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市場趨勢

『壹』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貳』 簡述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

金融市場國際化是金融業務的發展趨勢之一。金融市場發展超越國界的限制，與世界金融日益融合，逐漸趨向全球一體化。20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國際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和加速。主要表現在：

①金融機構跨國化。不僅發達國家在世界金融中心設立了大批的跨國銀行，而且發展中國家也在境外設立了一批離岸金融中心和金融機構。

②金融資產經營國際化。歐洲貨幣市場、歐洲債券市場和全球性股票市場的建立，使人們可在離岸市場上經營世界任何一國的貨幣金融資產。

③貨幣國際化。黃金作為世界貨幣的職能已經蛻化，人們可以通過國際匯兌來轉移各國間的貨幣購買力。不僅美元、德國馬克、英鎊、日元可作為國際結算貨幣，而且還有大批中等發達國家甚至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也逐漸成為可自由兌換的貨幣，朝著世界貨幣的方向發展。

(2)國際金融市場趨勢擴展閱讀

從整體來看我對於未來金融市場都是保持樂觀的態度，從未來五年看來金融市場的驅動力十足，製造業升級和相關的改革將持續獲得產業發展和政策的支持，金融去杠桿與金融監管作用下，貨幣流動性基本維持中性偏緊基本格局，隨著去產能、脫虛入實相關措施的見效，風險有望得到有效改善，消費升級、產業升級、互聯網的加速發展區域協同發展等結構性力量在活躍發力，金融內生結構也在發生積極變化。

參考資料鳳凰財經網 金融市場發展

『叄』 談談全球金融市場的最新發展趨勢

世界金融業綜合化發展趨勢 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啟示

自從20世紀末（1999年11月4日），美國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取消了已實行大半個世紀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從而標志著美國金融業從立法上告別了「分業經營」的歷史，邁向「混業經營」的新歷程。時至今日，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業現已全部走上了「混業經營」的綜合化發展道路。目前我國仍實行「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經營體制，並在此基礎上不斷開展業務創新。這是我國金融管理當局幾年來始終恪守的指導性原則。但混業經營畢竟是一種潮流，與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中國在進一步改革開放，尤其是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應如何進行金融體制的調整和改革，是我國金融業所面臨的緊迫問題，值得深思與探索。
一、關於我國金融環境的客觀分析
（一）我國商業銀行自我約束機制及內部控制機制仍不成熟和完善。我國國有商業銀行是整個金融體系的中心，銀行類機構的資金占我國全部金融資產的90%以上。而目前國有企業總體經濟效益較差。同時，國有商業銀行尚未建立有效的風險控制機制，風險意識薄弱，內控較差。如果在這種情況下實行「混業經營」，在證券投資業務高收益回報的驅動下，難以避免銀行資金違規進入股市，造成整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
（二）我國證券市場規模有限，市場結構和運行機制有待於優化。我國國民經濟證券化率較低，證券市場規模狹小，容量有限，市場運行機制仍有待於進一步優化；各種規避風險的金融衍生工具尚未獲得發展，投資風險相對較大；市場投資者中機構投資者比重還很低，而以散戶為主的股市市場波動大，投機成分大，穩定性差，此時若允許銀行資金入市勢必引起股價異常波動和「泡沫」經濟現象，埋下金融風險隱患。
（三）我國金融法制建設雖已取得較大成就。近年相繼頒布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和《保險法》等一系列法規條例，但這些僅是金融市場行為的基本依據，仍屬於框架性文件，對實際操作的規定過於粗疏，有待細化。如果現在急於依照美國模式進行金融自由化，放鬆管制，當金融機構在松動的管理環境下違規冒險時，監管機構和監管政策將顯得被動和無力。
由此可見，我國的宏觀金融形勢與西方發達國家存在著很大差別，盲目效仿將會帶來很大風險。但是，加入世貿組織過渡期將盡，納入世界經濟潮流後，制度上的落後必將影響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能力。那麼，權衡利弊，在穩健與效率之間如何進行博弈呢？
二、關於我國「分業經營」體制的再思考
（一）目前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體制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
通過上述分析可見，「分業經營」體制還是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的。在我國金融業發展還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分業經營」建立起各業間的隔離帶，避免由於各業的不完善而帶來的「交叉感染」，是保證我國金融業健康穩步發展的現實選擇。無論是銀行業的經營機制、內控機制的不完善，還是證券市場的不發達，以及信託、保險業的粗放經營，都容不得各業間的相互沖擊，在市場不均衡，各業風險與收益不對稱的條件下，若推倒「防火牆」，撤銷隔離帶，那麼，在利益的驅使下，各業資金將肆意橫流，打破原有的資金格局，使得社會經濟各界得不到應有的資金保證，影響我國經濟合理、持續、穩定地發展。
（二）「混業經營」是未來的必然選擇
貨幣產生於商品交換的需要，金融活動則是商品生產發展的必然要求。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展和市場范圍的不斷擴大，社會生產經營活動需要更有效的金融活動為之服務。「分業經營」是我國目前經濟環境和經濟條件下的現實選擇，但它畢竟阻礙了市場效率，限制了競爭也影響了我國金融業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隨著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國內商業銀行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欲追求「高效率、低成本、創新性」的全方位業務經營，提高我國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和金融服務效率，實行「混業經營」體制將是必然選擇。
（三）「分業經營」→「混業經營」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前述提及，「分業經營」與「混業經營」並非絕對不相融，從「分業經營」到「混業經營」應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混業經營」的取向應在穩健與效率兩要素的動態效用中以總效用最大化來實現。因此，「分業經營」→「混業經營」是在金融環境不斷改善條件下的一個漸進過程。在具體操作上，我們可以首先通過開展中間業務和業務創新逐步過渡。其次，讓有條件的金融機構成立金融控股公司，通過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銀行、證券、保險和資產管理領域開展分業經營，在此基礎上逐步走上融合的發展道路。
（資料來源：金融時報）

