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談NAFTA及其效應分析

『壹』 美國推行的孤立主義政策違背了當今政治、經濟發展的哪些趨勢

地處與傳統世界中心歐亞大陸隔絕的新大陸，美國自建國以來便有著濃厚的孤立主義思想淵源。孤立主義一直是美國各種意識形態主義的重要分支，隨著國內政治的發展以及美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化，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對美國對外政策產生深刻的影響，並且塑造著美國與世界的新關系。理解美國孤立主義的發展脈絡及其對全球化的影響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特別是隨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的孤立主義又有了新的發展，其與全球主義此消彼長，共同推動著美國對外關系的未來發展。本文結合當前美國孤立主義主要聚焦於經濟領域這一實際情況，側重從經濟角度對美國孤立主義及其對全球化的影響進行重點分析。
美國孤立主義的歷史脈絡
《韋氏第3版新國際英語足本詞典》中對於孤立主義的界定是：「故意迴避結盟或其他政治、經濟關系，以讓自己直接與其他國家隔絕開來的國家政策。」瑪麗恩·史密斯（Marion Smith）①在其一篇關於美國孤立主義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孤立主義」作為一個完整和連貫的大戰略，是由經濟孤立或保護主義、軍事和外交不幹涉以及文化上的隔離共同組成。②追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義」現象，通常認為其最早出自於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外交理念中的「中立主義」原則。尤其華盛頓那句「我們是為我們自己行動，不是為別人而行動」的名言，成為「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宣言。總體上，自華盛頓總統以來的孤立主義，既有政治方面的表現，也有經濟方面的表現，而且兩者有時並不同步：當政治孤立主義興起之際，經濟層面並不孤立，而是保持一個總體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環境；而在經濟孤立主義抬頭之時，政治孤立主義卻影響有限，美國依舊積極參與外部事務。
以經濟孤立主義為脈絡梳理美國的立國與對外經濟關系，不難發現總體上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孤立主義基礎之上的。在美國歷史上，甚至曾有過幾乎完全隔絕與外部貿易的時期。為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競爭，美國對外國產品徵收高額關稅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更是常在國內和國際形勢相對不利時回潮。
1807年至1809年失敗的禁運。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法兩國再次捲入戰爭，兩國互相使用封鎖政策遏制對方。作為總體戰略的一部分，英國加強在海上搜捕中立國船隻，危及到作為中立國的美國的利益。為避免捲入英法戰爭，美國頒布了《1807年禁運法案》（Embargo Act of 1807），禁止任何船隻由美國港口出發，駛往外國港口，僅允許外國船隻交付某些進口商品。此舉幾乎等同於對國際商業實施了完全禁運。傑斐遜原本期望通過讓英法兩國失去美國的產品和市場，來對兩國施加經濟壓力。但英國很快以西班牙及其美洲屬地取代美國，成為其新的貿易夥伴；法國則通過加大對義大利的控制和掠奪，使得禁運政策給英法兩國的經濟壓力遠遠小於預期。
禁運實施後僅一兩個月，美國主要的出口商品棉花、麵粉、煙草、大米的出口額急劇下降，減少了三分之一，而進口商品價格則相應提升了約三分之一。1808年，美國出口總額下降了八成，進口額減少了六成，政府關稅接近於零，航運業接近崩潰。禁運使得美國通貨膨脹嚴重，導致建國以來的第一次經濟蕭條。根據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A. Irwin）統計，禁運給美國造成的靜態福利損失約為GDP的5%③，可見代價之大。國會最終在1809年3月廢除了《禁運法案》。而傑斐遜總統本人在此經歷之後，開始堅決反對經濟上對外孤立。
美國內戰後的孤立主義。美國內戰結束後的40年間，主張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基本控制了國會和總統，徵收高額關稅一度成為美國的主要經濟政策，旨在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競爭。但另一方面，美國又積極爭取擴大產品出口。從短期來看，這種經濟政策確實會給美國帶來大量的貿易盈餘，但相互矛盾、不公平的貿易政策也從根本上破壞了當時的國際貿易體系。持續對他國產品徵收高額關稅，必然嚴重抑制美國與他國的經濟聯系，阻礙美國產品進一步出口擴張，最終會傷及自身利益。因此，1912年民主黨的威爾遜政府上台後，美國逐漸轉向貿易自由主義，並在1913年通過《安德伍德關稅法》，大幅度降低保護主義關稅，改變了自美國內戰之後較長一段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
20世紀20至30年代的孤立主義。一戰之後，出於強烈的厭戰情緒，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思潮強烈。而一戰結束後的凡爾賽體系過於懲罰和報復德國的舉措、重建金本位的錯誤意圖和各國尋求民族主義特徵的「以鄰為壑」政策等因素疊加，使得世界經濟始終未能復甦。④當1929年大蕭條來臨之際，美國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關稅提高到美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旨在保護本國製造商不受外國競爭的影響。根據該法律，有75種農產品和925種工業品提高了關稅率,其中農產品關稅的平均水平從20%提高到34%,全部關稅的總平均水平從33%提高到40%。1933年，羅斯福總統更是決定脫離金本位，進一步使得美國脫離世界經濟。但此舉並沒有抑制經濟形勢的繼續下挫，反而使得各國爭相效尤，世界經濟破碎成由幾個核心區以及它們邊緣國家構成的相對孤立的集團。⑤自由世界經濟秩序的崩潰使得大蕭條愈發嚴重，法西斯勢力崛起，並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二戰後的美國孤立主義。二戰後美國經濟、軍事、科技等各方面都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美國一國的經濟就超過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50%。⑥在與蘇聯爭奪全球霸權的冷戰期間，美國精心構建了一個覆蓋全球的同盟和聯盟體系，主導並控制了國家交往和交易方式的國際機制網路。此外，通過石油和美元掛鉤、廣場協議等做法，鞏固了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隨著蘇聯解體，更是出現了由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在這個新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充分反映了美國的霸權利益，按照美國式的架構方式和組織原則進行運作。即便如此，孤立主義的思潮並未絕跡於美國的話語體系。每當國際或者國內形勢不利於美國時，美國民眾的孤立情緒便會高漲。20世紀90年代初，著名的保守主義和新孤立主義支持者帕特里克·布坎南就曾經打著「美國優先」的旗號參加美國總統大選，大力鼓吹美國不應該作為世界警察，而應該將國內需要放在政策的中心地位。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孤立主義思潮並未銷聲匿跡。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鼓吹美國利益優先，高舉保護主義大旗，戰勝民主黨希拉里贏得了總統大選。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數度公開宣稱只代表美國利益，不代表世界利益。在各項政策中，最為體現特朗普施政風格的舉措有二：一是正式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二是宣布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重啟談判。在特朗普看來，TPP和NAFTA更多是美國提供公共產品，而讓其他國家搭便車的「賠本買賣」，並不公平。這兩大舉措顛覆了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歷任總統提倡的全球擴張和自由秩序戰略，體現了鮮明的孤立主義色彩。
當前美國孤立主義抬頭的原因
孤立主義一直存在於美國各種思潮之中，從未消寂。這是由其政治哲學傳統和地理天然位置所決定的。但是，此輪以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為標志的孤立主義浪潮，卻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反映了美國國內以及美國和世界關系的新變化。
