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德海運

1. 公辦大專院校哪個最好

公辦大專院校最好的是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是國內最早獨立舉辦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院校之一。建校以來，深職院人艱苦創業，開拓進取，不斷創新教育教學理念、辦學體制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創造了中國高職教育的多個第一。

校園總面積236.02萬平方米，校舍建築面積58.84萬平方米，其中教室10.75萬平方米，圖書館5萬平方米，體育館2.58萬平方米，實訓實習場所10.08萬平方米。

現有固定資產總值22.39億元，其中教學儀器設備總值8.69億元。圖書館藏有紙質圖書253.9萬冊，電子圖書130萬冊，電子期刊60.54萬冊，中外文資料庫46個，音視頻16.07萬小時。

師資力量：

截至2016年5月，全校共有教職工2209，在編在崗教職員工1623人，正高208人，副高647人；博士297人；國家優秀教學團隊2個，國家教學名師2人，省級教學名師8人，珠江學者2人，特聘鵬城學者5人。

教職工中現有專任教師1155人，校外兼職（課）教師共1272人。專任教師中「雙師」素質教師比例達到82%。

國家級教學名師：朱光力、劉紅燕。

省級教學名師：朱光力、竇志銘、王曉利、劉紅燕、謝利娟等。

截至2016年5月，該校有國家級精品專業1個、國家級示範專業12個、省級示範專業17個、國家級精品課程53門、省級精品課程16門。

截至2016年5月，該校承擔各級各類項目3526項，全校科研經費總量累計達到4.51億元，2002年以來連續13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007年以來連續7年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應用研發特色突出，獲得國家專利授權961件，軟體著作權登記203件，共完成技術（知識）轉移項目1863項，到賬經費1.85億元，科研成果轉化收入達到2364.31萬元。主導或參與制定的國際、國家和行業標准37項，學術專著162部。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深圳職業技術學院

2. 明代的君主集權制度對歷史有何影響

一、明初的開國制度

1 、政權機構的改革

①廢中書省、丞相制和設立內閣

②改行中書省為三司鼎立

③健全司法監察機構

④設立錦衣衛特務機構

⑤分割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

2、創立衛所加強軍事統治

3 、編定《大明律》

4 、學校教育和科舉制度

5 、加強對民間基層的控制管理

6 、整頓吏治嚴懲貪官污吏（重重肅吏治）

7、鎮壓反對勢力樹立皇帝權威（屠殺功臣）

①胡藍之獄

②限制和打擊豪強大族

③特務政治與文化專制

二、從「靖難之役」到仁宣之治

1、靖難之役

2、永樂政局

3、仁宣之治

三、明朝前期社會經濟的恢復

1、恢復社會經濟的措施：

明初的經濟十分凋敝，猶以中原為最。山東、河南竟「多是無人之地」。為了恢復發展生產，明初採取的主要措施有：

①繼續改善勞動者的地位。

② 鼓勵墾荒屯田的土地政策。

③明太祖還以強制命令督促農民進行經濟作物種植。

④大力興修水利。

⑤明初重視地方倉儲建設，規定地方州、縣各置東西南北四所「預備倉」，

⑥推行了一些有利於工商業發展的政策。

2 賦役制度

3 社會生產力即（社會經濟）的發展：

明朝前期恢復社會經濟的措施取得了顯著成就。

①史稱：「洪（武）、永樂、熙、宣德之際，百姓充實，府藏衍溢，蓋是時……上下交足，軍民胥裕」。元明這際戰亂造成的戶口減少等問題逐步解決：首先戶口由洪武十四年的 1千餘戶增至26年的1600萬余戶；口由洪武14年的5980餘萬增至洪武26年的6千餘萬。永樂元年（1403），口數更達6660萬。

其次，墾田數字增長更為顯著。洪武時大力推行墾荒政策，全國墾田數逐年上升。（見教材）洪武七年（ 1374年）92萬余頃；十二年增加27萬余頃。（洪武元年到13年，新增180萬余頃。）二十四年時，全國官民田數為387.4萬余頃，其中一大半是明朝建立以來新開辟的耕地。

其三，由於糧食總產量的提高，明廷稅糧收入也在逐步上升。洪武 14年，全國征糧2610餘萬石；26時增至3279萬石。12年間增加600多萬石。屯田收入由洪武後期的500萬石到永樂時已達2345萬石。一時「府縣倉廩蓄積甚豐，至紅腐不可食」。在朝廷提倡督促下，經濟價物的種植也有很大發展，特別是推廣棉花種植的成就最為突出。布帛、絲絹、棉花絨等成為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每年所收折色錢也由洪武時的400餘萬錠增至永樂後期的1500萬錠。

②手工業也大為發展。官營手工業主要有礦冶、造船、制瓷、織染、軍器、制鹽等行業，生產規模大、分工細，人身依附關系比元朝緩和，南京城北龍江船廠和太倉劉家港是當時的造船基地。鄭和下西洋的船多半是龍江製造的。此外，潮州、廣州、漳州、泉州、福州、明州、山東臨清、登州、河北直沽、遼寧金州、海州等地，造船業都很發達。北京的寶源局（鑄錢）、軍器局、鑄鍾廠、蘇州的織染局、景德鎮（景德鎮的瓷器見書 P252-253）的御制瓷廠等都用大批工匠。私人手工業方面主要有礦冶、制瓷、織染等。突出的是棉紡織業。初由官辦設13處鐵冶所。洪武28年，改為民營稅1/15。官礦衰、民曠興。產量在以永樂到宣德升7倍。

③商業發展城市經濟繁榮。明初整頓驛站，設立遞運所、急遞鋪等官方交通設施，永樂時疏通運河，均為商業發展創造了便利條件。除南、北兩京處，江南的蘇州、杭州，運河沿岸的淮安、濟寧、臨清、德州等地，都成為比較著名的城市。宣德時，全國 33個城市增收商稅，府、州縣皆有稅課司、局，反映出商業逐漸繁榮的情況。

四 明朝前期流民現象的普遍化和流民暴動

1 土地兼並、賦役不均。

2 流民普遍化（英宗正危機，流民已遍布全國，多達數百萬成為一個困擾政府的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3 葉宗留、鄧茂七起義。

第三節 明中後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

一 明中期社會矛盾和社會改革

1 宦官專權：

2 首輔專權與內閣紛爭

3 邊防殘破

4 土地兼並與流民失業

5 農民起義

二、張居正改革

明中期社會矛盾進一步發展，嘉靖中期以後政府財政長年虧空，變本加厲催征搜刮的結果，非但不能改變「匱乏之極」困境，反而愈發激化階級矛盾，陷入「神運鬼輸，亦難為謀」，瀕於崩潰的深刻危機之中。倘不採取有效措施補救，「元末之事可為殷鑒」，除非「得磊落奇偉之士，大破常格，掃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張居正改革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地主階級改革派力圖緩和矛盾變法自救的產物。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廣江陵縣人，嘉靖二十六年（ 1547年）進士，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入閣，次年上《陳六事疏》，提出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六條改革方案，未被採納。隆慶六年，穆宗病故，繼位的神宗僅只10歲，內廷由慈聖皇太後主政，外廷由高拱為首輔。不久張居正結納宦官馮保，排斥高拱，當上了內閣首輔。張居正遂以首輔的身份「任法獨斷，操持一切」，毅然在全國范圍發起一場力挽狂瀾的變法革新運動。使明王朝的統治一度出現中興的景象。

1、整頓吏治：整頓吏治既是改革本身的一個重要內容，又是關繫到整個變法革新能否啟動並取得成功的前提。張居正認為「致理之遣，莫急於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明確把「核吏治」當作「安民」、「治理」的前提。他一開始就圍繞「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等方面，大刀闊斧進行整頓，以刷新振舉「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為姑息，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之善處」的頹風。惟有加強集權，重詔令，振紀綱，方能「張法紀以肅群工，攬權綱而貞網路」，革新法令才能暢行無阻。張居正強調治理天下須「懸法於眾」，以法理政，堅持「刑賞予奪，秉持公道」，以振揚風紀，使天下信服。厲行整頓「嚴其約束」的結果，使得「九圍之人，兢兢輯志；慢肆之吏，凜凜奉法」。提高行政效率、朝令夕行，也是整頓吏治的重要內容。為了建立有效的考核考績制度。張居正於萬曆元年（1573年）創設頒行考成法，考成法的精神是「立限考事」，「以事責人」。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發文簿，分別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備注、交內閣查考。據其道途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注銷。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誤者抵罪」使每件公事落到實處。明初定製，六部和六科均繞過內閣直接向皇帝負責，張居正行考成法加強了內閣事權，由內閣通過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撫按則聽命於六部。最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由內閣控制，從而加強中央集權，使內閣成為變法的中樞。從內閣——六科——六部——察地方藩、臬等司及私按兩官；再以兩司察州、縣官。層層督察，從而形成一個從內閣到地方官逐級督察的嚴密的考核考績制度。為排除宦官干政，他還專門告誡馮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從組織機構上保證新法暢通。這種由三個機構互相監督定期審核各級官僚政績施行賞罰的做法，有力地提高了辦事功效。張居正整頓吏治，務求法之必行、言之必效，取得了明顯成效，如傅維麟《明書》所贊揚的，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所有官員，百事惟謹，使政風大變，由於行政效率提高，地方官皆按期定稅，緩解了最吃緊的財政困難。張居正稱：「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

2、（邊防新政）：整飭邊疆 「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是張居正推行邊防新政的指導方針。「內修守備」的重點是，加強北邊防務，提高軍事抗衡能力。為此相繼起用在東南抗倭立大功的譚綸、戚繼光、王祟古、方逢時、李成梁等著名邊將，主持薊鎮、宣府、大同、山西和遼東邊務。並在積極操練兵馬提高軍隊戰鬥力的同時，大力加固增設城防，修築明長城。明長城不但在重點設防地段用磚石砌築，內填泥土石塊，十分堅固；而且形制結構也更趨完備合理。戚繼光於薊鎮邊垣創建1300餘座空心敵台，「下發火炮，外擊敵賊，賊矢不能及，敵騎不敢近」。為提高長城防禦體系的整體實力，又於戰略要地加修雙城乃至多道城牆，增修遼東邊牆，加強對側翼、縱深和外圍間隙地帶的防禦。隆慶年間，張居正雖然不是首輔，但他實際上主持了北方邊務。除了奏請任命有功之臣擔任北邊守將之外，針對明朝自永樂以後，軍政方面主管官員都由科舉出身的文人擔任，而且邊防軍政受到由都察院派出的巡撫、巡關御史以及監軍宦官的監督和制約。這種做法對於控制軍隊、防止割據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降低和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尤其是監察官員制肘太多，使帶兵的武將無所作用。為了提高軍隊的戰鬥力，必須賦予軍事將領「專斷」的權力。於是張居正奏請穆宗賦予邊將更多主動權，大大提高了戰守能力。

張居正在加強戰守力量的同時，又積極尋求改善蒙漢關系。張居正的「外示羈糜」，是在「內修守備」的前提下，力爭改善漢蒙關系，積極加強友好往來。隆慶四年（ 1570年）冬，俺答汗愛孫巴噶奈濟因家庭糾紛，憤而出走降明。宣大總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撫方逢時力主安撫優待，以此為契機改善明朝與蒙古各部的關系。張居正立即指示厚禮接待，並抓住時機，利用韃靼部的矛盾，力促俺答改弦更張，實現議和。俺答在「約諸部入寇」未能得利，軍事上無法取勝，而經濟上又迫切需要換取農耕區產品以補自身單一經濟不足的情況下，被迫「使來請命」，乞封議和。隆慶五年明廷詔封俺答為順義王，分別授予俺答屬下65人都督、指揮等官職。雙方還議定開放多處互市市場，最終達成「隆慶和議」。張居正的邊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從此「戎馬無南牧之儆，邊氓無殺戮之殘」，每年「所省征調費不啻百萬」，長城沿線出現了「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