『肆』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伍』 國際金融創新的原因和未來趨勢

有句來話你應該聽過，人無我有，自人有我優，人優我轉，人轉我變。這是應對競爭的一個總結。
同樣，金融市場也是有競爭的。那麼為了應對日益激烈的競爭，想在市場上立於有利地位或主導地位，那麼就必須要不斷創新，以求獲得競爭優勢。再加之國內國際金融市場的動盪，這就是金融創新的原因。
你自己說的金融風險加大，銀行競爭加劇，世界發展不平衡，這些你聯想一下，比如你要買股票，那麼選什麼股票，就要考慮，這就是風險。同樣一支股票，你看上了，別人也看上了，那麼股價漲了，就是說有人跟你搶著買，這就是競爭。如果你有幾只股票，有的形勢大好，有的就奄奄一息，這就是發展不平衡了。。。
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果關聯的。看待一個事情，比如國際金融，產生的一系列的變革動作，都是有其原因的。你倒推過去，就不難找到答案了。
祝好運。。。。。

『陸』 如今的世界金融市場和國家金融市場趨勢是什麼

中國金融市場趨勢轉漲
從最新統計數日顯示,隨著亞太各國金融市場動盪不安,中國的金融市場穩定及工業向西深化推進,西部建設需求的拉動,中國東南部發達消費對高級商品的需求拉動,國外金融機構加緊介入中國金融市場的投資源動力.

同時,據摩丹分析數據顯示,周一將有大量機構建倉中國股市A股預期強烈,從另外一數據,中國的出口貿易額開始從下行區間有轉向上行增漲的變化.分析表明中國經濟市場開始經濟規律波浪的上行軌跡.

在第四次經濟對話戰略,極有可能加劇國際財團進入中國經濟市場,參股中國價值及規模較高較大的國有及民營知名企業.

中國中央金融機構和執政政府有責任穩定中國經濟市場適當穩定,從而不造成社會層面的心理動盪. 所以對中國經濟市場將做出適當的,漸進的增強經濟信心.

分析預期明日中國A股指數將出現拉漲的上行趨勢,並漸漸出現反攻向上的態勢拉開.

