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上海振澤包裝機械有限公司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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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鄭振澤資料
鄭振鐸
鄭振鐸（1898－1958年）是我國現代傑出的愛國主義者和社會活動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藝術史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收藏家。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然而，他卻出生在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他是否回過故鄉，他和故鄉有什麼關系，他的鄉情在其生活和創作中又有哪些表現和影響？由於他在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翌日因飛機失事突然遇難殉職，生前未及一一談及。這些問題，我們和許多讀者一樣感到興趣，因而加以探索。
青年時代曾回故鄉
首先，要探索的是，鄭振鐸在青年時代是否回過故鄉？ 鄭振鐸雖然生長在溫州，後來升學到北京，從鐵路管理學校畢業後到了上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但是，他和故鄉親人卻是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並且回過故鄉。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啟明（周作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鐸回鄉葬祖去了」（見《茅盾書信集》，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出版）。據研究鄭振鐸的專家陳福康博士考證，這次經福州到長樂葬祖的時間有一個多月。這里的「回鄉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長樂首占村老家了。1995年初冬，長樂首占村為紀念鄭振鐸徵集有關的文物，徵集到一件珍貴的資料———首占鄭氏殘缺的「訃告」，在一張八開紙上，尚能見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緦服侄曾孫振鐸」等字樣，分析起來，這是鄭振鐸的曾伯祖或曾叔祖喪葬的「訃告」，這正印證了他有「回鄉葬祖」之行。另據首占鄭氏族親追憶，那個年代，首占「岱陽鄭氏宗祠」內懸掛有許多反映鄭氏先輩事跡的匾額和介紹，正中掛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書鄭世威（1503－1584年）親書的「世培忠厚」的祖訓……這一切，使鄭振鐸對先輩的業績和可貴的品質有了更多的了解，對故鄉增添了深厚的感情。因此，他雖然長期在異鄉生活、學習、工作，但是，他卻始終是關心和熱愛故鄉的。
與故鄉人民心連心
1919年五四運動的消息傳到福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福州，各校學生曾先後兩次集會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追悼被反動軍警毆打致死的北京大學閩籍學生郭欽光；在廈門，青年學生舉行集會示威遊行，後來又發展成為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國民大會，憤怒聲討軍閥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五四的烈火，在八閩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卻先後派軍艦到廈門、福州，實行武裝威脅，在福州甚至開槍逞凶。在北京的鄭振鐸聞訊，就積極參加組織旅京福建省學生抗日聯合會，成為該會領導人之一。他參加編印《閩潮》，奔走呼號，聲援故鄉的反帝愛國運動，始終和故鄉的人民心連心。原籍福建長樂的著名作家冰心，當時就讀於北京協和女子大學預科，她就是在這次聲援活動中認識鄭振鐸的。時隔60年，冰心對他的愛國愛鄉熱情和感慨激昂的發言，還有深刻的印象。
熱情接待故鄉學子
鄭振鐸雖然長期在京滬一帶任職，但，凡是故鄉有人來訪，他總是熱情接待，並仔細了解故鄉的情況。由於歷史上長樂屬福州府轄，所以從概念上說，故鄉的范圍自然是比較大的。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學青年———三山中學高中生陳洪海（「青青文藝社」社員），因為聽說暨南大學文學院在院長鄭振鐸主持下，教授陣容很強，他很想越級報考該院。經當時在福州供職的著名文學家郁達夫（1886－1945年）介紹，到上海去拜訪鄭振鐸，受到其熱情的接待。鄭振鐸看完介紹信之後，先了解郁達夫在福州的近況，接著又詳細問及：陳儀（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麼「措置」？省教育廳廳長鄭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績？