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頭牌李晶

Ⅰ 侯衛東官場筆記侯衛東有幾個孩子

侯衛東有四個孩子。

文中關於孩子的描述

1，這幾天慧慧的病情終於好一些，劉光芬自然也就比往日高興，此時，她正在家裡整理慧慧的衣服，聽到李晶的名字，下意識朝周圍看了看，高興地道：

"是李......李總啊，我是劉光芬，有事嗎？"

李晶採取的是迂迴戰術:"阿姨，我挺想你的，兩個孩子也想你。"

那兩個虎頭虎腦的小侯衛東，可以說是對付劉光芬的萬能鑰匙，劉光芬眼裡放光，聲音都有些發抖:"孩子們在哪裡？快讓我見見。"

聽到老人如此在乎大小醜醜，李晶也很感動，她幾乎不忍心對劉光芬動小心思，可是，不動心思就搞不清真實情況，也就更加談不上替心上人分擔憂愁。

她故作緊張地道："謝謝奶奶關心，孩子們都好，就是衛東給我說了，讓我抓緊回來，你那邊現在情況怎麼樣了？"

李晶的話里其實處處透著破綻，既沒說侯衛東說了什麼，也沒說誰出問題了，如果稍作思考，便知道她其實什麼也不知道。

2，小佳倒是沒忘了侯衛東的話，反過來問道：「老公，你不是說有事商量嗎？」

侯衛東從深思中醒過來，道：「慧慧的治療方案大夫怎麼說？」

由於周昌全打了招呼，大夫們對慧慧的病情很是重視，和小佳交流也很多，小佳說起來已經有些頭頭是道:「慧慧幸虧還不是最嚴重的一種，還有幾個指標要分析，目前關鍵是先穩住病情，提高自體免疫力以後，才能確定下步治療方案。」

3，歷盡風雨，郭蘭憑著對侯堅持的愛情，理解並接受了侯的最終，同時也認同了有四個孩子的現實，侯衛東經歷風波，淡然處之，最終選擇和郭蘭隱居在上海，大隱隱於市，幫助郭蘭打理生意，撰寫人生履歷。

(1)上海頭牌李晶擴展閱讀：

《侯衛東官場筆記》內容簡介

304位各級別官員，84起官場風波，66個黨政部門，23次微妙的調動與升遷，交織進1個普通公務員的命運——侯衛東的這本筆記，將帶您深深潛入中國公務員系統龐大、復雜而精彩的內部世界，從村、鎮、縣、市一直到省，隨著主人公侯衛東的10年升遷之路，逐層剝開茫茫官場的現狀與秘密。

《侯衛東官場筆記》涉及詳解的23次調動與升遷，繁復微妙，各異其趣，有的看似水到渠成，有的看似異峰突起，有的機緣巧合，有的命中註定，但無一不是嚴格地遵循著官場上的規則和規矩，往往讓人若有所思，常常讓人若有所得。

從省政府到鎮黨委、到人大、政協四大班子、組織部、公安局、財政局、開發區、駐京辦等等、等等；跟隨主人公侯衛東的調動與升遷，你將在中國公務員系統內進行一場既有深度、又有廣度的旅行，了解各個部門的職能、運作及相互關系。

Ⅱ 李晶的韓語拼音怎麼寫 韓國人或韓語高手進

這個涉及到韓國的兩種羅馬字拼寫規則。

一種是以前用的【羅馬字標記法】，一種是現在的【標准羅馬字標記法】。
前者寫作：lee jung
後者寫作：i jeong
但是對於姓名，尤其是姓，有些是約定俗成的寫法，比如「李」在做人名來寫的時候仍然寫作lee
所以，
Lee Jung
Lee Jeong都是對了。
但是Lee Jung會引起歧義，韓國人會分不清到底是(중還是정) （前面一個用標准羅馬字標記是jung，後一個是jeong）