一是美國國力相對衰落，未來發展較為悲觀。美國孤立主義的興起往往與外部世界的動盪或者本身國力的下降高度相關。外部世界風險越大，國內孤立主義情緒越濃。當前，世界總體處於和平發展當中，局部地區雖有動盪，總體安全可控，沒有大國戰爭風險。因此，美國國力相對衰落成為此輪美國孤立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2007年金融危機是美國國力相對衰落的標志性事件。從經濟實力看，經過此輪金融危機，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顯著上升，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力有所下降，由此形成東方世界重新崛起之勢。根據匯率法計算，中國佔美國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20%左右上升為2016年的61%左右。⑦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GDP甚至早在2014年便已經超過美國。從發展後勁看，歷經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美國國力透支嚴重，聯邦政府負債率迅速上升，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國內經濟發展動力長期不足。而中國等國家的經濟發展在社會組織、財富創造以及積累方面表現似乎更佳。國力的此消彼長導致美國精英逐漸對美國國際領導地位感到悲觀，認為美國的相對衰落是一種歷史性趨勢。美國民眾對美國國力的看法大致也是如此。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美國人對國家未來發展預期普遍不容樂觀。2016年甚至有超過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國家發展方向是錯誤的。在國力相對衰落的趨勢之下，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全球的地位相比以前不那麼重要。根據2016年的統計，甚至有49%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積極參與全球事務極可能使得「事情變得更加糟糕」，而2014年這一比例為40%。
二是美國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導致民粹主義興起。美國實力下降不僅表現在國家間的實力對比上，更表現在美國民眾日常生活水平的下降。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美國中產階級規模的萎縮。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社會結構呈現出顯著的橄欖型特徵。中產階級長期占據著60%左右的規模，而貧窮者和富人處於橄欖結構的兩端，均為少數。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收入水平及其資產，開始不斷下滑。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美國中產階級人數在不斷減少，實際收入水平也在下降。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分析報告，美國中產階級家庭所佔比例從1970年的62%下降到2015年的43%。中產階級的數量逐漸萎縮，甚至已不再是美國社會的最大主體；⑧從收入來看，根據美國統計局數據，2015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約為5.65萬美元，較2014年增加5.2%，出現了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首次年度增長。即便如此，這一數據較2007年的水平仍然低1.6%，較1999年約5.79萬美元的峰值低2.4%。⑨
規模和收入的雙重下降使得美國中產階級在美國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不斷衰落，失落感加重，不滿情緒增加，他們在政治上變得更為激進，越來越多的美國中產階級轉而成為民粹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在找尋「葯方」的時候，很容易狹隘地把全球化和自由貿易作為攻擊目標，認定是全球化以及自由貿易導致問題的出現。加之美國確實存在著製造業外流所導致的就業人數下降以及巨額貿易逆差等問題，民粹主義者更加相信他們的判斷，認為要改變現狀必須採取去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這就出現了民粹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合流。
三是選舉政治需求，特朗普迎合孤立主義。美國孤立主義的高漲既有國家經濟實力和國民收入下降等經濟性因素，也有總統選舉的政治性因素。當前美國孤立主義的抬頭就恰逢2016年總統選舉。在大選期間，政客對於民眾的訴求表現得極為重視，以便獲取更多選票。孤立主義藉助選舉，其影響會在短期內有所放大。在本次總統大選兩黨對決中，各類精英普遍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與希拉里相反，特朗普是反建制出身，劍走偏鋒，求助於孤立主義、本土主義和民粹主義，重視底層白人民眾訴求，主張美國及美國民眾是全球化的失意者和受害者，強調美國外交政策服務於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基本目標，保護美國人民的「自由、安全和財產」才是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⑩在失意的白人中產階層的大力支持下，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作為履行其選舉承諾的必然反映，特朗普反復強調「美國優先」，反對美國過多參與世界事務，耗費過多資源，意圖通過適度戰略收縮，減少國際義務。總體上，特朗普當選之後對傳統主流精英的繼續不信任，是迎合而非抑制、加劇而非緩解了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
事實上，從自身的經商經驗出發，特朗普本人也有較為濃烈的孤立主義色彩。只不過，他的這種孤立主義更體現在精明算計成本收益方面，帶有明顯的商人特徵。在他看來，美國為世界付出更多，但並未獲得相應收益。他甚至認定美國和世界的現有關系損害了美國的利益。因此，如果美國不能從其他國家那裡得到應有的利益，就應在軍事和經濟層面減少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另外，特朗普認為創造一個貌似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的美國形象，可以為美國在與其他國家進行經貿問題談判時贏得有利的談判位置。因為其他國家看到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情緒，會有所忌憚，擔心美國真的實行去全球化，為了拉住美國，從而更有可能答應美國政府的相關要求。
美國孤立主義對於全球化的影響
在國力相對衰落、民眾總體困頓以及選舉政治需求的共同作用之下，當前美國社會中的孤立主義確實有所抬頭，產生的影響將波及各個領域。從全球化的角度而言，美國長期以來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且美國在全球經濟的地位舉足輕重，如果美國國內孤立主義不斷興起，而特朗普政府對於全球化又持有消極的態度，勢必會影響全球化的未來發展，給全球化的動力、理念和利益分配等帶來一定的變化。
全球化短期內會面臨動力不足的問題。總體而言，冷戰結束以來的美國歷任總統對於全球化是提倡並且支持的，因為這符合美國的整體利益，其支持全球化的措施在貿易、金融和投資等領域均有表現。美國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最大市場和第一大進口國。得益於美國以往的支持，全球化勢如破竹，在全球范圍內高歌凱進。如果特朗普政府對全球化降低甚至喪失興趣，全球化將會面臨動力不足的問題。
全球化的推動者既需要足夠的能力，也要有足夠的意願，兩者缺一不可。在短期內，除了美國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既有能力又有意願推動全球化。在貿易領域，美國對於全球化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其是全球最大的市場，諸多國家通過與美國貿易並且從美國那裡獲得貿易順差來獲取外匯儲備。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市場容量，特別是逆差額，能夠與美國相提並論。假如美國中斷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由此消失的市場沒有替代者，貿易全球化會遭遇重大挫折。在貨幣領域，美元事實上是全球准基礎貨幣，美元的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基礎。如果特朗普在貨幣領域也採取去全球化的措施，美元流動性可能會出現不足，進而影響國際金融體系的穩定。
全球化理念會發生變化。全球化發展至今，是有一套話語體系作為理念支撐的，即新自由主義。在原有全球化浪潮中，美國政府大力推行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市場作用、開放經濟和自由貿易。在美國以往政府看來，新自由主義和美國政府所推行的意識形態也大致契合。然而孤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如果特朗普推行孤立主義，會給全球化原有主流理念帶來影響，可能形成某種程度的全球化理念範式轉換。
一是國家行為體影響上升，而市場作用相對下降。特朗普政府維護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優勢，藉助的不是自發的市場力量，而是美國的國家力量。為創造更多就業，帶動製造業迴流，特朗普以政府力量壓迫各跨國企業，促使它們在美國進行更多投資。而按照市場規律，這些跨國公司本應該在其他綜合成本更低的地方投資設廠。二是經濟民族主義理念增強，開放理念有所式微。特朗普政府表現出明顯的經濟民族主義理念特徵。在其就職演講中，特朗普公開宣稱「每一個關於貿易、關於稅收、關於移民、關於外交的決定，都會為了美國工人和美國家庭的利益而做出」，強調「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為先」。⑪這是赤裸裸的經濟民族主義。開放不是特朗普政府的選項。三是保護主義情緒高漲，自由貿易理念受阻。與經濟民族主義相伴相生的，通常是貿易保護主義。特朗普政府的國際經濟政策已經體現出了濃重的保護主義色彩。在關稅問題、匯率問題以及貿易協定問題上，特朗普不僅不諱言其保護主義傾向，甚至為保護主義「正名」，鼓吹「只有保護，才能有真正的富強」。特朗普政府公然的保護主義理念可能會刺激其他國家跟風追隨。假如保護主義理念蔓延開來，自由貿易理念將會受阻。