萬曆初年，張居正為首輔，更加強了「內修守備」的工作。一方面他以「積錢谷、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八事督課邊臣，務必使邊防軍事落之實處，行之有效；另一方面，知人善任，大膽任用堪當一面的將領全權處理邊防事務。在張居正執政及其以後的二三十年間，北邊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

3、興修水利：明朝的財賦供應地主要在江南，南糧北運，以漕運為便。但是，自正統以後，黃河屢屢潰決，給漕運帶來了很大困難。隆慶萬曆之際，由於黃河潰決，運道堵塞，曾經恢復過海運，但以失敗告終。海運失敗，運河又成為必治之道。在萬曆初年，黃河年年泛濫，淮揚間湖堤潰毀，運道難通。由於黃河的長期泛濫，水勢分流，黃河故道泥沙沉積，尤其是入海口，水流不暢。因此，黃河入海問題成為最關切的問題。如何疏浚入海河道，有兩種意見。張居正採納了季訓的意見，用一年半時間，修築黃河到淮河的堤壩，有效地抑制了黃河泛濫，使漕運暢通，同時，使多年的棄地復變為良田。潘季訓的治河辦法，對其後數百年的江工都具有深刻影響。

4、清丈土地：嘉靖、隆慶時期，邊疆軍費消耗巨大，皇室貴族又奢侈浪費，造成明朝多年來財政入不敷出、國庫空虛的局面。張居正當政後，首先是裁減冗官冗費，盡量壓縮政府開支。對皇室的奢費，也據理力爭，盡量控制。張居正在整頓財政方面，大力貫徹量入為出、節省開支的原則，對緩解財政危機有一定作用。但是，節流只是一種補救措施，要從根本上解決國家的財政危機，還要開源。重點是整頓賦役。

5、經濟改革：推行一條鞭法整頓賦役制度、扭轉財政危機是張居正改革的重點。明中葉由於土地兼並、隱漏，人口逃亡流失，戶田二籍混亂失真，「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朝廷控制的田畝、人丁日益短縮，財源祜竭，所謂「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針對這種弊端，張居正於萬曆六年（1578年）或八年對「天下田畝通行丈量」，總計田數7013976頃，比明初還少100餘萬頃。主要目的是復舊額。較弘治時期多出300萬頃。其中雖有部分因官吏改用小弓丈量以增加田額的虛報浮誇之處，但也確實清查出相當一部分豪強地主隱瞞的土地，清丈使「小民實被實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為未便」，所以遭到反對。但有利於改變賦役不均狀況，使得「糧不增加而輕重適均，將來國賦既易採納，而小民如獲更生」。

三、明後期的社會危機

1 明後期社會矛盾的激化

2 東林黨議

第四節 明朝中後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化

一 農業的增長和發展

1 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

明代嘉靖、萬曆時期社會經濟迅速發展，尤其是長江流域為中心的廣大南方地區，人口繁衍，土地開發，商品市場更加繁榮。無論農業生產工具還是生產技術都在前代基礎上得到進一步提高。農耕工具增至 122種，漸臻完備。明末徐光啟著《農政全書》反映了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上的進步，成為這一時期農業科技發展的突出標志。在此基礎上農作物產量明顯提高。福建（閩江三角洲）、浙江（長江）等地水稻早晚間作，一年兩熟，廣東（珠江）甚至出現三季稻，「連歲三四收」。水稻品種繁多，占城稻等優質稻得到推廣。江南水稻一般畝產二三石，有的高達五、六石，甚至個別地方歲收以「畝入十石為上功，七石為中功，五石為下功」，產量相當可觀。北方、北直隸地區也開墾了更多的水稻田；山東、河北、陝西的關中等地區，麥、豆、玉米或穀子或黍或稷的二年三熟制已成為一種基本耕作制度。明代輪作夏種技術的普遍應用，大大提高了糧食畝產。（清前期在江南一帶大面積推廣雙季稻，產量繼續提高，湖廣的黃梅、荊州以及浙江、福建、四川的某些府縣，上田畝產至五六石或七八石。）除稻米外，明清時期北方黍粟類產量也有所提高。特別是玉米、蕃薯等高產作物的引進和推廣，意義更為重大。蕃薯原產美洲，明萬曆年間傳入中國，開始在閩粵、江浙四省種植，因其耐旱且高產，口味也好，「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田勺皆可以長」，逐漸向北移植，至清代已推廣到全國，「每畝可得數千斤，勝種五穀幾倍」。原產美洲的玉米（正德以前即傳入中國），也於明嘉靖年間經由中亞傳入我國西北，並逐漸移植內地，並未受太大重視，明後期，主要在西南和東南少數分散的地方種植，並漸漸成為山區人們生活的主要糧食作物。在明末，它成了長江中上游流域山地，尤其是漢水流域山區的重要糧食作物。清代於全國范圍普遍種植，「種一收千，其利甚大」。糧食產量的大幅度提高，對於減輕人口增長壓力、增強抗災能力起到積極作用；並有可能提供更多商品糧，有利於發展經濟作物，為農業人口流向手工業部門創造條件。

2 糧食生產區擴大：（長江中游、漢江流域）

明代前期，淮河流域、湖北平原由於長期社會動盪，人口較為稀少，大量土地未被開墾。整個西南山區，廣東、湖廣的相當一部分，淮河流域和部分北方地區，還有未加系統開墾的可耕地。明中葉，北方地區的農民困天災人禍（如黃河多次泛濫）紛紛從河南、山東、淮河等地遷出，他們中一部分遷到江浙江、福建、廣東等省的山區，一部分則來到江漢平原和洞庭湖周圍。也此同時，江財、江西、浙江、福建等省的勞動者，也開始較大規模地移居到湖廣地區，尤其是江西省人，在湖廣地區墾種土地者人數最多。河南山東等地的部分流民，則滯留在漢水流域的荊襄山區，他們在這些地區墾荒圍湖，漸漸定居下來，開廣耕地，使湖廣地區成了明朝新興的糧食產量。

由於長江下游的江南地區貢漕糧任務繁重，特別是這一地區人口迅速增長，城市居民人口增加，本地糧食已供不應求，而必須仰仗湖廣地區的糧食供應。於是宋朝的「蘇湖塾，天下足」，變成了明中後期的「湖廣塾，天下足」。這是糧食生產格局的一個重大變化。

3 經濟作物迅速發展

由於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和明初獎勵種植經濟作物政策的引導，明中後期經濟作物迅速發展，無論種植面積、品種、產量都有明顯提高。除了桑葉、棉花、茶葉、藍靛、甘蔗、葯材、果樹外，油料作物花生於明中後期開始引進種植，煙草也於萬曆年間由呂宋引進閩廣，成為明代後期福建地區重要的經濟作物之一。（清代康乾時期，經濟作物種植面積繼續擴展，形成許多以種植經濟作物著稱的專業地區。例如晚明開始在福建種植煙草，康熙年間已傳至湖南、廣東、直隸、河南、陝西等省。清前期福建所種茶、臘、薴麻、藍靛一類經濟作物佔到全部土地 1/3），煙草佔地則至6／10～7／10，對傳統農業結構有所突破。明清時期經濟作物迅速發展，為手工業生產提供充足原料，其本身大多是為市場生產的商品，商品化程度明顯提高。同時相對縮小糧食種植面積，擴大了糧食商品化的范圍。

二 手工業的進步和發展

在農業增長和發展的同時，明中後期的手工業，尤其是民間手工業高度發展，無論行業種類、數量、規模、產量，還是工具、生產技術、質量經營方式等都有很大提高。

作為明代最為重要的手工行業紡織業，生產工具較前大有改進。

1 明代手工業進步最有代表性的是棉織業。

2 明代手工業進步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嘉靖萬曆年間民營手工業漸居於主要地位。

3 與此相應，明代官營手工業者的人身依附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匠役制度出現互解現象。

三 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工商型城鎮的興盛

1 商品生產擴大：

社會分工擴大與商品貿易繁榮：明清時期在農業、手工業生產水平提高的基礎上，社會分工進一步擴大。這首先表現在民間手工業脫離農業獨立發展的趨勢更加顯著。明中後期江南一些城鎮出現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的「倚織為命」的機戶，如江南濮院鎮有所謂「以機為田，以梭為耒」的「機業之家」，嘉興王江涇鎮「多織綢收絲縞之利，居民可七千餘家，不務耕績」，盛澤、黃溪四五十里間「居民乃盡逐綾綢之利，有力者僱人織挽，貧者皆自織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紡績而日夕治絲」。各種民間手工業正是在突破自給自足自然經濟形態前提下發展起來的。其次地域性分工也日益明顯。其中一類是農業生產內部由於水土、氣候條件和種植傳統不同而形成一些專門或主要為手工業提供原料的經濟作物產區；另一種則是手工業生產地區和原料產地之間的區域分工，使手工產品、原料，包括部分農產品成為商品。如松江郡「官民軍皂墾田凡二百萬畝，大半植棉，當不止百萬畝」，而「北方廣樹藝而昧於織，南土精織絍而寡於藝」，於是「乃棉花盡歸商販，民間衣物率從貿易」。以絲織織錦著稱天下的成都，竟然「千里無一株桑」，原料來自「家種桑而人飼蠶」的閬中。社會分工擴大，使各自的產品相互成為商品，彼此成為等價物，並因此形成市場，奠立起破壞自然經濟、刺激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

2 商品種類眾多：

明中葉以降商品流通擴大，民間貿易活動空前活躍。不但在手工業著名產區如湖州「各直省客商雲集，里人賈鬻四方，四時往來不絕」，濮院鎮「機杼之利，日生萬金，四方商賈，負貲雲集」；而且形成一些集散全國各地產品的重要集市場地。北方如北直隸河間府「行賈之商，皆販繒、販粟、販鹽鐵木植之人。販繒者，至自南京、蘇州、臨清。……販鐵者，斑器居多，至自臨清、泊頭，皆駕小車而來。販鹽者，至自滄州、天津。販木植者，至自真定。其諸販磁器、漆器之類，至自饒州、徽州。至於居貨之賈，大抵河北郡縣俱謂之鋪戶，貨物既通，府州縣間亦有徵之者。其有售粟於京師者，青縣、滄州、故城、興濟、東光、交河、景州、獻縣等處，皆漕輓；河間肅寧、阜城、任丘等處，皆陸運，間亦以舟運之」。南方即如江西廣信府屬偏僻的鉛山「其貨來自四方者，東南福建則延平之鐵，大田之生布，崇安之閩筍，福州之黑白砂糖，建寧之扇，漳海之荔枝、龍眼，海外之胡椒、蘇木。廣東之錫、之紅銅、之漆器、之銅器。西北則廣信之菜油，浙江之湖絲、綾綢，鄱陽之干魚、紙錢灰。湖廣之羅田布、沙湖魚、嘉興西塘布、蘇州青、松江青、南京青、瓜州青、連青、紅綠布、松江大梭布、小中梭布、湖廣孝感布、臨江布、信陽布、定掏布、福青生布、安海生布、吉陽布、粗麻布、布坊生布、漆布、大尉競。小刷競、葛布、金溪生布、棉紗、凈花、子花、棉帶褐子花、布被面、黃絲、絲線、紗羅、五色絲布、杭絹、綿綢、彭劉綢、 絹、福絹。此皆商船往來貨物之重者」。其間棉花、生絲、棉布、綢緞、紙張、煙草、蔗糖、染料、油料、木材、錫、鐵、銅、銥器、銅器、農具、磁器，漆器以及其它手工藝品都成為重要商品．不但有生活資料，生產原料及生產工具也佔有相當大比例。而且經濟作物和手工業品集中產地對糧食的需求和依賴，還促進了部分糧食的商品化。如福建產糖區，「居民磨（甘蔗）以煮糖，泛海售商，其地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田者，故稻利益乏，皆仰給於浙直小販」。盛產棉布的松江、嘉定一帶，「縣不產米，仰食四方，夏麥方熟，秋禾既登，商人載米而來者，舳艫相銜也，中人之家，朝炊夕負米而入者，項背相望也」。

