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分析我國分配製度在當今現實中存在的缺陷與不足,並提出解決對策。
勞動者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是虛位的因而是殘缺的,他既不能通過「用手投票」約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腳投票」轉讓所有權,因此資產的收益性對勞動者來講是不具備或不完整的。
■在我國目前勞動力總量供給過剩、資本供給短缺的情況下,勞動力在要素市場中自然處於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勞動力市場中,以農村轉移勞動力為主的非熟練、非技術勞動力的勞動報酬更是被壓低到極限,並且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長期處於被資本剝奪的境地。
■現行的工資制度,工資水平偏低,工資增長機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工資外收入膨脹,助長國有單位職工收入的不規范;工資結構設置不合理,崗位績效工資和年工資比重過低,不能體現合理的工資級差,缺乏激勵和約束作用。
在我國,由於收入分配不公平現象引發的對公平分配問題的研究和討論由來已久,對分配不公的原因亦有多種解釋。隨著改革實踐和相關研究的日漸深入,收入分配的相關制度性原因愈加顯露。從解決問題的需要出發,我們將著重對現行制度與政策的缺陷進行剖析。
一、現行分配製度的缺陷及其收入分配效應
(一)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對居民收入分配影響的基本估計
按照SNA統計體系的規定,初次分配反映的是各收入主體對國民生產總值原始貢獻所獲取的相應的原始收入,收入形式主要表現為要素收入。再分配及其派生收入主要指撫恤、救濟、津貼,以及轉移性收支等項目。
根據我們對城鄉居民稅前收入和稅後收入的測算結果比較,對我國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對居民個人收入分配的影響得出兩點基本判斷:其一,初次分配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的基礎及主體分配渠道,其公平程度的高低對收入結果的公平程度有決定性影響;其二,目前再分配對居民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仍然有限,並且表現出不斷降低的態勢。由此可以推論為,目前我國收入分配製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兩個層次上都存在制約分配公平性的缺陷,其中初次分配的相關制度是現狀形成的決定性因素,再分配製度缺陷助長了不公平分配。
這兩個分配層次中出現的問題,在形式上集中地表現為分配秩序的混亂和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
(二)初次分配的基本制度缺陷
(1)產權制度
產權制度的收入分配效應
從收入分配的不同層次看,產權制度應屬初次分配范疇,或者說是收入初次分配的基礎制度。
產權是關於財產的權利。現代經濟學所討論的「產權」,不僅包括通常法律意義上的「所有權」(即依法佔有財產的權利),以及財產的佔有、使用、處置和收益分配的權利,而且還包括債權、知識產權及所有交易中的權利。收入的分配無非是產權收益的分配,因而從更加寬泛的角度看,收入分配製度也是產權制度的一部分。
從馬克思經濟理論到西方經濟學說,從古典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都把產權制度作為最基本的經濟制度,並充分肯定了它對分配製度在內的其他經濟制度的基礎的決定作用。產權制度所具有的激勵功能、約束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等基本功能都會帶來相應的收入分配效應。
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啟動點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所有權經營權分離的生產經營方式改革,以及多種經濟形式的發展,無一不是產權制度的變革。這種產權制度的變革對收入分配的影響表現在:分配方式轉變為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收入來源結構發生了顯著的改變,經營凈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城鎮居民家庭收入來源結構中的比重上升,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來源結構中比重上升。
現行產權制度的缺陷及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
——產權殘缺和主體錯位造成分配製度殘缺和分配行為混亂。產權的殘缺和主體的錯位會直接影響產權的激勵作用和產權制度效率。這在傳統的國有經濟中表現突出,勞動者作為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是虛位的因而是殘缺的,他既不能通過「用手投票」約束使用者,也不能「用腳投票」轉讓所有權,因此資產的收益性對勞動者來講是不具備或不完整的。而作為國有經濟的經營者,一方面可以越俎代庖地行使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如「內部人控制」),形成產權主體「錯位」;另一方面,他的收益可以不完全和經營績效掛鉤,即他的經營權是不完整的(權、責、利不對稱),表現為產權的不清晰。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持續至今,「所有者虛位」和「政企不分」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真正解決。在建立了公司制的企業中,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結構尚未真正形成。集體經濟特別是鄉鎮集體企業也存在嚴重的「產權模糊」問題。企業產權制度缺陷已成為企業分配製度改革的主要障礙,一些在現代企業制度中通行的分配方式和手段,如年薪制、期權激勵、股權激勵等時開時放;或者在企業產權制度不完備,缺乏有效監督制約制度的情況下,草率實行經營者股權激勵等向少數經營者傾斜的分配方式,造成了國有資產流失。在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方面,目前農民擁有的只是對所承包土地的使用權或經營權,但不擁有轉讓、抵押、入股等處置權以及相對應的收益權。農村土地沒有真正成為可以在市場上流轉和交易的生產要素。這種土地產權制度既不利於土地的合理配置和使用,還助長了政府批地過程中的權錢交易和徇私舞弊,使少數人中飽私囊,廣大農民卻不能從中受益。