全球化利益的再分配。說到底，特朗普對於全球化的不滿和指責在於他認為美國沒有在此前的全球化中獲得應得的利益。因此，不同國家關於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爭論，其要害在於利益問題。特朗普旨在捍衛和擴大美國利益的孤立主義路徑確實會對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帶來震動，使得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產生變化。
在各種利益再分配中，有兩種利益再分配尤其引人注目。一是全球化利益在各個國家之間的分配。全球化中有「贏家」也有「輸家」。特朗普認為美國屬於「輸家」陣營。在特朗普針對「不公平」全球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之下，全球化創造的利益分配確實會有所調整。總體上，美國在全球化中的收益相比以前會有所增加，而相應地，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通過全球化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或者從美國獲得大量順差的國家的利益將會相對減少。只有出現全球化紅利的再轉移，美國等國家才會對現有的全球化保持興趣，全球化也才能得以繼續。這也符合全球化「贏家」的長期利益。二是全球化利益在生產要素之間的分配。正如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所揭露的，全球化時代資本比勞動更能帶來財富。特朗普政府試圖提升底層民眾收入以及重視製造業等經濟議程，客觀上有助於提升勞動要素在財富分配中的地位。在全球層面，美國對於製造業的重視以及製造業迴流的政策會引發全球范圍內的產業競爭。為了應對特朗普政府強烈的製造業迴流偏好，各國都力圖促進本國製造業發展，實體經濟受到重視，工人以及勞動的價值得以再發現，而資本的財富創造效應會有所抑制。無論是國家之間的利益再分配，還是生產要素之間的利益再分配，其趨勢是利益分配從相對失衡走向相對平衡。
對全球化影響的制約性因素
盡管特朗普對全球化的消極態度會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是有限度的，不宜過分誇大，更不應據此認為去全球化趨勢將會不可逆轉。在看到特朗普對全球化的抵制態度的同時，更要看到對這種態度的制約性因素。
美國國內制約。孤立主義的抬頭在美國當下確實是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其發生也有著特定的背景。但是，孤立主義是不是美國國內的主導型意識形態？是不是已經完全成為美國對外政策制定的主基調？答案是否定的。美國目前國內尚缺乏全面孤立主義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
一是美國國會態度總體上以溫和為主。2016年美國除了總統大選以外，還進行了國會議員選舉。共和黨以顯著優勢贏得了國會選舉勝利。通常而言，共和黨在國際經濟政策上更為主張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反對孤立主義。而根據美國憲法，國會在對外經濟貿易事務有很大的發言權，涉及對外經貿的法律都必須經由國會同意。僅特朗普本人在言辭中表達出孤立主義傾向，並不足以導致嚴重的孤立主義後果。如果其貿然制定孤立主義政策倡議，這些倡議又極可能會因共和黨議員所控制的國會反對而無法轉化為法律。
二是美國主流精英並未轉向孤立主義。如前所述，美國此次孤立主義更多的是和民粹主義相結合，中低收入階層的孤立主義情緒濃重。在競選過程中，反建制出身的特朗普迎合中低收入群體，體現出鮮明的孤立主義色彩，遭遇到以各派精英為主的建制派的強烈抵制。建制派普遍反對特朗普也從側面證明了美國主流精英圈是反對孤立主義的，仍主張美國要繼續在全球政治和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當前特朗普政策中所展現出來的孤立主義，是其政治上的反建制主張在經濟上的延續。但沒有精英支持的孤立主義，即使反映了部分民眾的呼聲，也會因缺乏持久性而難以順利轉化為政策。
三是美國跨國資本利益集團不支持孤立主義。雖然美國製造業似乎遭受了全球化的不利影響，但美國資本卻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國資本藉助全球化進行產業布局分工，謀求利潤最大化。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進程就是包括美國資本在內的資本全球化過程。如果美國政府制定孤立主義政策，美國資本獲取利益的空間將會縮減，甚至可能面臨其他國家的報復措施。為維護自身利益，美國資本利益集團將會通過各種經濟和政治途徑來約束特朗普孤立主義。
在美國的民主體制下，上述美國各種國內政治力量將會對特朗普行政當局形成有力約束，防止特朗普制定過分偏向孤立主義的政策。
雙邊層面制約。從目前顯露出來的孤立主義端倪看，特朗普政府國際經濟政策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弱多邊而強雙邊特徵。特朗普政府認為多邊渠道對美國多有牽制，美國很難在其中實現最大利益，美國希望與重點國家雙邊談判來維護自身經濟利益。例如，在亞太地區，美國政府退出TPP之後，立即把與日本的雙邊貿易協定作為重點；在北美地區，美國政府希望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分別就北美自由貿易的升級版進行雙邊談判。
既然是雙邊手段，其政策效果就不僅要考慮美國的意圖，也要看對方國家的意願。由於美國雙邊互動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一對一」的方式來更好地施壓，而非進行公平交流來促進共同利益，因此對方很難完全配合特朗普政府。可以預見，無論是在美日雙邊談判中，還是美墨雙邊談判中，美國都不可能逼迫對方完全接受自身訴求。這意味著特朗普想要根本調整雙邊經貿關系的難度非常大。此外，雙邊層面帶來的制約不僅來自於對方，也來自於美國國內。在原有的經濟互動中，美國國內已經形成了利益格局，不同行業和公司在其中損益程度有所不同。特朗普若想重塑原有的雙邊經貿關系，勢必會影響原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那些因調整而受損的經濟利益集團將會對特朗普政府進行游說，然後形成「雙邊問題國內化」情況，進而對特朗普政府形成牽制。
國際制約。對於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義政策傾向，國際因素將變得十分重要。雖然當今世界確實也出現了一些逆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苗頭，但總體而言，特朗普面對的是一個不支持孤立主義的國際大環境。
一是全球化符合絕大多數國家的利益，其他國家希望繼續推進全球化。以金磚國家為代表，二戰後大量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通過參與全球分工實現了本國經濟發展。這些國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從以經合組織成員（OECD）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立場看，大多數國家也都支持全球化。以德國為代表，歐洲國家對於特朗普的孤立主義情緒異常擔憂。至於通常與特朗普當選相提並論的另一起去全球化事件——英國脫歐，從英國的角度，其實不是反對全球化或者支持去全球化，而是想通過「脫歐」改變英國和歐盟之間的關系。因此，從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基本政策看，繼續推進全球化是大方向。為了提振全球化的信心，對沖特朗普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形成的影響，全球范圍內正出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聯合起來推動全球化的新動向。
二是此前全球化所形成的各種國際組織、國際規則和國際制度將對美國形成制約。全球化及全球治理催生了各種國際經濟組織，比如世界貿易組織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這些機構經過長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中重要的政府間組織，在全球化的進程中也積累了大量相對獨立的機構利益，制定了大量的國際規則。例如，在貿易領域，世界貿易組織就有一套成員國共同認可、且對各成員國具有約束力的貿易規則。美國新政府也要在總體遵守國際規則的基礎上來推行孤立主義的各項措施，不能完全無視已有規則。
考慮到目前美國的全球地位相對衰落這一現實，特朗普政府在國際上推行孤立主義還存在一種兩難困境：美國試圖通過孤立主義來扭轉利益「受損」的局面，但由於自身力量下降，全球化進程並不會因為美國反對而終止；美國如果執意通過保護主義措施把自身從全球經濟中剝離，其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以及對全球化的塑造能力將會進一步下降，包括軟實力在內的自身力量將會受到更大傷害。面對這一悖論，美國難以不受約束地切割其與全球經濟的關系。
結語
全球化無論是作為一種思潮，還是作為一種政策，確實都面臨著嚴峻挑戰。尤其是隨著特朗普政府上台，全球化更加面臨源自美國的變數。在特朗普治下，美國不願意再如此前那樣「不計成本」地推動全球化，而是明確把自身利益放在全球利益之前，甚至意圖以全球利益來換取自身利益。這種認知轉變會對全球化產生一定負面影響，可能會使本已遭遇一定挫折的全球化雪上加霜。但需要指出，從目標上看，特朗普反對的不是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對全球化格局中美國所處的不利位置。從策略上看，與其說特朗普政府是擁抱孤立主義，毋寧說其是採取了收費的全球主義。從效果上看，在多重因素的制約之下，美國的去全球化戰略難以產生實質性影響。總而言之，全球化有其自身發展的邏輯，並且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結構的要素之一。它符合世界總體利益，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不會因為特定的政策偏好而發生實質調整。經過一段時間的沖撞式調整之後，美國和世界的關系還將回到全球化的大格局之中。全球化積蓄新的動力將會繼續向前。

