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談判上海自由港

① 對於中美貿易戰,中國未來該怎麼做

第一，
保持戰略定力，辯證看待中美貿易沖突對我國經濟的負面效應，努力爭取化危為機，實現產業轉型升級
。美國對我國部分出口商品增加關稅確實會對我國鋼鐵、化工等行業出口有負面影響，但客觀上也將倒逼我國產能過剩的行業進一步去產能、去庫存。因此，要以十分的定力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低無風險利率，減輕政府負擔，為後續改革騰出資源和空間；同時，通過提振內需並有針對性地發展新興產業來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我國經濟增長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第二，
堅持審慎原則，實行穩定、謹慎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穩步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
。應理性面對前期刺激政策帶來的資產價格泡沫和隱性不良等問題，繼續實行漸進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避免形成像日本80年代所形成的巨大資產泡沫。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應該堅持獨立的貨幣政策，持續、溫和、謹慎地推動人民幣匯率升值，為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留下餘地；同時，避免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的風險。在國際經濟政策協調過程中，避免在國際壓力下過快實施金融市場化改革，應該在風險可控的條件下穩步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
第三，
深化對外開放，營造穩定有利的貿易環境
。其一，提高對美貿易雙向開放對稱程度，主動化解摩擦風險。進一步放寬外商准入，逐步加快金融領域等服務業對外開放步伐；結合國內對外消費需求，降低相關美國進口產品關稅，縮窄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減少兩國矛盾。其二，繼續推進與不同經濟體和國家的貿易自由化建設。以推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為抓手，強化與周邊國家之間的自貿區建設。發展與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國的多邊貿易關系。加快推進國內自由貿易區與自由港的建設。
第四，
未雨綢繆，做好應對貿易戰的准備工作
。由於政治和經濟上對美國的過度依賴，日本在貿易爭端發生時往往尋求和解而缺乏必要的反制措施，導致處處被動。中國應該吸取日本的教訓，積極應對潛在貿易戰。其一，准備好反制舉措，加強應對性和報復性措施的研判，提前制定報復清單。其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規則，聯合維護全球化大局的國家，商討反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其三，針對美國發動的貿易戰中違反國際規則行為，聯合有關國家向世貿組織等國際組織提起訴訟。其四，如果美國依然一意孤行堅持貿易摩擦擴大化，中國應當根據世貿組織規則提出報復性措施。

② 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始末觀後感

《中英香港問題談判始末》觀後感

一次面對未來的抉擇，兩位偉人數度交鋒，香港回歸塵埃落定。這部紀錄片分為上、中、下三部分，依次是鋼鐵碰撞、峰迴路轉和過渡風雲。

1981年9月底，葉劍英委員長宣布了中國政府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對港政策雖然與對台政策有所不同，但在許多基本政策上是相通的。鄧小平和其他中央領導人決定依照對台政策的路子，加快制定具體的對港政策。

1982年1月，英國副外交大臣兼掌璽大臣艾金斯訪問中國。中國政府明確表示，中國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但保持香港的繁榮；香港繼續保持自由港和商業、金融中心的地位。同年4月上旬，英國前首相希思作為民間使者，為進一步了解中國政府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方針政策，專程訪問中國。

鄧小平會見了這位老朋友，並透露：中國政府已經確定了解決香港問題的政策，這些政策與中國對台灣的「九條」方針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還請希思把中國的這種考慮轉告撒切爾夫人。

撒切爾夫人登上英國首相寶座後，推行強硬的內外政策，以使英國重新振興，也醞釀著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的方案。這年9月2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撒切爾夫人。會談原定時間一個半小時，但實際上整整延長了50分鍾，足見雙方較量的激烈程度。

會談開始前，鄧小平就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香港不是馬爾維納斯，中國不是阿根廷。」兩人見面的「寒暄」亦頗微妙，撒切爾夫人對鄧小平說：「我作為現任首相訪華，看到你很高興。」鄧小平說：「是呀！英國的首相我認識幾個，但我認識的現在都下台了。歡迎你來呀！」

會談進入正題後，撒切爾夫人擺出強硬姿態，堅持「三個條約有效」和「維護香港繁榮穩定離不開英國」，堅持三個條約必須遵守。她恐嚇鄧小平說：「如果中國收回香港，就會給香港帶來災難性的影響，要想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就必須繼續由英國來管理它。」鄧小平寸步不讓，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國在這個

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島、九龍。」鄧小平重申新中國成立以來始終不承認19世紀三個不平等條約的一貫立場。

激烈交鋒後，兩位領導人商量會談公報問題。鄧小平建議會談能達成這樣一個協議，即「雙方同意通過外交途徑開始進行香港問題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在這個基礎上磋商解決今後15年怎樣過渡以及15年後香港怎麼辦的問題」。但撒切爾夫人堅決不同意，特別是拒絕以1997年中國收回香港為前提。經過一陣爭執，雙方同意發表一個不作任何實質性承諾的會談公報。

