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求 試論中英文化差異在經貿英語中的反映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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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中美關系和中英關系哪個更好請具體分析，謝謝。
中國對英國和對美國的關系好與壞都不能一言以蔽之。
美國是全球的唯一一個超級大國，這個事實沒有變，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也改變不了，美國在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方面遙遙領先於其他國家，對於當今的中國來說和美國搞好關系是重中之重，中美關系是世界所有雙邊關系中最重要的，面對世界格局的急劇變化，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這和美國有很大的關系，當今中國和美國在經濟，軍事，安全，文化和貿易方面有著很大的關聯性，中美兩國是中美友好關系的受益者，但是由於美國推行的強權政治和中國和和平崛起有沖突，導致中美兩國關系有時又變的很緊張。但整體來講，中美關系都將長期影響著量兩國的發展和全世界的格局。
中英關系可以追溯到清朝時期，當時大英帝國對中國發動了令人深惡痛絕的鴉片戰爭，使中國變成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對中國產生了深重的影響，但是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大英帝國的衰退，在國際d地位中，中國越來越有影響力，而英國再也不復當年的日不落輝煌，但是對於經濟方面，
中英都有很大的發展和合作空間，同時在文化方面上，中英都擁有很悠久的歷史文化，是中西方文化的代表。
綜上來看，無論是中英關系和中美關系都會對雙邊，地區關系甚至對全球進展產生深遠的影響。雙方都應該加強國際貿易合作，加強對地區和全球重點時態的了解和看法。這樣才能取得雙贏的局面。
Ⅲ 誰知道中英經貿與清政府時的中英貿易有什麼區別
貿易主體：前者基於兩個平等地位的主權國家，而後者貿易雙方地位不平等；
2，貿易方式：現在的中英兩國貿易方式多種多樣，包括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加工委託等；而清政府時的中英貿易主要以商品貿易為主；
3，貿易規模：現在的中英貿易是各個層面的貿易往來，而清政府時的中英貿易局限於奢侈品，鴉片等商品；4，貿易結果：前者是互惠互利的，而後者，貿易主導方英國不滿之間的貿易利益，甚至不惜採用武力威迫貿易從屬方清政府妥協
Ⅳ 中英關系的歷史和現狀對當前我國的治國理政有何啟示
新中國成立僅三個月，英國政府經仔細權衡，不顧美國阻撓，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法律上的政府"。應中方的要求，中英兩國從1950年上半年開始了艱苦的建交談判。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英國在對台問題上所持的騎牆態度致使兩國關系一直麻煩不斷，建交談判曲曲折折，曾因朝鮮戰爭的爆發而一度擱淺。但中英兩國都有改善彼此關系的誠心與願望，雙方能夠擴大共識，減少分歧，日內瓦會議後不久，兩國便互派代辦，這種代辦級"半建交"關系的建立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的創舉。分析這段特殊的外交歷程，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一、利益的驅使--外交承認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華民族近百年屈辱的外交史一去不返。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發表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願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1]同日，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把中央人民政府的上述公函致送各國政府，周恩來在公函中說："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是需要的。"[2]當時，中國制定同外國建交的三項原則是：與台灣斷交、支持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尊重中國主權。新中國的中英關系也是基於上述原則開展的。1950年1月6日，英國外交大臣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宣布：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從即日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之合法政府"，表示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新中國建立關系。英國政府同時發表聲明，撤銷對國民黨殘余集團的外交承認。[3]縱觀中國近百年革命史，英國政府歷來對中國革命採取不同情的態度，甚至在一系列問題上採取了敵對的行動，那麼，是什麼原因促使英國如此迅速地做出這一外交決策呢？這並非是權宜之計，而是英國政府權衡利弊後的務實政策。一般說來，一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根據本國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的需要制定的，這就決定了英國的對華政策不是消極地追隨美國，而有自己獨立的一面，它更多地體現了英國自身利益。