『貳』 當代中國對外貿易與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有何不同特點

當代中國對外貿易以20世紀50年代相比有了很大的改善，在對外貿易過程中中國也有了話語權。

『叄』 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對我國自由貿易發展有什麼動態效應

中韓日自由貿易協定經濟效應淺析 摘要：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是促進三國經濟發展、 改善三國貿易結構的重要措施，而現階段自貿區建設進程並不理想。本文首先回顧中韓日對自由貿易區所進行的研究和談判的進程,在此基礎上分析各國的立場及其政策。從短期和長期角度研究FTA將給各國帶來的效應與沖擊，指出中韓日FTA的經濟效應將更多地體現在促進相互貿易及經濟增長等長期的動態效應上。 一、前言 盡管1980年代末期以後，作為經濟一體化的形式，雙邊及有限多邊FTA在全球范圍內迅速擴展，但中韓日三國似乎沒有給予應有的關注。日本一直把推進多邊自由貿易體製作為其對外貿易政策的基礎，對雙邊及地區間的FTA持不積極的態度;韓國作為一個後發工業化國家，能充分享受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好處，因而也就無心涉足FTA;而中國忙於申請加入WTO，自然就無暇關心FTA。 然而，從1990年代末起，由於以下一些原因，使各國逐漸改變了對FTA的認識:其一，WTO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局限性日益顯露，多哈回合談判屢遭重挫;其二，FTA是對貿易自由化的看法比較接近的部分國家及地區的一種自願選擇，所以有關協議容易在短期內達成，是對WTO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補充;其三，在全球范圍內FTA迅速擴大，尤其是歐盟(EU)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經濟效應日益顯現;其四，由於日本和韓國沒有與任何一個國家簽訂FTA，所以兩國的產品和企業在國際競爭中面臨不利的局面;其五，由於WTO有關服務貿易的談判將曠日持久，東亞區域內各國(地區)間有必要率先就服務貿易的相關事宜進行磋商;其六，FTA有利於促進成員國企業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能刺激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其七，東亞金融危機以後，區域經濟合作日顯重要，而FTA被看作是一種有效的方式;其八，各國已基本認識其他國家因締結FTA而蒙受損失的原因，並懂得如何採取相應的措施。 因此，日本逐漸開始重視FTA的作用，對外把FTA作為一個可選擇的貿易政策，對內則把FTA作為促進國內結構改革的催化劑;韓國將FTA看作是擴大區域合作，進一步推進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的重要途徑;而中國則把FTA作為區域內建立未來更緊密經濟夥伴關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研究及談判的進程 1、關於韓日FTA 1998年10月，韓國前總統金大中訪日時發表了面向21世紀韓日夥伴行動計劃，提出了韓日之間建立FTA的構想。之後，圍繞建立FTA問題，韓日兩國民間及政府進行了多次合作研究和正式談判。 首先，從1998年12月至2000年5月，兩國有政府背景的智庫(韓國對外經濟政策研究院(KIEP)、日本貿易振興會-亞洲經濟研究所(IDE))進行了合作研究，並於2000年5月發表了研究成果報告。報告在對韓日FTA的經濟效應作了具體分析的基礎上，認為FTA對兩國不僅會帶來靜態效應，更會帶來動態效應。其次，在2001年3月組織了由兩國產業界代表組成的「韓日FTA商務論壇」，並於2002年1月發表了「盡早推進作為一攬子經濟合作協定的韓日FTA」 的宣言;另一方面，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與日本的經濟團體聯合會共同組織了韓日產業合作研究會，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和交換意見，於2001年11月發表了「面向韓日自由貿易協定的共同聲明」，聲明認為韓日兩國是引領亞洲經濟的重要合作夥伴，建議要盡早締結雙邊FTA。第三，接受研究機構及產業界的建議，在2003年3月的韓日首腦會談上，決定建立由雙方產學研機構組成的「韓日FTA共同研究會」，該研究會至2003年10月共舉行了八次，最後發表了研究報告。報告認為，建立FTA對兩國有實質性的利益，並建議政府盡早開始締結FTA的正式談判。在2004年7月舉行的兩國首腦會談中，曾把2005年內結束實質性談判作為目標，但2004年11月初在東京舉行的第六次談判遭遇了兩國民眾的激烈反對，又由於領土之爭及日本政府的歷史認識問題，導致兩國政治外交關系冷卻，致使韓日FTA至今沒有進一步實質性的進展

『肆』 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主要國家的經濟貿易發展狀況

主要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是第一個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構成的經濟一體化組織。至於各國的經濟貿易發展狀況。

作用：

一、可以充分利用自由貿易區作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進一步擴大地區和國家的出口貿易和轉口貿易，從而提高其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和能級，並且創造更多的外匯收入；

二、可以充分利用自由貿易區作為國際投資中心的地位，利用區內稅收、外匯使用等優惠政策，進一步吸引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

