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規模分析

Ⅰ 近年來中國政府采購的規模有多大

2013年，全國政府采購金額為16381.1億元，比2012年增加2403.4億元，增長了17.2%。在貨物、工程、服務三大采購對象中，服務類采購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同比增長26.4%。
2014年全國政府采購規模為17305.34億元，比上年增加924.24億元，增長5.6%，增幅下降11.6個百分點，佔全國財政支出和GDP的比重分別為11.4%和2.7%。政府采購規模呈現增速放緩、結構優化的特點，推進政府購買服務改革、落實支持中小企業發展政策等效應逐步顯現。

Ⅱ 中國的政府規模有多大財政學材料分析

我國集體所有與國家所有並存的土地公有制,以及建設用地必須使用國有土地的制度安排,使得政府客觀上存在大量的征地、出讓行為,由此導致國有土地出讓收入規模大,在政府土地租、稅、費收入三者當中佔比高。針對社會上對於房地產稅與土地出讓金存在重復徵收稅費等質疑,本文認為,對於土地增值收益要區分其增值屬性和投資來源,既要通過稅費實現"漲價歸公",又保障私人土地投資的合理回報和合法權益。研究認為,推進土地相關稅費體系改革,應當明確土地租、稅、費三者的財政學屬性,處理好土地出讓、徵收房地產稅、土地收費三者的關系,協調好政府土地相關收支行為,通過土地制度與財稅體制等協同配套改革,促進土地資源的科學集約利用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Ⅲ 陳志武 中國政府的規模究竟有多大

中國的115.6萬億元資產財富中，只有27.6萬億是民間私人的，剩下的88萬億屬國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國GDP和資產價值都上升10%，那麼，老百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2.76萬億元，而政府能得到8.8萬億元。政府從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產財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額，是民間的三倍。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資產升值難以帶來消費的財富效應、資產升值帶動不了太多的內需增長的原因。

2007年，國家財政稅收增加了31%，達到5.1萬億元，佔GDP的21%，相當於3.7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億農民的純收入。也就是說，政府一年花的錢等於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一年可以花的錢。政府要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養，當然很龐大。這里，我們不妨從幾個不同角度來把握其「大小」。

跟歷史比，跟美國比

相對帝制時期的政府規模如何？既然中國今日又逢盛世，我們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時期作為一個參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財政稅收為4937萬兩銀子。在1760年前後，荷蘭東印度公司對當時的北京、廣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費做過細致調查，據其歷史檔案，那時一個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約為24兩銀子(每月2兩左右)。這樣，4937萬兩銀子相當於205萬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萬個北京人的收入就夠供養盛世時期的乾隆政府，那當然是小政府。我們或可說當時中國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為標准，降低了為供養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數。但是，那時的全國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屬全國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實行了國有制計劃經濟之後，北京的相對人均收入才開始飆升，把全國其他地方甩在身後。退一步講，即使乾隆時期全國城鎮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麼，朝廷歲入也只是410萬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億個城鎮居民、12.3億農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開支，無法相提並論。
也許我們會說，今天任何國家的政府規模都不能跟過去的做直接比較，因為傳統農業經濟對政府的依賴度低，而現代經濟的交易復雜性特別高，所以，離不開政府在安全和產權與契約保障方面的支持。沒有政府保護產權、維護契約權益，就難以有現代經濟。這當然有道理。按照這個思路推下去，美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參照系，因為美國的金融證券市場、知識產權市場以及其他現代產業在全球來說最發達，此外，它還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職能應該不低於任何其他國家。在社會福利支持上，美國也不亞於西歐。
然而，2007年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稅收為2.4萬億美元，佔GDP的18%，相當於8500萬普通美國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說，為了支持美國政府的開支，需要8500萬美國人的可支配收入，這當然遠比中國政府的開支需要3.7億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國有5.4億城鎮居民、8億農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間的可支配收入總共為10.7萬億元。也就是說，5.1萬億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約等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額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國民間的可支配收入總量為8.4萬億美元，2.4萬億美元的政府財政稅收相當於民間可支配收入總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見，我們的政府規模相對遠大於美國政府。