因為那時正值鄭貞文進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縣立學校停換教員校長的時候，他從報紙上已看到一些報道。他認為「鄭貞文也有鄭貞文的苦衷」，他特別關切地問：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福州橫行的表現、福州的建設、文化事業進展、故鄉失業人數和群眾生活的情況怎樣？……陳洪海介紹了有關情況之後，他感慨地說：「大概民國十七八年時代，福建人最來得樂觀！」最後，鄭振鐸說，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學雜志上看到陳洪海的作品，頗為贊許。故鄉的文學青年往訪鄭振鐸，當然不止一個，黃駿霖先生在《憶西諦鄭師》（載《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談及他在燕京大學求學和上海執教期間，受到這位「大同鄉」親切接待和關懷的情況。這些事例說明，鄭振鐸當時雖然沒有到福州，但對故鄉的情況卻有所了解，並且極為關切。當然，他對故鄉情況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鄉情深厚
鄭振鐸不忘自己祖輩生長的故土，還表現在他的鄉情上，他總是公開標明自己是福建長樂人，有時撰稿編書，還特意署上「長樂」二字，例如《清人雜劇初集跋》結尾時，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長樂鄭振鐸跋」他編的一本書名就是《長樂鄭氏匯印傳奇第一集》，在此書的序文後，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長樂鄭振鐸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長樂西諦」。「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直至他遇難的前十天，在「最後一次講話」中，還說「我是生長在溫州的福建人」。
鄭振鐸雖然自幼生長在溫州，但因家庭生活環境關系，卻能說福州方言，他和家裡人日常談話都是用福州話。1931年冬，鄭振鐸在《紀念幾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載清華大學《文學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頻（1903－1931年）在上海會面的一些情況時寫道：「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不少。他那生疏的福州話，常使我很感動，我雖生長在外鄉，但對本地的鄉談，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這就是說，他們二人雖然長期在外地，但是鄭振鐸的福州話，要比胡也頻說得好些。在飲食愛好方面，鄭振鐸也是保留著家鄉的特色，以富有家鄉風味的閩菜，招待文朋好友，顯然，這是鄭振鐸所感到自豪的。他宴請魯迅、冰心等人，席間吃的就是其母親親手烹調的福建菜。鄭振鐸還很喜歡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鄉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贈給魯迅。
鄉情流露在作品中
我們從鄭振鐸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他對故鄉感情之深。1926年，鄭振鐸到莫干山避暑期間寫的散文《月夜之話》，通過月下乘涼的絮語，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對福州民歌的喜歡和贊賞。高夢旦先生向他介紹了三首福州民歌，他都一一抄錄下來，並把福州方言民歌譯成普通話，加以解釋，通過自己的作品介紹給讀者，的確像《真鳥仔》這樣的福州民歌，「恐非『非福州人』所能了解」，鄭振鐸因為懂得福州地區方言，才能夠把原意譯出。
1927年「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工農群眾和革命知識分子。鄭振鐸被迫遠走歐洲。他擷取了赴歐途中的一個生活片斷，寫了《海燕》。他憑借對故鄉的了解，用工筆的手法描繪家鄉在萬物崢嶸、春意盎然的景象中，由南方回來的逗人喜愛的小燕子，任情地橫掠斜飛，飛倦了就返回一年前的舊巢安身。他寫道：「燕子歸來尋舊壘」，「這便是我們故鄉的小燕子，可愛活潑的小燕子。」在「離家是幾千里，離國是幾千里」的海路上，「不料卻見著我們的小燕子」。他從內心抒發了浪跡天涯的遊子對祖國和故鄉魂牽夢縈的思念之情。
綜上所述，鄭振鐸長期在異鄉，卻能夠鄉音不改，在生活、飲食、愛好等方面，保持福州的特色，甚至反映到其作品之中，不但是從其家庭長輩接受了影響，還因為他和閩中文化人士常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1921年5月，他到商務印書館工作之後，得到該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的賞識，並於1923年與其小女高君箴（蘊華）結婚，感情十分融洽。高夢旦（1870－1936年），原名鳳謙，常用筆名崇有，籍貫也是福建長樂，他是26歲才離開故鄉的，老家就在與鄭氏祖居地首佔一田之隔的龍門鄉，這樣，鄭振鐸的一家仍然保持著家鄉的某些特色，也是很自然的。而高夢旦學識豐富，諳熟閩中民間文學、方言和風土人情，也使鄭振鐸得到不少教益。
福州之行收獲巨大