3 白銀成為主要貨幣：

與商業資本活躍：作為交換媒介的貨幣也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從唐宋以來一直流行於民間的白銀，最終取得了明朝政府法定的鈔幣，成為通行的主要貨幣。隨著商品流通的興盛，促進了貨幣經濟發展。明初曾實行紙鈔，一度禁止民間金銀交易，英宗時放鬆銀禁，嘉靖後成為國家貨幣的主要成分，大數用銀，小數用銅錢，實行銀錢兩本位制。推行一條鞭法後，政府徵收的賦稅中貨幣比重加大，田稅、商稅、手工業稅、海關稅，包括徭役，大部分用銀折納，官吏薪俸、國庫開支也用銀支付。更重要的是，市場上的商品也普遍用銀計價交易，萬曆年間「自大江以南，強半用銀」，福建地區甚至「雖窮鄉亦有銀秤」，貴金屬已成為通行的十足的貨幣古因白銀廣泛流通，供不應求。嘉靖、萬曆年間通過海外貿易流人大量白銀，沿海漳州、泉州一帶已通行進口的西班牙銀元，一些商品經濟發達地區開始用銀計算勞動力價格，計時或計件支付傭金。據《農政全書》記載，湖州養蠶 20筐！傭金銀1兩；繅絲，每日傭金銀4分。在商品化程度較高的地方還出現了零星的不完全的貨幣地租，湖北漢川縣就有萬曆年間農民向地主交納白銀、實物各半的記載。至清前期此類情況已經比較普遍。貨幣經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又提供方便，刺激、推動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晚明上海「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重貨而來市者，白銀動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爭布商如對壘」。同時，白銀也成為商人、官僚、地主積累財富的手段，便利於資本集中。（明中後期商業資本異常活躍，商人數量大大增多，他們擁有龐大資本，合夥經商，在各地設立會館，他們以多緣為紐帶，組成商幫，往往形成地域性的商業資本集團，從事全國性的商業活動。萬曆時，「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山右（山西）。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鏹有至百萬者，其它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粟，其富甚於新安」。山西「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徽商、晉商之外，影響較大的尚有江右（江西）商、閩商、粵商、洞庭商、寧紹商、龍游商、吳越商、關陝商、河北武安商等，在工商業發達地區，如「江南大賈，強半無田，蓋利息薄而賦役重也」，不再經營土地。他們主要從事販賣，或賤買貴賣，或長途販運，大規模批發。有的還兼營高利貸、典當或開設錢鋪、兌店及牙行經紀等金融機構，並形成會票制度。有的甚至操縱金融，回錢取利。也有個別商業資本投入手工業部門，加工謀利。這些商幫，在此厲數個世紀中，一直操縱著中國的商業和市場。如有的江西商人「其貨之大者摘葉為茗，伐楮為紙？坯土為器，自行就荊湖吳越間，為國家利」。有的徽商僱傭勞力從事鐵冶開采，如處士朱雲治「從兄賈閩，蓋課鐵冶中山，諸傭人率多處士長者，爭力作以稱，處士業大饒」。另有閩商「貨潮絲者，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在湖州買絲，至蕪湖染色，然後運到福州織造。還有一些江南富商大賈「貿絲織繒綺，通販貿易」，購來原料，直接加工成商品，再行販賣。雖然從總體看，這種情況還較為零星罕見，但卻萌發出一種引人注目的新趨向。

4 商業中心區廣泛出現：

工商型城鎮的興盛：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直接導致工商業城鎮興盛。明中後期的城鎮經濟空前繁榮。首先老城市商業更加興盛。有一類如北京、南京、蘇州、杭州以及諸王封地開封、武昌、潞安等主要因政治、軍事因素形成，此刻因工商業興盛而格外繁華。如北京「天下財貨聚於京師」，「四方之人威鱗集焉」。其次，新市鎮大量涌現。沿運河的如淮安、濟寧、東昌、臨清、德州、滄州等，迅速發展為全國著名的商業性城市。由於長江上游的開發，長江在東西交通上的地位日益突出，沿江興起了蕪湖、九江、漢口等城鎮，成為商業中心。其中漢口日益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商業中心。江浙地區的新興市鎮星羅期布。東南沿海，特別是江南地區，經濟發達，交通便利，又陸續興起一批工商業城鎮。這些城鎮大多是因為擁有特種手工專業以及商業往來頻繁而興盛，成為某種手工產品和原料的集散地，並因此聚集眾多牙行、商賈和行會。手工業的比重在城鎮經濟中明顯增加，這是明代中後期城市經濟和傳統城市經濟最大的不同。如盛澤鎮「絡緯機杼之聲通宵徹夜，那市上兩岸綢絲牙行約有千百餘家，遠近村坊織成綢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賈來收買的，蜂攢蟻集」。嘉善的千家窯鎮則「民多業陶，甓植繁興，貿遷日伙」。僅江南蘇、松、杭、嘉、湖 5府地區，以工商

3. 六安名人

孫家鼐（1827—1909年） 壽縣人。清末名相。咸豐九年（1859年）參加殿試時，被皇帝朱筆點為頭名狀元。光緒四年（1878年），受命授光緒帝讀書，任內閣學士，擢工部侍郎。光緒十六年授都察院左都御使、工部尚書兼順天府尹。戊戌變法時，孫家鼐參與康有為創立的強學會活動。光緒二十四年，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掌管學務大臣，主持創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後官至太子太傅。
柏文蔚（1876—1947年） 壽縣人。早年與陳獨秀在安慶先後組織勵志學社和岳王會等反清組織。1905年，他率領岳王會南京分會全體成員加入同盟會。民國元年（1911年）任安徽都督兼民政廳長。1923年，奉孫中山之命，參加改組國民黨的准備工作。他是國民黨的「一大」、「二大」中央執行委員。1926年秋，任北伐軍第三十三軍軍長。大革命失敗後，曾積極從事反蔣活動。
方振武（1885—1941年） 壽縣人。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1913年東渡日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歷任國民黨第四軍團總指揮、濟南衛戍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等職。1929年，因反蔣被扣押，1931年獲釋。一年後，潛往山西組成抗日救國軍，北上抗日。1933年5月，加入馮玉祥領導的民眾抗日同盟軍，任北路軍總司令，在察哈爾東部地區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軍，被譽為「抗日名將」。此後，在蔣介石的脅迫下出走香港。1941年在廣東被害。
朱蘊山（1887—1981年） 六安市人。早年加入光復會和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討袁運動和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1926年1月，出席國民黨「二大」。隨後，在安慶組建國民黨安徽臨時省黨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朱蘊山通電反蔣，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受到通緝。1927年，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並參與起義的領導工作。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與中國共產黨長期真誠合作。新中國建立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職。
司徒越（1914—1990年） 壽縣人。姓孫名方鯤，字劍鳴。1933年畢業於上海藝術專科學校。1938年在郭沫若領導下的軍委會政治部做抗日宣傳工作。1940年後從事教育工作。1963年在壽縣博物館從事文物考古工作。司徒越的書法藝術獨樹一幟，飲譽中國書壇。其書法正、草、隸、篆、甲骨文、金文兼優，尤以狂草見長，形成了剛健豪放、婉轉流暢的獨特風格，為海內外所推崇。1976年他的書法作品被選送日本展出，並選入日本出版的《中國現代書道展》一書。此後又陸續在西德、芬蘭展出，並傳入美國、港澳等地。1987年又被日本收入《中國著名書家百人展》和上海出版的《當代書法家墨跡詩文集》。同年，《司徒越書法選》出版發行。曾發表《鄂君啟節續探》、《關於芍陂始建時期的問題》、《草書獺祭篇》、《書法的結字與章法》等重要論文。
洪學智 金寨縣人。1913年生。1929年參加立夏節起義，同年參加紅軍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紅軍排長、連長，團、師、軍政治部主任等職，參加了長征。抗戰時期，任抗日軍政大學隊長、支隊長、副大隊長、團長，蘇北鹽阜軍區司令員、新四軍第三師參謀長、副師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遼西軍區副司令員、黑龍江軍區司令員、第四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四十三軍軍長等職。新中國建立後，任第四野戰軍十五兵團第一副司令員，廣州軍區副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兼後勤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部長，中央軍委副秘書長、軍委委員。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將軍銜。
孫大光 壽縣人。1917年1月生。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翌年轉為中共黨員。新中國建立後，任大連海運學院院長，交通部計劃司司長、副部長等職。1964年任交通部部長。1975—1985年任國家地質總局局長、地礦部部長。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後任中顧委委員。
中國人民解放軍皖西籍將軍名錄（1955—1964年授銜，共108位）
上將：洪學智
中將：皮定均 楊國夫 李 耀 張賢約 陳先瑞 林維先
徐立清 陶 勇 梁從學 曾紹山 滕海清
少將（排名按姓氏筆畫為序）：
丁世方 卜萬科 於 俠 馬琮璜 王鳳梧 王遠芬
王奎先 王海清 王德貴 方子翼 方升普 鄧忠仁
呂仁禮 鄔蘭亭 劉健挺 劉善福 齊 勇 關盛志
孫儀之 杜 彪 嚴家安 蘇煥清 李 發 李書全
李世安 李發應 李國厚 李家益 楊中行 楊以山
楊克武 楊銀聲 楊植亭 肖全夫 肖選進 吳宗先
吳誠忠 吳瑞山 何桂成 佘積德 余 明 余品軒
余嗣貴 閔鴻友 汪乃貴 汪少川 汪家道 宋 文
宋承志 宋維械 張 忠 張行忠 張希才 張宜愛
張貽樣 張震東 陳 宏 陳 祥 陳發洪 陳伯祿
陳宜貴 陳鶴橋 林 彬 林乃清 周發田 周時源
胡繼成 胡鵬飛 查玉升 趙 俊 趙遵康 桂紹忠
桂紹彬 顧 鴻 徐光友 徐體山 徐其海 徐國夫
高先貴 塗學忠 陶釐清 黃仁廷 曹廣化 戚先初
康烈功 董洪國 程 明 程業棠 傅紹甫 傅春早
曾先池 詹大南 詹化雨 漆遠渥 熊 挺 潘 峰

4. 呂四有哪些名人

呂四產生過駱賓王、武宗皇帝、麻勒吉等名人。

具體如下：

1、駱賓王

最早與呂四有聯系的歷史名人是被稱為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駱賓王才華橫溢，譽滿天下。由於他不滿武則天篡唐自立。然而事與願違，最後駱賓王兵敗，為躲避武則天的追殺，駱賓王逃到了荒涼的海島，最後終老於此，那個海島就是呂四。

武則天為了防止駱賓王在呂四再次起義，嚴令當地官員晚上必須在海邊點滿燈籠，這個習俗一直流傳到解放前，被呂四人稱為：天後燈籠（天後指的就是武則天）。這是史書對呂四的最早記載。

2、武宗皇帝

另外一個與呂四有聯系的名人就是明代武宗皇帝。

正德年間，武宗皇帝微服游江南，遇上狂風暴雨，漂到了呂四，飢腸轆轆的時候遇到了一個姓吳的漁家姑娘，姑娘給他送來了飯菜，後來武宗皇帝離開了呂四，臨別的時候賜她龍鳳鐲，許諾第二年就接她進宮。

武宗回京不久，吳姑娘因為懷孕在身，被父親毒打跳海而死，武宗悲痛之餘賜封吳姑娘為：「昭孝純正孚濟感應聖妃」。並為她建了廟宇， 呂四當地人叫海神娘娘廟。

海廟晨曦也是呂四八景之一。遺憾的是解放前吳妃冢和海神廟都被毀，不過幸運的是海神廟門口的奠基石沒有被毀，石頭上所刻海波無極四個字乃是乾隆皇帝真跡。

3、清代兩江總督麻勒吉

解放前呂四有座麻公祠，供奉的也是一個與呂四有聯系的名人：清代兩江總督麻勒吉。

麻勒吉是滿族貴族，也是清初江蘇最高行政長官，當時為了防止鄭成功從台灣海峽起兵，所有全國的海岸線全部封鎖，呂四漁民無法生活。

面對這種情況，呂四士紳彭兆旗不顧年邁帶著呂四人的全部希望到南京面見兩江總督，麻勒吉實地考察以後終於開海，給了呂四人一條活路，然而卻得罪了朝廷，最後麻總督被押解北京，死於獄中。