戰後，英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和終極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擴大英國在華的一切利益。首先，英國在舊中國有很大經濟利益。它在舊中國的龐大投資，雖然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前抽走了很多，但據估計，仍有10.33674億美元，[4]占各國在華投資的1/3，居第一位。中英貿易也是英國所重視的。二戰前，英中貿易總額達1.06億英鎊。二戰後，由於美國霸佔市場，英中貿易呈下降趨勢，1948年降至600萬英鎊。這時，美國不僅不願意承認新中國，甚至認為考慮這個問題的時機還未到來。[5]中國革命勝利後，必將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而四億多人口的大市場使英國對華貿易具有良好的前景和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美國既然甘願退出中國市場，英國便自然想趁機填補這巨大的貿易空白。要恢復戰前在華經濟地位，英國就必須與新中國政府建立穩定的健康的關系。其次，英國承認新中國也著眼於英國在香港地區的地位和利益。中國大陸的解放使英國對香港的前途深感擔憂。香港淪入英國手中是歷史上不平等條約的產物，而中央人民政府已宣布不承認這些條約。此外，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大陸。英國無意放棄香港這個重要的商業和金融據點，力圖維護對香港的統治。英國人希望香港免遭共產黨控制，方法是強調香港在對華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並表示願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與共產黨進行討論。他們認為，只要承認共產黨政府，這兩個方法就能加以利用。最後，還應當指出：英國的外交承認除了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外，還有其政治目的。冷戰中，英美兩國一樣，都不願看到中蘇結盟，而試圖通過外交承認來爭取中國，至少使中國不過分傾向蘇聯。1949年12月16日，英國在給紐西蘭首相的一份絕密電報上宣稱："對抗俄國影響的唯一辦法就是讓共產黨與西方接觸，越早接觸越好"。[6]綜上，英國是基於自身利益才率先承認新中國，並試圖協調與新中國的關系，但我們應當贊賞此舉，認為這種外交承認是明智的，務實的。當時的上海《大公報》指出："英國的承認擴大了英國同美國的分歧，並且將英國人民的友誼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截然區分開來。[7]的確，這一外交承認有助於新中國在對西關系中打開缺口，發展同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二、分歧與斗爭--建交談判英國承認新中國並不表明它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贊同和肯定。正如戰時首相丘吉爾聲稱："承認一個人的存在並不一定是一種贊同之舉......建立外交關系並不是表示恭維，而是要獲取便利。"[8]由於中英兩國對"承認"的理解和立場存有差異，英國尚未斷絕與台灣的一切官方關系，因而尚不具備正式建交的條件，兩國遂從1950年3月2日起開始建交談判。中國政府在談判中要求英國政府澄清三個問題，即：英國政府必須徹底斷絕與台灣國民黨的關系，澄清它的代表在聯合國對中國代表的投票行為，以及英國政府在英國、香港和其他英國屬地的國民黨的各種機構和中國的國家財產所持的態度。這三個問題都是圍繞著台灣問題。從維護在華利益出發，英國採取了承認新中國的政策，但在台灣問題上，卻採取了追隨美國的立場，換言之，英美"特殊關系"或美國因素決定了英國的台灣政策。新中國成立之初，英國對台灣的歸屬含糊其辭，不願履行《開羅宣言》中的承諾。盡管英國不久以後正式承認新中國，但仍保留英國駐淡水領事館，並沒有徹底斷絕與台灣的官方聯系。而英方卻在談判中聲明：淡水領事館其職能是保護英國僑民在當地利益，並不表明英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對此，中方難以接受。英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各個機構中順從美國意志，以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來阻撓蘇聯政府關於開除國民黨政府的提案的通過。中方要求英國對其在聯合國表決中的曖昧態度給予澄清。英方卻認為由於在歷次投票中中國不可能達到多數，英國只有投棄權票。中方尤其關注英方對"兩航"飛機的態度。1949年11月9日，中國、中央兩航公司全體員工在香港宣布起義，12月3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兩航公司在港資財，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移動或破壞，中國政府的此項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9]在談判中英方代表胡階森稱中方所提問題相當復雜，牽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問題。在美國壓力下，5月10日，英國樞密院頒布樞密令否決香港地方法院關於"兩航"飛機產權屬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判決，宣布在飛機產權做出終審裁決前將飛機扣留在港。