1983年，中英談判舉步維艱。談判桌上唇槍舌劍，針鋒相對。談判桌外，英國人想盡辦法，來增加其在談判桌上的籌碼，甚至不惜犧牲香港的經濟，製造了香港股市的「黑色星期六」事件，這就是所謂的「九月風暴」。

香港一片混亂，人心惶惶，市民舉行集會示威，要求港府盡快採取措施穩定局勢。眼見「經濟牌」再打下去就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10月15日港府宣布實行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同時取消港元的存款利息稅。英方打出的「經濟牌」以失敗而告終。

直到1984年，雙方才達成一致意見，於12月19日中國總理和英國首相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鄧小平出席了簽署會議。這是一個歷史性的協議，它正式確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將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權。

香港的歷史，從此翻開新的一頁。

③ 急4、美國對華門戶開放怎樣提出來的其具體的歷史實踐具有怎樣特點門戶開放政策對近代中美關系有什影響

歐洲列強及日本在中國搶占海口，爭奪勢力范圍等掠奪活動，對於美國的在華利益構成了直接的威脅。一旦中國遭到瓜分，分別成為各國統治的殖民地，美國對華貿易必然受到排斥，更不用說進一步的發展。當時它對中國的貿易增長很快，1899年出口額比1895年增長了將近兩倍。美國實業界更把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中國看作一個「潛在的市場」。代表紡織業利益的《商報》1898年1月寫道，中國為美國商業提供的可能性「簡直是不可估量的」，它是潛在的「最大的世界市場」。膠州事件發生後，美國駐華公使田貝憂心忡忡地報告國務院說，列強「對中國的瓜分將進而消滅我們的市場」。同年2月，《紐約時報》指出：「被危及的利 列強瓜分中國
益不僅是我們現今同中國各口岸的貿易，而且是所有這些貿易將來增長的權利」，而這種增長將「成為對外貿易迅速擴張時期巨大利益的源泉。」美國輸入中國商品的三分之二是通過天津、煙台和牛庄三個港口進入東北和華北地區的。因此它對其他國家爭奪我國東北特別關注。1898年6月，美國一位領事在給國務院的報告中說，如果俄國「實行它的辦法（指由中東鐵路運輸的俄國貨物減稅和自定運費），它必將給我們現今輸入中國的石油、麵粉、紡織品及其他貨物的貿易帶來損害。」美國壟斷資產階級要求政府採取果斷措施保護他們當前和將來的在華利益。 1898年1月，華美合興公司及其他從事對華貿易的大商行成立美國在華利益委員會，促使美國政府重視中國事態的發展。在它的推動下，紐約商會於2月向國務院請願，要求政府「迅速有力地保衛我國公民在華的現存條約利益」。費城、舊金山、波士頓等地商會紛紛響應，要政府維護「在現存條約權利下享有的一切特權」，「促進〔在華〕商業利益」。同年8月，這個委員會擴大為美國亞洲協會，進一步對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協會主席弗雷澤（E.Frazar）得意地說： 「我們經常通過親自拜訪和通信同麥金萊（W.Mckinley）總統及其內閣成員取得完全的一致，我們的建議和決議受到熱烈的贊同。」麥金萊在1898年年終的國情咨文中擔保，他決心「採取與我國政府的一貫政策相適合的一切手段，維護我們在那一地區（中國）的巨大利益」。 1898年，美國忙於准備和進行對西班牙的戰爭，但它並沒有對列強爭奪中國不問不聞。在美西戰爭發生以前，美國企圖在華北沿海奪取一個港口，它把威海衛作為目標。打敗西班牙、佔領菲律賓以後，一些擴張主義分子竭力鼓吹奪取亞洲和太平洋的霸權。參議員貝弗利奇（A.Beveridge）露骨地宣稱：「菲律賓群島永遠是我們的，……中國無限廣闊的市場就在菲律賓的近旁，這兩者我們都不能放棄」，「太平洋是我們的洋」，把菲律賓看作入侵中國的跳板。出席第一次海牙會議的美國代表馬漢上校（Captain Ma-han）直言不諱地聲稱：「現在美國生死攸關的利益不再在南方和北方，而是在東方和西方；最近將來的重大問題是中國，……美國將不得不在爭奪中國市場的斗爭中起領導作用。」美國在華使領不斷要求對中國採取行動。1898年10月，煙台美領福勒（J.Fow-ler）竭力向國務院建議佔領中國的一個港口。他主張佔領煙台，並提出舟山群島、台州、登州、廟島等地作為其他可供選擇的地點，他還設想用菲律賓群島中的某個島嶼與英國交換威海衛。康格任駐華公使後不久於1898年10月建議國務院，在渤海灣佔領一處海軍基地，並在天津常駐一艘軍艦。他說：「我們應當作好准備，用談判或者實際佔領的方法，至少擁有並控制一個優良港口，從那裡得以有力地確保我們的權利和有效地施展我們的影響。」美國陸軍部和海軍部也積極策劃在中國沿海佔領港口。海軍部企圖佔領三沙灣或舟山群島，陸軍部主張在渤海灣建立一處基地。 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美國的企圖並沒有成為事實。當著其他列強奪取海港，劃分勢力范圍時，美西戰爭占據了它的全部力量，它抽不出身來參預在華爭奪租借地和劃分勢力范圍的活動。等到戰爭結束，又已難以插足了。美國是一個後起的國家，軍事力量還很薄弱，海軍力量居世界第六或第七位，陸軍正規軍的法 時局圖
定人數僅六萬二千人（實際還不到此數）。它雖然戰勝了西班牙這個衰落的老殖民主義國家，但畢竟還不是其他大國的對手，不能憑借武力來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格鬥。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當時國內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反戰運動，抨擊美國政府的對外擴張政策，使美國佔有菲律賓的和約在國內和議會中也遭到強烈反對，在參議院中遲遲未能得到批准條約所必須的三分之二的多數。1898年11月，波士頓成立了第一個反帝國主義者同盟，接著這一組織在紐約、費城、芝加哥、洛杉磯和其他城市迅速涌現，總數達一百多個，並成立了全國性的機構。參加運動的各階層群眾近五十萬人，1899年10月並在芝加哥舉行了反帝國主義大會，有三十個州的代表出席。面對反帝同盟的強大聲勢，民主黨接過這面旗幟，嚴厲指責麥金萊的共和黨政府的對外侵略擴張，以便在1900年總統競選中撈到好處。麥金萊政府既要遵照壟斷資產階級的意旨，積極保護美國在華的利益，採取果斷的步驟爭奪中國和亞洲的霸權；又要謹慎從事，掩飾侵略面目，避免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攻擊，使得麥金萊能蟬聯下屆總統職位。門戶開放政策就是在這種復雜情況下制定出來的。
