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上海鈞佩公關顧問有限公司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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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蔣經國當年在上海展開的「打虎」行動為什麼會鎩羽而歸
1948年夏秋之際,為控制通貨膨脹,推行金圓券改革,蔣經國在上海推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打虎」運動,發出「只打老虎、不拍蒼蠅」的豪言壯語,然而最終卻鎩羽而歸。1948年的夏天,南京國民政府剛從國民大會的喧囂中平靜下來,但蔣介石高興不起來。一方面,共產黨的軍隊步步緊逼,另一方面,政府面臨嚴峻的經濟形勢,軍費連年增長,物資嚴重匱乏。圖為1948年,百姓在排隊等待分配糧食。上海這座摩登之都,雖然在一月份經歷了「舞女風潮案」,數千名舞女走上街頭對抗政府的「禁舞令」,最後政府讓步,十里洋場舞廳里依然喧囂熱鬧。圖為上海街頭的人們,他們身後的廣告牌告訴你這里的生活彷彿一切如常。而實際上,從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上海的物價共上漲3728倍,每年平均上漲14倍。到1948年夏天,上海的經濟形勢已經嚴峻到一觸即崩的境地。圖為上海市民排隊領美國援助的糧食。為挽救經濟危機,1948年8月,國民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宣布發行金圓券,規定各地物價必須凍結在8月19日的水準上,不得提高,即「819防線」。金圓券改革方案主要由財政部長王雲五提出。左圖為行政院院長翁文灝,中圖為王雲五,右圖為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蔣經國被派往上海穩定物價、主持改革,他時年三十八歲。他在上海出演的這一場風風火火的大戲――史稱「上海打虎」。只不過,電閃雷鳴中華麗登台的這位主角,轉眼間,身上便滿是秋風落葉。圖為手持《幣制改革》的蔣經國。蔣經國的辦公室設在九江路中央銀行大樓三層。在每星期二和星期四的下午,他的辦公室向民眾開放。走進他辦公室的人,有商人、婦女、勞工等等。圖為蔣經國在辦公室傾聽小商販的投訴。赴任之前,蔣經國曾對蔣介石說:「上海金融投機機關無不與黨政軍要人有密切關系,且作後盾,故將來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斬亂麻之精神貫徹到底不可也。」到上海後,蔣經國又挑選一萬多名青年,組成大上海青年服務隊。在動員會上,蔣經國鼓動隊員們,對付那些抵制幣制改革的巨商、富戶、官僚,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氣,所以金圓券改革又稱「打老虎」。圖為蔣經國在大上海青年服務隊成立大會上講話。蔣經國還表示:「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不折不扣,決不以私人關系而有所動搖變更。投機家不打倒,冒險家不趕走,暴發戶不消滅,上海人民是永遠不得安寧的。凡為資本家辯護的,就是資本家的走狗。」蔣經國組織了反對通貨膨脹遊行,藉此來增加民眾對他的行動的支持。畫面上,一位裝扮的奸商,正站在棺材上發表演說。棺材前張掛著一張大幅宣傳畫,畫兩旁的口號為:「誰危害金圓信用,咱們就砍他的頭。」為方便市民投訴,上海各處設立了意見箱。許多便衣警察奉命在大街小巷各商店調查違反價格者和囤積者。圖為上海市經濟警察根據舉報進入商家,檢查是否有非法囤積的情形。蔣經國本人還時常微服出巡,發現貪贓受賄的官員即嚴懲不貸,將一批批違法商人遊街示眾。8月23日和27日,蔣經國兩次指揮上海的軍警,到全市庫存房、水陸交通場所搜查。蔣經國專門設立了一個特別刑事法庭,專門懲處觸犯其收兌、限價政策的「大老虎」。米商萬墨林、紙商詹沛霖、申新紗廠老闆榮鴻元等人,都曾因違反幣制改革的規定被捕入獄。圖為上海著名商人、百萬富翁、林王公司總經理王春哲,因套購黃金外匯、參與黑市投機而被捕。蔣經國信奉這一座右銘:「我寧願看到一個家庭痛哭,而不願意看到滿街的人痛哭。」1948年9月24日,王春哲在上海被警察處決。在王的豪宅里,全家嚎啕大哭。圖為王春哲被行刑現場。在蔣經國的鐵腕之下,上海各階層將黃金、白銀和外幣兌換成金圓券。有人敷衍或藏匿就嚴懲。迫於威嚴,市民大多「主動」排隊將手中的黃金、美鈔換成金圓券。