個人共捐款130餘萬元，人均捐款500元，黨員人均捐款1100元。此外，為綿陽市商業銀行捐款60萬元幫助其恢復重建；向崇州市雞冠山鄉九年制義務制小學捐贈205套學生桌椅及文具用品、電熱毯等生活用品；為彭州市通濟鎮災區板房安置點種植巨桉樹苗300餘株，為災區人民的新家植樹添綠。
抗震救災中的突出表現讓成都銀行榮獲多項集體和個人表彰獎勵，成都銀行被評選為「成都市抗震救災先進集體」，多名員工榮獲成都市抗震救災優秀共產黨員、成都市抗震救災先進個人等光榮稱號。
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在企業自身同樣受到影響的危難時刻，更顯彌足珍貴。
抗震救災的時間並不算長，面對被地震損毀的家園，災後重建將是一件長期而艱巨的任務。作為本地的金融機構，成都銀行傾盡全力，突出信貸的重要作用，支持災後重建。
在支持企業災後恢復生產方面，成都銀行將中小企業、民營企業、「三農」等作為信貸支持的重點，加強與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聯系溝通與配合，帶著主動服務意識深入企業調查了解客戶受災情況、遭受的損失，以及企業災後重建的金融需求。在符合相關政策及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優先支持受災企業的重建資金需求，並通過「綠色通道」切實提高工作效率，幫助企業盡快恢復生產。災後，成都銀行陸續支持了一批重點企業，如徽記食品、交通油料、豐豐鴨業、聯邦制葯、合信葯業等，截至2009年4月末，成都銀行災後重建貸款余額達到21.52億元，其中執行下浮利率的貸款余額12.81億元，占災後重建貸款的59.53%；執行基準利率的貸款余額6.63億元，占災後重建貸款的30.81%。
同時，作為地方金融機構，從災後重建工作開展伊始，成都銀行就以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積極參與其中，通過各種途徑對住房重建工作予以信貸支持。
一方面，成都銀行積極發放財政補助資金搭橋貸款，向彭州、都江堰、大邑、崇州、邛崍、金堂六地發放20億元財政承擔的重災區損房農戶住房重建補助資金搭橋貸款，已發放該項資金共計12.3億元。
另一方面，成都銀行為成都市受災農戶提供直接的信貸資金支持。為支持災區農戶原址重建，幫助他們盡快解決住房和農家樂經營用房被破壞，自建資金緊缺問題，該行開展農戶災後重建住房個人經營性貸款業務，將為都江堰市灌口鎮靈岩村九組44戶有重建需求的農民提供了總額為600萬元的貸款。此外，成都銀行還在雙流、邛崍支行，分別開辦了集體土地房屋抵押貸款業務和農民旅遊新村災後重建經營性貸款業務。截至2009年4月末，已發放6筆集體土地房屋抵押貸款31萬元，發放8筆農民旅遊新村災後重建經營性貸款160萬元。
對災區個人貸款，成都銀行也提供了多項優惠政策。對因地震造成還款困難的客戶，根據實際情況，給予了貸款展期；對於因災情影響造成的貸款違約，違約記錄暫不向人民銀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資料庫報送。對受災地區原址重建住房、自主維修加固的城鎮居民，貸款利率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的0.7倍執行。
今天，成都銀行支持災後重建的步伐仍在加速運行：2月，成都銀行又向雙流縣現代服務業社會事務發展投資有限公司投放了6000萬元貸款，幫助該縣受災學校盡快恢復正常教學。同月，又新增個人工程機械貸款額度2億元，支持災區工程建設工作。 1、用途多樣 ：涵蓋多種消費用途，滿足您多種貸款需求。
2、擔保多樣 ：包括抵押、質押、保證、組合等，供您靈活選擇。
3、期限較長： 最長期限可達5年，充分減輕您的短期還款壓力。
4、方便省錢： 可選擇一次授信、循環使用、隨借隨還、方便省錢。 1.具有合法有效身份證明，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
2.信用記錄良好，具有按期償還貸款本息的能力；
3.具有經辦行所在地戶籍或其他有效居住證明，有本地固定住所；
4.能提供我行認可的消費用途證明資料；
5.經辦行規定的其他條件。 1.申請人及配偶的身份證件、戶口簿、婚姻證明原件；
2.申請人及配偶的收入證明材料；
3.本地居住證明材料；
4.消費用途證明材料；
5.擔保證明材料；
6.我行要求的其他資料。

