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雞生產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分析的參考文獻

1. 企業社會責任與行為研究的論文怎麼寫

以下的你可以去參考和根據這些去查閱資料，這些就是企業社會責任與行為研究，等等客觀內容，完全可以根據這些去分析與研究，最好是根據這些內容去查閱資料，有了責任就責任有了行為，兩者都為相互互通的。
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環境、消費者、對社會的貢獻。
一.發展歷史
二.思想淵源
三.十大原則
人權
1 企業應在其所能影響的范圍內支持並尊重對國際社會做出的維護人權的宣言。
2 不袒護侵犯人權的行為。
勞動
3 有效保證組建工會的自由與團體交涉的權利。
4 消除任何形式的強制勞動。
5 切實有效地廢除童工。
6 杜絕在用工與職業方面的差別歧視。環保
7 企業應對環保問題未雨綢繆。
8 主動承擔環境保護責任。
9 推進環保技術的開發與普及。
反腐敗
10 積極採取措施反對強取和賄賂等任何形式的腐敗行為。
四.作用
五.企業做法
六.八大社會責任
1明禮誠信，2科學發展，3可持續發展，4保護環境，5發展慈善事業，6保護職工健康，7發展科技
七.經驗借鑒
八.八個方面
作為專注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權威專家，譚小芳老師提出以下八個方面：
1是無視自己在社會保障方面應起的作用，盡量逃避稅收以及社保繳費；
2是較少考慮社會就業問題，將包袱甩向社會；
3是較少考慮環境保護，將利潤建立在破壞和污染環境的基礎之上；
4是一些企業唯利是圖，自私自利，提供不合格的服務產品或虛假信息，與消費者爭利或欺騙消費者，為富不仁；
5是依靠壓榨企業職工的收入和福利來為所有者謀利潤，企業主墮落成資本的奴隸，賺錢的機器；
6是缺乏提供公共產品的意識，對公益事業不管不問；
7是缺乏公平競爭意識，一些在計劃經濟時期延續下來的壟斷企業，大量侵吞壟斷利潤，並極力排斥市場競爭；
8是普遍缺少誠信，國有企業對國家缺少誠信，搞假破產逃避債務，民營企業通過假包裝到市場上圈錢。
九.標准：
SA8000: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SA8000)社會責任標准系依據國際勞工組織條例所建立之國際性社會責任標准。
十.構建辦法
1，企業應該建立明確的流程，確保社會問題以及新興社會力量在最高級別得到充分探討，並納入公司戰略規劃中，從公司總體發展戰略出發，將企業的社會責任貫穿到公司整體經營活動中。
2，企業應該設置專門的機構來負責社會責任的推行，並設置相應的社會責任考核指標。
3，培養企業員工的社會責任意識，使企業的每個員工在實際的日常行為中處處履行社會責任。
4，持續定期發放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全面真實地展現企業公民形象。
十一.歷史論戰
十二.責任體現
1.辦好企業，把企業做強、做大、做久
2.企業一切經營管理行為應符合道德規范
3.社區福利投資
4.社會慈善事業
5.自覺保護自然環境

2. 社會責任意識的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3－81頁。
[2]《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學習讀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頁。

3. 急救,誰能幫我找一些關於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段落,參考文獻等,我把分全給他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資本全球化、市場全球化和貿易規則全球化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在重構新的國際經濟貿易規則過程中，以捍衛消費者權益、勞工利益和環境保護的三大公眾利益為核心的企業社會責任成為不同利益集團共同關注的焦點，企業社會責任在這種氛圍下得到廣泛的推廣。