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曾回到福建。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職期間，參加「全國人民慰問人民解放軍代表團」於2月27日到達福州，慰問駐福建前線三軍。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他作為慰問總團代表之一，曾在前線某部大會上講話慰問駐軍並作過報告，以具體的事實，生動地說明了祖國在總路線照耀下四年來各方面建設的輝煌成就，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鼓舞；他和代表們登山越海，深入前線進行親切的慰問活動，受到指戰員的熱烈歡迎，在此期間，他還和文藝界人士舉行座談，進行了參觀活動。他對福建發展的大好形勢，有著很深的印象。3月4日，他在給友人劉哲民的信中寫道：「福州市面很繁榮，土特產不少，因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東西便無法運到外面推銷。像漆的筷子，最為精良，但運到外邊的卻不是上等貨，紙張也很好，水果極多，將來當能大大交流也。」信中還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時間寫信；但有些故事是應該寫出的，不知在什麼時候寫？回北京後，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動筆了。」4月1日，他在信中又寫道：「這一月多的慰問，收獲甚大，或將寫幾篇文章出來，正在仔細打腹稿；不知能否寫好？」的確，他此行收獲很大，故鄉的山山水水，許多生動感人的事跡，在他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素材。然而，由於他返北京後公務繁忙，終未能及時動筆。1957年他又因公來福州，關心問及清道光年間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長篇評話《榴花夢》收集的情況。這部巨著，全書360卷，483萬字，比《紅樓夢》長4倍，他親自查閱此書，建議由福建省文化廳，福建師大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珍藏。令人惋惜的是，鄭振鐸雖然對故土情深，但終因身負重任，工作繁忙，對外文化交流又多，不僅在來福建慰問一個多月里，他以公務為重，未曾回過長樂首占。1957年來榕以後，也未能再回故鄉！
愛國愛鄉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事實說明，鄭振鐸對故鄉的感情很深，但這種鄉情並非出於狹隘的家鄉觀念，他不論到哪裡，總是積極投入於當地的愛國運動。他不論是在溫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總是和當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並且積極投入反帝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他雖然能講福州話，但與家鄉來訪的文學青年陳洪海等人談話時，卻是講「國語」（普通話）。在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張「中國之知識界應一律說國語，如知識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說他的方言，則國語永無普遍的一日。」顯然，他雖熱愛故鄉，但他總是從整體來考慮，把對祖國的愛擺在前面的。而他為祖國的早日富強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追懷！
你說的是不是他?
C. 最後一課 鄭振澤 的社會背景
日軍入侵上海，國軍撤退
D. 最後一刻 鄭振澤 用一兩句話概述本文的主要內容，說說作者想要表達的主題
chou chu （1）A好因為它運用了倒裝，強調了同學們嚴肅的心情和課堂的安靜的氛圍。（2）B句好因為這樣寫出了同學們的眷戀，暗示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不知道對不對
E. 鄭振澤《貓》
鄭振澤《貓》寫作手法：對比手法 肖像、心理、對比、語言、景物、動作、細節描寫
主寫語言和心理
F. 鄭振澤 作品《最後一課》
《最後一課》
鄭振鐸
口頭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見得便是殺身成仁的志士。無數的勇士，前仆後繼的倒下去，默默無言。
好幾個漢奸，都曾經做過抗日會的主席，首先變節的一個國文教師，卻是好使酒罵座、慣出什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類題目的東西；說是要在槍林彈雨里上課，絕對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一個校長，卻是第一個屈膝於敵偽的教育界之蟊賊。
然而默默無言的人們，卻堅定的作著最後的打算，拋下了一切，千山萬水的，千辛萬苦的開始長征，絕不作什麼為國家保存財產、文獻一類的借口的話。