政府規模是如何變遷的？

過去30年裡，中國的政府規模並非一開始就這么大。如果說「小政府、大社會」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麼，1978－1995年間確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國家財政稅收相當於3.3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億農民的純收入。那時的政府也不小，這就是為什麼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時的政府畢竟要負責城市人從搖籃到墳墓方方面面的生活開支，所以，政府當然大。
隨著改革的進行，到1985年，財政稅收相當於2.7億城鎮居民、5億農民的純收入。到1995年，財政稅收相當於1.46億城鎮居民、3.9億農民的純收入。1.46億城鎮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開支，政府還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裡「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從根本上逆轉了頭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稅權下放，從中央到省、到地方、到縣和鄉，每級只要求下一級在每項稅種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稅收，剩下的許可權就留給下級政府。從表面看，稅權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統一掌權，是件好事，會給地方更多發展經濟的激勵。只不過，當時好心的改革設計者沒想到或不願意想到，在沒有實質性權力制約的體系下，特別是在新加稅種的權力不在立法機構而是在行政部門的國情下，把稅權下放等於是為各級政府隨意加稅大開綠燈，國民沒有正式途徑對隨意增加的稅負表達意見。
經常有人說，在別國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國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中國沒有對征稅權的根本性約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於有沒有對權力的制約上。
1995年後財政稅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財政稅收相當於2.8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億農民的純收入。隨後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稅，到2007年，政府的財政稅收已經遠遠超改革開放初1978年時的規模，達到歷史「最大」規模。
我們也可以把政府、城鎮居民、農民看成中國的三大群體。那麼，在改革開放的成果中，哪個群體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裡，政府財政稅收年均增長16%(去掉通貨膨脹率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農民的純收入年均增長6.2%。這期間，GDP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0.2%。圖三給出三個群體的累計收入增長情況。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遠高於GDP的速度在增長，城鎮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次之，農民的收入增長最慢，速度遠低於GDP的增速。從1995到2007年，去掉通脹成分後，政府財政收入增加5.7倍，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農民人均純收入僅增長1.2倍。

財政稅收之外

不過，上面的計算只反映了政府總收入的一部分，還有預算外的政府收入、資產增值和資產性收入並不在其內。也就是說，財政稅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見」的收入部分。實際上，隨著中國經濟這些年的高速發展，政府作為中國最大的資產所有者，其擁有的國有企業資產、公有土地以及礦產資源的增值比財政稅收更大、增長速度更快。
到2006年，國有土地的總價值大約為50萬億元。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2007年8月《求是》雜志上談到，到2006年底，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平均每家資產為2.4億元，所有國企資產加在一起值29萬億元。也就是說，2006年底，國有土地加國有企業的總價值為79萬億元。去年，中國GDP增長11.4%，假設土地和國有資產以同樣於GDP的增速升值(資產升值速度一般高於GDP)，這意味國有資產去年增值9萬億，比財政稅收的5.1萬億多80%。
2007年，國有企業的總利潤為1.6萬億元。因此，去年國家資產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萬億元。
把國家的資產性可支配收入和財政稅收的5.1萬億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總收入是15.7萬億元，這等於11.4億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億農民的純收入。