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發展背景和原因

跨國公司的全球性活動拓展了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空間。跨國公司對全球經濟以及各國政治、社會生活的影響加劇擴大，跨國公司將生產線轉移到生產成本低廉的發展中國家而建立了全球性的生產網路，世界范圍內的資源流動和全球化生產使跨國公司能夠規避國際勞工法規，並且不受東道國勞工法規的制約，從低成本生產地區間的國際競爭中獲得更大的利潤。針對跨國公司轉包生產體系中存在的「血汗工廠」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工會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等團體強烈要求跨國公司在全球擴張的市場競爭中以及謀求最大經營利潤的同時，承擔其對相關利益者的社會責任，於是，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便伴隨著跨國公司的業務發展而向全世界擴散和滲透。
人文社會觀念的發展引導了企業經營行為。隨著人們價值觀念、消費觀念的改變，以及對可持續發展觀的認同，圍繞著捍衛消費者權益、勞工利益和環境保護的三大公眾利益，西方社會掀起了一系列既深入、廣泛又持久的社會運動，包括消費者運動、勞工運動、環保運動、女權運動、社會責任投資運動和可持續發展運動等。這些捍衛公眾利益的社會運動的不斷發展，使西方社會也不斷推生出新的價值觀和發展觀並形成新的共同社會觀，與這種新的共同社會觀相適應的是一股能左右消費潮流的市場力量，它要求企業按照其道德要求調整經營管理思路，在這種新的社會環境下，企業實現利益的途徑已經從原來依靠單純的市場競爭變換成要以社會公眾利益的實現為前提，企業實施企業社會責任已經從當初以被動地處理勞工沖突和環保問題為主要內容提升到主動地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戰略來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為主要目的。
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深入社會。目前，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已經不僅是一種理念，還是一種實踐。在西方發達國家中，盡管以盈利為唯一目的的實踐依然很強勢，但越來越多的人和企業開始接受具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實踐。此外，來自社會的壓力包括輿論壓力和各種法規，也從另一面促成了這一運動的發展。可以說，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已經成為消費者和其他利益相關人推動的不可阻擋的國際社會潮流。但是，在企業社會運動不斷發展的同時，該運動所引發的爭論與沖突也沒有休止。早在20世紀初以來，國外理論界就對企業社會責任各方面一直爭論不休，與此同時，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也愈突出，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引發的國際貿易摩擦和沖突也相當頻繁。最近幾年來，國與國之間對以勞工保護和環境保護為核心內容的企業社會責任問題的摩擦與爭論也常見於各種國際磋商會議上，可以預見的是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社會熱點問題在理論上的爭論和國際社會事務交流中的沖突將會繼續下去。

我國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

企業社會責任理念是我國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我國改革開放後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欣欣向榮局面。在產生著這些歷史進步的同時，國民的精神境界體現在企業界的就是企業的社會責任，產生了深刻的危機。對勞工福利的漠視、對工作環境的輕視、對勞工合同的肆意踐踏、追求經濟利益而置環境污染於不顧等等現實反映出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許多原則不僅與傳統美德而且與當代需要的道德倫理的內涵很接近，其中不乏可借鑒的東西。例如它對「所有人的福祉」和「社會責任」的強調，對員工利益的強調，對女性地位的尊重，對物質至上主義和拜金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生活內在質量特別是精神文明的強調，都是今天重建道德倫理所需要的內容。
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利於我國的經濟發展。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和對外交流的逐步深入，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導入我國，尤其是包括SA8000和各大跨國公司制定的數百個生產守則在我國出口企業的廣泛認證，使我國出口型企業受到了很大的沖擊，引起了我國各界的廣泛關注與討論。可以說，在當前國際貿易格局和國際貿易規則出現巨大調整的新時期，我國對外貿易將面對來自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重大壓力，而這場運動將會對我國的對外貿易優勢、出口成本、出口商品結構、出口產業結構甚至社會經濟結構都會產生較大的影響。現今已經無法迴避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是我國主動應對的最好選擇，也與我國經濟發展同步，有利於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目前我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明顯不足。首先，研究成果少而且觀點片面。從國內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文獻來看，迄今為止，對企業社會責任系統研究成果不多，現有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著作中，全面系統研究企業社會責任的幾乎沒有。大部分是從某個角度來分析企業社會責任，如經濟學界多數是在研究企業生產經營的目的、企業的性質時間接地涉及到這一問題，法學界則多是從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討公司的利益相關者在改善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作用。哲學界則多從我國從傳統道德對企業的要求來探討社會責任。國外對企業社會責任屬於哪門學科也出現了很大的分歧，但西方發達國家無論把企業社會責任納入那個學科，都幾乎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一門很重要的新興學科來培育和發展，並成熟地把企業社會責任分成勞工保護、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企業誠信、質量保證等具體的專業來培養人才。相比於我國，由於國內理論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學科或專業的設置還是空白，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和學科規劃更顯然是迫在眉睫。
其次，缺少創新性研究。目前國內翻譯國外企業社會責任各方面原著較多，而國內原著很多都是借鑒或直接引用國外專家、學者的觀點和科研成果，針對中國特色的理論觀點很零碎，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從現有文獻看，國內理論界基本上秉承了國外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學派的觀點，幾乎沒有對企業社會責任該不該承擔社會責任的問題有爭論，但對於企業究竟該具體承擔那些社會責任、怎麼承擔社會責任和承擔多少社會責任的研究幾乎還處於空白。特別是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對國際貿易理論的挑戰、企業社會責任作用機理和機制對國際貿易實務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也少有成果。
最後，側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應用研究而輕理論研究。與國外理論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明顯不同，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是，爭論焦點在於企業社會責任對貿易的影響，由於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導入我國的原因是全球化的發展和我國對外貿易的不斷深化，在我國目前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主要力量是跨國公司，主要表現在跨國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生產守則在我國的廣泛實施以及SA8000認證體系在我國的逐步推行，基於這種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推動方式和力量都跟我國對外貿易直接掛鉤，現有的國內研究文獻大部分從這個問題作為切入口研究企業社會責任，並引發了一系列的爭論，包括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是否增加企業的生產經營成本，從而削弱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企業社會責任生產守則的廣泛推行是否是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的社會貿易壁壘等問題；其二是在怎麼來應對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措施上，不少學者都提出將企業社會責任列入法規框架以確保企業的實施；其三是很多學者都提出應該盡快推出我國的企業社會責任國際標准，以此建立與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力量對話的平台。因此，從國內研究文獻對企業社會責任關注的焦點問題來看，可以說國內理論界側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應用研究而輕理論研究。