針對這種出爾反爾不守信用的不友好行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致函英國談判代表，嚴重抗議英國政府這一行徑，要求立即解除扣押，但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積極響應。上述事實表明英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既想保持與發展同新中國傳統的貿易關系，又想取悅於美國，維護與鞏固美英的"特殊關系"；既想與新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又與台灣國民黨政府背地裡勾勾搭搭，進行事實上的官方聯系。這實際上就是拒絕在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致使中英關系無法進一步發展。1950年5月22日外交部發言人發表了關於中英建立外交關系談判經過的談話，向世界人民揭露了英國政府對中英建交談判所持態度的真相，要求英國政府對這些言行不符的問題，進一步加以澄清。[10]當然，英國主動承認新中國及其後的中英建交談判在某些方面給兩國關系帶來了一些積極影響，中英關系的前景是較為樂觀的，雙方都為發展彼此關系做出了努力。但由於英國把維護它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作為其對外戰略的基石，發展對華關系以不損害英美關系為限，在對台政策上追隨美國搖擺不定，甚至從原有立場上後退，使已有良好開端的中英關系蒙受損害。朝鮮戰爭的爆發又使這一關系雪上加霜，中英關系由對話轉為對抗。英國緊隨美國，參加發動了侵朝戰爭，採取了一系列敵對行動。在台灣問題上，英國反對中國人民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並主張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在締結對日和約問題上，英美一道將中國排除在外；在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同美國一道投票贊成聯合國擱置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毛澤東在1952年5月10日與尼赫魯夫人的一次談話中說：他本人很關心中英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一事，但不幸的是，英國對華政策使之成為不可能。他批評了英國在台灣問題上的態度變化不定。[11]由於英國強硬的對華敵視政策，中英兩國建交談判無法繼續下去，整個朝鮮戰爭期間，談判被無限期擱淺下來。三、求同存異--互派代辦朝鮮戰爭的爆發一度中斷了中英談判，但中英兩國的外交聯系並未因此而中斷。留在北京的英國外交人員仍受到公正待遇，享有外交特權。在武力威脅與經濟封鎖等遏制政策無法奏效情況下，英國又試圖重新啟動早已擱淺的建交談判。1953年中國開始制定並實施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領導全國人民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而中英貿易和英國公司的地位，由於英國政府根據美國要求實行對華禁運而被破壞。同中國市場最有密切關系的英國實業界機關報香港"遠東經濟評論"在論及英國在華公司關閉時寫到："中國無論發生任何變化，但總有一個穩定的因素：『中國必須做生易'。"同時該文還指出："當朝鮮荒謬的戰爭結束和中國可以自由的致力於恢復經濟時，它實際上將需要一切，而英國商人在滿足中國的需要方面要起自己的作用。"[12]英國實業界人士估計到新的迅速發展的中國比舊的、處於附屬地位的半殖民地中國具有無可比擬的巨大前途。從經濟上封鎖中國，在英國是極端不孚眾望的，而且引起各界包括政府人士的抗議。因此，朝鮮戰爭結束後，英國不得不重新審視對華政策，表現出友好姿態。而此時的新中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已徹底取消，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日益鞏固，到日內瓦會議召開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可以使它在對帝國主義國家政策方面採取更靈活的立場。1954年4月26日討論朝鮮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召開，日內瓦會議給中英兩國高層領導人提供了就雙邊關系進行直接交換的機會。日內瓦會議間，中英兩國外長頻繁接觸，艾登外長希望中國向英國派駐相應的人員來倫敦。周恩來嚴肅批評英國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但考慮到英國在印支問題上採取了不同於美國的立場，便當即表示願派相應的人員去倫敦。周恩來指示負責對外貿易問題的雷任民多找關系與同在日內瓦的咸爾遜和英國貿易界人士接觸，爭取以英國為突破口，沖破美國控制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實行的封鎖禁運政策，打開英國市場。杜維廉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日內瓦會議，他也感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英國政策突然松動了。杜維廉回憶說："我同外交部西歐司司長宦鄉和中國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舉行了正式會談......英國在華僑民遇到的許多麻煩現在獲得了解決。出境許可證發放了，就連英國在華公司遭到關閉問題進行的談判也取得了進展。"[13]由於兩國領導人能夠擱置爭議尋求共同利益點，兩國關系有了轉機。6月11日，英國政府批准向中國出售數千種非戰略物資。6月16日，周恩來和艾登舉行會談，6月17日，中英兩國正式公布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辦駐在倫敦，其地位和任務與英國駐北京代辦的地位和任務相同。