人們半個世紀的積蓄,就這么在一夜之間消失。蔣經國還抓了另一個上海灘的頭面人物,這個人的被抓跟他的打虎失敗有直接關系,他就是上海灘大佬杜月笙的三兒子、中匯銀行經理杜維屏。他被捕的罪名是「囤貨炒股」,在交易所外拋售永安紗廠股票2800股,被判8個月徒刑。圖為站在法院公審台前的杜維屏和另外三位從犯。這惹惱了杜月笙。盡管他表面上說「幣制改革,只能成功,不許失敗,為心所企求,經國先生執法如繩,不枉不縱,深致敬佩,何致以事涉私情,有所非議。」但事實上,杜月笙無法咽下這口氣。他將了蔣經國一軍,希望蔣一視同仁,去查揚子公司。揚子公司是什麼來頭?原來它的董事長兼總經理是蔣經國的表弟、宋美齡的外甥、孔祥熙的大兒子孔令侃。蔣經國查封了表弟的公司,孔令侃向宋美齡哭訴。宋美齡專程到滬,把兩人約到孔宅面談,蔣經國不從,表兄弟大吵一場,不歡而散。宋美齡轉而求助蔣介石。蔣當時正在北平前線主持軍事會議,被夫人緊急電召,連夜飛往上海處理家事。最後,孔令侃離開上海,轉赴紐約,交給政府600萬美元。揚子公司案成為蔣經國打虎的一大敗筆。到1948年10月6日,上海共收兌黃金114萬兩、美鈔3452萬元、港幣1100萬元、銀子96萬兩,合計價值2億美元,佔全國兌換總數的64%。豪門大戶上交金銀外匯者是少數,蔣最終拿到手的金銀,基本上來自上海普通民眾。圖為金圓券貶值,人們拿麻袋領工資。
Ⅲ 誰能評價一下杜月笙
在大陸的報刊、書籍中,人們常看到有關舊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的文字,大多述及他的種種劣跡,間或提到,杜講義氣,有骨氣,在抗戰中作了一些貢獻。也許這也是污點斑斑的黑社會頭子人生的另一面。《北京日報》刊文,請《海內與海外》雜志社編輯部副主任朱小平對這位傳奇人物在抗日戰爭的貢獻進行了解讀。
文章稱,杜月笙是舊中國上海青幫(亦稱安清幫)的大頭目。蔣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奪取政權,杜月笙在政變中起了關鍵的作用,僱用流氓為上海總工會送錦旗放煙霧、誘騙殺害總工會委員長、中共黨員汪壽華等,致使上海總工會80萬會員群龍無首,數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蔣介石殺害。作為舊上海黑社會的大頭目,杜月笙身上有很多污點,但是,他也並非漆黑一團。在抗戰中,他曾多年擔任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做過一些有益的慈善事業,特別是他任副會長時正值抗戰前後,於救助傷兵輸送物資、建立抵抗部隊,做出了貢獻。文章認為,杜月笙在抗戰中大致有四大貢獻。
全面抗戰爆發後,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名義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數萬人
1937年8月13日,日寇全面進攻上海,上海守軍奮起抗戰。杜月笙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副會長名義,聯合各團體組織上海市救護委員會,並同時成立救護隊10隊、急救隊13隊、臨時救護醫院24所,徵集救護汽車98輛,並特約公、私醫院16所收容受傷軍民。據統計,杜月笙所領導的救護輸送醫療工作,共救護了抗日受傷軍民44398人。此後,杜月笙又籌劃在松江、崑山、蘇州、無錫、杭州、南京等地設立重傷醫院,每年醫院少則收治傷員二三百人,多則達三四千人。南京淪陷之後,中國紅十字會總會及各地工作人員大多撤退到漢口。杜月笙親自乘飛機到漢口,與政府有關部門統一商定救護方針,在漢口成立臨時救護委員會,設置醫療隊37隊,後因需要逐漸增加至178隊,共有工作人員近3000人。據統計,至抗戰結束,紅十字會所救護的軍民總數已達260萬人。這一可觀的成績,與紅十字會廣大工作人員的努力分不開,但杜月笙在其中的領導作用不容忽視。救護工作所需的物資、車輛,許多都出於杜的號召,也不排除他自己的「毀家紓難」。在這一點上,他號召他所能影響的團體包括他的幫會組織捐助抗戰,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抗戰中,他堅持在上海,包括參加抗敵後援會工作,直至11月上海淪陷,他才秘密撤退。
在上海抗戰中,與戴笠共同創建了一支一萬人的武裝游擊部隊,配合正規軍,參加抗戰