消息傳到呂四，所有呂四人家披麻戴孝，並在呂四建立麻公祠，以懷念這位剛正無私的父母官，可悲的是麻公祠也毀於解放前。

(4)上海正德海運擴展閱讀：

呂四的發展沿革

1989年，南通市把呂四港開發列為重要議事日程，成立了「南通市開發呂四港辦公室」，負責規劃、協調開發呂四港的具體工作。同年10月，江蘇省政府批准呂四港為二類口岸正式對外開放。

2006年5月，國務院將呂四港作為南通港擴大對外開放的港區，列入了國家「十一五」一類口岸開放計劃。

2009年5月11日，國家交通運輸部正式批復，呂四港區獲批成為臨時開放口岸，呂四海運綜合碼頭等4個碼頭獲准臨時對外開放。

2014年8月10日，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呂四港口岸作為國家一類口岸對外開放。

5. 招商地產的管理團隊

孫承銘/董事長
高級工程師，畢業於武漢水運工程學院船舶機械製造與修理專業，獲學士學位，後獲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任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歷任招商局貨櫃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招商局倉碼運輸有限公司總經理；招商局運輸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招商局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兼黨總支書記；招商局集團總裁助理；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總經理、黨委副書記。
賀建亞/董事總經理
工程師，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工程、通信工程專業，獲碩士學位,後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任本公司董事總經理，深圳招商房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歷任蛇口集裝箱碼頭有限公司系統主任，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企業管理室副主任、主任，深圳招商房地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本公司副總經理。
劉偉/副總經理
研究員，畢業於同濟大學結構工程專業，獲工學博士學位。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歷任招商局漳州開發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黨委副書記；招商局重慶交通科研設計院有限公司副院長、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
吳振勤/董事財務總監
高級會計師，畢業於上海海運學院水運管理系，獲學士學位。現任本公司財務總監。歷任中國遠洋運輸總公司財務處科長; 交通部船舶檢驗局財務處處長；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財務部總經理；本公司財務總監；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審計部總經理。
楊志光/副總經理
高級工程師，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建築結構工程專業，後獲長江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歷任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房地產公司開發部副經理、經理；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房地產公司總經理助理；深圳招商房地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招商局置業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創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胡建新/副總經理
教授級高級工程師，2009年獲得首批「深圳市國家級人才」認定。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工民建專業，獲碩士學位。現任本公司首席綠色低碳官、總工程師。歷任本公司副總經理、廣東省建築總公司下屬公司副經理；招商局置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招商局地產集團副總經理兼招商局置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立/副總經理
高級工程師。畢業於中南工業大學自動化系。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歷任中國市政工程西南設計院分院副院長；蛇口工業區建設規劃室建審部經理；深圳招商地產工程管理中心總監，深圳招商地產總經理助理。
朱文凱/副總經理
經濟師，畢業於武漢水運工程學院運輸管理工程專業，獲碩士學位。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歷任蛇口招商港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深圳蛇口招港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深圳招商地產企管部經理、策劃部經理、策劃中心副總監、營銷中心總經理、總經理助理。
孟才/副總經理
工程師，畢業於蘭州鐵道學院給排水專業，獲學士學位。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歷任南山開發公司房地產部副經理、經理；深圳市南山開發實業公司總經理；深圳招商房地產有限公司及本公司副總經理；香港信和集團聯席董事；香港嘉里建設（中國）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張林/副總經理
高級工程師，畢業於清華大學精密儀器系，獲學士學位。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歷任中國自動化控制系統總公司計劃處兼深圳華儀利能電腦公司副總經理；深圳中航集團中航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百安居深圳合資公司、華南區總經理；百安居（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
王正德/總經濟師
高級會計師，畢業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獲碩士學位。現任本公司總經濟師。歷任本公司第二、三屆董事會董事；深圳半島基金公司總經理、副董事長；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有限公司副總會計師，財務負責人；招商局國際有限公司董事副總經理、財務總監。
何 飛/副總經理
高級工程師，畢業於東南大學工程管理專業，獲碩士學位。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深圳招商房地產有限公司總經理歷任本公司總經理助理、運營管理中心總經理；本公司廣州管理總部副總經理、廣州招商房地產有限公司總經理；佛山招商房地產有限公司總經理。
王 晞/副總經理
高級工程師，畢業於華南理工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獲碩士學位。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歷任本公司總經理助理、產品管理中心總經理、策劃設計中心總經理；深圳招商房地產有限公司策劃設計中心副總監、營銷策劃中心副總監、策劃部副經理。
劉 寧/董事會秘書
經濟師，畢業於中南林業科技大學機械加工專業，獲學士學位。2000年完成南開大學國際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研究生課程，後就讀於澳門科技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現任本公司董事會秘書，1998年起從事證券事務工作，2001年被聘為證券事務代表，2004年任公司董事會秘書處主任，2008年起任公司董事會秘書。