加強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亟待進行的工作

在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浪潮中，我國對外貿易的成本比較優勢將可能被加劇弱化，對外貿易體系將面臨巨大的沖擊，國際貿易的規則將可能因此改變。沿海很多外向型企業已經感覺到這場運動所釋放出來的壓力，對採取何種新的策略參與經濟全球化以及如何應對這場社會責任運動的研究已經相當緊迫，當前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工作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 政府要支持和鼓勵各界的研究工作
由於我國目前理論研究體制的制約，理論研究的資源要素還大部分掌握在政府部門手上，政府的意圖導向對理論研究起著方向性的指揮棒作用，特別對企業社會責任這種全新的、尤其是還帶有敏感性的領域更加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鼓勵，整體研究工作才能有比較大的突破。政府在這方面的支持和鼓勵工作包括直接給教研部門下達研究課題，給予研究部門的專門機構設立編制、人員編制、資金扶持，鼓勵研究部門舉辦各種研討活動等。從目前的情況看，很多專家學者已經把企業社會責任當作未來理論研究的重點領域，從近期公開發表的企業社會責任研究文獻便可以得到印證，但能得到政府部門有實質性支持的卻不多，這便影響了研究工作的深度和廣度。
（二）教育部門應加快企業社會責任的學科規劃和專業建設
在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很多高校成熟的學科和專業，各種相關內容的課程設置也相當完善，如英國諾訂漢大學商學院就有齊全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專業，很多有識之士都認為企業社會責任是未來社會的熱門緊俏專業。而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把企業社會責任明確列入學位專業，更沒有作為一級或二級學科來設置，這種狀況很明顯跟我國面臨的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壓力和未來的發展趨勢不相適應，亟待進行補充和完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管理學的二級學科來設置是最為現實和最有可能性的工作。
（三）教研部門要加大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力度
高校和科研部門應該把企業社會責任作為我國新時期參與全球化所面臨的重要理論領域來看待，給予研究資源的傾斜和扶持，展開更加系統全面的深入研究，特別要把國際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和發達國家處理企業社會責任的經驗與我國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為政府和企業的決策提供切實有效的智力支持。
此外，回顧過去幾年企業社會責任在我國的推行歷程，除了跨國公司成為我國目前最主要的企業社會責任推動主體、研究人員逐步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工作外，媒體對企業社會責任知識的傳播和報道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同時有些媒體由於存在不負責任的態度致使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歪曲報道也使社會各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產生誤解。因此，媒體一方面要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程度，加大報道傳播篇幅和力度，另一方面也要承擔起准確傳播和報道的職業操守社會責任，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工作。