1898年9月，麥金萊任命海約翰（John Hay）為國務卿。海約翰本人是百萬富翁，同洛克菲勒集團關系密切。他比他的前任更積極地保護美國在華的工商業利益。從1899年9月到12月，他訓令駐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國大使，向各駐在國政府遞交一項照會，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所謂第一次關於中國的門戶開放通牒。盡管這些照會的行文略有不同，但基本內容是一致的，它要求六國政府承認以下三項原則： (1)對於在中國的所謂利益范圍或租借地內的任何條約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 (2)中國現行條約稅則適用於所有勢力范圍內一切口岸（自由港除外）所裝卸的貨物，不論其屬何國籍。此種稅款由中國政府徵收。 (3)在各自勢力范圍內任何口岸，對他國入港船舶所徵收的入港費，不得高於對本國船舶所徵收的入港費；在各自勢力范圍內修築、管理或經營的鐵路，對他國臣民運輸的貨物，應與對本國臣民運輸同樣貨物、經過同等距離所徵收的鐵路運費相等。 從上述三項原則看來，門戶開放政策是以承認列強在華的勢力范圍和既得權利為前提的。它所要求的，僅僅是勢力范圍和租借地內實行同等的關稅、入港費和鐵路運費，也就是保持各國在華租借地和勢力范圍對美國開放。連有的美國學者也指出，「勢力范圍政策同門戶開放政策不一定是互相對立的」，「門戶開放照會並沒有提出帝國主義應停止對中國的要求，它僅僅表示了『我也要分享』這樣一個要求。」美國政府不徵求清政府的同意，擅自與其他國家交換照會，要求在列強控制的勢力范圍內享受同等的貿易地位，這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踐踏。當清政府得知門戶開放照會的消息，向美國國務院提出質詢時，海約翰對此不作解釋，也沒有表示歉意，反而於11月11日答復中國駐美公使伍廷芳說：「本政府現在不考慮歐洲列強傾向於取得中國領土的任何提議。但如果在我現在無法預測的將來，我們希望與貴國政府交涉在沿海一帶取得某些便利時，我們願通過我們駐北京的公使或駐本首都的中國代表直接向帝國政府提出。」他所說的「在沿海一帶取得某些便利」就是指索取某些港口。由此足見美國發出門戶開放照會並不表示美國無意參加對中國的瓜分。麥金萊與海約翰持相同的觀點，他在同海約翰討論對華政策時就曾說：「一旦它（指中國）被瓜分，我們可不可以也取一塊？」流露了這位美國總統企圖在列強瓜分中國時分享一臠的貪婪心情。 這個門戶開放照會是以海約翰的名義發出的，起草這項文件的是被推許為國務院中國問題專家的柔克義（W.Rockhill）。柔克義是海約翰的密友，曾在美國駐華使館任職多年。他草擬這個照會時，得到他在北京結交的老相識、中國海關英籍職員賀璧理（A.Hippisley）的幫助。當時賀璧理正在美國休假，他與柔克義書信來往頻繁，向柔克義介紹列強瓜分中國的形勢，為之出謀獻策，建議美國政府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他認為，列強在華的勢力范圍必須作為事實接受下來，但可以採取一些措施防止在這些勢力范圍內實行排他性的優惠稅率。1899年8月11日，沙皇發布上諭，宣布大連為自由港。賀璧理致函柔克義，指出這是美國對中國錯綜復雜的局勢進行干預的「天賜良機」。柔克義是海約翰制定門戶開放政策的顧問，而賀璧理又充當了柔克義的顧問。英國曾建議美國採取聯合行動，共同發表門戶開放宣言。美國雖然認為這項政策對美有利，但它不願追隨英國，充當英國的夥伴，因而拒絕了英國的建議。有人懷疑，賀璧理這次為美國門戶開放照會的提出如此出力，可能是受了英國政府的指使。 美國1899年的照會中只提到勢力范圍和租借地內的貿易平等，沒有把投資也包括在內。這是因為當時各國已經爭先恐後地攫取了鐵路、礦山特權，如果在照會內也包括投資，就要冒遭到各大國一致反對的風險。海約翰在1899年3月的一封信中談到他對美國對華政策的考慮時寫道：「我們並不認為對於將來的發展我們捆住了自己的雙手，但是目前，我想我們最好的政策是警惕地保護我們的商業利益，而不與其他有關大國正式結盟。」此後，美國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和本國實力的增強，不斷對門戶開放政策增添新的內容，作出新的解釋，為美國勢力不斷侵入中國開辟道路。正因為門戶開放政策能夠適應美國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向中國擴張勢力的需要，因此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石。
影響
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標志著美國侵略中國的新階段。美國在用武力並吞菲律賓以後，又在對華關系中提出了這項政策，而且沒有一個國家敢於公開反對這個政策，從而在國際上撈到了很大的虛譽，擴大了它在中國的影響。從此，美國作為一個大國，有了它獨立的對華政策，而不再追隨和附和其他國家，充當次要的角色，它在列強侵華活動中的地位有了顯著的提高。從此，美國更積極、更活躍地參加帝國主義大國在中國的角逐。 門戶開放政策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被公認為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一切的不平等條約也同時被廢除。然而隨著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崛起，對外開放直到1978年鄧小平領導的中國要調整其政策鼓勵外來貿易以及投資才被接受。門戶開放政策已經成為一個在加強國家之間貿易與經濟合作的重要政策。

