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急求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國內外研究現狀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外貿出口的影響
美國金融危機愈演愈烈已經蔓延到了全球， 影響深度和影響范圍也越來越大。 此次金融危機 中國經濟也無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和沖擊。 但相比歐美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 中國所 受的影響相對較小， 主要影響在於可能導致出口的負增長、 投資增長的放緩以及外匯資產的 貶值或損失。由於中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高，無疑最大影響就在於外貿出口方面
受累於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美國在建工程的萎縮，傢具、衛浴、五金、電子等產品的出口企 業也舉步維。
3. 國際金融中心是什麼
國際金融中心，它之所以成為一個中心，它應該有這樣幾個重要的標志。
第一個標專志，它有屬很多的金融機構。首先有很多的銀行，有很多的比如說保險公司，各種各樣的金融機構；
第二個，這個金融中心，應該有很多的金融市場，對於沒有學過金融學的同學來說，我還是要羅列一下這些市場，比如說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銀行同業拆借市場，黃金市場，外匯市場，等等。
第三個標志呢，它要有實質性的金融活動發生，金融交易活動發生，也就是說，確實有很多的機構，很多的投資者，很多的籌資人，在這里進行存放款的活動，金融的交易活動，要有實質性的這種活動發生。
金融中心的最後一個特徵呢，它應該是一個都市，這里我們要特別注意，就是說它應該是一個城市，不可能是一個鄉村、偏僻的地方，因為它一定要有發達的通訊、電信、交通，這樣的網路，一定要有這樣的網路，而且呢，它實際上要有發達的第三產業。
從層次上看，目前世界上的國際金融中心一般可分為兩個層次，一是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如倫敦、紐約、香港；二是地區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如新加坡、開曼、巴拿馬等。
4. 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對這個地區,這個國家會產生哪些影響建立國際金融中心需滿足什麼樣的條件
我想對這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會有很大的一個刺激作用，另外對這個城市的膚色也是有回很大的很大的一個效應，另答外上海市國際型大都市他的影響力在國際上也是很大的，所以上海建立國際金融城市，對整個國家的經濟建設的發展會取得很大的一個發展的一個成就
5. 目前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與趨勢
為重建國際貨幣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以美英等國為首的國際社會通過多邊協定方式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主要內容包括：（1）設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調國際貨幣關系，特別是對各國的匯率政策實行監督；（2）實行以黃金為基礎、美元為中心的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3）在成員國發生國際收支困難時，IMF可提供短期信貸，以補充其國際流動性。在最初的近20年裡，該體系運行比較順利，有效地促進了世界經濟的重建、發展和繁榮。但由於該體系的基礎是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並要求其他各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因此，當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不斷擴大，無法維持美元與黃金的可兌換性時，它的繼續存在便受到明顯挑戰。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停止向各國政府兌回美元後，各國紛紛放棄本幣與美元的固定比價，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趨於崩潰。1976年在IMF的提議和組織下，國際社會達成牙買加協定，宣布黃金非貨幣化，同時承認各國實施的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這標志著國際金融體系再次進入了一個不受全球性多邊協定約束的動盪的時代。
自牙買加協定簽訂以來，國際金融體系總體上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在許多基本問題上至今沒有形成全球性的制度安排，因此，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近30年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事實上處於一種「無體系」的狀態。不過，伴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提高，特別是經濟區域化的快速發展，該體系也發生了一些局部性變化。大致而言，它包括以下基本特徵：