4. 簡述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內容

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應該承擔對政府的責任、利益相關方的責任、消費者的責任，以及對社會、資源、環境、安全的責任，保護弱勢群體、支持婦女權益，關心保護兒童、支持公益事業等，其總稱為企業社會責任。

5. 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的文獻綜述

摘 要：西方經濟學家對企業是否應承擔社會責任存在爭論。企業社會責任論的思想基礎是利益相關者理論，而其學術淵源則可上溯至契約理論與產權理論。實業界從不講社會責任到講求社會責任，經歷了一個劇烈的轉變。企業社會責任論的實質是公司基於社會環境的改變，為實現長期發展戰略不斷提升競爭力的一種管理思想。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對我國企業管理具有一定啟示意義。
關鍵詞：企業的社會責任；利益相關者；競爭優勢
一、理論文獻綜述
1．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
企業的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理論可上溯到上個世紀初，但真正對其進行系統研究則是最近幾十年的事。美國管理學大師彼德. 德魯克（1974）認為企業對社會的責任來自於兩個方面：一個領域是企業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另一個領域則是社會本身所具有的問題。里基. 格里芬(1989)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在提高本身利潤的同時，對保護和增加整個社會福利方面所承擔的責任。斯蒂芬. 羅賓斯(1991)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是指超過法律和經濟要求的、企業為謀求對社會有利的長遠目標所承擔的責任。他還區分了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兩個概念。一個企業只要履行了經濟和法律責任，就算履行了社會義務。而社會責任則是在社會責任的基礎上加了一個道德責任，它要求企業分清是非並遵守基本的道德准則。哈羅德• 孔茨(1993)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認真地考慮公司的一舉一動對社會的影響。
我國學者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研究主要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開始的。高巍（1994）認為企業在追逐利潤，謀求自我生存與發展的同時，還要維護社會和公眾利益，承擔社會發展的責任，如繳納稅金的責任、保護環境的責任和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等。李鴻貴（1995）認為CSR是指企業在組織生產過程中應以積極負責的態度，盡量地使自己的行為符合社會標准，並積極參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個體應包括對消費者的責任、對股東的責任、對國家及主管部門的責任三個方面。張蘭霞（1999）認為，CSR是指企業為所處社會的福利而必須關心的道義上的責任。陳炳富、周祖城（2000）認為廣義的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應承擔的，以利益相關者為對象，包含經濟責任、法律責任和道德責任在內的一種綜合責任。狹義的CSR主要是指道德責任。鄭孟狀、潘霞蓉（2003）認為CSR是企業在謀求股東利潤最大化之外所負有的維護和增進社會公共利益的義務。
本文以為，企業的社會責任應包含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指企業遵守最起碼的倫理規范與社會准則。如公平交易、誠實信用、遵紀守法等，大致與陳炳富、周祖城所說的經濟責任、法律責任一致。第二個層次是指企業在遵守社會基本倫理規范的基礎上，對雇員、供應商、顧客、管理者及當地社區所承擔的道德責任。本文討論的主要指後者。
2．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基礎
從以上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定義中可以看出，CSR的實質是社會對企業的一種軟約束，企業可以承擔，也可以不承擔。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企業到底有沒有社會責任？企業應不應該承擔社會責任？對此西方經濟學家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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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盈利性機構，其首要責任就是盡可能多地賺錢，為股東利益服務，除此以外沒有其它社會責任。他們信奉的格言就是：「Business`s business is business」。亞當• 斯密是這種觀點的早期倡導者，他認為人們在自利本性的激勵下會自動增加整個社會的經濟財富，而一隻看不見的手會引導和提升一個社會的福利水平。從這個角度講，企業是一個超道德（amoral）的實體，它只管盈利，提高企業所有者的利益。社會責任則通過法律法規來實施，而這主要是政府的責任，而非企業。