中美民間財富結構對比

當然中國家庭也持有財富，包括房地產、企業股權、金融證券、銀行儲蓄等等，只不過主要是城鎮居民有這些，農民沒有土地、也沒有太多儲蓄，他們的財富很少。據發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國城鎮居民的總資產價值為20.6萬億。如果過去兩年均按略高於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麼，到去年底，全國居民資產為27.6萬億元，不到價值為88萬億的國有資產與國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國民間資產加國有資產共115.6萬億元，相當於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國政府基本沒有生產性資產，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國私人家庭資產的總值為73萬億美元，相當於GDP的5.4倍，比中國的總資產與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國資產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資產流動性越大，其資本價值就越高。但兩國的總資產與GDP之比，大致相當。
可是，在兩國，財富在民間和政府之間的分享結構截然不同。在中國，多於76%的資產由政府擁有，民間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資產。而在美國，其資產基本都在民間個人和家庭手中。這兩種不同的財富持有結構會帶來什麼差別呢？
其差別表現在很多方面，包括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法治發展上，等等。這里，讓我們集中看看，這種結構對國家和民間在財富賽跑上有什麼影響。
美國家庭資產的73萬億美元中，有近35萬億來自過去十年的資產增值，而從勞動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計儲蓄的才1.5萬億美元。所以，美國人的財富增長基本靠資產升值，而由勞動等所得的非資產性可支配收入(去年為8.4萬億美元)基本全部花掉，這既是為什麼美國的儲蓄率現在為-1%，也是為什麼美國的內需這么強盛。好在美國的資產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國人能夠只靠資產升值來使自己的財富水平上升。
中國的115.6萬億元資產財富中，只有27.6萬億是民間私人的，剩下的88萬億屬國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國GDP和資產價值都上升10%，那麼，老百姓從資產升值中得到2.76萬億元，而政府能得到8.8萬億元。政府從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產財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額，是民間的三倍。
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資產升值難以帶來消費的財富效應、資產升值帶動不了太多的內需增長的原因。

國家的錢花到哪裡了？

按照上面談到的，去年政府財政稅收5.1萬億，國有資產與土地升值至少9萬億，國有企業的總利潤為1.6萬億元，政府總共有15.7萬億的收入可以花，這些錢花在哪裡了？如果政府把錢花在民生上，那不是從相當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嗎？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這些錢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這兩種安排會有大的區別嗎？按照許多主張政府要推出各種名目稅收的人的說法，通過稅收和國有資產，政府能夠實現「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實際真的如此嗎？
據財政部長謝旭人介紹，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和就業福利上的開支，總共約6000億元，相當於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461元(相當於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沒有國有經濟的美國，去年在同樣三項上的開支約為15000億美元，相當於聯邦政府總開支的61%，為美國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當於美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許多人說，中國還處於發展中階段，所以沒法跟美國以及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比。這種說法站不住腳。美國去年的財政稅收僅佔GDP的18%，而中國5.1萬億元財政收入佔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國企收入和國有資產增值，僅財政稅收，中國政府的相對收入就高於美國，沒有理由在民生上的開支比例低於美國。中國政府不是沒有錢花，而是沒有對財政預算過程的實質監督，以至於政府錢多後更傾向於在形象工程、政府辦公大樓上浪費，在高資源消耗、高環境污染又不創造就業的工業項目上投資，也當然為腐敗提供了溫床。
正因為中國太多的收入和資產財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將更多收入、更多資產由私人去消費、去投資，使跟民生貼近的服務業難以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第三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投資和消費需求從哪裡來？
既然美國政府為了刺激經濟從次級按揭貸款危機中走出來，而給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稅，把錢退給納稅人自己去花，那麼，我們為什麼不能把一些稅收、國企利潤、國有資產增值退回給中國家庭呢？比如，也給他們寄去匯票。國民們也該直接分享一點國企的紅利了。當然，最好是把許多國有企業資產民營化、把土地還給農民，因為這些本來就是國民自己的

Ⅳ 中國政府體制分析的簡介

《中國政府體制分析》從宏觀的角度，對中國政府體制的規范、環境、結構、功能、運行以及政府發展等要素進行了理論的分析，提出了一個以規范、環境、結構、功能、運行為主體結構的分析框架，並且在規范、環境、結構、功能和政府發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理論觀點，如對列寧政府管理思想的研究，對中國政府環境的利弊分析，關於中國政府結構基本特徵的見解，關於政府職能轉變涵義的界定.關於政府發展的觀點，等等。這種分析框架和理論觀點，對關於中國政府的研究，關於馬克思主義政府學的探討，都作出了貢獻。當然，這種分析框架和理論觀點還不夠成熟，望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展開討論，並提出寶貴意見，以便進一步修改和完善。