第一，國際匯率制度呈現出以浮動匯率安排為主、多種匯率安排並存的基本格局。目前，全球有三類基本的匯率安排：一是獨立浮動匯率安排，實行國家包括美國、歐盟、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二是固定匯率安排，包括實行貨幣局制度和傳統釘住匯率制度的國家，以及已取消法定貨幣國家（如歐盟內部和實行美元化的國家）；三是「中間道路」安排，即各種介於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之間的安排，如爬行釘住制、區間浮動制和管理浮動制等，主要包括一些外向型程度較高或國內通貨膨脹比較嚴重的發展中經濟體。據統計，2002年，在IMF的186個成員經濟體中，實行上述三類匯率安排的國家分別佔22％、48％和30％。
由於美、歐、日在全球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它們之間的浮動安排對國際匯率制度的性質具有決定性意義。就單個國家而言，浮動匯率安排的利益主要體現在可以維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並在一定程度上自動調節國際收支失衡。但從國際金融穩定的角度看，它至少包含兩個缺陷：一是匯率的頻繁波動將對正常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造成不利影響，大大增加全球經濟活動的匯兌成本和風險；二是容易引起匯率政策沖突，即運用本幣貶值政策推行貿易擴張，以犧牲他國利益的方式維護本國利益。在過去一二十年裡，盡管全球范圍沒有發生20世紀30年代那種競爭性貨幣貶值，但局部的沖突卻時有發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情形是較為典型的一個例子。而在工業化國家之間，從80年代後期迫使日元升值的「廣場協議」到最近一個時期美元強勢政策的調整，都充分顯示美國在緩解其經常賬戶逆差時對於匯率貶值政策的依賴。
固定匯率安排的主要意義在於通過全部或部分讓渡貨幣主權，換取匯兌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更強的國內財經政策約束。各種形式的「中間道路」則有可能兼收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的優點，並使本國貨幣當局具有一種相機抉擇的自由。然而，在美、歐、日等大國貨幣頻繁波動的情況下，無論固定匯率還是「中間道路」安排，實際上都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少研究顯示，亞洲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1995年以後美元相對於日元的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泰國等實行釘住美元安排的國家貨幣急劇升值，並嚴重損害了這些國家的貿易競爭能力。
第二，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具有顯著的作用。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由於各國實行嚴格的金融管制，國際金融市場在國際收支調節中作用比較有限，許多國家的經常賬戶逆差調節主要依靠財政貨幣政策。在發生嚴重逆差時，也可有限地運用匯率政策，並從IMF獲得一定的短期信貸支持。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各國可以方便地通過商業性國際融資彌補其經常賬戶逆差，從而避免採用財政緊縮等可能影響國內經濟穩定的調節措施。作為一種基於市場的安排，國際金融市場的存在提供了充裕的國際流動性，從而大大降低了各國國際收支調節的代價。但在另一方面，它也產生了新的不穩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它使一些國家放鬆內部約束，濫用財政擴張政策，延誤必要的國內經濟改革和調整。結果是不僅經常賬戶逆差最終變得難以控制，而且常常為沉重的外債負擔所累，甚至成為金融動盪的根源。
第三，國際資本流動缺乏有效監管，已經成為國際金融不穩定的重要源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資本管制的不斷放鬆，國際資本流動迅猛擴張。目前，全球各類國際資本的日交易量已經超過1．5萬億美元。近年來不少研究顯示，國際資本市場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許多國際投資和信貸決策都是在信息不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在資本流向的國別選擇上，特別是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常常發生「飽飢綜合症」，即當看好一些國家的經濟增長前景時，國際資本大規模湧向那裡，而當這些國家因為資本過度流入而出現危機跡象時，國際資本又快速離去。因此常造成這些國家內外經濟失衡，並最終導致貨幣和金融動盪。此外，在危機發生的前後，由於缺乏有效監管，大規模投機性短期資本的參與更是加劇了有關國家危機的深度，並在危機的國際傳遞方面扮演核心角色。
第四，多邊國際金融機構的功能存在嚴重缺陷，並且具有明顯的不公正性。IMF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1973年後，該組織已不再具有對各國匯率安排進行約束的權力，其主要功能是對發生國際收支危機的國家提供短期信貸，以增強其清償能力。然而，由於該組織長期以來資金來源嚴重不足，因此對於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不是行動遲緩，就是力不從心，而且常常附加緊縮開支和經濟自由化等不切實際的條件。此外，正如1997年在對亞洲金融危機處理過程中所顯示的，由於明顯受到美國政府和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影響，該組織對於美洲以外危機國家的救援要求往往顯得十分冷漠。這表明了該組織在維護國際金融體系穩定方面的功能缺陷和不公正性。