托馬斯• 霍布斯以及約翰• 洛克的哲學也是這種邏輯思想的反映。而這一思想最有名的支持者則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米爾頓• 弗里德曼。弗氏是一位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大師，在1970年給紐約時報寫的那篇引發了一場有關企業CSR的大論戰的文章中，他分別從經濟角度和哲學角度闡發了自己的觀點，後者包含了自由，個人主義，以及避免市場合謀現象的存在，認為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神聖不可侵犯，它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前者認為，個人可以同時投資於資本市場以及把一部分所得利潤用來作公益事業。當然，社會公共品也可以讓企業以CSR的形式來提供，但一般來說，由CSR形式提供的公共品給個人帶來的效用是比不上個人自由捐贈所帶來的效用。因此，弗里德曼（1970）被廣泛引用的一句名言就是：「企業有且只有一個社會責任——利用資源並在游戲規則許可的范圍內提高盈利能力，也就是說，在一個開放與自由競爭的條件下誠實無欺地從事交易活動。②」
在弗里德曼的分析框架里，企業是由股東所擁有的，股東跟企業管理者之間是委託-代理關系。企業的管理者只是企業的雇員，其責任就是在遵守社會基本秩序（包括法律上的，倫理習慣方面的）的前提下，根據所有者的意願來管理企業，為股東盡可能地增加利潤。如果在此基礎上還要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那無異於管理者不經股東、顧客和雇員的同意就用他們的錢來解決社會問題，這實際上是變相地向他們征稅，把政治機制擴展到經濟領域，從而根本上破壞了個人的自由和市場經濟制度按照這一關系，管理者是服務於股東的利益的，是不允許出現損害股東利益的現象的。進一步說，這一論斷是由著名的費雪分離定理（Fisher』s separation theorem）引申過來的，費雪分離定理的原意是說，個體（指股東）在生產（這里指獲取利潤）和分配（包括個人消費和捐贈）之間是可以分離的，即可以先最大化股東利潤，再把所得利潤在個人消費和個人捐贈之間作分配。在這里，由於社會公共品是非貿易品，不滿足費雪分離條件的前提假設。但是盡管如此，我們可以把股東的決策拆分成，投資於一家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然後再把所得利潤的一部分作個人捐贈，這一決策過程也可以由直接投資於一家CSR企業來形成，股東既可以獲取部分的利潤回報（financial returns），還可以從CSR企業用另一部分利潤來提供的公共品中獲取一定的社會回報(social returns)。
弗里曼（Freeman，1984)在反駁了弗里德曼的「委託關系」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認為管理者不應該只對股東權益（Stockholder Interest）負責，還要考慮滿足其它利益相關者的需求，比如工人，消費者，供應商以及社區組織等。「利益相關者」理論的根源則是契約理論。根據契約理論，企業是由各個利益相關者構成的「契約聯結體」。這里的利益相關者（stakeholder）是與股東（shareholder）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弗吉尼亞大學企業管理的教授愛德華• 弗里曼（Edward Freeman, 1983）對此有過不止一個的定義。他認為，利益相關者是指那些由於企業行為會受益或受損，以及他們的權力會因為企業行為遭到侵犯或加強的群體和個人。或者是對企業有利益要求權的群體，具體包括供應商（suppliers）、顧客（customers）、員工（employees）、股東、當地社區（local community）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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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管理者(management)。弗里曼和里德（1983）還區別了兩種意義上的利益相關者定義，從狹義上講，它是指對企業的生存和成功有決定意義的群體。從廣義上講，它是指那些能夠影響企業並受企業影響的個人和群體。企業不僅僅是獨立的生產者或法人，它還是依託於各種利益相關者基礎上而存在的一個實體，因此企業從根本上講是利益相關者之間一組契約的聯結點。這就是與股東利益至上理論相對應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另外，有其它學者也是從「利益相關者」理論出發來考慮CSR，但強調的是「利益相關者理論中的倫理&道德問題」，以及「基於企業跟各利益相關者的重復博弈過程中而建立起來的信任合作關系」，認為這些都會增進企業的市場價值和績效水平（Donaldson1990,Donaldson和Preston1995）。
從產權理論的角度分析，「利益相關者」理論的鼓吹者認為產權概念十分復雜，單獨依靠某一個「個體判斷」理論來描述產權是不完整的。產權是可以分割的，從多元理論的角度出發，公司控制權一部分賦予股東，另一部分由利益相關者掌握。因此唐納森和普雷斯頓（T. Donaldson、 L. E. Preston 1995）指出：「只要一種多元的產權理論能夠被掌握，那麼產權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之間的聯系就是顯而易見的。」顯然，「股東利益至上」理論是主張企業無社會責任的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基礎，而「利益相關者」理論則是企業社會責任論這一學說的濫觴。而從學術淵源上看，兩者都可以從契約理論與產權理論中找到自己的根據。利益相關者認為企業作為合法實體和眾多個人所組成的集體，CEO和高層管理者被僱傭是為了實現所有者和股東利益最大化。但是為實現這一目的，企業對一系列利益相關者應承擔相應義務。所以，企業對所有者的義務雖是第一位的，但為了生存和更好發展，它必須對企業內外的一系列利益相關者的要求作出適時合理的回應。這樣，利益相關者理論的一個基本結論就是：企業應合理合法地追求經濟效益，同時應該對利益相關者承擔社會與道德的責任。 6