現在韓國在盡力推行標准羅馬字標記法，所以建議還是按照這樣來寫。
Lee Jeong

【이】
ㅇ=不發音
ㅣ=i
【정】
ㅈ=j/z
ㅓ=eo
ㅇ=ng

Ⅲ 網上賣點什麼比較穩定的賺錢

威客中國不是做圖的么。不是在上面競標類么。。。。
求採納

Ⅳ 摩根大通是干什麼的李晶是誰資料誰知道

2006年1月13日 關於摩根士丹利公司
我們作為一家在紐約證交所上市（代號:MWD）的全球金融服務公司，是全球證券、投資管理和信用卡市場的佼佼者。公司在全球28個國家設有超過600個辦事處，員工總數5萬多人。摩根士丹利匯聚人才、創意和資本，旨在協助客戶實現其財務目標。

摩根士丹利在亞太區已活躍了三十餘載，在北京、上海、香港、曼谷、墨爾本、孟買、首爾、新加坡、悉尼、台北及東京均設有辦事處。公司在這一地區還成立了兩家合資公司：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簡稱中金公司），一家由中國建設銀行、摩根士丹利及幾家國內外企業聯合組建的著名投資銀行；另一家是JM Morgan Stanley ，一家由摩根士丹利與JM金融集團在印度合資組成的著名投資銀行。

我們在亞太區主要從事投資銀行業務，包括企業融資和協助客戶通過發行股票或債券籌集資金、並購咨詢及房地產金融服務；銷售及買賣股票和債券；證券研究；直接投資；私人財富管理以及資產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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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鏘鏘三人行 嘉賓李晶是哪裡的想了解下