④ 自由貿易區和自由港是什麼概念有什麼要求

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又稱為對外貿易區、自由區、工商業自由貿易區等，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通過達成某種協定或條約取消相互之間的關稅和與關稅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的國際經濟一體化組織。它除了具有自由港的大部分特點外，還可以吸引外資設廠，發展出口加工企業，允許和鼓勵外資設立大的商業企業、金融機構等促進區內經濟綜合、全面地發展。自由貿易區的局限在於，它會導致商品流向的扭曲和避稅。如果沒有其他措施作為補充，第三國很可能將貨物先運進一體化組織中實行較低關稅或貿易壁壘的成員國，然後再將貨物轉運到實行高貿易壁壘的成員國。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商品流向的扭曲，自由貿易區組織均制訂「原產地原則」，規定只有自由貿易區成員國的「原產地產品」才享受成員國之間給予的自由貿易待遇。理論上，凡是製成品在成員國境內生產的價值額佔到產品價值總額的50%以上時，該產品應視為原產地產品。一般而言，第三國進口品越是與自由貿易區成員國生產的產品相競爭，對成員國境內生產品的增加值含量越高。原產地原則的涵義表明了自由貿易區對非成員國的某種排他性。現實中比較典型的自由貿易區是北美自由貿易區。

自由港

free port

全部或絕大多數外國商品可以免稅進出的港口。又稱自由口岸、自由貿易區、對外貿易區，這種港口劃在一國關境之外，外國商品進出港口時除免交關稅外，還可在港內自由改裝、加工、長期儲存或銷售。但須遵守所在國的有關政策和法令。自由港依貿易管制情況分為完全自由港和有限自由港。前者對所有商品進出口都實行免稅，後者對少數商品徵收少量關稅並有某些貿易限制。自由港主要從事轉口貿易。有些自由港與非自由港區域劃分明顯，但有些劃分不明顯。一些不處於港口地區的自由貿易區，除轉口貿易外，還從事加工、旅遊、服務等行業。開辟自由港可以擴大轉口貿易，並從中獲得各種貿易費用，擴大外匯收入。自由港最早產生於歐洲，13世紀法國馬賽港就開辟了自由貿易區。隨著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自由港的數量越來越多，世界上的自由港、區已達130多個。
治外法權是免除本地法律司法權的情形，通常是外交談判的結果。 例如，一個甲國公民當在乙國訪問時享受治外法權。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在涉嫌犯罪時，乙國的法院不能進行進行審判。