9. 關於自然災害防治方面的財政支出理論

樓主:搜集一篇關於汶川特大地震災害的財政思考:
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包括氣象災害、地質災害、洪澇風暴潮災害等水文災害、病蟲害和鼠害等生物災害）最嚴重的少數國家之一，歷史長、危害范圍廣、爆發率高，且具有季節性、階段性、持續性、周期性、交替性和群發性等特徵，也是損失最嚴重的少數國家之一。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痛定思痛，最近一個時期特大災害頻發的背後，留給人們太多的思索。本文僅從財政視角做點粗淺思考。
一、亟須改善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合理構建自然災害財政投入機制

當人們驚愕於汶川特大地震之後，一個本能的反應可能是問責——為什麼這樣大的自然災害沒有預報？專家解釋：地震的短期預報是世界性難題。後來發現，這次地震傷亡，大部分因學校、醫院、政府部門等公共建築設施倒塌所致。可以這樣設問，假如公益性基礎設施抗震設計能力再強一些的話，假如城市布局和工廠布局遠離地震斷裂帶的話，假如人們的地震預防知識再多一些的話，那麼傷亡和損失可能會大大減少。從表面看相關部門有失職之處，但從深層次思考，則是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和城鄉「二元」財政供給模式差異長期作用的結果。

公共產品理論認為，國防、義務教育、公共衛生、天氣預報、地震預報等屬於純公共產品的范疇，具有明顯的非競爭性、非排他性，不能由私人必須由政府來提供。建國以來，我國的工業化、現代化戰略，選擇了一條重視城市忽視農村、重視市民輕視農民、重視工業犧牲農業的路徑，改革開放以來又出現了重視經濟忽視社會、重視增長輕視保護的傾向，於是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二元」的矛盾。在此過程中，國家財政直至1998年以前都屬於典型的生產建設型財政，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市場出現了「失靈」，公共產品和服務出現了不足和短缺——「上學難、看病難、看病貴、住房難」。同城市相比，鄉村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顯得更為捉襟見肘。研究表明，佔全國人口近60％的農民僅享用了20％左右的醫療衛生資源，農村中小學享受到的國家中學教育經費僅佔38％，城鄉社保覆蓋率之比高達22∶1.2006年，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分別為11759．5元和3587元，而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分別為35．8和43.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只能是低標准、低水平和不充足的，此次汶川特大災害的「懲罰」暴露出其中的「軟肋」。

為此建議：一是加快構建「一元化」財政制度。改變長期以來城鄉分治的「二元」格局，統一城鄉財政，讓公共財政陽光照耀農村。在基礎設施、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逐步實行城鄉「一體化」供給，統籌城鄉居民公共品成本分攤制度和收益共享制度。二是形成自然災害財政投入穩定增長機制，合理構建預警、防治、救助三位一體財政投入模式，克服輕預防重捐助的被動模式，堅持主動出擊、防患於未然。三是根據轄區收益原則，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職責。全國性或區域性災害以中央財政為主、地方財政為輔，地方性災害以地方財政為主、中央財政為輔，自然災害的預防支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

二、慈善事業要走出命令動員模式，健全鼓勵捐助的稅收制度

此次汶川特大自然災害，牽動著國人的心，各種形式的捐助活動在政府、企業、學校、社區等不同層面展開。轟轟烈烈的捐助行動背後，依然慣用計劃經濟時期「號召式」、「口號式」手段，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按照職務高低、經濟規模大小規定著捐助標准。這種構建在非規范、被動式基礎上的慈善事業，常常是在災難事件發生時才有公益行為，必然是缺乏計劃性、統籌性、前瞻性。