上海國軍撤退後，頭一批出來做漢奸的都是些無賴之徒，或愍不畏死的東西。其後，卻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維持地方的人物出來了。再其後，卻有以"救民"為幌子，而喊著同文同種的合作者出來。到了珍珠港的襲擊以後，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們相信著日本政策的改變，在作著"東亞人的東亞"的白日夢，吃盡了"獨苦"，反以為"同甘"，被人家拖著"共死"，卻糊塗到要掙扎著"同生"。其實，這。類的東西也不太多。自命為聰明的入物，是一貫的料用時機，作著陞官發財的計劃。其或早或遲的蛻變，乃是作惡的勇氣夠不夠。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問題。
默默無言的堅定的人們，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敵救國的問題，壓根兒不曾夢想到"環境"'的如何變更，或敵人對華政策的如何變動、改革。
所以他們也有一貫的計劃，在最艱苦的情形之下奮斗著，絕對的不作"苟全"之夢；該犧牲的時機一到，便毫不躊躇的踏上應走的大道，義無反顧。
十二月八號是一塊試金石。
這一天的清晨，天色還不曾大亮，我在睡夢里被電話的鈴聲驚醒。
"聽到了炮聲和機關槍聲沒有？"C在電話里說。
"沒有聽見。發生了什麼事？"
"聽說日本人佔領租界，把英國兵繳了械，黃浦江上的一隻英國炮艦被轟沉，一隻美國炮艦投降了。"
接連的又來了幾個電話，有的從報館里的朋友打來的。事實漸漸的明白。
英國軍艦被轟沉，官兵們鳧水上岸，卻遇到了岸上的機關槍的掃射，紛紛的死在水裡。
日本兵依照著預定的計劃，開始從虹口或郊外開進租界。
被認為孤島的最後一塊彈丸地，終於也淪陷於敵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腦脫路的暨大。
校長和許多重要的負責者們都己經到丁。立刻舉行了一次會議。簡短而悲壯的，立刻議決了：
"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時，立刻停課，將這大學關閉結束。"
太陽光很紅亮的曬著，街上依然的熙來攘住，沒有一點異樣。
我們依舊的搖鈴上課。
我授課的地方，在樓下臨街的一個課室，站在講台上，可以望得見街。
學生們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說道，"你們都已經知道了吧，"學生們都點點頭。"我們已經議決，一看到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經過校門。立刻便停課，並且立即的將學校關閉結束。"
學生們的臉上都顯現著堅毅偽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沒有一句話。
"但是我這一門功課還要照常的講下去。一分一秒也不停頓，直到看見了一個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為止。"
我不荒廢一秒鍾的工夫，開始照常的講下去。學生們照常的筆記著，默默無聲的。
這一課似乎講得格外的親切，格外的清朗，語音里自己覺得有點異樣；似帶著堅毅的決心，最後的沉著；像殉難者的最後的晚餐，像沖鋒前的士兵們的上了刺刀，"引滿待發"。
然而鎮定，安詳，沒有一絲的緊張的神色。該來的事變，一定會來的。一切都已准備好。
誰都明白這"最後一課"的意義。我願意講得愈多愈好；學生們願意筆記得愈多愈好。
講下去，講下去，講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應該講授的東西，統統在這一課里講完了它；學生們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記著。心無旁用，筆不停揮。
別的十幾個課室里也都是這樣的情形。
對於要"辭別"的，要"離開"的東西，覺得格外的戀戀。黑板顯得格外的光亮，粉筆是分外的白而柔軟適用，小小的課桌，覺得十分的可愛，學生們靠在課椅的扶手上，撫摩著，也覺得十分的難分難舍。那晨夕與共的椅子，曾經在扶手上面用鋼筆，鉛筆，或鉛筆刀，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塗寫著，刻劃著許多字或句的，如何捨得一旦離別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鮮，小販們不時的走過，太陽光很有精神的曬著。
我的表在衣袋裡低低的嗒嗒的走著，那聲音彷彿聽得見。
沒有傷感，沒有悲哀，只有堅定的決心，沉毅異常的在等待著，等待著最後一刻的到來。
遠遠的有沉重的車輪輾地的聲音可聽到。
兒分鍾後，有幾輛滿載著日本兵的軍用車，經過校門口，向東向西，徐徐的走過，當頭一面旭日旗，血紅的一個圓圈，在迎風飄盪著。
時間是上午十時三個分。
我一眼看見了這些李子走過去，立刻挺直了身體，作著立正的姿勢，沉毅的闔上了書本，以堅決的口氣宣佈道：
"現在下課！"
學生們一致的立了起來，默默的不說一句話；有幾個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著。
沒有一個學生有什麼要問的，沒有遲疑，沒有躊躇，沒有傍徨，沒有顧慮。個個人都已決定了應該怎麼辦，應該向那一個方面走去。
赤熱的心，像鋼鐵鑄成似的堅固，像走著鵝步的議仗隊似的一致。
從來沒有那末無紛紜的一致的堅決過，從校長到工役。
這樣的，光榮的國立暨南大學在上海暫時結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著遷校的工作。
那些喧嘩的慷慨激昂的東西們，卻在忙碌的打算著怎樣維持他們的學校，借口於學生們的學業，校產的保全與教職員們的生活問題。
(選自鄭振鐸《蟄居散記》，上海出版公司195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