治外法權 有兩義：①指臨時居住在一國的外國人所享受的一種法律上的特權或豁免。他們在外國境內不受所在國管轄，有如處於該國領土以外一樣。根據國際法和外交慣例，這種特權只有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代表等才能享有。一國軍艦、軍隊根據有關協議，通過外國國境時，也可享受此種權利。②指一國在他國境內所行使的管轄權，亦即領事裁判權。根據條約規定，締約一方對處於締約他方領土內的本國國民適用本國法律，行使本國司法管轄權，其國民不受所在國法律約束和法院管轄。這種特權地位或制度是對國家屬地優越權的侵害，往往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違反了國際法所公認的主權原則，現已廢除。

治外法權過去常授予外交人員以外的外國僑民。 19世紀，西方列強曾經在中國，埃及，日本，摩洛哥，伊朗，泰國和土耳其，以這些「未開化」的國家沒有能力作出公正審判為理由，採取強壓的方法保護僑民單方面的治外法權。因此西方的領事被授予處理所有與本國公民有關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權利,即領事裁判權。

這類治外法權作為一種對主權的侵犯，曾受到了強烈的憤恨，1899年在日本，1923年在土耳其以及1949年在埃及，治外法權被廢除。

1917年，德國和奧匈帝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中國的敵對國，而被廢除不平等條約。1924年蘇聯自願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1943年美國和英國自願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義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中國的敵對國失去他們的特殊地位。1946年，當法國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非外交人員的治外法權在中國壽終正寢。

軍事基地相關的治外法權
美國在一些國家設立軍事基地，軍隊的成員和文職人員及其家屬在軍事基地外享受治外法權。 如日本的沖繩。

⑤ 上海自貿區剛獲批，廣東自貿區又來了。到底什麼是自貿區它對我國改革有什麼作用

中國商務部國際司司長張克寧對自由貿易區的定義如下：所謂自由貿易區，不是指在國內某個城市劃出一塊土地，建立起的類似於出口加工區、保稅區的實行特殊經貿政策的園區，而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或地區通過簽署協定，在WTO最惠國待遇基礎上，相互進一步開放市場，分階段取消絕大部分貨物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在服務業領域改善市場准入條件，實現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從而形成涵蓋所有成員全部關稅領土的「大區」。
自由貿易區內允許外國船舶自由進出，外國貨物免稅進口，取消對進口貨物的配額管制，也是自由港的進一步延伸，是一個國家對外開放的一種特殊的功能區域。
自由貿易區除了具有自由港的大部分特點外，還可以吸引外資設廠，發展出口加工企業，允許和鼓勵外資設立大的商業企業、金融機構等促進區內經濟綜合、全面地發展。自由貿易區的局限在於，它會導致商品流向的扭曲和避稅。如果沒有其他措施作為補充，第三國很可能將貨物先運進一體化組織中實行較低關稅或貿易壁壘的成員國，然後再將貨物轉運到實行高貿易壁壘的成員國。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商品流向的扭曲，自由貿易區組織均制訂「原產地原則」，規定只有自由貿易區成員國的「原產地產品」才享受成員國之間給予的自由貿易待遇。
自由貿易區是自由港發展而來的，通常設在港口的港區或鄰近港口的地區，尤以經濟發達國家居多，如美國有對外貿易區92個。早在50年代初，美國就明確提出：可在自由貿易區發展以出口加工為主要目標的製造業。60年代後期，一些發展中國家也利用這一形式，並將它建成為特殊的工業區，逐步發展成為出口加工區。80年代以來，許多國家的自由貿易區積極向高技術、知識和資本密集形發展，形成「科技型自由貿易區」。 當今世界，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形勢非常迅猛，在全球范圍內其數量已經達到數十個，范圍遍及各大洲，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形式之一。其中，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盟自由貿易區最具典型意義，而北美自由貿易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其他自由貿易區還有中歐自由貿易區、歐盟——拉美自由貿易區等等。總體來看，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通過建立和發展自由貿易區來為自己的經濟發展服務，目前除亞洲的中國、日本、韓國以外，世界上幾乎各主要貿易國均已參加自由貿易區，有的還是多個自由貿易區的成員。