『柒』 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三大發展趨勢

（一）國際金融市場的一體化趨勢
由於電子計算機技術與衛星通訊的應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全球性資金調撥和資金融通可在幾秒鍾之內迅速完成。另外，隨著跨國銀行的空前發展，國際金融中心已不限於少數發達國家金融市場，而是向全世界擴展。這樣，各個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便形成了一個全時區、全方位的一體化國際金融市場。這是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重要表現。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另一個表現是金融資產交易的國際化。金融資產交易的國際化，是指交易的參加者不受國籍的限制，表明金融資產面值的貨幣也不受任何限制。
（二）國際金融市場的證券化趨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銀行貸款一直是國際融資的主要渠道，並於1980年達到頂峰，占國際信貸總額的比重高達85%。但從1981年開始，國際銀行貸款地位逐漸下降，到80年代中期，國際證券已取代了國際銀行貸款的國際融資主渠道地位。1985年，國際銀行貸款占國際信貸總額為41%，國際債券發行額則佔59%。1986年前者僅為29%，後者高達71%。進入90年代以後，這種趨勢也未發生逆轉。金融市場的結構性變化，除了從銀行貸款逐漸轉向證券之外，還包括在以前不進行交易的資產（如公司應收款項）也可成為交易的資產。形成金融市場證券化（Securitization）趨勢的主要原因是：①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國際銀行貸款收縮了，促使籌資者紛紛轉向證券市場；②發達國家從70年代末以來實行金融自由化政策，開放證券市場並鼓勵其發展；③金融市場廣泛採用電子計算機和通訊技術，使市場能處理更大量的交易，更迅速、廣泛地傳送信息，對新情況迅速作出反應，設計新的交易程序，並把不同時區的市場連續起來，這為證券市場的繁榮提供了技術基礎；④一系列新金融工具的出現，也促進了證券市場的繁榮。
（三）金融創新的趨勢
金融創新（Financial Innovation）的含義，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金融創新是指金融工具和金融業務的創新；廣義的金融創新則指涉及金融各個方面（金融工具、金融業務、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全面的創新。