李菁
李菁 2001年5月進入《三聯生活周刊》，任社會部記者。此前，1995年7月在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任編輯，2000年10月，在《中國青年報》報業發展中心任記者、編輯。
大學畢業後，我在一家名頭算響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養尊處優的生活過得越久，心裡越沒來由地空虛。奉獻了五年的青春之後，毅然決定投入"圍城"外火熱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個酷愛讀書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聯書店掃書。因他的發現，辦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聯生活周刊》。那時工作清閑，每期都看得極為細致，連那兩頁的美國圖書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編輯部後來有過一次是否繼續保留這個欄目的爭論，我斗膽支持了一下，但也沒挽回它的命運）。2001年4月在網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會部記者時，我心裡怦然一動。
也許是看走了眼
見面那天李鴻谷大人談話的具體內容我已想不起來，只記得在他那一句緊似一句的追問之下，我內心一腔悲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沖動，覺得從上學那天起，就沒被如此刁難過，暗下決心與"三聯"就此了斷。但李大人好像渾然不知我對他的咬牙切齒，沒過幾天，打來電話問我何時再來，我支吾半天，終是不好意思凜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給了自己一個台階，誰知就這樣稀里糊塗地呆了下來。
我至今仍對見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於懷，以至現在每有機會我還跳出來控訴他。李大人像個無辜的孩子一樣喃喃自語:"我真的有問題嗎?"偶爾也會不無委屈地解釋，是想藉此知道每位應聘者"認知的邊界"。後來經常能看到來自全國各地的"三聯"信徒，懷著無限嚮往走進辦公室，跟李大人談話過後人仰馬翻、痛不欲生的場景，難免心生同情。雖然經李大人確認，我是目前在職的社會部記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進來的，但我始終認為那是他一時昏頭看走眼的結果。
與社會部眾多"好孩子"出身的記者相比，李大人是個後進青年變先進的典型。我常開玩笑說李大人之所以對新人百般刁難，很可能是自己做學生時是常被好學生告狀的壞孩子，雖然後來一不小心變成好人，但看到"好學生"，潛意識仍有挑戰和征服的慾望。
與李鴻谷相處久了，發現他其實算是寬厚的人。社會部的頭頭，有時是個兩邊受氣的角色，一面要率領麾下寡男眾女（目前社會部只剩下朱文軼一男丁）承擔"硬新聞"的那一部分，在"國泰民安"的時候也要搜腸刮肚地找到足夠"硬"的東西；另一方面，還要兼任"指導員"一職，應對我們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動，承擔我們不敢對主編發泄而轉嫁到他身上的怨氣。每個新來的記者起初莫不是對李大人唯唯諾諾，不敢造次，時間一長便知他當初的"刺"原來只在業務層面生長。平素在辦公室里，我們經常當眾編排他的笑話，李大人也不急，說多了，他頂多無奈狀地長嘆一聲:"你們這幫壞人啊!"不過偶爾，他還是有幾分懷戀地講自己當年當古惑仔、一腳（還是一拳，記不清了）擊落對方兩顆門牙的輝煌，每聽到此，我總倒抽一口涼氣，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沒幾天，便又蠢蠢欲動。
行萬里路識萬般人
我到"三聯"正經做過的第一個稿件是關於"大舜號"海難的審判。之前對發生在家鄉的那場海難印象深刻，於是主動提出做這個報道。後來家人幫助找到一遇難者家屬，我暗自慶幸運氣好，在電話里一口氣和他談了三個小時，聽筒從左耳換到右耳，再從右耳換到左耳，聽他講他的哥哥在"大舜號"沉沒之前一直和他保持通話、冷靜交待自己的後事、托他照料年邁雙親的細節，以及他們對海難營救及處理方式的不滿。他講得悲切，我記得詳盡，直到兩耳和太陽穴都神經性地疼痛起來，才掛下電話長舒一口氣。我強按心頭的喜悅向李大人做了匯報，想就此動手開寫。不料李大人面無表情:"很好，不過一個不夠，繼續找，至少要采訪8個家屬!"
我一聽就懵了。采訪一個尚且不易，還要再找7個!茫茫人海哪裡去找?心裡千萬個不滿，但初來乍到，也不好發作。只得硬著頭皮拿著電話本把大連的同學、朋友悉數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們又在周圍發動了"地毯式搜索"，勉強搞到7個人的電話號碼，其中兩位倖存者又冷冷地拒絕了采訪要求，待輾轉聯繫上這5位家屬、采訪完他們後，我覺得快要虛脫了。
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這樣的日子。為了一個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幾人、甚至幾十人。名單列了長長一串，一個一個地騷擾，真有寧可錯殺千萬，也決不漏掉一個的感覺。那段時間心理壓力極大，連晚上做夢都在打電話找人。醒來暗想，這樣的日子可不能久過。但我後來意識到，這種采訪方式幾乎成了每個社會部記者的入門訓練。扛過這一道關口之後，面對一個新的選題時，就可以有效率而准確地切入，不再會有茫然無措之感。
到"三聯"後聽說社會部記者要經常出差，我心裡一陣暗喜。小時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歡的一句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後來又加上一句"識萬般人"。那時整天幻想著像三毛一樣，背起行囊四處周遊。長大之後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數人一樣過著柴米油鹽的生活。借出差之機實現我"行萬里路"的心願，是我那時一個小私心雜念。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麼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潰"也就是來"三聯"半年後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節之前，我被打發到四川寫一樁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飛機離開北京，很大程度意味著"只可成功不許失敗"。後來我不止一次被問到"萬一"采訪不到怎麼辦，我不知該如何解釋我們的壓力正在於如何絞盡腦汁不讓這"萬一"發生。