6. 漕運的歷代漕運

春秋前期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飢荒，秦穆公下令從秦國都城雍（今陝西鳳翔）用龐大船隊通過渭河、黃河、汾河運送幾千噸糧食到晉國都城絳（今山西翼城東南），是為泛舟之役。
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發邗溝溝通長江和淮河：從揚州引入長江水經過樊梁湖、博芝湖、射陽湖到淮安入淮河，從水路調兵運糧。三年後吳王夫差擴展邗溝，開荷水運河，接通泗水。 中國古代政府將所徵收財物（主要為糧食）經水路解往京師或其他指定地點的組織和管理。水路不通處輔以陸運，多用車載（山路或用人畜馱運），故又合稱「轉漕」或「漕輦」。
秦漢秦始皇攻匈奴時，從山東向北河（今內蒙古烏加河一帶）轉運糧食；攻南越時，令監祿鑿靈渠溝通湘江與西江水系運糧。楚漢相爭，蕭何將關中糧食轉漕前線以供軍食，對漢軍的勝利起了重大的保證作用。
西漢定都長安後，每年需從關東運輸大量穀物以滿足關中地區貴族、官吏和軍隊的需求，轉漕逐漸制度化。漢初，每年運量為幾十萬石。武帝初年，增到一百多萬石，以後又增到四百萬石。元封元年（前110），根據桑弘羊的建議，令民納粟補吏、贖罪，各農官又多增產，政府掌握的糧食大增，漕運一度增到每年六百萬石，一般則仍保持在每年四百萬石左右。漕運用卒達六萬人。由各地護漕都尉管理，沿途縣令長也有兼領漕事的。漕糧則輸入大司農所屬的太倉。此外，在武帝連年用兵和開發西南時，對軍隊所需的糧食也都進行了費用浩大的轉漕運輸，甚至漕轉一石，沿途要耗費十餘鍾糧食，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漕轉關中，費用浩大，需時很長，動員人力很多，特別是漕船要經過黃河三門峽砥柱之險，糧食損耗很大。為此，西漢政府曾先後採取過多種改進辦法。其中收效最大的是漕渠的開通。武帝元光六年（前129），根據大農鄭當時的建議，用三年時間，沿秦嶺北麓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使潼關到長安的水路運輸的路程和時間大大縮短，運輸費用從而減少，沿渠民田也能收到灌溉之利。這是漢代一項重要的水利工程。此外，宣帝時耿壽昌建議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之粟以供京師，這種做法，對縮短漕運路線，減少漕運壓力，避開砥柱之險，起了良好的作用。
東漢建都洛陽，從山東、河北、江淮等地轉漕糧食到京師，路程較近，又不需經過砥柱之險，改善了漕運困難的局面。因此光武帝初年省罷了護漕都尉。但此時漕運事業仍有一定的發展。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洛陽南修陽渠引洛水以為漕。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王景治河，自滎陽（今滎陽縣東北）到千乘（今山東高青高苑鎮北）海口，築堤修渠，使新莽始建國三年（公元11）黃河徙道後混流的黃河、汴河分流，便利了南來的漕糧自淮河入汴，北來的漕糧循河、洛而西，使京師糧食供應不憂匱乏。這是東漢漕運事業的最大成就。此外，如光武帝時王霸擊匈奴，曾從溫水（即漯余水，流經今北京北）漕運軍糧，安帝時虞詡為武都太守，在沮（今陝西略陽東）、下辯（今甘肅成縣西）間數十里燒石剪木開漕船道等，也都改善了各該地區糧食運輸緊張的狀況。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轉漕問題就是運東方的糧食以實長安，從全局來看，最重要的轉運中心在中原，因此秦政府即建全國最大的糧倉——敖倉於成皋（今河南滎陽西五里）。西漢時東方的糧谷多從此西運，東漢時置敖倉官，屬河南尹管轄。 淮河、長江流域是南北對峙政權的前沿，各方均以通漕積谷為要務。孫吳都京口（今江蘇鎮江），曾疏鑿杜野（今鎮江市東十五里）至小辛（今江蘇丹陽市北十餘里）的徒陽運河。遷都建業（今江蘇南京）後，又開鑿小其（今江蘇句容東南十七里許）至雲陽西城（今句容縣南唐庄）間三十餘里的破岡瀆，立倉儲糧，以避長江漕路風濤之險。曹魏多次於淮河上游偏西之地，利用汝、潁、洧、渠四水，開賈侯渠、討虜渠、淮陽渠與百丈渠，這一運河網東南溝通江淮，便於運兵運糧、屯田積谷。西晉末，鑒於徒陽運河位於地勢高仰的鎮江丘陵地段、河水南傾北瀉的狀況，於京口之南修建了江南運河上的第一座堰埭（丁卯埭），節制了河水的流失。東晉時，為改善江淮間的運輸條件，曾對邗溝進行多次整治。邗溝與鴻溝、汴水等運河開通以來，淮北地區的泗水成了南方溝通中原和黃河下游的主幹。謝玄北上伐前秦至彭城（今江蘇徐州市）時，遇泗水洪流，軍糧運輸受阻，便建造七座堰埭，分段控制彭城東南六十里的呂梁河等泗水支流。東晉時還於彭城之北開人工渠，使汶、濟、泗諸水相通，泗水過彭城西，入汴通黃河。北魏經略江淮，於水道之沿立倉十二處，儲漕糧以供軍需。
這一時期，針對各航段水位高下不一的狀況，還建造了許多堰埭，漕河人工化、渠化的水平提高，運載能力增強。 隋代先後修通四段運道：山陽瀆，自山陽（今江蘇淮安）引淮水達揚子（今江蘇儀征縣治東南）入長江；通濟渠，自西苑（今河南洛陽西）引谷、洛水達黃河，又從板渚（今河南汜縣治東北二十里）引黃河水通淮河，實際是利用汴水取直航道（唐代改名廣濟渠）；永濟渠，北起涿郡（今北京西南），南通黃河；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今浙江杭州）。隋唐大運河縱向溝通了海河、淮河、黃河、長江與錢塘江五大水系。
隋文帝開皇三年（583）先後在河南、陝西運渠所在沿岸置黎陽、河陰、常平和廣通等倉。召募運丁，運儲河北、山西、山東等地糧食。滅陳後，長安糧大部由江淮輸送。煬帝又置洛口、回洛倉；儲糧二千六百萬石。
唐初，水陸運抵關中之糧僅一二十萬石左右。高宗至玄宗前期，因河南至關中運道艱險，東南運路長年失修，故唐廷常駐東都（洛陽），「就食」太原、洛口倉（分別在河南陝州與鞏縣）的巨量積糧。開元中期，官府機構膨脹，特別是府兵制的瓦解，使糧物需求劇增。天下漕糧，愈益以江淮為重，唐廷組織數千漕船，年運百餘萬石江淮租糧北上。裴耀卿主持漕政後，改「長運法」為轉般法，按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的原則，於沿河就勢設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倉以待。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費三十萬貫。天寶元年（742），李齊物於三門峽附近鑿開元新河；不久後，韋堅又開挖一條與渭水平行的漕渠，最終避開了運道下段的車載陸運。這期間最高運額達四百萬石。安史之亂，東南漕路曾一度中斷，轉以長江入漢水，由陸路抵扶風（今陝西鳳翔）。廣德元年（763），劉晏主漕政，針對時弊作全面改革：開決汴河、疏浚河道；以鹽利為漕佣，僱人運輸；於河沿每兩驛置防援三百人以保安全；創綱運法，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武官押運；按「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黃河），河船不入渭（渭水）」的原則，改進轉般法；據各航段水情分造運船，訓練漕卒。改革成效甚著，但因政局動盪，年運江淮米多為百餘萬石，少則五十萬石。德宗時中原藩鎮割據，扼斷運路，韓■從鎮海軍（駐江蘇鎮江）載江南糧，武裝押運，直抵中原、關中，轉般法中止。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因李巽、王播等人的努力，曾一度恢復劉晏時的漕運水平。唐末漕政大亂，年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至關中僅十餘萬石。
貞觀六年（632）設「舟楫署」管理漕政，後因不敷需要而廢罷。中期以來，因漕運日重，唐廷常令宰臣兼轉運使等職，主管漕政。綱運制度形成後，制定相應獎懲制，責成地方長官分負其責，後進一步明確由沿河縣令主持所在地段漕運事宜。 北宋漕糧分四路向京都汴京（今河南開封）集運：淮汴之粟由江南入淮水，經汴水入京；陝西之粟由三門峽附近轉黃河，入汴水達京；陝蔡之粟由惠民河轉蔡河，入汴水達京；京東之粟由齊魯之地入五丈河達京。其中來自東南六路的淮汴之粟佔主要地位。中央三司使總領漕政，各路轉運司（漕司）負責徵集，發運司負責運輸。北宋對運河進行一系列整治，恢復與完善壩閘制，並創建復式船閘。加之北宋漕線較隋唐縮短近半，故運輸能力大增。
汴渠的水源黃河僅有半年左右充沛期。為有效利用半年可航期，北宋仍承唐轉般法，並以「平糴」為其基礎，江湖、兩浙，宿亳（淮南路）米麥，分別糴於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和泗州。發運使一員駐真州，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駐泗州，負責真州至京師糧運。所在糧倉稱轉般倉，豐則增糴，飢則罷糴，將當納糧額折交斛錢（額斛），另從本地倉儲中代支起運（代發）；諸路運轉司所征漕糧交發運司。若耽誤可航期，發運司則以一百萬貫的「糶糴之本」，就近趁糧價賤而糴糧起運。此法自熙寧變法以來更趨完善，發運司的本錢從一百萬貫漸升，最高達三百五十萬貫，除保證六百萬石的年運量外，真、泗二倉還有數年儲備。江南各路漕船按期至真州等倉後，還可裝官鹽返航，增加了效益。發運司掌六千隻左右漕船，綱運制進一步完善，熙寧二年（1069）又招募客舟與官舟分運，徵召一批商船直運至京。宋初東南六路漕米數目不定。太平興國六年（981）始定歲運江淮稅米三百萬石，至道初（至道始於995）五百六十萬石，大中祥符初（大中祥符始於1008）七百萬石，其後漸升，真宗、仁宗朝（1023～1064）因運河設施改善，年運量達八百萬石。漕運常額，自景德三年（1006）定為六百萬石，自天聖五年（1027）起暫減為五百五十萬石。金帛鹽茶布等「東南雜運」均由運河運送。另如徐州冶鐵，年運數達三十萬斤。徽宗、欽宗時政治昏暗，漕政敗壞。蔡京廢轉般法，改直運法；「花石綱」等危害漕運事件屢有發生，故運量漸減。欽宗時汴京被圍，汴渠潰決，所入不及常數百一。
南宋漕運體系以臨安（今浙江杭州）為中心作重大調整。建炎年間，江浙、湖廣、四川糧大多運往沿江重鎮及抗金前線，後改運臨安，運數大致仍六百萬石。諸路中，江西獨居三分之一，長江及江南河為運輸主幹，採取官運為主、商運為輔的方式。 元都大都（今北京），汴渠也因北宋末年戰亂及黃河「奪淮入海」而失效，故大運河中段改南北取直，東移山東；海運興通，漕運進入新階段（見元代海運）。
元初漕運大致循唐宋大運河舊道入大都，但因舊運河失修，只能採取水陸聯運形式。至元十八年（1218）修鑿濟州河，引汶、泗水經濟州（今山東濟寧）西北至須城（今山東東平）安山，南來運舟由徐州經濟州河入大清河，至利津（屬今山東）入海，海運至直沽，再水陸聯運至大都。二十六和二十八年會通河（須城安山至臨清）與通惠河（通州至大都）鑿成，元代大運河全線溝通。此外，至元十八年鑿成縱貫膠州灣與萊州灣的膠萊河，又形成一支海河聯運路線：運舟從江蘇淮安順黃河（黃河「奪淮入海」前的淮河故道）東下出海口，沿海北上入膠萊河，再經海道至直沽。
內河漕政的管理於至元十九年始趨完善，江淮都漕司負責江南至瓜州（在今江蘇六合）段，京畿都漕運司接收前司漕糧，負責中灤（今河南封丘南，黃河北岸）至大都糧運。二司各於其關鍵地設行司、分司，以求上下銜接，年運糧三十萬石。元代綱運劃為兩大組進行：短運（軍般、短般），其中又分兩段：南段由呂城（屬今江蘇丹陽）駐軍運至瓜州，北段由漢軍與新附軍由瓜州運至淮安；長運，募民船承運，從瓜州起運至淮安，由淮安分司開閘放船入淮，再由中灤、濟州分司派員分領綱船。官府另於運河北段地域掌握一批官船，大致是負責各所在地屯田糧的運輸。
海運的最高管理機構是中書省，其「左司」下轄「糧房六科」中的「海運科」為具體辦事機構，主要則由分處南北的兩大組織系統承辦。南方的「承運」系統最終定名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治平江，今江蘇蘇州）；北方的「接運」系統為「都漕運使司」（駐直沽河西務）與「京畿都漕運使司」（駐大都），前者主要負責接納海道糧，兼及其他各路南來物資，後者將南來糧物運入大都各倉。南北兩大系統各擁有布局合理的糧倉。 明代漕運發展到一個新階段。這時征運漕糧的有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和山東六省。漕糧又按供應地區的不同區分為南糧和北糧。其數額，宣德時最高達六百七十四萬石。成化八年（1472）始規定歲運四百萬石的常額。大抵自正德、嘉靖以後，連漕糧改折（約一百至二百萬石）在內才勉強達到此數。主要征自南直隸和浙江，約佔全國漕糧的六成。除漕糧外，還有白糧，由蘇州、松江、常州、嘉興和湖州五府供納，歲額二十一萬四千石。均系當地出產的白熟粳糯米。在用途上，漕糧為京、邊（北邊）軍餉，白糧供宮廷、宗人府及京官祿糧。
漕運的組織與管理：在中央，初置京畿都漕運司，以漕運使主之。後廢漕運使，置漕運府總兵官。景泰二年（1451）始設漕運總督，與總兵官同理漕政。漕府領衛軍十二總共十二萬七千六百人，運船一萬一千七百隻，另遮洋總（海軍）七千人，海船三百五十隻，專職漕糧運輸，稱為運軍。在地方，以府佐、院道和科道官吏及縣總書等掌管本地漕事。中央戶部和漕府派出專門官員主持各地軍、民糧船的監兌和押運事宜。州縣以下由糧長負責徵收和解運。糧長下設解戶和運夫，專供運役。
明初承元之故，以海運為主，河、陸兼運為輔。一由江入海，經直沽口至通州，或徑往遼東；一由江入淮、黃河，自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再由衛河運至薊州（今河北薊縣）。江南漕運，則由江、淮運至京師南京。以承運者而言，海運為軍運，余皆民運。雇運權是一種輔助形式。永樂年間因遷都北京，糧食需求日增，而海運艱阻，遂整治大運河，即從杭州灣通往北京的漕河。其辦法：一是疏浚會通河，造漕船三千餘只，以資轉運。二是在運河沿岸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和天津五處建置漕糧倉庫，亦稱水次倉。
漕運方法歷經改革，在明代趨於完善，計有：
①支運法（即轉運法）。永樂十三年漕運總兵官陳■推行。規定各地漕糧就近運至淮、徐、臨、德四倉，再由運軍分段接運至通州、北京。一年轉運四次。農民參加運糧即免納當年稅糧，納當年稅糧則免除運糧，其運費計算在支運糧內。民運的比重約占支運的四五成。
②兌運法。宣德五年陳■等推行。各地漕糧運至淮安和瓜州，兌與運軍轉運；河南於大名府小灘兌與遮洋總海運；山東則於濟寧兌與軍運。軍運的費用由農民承擔。
次年，始定漕糧「加耗則例」，即按地區的遠近計算運費，隨正糧加耗徵收，於兌糧時交給官軍。起初兌運與支運並行，其後兌運漸居優勢。
③改兌法（即長運法或直達法）。成化七年漕運都御史滕昭推行。由兌運的軍官過江，徑赴江南各州縣水次交兌。免除農民運糧，但要增納一項過江費用。十一年改淮安等四倉支運糧為改兌。自此，除白糧仍由民運外，普遍實行官軍長運制度。
為維持漕運，國家規定漕糧全征本色，不得減免，嚴格限制漕糧改折。只許在重災、缺船或漕運受阻等嚴重情況下才實行部分的改折，折征時正、耗各項合計在內。漕運的費用由糧戶承擔，包括運費、運軍行糧及修船費等，均按正糧加耗派征。由於漕政腐敗，各級官府貪污聚斂，加耗雜派層出不窮，農民的負擔極為苛重，通常為正糧的二三倍，甚至四五倍。承運者無論民運或軍運，都是繁重的徭役。農民被金點應役，荒時廢業，艱苦萬狀，又遭風濤漂沒，官吏勒索，勢必負債賠納，甚至家破人亡，被迫紛紛逃亡和反抗斗爭。一般運軍下層，亦遭受同樣的苦累及長官的剋扣，不斷出現逃亡現象。
明朝各省規定的漕糧份額
浙江：630000石
江西：570000石
河南：380000石
山東：375000石
湖廣：250000石
南直隸：1794400石
蘇州府：697000石
松江府：232950石
常州府：175000石
應天府：128000石
淮安府：104000石
鎮江府：102000石
揚州府：97000石
安慶府：60000石
鳳陽府：60000石
徐州：48000石
寧國府：30000石
池州府：25000石
太平府：17000石
廬州府：10000石
廣德州：8000石 清代開鑿中運河，徹底結束借黃河行運時代，並建成黃、淮、運交匯樞紐，緩和河面比降，減輕濁流灌運，改善了漕運條件。漕運方法基本承明制，但又有下列名目（稱漕糧本、折三大綱）：正兌米，運京倉糧，定額三百三十萬石；改兌米，運通州倉糧，定額七十萬石；改徵，將漕糧改徵為其他品種；折征，將漕糧折算成銀，價銀統歸地丁項內，上報戶部。此外又實行截漕（各地漕糧起運後，地方遇災，截留部分作為賑濟，或截一地漕糧運往另一地）和撥運（主要指截留山東、河南所運薊州漕糧，撥充陵寢及駐防兵米）等措施。漕船數與編制稍異明代，一般以府、州為單位，十人一船，十船一幫，十船互保。總數由一萬零四百五十五隻升為一萬四千五百隻，而實際運於漕運的僅七千隻左右。每船裝運量不得超過五百石，另可裝土產往返各口岸行銷（後因運道淤塞而禁止）。清代最終實行官收官運，承運者是衛所軍籍中較殷實的軍丁（運丁）。發運時每船配運軍一名，運副一名，雇募水手九至十名。各省運軍水手多少不等，總數在十萬名左右。漕運最高長官為漕運總督，駐淮安。其下為各省糧道，共七人，掌本省糧儲，轄所屬軍衛，遴選領運隨幫官員，責成各府會齊、僉選運軍等；坐守水次，監督、驗明漕糧兌換，面交押運官，並隨船督行至淮安，呈總督盤驗。押運，原為糧道之責，後選管糧通判一人，專門負責督押，約束運軍，後因官卑職微，仍由糧道押運。領運官，由千總一人或二人領運，武舉人一名隨幫效力。為確保漕運無誤，於淮安、濟寧、天津、通州運河沿線設置巡漕御史，稽察本段漕運。此外，淮安淮北沿河置有鎮道將領，以催促入境漕船前行；在鎮江與瓜州的南漕樞紐處，由鎮江道催促，同時由總兵官（後改為副將）巡視河岸，協同督促漕船過江。
河漕施行以來，經費拮據，弊竇叢生，復行海運的呼聲日趨高漲。道光五年（1825）於上海設海運總局，天津設收兌局，並特調琦善等總辦首次海運。次年正月將蘇州、松江、常州、鎮江與太倉四府一州漕糧共一百六十三萬三千餘石分二批載運北上。漕船從黃浦江出發，經吳淞口東向大海，行四千餘里達天津收兌局驗米交收。清廷特准商船載運免稅貨物二成往來貿易，調動了商船積極性。海運糧佔全部漕糧總數之半，節銀米各十萬。道光以來河漕在十二三萬石之間，海運糧則達一百二十萬石左右。
晚清時期發生了一系列與漕運有關的事件，最終導致漕運的衰落：
1842年，英軍在鴉片戰爭後期，不惜付出重大代價，攻佔京杭大運河與長江交匯處的鎮江，封鎖漕運，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決定，不久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成為整個戰爭中決定性的一戰。
1853年後，太平天國占據南京和安徽沿江一帶十多年，運河漕運被迫中斷。戰爭極其慘烈，期間運河沿線的主要城市，包括揚州、清江浦、臨清、蘇州和杭州都遭受重創，部分甚至全部焚毀。
1855年黃河改道後，運河山東段逐漸淤廢。從此漕運主要改經海路。
1872年，輪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正式用輪船承運漕糧。
1901年，停止運河漕運。
1904年，撤廢漕運總督。
1911年，津浦鐵路全線通車。從此京杭大運河以及沿線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