據此，杜維廉於7月8日向周恩來呈送了由艾登外交大臣簽署的委任書。中國政府亦於9月2日任命宦鄉為駐英代辦。這樣，幾經曲折中英終於建立起代辦級外交關系。英國朝野一致熱烈歡迎中英關系的改善，把它視為日內瓦會議的一項積極成果。1954年8月，周恩來在外交政策報告中指出：中英關系這種改進將有助於我國和西方國家建立正常關系的可能性的增長。日內瓦會議後，中英聯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頻繁。中英關系的改善促進了中英經貿關系的發展。從50年代到60年代，在西方禁運的條件下，中英兩國貿易額卻增加了十幾倍，至1969年已佔中國對外進出口總額10%多，其中中國對英國的進口額佔中國進口總額的16%。[14]英國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和歐洲最大貿易夥伴。
Ⅳ 明清時期中英兩國海外貿易的不同特點和成因
明清海外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註：這里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曾德昭《大中國志》
到了明中葉以後，市舶貿易的出口商品，其品種和數量比朝貢貿易的賞齎品就更加繁多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236之多，包括手工業品、農副產品、礦產品、動物和肉製品、干鮮果品、中草葯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類，其中手工業品共127種，占總數一半以上（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
明末，中國出口商品中，手工業品占總數一半以上，其中最大宗貨物是生絲，絲貨，棉布。當時從廣州出口商品的航線有三條，一，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歐洲各國，二，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日本，三，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菲律賓馬尼拉而轉口運往拉丁美洲，從萬曆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10年間，每年運往印度果阿的絲貨為3000擔，崇禎九年(1636)達到6000擔，崇禎年間(1628—1644)每年由廣州經澳門輸往長崎的生絲2460擔，從這三個數據可以看出明末絲貨的出口數量之巨大。
「1591年菲律賓總督發現，菲律賓群島上土著居民因為服用中國衣料，不再種棉織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國的絲綢和其他中國衣著原料。1592年這個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說，中國商人收購菲律賓的棉花，轉眼就從中國運來棉布。棉布已成為中國貨在菲律賓銷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採用自己種植的棉花自行紡織，可以向墨西哥輸出肆十萬比索的布匹。這只不過是一紙空文，以後土著居民還是大量服用中國衣料。「中國紡織品還經過馬尼拉銷售到西屬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紀末葉，中國棉布已經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有的文獻說，因為中國棉布價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國貨而不用歐洲貨。中國絲綢就更為暢銷了。嚴中平說，實際上，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易關系，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系。至遲到1580年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於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以至於墨西哥總督於1611年呼籲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
，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製品得三分之一。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裡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晚明史》）。
從《晚明史》一大段話中，可以看到中國絲綢和棉布對西班牙紡織業的沖擊，很顯然，如果沒有明末中國紡織業的沖擊，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不會衰弱。
再看看清代前期，