誠然，造成我國慈善事業不溫不火的原因可以列舉很多，但相關稅收制度設置上的缺陷亟須引起重視。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為防止富人過分聚集財富，往往運用遺產稅的手段加以限制。作為「富人稅」，該稅種在均衡貧富、緩解分配不公、鼓勵勤勞致富、引導公益捐贈等方面具有獨特的功效，備受各國推崇採用，當今世界已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征遺產稅。在美國，遺產稅的最高稅率為50％。在日本，遺產繼承最多隻能傳至三代，高額稅收限制了不勞而獲者。在發達國家，甚至還出現了有遺產繼承權卻無力承擔遺產稅的「怪現象」。當今，歐美許多國家對所有的慈善捐助給予免稅待遇。

新中國成立後，當時的政務院曾在1950年1月頒布的《全國稅收實施要則》中列有遺產稅內容，但由於種種原因未能開征。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世界奇跡，2007年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城鄉居民告別了短缺，積累了一定的財富，「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已初見成效，培育了一大批中產階級，產生了一部分高收入者。「倉廩實而知禮節」，社會財富的增加為開征遺產稅提供了前提和可能——「稅源」的客觀存在。同時，當人均收入進入1000美元—3000美元的社會轉型期，也將帶來劇烈的社會動盪，出現兩極分化，步入了「矛盾凸現期」，這為實施稅收政策手段的再調節——開征遺產稅提供了現實必要性。

為此，要通過制度創新，實現「被動」捐助為「主動」捐助、「要我」捐助為「我要」捐助，為慈善事業健康發展提供不竭動力和源泉。

三、兄弟式互助符合中國國情，從制度上完善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轉移支付的制度設計通常採用自上而下的縱向模式，這種「羅賓遜」式轉移支付，簡單易行，作用直接，往往受到青睞。更上一級政府憑借其政治權威，便可輕而易舉地向下集中財力，完成財力和資金在各級政府間無償轉移。由於縱向轉移支付能夠較好地體現上級政府的施政意圖，各國紛紛採用。我國也不例外，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後，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總量一路攀升。1995年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總量僅為2532．9億元，到2006年猛增至13589．4億元，年均增長16．5％，其中絕大部分用於中西部地區，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區財力分布不均的矛盾。

此次汶川地震，得到了各地的慷慨捐贈。一方面，體現了中華民族的美德，「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另一方面，也透視出構建區域間橫向轉移支付的可能。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度，受資源稟賦等多因素的制約，地區差異巨大。要很好地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單靠中央政府轉移支付，極易引起發達地區的「不滿」，而且過分地「殺富濟貧」、追求公平也會造成效率的損失。近些年來，國家陸續啟動了東部發達地區對口支援西部欠發達地區的援助行動，收到了一定成效。雖然談不上嚴格意義的橫向轉移支付，但達到了先富幫後富的目的。
為此，建議國家出台相關法律，規范相關制度，積極開展試點，在新一輪財政管理體制調整中適度運用，以彌補現行縱向轉移支付的相對不足，實現區域經濟的統籌協調發展。

四、強化捐贈資金監管，整合各類捐贈資源

此次汶川地震，來自社會各界的直接捐助超過百億元，加上日後重建的資助，算得上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大一次愛心行動。如此龐大的資金量，如果疏於管理，非但會降低資金使用效益，也會辜負捐贈者的期望。巨額的救災資金如同災民的救命錢。無論是官方、專業組織還是民間行為的捐助，都應納入財政、審計部門的監管范疇。

一是從嚴控制借機斂財行為的發生，特別要加大對中介組織、網路媒體捐助的監管力度，規范捐助主體、捐助行為，逐步消除捐助過程監控的盲點，嚴肅查處發「國難財」事件。

二是全過程監控捐助資金的使用管理，研究制定相關管理制度、辦法和使用程序。創新監管模式，前移管理過程，實現由傳統的事後監督向事前、事中監督轉變，堅持專項監督與日常監督、內部監督與外部監督並重，嚴肅查處貪污、挪用、尋租等違法違紀行為。