杜月笙在上海抗戰中所辦的另一件大事是與戴笠共同創辦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別動隊」參加抗戰。盡管戴笠一生以與中共作斗爭為己任,但在抗戰中,他的思想傾向基本屬於黃埔系中主戰的少壯派軍人陣營,在這一點上,「人之愛國,誰不如我」的杜月笙與他是一致的。兩人本來即為摯友,在抗日這一點上又有共識,所以兩人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萬人的武裝游擊部隊,以幫會和工人為基礎,配合正規軍作戰,並負責肅諜防奸等工作。杜月笙自己出錢捐贈了5000支快慢機手槍,又利用自己的影響,動員了幫會成員、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入伍。10月,這支僅以一月時間倉促成立的游擊部隊,在上海南市和蘇州河兩岸配合正規軍與日寇作戰,盡管作戰力差,但大多成員異常英勇頑強,為中華民族抗戰作出了犧牲。據事後統計:別動隊戰死兵共1500人以上,受傷500餘人。據說,杜月笙頗為悲痛,他不是心疼錢,而是哀憐那些為國捐軀的青年,其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後,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籌措救護事業經費
1938年春,中國紅十字會總會理事室遷移香港,杜月笙親自主持工作,並設立總辦事處,以接受海外捐助的物資,並同時籌措救護事業的經費。可以說,杜月笙此時是非常辛勞的。當時,國民黨政府還設有中央賑濟委員會。「八·一三」抗戰後,蔣介石安排杜月笙為該會常委,負責粵、桂、閩三省稱第九救濟區工作。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將第九救濟區辦事機關與中國紅十字會機關合設於香港九龍柯士甸道他的宅寓也在此,並在香港最大的飯店辟有房間,專與各方接觸。當時,海外僑胞對抗戰捐助的物資及對難民的救濟品,都由杜月笙接收運往漢口或重慶。同時,杜還負責與戴笠合作布置向淪陷區搜集情報及鋤奸策反工作。據說,上海另一幫會頭目張嘯林投敵被暗殺,也與杜月笙有關。另外,轟動中外的高宗武、陶希聖脫離汪偽集團,並公布「汪偽密約」,也是杜月笙與戴笠共同策反的。
香港淪陷後,杜月笙撤退重慶,主持紅十字會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
在抗戰的開始階段,海外物資大部分通過香港轉運國內,杜月笙以紅十字會名義辦理接收、轉運,為抗戰事業做出了一些貢獻。香港淪陷後,紅十字會總會於1940年移設重慶,杜月笙也撤退重慶,主持會務工作,辦理前方救護、後方空襲救護、醫療等工作。1942年,杜月笙籌建了重慶醫院,當時有床位300張,各科設備齊全,是當時最先進的戰時後方醫院,受到輿論的稱贊。另外,杜月笙在搜購、搶運戰略物資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抗戰勝利後,杜月笙返回上海,督促上海復員工作,並協助恢復、加強了上海紅十字會分會的組織,對該會推進各種社會服務工作奠定了基礎。
上世紀50年代後,杜月笙客居香港。1952年,他彌留前對妻子雲:「把我的屍骨帶回上海,葬在浦東高橋老家。」但他的遺願終未實現,1952年11月遺骨被運往台灣,至今暫厝台北南效大尖山麓。
杜月笙不去台灣的內情:蔣介石拿我當夜壺
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說:"蔣介石拿我當夜壺,用過了就塞到床底下。"這一形象比喻,既是這位大亨對蔣介石的泄怨,又是失寵後凄楚處境的哀嘆。
抗戰後,杜月笙自以為勞苦功高,想趁蔣介石論功行賞的機會,撈個有影響的職位過過官癮,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長,起碼當個副市長。他把這一想法透給了軍統局長戴笠。戴笠心領神會,轉達給蔣介石。
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帶著一幫隨從,前呼後擁興沖沖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傳來千真萬確消息,蔣介石已任命錢大鈞為上海市市長、吳紹澍為副市長,負責接收上海全權。原來是蔣介石對杜月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令杜月笙沮喪的事還在後頭:火車快到上海時,門徒上車報告,市政府已通知取消原定的歡迎儀式,連本已搭起的牌樓也已拆除,北火車站還貼出了"杜月笙是黑勢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標語。杜月笙聞訊氣上加氣,為避免難堪,臨時改在上海西站下車。靠站時,竟沒有一個要員迎接。