南方冬天的陰冷潮濕讓我這個北方人極不適應，我一邊咒罵著小城賓館沒有暖氣的房間，一邊滿臉堆笑地與推說"敏感"絕不應承采訪的警方軟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還在掩飾自己的心煩意亂，照例做淑女狀和刑警大隊長周旋。這邊，李鴻谷的電話已催過來，告訴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須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邊陰暗又煙霧繚繞的網吧里，在又臟又粘的鍵盤上惡狠狠地敲出幾個字:"警告信"。將"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則我要起義了!"發給李鴻谷後，再沖出去，繼續與警方糾纏。也許是我眼神里的絕望還是誓不罷休的糾纏精神打動了他們，最後一天晚上，終於有人坐在我的對面，踏踏實實地跟我講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飛機。到達時，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輛富康在機場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錯，一頭撞向路邊護欄，萬幸的是，雖然車頭撞得稀爛，我和司機除了嚇得說不出話來，都沒受什麼傷。後來回想起車撞向護欄的那一瞬間，我竟不無惡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編大人第一個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幾頁稿子。
連夜趕到辦公室，沒想到辦公室比平時還熱鬧，采訪偷渡事件的雷靜也剛從福建回來，都准備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靜少言寡語，安靜得像個女孩，但那一晚，他顯得焦躁不安，不時站在窗前，一邊看遠方的天空一點點變白、三環路上的車由少增多，一邊喃喃自語:"不想活了!這樣的日子沒法過!"雷靜被逼要跳樓的段子也由此誕生。回武漢過了春節，任李鴻谷怎麼勸說，雷靜還是毅然拋下了我們，不肯再回京。
那時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後哀嘆:"沒材料啊!"經常覺得自己已經黔驢技窮搞到這點材料卻被他輕薄，頓時萬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拚命。但時間長了，也能慢慢體會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會部的稿件上，主編大人也堅定地支持"李鴻谷路線"，我後來經常能發現這樣的改動:"×××感到很欣慰。"被主編改成:"×××（跟記者）說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聯"幾年，收獲之一是培養了很多"線人"。但有時很內疚地發現自己很功利，經常一忙，便無暇與朋友聯絡寒暄；但如若采訪需要，即便十年沒聯絡，最終也能將人家挖出來。直到後來我經常騷擾的幾個線人，一接電話便一把將假笑撕下:"又什麼事，說吧!"時間長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電話一通便直奔主題。
我曾跟李大人說，我們的工作就像特工，經常被"空投"到一個與自己無任何關聯的地點，短短幾天之內完成任務。李大人冷冷打擊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過後來真的有機會采訪一個身份類似"特工"的人，短短幾天"交手"，他半開玩笑地慨嘆:"你們完全可以做我這一行了!"
初到"三聯"，時常覺得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頂多三年!我暗自給自己定下期限。一晃眼，已超過這個"大限"半年了，無數次想過放棄，但最終又留了下來一一或許就是那種永遠無法預料明天會出現在哪一個地方、和什麼樣的事件發生關聯、與什麼樣的人打交道的感覺讓我留下來的吧，這種奇妙的感覺的確令我迷戀!
忐忑著跨出國門
2002年4月,"國航"釜山發生空難。周二上班，李鴻谷或是苗煒試探著說了一句,"韓國那麼近，我們可以去一趟啊!"然後目光在社會部里巡視一番，落到了惟一有護照、游過新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試一試，行的話，咱們就去一趟!"