三是統籌使用各類捐助資金，防止「條條化」、「部門利益化」，禁止「撒芝麻鹽」、「分小錢」，杜絕「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切實整合各類資源，盡快實現災區重建。

四是嚴格追蹤問效，通過構建簡單易行的考評體系，引入中介評價平台，及時、透明地向社會各界反饋捐助資金使用績效。

五、災後恢復重建要注重製度創新，構建多元籌資機制

據有關方面初步測算，汶川地震的直接損失高達1000多億元，災後的重建也將是一組天文數字。鑒於這場自然災害具有突發性、連續性、廣泛性等特徵，屬於「市場失靈」的范疇，要通過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加大政府投入。雖然去年我國的財政收入規模達5萬多億元，四川省的財政支出規模為1700多億元，但同滿足13多億人日益增長的「社會公共需要」相比，財政資金依然十分短缺，災後重建單純靠中央政府、四川財政既不現實也不可能。

所以，要注重製度創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避免政府過分包攬，充分調動「政府」、「市場」、「災民」三方面積極性，多方籌措重建資金。一是加快推進災區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通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臨時救助制度等，確保特困受災群體得以妥善安置。二是運用財政擔保、貼息、以獎代補和必要的稅費減免等政策工具，引導災民、企業、民間機構支持災區重建。三是重新評估震區重建的地質結構、環境承載能力和管理成本，積極探索開發式、移民式等安置新模式，避免步入「建設—破壞—再建設—再破壞」的惡性循環，最大限度地節約社會資源。四是加強災區金融服務體系建設，通過特別優惠貸款、農業保險等鼓勵災區恢復重建。同時，積極探索地震險的試點。五是發行汶川地區地震重建債券，運用市場化手段，多方籌措建設資金。

六、鄉村組織不宜弱化，保障其行使職責的財力基礎

此次汶川特大自然災害，在整個救助過程中鄉村組織、鄉村幹部的作用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無奈的背後，也在一定層面上暴露出鄉村治理的部分危機。

從本質上看，鄉村組織弱化是個財政問題。建國初期建立起來的人民公社制度，伴隨著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面推開，以1984年撤社建鄉為標志，完成了歷史使命。人民公社時期，國家通過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將農民組織起來，國家與人民公社打交道。人民公社解體後，國家不得不通過鄉村組織與農戶打交道。在經歷了短暫繁榮之後，隨著1990年前後「三農」問題的出現，鄉村組織一直備受非議，鄉村幹部在一定程度上背上惡名，成為鄉村「麻煩」的製造者。研究機構和決策層面一直在鄉鎮機構存廢問題上做文章、搞試驗。在壓力型財政體制和政績考核制度雙重作用下，更上一級政府通過集中財權、下放事權，不斷弱化鄉村財力基礎，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農業特產稅）改革之後，鄉鎮財政更是有名無實。一級政府喪失了財政基礎，就步入了無財行政的窘境。在這種情況下，鄉村幹部同樣做出了理性選擇——「不作為」。原有以「三提五統」和農業稅（特產稅）為維系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機制，也逐漸轉化為依賴上級政府轉移支付的單一模式。原來鄉村組織同農民的這些天然聯系，由此也就中斷了，由相對均衡演變為非均衡。

中國屬於單一制國家，不同於西方的聯邦制，長期的「大一統」文化熏陶，不同於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寄希望通過農民自治實現鄉村事務的自我管理，尚不具備條件，「自上而下」治理仍然是中國特色。「上有千條線，下有一根針」。鄉村作為中國現行五級政權的末梢，對上連接著四級政府，對下是七八億農民，是下情上達、上情下達的重要載體。所以，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歷史條件下，鄉村一級只能加強不能削弱。為此，一是審慎推行弱化鄉村治理的各項改革。二是賦予鄉鎮一級政府完整的政權、財權、事權、產權。三是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稅制。四是加大直接面向鄉鎮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

祝您愉快.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