除了上面介紹的股東利益至上論和相關利益者理論以外，還有其它幾種用來解釋CSR的主流理論，比如企業的資源觀（Resource—Based View of th Firm ）以及企業理論（Theory of the Firm）等。最早使用企業的資源觀來分析CSR的是Hart(1995),他認為，對某些產業以及公司來講，用在環境投資上的社會責任可以構成企業持續競爭力的一種重要資源或者能力。Mc Williams,Van Fleet和Cory(2002)運用同樣的理論得出，CSR這種企業策略行為可以被用於建立並且提升可持續的競爭優勢。
運用企業理論來分析CSR，可以得出許多有價值的結論：「CSR是企業用來吸引那些有社會責任感的消費群體，企業在提供公共品的同時其實就是在實施他們的市場/商業策略。」（Baron,2001）.而針對消費者在面臨私人品和公共品時的信息不對稱的情況（information asymmetry）,Fedderson和Gillgan(2001)就認為：那些非政府機構（NGO）在消費者降低CSR實施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程度，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有些學者如Waldman,Siegel和Javidan則強調了「CEO的領導能力在CSR實施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一個更加有頭腦有眼光的CEO一般會更傾向於實施那些策略性的CSR行為。」以上的理論分析都只是對CSR作比較定性分析的，而Mc Willams和Siegel(2001)對CSR從需求/供給角度進行了成本/.收益的定量分析，從而推算出了最優的CSR水平。
另外一些學者也通過其它一些理論來試圖解釋CSR,比如Donaldson(1990)的管家理論（Stewardship Theory）就認為，管理者有道義上的責任去做「正確的事」（do the right thing），而這時就不用考慮這類行為會不會影響企業績效。Jennings和Zandbergen(1995)用制度分析方法，強調了制度對CSR企業要形成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組織（ecologically sustainable）當中所起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的觀點看，企業社會責任無疑是一種制度安排。制度通過提供一系列的規則以界定人們的選擇空間，約束人們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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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關系，從而減少環境中的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進而保護產權，增進生產性活動。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地創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規，我們稱之為「硬約束」。非正式制度是人們在長期的交往中無意識地形成的行為規則，具體包括價值信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風俗習性、意識形態等形式，我們稱之為「軟約束」。如果企業社會責任放在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那麼很顯然，企業對社會的道德責任則是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
3．企業社會責任的本質
從靜態角度來看，那些實施CSR的企業他們的股價（市場價）往往是低於那些利潤最大化的企業的，因為股東對CSR帶來的效用評價比不上自已捐贈所帶來的評價，這種對CSR的低評價，反映在市場價值上，就是那些利潤最大化的企業他們的股價要高於那些CSR企業的股價，也就是說實施CSR是要有一定成本的。但這種成本不是由投資者（股東）來承受的，因為一旦他們理性地預期到了CSR企業會把一部分利潤用於作公益事業，這類企業的股價便會隨之下降，這使得他們購買股票的成本下降，而這種成本的下降程度剛好可以彌補投資CSR企業跟投資利潤最大化企業給他們帶來的效用評價上的差異。從理論上我們可以知道肯定存在著一種均衡的評價比例（即由企業的CSR行為帶來的效用跟自己捐贈的效用的比例，一般來說，這個比例都會小於等於1），使得股東在投資CSR企業和利潤最大化企業之間是無差異的。低於這個比例的，則會偏好於投資利潤最大化企業。同理，高於這個比例的，則會選擇投資於CSR企業。
由於股東不承擔CSR的成本，這種成本就必須由創立企業的企業家來承擔。John Mackey(2005)，這位whole Foods的CEO就曾表達過這種觀點。
Vogel(2005)曾經給出個CSR的定義，就是：「那些旨在改善並提升工作環境，並且作出對社會有益的行為。而這些行為是不屬於企業需要履行的法