(4)重談NAFTA及其效應分析擴展閱讀：

《美加自由貿易協定》規定在10年內逐步取消商品進口（包括農產品）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取消對服務業的關稅限制和汽車進出口的管制，開展公平、自由的能源貿易。在投資方面兩國將提供國民待遇，並建立一套共同監督的有效程序和解決相互間貿易糾紛的機制。

為防止轉口逃稅，還確定了原產地原則。美、加自由貿易區是一種類似於共同市場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標志著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萌芽。

『伍』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基本內容

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十多年來，雖然對其發展的成果評價不一，存在較大爭議，但無論支持者和反對者，對自由貿易區建立後美、加、墨三國由於取消貿易壁壘和開放市場，實現了經濟增長和生產力提高是基本肯定的。尤其是墨西哥的加入，使得NAFTA成為十年來南北區域經濟合作的成功範例，國際間對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能否通過自由貿易實現經濟的共同增長、邁向經濟一體化的疑問基本得到消除。
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相伴相隨，上世紀下半葉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加快發展的背景下，以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南亞聯盟三大區域合作發展趨勢明顯。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尤為引人注目，因為它是第一個由一個發展中國家墨西哥與兩個發達國家美國和加拿大所組成的非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合作內容主要是自由貿易。三國簽定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於1994年1月1日起實施，十多年來，已發展成為囊括了 4.2億人口和11.4萬億美元的國民生產總值、當今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十多年來，北美自由貿易區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促進了地區貿易增長和增加了直接投資（FDI）、發達國家保持經濟強勢地位、發展中國家受益明顯、合作范圍不斷擴大等。
首先，促進了地區貿易增長和增加直接投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自生效以來，由於關稅的減免，有力地促進了地區貿易的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經過10年的發展，NAFTA成員國之間的貨物貿易額增長迅速，三邊貿易額翻了一番，從1993年的3060億美元增長到2002年的6210億美元。由於NAFTA提供了一個強大、確定且透明的投資框架，確保了長期投資所需要的信心與穩定性，因而吸引了創記錄的直接投資。2000年，NAFTA三國之間的FDI達到了2992億美元，是1993年1369億美元的兩倍多。同時，從NAFTA區域外國家吸引的投資也在增長。目前，北美地區佔全球向內FDI的23.9%和全球向外FDI的25%.其次，發達國家繼續保持經濟強勢地位。自由貿易區內經濟一體化加快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交往和產業合作，其中美向墨西哥的出口增加了一倍多，從511億美元增至1072億美元。自由貿易區還強化了各國的產業分工和合作，資源配置更加合理，協議國之間的經濟互補性提高了各國產業的競爭力。如墨西哥、加拿大的能源資源與美國互補，加強了墨西哥、加拿大能源生產能力。特別在製造業領域，墨西哥的人力資源與美國的技術資本互補，大大提高了美國製造業的競爭力，使美國將一些缺乏競爭性部門的工作轉移到更有競爭性的部門，把低技術和低工資的工作轉變為高技術和高工資的工作。在如汽車、電信設備等美國許多工業部門都可以看到這種就業轉移的影響。在美國汽車工業中，1994年以來整個就業的增長速度遠遠快於NAFTA之前的年份。以至美國緬因大學加拿大和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彼得·莫里奇在談到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時指出：「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是在一種促進競爭力的新的國家戰略中的關鍵因素。」
再則，發展中國家受益明顯。一般認為，在北美自由貿易區中，發展中國家墨西哥是最大的受益者。加入NAFTA 以來，墨西哥與夥伴國的貿易一直增長迅速，從1993年至2002年，墨西哥向美國和加拿大的出口都翻了一番，變化最明顯的是墨西哥在美國貿易中的比重，其出口佔美全部出口的比重從9.0%上升到13.5%，進口從6.8%上升到11.6%.墨西哥與NAFTA夥伴國的貿易占其總GDP的比重，從1993 年的25%上升到2000年的51%.墨西哥在加入協定後，其進口關稅大幅度下降，對外國金融實行全面開放，加上擁有的大量廉價勞動力，使大量外國資本流入墨西哥，FDI占國內總投資的比重從1993年的6%增長到2002年的11%，到2001年，墨西哥的年均累積FDI已達到1119億美元。
最後，合作范圍不斷擴大。近年來，NAFTA南擴趨勢明顯，有關成員國在2005年1月1日前完成了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的談判。在NAFTA中佔主導地位的美國除了把NAFTA看作增加成員國貿易的手段外，還把NAFTA看作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以及向美洲和全球貿易自由化擴展的重要工具，因此美加兩國和墨西哥簽訂的協議在很多方面都是樣板性的。隨著「9.11」之後美國貿易政策變得更加外交化， NAFTA已成為美國實現區域貿易對外擴張的樣板，開始向FTAA擴展。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三國合作的初衷，給三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同時，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給南北國家在區域范圍內利用自由貿易區進行合作開創了先河，從而給世人以巨大的啟示，具有一定的示範效應。另外，作為區域經濟合作的形式之一，自由貿易區也充分發揮了其優點，證明了其的有效性。在經濟利益方面，北美自由貿易區為三國取得了以下宏觀利益。
第一，規模經濟效益：北美自由貿易區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很容易從其規模經濟中獲益，降低平均成本，並在此基礎上取得競爭優勢。
第二，實現優勢互補：三國經濟水平、文化背景、資源稟賦等各方面的差異，使得區域內經濟的互補性很強，提供了更多的專業化生產和協作的機會，促進了三國整體經濟的發展。
第三，改善投資環境：《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在行業慣例、服務貿易、投資規則、爭議解決等方面均有詳細的規定，這些規定具有穩定性和可預測性，有利於在法律制度的層面上增強北美地區投資人的信心並保障他們的利益。這種宏觀利益的表現就是，近幾年來，北美自由貿易區無論是在商品進口總額還是在出口總額方面都保持國際貿易地區份額的首位，遠高於排名第二的歐盟國家的相應總額，已經佔世界進出口總額的1/4左右。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對美、加、墨三國各自的經濟發展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美國從中至少獲得了五個方面的利益：
擴大了對加、墨兩國的出口；
能夠進入墨西哥的能源、金融、電訊和服務等領域；
可以充分利用墨西哥的廉價勞動力；
擴大了就業機會，實現了產業結構快速升級；
增強了國際競爭力。
加拿大獲得的利益主要包括擴大了對美、墨兩國出口，促進了對美、墨兩國投資，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等。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最大受益者，北美自由貿易區促進其國內的經濟增長，吸引了大量外資，並引進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這樣，墨西哥已成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和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在示範效應方面，北美自由貿易區在理論和實踐上對利用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來發展區域經濟貿易都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傳統理論認為，只有在經濟發達的國家之間，才能通過實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自由貿易、共同市場等政策來建立成員國間的公正、平等的市場競爭，優化資源配置，推動技術進步，擴大經濟規模，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率，達到各成員國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目的。經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很難結成經濟集團，因為兩者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過大，民族經濟利益往往矛盾尖銳，很難實現真正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即使能夠達成某種經濟或貿易協定，發展中國家往往也會始終處於被動地位，難以擺脫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控制。
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功運作打破了這一傳統理論認識。如前所述，與歐洲聯盟、南方共同市場等其他類型的經濟一體化組織相比，北美自由貿易區最明顯的特點在於其是典型的南北合作型、大國主導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這表明，隨著冷戰的結束和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演變，當代國際經濟貿易已經發生重大轉變，經濟的區域一體化與多極化呈現出交織發展的態勢。發展中國家在當代世界格局中的戰略地位也已發生變化，即由過去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政治上和軍事上爭奪的「中間地帶」，轉而成為發達國家爭奪貿易、投資場所和經濟勢力范圍的戰略要地。這種多角色的轉變，對於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來說都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特別是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進行平等的經濟合作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在這方面，北美自由貿易區為在經濟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建立南北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提供了成功的範例。這表明，在當前的新形勢下，南北關系應是一種雙贏而不是零和的關系。由於南北區域經濟集團化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基礎之上組建的超越經濟發展水平、甚至超越意識形態障礙的區域經濟集團，這有助於突破美、歐等發達國家超越意識形態障礙，改變過去對發展中國家的歧視政策。從這個意義上說,南北區域經濟集團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展創造一種平等的競爭環境。從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考慮，北美自由貿易區也證明自由貿易區是差距較大的國家之間進行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非常明智和適當的選擇。
由於美、加、墨三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因此尚難以實行其他高級類型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式，因為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等形式對於成員國有較強的經濟趨同要求；而自由貿易區則僅以削減和取消關稅壁壘為主要目標，成員國間發展水平差距大些也無大妨礙。實踐證明，只要在削減和取消關稅壁壘的步驟和時間表上能夠堅持互利互惠和協商一致的原則，並適當照顧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成員國的利益，可以使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達成共識而共建自由貿易區。事實上，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後，身為發展中國家的墨西哥與美國、加拿大比較成功地實現了資源互補和共同發展，綜合經濟實力和人民生活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這就充分證明在相鄰相近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可以實行區域經濟一體化。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成功經驗證明，政治、經濟、貿易、文化各方面差異較大的國家也可以走到一起來組成區域性經濟貿易組織，以共同推動區域經濟貿易的發展。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間實行區域經濟一體化完全可能，也說明自由貿易區是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實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合適形式。這也是北美自由貿易區的最大研究意義和價值所在。