7. 廊下的歷史是。。。

金山地區在6000年前即已成陸，東晉時期海岸線遠在今岸線以南的王盤山一帶，據考古發現，新石器時代已有人類活動。金山地處濱海平原，古東江、青龍江貫穿南北，既有漁鹽之利，又有航運、灌溉之便，經濟開發較早。春秋時期，不但已有聚落，且有城堡建立。相傳西周康王在金山北麓築金山城，亦名康城或東京城。秦置海鹽縣。南北朝時先後分海鹽東北境置前京、胥浦兩縣，縣治都設在今金山南境。隋代一度並入鹽官縣。幾經分合，到唐天寶十年分海鹽北境、嘉興東境、崑山南境置華亭縣，金山屬華亭。清順治十三年為松江府婁縣地。清雍正四年始置金山縣，縣治設於金山衛城。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金山地理環境、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都發生了較大變化。隨著杭州灣的形成，金山海岸不斷內坍，風潮海溢頻繁，常使內陸成為斥鹵之地，至清雍正年間才基本穩定，千餘年間海岸後退近20公里，大片平原沃野被吞噬入海，大小金山成為海中島嶼。杭州灣的形成，又使金山成為太湖流域重要的海運港口和軍事要沖。五代以前，大小金山附近為古金山港，福建等地航商，經常在此泊船貿易；五代吳越時，曾在古金山港口築城堡戍守；南宋駐金山水軍，拱衛京都臨安。南宋時，金山淪海以後，海港移至小官鎮旁青龍港，更顯繁榮。明洪武年間在小官鎮置金山衛，統領7個干戶所，轄境東起寶山，西達乍浦，左右策應，綿亘幾百里的沿海地帶，堡墩林立，防務整肅，並有巡海船40艘駐衛，屹然為太湖流域東南之屏障。明成化年間，堵塞青龍港口，加固海塘，增強了對海潮災害和外敵入侵的防禦力量，然太湖東南出海口從此完全封閉，水流北出黃浦，境內河道流速減低，釘螺革生，成為血吸蟲病嚴重流行地區。海思雖有減輕，而南旱北澇則加劇，嚴重威脅到農業生產。金山衛也因失去海港條件而日趨衰落，縣城遂於清乾隆二十四年移治朱涇鎮。
地處海防前哨和蘇、浙、滬邊境的金山人民，在備受封建壓迫和自然災害的同時，又飽經兵燹之苦，明代倭寇的多次騷擾，明末清軍南下時對金山衛的爭奪，清代對太平天國起義的鎮壓，民國初年直皖軍閥混戰，都使金山人民遭受慘重損失。民國26年(1937年)，日本侵略軍在金山沿海登陸，直下滬寧，沿途燒殺擄掠，更使金山生靈塗炭，許多村鎮化為廢墟。晚清以來，舊中國政治腐敗，蘇浙地區土匪公然出沒，加之官吏橫征暴斂，地主殘酷剝削，廣大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長期的內憂外患，貧困飢饉，激勵起金山人民的革命斗爭精神。清宣統元年（1909年)，高旭等一批進步文人發起組織南社，本縣有40餘人參加。他們以文學為武器，鼓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對清王朝的專制統治。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李一諤、袁世釗等共產黨人，在本縣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地方組織——中共浦南特別支部(即金山獨支)和楓徑獨立支部。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金山農民運動蓬勃發展，農民協會和鹽民協會幾乎遍及全縣，聲援北伐的運動搞得熱火朝天。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在江蘇省委巡視員陳雲領導下，組織了農民武裝起義，建立了農民軍和赤衛隊，發動了楓涇暴動和新街暴動，打擊土豪劣紳，震撼了松(江)、金(山)、奉(賢)和平湖等地統治當局。，抗日戰爭時期，本縣淪陷區人民在黨組織的領導下開展反清鄉、反掃盪的斗爭，襲擊敵偽據點，伏擊小股敵人，摧毀敵人封鎖線。解放戰爭時期，黨領導的人民武裝策反分化國民黨軍警，攔截輜重船隻，收繳槍枝彈葯，組織工人、學生護廠護校。經過長期艱苦的斗爭，終於迎來了1949年5月13日金山的解放。
解放後，金山開始了歷史新紀元。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剿匪肅特，建立基層政權，平抑物價，穩定市場，保障了社會和生產秩序；開展土地改革，廢除了封建剝削制度，解放了農村生產力；1953年開始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經過近40年的努力，已從單一的農業經濟初步形成農副工全面發展，城鄉一體化的城郊型綜合經濟。 1966年，縣境擴大後(松江縣有200餘平方公裡面積、13萬人口劃入本縣)，全縣工農業總產值為1．64億元。l988年底工農業總產值達18．77億元，比1966年增長10．4倍；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19．7％，上升到87．5％。社會總產值28．83億元。人均國民收入2177元。隨著經濟的增長，城鄉面貌日新月異，生機盎然。
1997年4月29日，經國務院批准（國函[1997]29號）：金山縣與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上海金山實業公司聯合建政，撤銷金山縣，設立金山區，以原金山縣的行政區域為金山區的行政區域。區人民政府駐金山衛鎮。

8. 黃浦江航運價值

滔滔的黃浦江不僅是上海燦爛文化的象徵，也是上海歷史的見證。古往今來許多歷史文化名人都在黃浦灘上留下了光輝的足跡。
黃浦江是歷史上最早人工開鑿疏浚的河流之一，它源於青浦縣的澱山湖，至吳淞口入長江，全長114公里，寬約400米。黃浦江貫穿上海百里港區，雖無名山秀嶺可供觀賞，但卻有其獨特的韻味。
明清時，「黃浦秋濤」為滬城八景之一，農歷八月十八在陸家嘴可見「銀濤壁立如山倒」之景。近年來，黃浦江中游有越江隧道，上游的松江縣車墩、葉榭間有黃浦大橋。

黃浦江流經青浦、松江、奉賢3縣及閔行、徐匯、盧灣、南市、黃浦、虹口、楊浦、浦東新區、寶山9區，至吳淞口注入長江。長113.4公里。黃浦江水系承太湖總泄水量的78%， 為太湖水系最重要的注入長江水道。流域面積約2.4萬平方公里。位處長江三角洲前緣，水勢平緩，深受潮汐影響，進潮最大流速可達每秒2米，退潮最大流速為每秒1.8米。黃浦江是上海市居民主要生活用水及工業用水的水源，且具航運、排洪、灌溉、漁業、旅遊、調節氣候等綜合功能。上游江水可供生活用水，龍華以下以航運功能為主，江面寬約550米，最大水深17.4米，航道最淺處水深9.1米。黃浦江航道從吳淞口至松浦大橋一段可通萬噸級輪，松浦大橋至毛竹港可通1000噸級輪，龍華港以下兩岸均為裝卸區，龍華港以上局部有淺灘。上海市60%以上輸入貨物和98%以上外貿物資均由此航道出入，客運線年客運量在600萬人次以上。
三林塘港(Sanlintang Gang) 位於浦東新區西南部。東起浦東新區與南匯縣界，往西經楊思港入黃浦江。因橫貫三林鎮境，故稱三林塘。長約8公里。河寬6～10米，水深0.8～1.8米。下游原由三林往西南入黃浦江，後因河口淤塞，1952年冬，經人工開鑿，改往西北入新涇港，新涇港同時改稱三林塘港。可通行30～4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1000公頃。