第五，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成效甚微，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展顯著。目前，全球性貨幣金融合作的主要渠道是七國首腦和財長會議。總體上看，這個協調機制常常流於形式和務虛，很少具有實質性內容。近年來，IMF和國際清算銀行也在試圖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但或者成效並不顯著，或者對各國並沒有真正的約束力。相比之下，區域性貨幣合作進程卻取得了顯著的進展。經過數十年的努力，歐元於1999年成功面世，歐元區內部也已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銀行和貨幣政策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歐元的誕生產生了明顯的示範效應。最近幾年來，在拉美、中東歐等地區，一些國家開始採用美元化和貨幣局制度，或者在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安排。盡管兩年前的金融危機迫使阿根廷放棄了貨幣局制度，但似乎並沒有改變這一趨勢。
第六，美元的金融霸權地位基本依舊，但正在面臨挑戰。自人類進入信用貨幣本位時代以來，一直沒有誕生獨立的世界貨幣，因此，國際經濟交易始終依賴少數幾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國際支付手段和儲備資產。美元正是這些貨幣中最主要的一種。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起，藉助美國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美元便建立了全球性金融霸權地位。半個多世紀以來，盡管美元在國際支付和儲備資產體系中的份額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高達60％左右。依靠這種地位，美國獲得了大量的「鑄幣稅」收入，可以通過輸出美元不斷佔有別國的實際經濟資源。
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國際學術界對於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並提出了不少積極的改革建議和方案。其中比較有影響的建議包括：增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金融合作，建立匯率目標區，以減少大國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加強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管，尤其是對投機性資本流動的限制（如實行「托賓稅」，即各國對外匯交易征稅）；改革和重塑IMF，增強其資金實力，提高貸款決策的透明度，增加發展中國家在該組織的表決權；加強區域性貨幣金融一體化等等。此外，也有一些比較激進的建議，如回歸金本位體系、恢復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成立世界中央銀行。
歷史不會進行簡單回歸，重新回到金本位或布雷頓森林時代只能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近幾年的發展顯示，其他改革建議也大多沒有得到有效實施。一個根本原因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金融動盪沒有切膚之痛，加上改革有可能損害其既得利益，因而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總體上並不積極，對於限制國際資本流動、改革和重構IMF等發展中國家十分關注的改革建議，則更是反應冷淡甚至持反對態度。另外，相互間的潛在利益沖突，也使發達國家很難在所有的改革問題上完全保持一致。比如，美國一直反對日本在亞洲推動貨幣金融合作，特別是反對其倡導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組織」。
展望未來，可以認為，近期內國際金融體系的現狀不可能發生重大變化。不過，從中長期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各國之間經濟聯系將更加緊密和深化，預計會有更多的國家積極致力於構建一個穩定和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這意味著上述改革建議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逐步得以實現。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已經並且仍將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事實上，自1999年以來，中國在推動亞洲貨幣金融合作方面已經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6. 上海與國際金融中心到底差距在哪裡
陸紅軍 ······這個問題我們一直在追尋答案。從2001年起至2004年，我們通過大量文獻研究、專家論證和多元統計分析，設計與探索實施了一套國際金融中心綜合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指標體系包括金融規模、金融環境、金融聚集度、金融國際化、金融風險防禦、金融創新、金融效率、金融人才、金融制度、金融科技10個一級指標和56個基礎指標。 本指標體系10個一級指標和56個基礎指標測評的樣本數據截至2004年，分為客觀數據與主觀數據兩類。其中客觀數據源於文獻調研，包括2001~2004年的各類統計年鑒,各大官方統計網站,如各城市的金融管理機構官方網站、城市官方統計網站、世界銀行等網站，以及2000~2004年各類專業研究報告。 主觀數據源於問卷調查，主要包括針對金融制度、金融透明度和金融創新力三指標進行調查問卷。