『陸』 nafta對拉丁美洲的影響

NAFTA 即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由美加墨三方於92年簽訂、94年元旦起生效和實施。

內容:
①關稅相互減免；
②取消進口限制；
③堅持產地規定；
④政府采購協定；
⑤鼓勵投資；
⑥擴大相互金融服務；
⑦發展相互自由運輸；
⑧鼓勵保護知識產權；
⑨協商爭端解決機制等。在1994年，國會贊同NAFTA，並且，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將其寫入法律。今天，這3個NAFTA成員國已經有417million共同人口和超過$11trillion的國內生產總值。

NAFTA的建立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是美國、加拿大及墨西哥在1992年8月12日簽署了關於三國間全面貿易的協議。與歐盟性質不一樣，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不是凌駕於國家政府和國家法律上的一項協議。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於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並同時宣告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rea ，NAFTA)正式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區擁有3.6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約6.45萬億美元，年貿易總額1.37億美元，其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都超過歐洲聯盟，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加快，日本對美、加市場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簽署的最初儀式也採取了咄咄逼人的進攻策略，美、加兩國在國際的經濟地位和競爭優勢相對減弱，這使雙方都意識到進一步加強雙邊經濟貿易關系的必要性。1980年，里根在競選美國總統時就提出一個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諸國在內的「北美共同市場」的設想。加拿大1983年也提出了關於建立美加自由貿易區的設想。1985年，美、加兩國開始進行有關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1988年6月2日，美加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簽署，1989年1月1日，該協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是在1989年美加自由貿易協定基礎上的衍生。 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是一項國際協議，與條約非常的類似。 在美國法律中，它被作為國會-行政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第一條有明確規定，墨西哥、加拿大、美國根據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基本原則，正式建立一個自由貿易區。其成立宗旨是：取消貿易障礙，創造公平競爭的條件，增加投資機會，對知識產權提供適當的保護，建立執行協定和解決爭端的有效程序，以及促進三邊的、地區的以及多邊的合作。三個會員國彼此必須遵守協定規定的原則和規則，如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及程序上的透明化等來實現其宗旨，藉以消除貿易障礙。 在權利方面，自由貿易區內的國家，貨物可以互相流通並減免關稅，但對貿易區以外的國家，則仍然維持原關稅及障礙。 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立後對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經濟貿易的影響，依據美國對外貿易統計資料顯示：北美自由貿易區自1994年成立後，不但成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至2000年，美國與墨西哥兩國進口貿易總額每年均呈顯著的成長，惟美國輸往加拿大的成長，在四年前呈大幅增加，自1998年開始呈遞減的趨勢，美國、墨西哥之間因北美自由貿易區使得墨西哥出口至美國受惠最大。

NAFTA對農業的影響

從NAFTA最初的協商開始，農業就一直是具有爭議的議題，在WTO架構下所簽署的任何自由貿易協定都引發類似的問題。農業是唯一未經三方共同磋商簽訂的部分，而是經由雙邊磋商共簽署了三個分別的協定。加拿大與美國的協定包含了農業產品的限制及關稅配額，主要是糖、乳製品、家禽類；墨西哥與美國的協定則准許分階段實施的貿易自由化。 美墨農業協定的整體效應是具有爭議的，墨西哥並未具備競爭化所需的基礎建設投資，諸如完整的鐵、公路運輸系統，這使得該國的貧窮民眾陷於更困難的環境之中。不過，有認為造成農村貧窮的原因不能歸咎於NAFTA，事實上，墨西哥的農業出口從1994到2001年間每年平均增加了9點4個百分點，相對於此，進口僅增加了百分之6點9。 墨西哥的玉米產量在NATFA實施之後雖然有所增加，但是，該國內部對於玉米需求程度超出了可以供應的范圍，使得進口變得迫切，遠超過墨西哥最初所協商的農業配額。Zahniser與Coyle指出，墨西哥的玉米價格，受到國際價格的影響，呈現戲劇化的降低，然而，由於前總統Vicente Fox的補貼政策，彌補實質所得的損失，使得玉米的產量自2000年以來仍然維持穩定的局面。 一個刊載於美國農業經濟學期刊的研究指出，NAFTA使得美國對於加拿大、墨西哥的農業出口增加，即使大部分的增加是發生在批準的十年之後，這項研究的重點是在於逐漸實施協定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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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

美國於西元2000年時對於美國玉米農民的補貼達到101億美元，多達墨西哥政府當年農業預算的10倍。 不過，也有研究認為NAFTA並非造成玉米農窮困的原因，指出這種情形早在簽訂NAFTA的十年前就已存在，反而玉米的產量於於1994年NAFTA生效後有所增加，並且，美國補貼政策是否對墨西哥玉米價格造成可得計算的影響也不明確，盡管多數認為美國取消農業補貼政策是有利於墨西哥農民。

『柒』 北美自由貿易區對其他成員國的影響

1、刺激了經濟的增長。

自1995年從金融危機中恢復以來，墨西哥經濟增長率一直高於整個地區。1996-2002年其年均增長率為4％，高出阿根廷（增長率-0.3％）、巴西（2.0％）和智利（3.7％）。2005年，墨西哥經濟增長了3％。