下橫涇(Xiaheng Jing) 位於奉賢縣西南部。西起俞涇塘，往東流經法華橋、新寺，與南沙港、南竹港、南橫涇相交，東至廟涇港。長11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米，可航行1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1330餘公頃。
大治河(Da He) 位於閔行區南部、南匯縣中部。是上海市於1977～1979年期間開挖的人工河道。取撥亂反正加強國家治理之意命名。西起黃浦江，經閘港、魯匯、宣橋，並與泰青港、奉新港、浦東運河、泐馬河、五尺溝、白龍港、隨塘河等交匯，東入東海。長36公里，河寬102米。枯水期航道水深4.2米，高程-2米，底寬64米。具有航運、灌溉、納潮泄洪、排澇調蓄、沖污等功能。可通航30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3.1萬公頃。
大蒸港(Dazheng Gang) 位於松江縣西部、青浦縣南部。又名大蒸塘。據清光緒《青浦縣志》載："塘在濮陽塘南，其地有古濮陽王墓，蒸土為之，故名。"西起松江縣三尖嘴滬杭鐵路橋以西圓泄涇，東迄浙江省界紅旗塘。流經青浦縣蒸淀、小蒸及松江縣新浜等鎮。長10.2公里。底高-3～-4米。為六級航道，通航80噸級船隻。灌溉農田約1300公頃。是浙北洪水下泄重要通道，也是浙江、上海間的重要水上航道。
小淶港(Xiaolai Gang) 位於青浦縣、松江縣、閔行區界。南起淀浦河，北迄蟠龍塘。長約8公里。原名小來浦，一作小淶浦。歷史上以竹岡塘與蒲匯塘交匯處以北稱小淶浦。
上橫涇(Shangheng Jing) 位於金山縣東部、奉賢縣西南部。西起萬擔塘，往東與南沙港相交，抵柘林，入南竹港。流經胡橋、柘林等鎮。長10.3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6米，可通行5～1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1200餘公頃。
上澳塘港(Shang，aotang Gang) 位於徐匯區西部。南起漕河涇港，往北經漕寶路三號橋、上澳塘，入蒲匯塘。長約2公里。可通行10～15噸級小船。
川楊河(Chuanyang He) 位於浦東新區南部。西起黃浦江，往東經楊思、孫橋、川沙，流入長江口。長約29公里。1978年11月～1980年1月人工開挖而成。有航運、泄洪、排澇、灌溉和引水沖污等功能。可通航100噸級船隻。東西兩端分別建有三閘港節制閘及楊思節制閘。當市中心區黃浦江水位暴漲至5.2米以上，或浦東新區遭受洪水威脅時，可打開楊思節制閘，將漲水積澇往東排入長江；反之，如浦東遇旱或水質污染嚴重時，可打開三閘港節制閘，引長江淡水入川楊河。受益農田2萬余公頃。
女兒涇(Nu'er Jing) 位於閔行區西南部。又名吳泥涇、魚泥涇或語兒涇。北接俞塘，南入黃浦江。長4.5公里。可通行60～100噸級船舶，且有灌溉之利。
太浦河(Taipu He) 位於青浦縣西南部。因溝通太湖和黃浦江，故名。1958～1991年在天然湖盪的基礎上人工開挖連接而成。西起江蘇省吳江市廟港鄉太湖東岸，東至青浦縣金澤鎮池家港村入上海市境，在練塘鎮南大港處與西泖河相接。長57.2公里，流經江、浙、滬3省市15個鄉鎮，其中江蘇吳江市境長40.5公里，浙江嘉善縣境內1.46公里均是湖盪水面，上海市內15.24公里。太浦河中段，河湖眾多，大小湖盪共205個，自西往東穿越螞蟻漾、雪落漾、大龍盪、楊家盪、汾湖、東姑盪、邗上盪、馬斜湖、長白盪、錢盛盪、葉厙盪等20多個湖泊盪漾。底寬110～150米，面寬200米，底高最深處在南大港-4.9米。承泄太湖流域的2/5洪澇水量，可通航60～80噸級船隻。
巨潮港(Juchao Gang) 位於奉賢縣西北部。亦稱巨漕或巨漕港。南起庄行，北迄黃浦江。長8.4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3～2.2米，可通行20～4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2500公頃。
六磊塘(Liulei Tang) 位於松江縣東部和閔行區中部。西起松江縣北泖涇，往東與茜蒲涇、北沙港、北竹港、北橫涇相交，入黃浦江。長1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5～2.4米，可航行10～40噸級船舶。
古浦塘(Gupu Tang) 位於松江縣松江鎮以西。西起斜塘，往東經大港鎮，過油墩港，東接松江市河。長4.3公里。枯水期水深1.7～4.7米，河寬6～18米。1971年、1972年兩次疏浚並截彎取直，1978年建古浦塘西套閘。可通行30～10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1100公頃。
東走馬塘(Dongzouma Tang) 位於楊浦區北部。西起政修路，往南穿越四平路折而東，納楊樹浦港，往東越寧國北路，過控江新村、中農新村，入虯江。長5公里，寬20～30米，水深；低水位2.2～2.4米，高水位3.8～4米。東走馬塘以江灣鎮走馬塘往東延伸而得名，又稱外走馬塘。現兩岸多工廠、住宅，水質嚴重污染，僅有排澇之利。
龍華港(Longhua Gang) 在徐匯區東部。明正德《松江府志》卷二雲："龍華港，東南至百婆橋，入於黃浦，故亦名百婆塘。"後來百婆橋也稱百步橋，百婆塘亦叫百步塘。西起蒲匯塘與漕河涇港交匯處，東入黃浦江。長3.7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6～1.9米，可通行10～60噸級船舶。
龍泉港(Longquan Gang) 位於金山縣東部。舊名鹽鐵塘，又稱龍船港。原從金山衛東門往北直抵松江城，1956年和1977年曾將金山衛城河至盛梓廟一段長約23公里河道拓寬浚深，還從河缺口改道往南，直通運石河。原山陽鄉河缺口往西南到金山衛東門一段龍泉港改稱老龍泉港。今龍泉港南起運石河，往北納紅旗港、中運河、浦南運河，至盛梓廟迄於運港，接葉榭港。長19.5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8～1.8米，寬5～8米，可通行20～60噸級船舶。
北竹港(Beizhu Gang) 位於閔行區西南部。古稱竹岡或竹岡塘，以岡身竹岡得名。後稱竹港，1981年改名北竹港。北起淀浦河，接小淶港，南經莘庄、顓橋、馬橋、閔行，入黃浦江。長約15公里余。河寬4～7米，航道水深1.1～1.6米，枯水期可通行20～40噸級船舶。
北沙港(Beisha Gang) 位於松江縣東部、閔行區西南部。北起松江縣張家浜，往南經馬橋，至閔行入黃浦江。穿越六磊塘、俞塘。古以沙岡為名，稱沙岡塘，1959年改名沙港，1994年更名北沙港。長約13公里。通航15～60噸級船隻。明天順四年(1460年)、萬曆七年(1579年)、清順治九年(1652年)、同治三年(1864年)及1958年、1981年等曾疏浚。具排灌、通航作用。
北橫港(Beiheng Gang) 位於青浦縣西部，澱山湖以南。西起小葑漾，東迄攔路港。流經金澤、西岑、蓮盛3鎮。長9.08公里。可通航60噸級船隻。太浦河開通前，是浙江通往上海的一條重要航道，東口設有船閘一座。水面寬廣，風景秀麗，河兩岸有上海市紡織局和園林局辦的療養院。
葉榭塘(Yexie Tang) 位於松江縣東南部、金山縣東部。以葉榭鎮名命名。古名南鹽鐵塘，相傳吳越王用於運鹽鐵，故名。北自黃浦江松浦大橋東側起，向南流經葉榭、金山縣亭新鎮盛梓廟，南迄運港，與龍泉港相接。長7.3公里，底高-1～-3米，河面寬44～55米。屬6級航道，通行100噸級船隻，受益農田約2000公頃。
白牛塘(Bainiu Tang) 位於金山縣西部。古時原為狹長湖盪，後淤塞成河道。傳說湖中曾出現過白色神牛，故名。南起黃良甫港與定光塘匯合口，往北沿金山、松江兩縣邊界，北入大蒸港。長約6.7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2.2米，河寬15米，可通行60噸級船舶。
白蓮涇(Bailian Jing) 位於浦江新區西南。西起三八河，經北蔡、花木、嚴橋、六里等，西入黃浦江。長22.5公里。歷代疏浚次數較多，1977年曾在河口建套閘，並將下遊河道浚深加寬、截彎取直，從港口至船閘一段能通行100噸級船舶，自船閘至川楊河段可通行6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2萬余公頃。
西溝港(Xigou Gang) 位於浦東新區中部。曾稱西溝浦。南起川楊河，往北流經張江、金橋、洋涇、張橋等4鎮境，入黃浦江。長11.47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8米，可通行20～30噸級船舶。河口建有節制水閘。
朱泖河(Zhumao He) 位於青浦縣西部。北起淀浦河，穿越朱家角和沈巷鎮，南抵東泖河。長7.2公里，底高-1米，河面寬30～40米，通航能力為50噸級。大部分是在舊河基礎上裁彎取直浚挖而成。南口建有套閘一座，起排澇、引水、擋潮、通航作用。是朱家角和沈巷兩鎮農田澇水南排的主要河道之一。
辰山塘(Chenshan Tang) 位於松江縣北部。因流經辰山東麓而得名。辰山亦稱神山，故亦名神山塘。北起三官塘，南至老油墩港按沈涇塘。長5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9米，可通行30噸級船舶。
運港(Yun Gang) 位於金山縣東北部，南泖涇與龍泉港之間。起自亭林市河，至盛梓廟迄於龍泉港、葉榭港交匯處。長5.9公里。枯水期水深1.3米，河寬6米，可通行2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1200公頃。
虯江(Qiu Jiang) 位於楊浦區北部。西起國定路西，越國定路、淞滬路，經長海醫院、沈家行後，往南越翔殷路，再與東走馬塘相會，往東越軍工路、上海機床廠，於復興島北端附近流入黃浦江。長7公里余，河面寬30～40米，低水位水深0.8～1.8米，高水位水深3.9～4米。通航能力在10噸級以下，軍工路至黃浦江一段長1.4公里，可通行60噸級船隻。有通航、排澇之功能。
原虯江古河道西起白鶴江至吳淞江會合口，東流經今白鶴、舊青浦、紀王、封浜、江橋、沈家行，過黃浦江至高橋鎮東北注入長江，與東大盈浦、通波塘、新通波塘、蟠龍港、新涇港、桃浦、彭越浦等相交。現在的虯江僅存數段殘留河道，彼此不相聯通，但可分段航行，東段仍保留原名，西段1981年改名西虯江。
楊樹浦港(Yangshupu Gang) 位於楊浦區西部。西北起走馬塘，東南注入黃浦江。原名楊樹浦，亦稱楊名港、楊名浦、楊木浦、蘭路港、蘭州河。19世紀末葉後，人口增多，工商繁榮，"楊樹浦"遂逐漸成為區片名稱，為使區片名和河流名有所區別，將河流楊樹浦改稱楊樹浦港。有航運和泄洪之利，長陽路以南可通行15噸級以下小船。
秀州塘(Xiuzhou Tang) 位於金山縣西部，西起七仙涇，往東經金山縣朱涇鎮北折至六里庵港。長18.4公里。宋元時，是華亭縣與秀州(今浙江嘉興)間的水驛道，故名秀州塘，亦稱官塘、大官塘。可通行100～300噸級船隻。為金山縣與浙江嘉善縣之間的主要航道，受益農田約6000公頃。
沙涇港(Shajing Gang) 位於虹口區中部偏東。北起走馬塘，往南經江灣鎮春生橋，穿過中山北路、大連西路、四平路，南迄虹口港。曾名俞涇浦。長7公里余。是虹口港主要支流。枯水期航道水深1米，可通行15噸級船舶。水質嚴重污染。
沈庄塘(Shenzhuang Tang) 位於南匯縣西部、閔行區東南部。東起咸塘港，西入黃浦江。長約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2米。可通行20噸級船舶。
沈涇塘(Shenjing Tang) 位於松江縣城西北。北起老油墩港接辰山塘，往東南到松江城西南入松江市河，長6.5公里。枯水期水深1.7米，寬約14米，可通行30噸級船舶。
張涇河(Zhangjing He) 位於金山縣中部。舊稱張涇。南起金山衛城河，向西北流經大石頭、角里、張堰、松隱入大泖港，中途穿越東紅旗港、牛橋港、利民河、中運河、前岡塘、後岡塘、盪涇和池涇等。五代時，張堰鎮南有小官浦(後稱青龍港)入海；張堰鎮北通松江城為張涇。明成化八年(1472年)築海塘堵塞小官浦等後，乃在金山衛西北另闢新運鹽河通張堰，即今張涇河南段。長26.4公里。枯水期水深1.5～3.5米，底寬8～10米，可通100噸級船舶。是上海石油化工總廠與張堰、松隱、新農等鎮間主要通航河道。受益農田約1.5萬公頃。