調查對象包括國際金融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高級經濟學家、跨國金融機構的高級管理人員及中國京滬深三地政府經濟部門官員、金融業高管人員、律師、高校專業研究人員等。 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評價與比較通過上述方法，我們取得六個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原始數據，再通過統計方法量化，我們得到六個城市國際金融中心競爭力一級指標得分數。 在表中，我們可發現： 1.中國香港在金融聚集度、金融國際化等方面得分比較高，一方面由於香港屬於特殊的經濟體，另一方面是由於其長期實施自由的商業社會與金融制度。同歐美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相比，香港的金融規模處於中游水平。 2.新加坡的金融發展狀況與香港類似，金融聚集度指標得分較高，而金融規模與金融人才得分排名居紐約、倫敦與東京之後。新加坡的經濟運行機制與香港類似，且都屬於資源缺乏的經濟體，主要依賴於開放的政策資源和創新的人才資源。 3.作為世界級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東京，其優勢在於：金融規模得分僅次於紐約，比倫敦高；而在金融人才方面，其得分低於紐約、倫敦。而東京的弱勢集中在金融環境、金融效率和金融國際化方面。這主要由於日本金融體系弊端所致。 4.上海近幾年發展比較迅猛，但由於整體金融改革有待時日、金融體系基礎較薄弱，金融制度健全進程中，導致其大部分指標得分雖然與香港、新加坡接近，總體上仍處於香港、新加坡之後。由於日本銀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頻頻發生倒閉現象，資本市場秩序難以控制，而中國政府不斷向各銀行注入資本，以提高其資本充足率，同時加速銀行改制上市進程，從而使上海在金融效率指標中略勝於東京，但與其他金融中心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上海在吸引外國金融機構與金融資產時，採取了不少積極的優惠政策；而東京則相對保守，故在金融國際化指標中，上海與東京的差距並不大。 5.與其他城市相比，前幾年上海的相對優勢集中於金融規模上，得分略高於新加坡，與香港處於相似的發展水平。上海的不足之處突出地表現在金融風險防禦、金融創新與金融人才方面。在金融環境、金融效率、金融國際化方面，上海雖然落後於其他各城市，但差距不是非常大。因此，上海要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必須把握機遇、揚長避短、突出重點，不能全方位趕超國際各大金融中心城市。
7. 國際金融中心的變遷的核心原因有哪些
農業經抄濟時代晚期國際金融中襲心的萌芽
商業革命時代國際金融中心的初步發展
工業化早期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形，工業化成熟期國際金融中心由成熟走向分化以及後工業化時代國際金融中心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重點分析了國際金融中心在不同的經濟金融階段是如何形成和發揮作用的。線索是隨著國際金融中心的變遷
國際金融中心功能也在不斷地演進。歷史上每一次金融中心的漂移，都是基於國際金融中心功能變化跟不上經濟發展變化的需要而衰落，新的國際金融中心正是為迎合經濟發展需要的新功能而誕生和發展。
8. 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熱興起的背景是什麼如何看待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熱
在中國近年來的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股日趨高漲的「金融中心熱」。由於各個主要城市都意識到金融中心建設對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此爭當金 融中心便成為這些城市經濟發展中追求的重要目標。據統計，國內提出建設不同層次金融中心的城市已有20多個，特別是一些大城市更發出了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 強烈呼聲。在提出建設金融中心的城市中，又以上海、北京、深圳、天津等城市更為引人注目。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早已成為國家戰略；北京市委市政府2008 年4月30日發布的《關於促進首都金融業發展的意見》也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目標；按照廣東省和深圳市官方的口徑，深圳 將要建設的金融中心被定位為國內區域性金融中心，即華南地區的區域性金融中心；2003年以後天津則明確提出要「推進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設」，特別是在 2008年3月國務院批復《天津濱海新區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在金融改革創新方面給予天津濱海新區「先行先試」的特權後，天津追求成為北方金融中 心的熱情更為高漲。那麼，如何看待這股金融中心熱？金融中心是否具有排他性？中國是否需要建設多個金融中心？本文擬對此談些粗淺看法。
中國金融中心熱的原因分析