2、促進了對外貿易的增長。

經過10年的發展，NAFTA成員國之間的貨物貿易額迅速增長。貿易額翻了一番，從1993年的3060億美元增長到2002年的6210億美元 。

變化最明顯的是墨西哥在美國貿易中的比重從9.0%上升到13.5%，墨對美出口額由1994年的510.6億美元擴大到2002年的1430億美元，佔全美進口額的比重從6.9％上升到了11.0％。

(7)重談NAFTA及其效應分析擴展閱讀：

北美自由貿易區協定的宗旨是：

取消貿易壁壘；創造公平的條件，增加投資機會；保護知識產權；建立執行協定和解決貿易爭端的有效機制，促進三邊和多邊合作。

NAFTA的目標是經過10-15年的努力，到2008年，在成員國之間取消各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實現零關稅，實現商品和生產要素的完全自由流動，逐步消除所有貿易和投資限制（幾個敏感行業的過渡期為15年），實現區域內自由貿易。

『捌』 NAFTA談判中 美加墨三國的各自的目標是啥以及希望得到什麼

我也不知道！

『玖』 風險社會存在的問題

隨著人類活動頻率的增多、活動范圍的擴大，其決策和行動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影響力也大大增強，從而風險結構從自然風險佔主導逐漸演變成人為的不確定性佔主導；二是風險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風險。人類具有冒險的天性，但也有尋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來一系列制度的創建為這兩種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實現的環境以及規范性的框架。與市場有關的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場)為冒險行為提供了激勵，而現代國家建立的各種制度則為人類的安全提供了保護。但是無論是冒險取向還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帶來了另外一種風險，即運轉失靈的風險，從而使風險的「制度化」轉變成「制度化」風險。
近代以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塑造出現代風險的基本景觀：人類對社會生活和自然的干預范圍和深度擴大了，決策和行為成為風險的主要來源，人為風險超過自然風險成為風險結構的主導內容；藉助現代治理機制和各種治理手段，人類應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時又面臨著治理帶來的新類型風險，即制度化風險(包括市場風險)和技術性風險。二者成為現代風險結構中的主要類型，具有潛在的全球性影響，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會產生全球性威脅；出現了可能性小但後果嚴重的風險，比如核泄漏。這類風險誘發了全球風險意識的形成，人類在應對風險上有了整體認同。
其他理解
究竟什麼是風險社會呢?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界定。我們可以歸納出三種理解方式：
現實主義
第一種是現實主義者，以勞(Lau) 的「新風險」理論為代表，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是由於出現了新的、影響更大的風險，如極權主義增長，種族歧視，貧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發的事件能導致或引發潛在的社會災難，比如核危機、金融危機等。

風險社會
文化意義
第二種理解是文化意義上，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體現了人類對風險認識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災難悖論」理論 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等人提出的「風險文化」理論。普里特威茨認為，我們已經對技術發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災難有了新的認識。換句話說，我們在風險社會中認識到本來用來解決問題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問題。拉什是從批判貝克等人的「風險社會」理論出發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認為風險社會概念無法准確地描繪出我們當前面臨的景況，因為風險並不是有序排列，帶有明確的結構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風險作為一種心理認知的結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釋話語，不同群體對於風險的應對都有自己的理想圖景，因此風險在當代的突顯更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不是一種社會秩序。他認為，貝克和吉登斯仍然屬於制度主義者，他們將風險界定在一個由制度性的結構所支撐著的風險社會中。這個風險社會是規范有序的，而且還呈現出一種垂直結構，有一定的等級秩序，以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為基礎。與風險社會相反，風險文化是混亂無序的，呈現出一種橫向分布的無結構狀態，並且是以關注社會公共事務為基礎的。風險社會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個社會中有一個公眾關注的熱點和難點，並且通常把它稱之為社會的焦點，先假定有一個確定的、制度性的、規范的治理范圍，並且每一位單個的社會成員為了他們的實際利益需要有一個等級秩序。相反，風險文化並沒有假定一個確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個需要通過自然調節的非確定性的無序狀態。風險文化依存於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會狀態之中，其傳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規則和規范，而是依靠其實質意義上的價值。在風險文化時代對社會成員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規條例，而是依靠一些帶有象徵意義的理念和信念，因為風險文化中的社會成員寧可要平等意義上的混亂和無序狀態，也不要等級森嚴的定式和秩序。風險文化中的不確定的准社會成員可能是一盤散沙式的集合體，並且他們是不太關心自身的實際利益的，他們只是對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制度主義
第三種理解是制度主義的，以貝克、吉登斯等人為代表，他們是「風險社會」理論的首倡者和構建者。比較而言，他們對於風險的分析更為全面深刻，盡管依然帶有拉什所批評的用一種制度結構替代另一種制度結構來應對當代失去結構意義的風險的缺陷。貝克聲稱自己既不是「現實主義者」也不是「建構主義者」，而是「制度主義者」。制度最重要的東西是責任。對他來說，責任包含在簡單現代性的「保險原則」 中。在反思的現代性中，隨著對危險應負的責任陷入空間、時間和社會的不可預測性，保險原則不再能夠成立。1986年貝克在德國出版了《風險社會》一書，但反應平淡。直到1992年該書被馬克・里特(Mark Ritter)譯成英文後，「風險社會」作為―個概念和理論才被更多的西方學者以及公眾所接受。而吉登斯涵蓋豐富、內容全面的著作無疑在推廣這個理論的過程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兩人關於風險社會的論述具有高度的互補性。貝克更強調技術性風險(尤其在早期著作中)，而吉登斯側重於制度性風險；貝克的理論帶有明顯的生態主義色彩，而吉登斯的話語則側重於社會政治理論敘述。他們雖然都認為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在風險結構和認知上存在著根本的區別，但並沒有簡單地停留在這種「二分法」上，而是對現代性進行了更詳細的區分。在他們看來，早期現代性(或簡單現代性)解決的是傳統社會的風險，但也產生了新的風險，並且這些風險的累積構成晚期現代性(或高級現代性、反思的現代性、激進的現代性等)的特徵。由於風險是―個時代的特徵和社會的特徵，所以才可以說出現了「風險社會」。
貝克認為，風險社會的概念指現代性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工業化社會道路上所產生的威脅開始佔主導地位。風險社會的概念在三個參照領域內帶來了劃時代的、系統性轉變。首先是現代工業社會與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之間的關系。在現代化完全確立後這些資源逐漸消失了；其次是社會與其自身所產生的、超越了社會對安全的理解范圍的威脅與問題之間的關系。人們一旦意識到這些威脅和問題的存在，就很可能動搖舊社會秩序的根本假設。第三，工業社會文化中的集體的或具體團體的意義之源(比如階級意識或進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