⑥ 抗美援朝中,中美之間的談判為什麼拖了那麼長的時間

談判之所以拖那麼長的時間,是因為:
1,中朝和美韓在戰爭中,誰也沒有明顯的優勢,雙方勢均力敵,都想在談判中獲得較大的利益.
2,美國把談判做為一種戰爭的手段和方式,還是寄希望於軍事上的勝利來解決朝鮮問題.
3,談判中的分歧大.主要在停戰線和戰俘兩個問題上不能達成共識.
促成談判解決的原因有兩個：
1,雙方都拖不起這場戰爭；
2,美國盟友和國際社會對美國施加的壓力.
抗美援朝戰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應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請求，為粉碎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侵犯，保衛中國安全，派出志願軍於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赴朝進行的正義戰爭。

⑦ 自由港,自由貿易區的功能特點

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又稱為對外貿易區、自由區、工商業自由貿易區等，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通過達成某種協定或條約取消相互之間的關稅和與關稅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的國際經濟一體化組織。它除了具有自由港的大部分特點外，還可以吸引外資設廠，發展出口加工企業，允許和鼓勵外資設立大的商業企業、金融機構等促進區內經濟綜合、全面地發展。自由貿易區的局限在於，它會導致商品流向的扭曲和避稅。如果沒有其他措施作為補充，第三國很可能將貨物先運進一體化組織中實行較低關稅或貿易壁壘的成員國，然後再將貨物轉運到實行高貿易壁壘的成員國。為了避免出現這種商品流向的扭曲，自由貿易區組織均制訂「原產地原則」，規定只有自由貿易區成員國的「原產地產品」才享受成員國之間給予的自由貿易待遇。理論上，凡是製成品在成員國境內生產的價值額佔到產品價值總額的50%以上時，該產品應視為原產地產品。一般而言，第三國進口品越是與自由貿易區成員國生產的產品相競爭，對成員國境內生產品的增加值含量越高。原產地原則的涵義表明了自由貿易區對非成員國的某種排他性。現實中比較典型的自由貿易區是北美自由貿易區。

自由港

free port

全部或絕大多數外國商品可以免稅進出的港口。又稱自由口岸、自由貿易區、對外貿易區，這種港口劃在一國關境之外，外國商品進出港口時除免交關稅外，還可在港內自由改裝、加工、長期儲存或銷售。但須遵守所在國的有關政策和法令。自由港依貿易管制情況分為完全自由港和有限自由港。前者對所有商品進出口都實行免稅，後者對少數商品徵收少量關稅並有某些貿易限制。自由港主要從事轉口貿易。有些自由港與非自由港區域劃分明顯，但有些劃分不明顯。一些不處於港口地區的自由貿易區，除轉口貿易外，還從事加工、旅遊、服務等行業。開辟自由港可以擴大轉口貿易，並從中獲得各種貿易費用，擴大外匯收入。自由港最早產生於歐洲，13世紀法國馬賽港就開辟了自由貿易區。隨著世界經濟和貿易的發展，自由港的數量越來越多，世界上的自由港、區已達130多個。
治外法權是免除本地法律司法權的情形，通常是外交談判的結果。 例如，一個甲國公民當在乙國訪問時享受治外法權。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人在涉嫌犯罪時，乙國的法院不能進行進行審判。

治外法權 有兩義：①指臨時居住在一國的外國人所享受的一種法律上的特權或豁免。他們在外國境內不受所在國管轄，有如處於該國領土以外一樣。根據國際法和外交慣例，這種特權只有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代表等才能享有。一國軍艦、軍隊根據有關協議，通過外國國境時，也可享受此種權利。②指一國在他國境內所行使的管轄權，亦即領事裁判權。根據條約規定，締約一方對處於締約他方領土內的本國國民適用本國法律，行使本國司法管轄權，其國民不受所在國法律約束和法院管轄。這種特權地位或制度是對國家屬地優越權的侵害，往往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違反了國際法所公認的主權原則，現已廢除。

治外法權過去常授予外交人員以外的外國僑民。 19世紀，西方列強曾經在中國，埃及，日本，摩洛哥，伊朗，泰國和土耳其，以這些「未開化」的國家沒有能力作出公正審判為理由，採取強壓的方法保護僑民單方面的治外法權。因此西方的領事被授予處理所有與本國公民有關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的權利,即領事裁判權。

這類治外法權作為一種對主權的侵犯，曾受到了強烈的憤恨，1899年在日本，1923年在土耳其以及1949年在埃及，治外法權被廢除。

1917年，德國和奧匈帝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中國的敵對國，而被廢除不平等條約。1924年蘇聯自願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1943年美國和英國自願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義大利和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成為中國的敵對國失去他們的特殊地位。1946年，當法國放棄其在中國的特權，非外交人員的治外法權在中國壽終正寢。