我們認為，我國之所以會興起一股有關金融中心的熱潮，盡管具體原因很多，各個城市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考慮，但總體上考察，最主要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建設金融中心可以提升一個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城市的地位和知名度對於該城市的發展至關重要，而一個城市要想在國內外獲 得較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不僅需要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而且需要擁有發達的金融業、金融市場和金融中心。倫敦、紐約、東京、蘇黎世、法蘭克福、巴黎、新加 坡、香港等城市之所以世界聞名，之所以在世界金融市場運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主要原因之一就在於，這些城市都是全球性或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的所在地。 特別是在當今經濟金融日益國際化和全球化的情況下，一個國家、一個城市，能否在世界經濟金融運轉中充當更重要的角色，就要看其能否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 以新加坡和香港為例，這兩個城市都是彈丸之地，它們之所以世界聞名，並不在於其擁有多麼強大的經濟規模和經濟實力，而在於它們都是著名的亞洲地區的國際金 融中心。從我國國內的情況看，上海、北京和深圳之所以在我國經濟發展以及金融運行中具有重要地位，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在於其集中有較為雄厚的金融資源，特別 是上海還擁有國內的證券交易所、黃金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等金融市場，從而事實上具有中國國內金融中心的地位。正因為能否成為金融中心直接關系著一個城市的 地位和知名度，所以我國的一些經濟中心城市興起金融中心熱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建設金融中心是一個城市經濟實力強大的標志。按照經濟決定金融的一般原理，一個城市的金融狀況、金融地位是由其經濟狀況和經濟地位決定的。倫敦、紐 約等國際金融中心產生發展的歷史表明，正是由於這些城市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所以才逐漸自然演變成世界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因此可以說，一個城市金融中心 地位的獲得實際上是其經濟實力的展示和體現。凡是有膽略提出建設不同層次金融中心的城市，都意味著其自信具有與對應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經濟實力。
第三，建設金融中心可以促進一個城市經濟的發展。按照經濟決定金融、金融反作用於經濟這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一般原理，雖然一個城市能否成為金融中心，從 根本上說是由其經濟實力決定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城市能夠通過政府的推動而建設成為國際的或者國內的金融中心，又會反過來極大地促進金融中心所在地經 濟的發展。因為，金融中心建設的過程就是金融資源聚集的過程，這必然會給金融中心所在地帶來規模巨大的資金流入，從而有力地推動當地經濟的增長。本課題組 曾經對上海、北京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北京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其彈性為1.66，即金融 發展每提高1%會引起經濟增長提高1.66%，同時上期金融發展1%會引起本期經濟增長1.31%；上海地區金融發展1%會引起經濟增長6.579%，而 上期金融發展1%則會引起本期經濟增長0.35%。此外，在金融中心建設過程中，伴隨國內外金融機構的聚集，還會提升一個城市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增加 當地的就業和稅收，也會帶來大量相關人才的引進。正是由於金融中心的形成和發展可以給所在城市帶來無窮的經濟和非經濟利益，因此，國內諸多城市相繼發出建 設不同層次金融中心的呼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經濟競爭的根本，就在於對國際金融領導權的掌握，在於對全球資本控制權、支配權的爭奪。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崛起，不僅能提高該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響力，而且還能有力地促進該國的經濟發展。正因為如此，包括亞洲在內的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毫無例外地努力爭取把本國、本地區的某一大城市培育成為區域性或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
就當下中國大陸地區正在角逐金融中心的諸多大城市來看，綜合條件最好的當推上海，現已被視為最有希望競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城市。上海在歷史上曾經是中國乃至遠東地區最大的國際金融中心，具有豐厚的金融歷史文化沉澱。從現時的情況來看，今日之上海已形成了包括證券市場、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與債券市場、期貨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在內的層次比較齊全的金融體系，已成為國內外資金融機構雲集，金融交易量最大且運作最規范的地區。
多年來，上海重點圍繞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上下求索，著力建設，雖已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但與一些已建成的全球性甚至區域性的國際金融中心相比，無論在硬環境還是軟環境方面都存在著不小的差距。作為一項發展戰略，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已成為上海金融業乃至整個城市發展的最高理想，但要圓夢這一理想卻還要走很漫長的路。