Ⅳ 中國政府體制分析的介紹

《中國政府體制分析》系《中國地方政府管理叢書》的一種，也是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八·五」規劃重點項目——《中國地方行政體制研究》的成果之一。《中國政府體制分析:中國地方政府管理叢書》醞釀已久，後由謝慶奎、燕繼榮、趙成根執筆寫作，具體分工為：第一、五、六、七章——趙成根，第二、八章——燕繼榮，第三、四章——謝慶奎。吳俟生、尹涌、寧宇、薜亮參與了第三章的寫作。最後由謝慶奎統一修改定稿。

Ⅵ 中國政府規模有多大

13.8億人口，全球1/5, 疆域橫歐亞，經濟力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擁有航母，人造衛星護守護著，去國月球，這政府該是個什麼樣的規模？大與超大

Ⅶ 中國當前國內形勢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因為外部先進科學技術的輸入，包括加入WTO以後，全球市場化的紅利注入，讓中國的經濟也進入了一個新時期的「恢復性追趕」。但是這些紅利的邊際效應也是逐漸遞減的，而內部活力也未能及時補位，經濟發展下行壓力自然不斷增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把大部分經濟層面的資源配置交給了市場，實現了分散而精準的配置，因此社會運行效率大幅提高，經濟水平也就大幅提升。但是政府把控的龐大公共資源，包括公共財政、國有企業等，依然以集中決策為主，同時決策主體未能實現「責權利」的匹配，所以資源配置往往是低效甚至浪費的，制約了經濟社會效率的進一步提升。同時，近年來，政府幹預明顯增多，特別是諸多自上而下的「一刀切」政策，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理念背道而馳，對經濟社會效率有明顯的傷害。

中國的經濟環境中，交易成本很高，所以中國的銷售人員特別多，銷售成本也特別高。這是因為經濟社會信用體系及社會保障體系（影響精神信念）不健全，經濟社會的信任感還比較薄弱。除此之外，制度性成本等也是額外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的經濟結構畸形還體現於，中國居民因為缺乏完善社會保障帶來的安全感，消費明顯不足，更多的消費體現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剛性消費上，其中住房消費因為又帶有投資屬性，而受到普遍歡迎。消費不足、儲蓄傾向明顯，不得不讓政府投資和對外貿易來彌補，而由此帶來的副作用是高企的貨幣增發速度，這始終會讓靠近有關資源、具有先發優勢的人群優先受益，加上社會稅收體系不健全，貧富差距就會不斷拉大。

綜上，中國當前經濟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一是以加入WTO為代表的改革開放紅利邊際效應遞減，同時受到國際貿易環境惡化、大量政府債務制約政府投資、國內消費透支且信心不足而致量能不足、經濟運行額外成本較高等影響，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二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背景下，若通過大幅增發貨幣來穩住經濟，則可能導致嚴重通貨膨脹，特別是未來兩年內豬肉價格迅猛上漲並持續高企、人民幣貶值帶來的輸入性通脹的背景下，可選擇的政策空間也較為有限。而在通貨膨脹背景下，資產價格必定暴漲，同時因稅收體系不健全，必然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三是政治體制改革猶如行駛的火車，慣性很大，調頭難度大且緩慢。同時，以「一卡通」為代表的社會治理信息體系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等關鍵領域改革推進緩慢，成效未能充分體現。

Ⅷ 分析我國政府規模持續膨脹的原因

1、就業壓力加大，有些部門不得不按人設崗，吸納就業，降低失業率；
2、地方官員依靠權力，將自己的親屬安排進入
3、由於國家的具體職能不斷延伸，人員的增加也是很難避免的

Ⅸ 中國的政府規模有多大

簡單說 你就生活在政府管制中 在國內

無論你怎麼跳 除非藏起來不跟外界交流 他都能影響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