http://www.ncer.tsinghua.e.cn/lunwen/paper2/wp200606.doc
【摘 要】企業得以可持續經營，僅僅考慮經濟因素對股東負責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同時考慮到環境和社會因素，承擔起相應的環境責任和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應由董事會承擔，而不是股東、債權人或者企業的管理者直接承擔。本文通過分析財富雜志評選的二十家「最受尊敬的企業」，討論董事會承擔的企業社會責任一般通過怎樣的機構和制度來實現。目前，國外先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實現方式主要有兩種：董事會決策模式和董事會承擔、經理決策模式。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 利益相關者 董事會

企業社會責任及其承擔*
寧向東 吳曉亮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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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改革文獻綜述
許多在微觀層面研究中國國有工業企業改革的文獻發現它們的業績是增長的。這些文獻包括陳等（1988）、道拉（Dollar,1990）、高登和李（Gordon and Li, 1991）、哥諾斯等（Groves，1994，1995），傑佛遜等（Jefferson,1992,1994,1996）和肖耿(1991)。
基於對國有企業業績的這樣一個正面評估，林毅夫等（Lin et al.,1997）、麥克米蘭和諾頓(McMillan and Naughton，1992)、諾頓(Naughton，1995)和羅斯基(Rawski，1994)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可以不經過私有化而改進，他們並且認為，非國有企業被允許進入市場從而為國有企業創造競爭環境，因此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必要的。
胡永泰(Woo et al.1994)、薩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7)、白重恩等(Bai et al 1997)等對在微觀層面對國有企業業績表現的正面評估提出了質疑。樊剛和胡永泰（Fan and Woo,1997）、沈聯濤和肖耿(Sheng and Xiao, 1995)、世界銀行(World Bank, 1996,1997)等則發現在總量水平上國有企業業績在逐步惡化。肖耿（Xiao,1991,1997）以及其他研究者發現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在生產率和增長兩方面都存在較大差異。基於對國有企業的這類負面評估和其他國有的改革經驗，帕金斯(Perkins,1994)、薩克斯和胡永泰(Sachs and Woo,1997)、胡永泰(Woo et al.，1994)、沈聯濤和肖耿(Sheng and Xiao, 1995)、世界銀行(World Bank, 1996,1997)和肖耿（Xiao,1997）等因而強調了產權和所有權改革的重要性。車和錢（Che and Qian, 1996），李(Li, 1996)，魏茲曼和肖(Weitzman and Xiao, 1994)、錢(Qian)和肖(Xiao,1991)運用產權方法研究中國企業問題。這些研究強調了政府控制對企業正面和負面的影響、以及委託-代理問題；卻很少注意到國有產權承擔著無限責任的問題。一般而言，這些研究關注於國家所有制與產權錯配在微觀上的意義，而沒有分析這種錯配的宏觀意義。樊剛和胡永泰（Fan and Woo,1996）、沈聯濤和肖耿(Sheng and Xiao, 1995)以及肖耿（1997）將國企差勁的激勵機制和中國宏觀經濟不穩定聯系了起來。沈聯濤和肖耿(Sheng and Xiao, 1995)以及肖耿（1997）運用產權理論探討了許多在中國改革中與產權和所有制有關的許多問題。這些研究與本文的研究主題相一致。布勞德曼和肖耿(Broadman and Xiao,1997)是一項運用同樣方法的早期研究，而且所使用的數據也較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