『捌』 國際資本市場的發展趨勢

自20世紀初期起到20世紀50年代，國際資本市場開始在資本的國際配置中發揮積極作用，其活動表現出如下特徵：
1、國際資本市場推動國際資本由歐洲湧入美、澳等當時的新興市場國家
一般認為，古典金本位盛行的1870年到1914年的50年間，國際資本保持高度流動性，並大量由歐洲湧入美國和澳洲等地區。1914年前後，英國的年平均資本流出量佔GDP的5%到9%，法國的資本流動佔GDP的2%，德國為3%左右。而在資本輸入國中，澳大利亞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9.5%，加拿大的資本流入占其GDP的6%。
2、公共機構是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主體。當時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主要表現為：借款國家政府和部門大量向英國、法國和德國的資本市場發行固定利息債券；美國的債權人在國外建立子公司，通過持有過半數的股權（或獨家經營）對其進行控制等。
3、國際資本市場具有很強的波動性，尤其是國際債券的利率隨時間及國別的變化而出現大幅度調整。
4、資本流動因資本輸出國和輸入國宏觀經濟狀況變化及突發性政治經濟事件而初現上升和下降的大起大落。1929-1933年全球性金融危機引發的大蕭條，導致普遍的債務違約，嚴重打擊了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30年代，在貨幣貶值預期普遍存在和戰爭及政治迫害等因素的影響下，資本運動大部分採取了短期資金外逃的形式。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范圍的私人銀行貸款和證券投資受到相當程度的抑制。資本無法突破地域限制，更多地表現為在貨幣發行國境外的流動，市場交易行為也大多發生在國外，即歐洲美元交易。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的特徵是：
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停留在歐洲市場及歐洲貨幣的范疇。在戰後廢墟上崛起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構築了二十世紀後半期國際金融秩序的基礎，同時，該體系的核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有關協定則明確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資本流動的基本規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實施初期，各國普遍對資本流動進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嚴格控制下的資本繞開管制在貨幣發行國境外流動，形成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雛形。歐洲資本市場既是銀行間市場，又是政府籌措資金的市場，同時還為大公司提供借貸服務，商業銀行是該市場的核心。歐洲資本市場資金來源廣泛，數額龐大，以多種兌換貨幣計值，充分滿足各種借款需要，商業銀行經營自由，貸款靈活簡便，資金安排迅速。
2、資本流動形式集中表現為官方援助和直接投資。在二戰結束後很長的一段時期內，資本流動的主流是大規模的國際援助，以及逐漸復興的直接投資。二戰後歐洲重建計劃引起了龐大的官方資本流動。美國政府實施的馬歇爾計劃和杜魯門的第四援助計劃導致美元大量流入歐洲。從1945年7月1日到1955年6月30日，美國在馬歇爾計劃下，向聯邦德國提供貸款38.7億美元，1945年12月，美國與英國簽署財政協定，美國向英國提供37.5億美元的低息貸款。
3、美國在主導官方資本流動的同時，也成為私人資本流動的主體。根據OECD的國際資本市場統計，1951年，國際債券的發行總額為9.954億美元，其中，在美國市場發行了9.226億美元，占國際債券發行總額的92.69%，整個50年代，美國為國際債券發行提供了71.601億美元的資金來源，占當時融資總額的78.21%。進入60年代後，美國商業銀行紛紛擴大國際業務，在國外尤其是歐洲開設分行，這些銀行利用其持有的巨額資金，積極發展信貸業務，為歐洲貨幣市場提供了新的資金來源。 1973年，隨著匯率制度由固定向浮動的轉變，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逐漸解除對跨境資本流動的控制，國際資本流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該時期對資本流動產生決定性影響的是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及石油美元的產生。
1、石油危機與石油美元
石油作為一種重要的能源，自70年代起開始取代煤炭，成為世界能源消費的主要部分。石油的生產和消費極不平衡，美國、歐洲和日本所生產的石油不到全球總產量的20%，其石油消費量卻佔全球總消費量的70%，不得不大量依靠進口，石油價格的變動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的表現。
中東國家是主要的石油生產國，1960年9月，第三世界石油生產國建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致力於改變長期形成的油價過低的不合理局面。70年代起，OPEC成員國通過參股和收歸國有等措施，逐步掌握了自己的石油資源。
70年代初美元匯率下調，西方工業國的製成品價格相應上漲，由於石油貿易以美元計價結算，石油出口收入跟隨美元匯率持續下降，石油生產國蒙受重大損失。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後，OPEC成員國一方面加快石油生產國有化進程，另一方面大幅度提高石油價格，石油價格從此前的每桶3.01美元提高到1974年1月的11.65美元。1979年1月，OPEC再度提高油價，把每桶原油定價調整為14.327美元，到1981年10月，國際市場油價上升到每桶34美元。
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對世界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尤其是嚴重依賴石油進口的經濟體遭受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國際金融市場主要貨幣匯率的靈活調整為這些經濟體吸收這種外部沖擊提供了可能。
隨著石油價格的大幅度上升，OPEC成員國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順差，1974年達651.7億美元，1980年達928.4億美元，1973年到1981年順差累計達3360.7億美元。這就是所謂的石油盈餘資金，由於石油盈餘資金大部分以美元表示，所以又稱石油美元。
2、石油危機時期全球資本流動的特徵
石油危機時期資本流動的特徵表現為：
①石油美元的積累及流動推動了歐洲資本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在OPEC成員國可供運用的資金中，約有三分之一投放在歐洲貨幣市場，大部分採取歐洲美元存款的形式。在1981年歐洲貨幣貸款總額900億美元中，阿拉伯銀行佔了26.5%。所以，歐洲資本市場在提供渠道促使石油美元迴流的同時，也獲得了自身進一步發展的新動力。
②石油美元的流動掀起了私人商業銀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高潮，也為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第一次石油危機後，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出現了長期、巨額經常項目赤字，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資金需求快速上升。OPEC成員國組織為獲得發達國家比較安全的資產，把大部分石油美元貸給了發達國家的私人商業銀行。而70到8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普遍停滯，名義利率停留在低水平，扣除物價因素後的實際利率則為負值，私人商業銀行便增加對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貸款，獲取更高的利息收入。石油危機期間，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活動顯著增加，尤其是非OECD國家的籌資額成倍上升。