立足於未來全球金融競爭的戰略考慮，中國在維護和增強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同時，還有必要合力將上海再打造成一個高層次的全球性國際金融中心。除香港以外，在中國的大地上倘若還能有一個世界頂級的國際金融中心崛起，將對中國未來的長遠發展和金融安全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中國再有一個像倫敦、紐約那樣的全球性的國際金融中心，就能提供更加有效的金融服務平台，更好地滿足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發展需要，並能大大提高中國對國際商品和金融產品的話語權、定價權，因而有助於中國從金融大國向金融強國的轉變。
近年來，隨著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提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目標的城市不斷增加，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筆者認為，面對來自國外大城市的挑戰，在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下，確保將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應當是中國優先考慮的問題，將之擺在更為重要的位置。這也是應對國外大城市競爭壓力的有效戰略選擇。倘若多個城市一哄而起，齊頭並進，各搞各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不僅會使有限的資源稀釋和不可避免地導致重復建設，資源浪費，而且還會削弱國內城市與周邊鄰近國家在角逐國際金融中心方面的競爭能力。
現代金融產業發展的趨勢是集中，金融中心的建設具有排他性。凡有一定金融知識的人都會明白，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建立多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的，即使美日英等經濟強國，盡管金融機構數量多，金融總量大，也只有一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全世界的發達國家和地區為數不少，但也只有倫敦、紐約、東京、法蘭克福、新加坡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等十幾個公認的真正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中國雖已是經濟大國但還不是經濟強國，只是人均GDP排名在100位以外的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金融機構種類偏少，機構數量、金融總量仍然偏小，各類金融機構分工和協作尚不完善，金融市場環境也待改進。特別是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已回歸，在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必須維護，同時中央政府又已決定在上海重塑國際金融中心的情況下，怎麼可能在中國大陸再打造一個或兩個有國際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呢？
構建國際金融中心是一項國家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一種政府行為，離不開政府的合理規劃、認可和支持。國外的經驗表明，國際金融中心形成初期的政府「自由放任」的做法，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已逐漸被擯棄。當今世界的幾個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崛起，無一不是政府力量與市場力量共同推動的結果。中國的市場經濟還不夠發達，民間的金融資本力量還很弱，政府的大力支持因而更顯重要。政府的有關部門有必要成立面向全國的專門性的研究機構，就如何學習和借鑒國外現代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經驗以及如何發揮舉國一體資源聚合的力量，打造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金融中心，進行廣泛深入的研究，以便為政府有關部門科學規劃和制定正確的發展戰略出謀劃策。
既然全國有多個大城市都在籌劃建立國內區域性或全國性甚至國際性金融中心，政府的有關部門就不宜久拖不定，而應當及早制訂出切實可行的實施方案和步驟措施。這樣，既可以科學合理規劃國內構建金融中心的布局，又有助於推動這一工作的進展。
9. 國內外對區域金融中心的研究現狀和建立區域金融中心的意義
金融中心建設不存在排他性。從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和金融中心形成一般規律專看，經濟實力屬強大的國家都擁有若干個不同層次的經濟中心城市，而這些中心城市一般都成為重要的金融中心。如：美國有國際性金融中心紐約，也有區域金融中心芝加哥、洛杉磯等；英國有國際金融中心倫敦，還有區域金融中心曼切斯特；同樣日本有東京為國際金融中心，也有大阪、名古屋等。這些國家金融中心建設經驗說明，經濟發展加速加快了金融中心形成，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內可以擁有若干個功能互補、層次不同的金融中心，同時，金融中心對促進本地區經濟發展，提升經濟中心城市功能起到積極作用，對所在地區發揮著重要金融支持和經濟輻射功能。
不是我說的！復制專家說的，不過很有道理。
http://www.cce365.com/csj_wenzhang_detail.asp?id=100713自己去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