軍事基地相關的治外法權
美國在一些國家設立軍事基地，軍隊的成員和文職人員及其家屬在軍事基地外享受治外法權。 如日本的沖繩。

⑧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談判過程

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是新中國成立後採取的重大外交行動，對當時的國際格局產生了巨大影響。
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主席率隨行人員乘火車離開北京前往蘇聯訪問。這次訪問的目的，一是祝賀斯大林的70壽辰，二是與蘇聯領導人交換對國際形勢的看法，三是同蘇聯訂立新的條約，四是商談向蘇聯貸款事宜。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三點。國民黨政府曾於1945年8月與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及有關協定（以下簡稱中蘇舊約）。這一條約及有關協定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蘇、美、英三國背著中國達成的雅爾塔協定的產物，基本恢復了沙俄時代在中國東北的特權，嚴重損害了中國的主權和利益。按照新中國「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中蘇舊約也應予以廢除而另訂新約，以適應中國革命勝利後國際形勢和中蘇關系的變化。在劉少奇訪蘇時，斯大林曾表示，舊的中蘇條約是不平等的，這一問題可留待毛澤東訪蘇時解決。毛澤東出訪前夕，中方在與蘇方磋商時又多次表示，希望這次訪問的結果是締結一個新的中蘇條約。
12月16日，毛澤東一行抵達莫斯科，當晚即同斯大林舉行會談，討論雙方關心的主要問題。毛澤東首先提出：目前，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中國需要三年至五年的和平時間，把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平，並穩定全國局勢。中國重大問題的解決，取決於今後的和平前景。斯大林回答說，目前尚不存在對中國的直接威脅。日本還沒有站起來；美國雖然發出戰爭叫囂，但它最怕打仗；歐洲被戰爭嚇破了膽。如果我們共同努力，不僅能夠保障5至10年的和平，而且能夠保障20至2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和平。這一看法與當時中共中央的估計相一致。
接著，毛澤東提出中蘇舊約問題。斯大林說，那個條約是根據雅爾塔協定締結的，得到了美國和英國的同意。蘇聯從日本手中得到的千島群島、南庫頁島等，也是在雅爾塔達成協議的。因此，目前不宜改變中蘇條約的合法性，否則會給美國和英國要求修改有關千島群島、南庫頁島條款提供法律依據。要尋求一種可行的辦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實際上修改現行條約，即在形式上保留蘇聯在旅順駐軍的權利，但按照中國政府的建議撤出那裡的蘇聯軍隊。中長鐵路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實際上修改協議的有關條款。毛澤東表示，單獨一個中國的力量不足以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應該按如何對共同事業有利來行事，眼下不必修改條約，正如不必匆忙由旅順撤軍一樣。但是，他又委婉地提出，照顧雅爾塔協定的合法性是必要的，惟中國社會輿論有一種感想，認為原條約是和國民黨訂的，國民黨既然倒了，原條約就似乎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斯大林答復說，原條約總是要修改的，大約在兩年以後。
在會談中，毛澤東還提出，由於缺少海軍和空軍，人民解放軍難以解放台灣，希望蘇聯以派遣志願飛行員等方式給予支援，以便盡快解放台灣。對此，斯大林謹慎地表示，有可能給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慮周到，主要是不能給美國人干預提供借口。此外，雙方還討論了蘇聯貸款和貿易問題以及出版毛澤東著作俄文版的問題。
12月21日，毛澤東出席斯大林70壽辰慶祝大會，並作為第一個致祝詞的外國領導人發表了講話。24日，斯大林再次同毛澤東舉行會談，主要商討越南、日本和印度等亞洲兄弟黨的事情。盡管在會談前毛澤東已請蘇方陪同人員轉告斯大林，他感興趣的首先是中蘇條約問題，但斯大林在會談時對此卻隻字不提。此後，來莫斯科祝壽的各國領導人陸續回國，毛澤東仍滯留在那裡，斯大林沒有再約見他。毛澤東感到十分失望。他向蘇方人員表示，他到蘇聯來不僅僅是祝壽的，而是來辦事的。
由於毛澤東參加祝壽活動後，中蘇雙方都沒有關於他的進一步報道，國際上出現種種猜測，英國通訊社甚至散布謠言說毛澤東被斯大林軟禁起來。與此同時，西方國家也開始調整對華政策，一個重要的動向是印度和英國准備承認新中國。僵持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斯大林只好改變不廢除中蘇舊約的初衷。
針對英國通訊社散布的謠言，1950年1月2日，《真理報》在頭版刊登了塔斯社記者對毛澤東主席的訪問。其中特意披露，毛澤東訪問蘇聯的目的是：解決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利益的各項問題，首先是現有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問題，蘇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貸款問題及兩國貿易和貿易協定問題等。當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揚會見毛澤東，徵求他對處理中蘇條約的意見。毛澤東提出三個方案：第一，簽訂新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第二，由兩國通訊社發表一個簡單的公報，僅說兩國就中蘇舊約及其他問題交換了意見，並在重要問題上取得一致；第三，簽訂一個聲明，說明兩國關系的要點。毛澤東優先考慮的無疑是第一個方案。他強調說，把中蘇關系以新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有極大利益，中國人民將感到興奮，我們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資本去對付帝國主義國家，去審查過去中國和各帝國主義國家所訂的條約。莫洛托夫當即表示，第一項辦法好。隨後，雙方為周恩來赴莫斯科參加談判作出安排。