『拾』 關於自由貿易與環境保護方面的資料

北美市場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中國對北美的出口又遇到了與貿易有關的環境問題的困擾，迫切需要研究貿易與環境問題。北美自由貿易區(簡稱NAFTA) 是南北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又是世界上第一個將貿易與環境直接聯系起來的自由貿易區，研究北美貿易——環境問題，有助於我國處理與發達國家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的環境保護，而且墨西哥是惟一與發達國家簽署了包含環境條款在內的自由貿易協定的發展中國家，墨西哥與美加促進貿易自由化和環境合作的經驗教訓對中國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書以貿易與環境關系理論為基礎，力圖沿著如下路徑展開：本書共9章，包括4部分內容。第一部分以貿易——環境關系理論述評為基礎，分析國際社會在實踐中協調貿易與環境關系的探索；第二部分探析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貿易——環境模式；第三部分分析NAFTA的貿易與環境效應，重點是對墨西哥的影響及其經驗分析；最後一部分在分析NAFTA對中國影響的基礎上，探討中國拓展北美市場的宏微觀對策思考。 第一部分述評貿易與環境關系理論及實踐探討這部分首先對貿易與環境關系的理論研究作一文獻綜述與評價。貿易對環境影響的理論研究呈現出多種觀點，一種認為自由貿易改善環境，其主要理由是，自由貿易可以使每個國家按其比較優勢從事專業化生產，既定的資源投入可生產出最大化產量，從世界范圍看，形成了資源的最優利用，這樣將有利於環境保護；而環保主義學者則認為，自由貿易從多方面造成環境惡化，因為貿易增長擴大了全球經濟規模，導致污染的上升和自然資源的非可持續性利用。兩種看法都過於強調貿易——環境關系的某個方面，實證研究至今尚不能明確證明自由貿易與環境改善或退化之間是否存在線性關系。貿易——環境關系理論研究的另一方面是環境規制對貿易和投資的影響。對於環境規制對貿易類型的影響，各種理論模型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一種觀點認為，環境規制將增加企業投資成本和管理成本，導致企業競爭力下降。在國際貿易中，如果一國單方面提高環境標准，國內企業在與環境標准低的外國企業競爭時，將降低其競爭優勢，促使國內企業向環境標准低的國家轉移，此即「污染天堂」假說。而實證研究不足以支持該假說的成立。多邊貿易體系和多邊環境協議在協調貿易——環境問題上作出了很多努力，GATT在一般例外條款中提及了環境保護問題，卻較為籠統；多邊環境協定在多領域作出了規定，但約束力有限；歐洲聯盟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引入環境保護問題，其經驗也僅局限於發達國家，對南北型貿易自由化及多邊經濟合作處理貿易——環境關系的適用性有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對待貿易發展與環境保護問題關繫上也存在多方面的分歧。基於貿易——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國際社會仍需努力尋求具有普遍適用性的協調貿易——環境問題的模式。NAFTA則是探尋南北型貿易——環境合作的一次重要探索。 第二部分分析NAFTA的貿易——環境模式根據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北美自由貿易區於1994年啟動，計劃15年內建成北美自由貿易區，《北美環境合作協定》(簡稱NAAEC)作為NAFTA的附屬協定同時運作。NAFTA和NAAEC都有相關條款對貿易中的環境問題作了規定，形成了獨特的貿易——環境模式。作為第一個包括了環境保護條款的自由貿易協定，在四個方面有建樹：一是混合性制度安排。NAFTA雖然是自由貿易區，但其經濟一體化程度也帶有混合性。 NAFTA不僅僅是一個貿易協定，環境合作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此外還涵蓋了減少成員國間相互投資的限制、便利商務人員和專業人員的短期流動、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的內容。NAFTA條款本身包含了一些環境條款，強調環境政策應避免「貿易的不必要壁壘；」二是NAFTA的附屬協定《北美環境合作協定》創建了一套以環境合作委員會(簡稱CEC)為核心的組織機構，包括理事會、秘書處和聯合公眾咨詢委員會，監管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的環境問題，促進貿易環境的協調發展；三是建立了不同領域的糾紛解決機制，為多邊貿易組織和區域性貿易組織協調貿易與環境關系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四是環境合作的計劃指導和公眾參與。 CEC制定為期三年的工作計劃，這是一種靈活的中期計劃手段，用以指導工作的開展和向公眾提供有關將來行動計劃的重要信息。注重廣泛的宣傳和公眾參與，其聯合公眾咨詢委員會即是公眾參與的重要機構。 第三部分重點分析NAFTA的貿易和環境效應北美自由貿易區運作以來，推進了三國貿易和投資的迅速增長、就業的增加及生產率的提高。NAFTA的模式及其產生的經濟力量以多種方式轉化為對環境的影響。研究中採用「壓力一狀態一反應」分析框架，從四個領域分析NAFTA的環境效應：生產、管理和技術，基礎設施，社會機構以及政府政策。得出的結論是， NAFTA的環境效應取決於社會機構和政府的應變及對NAFTA法規的實施、以及企業的運行和支撐企業運轉的基礎設施。除了基礎設施的環境效應不確定外，其他三個領域都可產生正環境效應，只要社會機構和政府政策發揮正常作用，NAFTA最終形成的環境效應為正。自20世紀90年代初，NAFTA被提上議事日程後，一種有影響的觀點認為，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將會降低美、加的環境標准。這種推論是沒有將環境政策作為內生因素來考慮。將環境政策作為內生變數的兩部門模型說明，發達國家在與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自由化過程中，不僅不會帶來環境保護水平的下降，而且環保規制還會得到加強，達到貿易自由化與環境改善雙贏的目標。以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作為利益分配的替代工具，發達國家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改善了環境。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墨西哥，1990年以來在與美加的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環境規制的制定和實施都得到加強，產生的積極環境效應是明顯的。至於墨西哥是否成為 「污染天堂」，由於墨西哥不斷強化環境規制並予以嚴格實施，不存在墨西哥放鬆環境規制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問題，CEC的研究報告也沒有美加投資流向墨西哥污染部門的證據和趨勢。墨西哥是第一個在與發達國家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引入環境問題的發展中國家，它採用的適應NAFTA和NAAEC的措施，值得其他發展中國家借鑒。墨西哥在貿易自由化過程中的環境保護經驗可歸納為：環境政策的總導向是環境保護和促進產業競爭力、環境標準的設置要合理、環境管理引入市場手段以及政府加強與企業界的合作。 第四部分探討NAFTA的貿易自由化和環保趨勢對中國的影響任何經濟一體化過程都不可避免地對區外的國家和地區產生貿易轉移效應。在北美市場上，因NAFTA免稅或減稅產品的影響，中國產品的傳統競爭優勢已經受到明顯沖擊，威脅到其在NAFTA市場上的佔有率。特別是墨西哥與中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相似，都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見長，而墨西哥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享有免稅或減稅優惠，其產品競爭力得到增強。其結果，墨西哥已經在1998年取代中國成為美國最大的紡織品供應國。NAF-TA還對國際資金和技術流向產生影響，使其向北美市場傾斜，進而增加了中國吸引外資的難度。面對這些挑戰，中國需要採取相應的宏觀政策。可能的選擇包括：培育綠色經濟和綠色消費者；綠化出口產品結構，提高國際競爭力；把握北美市場機會；在國際合作中爭取中國的權益等。在微觀層次上，中國企業要從挑戰中尋找機會。拓展環境標准高的北美市場，至關重要的是提高企業的競爭力，特別是環保競爭力。通過建立企業綠色管理模式，以綠色管理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適應北美市場的環保要求和具體環保標准，在此基礎上主動選擇有利的商品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