1946年夏,蔣介石為體現"民主政治",下令"民選"上海市參議會議員。杜月笙信以為真,有意競選議長席位,於是組織門徒大張旗鼓活動,擺出種種理由宣揚議長一職非杜月笙莫屬,又不惜大把花錢拉票。哪知就在勝券在握時,傳來蔣介石的口信:議長一席,希望由潘公展擔任。潘公展是CC系骨幹,蔣介石的親信。這對杜月笙不啻冷水激頂,自知胳膊擰不過大腿,無奈何作了識時務的"俊傑",在選舉結果他當選議長後,馬上宣讀了一份"辭職呈文":"上海系通都大邑,議長責任重大,本人為多病之人,不能擔此重任,辜負諸公厚意,多請原諒,再予改選。"主持選舉大會的市長吳國楨立即表示接受聽從本意,另行重選。於是第二次投票,選出潘公展為議長。
一件件,一樁樁,杜月笙與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三大戰役結束,內外交困中的蔣介石被迫下野。杜月笙知道蔣家王朝氣數已盡,開始謀慮去從。為退路辦了三件事:賣了杜美路上的一處公館,得款60萬美元;改任意揮霍為量入支出,裁減雇員,緊縮開支;去了香港一次,物色准備購買的住宅。
1949年3月下旬,杜月笙一回到上海,就被蔣介石請去南京,對他說:"上海看來是難以守住的了,杜先生應有所准備,必要時攜家小去台灣,協助黨國共圖復興大業。"
杜月笙似乎料到蔣介石的這番"關心",爽快地說:"我是准備放棄上海以後的退步了。"
蔣介石曾聽說,中共方面委託黃炎培等,勸杜月笙留在上海,他無論如何不願杜月笙被"統戰"過去,便以告誡的口吻加了幾句:"杜先生與中央合作有年,民國16年清黨時,為鏟除共黨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與共黨結怨甚深。共黨是講階級講斗爭的,他們決不會放過你,切不可有絲毫的僥幸,以早日去台灣最好。"
杜月笙的話仍是半明半暗:"總裁放心,我對共產黨絕無僥幸之心。"蔣介石聽了當然不滿意,雙方不歡而散,但蔣並不就此罷休,還要設法爭取,把杜月笙逼去台灣。
對於去留與去向,杜月笙早有盤算權衡。雖然中共方面通過黃炎培等勸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斷反共20餘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就殺了包括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在內的眾多共產黨人,可謂血債累累,所以不敢不走。至於去哪裡呢?與蔣介石嫌隙既生,孑然一身去台灣,還不是寄人籬下?杜月笙選擇了去號稱自由港的香港。
回答人的補充 2009-10-06 11:28 一、重文化
杜月笙曾這樣回憶童年:「當時一個月學費只有五角錢,可惜因為家裡實在太窮了,讀到第五個月,先母繳不出學費,只好停學。」失學兒童的痛苦經歷,讓他永生難忘。他雖是粗人出身,但很看重文化。成名後,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身文化修養,門廳高懸對聯「友天下士,讀古人書」,時時鞭策自己。然而畢竟識字少,無法去「讀」,他就重金聘請高明的說書藝人長期為他講《三國》說《水滸》,學習歷史知識和古人處世方式;他勤練書法,簽名寫得相當漂亮;他非常注重儀表文明,不論天氣多熱,他長衫最上面一顆紐扣也從不解開,並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眾出入杜門。
杜月笙還廣結名流,許多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如章太炎、章士釗、楊度、江一平、鄭毓秀、秦聯奎、陳群、楊雲史、楊千里等,都是他的尋常座上食客,連同名震天下的大教育家黃炎培也是他的好友。
文化的熏陶,使杜月笙的整個氣質脫胎換骨。著名老報人徐鑄成回憶他年輕時第一次見到杜月笙的情景時說,他原本以為此人定會是青面獠牙,見了面才知道原來是位言談舉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二、重教育
杜月笙對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視,嚴格要求他們的學業,嚴禁他們沾染煙賭娼。兒子杜維藩高中時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兩個耳光;女兒杜美如一次外語考試成績不佳,被他用鞭子責打十下。其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養,至今活躍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維善還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錢幣研究專家。杜月笙還在法租界善鍾路創辦了一所正始中學,親任董事長,聘陳群任校長;並在老家浦東耗資10萬元,建起「浦東杜氏藏書樓」,附設學塾……