——「按勞分配」與「按要素貢獻分配」及其二者的結合均未真正破題。問題一,要素市場不健全,使要素產權不能得以實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 按生產要素的貢獻進行分配 是產權制度的基本要求,理論上既可以優化資源的配置 又可以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但是 它的前提條件是市場競爭充分、信息對稱、要素的產權明晰、生產要素充分流動等。而目前我國要素市場還處於建設初期,不具備成熟市場的基本條件,要素產權交易和流動常受到來自行政力量的阻隔,尤其是國有資產產權交易的平台尚未搭建起來,使得各種要素的貢獻不能完全按照公平的市場價值得到實現,產權利益扭曲。問題二,「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實現形式和實現機制尚未破題。在生產要素中,除資本、土地、勞動力三要素參與分配外,關鍵是技術、管理這兩大要素如何通過「技術資本化」和「管理資本化」參與分配過程,尚需要探索有效的具體實現形式和途徑。問題三,勞動者勞權保護制度缺失,勞動力價值被嚴重剝奪。勞動力與其他生產要素一樣,應具有它自身的價值,其所有者的權利及勞動力產權也應受到維護。但在我國目前勞動力總量供給過剩、資本供給短缺的情況下,勞動力在要素市場中自然處於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在低端勞動力市場中,以農村轉移勞動力為主的非熟練、非技術勞動力的勞動報酬更是被壓低到極限,並且缺乏基本的社會保障,長期處於被資本剝奪的境地。
——單一國有投資體制是形成基礎設施領域行政性壟斷難以打破的重要原因。投資是產權的實現和延伸。目前我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主要是政府財政投資,民間資本投資的空間和渠道尚未打通。投資主體的單一國有是我國行政壟斷經營多集中於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主要原因。壟斷性經營必然產生壟斷利潤,不利於提高投資效率和資產運作效率,也不利於公平分配製度的建立。基礎設施領域單一國有投資體制的改變取決於國有產權制度的根本轉變。
(2)工資制度
除了非公單位的工薪制度外,我國仍然在國有單位,尤其是機關事業單位內部實行由政府主管的工資制度。由於國有單位人員規模依然龐大,其工資水平和規則對社會收入分配仍然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現行的工資制度是由計劃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中通過不斷調整和改革形成的,仍不可避免地帶有傳統體制的色彩,與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工資制度還有相當距離,集中體現在體制內僵硬,體制外失范,激勵不足與約束乏力並存。具體表現在:工資水平偏低,工資增長機制僵硬,缺乏制度性保障,致使工資外收入膨脹,助長國有單位職工收入的不規范;工資結構設置不合理,崗位績效工資和年工資比重過低,不能體現合理的工資級差,缺乏激勵和約束作用;對國有企業的工資管理仍然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干預不當和約束乏力的問題並存;對勞動力市場中非國有用人單位的最低工資和工資支付管理,缺乏相配套的有效的監督管理體制,使得現實中存在大量企業侵犯職工權益的行為。
(三)再分配相關制度缺陷
1.社會保障制度
(1)覆蓋面不足,受益群體主要是城鎮正規單位職工,而非正規部門、非主流群體以及農村居民基本沒有或只能享受部分社會保障;(2)制度不統一,存在社會保障的「雙軌制」,除城鄉分割外,在城鎮還存在著企業與事業單位的制度差別;(3)缺乏制度保障,未出台《社會保障法》,社會保障資金繳納、籌集缺乏強制性約束,標準的確定和執行存在較大的主觀隨意性。
2.稅收制度
(1)納稅主體稅負不公,稅收政策不完善,城鄉居民間、高低收入者之間、不同經濟類型單位間存在稅負不公的問題;(2)稅收待遇差別較大,費用扣除不合理;(3)稅收體系不完善,缺乏與財產及其收入相關的稅種設置;(4)征管手段落後 難以提高征管水平。
3.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1)轉移支付的政策導向不明確,調節功能微弱;(2)政府間財政管理體制包括轉移支付制度的目標不清晰;(3)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范圍模糊;(4)轉移支付形式繁多管理分散。
4.「三次分配」制度
民辦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是成熟市場經濟國家收入再分配和社會福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目前我國仍然缺乏鼓勵扶持民間力量進入慈善事業和公益事業的社會機制。
(四)非收入分配的相關制度缺陷
1.就業和勞動力市場制度
(1)在城鄉間、國有與非國有、正規與非正規就業者間分割的「三元化」的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制度與政策;(2)行政性分割的高端與低端勞動力市場;(3)以扶助國有企業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為工作重心的就業服務體系。
2.公共教育制度
(1)財政資金投入不足,亂收費給公眾造成不合理負擔,公共教育公益品質喪失;(2)財政經費使用方向和結構不合理,阻礙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3)差別教育政策加劇了公民基本權利的不平等和社會的貧富分化。
綜合以上相關制度的分析,我國現行收入分配製度的主要缺陷特徵是:城鄉二元性、行政支配性、秩序混亂性及公共福利短缺性。直接原因來自於制度目標的模糊、制度構架的不完整和制度路徑的「雙軌」。究其制度性根源,除去生產力因素,則在於不成熟的市場化體制中轉型期的產權制度和轉型期的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政府職能的缺位和越位貫穿於全部相關制度問題的始終。
二、對現階段我國公平分配製度目標模式的選擇