張家浜(Zhangjia Bang) 位於浦東新區中部。東起浦東運河，往西流經王港、唐鎮、金橋、張江、洋涇、花木、嚴橋等鎮境，至塘橋入黃浦江。長17.8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0.8米，寬6米，可通行15噸級船舶，受益農田2600餘公頃。張家浜與洋涇港、西溝港和川楊河等西口水閘已形成完整的引排水系統，不僅可引淡水灌溉和沖污，且能排除內澇。
張家塘港(Zhangjiatang Gang) 位於閔行區中部、徐匯區南部。西起新涇港，東入黃浦江。長約8公里。枯水期水深1.2米，可通行2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530公頃。
奉新港(Fengxin Gang) 位於南匯縣西南部、奉賢縣北部。北起大治河，經蔡橋、頭橋，南迄浦南運河。長10.5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9米，河寬4米，可通行3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1200公頃。
攔路港(Lanlu Gang) 位於青浦縣西南部，澱山湖東南，介於大小蓮湖之間。西北起澱山湖口淀峰，東南至東方紅大橋接東、西泖河。為澱山湖主要泄水通道。"攔"原多作"爛"，以"爛路"得名，或說因過去河上無橋，兩岸交通受阻，故名。長8.7公里。底寬30米，淀峰附近底高為-3米，河面寬80米，水流湍急。清代為華亭、奉賢、婁縣、金山、青浦5縣運糧入湖通道。為五級航道，系蘇申外港線的主要河段之一，灌溉農田約1300公頃。
金匯港(Jinhui Gang) 位於奉賢縣中部。北起黃浦江，往南經金沙、齊賢、光明、奉新，穿越浦南運河、隨塘河，以及里護塘、人民塘、團結塘等海塘入杭州灣。長約22公里，底高-1～1.5米，底寬44～90米。原名金匯塘，北段為岡涇塘，南段為和尚塘。現為奉賢縣最大引排水河道，佔全縣引水量52%，排水量60%，南北兩端均建有節制閘，汛期洪水可開閘排入杭州灣。可通行100～30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2400公頃。
周浦塘(Zhoupu Tang) 位於南匯縣西北部、閔行區東部。東起咸塘港，往西經題橋、陳行，至塘口入黃浦江。西口建有船閘。長10.5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2.5～3.4米，河寬8～10米。可通行10～10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3000餘公頃。
泗涇塘(Sijing Tang) 位於松江縣東北部。古稱泗涇，因納通波塘、外婆涇、洞涇、張涇4水而得名。西起通波塘，東流過洞涇入北泖涇。長8.65公里，底高0米，河面寬度在27～58米不等，最寬處於泗涇鎮西一段達80米。通航能力為40噸級，受益農田1000餘公頃。
泖河(Mao He) 位於青浦縣東南部和松江縣鄰接處。河道昔寬如湖，原名泖湖，又名團(一作圓)泖，為"華亭三泖"(團泖、大泖、長泖)之一。西北於青浦縣練塘鎮東方紅大橋處接攔路港，東南至松江縣石湖盪鎮泖河村與小斜塘相連。承接澱山湖和太浦河來水。為黃浦江上游主要河段。長10.5公里，河面北狹南寬，寬度100～500米，最寬處達700米。底寬平均50米，底高在-1米以下。通航能力：北段為500噸級，南段為300噸級。受益農田約1萬公頃。南北各有沙洲：北沙洲名泖塔圩，分泖河為東西兩支，西泖河接太浦河來水，東泖河接西大盈港來水，洲上舊有唐澄照禪寺和泖塔，現寺毀塔存；南沙洲名小獨圩，面積約30公頃，分泖河為南北兩支。南支寬300米，因淤淺，已築籪養魚，不通航。北支又稱中圖漕，為今主航道，寬120米，底高-1米，通航300噸級船隻。
春申塘(Chunshen Tang) 位於閔行區中部。又名莘村塘。西起北竹港，往東與北橫涇、馬屯港相交後，入黃浦江。長9.1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2米，可通行10～3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2000公頃。
南竹港(Nanzhu Gang) 位於奉賢縣西部。北起黃浦江，南流經南橋、新寺、柘林，入運石河。長約19.4公里。可通行20～40噸級船舶。
南沙港(Nansha Gang) 位於奉賢縣西部。北起黃浦江，南流經鄔橋、法華橋，至胡橋匯上橫涇後南入運石河。長約18餘公里。兼具排灌、通航之利。
南橫港(Nanheng Gang) 在青浦縣西部蓮盛鎮境內。西起大葑漾，穿越任屯盪、山秦盪，東至攔路港。長9.8公里。底寬15米，底高-1米，河面寬度為40～75米。杜賴村以西為新開河段，以東為原橫港。攔路港口有節制閘。是太浦河北片西水東排的主要河道之一。
柘澤塘(Zheze Tang) 位於青浦縣中部。舊稱柘溪。北起淀浦河，南至青浦與松江兩縣交界處接官塘。長5.7公里，水深2.5米，可通航60～80噸級船隻，灌溉農田1300餘公頃。
趙家溝(Zhaojia Gou) 位於浦東新區北部。東起隨塘河，西流經顧路、楊園、東溝、張橋4鎮，經浦東大道九號橋，再經東溝入黃浦江。長9.2公里。枯水期水深1.8米，可通行4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1.1萬公頃。
麵杖港(Mianzhang Gang) 位於金山縣西部。西起浙江省嘉善縣潮泥灘，水源來自長泖，往東北流經興塔，北入秀州塘。長12.6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2米，底寬5～10米，可通航15～3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4000餘公頃。
咸塘港(Xiantang Gang) 位於南匯縣西部、浦江新區西南部。或說曾名曹家溝、都台浦。南起大治河，往北與東鹽鐵塘、沈庄塘、周浦塘、鹽船港相交，經過航頭、下沙、沈庄、周浦、御橋，入川揚河。長20.3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8米，寬9米，可通行10～100噸級船舶，為南匯縣西部主要南北向河道之一。受益農田約5800公頃。
虹口港(Hongkou Gang) 位於虹口區南部。亦名沙洪、穿洪或洪口。於嘉興路橋附近接俞涇浦，稍南，有沙涇港來匯，再東南流過鴨綠江路橋、漢陽路橋，南入黃浦江。長1.5公里。枯水期水深1.5米，寬5～8米。可通行30噸級船舶。
俞塘(Yu Tang) 位於松江縣中部、閔行區南部。西起通波塘，向東流經馬橋、北橋、塘灣、吳涇入黃浦江，並與洞涇港、北泖涇、北沙港、北竹港、北橫涇相交匯。長24公里，底寬4～6米，底高0米，河面寬27米，通航能力15～30噸級。為松江縣東部和閔行區南部農田排灌和調節水量的主要河道之一，受益農田約5000公頃。
洞涇港(Dongjing Gang) 位於松江縣東部，通波塘和北泖涇之間。北起淀浦河，流經泗涇、洞涇、賣花橋等集鎮，南入黃浦江。原北起泗涇塘，南流至茸北鎮、龍樹庵轉西南通環城河。1971年廢除龍樹庵至環城河段，利用舊河道向南挖通黃浦江。1972年在泗涇塘疏浚小洞涇通淀浦河，合名洞涇港。長19.5公里，底高0～-1.5米，河面寬31～35米，通航能力20～25噸級，灌溉農田1600餘公頃。是松江縣北水南排的主要河道之一。
洋涇港(Yangjing Gang) 位於浦東新區西部。南起自華漕達，往北越浦東大道七號橋入黃浦江。長4公里余。枯水期水深1.3～1.8米，河面寬6～10米，可航行15～40噸級船隻，有排洪和灌溉之利。
胥浦塘(Xupu Tang) 位於金山縣西南部。西南會浙江省平湖縣上海塘(與金山縣境交界處)，往東納南來六里塘，北流接中官塘後折而東與惠高涇相匯。相傳為吳國伍子胥所鑿，故名。長8.7公里。河底高程-4～-5米，河面寬40～60米，可通行100噸級船舶。
圓泄涇(Yuanxie Jing) 位於松江縣南部。西起松江縣與青浦縣交界處，上接大蒸港，東匯斜塘入橫潦涇。以圓泖泄水入浦，故名。古名懸星涇。長5.73公里，底高-1米，河面寬120米。屬6級航道，通行100噸級船隻，是承接上游來水下泄入黃浦江的主要河道，黃浦江上游段重要航道之一。
高橋港(Gaoqiao Gang) 位於浦東新區北部。原為嘉定縣與上海縣間之界河，故明代已名界浜。南起趙家溝，北流經楊園、高東、東溝、高橋4鎮，西入黃浦江。長11.6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3～1.8米，通航30～6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2000公頃。
曹家溝(Caojia Gou) 位於浦東新區中部。曾名都台浦。明天順二年(1458年)，巡撫都御史崔恭疏浚曹家溝，故稱曹家溝為都台浦。由三灶港北流，經過川沙鎮、唐鎮、陸行、張橋4鎮，達趙家溝。長13.2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3米，寬10米，可通行20噸船舶，受益農田3000餘公頃。
淀浦河(Dianpu He) 位於青浦縣中部、松江縣北部、閔行區中部。西起澱山湖口九曲港，東至黃浦江船華渡口。聯結澱山湖、黃浦江，故名。自西向東橫越上海市中部，跨青浦、松江兩縣和閔行區10個鄉鎮，與西大盈港、東大盈港、老通波塘、新通波塘、北竹港和北橫涇等交匯。長46公里。青浦鎮以西河段原名漕港。其中青浦段最長，為29公里，底寬25米，底高-1米，河面寬48米。淀浦河系沿原搶開河、漕港、橫泖、蒲匯塘等河裁變取直、拓寬、浚深，並歷經1959年、1971年、1977年三次施工，1977年3月全線貫通。是1949年以來上海市最大的水利工程，為青浦、松江縣控制排水的骨幹河道，也是溝通太湖流域和上海市的骨幹航道之一。西端澱山湖口建有船閘，東部在松江縣、閔行區交界處建有節制閘和船閘。為六級航道，通行100噸級船隻，受益農田約3.6萬公頃，具有排澇作用。
斜塘(Xie Tang) 位於松江縣西部。西北在石湖盪鎮泖口村與泖河相連，東南流至李塔匯鎮與圓泄涇交匯，接橫潦涇。承澱山湖和太浦河來水，量大流急。河長6.5公里，底寬70米，底高-4米，河面寬約180米。屬五級航道，可通行300噸級船隻，是蘇申外港線的主要組成部分。太浦河開通後，成為長(興)湖(州)申線的主要通道。是太浦河南岸排澇的主要通道之一。受益農田約6600公頃。石湖盪鎮以東河段上有滬杭鐵路橋。
惠高涇(Huigao Jing) 位於金山縣中部。南起滬浙交界處山塘，往西北流經廊下折而北，經呂巷和五龍廟，北迄胥浦塘接掘石港。長11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1.0～2.5米，底寬5～8米，可航行20～6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3200公頃。
紫石涇(Zishi Jing) 位於金山縣中部、松江縣南部。南自張涇河往北穿越中運河、後岡塘，入黃浦江。長10.3公里。1977年開挖。以旁側小河赭石涇命名。枯水期航道水深2.4米，可通行60～10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約4600公頃。紫石涇和張涇河合流處，為上海石油化工總廠引水工程的起點。
蒲匯塘(Puhui Tang) 位於松江縣與閔行、徐匯區境內。西起淀浦河，與小淶港、北橫涇、新涇港等相交，流經七寶、虹橋，後折而南至新龍華南接漕河涇港。長約19公里。可通行15～20噸級船舶，受益農田3000餘公頃。
漕河涇港(Caohejing Gang) 位於閔行、徐匯區境內。曾名曹烏涇或曹湖涇。西起新涇港，往東過南新涇，南新涇以西一段亦稱何家浜、西上澳塘、東上澳塘，西納蒲匯塘接龍華港。長9公里。可行駛10～20噸級小船。
橫沔塘(Hengmian Gang) 位於浦東新區南部、南匯縣北部。南起六灶港，往北經橫沔、孫橋，入川楊河。長6.6公里。枯水期航道水深2.2米，可通行10～30噸級船舶。
橫潦涇(Hengliao Jing) 在松江縣西南部。西起斜塘與圓泄涇匯合處，東匯大泖港接豎潦涇，為黃浦江上游主要河段之一。長5.5公里，底寬80～200米，面寬240米。屬二級航道，通行1000噸級船隻，與豎潦涇同為杭申線、長湖申線和蘇申外港線的主要組成部分，是上海市聯結浙江省的水上動脈，太湖流域和浙江來水下泄入海的主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