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後一百餘年間，茶葉並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 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佔其船貨價值的11 ％，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於茶葉投資。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 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18世紀2丨0年代後，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 Constant 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從17世紀2丨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佔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進入18世紀， 中荷茶葉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17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要荷印當局訂購6～7萬磅茶葉，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萬磅，到1719年，荷蘭的訂茶量達20萬磅（鴉丨片戰爭前中荷茶葉貿易初探）
18世紀對中國的歐洲主要貿易國是英國和荷蘭，這兩個國家在18世紀從中國進口的最大宗貨物為茶葉，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從18世紀2丨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很顯然，明末到清代，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不再是絲貨棉布，而是茶葉。當然，如果絲貨和棉布在明末的基礎上大量增加，自然也無可厚非，但事實呢？
生絲，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為1833擔，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為19200擔，增加十倍多；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1780—1790)增至27128擔，又增加29％；到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增到51662擔，再增長90％（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
初一看，數字似乎很大，可實際上呢，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每年的生絲出口量為74擔不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平均每年480擔，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1780—1790)，平均每年2467擔，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平均每年為5166.2擔。也就是說，清代的生絲出口，直到鴉丨片戰爭前夕，才和明末相當。
至於清代的棉布出口則開始於18世紀30年代。如果從明朝滅亡的1644年開始，棉布出口中斷了近一個世紀。
當十八世紀英國人的工業革命從棉紡織業開始的時候，他們的棉布市場在美洲，這時候，英國人沒有遭遇任何的競爭對手，在一百多年前，先英國人走上海上貿易擴張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還有荷蘭人，他們都遭遇到了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的瘋狂沖擊，然後走向衰弱，一百多年後，英國人的棉紡織業開始擴張，這個時候，中國只是在緩慢地恢復自己的傷口，那點可憐的棉布出口，其出口的航線的控制者也是英國，當中國的棉布出口瘋狂擴張的時候，中國走到了1840年。
十八世紀初，中國的茶葉出口以極快的速度增長，茶葉為中國換來了大量的白銀，但茶葉無法帶給中國工業革命。曾經，中國的棉布與絲貨毀滅了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但，當英國人的工業革命開始與棉紡織業的時候，中國的棉紡織業不過是在被摧毀的土地上，緩慢恢復。
那廣垠的市場，不是英國棉布擊敗了中國棉布，而是中國的戰亂摧毀了中國棉布。那個年代，中國並非沒有保存手工業的機會，但清人的鐵騎南下的時候，江南很多地方選擇了放棄抵抗。他們放棄抵抗是無恥，但他們在試圖保住江南的手工業。明初，常遇春北伐，明太祖為了防止常遇春濫殺無辜而親往其軍營反復告誡，明末，在紫氣東來中，除了殺戮，剩下的就是廢墟，江南的繁榮，一夜之間，成瞭望不盡的廢墟。
Ⅵ 英國脫歐對中英關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 )。A英國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會抬頭B中英
在中英關系開啟「黃金時代」的背景下,英國脫歐對中英關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中英經貿關繫上,同時也對中英政治安全和中英人文交流等方面產生影響。
Ⅶ 中英文化對兩國經貿合作的意義
文化上的交流學習可以有效地帶動經濟貿易上的合作。
Ⅷ 中英經貿與清政府時的中英貿易有什麼區別
1，貿易主體：前者基於兩個平等地位的主權國家，而後者貿易雙方地位不平等；
2，貿易方式：現在的中英兩國貿易方式多種多樣，包括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加工委託等；而清政府時的中英貿易主要以商品貿易為主；
3，貿易規模：現在的中英貿易是各個層面的貿易往來，而清政府時的中英貿易局限於奢侈品，鴉片等商品；
4，貿易結果：前者是互惠互利的，而後者，貿易主導方英國不滿之間的貿易利益，甚至不惜採用武力威迫貿易從屬方清政府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