我開始狂打電話。查號台查出使館電話，撥過去永遠是語音報讀"簽證須知"，好不容易有人接聽，卻說這類事情不知該找誰。又打了N個電話後，終於誤打誤撞地找到一個簽證官。當天簡短的英文面談之後，他讓我第二天再帶齊所有證件等簽證。
簽證搞定，興奮不過幾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諸多細節：到那裡住在哪裡?上哪兒找翻譯?……實際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從使館里拿到簽證，我只有半天的時間便要啟程。絲毫找不出頭緒，只能拿著電話本一個一個打電話試運氣，但是輾轉找到的留學生都在漢城，我努力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繼續尋找一一我戲稱這樣的舉動為"撒下漫天大網"，不知哪條線上會有魚上鉤。
二三個小時後，有好消息傳來，終讓我心情稍些放鬆。姐姐幫我聯繫到釜山一家商社的會長柳富烈，只是在來中國談生意時由我姐姐為他做過英文翻譯，由此"不幸"而無端地要為一個他從不知道的中國雜志服務。據說姐姐剛剛聯繫到柳會長時他還莫名其妙:"中國記者到釜山采訪，找我干嗎?"後來才明白這算是私人之請。
周四一早，當我坐上了去韓國的飛機時，心裡滿是對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懼，外帶不知如何完成任務的壓力。"三聯"的一貫作風是：任務派下來，到時只等著收活，該花的錢花到，至於怎麼申請簽證、到那邊吃住行的問題怎麼解決、如何展開采訪，則一概不管。
因為承擔著"三聯"第一次自己出錢派記者出國采訪的重大使命，到釜山的前兩個晚上我住在MOTEL（汽車旅店）里，並非有多高尚，思想動機只是怕花錢太多，萬一任務完成不好，反倒給自己增加心理負擔。MOTEL其實也是情人旅館，燈光昏暗，門口散了一地騷首弄姿的色情廣告，各路神色曖昧的人進進出出。晚上一回去，我立即將自己緊緊鎖在房間里，捏著鼻子躺在艷俗的粉色床上，直到第三天柳會長看不下去，慷慨地押下自己的信用卡，把我請進了四星級賓館（連續三天，柳會長的司機開著豪華車拉上會說韓語的中國員工，和我一起
奔波於出事現場、各家醫院、政府，提起他們，我永遠感激不盡）。 到釜山的第二天，我到一家醫院尋找倖存者，接待處的護士小姐很友好地查閱住院名單，說醫院里有兩個中國人並告訴了房間號。我興奮地推門而入，兩個中國倖存者是吉林某公司勞務輸出韓國做船員，都是朝鮮族。瘦的姓吳，見到有中國人來意外之餘由衷地興奮，不待我細問就迫不及待地傾訴他第一次出國、第一次坐飛機就趕上的遭遇；對面床稍胖一些的姓朴，也許是勞務輸出之前對"外事紀律"之類的概念印象深刻，一直警惕地看著我，盤問我為何不同大使館的人一起來。我覺他事多，便不與糾纏，專心詢問吳某那一瞬間的諸多細節。吳某談興正濃，對床的朴某突然吐出一長串朝鮮話，我雖聽不懂，但大致猜出對方的意思一一不讓吳跟我講。很朴實的吳遲疑了一下，又陷於他生平第一次坐飛機就趕上的災難的回憶中。
此舉沒奏效，朴某掏出手機，撥了一串號碼後毫不避諱地大聲說:"喂，是大使館嗎?我們這兒來了一個女的，自稱是記者……"我一邊在采訪，那隻耳朵卻在捕捉他越來越低沉的聲音，心裡越來越惱火。"好，你放心，事故原因我不會說的!"朴的聲音突然又提高，然後鄭重其事地掛下電話。
"國航"的第一次空難發生在韓國，使事件陡增許多復雜，尤其在事故原因上面，韓方抓住中國機長不放，中方則認為釜山機場控制塔台存在失誤。雙方各執一詞，當時的確十分敏感。但是，一個普通的倖存者會知道事故原因嗎?即便他能對我說上什麼，我還未必引用，我也要對我寫上的話負責呢!朴某大約把我當成女特務了，我惱火的同時也在心裡無奈發笑。
雖然覺得被人這樣當面"檢舉"很傷自尊，但我還是盡力不受他干擾，專心於對吳的采訪。但那邊突然又猛喝一聲:"喂，你的證件呢?!你有證件嗎?!"那一瞬間，我覺得一股熱血湧上腦門，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扭過頭對他:"你有什麼資格看我的證件?!我跟你說話了嗎?我根本沒有采訪你，你也沒有資格看我的證件!"
我後來想，這個小"刁難"若在平時，我也不會在意，但在那種情境下，從決定派我去韓國的那一刻就積蓄的壓力一下子到達頂點，肆意釋放出來。雖然我知道朴某看到這篇文章的概率比他再次遇上空難的概率還小，但我還是想藉此機會向他道聲歉吧!