1982年後，OPEC成員國開始出現經常項目逆差，石油美元的累計過程被迫中斷，這樣，發達國家私人商業銀行向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發放貸款的資金來源無以為繼，發展中國家獲得國際貸款的條件急劇惡化。 進入80年代，由於多數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淪為債務沉重的借款國，面臨著債務還本付息的困難，資本流動開始顯示出收縮跡象。
從1973年到1982年的十年間，非產油發展中國家的對外債務總額從1031億美元增加到8420億美元，每年增加18.8%，其中，政府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4.5%，私人貸款的年增長率為19.4%，私人信貸在貸款總額中的比例達60%到75%。在居高不下的外債總額中，短期信貸高速增長，國際債務期限明顯縮短，浮動利率債務比例大幅度上升，到1980年已經超過全部外債的40%。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外債償付壓力不斷上升，從1973年到1982年，還本付息額由179億美元增加到932億美元，還本付息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償債率）由15.9%提高到23.9%，其中利息支付額占出口收入的比重由6.1%增加到13.2%。
在非產油發展中國家過度借貸、結構失衡的同時，80年代起，國際市場環境的變化直接導致了該類國家償債危機的爆發。1980年，西方國家先後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發達國家的實際國民生產總值和世界貿易增長率開始下降，到1982年出現了負增長，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急劇惡化，進口需求大幅度下降，出口收入快速下滑，經常項目逆差上升，外債還本付息能力降低。
在西方國家經濟持續衰退的同時，美國里根政府採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出現了高利率、高匯率、高通貨膨脹率三高現象。
由於非產油的發展中國家外債以美元計價的比例很高，美元匯率的上揚直接加重了該類國家實際的債務清償即流向債權國的本金和利息的負擔。
由於美國利率居高不下，其它發達國家也相繼隨之提高利率。七個西方主要工業國短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2%上升到1982年的12.9%，長期資金的平均名義利率從1979年的9.3%上升到1982年的12.4%。由於發展中國家浮動利率外債超過外債總額的40%，利率的上升導致償債壓力的上升。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國際金融市場利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非石油出口國將多付40億美元的利息，以此推算，巴西和墨西哥將為此多支付7.5億美元的利息，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將多支付近200億美元的利息。因此，1979年後，許多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借的新債主要用於支付利息。
在內外雙重壓力的作用下，1981年3月，外債總額為260億美元的波蘭政府無力償付數額為25億美元的到期債務本息，拉開了非產油發展中國家債務清償危機的序幕。1982年8月，墨西哥宣布全部外匯儲備基本耗盡，無力償還到期債務的本息；9月，第三世界最大的債務國巴西宣布急需175億美元的新貸款來解決清償困難；12月，阿根廷提出與西方債權者進行重新安排債務的談判。越來越多的國家捲入這場債務危機：在拉美，除哥倫比亞和巴拉圭外，其他債務國均相繼要求延長償還債務期限，在非洲，蘇丹、摩洛哥、多哥、中非共和國、馬達加斯加、扎伊爾、尚比亞等10國陷入債務危機的深淵，在亞洲，印尼和菲律賓也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申請援助解決債務支付問題。
債務危機爆發後，債務國政府、債權國政府、債權銀行和國際金融機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漸遏止了危機的蔓延。但是，這場危機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活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該時期國際資本市場活動特徵表現為：
1、資本流動規模擴張極不穩定。80年代初期，資本跨國流動的總量由年融資近2000億美元下降到1500億美元左右，累計下降幅度超過20%。1984年後，國際資本市場的融資總額又出現大幅度上升，三年間累計升幅超過70%，表現出很強的不穩定性。
2、發達國家間的國際資本流動受債務危機的影響程度輕微，並在短時間內快速恢復。1982和1983兩年，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分別下降了14%和11%，下降程度略高於國際資本市場的平均水平。但是，1984年後，OECD國家的融資規模快速上升，資本流入數量超過了債務危機前的總水平。
3、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進入長收縮期。非OECD國家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在1981年達到歷史最高水平419億美元後，進入長達6年的下跌期，年度融資總額一度下降到211億美元，比1981年下跌近50%。一直到1993年，非OECD國家的資本流入才超過1981年的水平，達653.42億美元。因此，在債務危機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收縮期長達10年，這剛好是拉丁美洲國家失落的十年。 1988以後，資本流動的規模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資本的跨國流動進入一個新的全球化的發展階段。
國際資本市場的籌資總額，由1988年的3694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8322億美元，增長了一倍以上，到1998年，以國際債券發行、銀團貸款和其它債務工具為主要內容的國際資本市場融資額達12247億美元，比兩年前增長了近50%。
附表1國際資本市場活動（1988-1995）（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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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國際市場籌資總額 年度增長率% OECD國家籌資總額 非OECD國家籌資總額
1988 369393 21.64 332318.1 26557.5
1989 385313.6 4.31 347776.2 24605.8
1990 361430.9 -6.19 316653.5 29358.8
1991 432500.4 19.66 379478.2 38022.7
1992 458255.1 5.59 404420.8 32960.2
1993 625835.9 36.57 539776.5 65348.2
1994 669702.1 7.01 587336 69992.9