三、謀抗日
抗戰開始後,杜月笙參加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任主席團成員兼籌募委員會主任。僅月余時間,杜月笙主持的籌募會就籌集到救國捐款150餘萬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戰。他籌集了大量毛巾、香煙、罐頭食品用以勞軍。八一三抗戰後期,他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20萬個餅。他主動將杜美路的私宅借給財政部「勸募委員會」作辦公地點,發動與組織上海各界力量認購了救國公債7500萬元,幾佔全部發行量的1/6。杜月笙還弄到一些軍中急需的通訊器材、裝甲保險車送給中共將領,並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將從荷蘭進口的一千套防毒面具,贈送給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使用。
杜月笙還直接參與了部分軍事行動。八一三抗戰爆發後不久,戴笠奉蔣介石之命與杜月笙合謀,利用幫會組織蘇浙行動委員會。在蘇浙行動委員別動隊的5個支隊中第一、二、三支隊的司令均是杜月笙的門生,支隊成員中有不少是因幫會關系而被拉去參加的。上海淪陷後,蔣介石為了阻止日本海軍大規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鎖長江的計劃。杜月笙顧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面鑿沉。在杜月笙的帶領下,其他輪船公司也紛起響應,鑿船沉江,阻塞了長江航道,遲滯了日軍的進攻。
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前,上海市各界抗敵後援會曾召開國民對日經濟絕交委員會成立大會,通電全國組織對日經濟絕交執行機關。杜月笙等27人被推選為絕交委員會執行委員。10月19日上海銀行業根據絕交委員會的決議通知各行庄停止對日匯兌證券交易時,杜月笙主持的中匯銀行、中國通商銀行等單位一體照辦。
上海淪陷後,杜月笙還以市各界抗敵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內堅持了一段時間。他曾不惜巨資買了不少中共黨組織設法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為廣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糧。接下來,杜月笙拒絕日本人的拉攏,於1937年11月遷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幫會的關系,繼續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從事情報、策劃暗殺漢奸等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上海的門徒協助軍統特務刀劈了大漢奸、偽上海市長傅筷庵。杜月笙主持的上海敵後工作統一委員會採取各種辦法迫使上海資產階級的頭面人物虞洽卿等人離滬赴渝,制止了黃金榮公開出任偽職,並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聖脫離了汪精衛漢奸集團……
四、淡錢財
1949年後,杜月笙想去法國,希望蔣介石給他辦護照。老蔣說,護照可以辦,先交15萬美元手續費。杜月笙仰天長嘆,才明白天下最狠的流氓原來不是他姓杜的。杜月笙晚年,拿出多年來別人寫給他的各種欠條,全部予以燒毀,並告戒後人不得追討余債。其中光是王新衡就欠了杜月笙500根金條,還算是少的。杜月笙去世時,只留下了10萬現金,每個老婆各拿一萬,兒子一萬,未嫁的女兒六千,已經出嫁的四千。據其女杜美如說,杜月笙去世前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沒希望了,你們還有希望,中國還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