1月20日，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抵達莫斯科。22日晚，中蘇雙方開始就簽訂新約和協定的問題舉行正式談判。會談一開始，斯大林就表示，過去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是對日戰爭時訂立的，現在已落後於時代，因此必須修訂，雖然以前我們曾設想可以保留。毛澤東說明：根據目前形勢，我們應當藉助條約和協定把現存於中蘇之間的友好關系固定下來，這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關系方面都會引起積極反應。他強調：要把新條約和原來的條約從根本上區別開來。過去說的是對日戰爭時的合作，現在應是防止日本侵略；過去國民黨只是口頭上談友誼，現在具備了真正友誼與合作的一切條件。新條約應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和文化合作的各項問題，最重要的問題是經濟合作。隨後，雙方對新條約的條款，處理中長鐵路、旅順口及大連問題的原則，貸款和貿易協定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在1月22日的原則性會談中，經斯大林提議，毛澤東贊同，委託維辛斯基和周恩來兩位外長負責新條約文本的起草工作。經過幾輪修改，雙方就文本內容達成一致。新約的名稱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共六項條款，有效期為30年，其宗旨和條文比之舊約作了重大的修改與補充。新約的宗旨是：加強中蘇兩國的「友好與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之重新侵略」，「依據聯合國組織的目標和原則，鞏固遠東和世界的持久和平與普遍安全」。新約規定：「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雙方保證以友好合作的精神，並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及不幹涉對方內政的原則，發展和鞏固中蘇兩國之間的經濟與文化關系，彼此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並進行必要的經濟合作。」新約還增加了「雙方根據鞏固和平與普遍安全的利益，對有關中蘇兩國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國際問題，均將進行彼此協商」的內容。
在條約起草工作開始之後，兩國代表就關系雙方重大權益的三方面問題反復進行了談判。雖然在談判中出現了種種矛盾，但最終雙方都作出了相應的讓步，以達成協議。
關於中國中長鐵路、旅順口和大連問題。蘇方表示願意早日放棄從國民黨政府手中獲得的某些特權。中方考慮到共同防禦帝國主義的需要，同意有一個過渡期。最後達成的協議是：蘇方不遲於1952年末將中長路的一切權利及該路的全部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政府；蘇方不遲於1952年末從旅順口撤回其駐軍，並將該地區設施移交中國政府，中方償付旅順港的恢復與建設的費用；蘇方保證將大連的行政管理權完全交予中國政府，中方同意大連自由港問題待簽訂對日和約後再作處理。
關於貸款問題。根據毛澤東多借不如少借為好的想法，中方提出貸款三億美元，擬三年內還清。斯大林表示，償還期可延長為十年，年利率定為極優惠的1%。在貸款協定談妥之後，蘇方要求中方提供它缺少的戰略原料鎢、錫、銻，以償還貸款，雙方為此商簽了一個秘密議定書。稍後，雙方還達成在中國創辦石油、有色金屬、航空和造船四個合營公司的協議。這是新中國利用外國資本促進工業化的最初嘗試。

最後，關於空軍支援問題。由於在談判期間發生台灣國民黨軍的飛機轟炸上海的事件，中方要求蘇方派遣空軍保護華東。斯大林答應給予支援，但提出蘇中之間要簽署一個秘密的補充協定，規定在蘇聯的遠東和中亞地區、中國的東北和新疆，不得給予第三國（主要指美、英、日）租讓權利，也不準許第三國公民進行經濟或其他活動。中方經反復考慮後予以同意。隨後，斯大林表示，要把蘇軍原在東北接收的日偽財產和蘇聯在北京的教堂等財產交由中方接收。
1950年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中蘇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的簽字儀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舉行。周恩來和維辛斯基代表各自政府在文件上簽字，斯大林和毛澤東出席簽字儀式。同日，中蘇雙方發表關於兩國締結新的條約與協定的公告，並聲明中蘇舊約與協定均失去效力。2月17日，毛澤東、周恩來等離開莫斯科回國。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有關協定的簽訂，是新中國外交取得的重大成果。4月11日，中蘇新約及有關協定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正式批准生效。在批准這一條約時，毛澤東強調指出：「這次締結的中蘇條約和協定，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