1995 832243 24.27 732169.3 8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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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OECD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Statistics1950-1995
80到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市場活動最顯著特徵是資本流動的全球化，具體表現為：
1、資本跨國界流動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大幅度上升。
在資本流動總量大幅度增加的同時，資本跨國流動與其經濟規模的相對比例顯著提高，國際清算銀行依據國際收支統計資料計算的證券跨境交易資料顯示，1975年到1998年間，西方國家各類證券在居民和非居民之間的交易總額在GD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美國由4%上升到230%，德國由5%上升到334%，義大利由1%上升到640%，日本由2%上升到91%，其中，增長最快的時期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2、資本流動的速度快速上升，資本流動性達到很高水平。
在資本流動規模快速擴張的同時，金融技術的日新月異，金融創新的大量使用，以及各類金融衍生工具的開發和普及，大大提高了國際資本的流動速度。根據國際清算銀行對全球外匯市場的名義日交易金額的調查，到1998年4月，該交易額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比上次統計的1995年增長近50%，三年間的年平均增長率是14%，大大超過1992到1995年的9%。顯然，外匯市場的交易規模的擴大在不斷加速。
3、更多的國家和地區以更有利的條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
在本階段，新興市場國家再度成為資本流動的重要目標，發展中國家進入國際資本市場的條件顯著改善，參與國際資本市場活動融通資金的國家越來越多，各類資本市場進入的障礙和藩籬紛紛消除。
4、國際資本市場的價格呈現趨同趨勢，利率的波動具有明顯的聯動性。資本流動的全球化使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國際金融市場的融資條件趨於一致，不同國家的利率差距縮小。過去20年間，主要工業國中央銀行基準利率差距不斷縮小，進入90年代後，美國、德國和日本的央行基準利率一度收斂於6%的水平，盡管此後又出現一定程度的分離，但總體升降趨勢基本同步，利差趨於穩定。此外，隨著歐元的出台，歐洲主要國家利率水平率先趨同。
從利率水平的調整看，西方主要國家央行的決策具有顯著的相關性，幾乎主要國家利率的每一次調整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快速響應。 綜觀國際資本市場市場的百年變遷，我們發展，推動國際資本市場全球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力的發展和國際分工的不斷深化及世界經濟的周期性變動，國際貿易發展，金融市場內在需求及利率變動、金融創新及金融自由化的發展，資本帳戶管理政策，國際貨幣體系，跨國公司，以及國際組織等方面。上述動力的屬性又可以劃分為：經濟金融發展的客觀需要和有關國家或國際組織人為推動兩部分。
在一般情況下，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本身的推動力應歸入客觀必然性類別；金融活動快速上升產生的內在推動力則兼具客觀必然性和人為推動兩方面的屬性，但是，相對而言，其客觀必然性的色彩更強烈一些；在資本帳戶開放進程中，發達國家的政策推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這種開放過程又是更多的國家對外經濟貿易聯系不斷擴大的結果，因而同樣具有客觀必然性的一面；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國際貨幣關系的准則，其總體政策取向更大程度上體現了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意願；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政策調整可以全部歸入人為推動的范疇（詳見下表）。
在上述分析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假設下，由上述七大因素推進的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總體上看是世界經濟、金融活動規律調整的必然結果，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部分發達國家的意志，具有人為推動的一面。
從另一個角度看，資本流動的全球化發展和國內金融市場的開放是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相互聯系又各具特點的組成部分，資本運動的自由化意味著居民可以參與國際金融市場活動，也意味著國內消費者可以購買外國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本國金融機構可以為外國消費者提供金融服務，從而從內外兩個角度進一步推動了金融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其最終結果是資本效益的最大化和資源配置的最佳化，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市場表現形式。
金融資本全球化進程屬性的特殊性決定了其發展過程的復雜性和收益分配的不均衡性。從全球資本流動的地域結構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繼續保持在資本全球流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成為資本全球化布局的出發點和目的地，尤其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相互間的資本流動繼續保持較高水平，資本多向流動趨勢日益顯著。即使是金融危機的大范圍爆發，也不僅沒有影響發達工業國在國際資本市場的活動，反而促使資本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規模流入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成為全球資本流動的最終目的地，大量持續的資本流入促使其金融實力超強發展，使其對國際資本市場未來格局的影響力不斷上升。
金融全球化以資本自由流動和金融貿易服務自由化等形式，促進了全球金融領域的競爭，推動風險報酬趨向於平均水平，並通過資產價格的迅速調整保持市場均衡與穩定。同時，資本自由流動促使金融中介機構更好地進行風險評估和管理，擴大技術轉讓的范圍，其結果是更多的金融機構能夠在更大的范圍內提供優質、高效的金融服務，推動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此外，資本流動的全球化要求一國有關管理當局切實提高經濟金融政策的可信度和有關政策組合的協調能力。
當然，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本擴張僅僅是個開始，資本的全球化擴張還處於初始階段。80年代後期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開始逐漸暴露出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但是，與我們傳統認識相背離的是，即使不同資本流動工具的變動規模呈現此起彼伏的波動特徵，但是，作為一個整體，全球資本流動持續增長的趨勢並未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際融資的增長成為一種不斷持續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