憑心而論，這次采訪完成得並不好。畢竟經驗不足，到達現場沒有針對性地四處出擊，很多信息和國內已有的報道相重疊，很多有價值的細節又被忽略掉。回來後，李大人毫不客氣地說我采訪不夠細致，印象最深的是，我好像對他漫不經心地提了一句：在釜山一下飛機似乎就能聞到海水的鹹味。李大人說我采訪中沒有好好地利用"嗅覺"，經他提醒後，我才回憶起現場的那股消毒水和許多物體燒焦的味道混在一起，是多麼刺鼻。
我後來將社會部劃分為兩個階級：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李大人是腦體皆可，我們則清一色的是體力勞動者，當然我們的豬寶寶後來也曾一度由體力勞動者晉升，專攻國家政策，從諸多小事探出背後的宏大意義，但最近又不幸重新返回苦力大家庭。由"體力勞動者"而演化為"民工"，而社會部又以"女民工"居多，殺人放火，風吹草動，拿包就走。出差回來大家聚在一起，各自把一路上受了氣的遭遇添油加醋地傳播一下，泄了私憤後第二天"又是一個好漢"。
生命是一場經歷
我們可親可敬的庄山大哥離開之後，一次社會部聚會上，李鴻谷痛心疾首地說對不起屢被打發到礦難或洪災現場的庄山，兩個大男人都有點喝高了，有點淚眼婆娑的意思。我們幾個陰陽怪氣地嘲笑他們，但心裡都有些酸楚和沉重。出去采訪時，經常要費力地解釋"三聯"--一二三的"三"，聯合的"聯"；對方經常一臉困惑地問:"'生活'周刊?那寫我們這些事干什麼?"或者乾脆還以鄙夷的目光。後來看到有人批評"三聯"前半截"土的掉渣"，未免心生沮喪，覺得做社會部記者實在是出力不討好。從不敢說社會部的記者做得多好，但"敬業"二字我想至少是配得上的。
李大人經常用"偉大的媒體"或"偉大的記者"之類的說辭，讓我拋掉招之即來的猶疑。去年深秋，和金焱受命采訪"神舟五號"。和一涌而上的諸多"中"字頭"大媒體"相比,"三聯"顯得太微不足道，前去幾次都被拒絕，編輯部這邊選題已定，沒有退路。被逼無奈，只好一次又一次去航天城。直到一天被暫時安排到一個辦公室等人，一下子在辦公桌玻璃板下發現了關鍵人物的聯系方式，心頭一陣狂喜。趁人家回來之前，趕緊掏出紙筆一個一個抄下來，情景活像當年電影里的女特務或女地下黨。這一招果然奏效，當你直接把電話打到對方家裡時，他們的戒心就小了許多，由此才算打來一個突破口。
記得拖著一身"鬥智斗勇"後的疲憊從航天城出來，遠遠看見龐大的CCTV的電視轉播車，悻悻地想:"人家這才叫記錄歷史呢!"垂頭喪氣地回來，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論，但李大人用他無庸置疑的口氣告訴我，我采訪到的那些諸如楊利偉戴尿不濕升空、早起來三兄弟喝紅酒的細節，其實有著同樣的份量。對此，我一直將信將疑。或許要等到20周年的回憶錄里再做評斷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偉、典型的北京大爺苗煒，再加上中國的"肚臍眼"武漢來的李鴻谷，成了"三聯"的三個支點，精明粗疏，細致散淡，軟硬兼施，倒也有趣。男人們喜歡從事件中看出宏大以顯示其對時代的把握和參透；而我，猶自喜歡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運，覺得悲天憫人才是最有力量的東西。
經常想，自己是個生性懶散的人，如果不是這份工作，我這輩子都不會寫這么多字。之所以做了記者，一是我對一切新奇的事情都有興趣；二是喜歡和別人分享我的感覺。少年或學生時代，唐德剛、陳香梅、王贛駿或者何振梁，這些名字與我而言曾是另一個世界，但後來終有一天他們都成了我的采訪對象時，我由衷地感覺到那種叫做"奇妙"的快樂。"國航"空難、巴厘島爆炸、神舟五號升空、巴基斯坦人質事件--這些於我，成了刻錄我生命寬度和厚度的標尺。
我一直相信，生命就是一場經歷，擴大足下的界限，與擴大腦中的疆域一樣，都是一種快樂。"三聯"的三年，賜予我領略別樣風景的獨特機會。對此，飽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卻永遠心存感激。

Ⅵ 王景春和她妻子李晶是怎麼認識的

王景春的妻子李晶，是地道成都人，兩人相識於2011年，當時王景春在成都拍攝講述汶川震後故事的電影《笑過2012》，李晶在片場做場記。影片導演游曉錦是李晶的師傅，就介紹和撮合他們倆，通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彼此有好感的兩人，確定了戀愛關系。

2015年1月6日，兩人在上海登記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