當前 我國正處於制度轉型的關鍵時期。隨著利益主體的日益多元化,社會愈將轉向多中心時代。它將意味著市場配置資源並決定初次分配的基礎作用將更加強化。而目前我國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配置的市場化還處於初級階段,要素佔有不平等造成的收入差距擴大剛剛開始,城鄉二元結構、行政性壟斷經營、制度性腐敗等深層次制度性弊病在短期內還難以徹底打破和消除,仍將從反面對收入分配繼續產生影響,與新的市場經濟格局相適應的再分配製度的健全,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條件。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政府必須盡快地轉變自身職能,更多地承擔起維護社會公平和促進社會發展的職能。
在市場經濟國家中,具有較高公平程度的收入分配製度都是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發達的經濟實力密不可分的。但不同國家的實現模式又不盡相同。如,美國:中等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瑞典:低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韓國:低程度的收入分配差距,低水平的社會保障;俄羅斯:高度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對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雖然這四種模式都不完全適合中國,但這些典型市場經濟國家和轉型國家的一些經驗和制度特色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模式的選擇決定於對公平目標的理解和確定。世界銀行《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以「公平與發展」為主題,指出:社會對於機會平等的關注應該勝於對收入平等的關注,機會不平等是深層次的原因,而收入不平等只是經濟發展的一個結果。我們認為,這一命題對我國這樣的尚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來講更具現實意義。
因此,在現階段我們所需要的「公平分配」是指在保證參加分配的機會公平和過程公平前提下的收入分配結果的平等。沒有機會公平和過程公平條件下形成的收入平等是缺乏效率的,因而是不現實、不可持續的;而不平等的分配結果不符合社會的最終追求目標,反過來也會影響機會和過程的公平及效率的提高。
如此,我國現階段公平分配的制度模式,就應是在進一步完善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上,提倡在機會公平和過程公平前提下促進收入的平等,發揮政府在彌補市場缺陷、提供市場公平競爭機會和環境、實現社會公平分配中的主導作用,努力促進社會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提供人人均享的公共教育、公共醫療、就業扶助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務,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種不平等的制度分割,尤其是城鄉差別,實現收入分配結果的相對平等。
Ⅱ 分析我國新一輪改革重面臨哪些問題
由於中國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國有企業改革始終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可以這么說,如果國有企業改革無法繼續下去,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也會半途而廢。雖然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但在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中還有許多根本性的矛盾無法突破,本文就是想就這些根本性矛盾的產生原因及解決辦法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見。 論文的第一部分主要介紹了中國國有企業的來源:沒收官僚資本、公私合營和政府投資,並認為盡管計劃經濟體制給中國國有企業帶來嚴重的後果,但是在建國初期供應不足的社會條件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還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導致國有企業陷入困境的六項主要原因以及這六項主要原因的體現方式,並認為在此主要原因中最根本性的原因還是政企不分。因此,要想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就必須對症下葯,所提出的改革措施,必須能解決以上六個問題,尤其是政企不分的問題,否則,國有企業改革不會成功。 第三部分介紹了英國、德國、俄羅斯、波蘭和新加坡五國的國企改革過程,並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對德國、俄羅斯和新加坡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 第四部分根據國外國有企業改革的經驗和教訓,結合我國國有企業的實際情況,對我國目前比較常見的幾項國企改革措施進行評價,並認為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領域的做法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還是要建立法制制度,規范政府行為,為各種類型的經濟組織提供完善的社會環境。
Ⅲ 中國政府與社會關系方面存在哪些問題及其改革與完善的措施
腐敗和壟斷必須落到實處!!
Ⅳ 試述中國政府機構改革中存在的問題
中國政府機構改革已進行了多次,但由於在理論上、 認識上、實踐上存在著誤區,對此必須採取相應對策, 認識上、實踐上存在著誤區,對此必須採取相應對策,走出 以往改革的誤區, 深化行政改革, 把政府機構改革引向成功。 以往改革的誤區, 深化行政改革, 把政府機構改革引向成功。 我國的政府機構改革進行了多次,但是始終沒能跳出 三個怪圈 三個怪圈",即在人員數量上陷入 "精簡 膨脹 再精簡 再膨脹 的怪圈;在機構控制上陷入 精簡---膨脹 再精簡---再膨脹 的怪圈; 精簡 膨脹---再精簡 再膨脹"的怪圈 合並---分開 再合並---再分開 的怪圈; 了"合並 分開 再合並 再分開 的怪圈;在管理許可權上陷 合並 分開---再合並 再分開"的怪圈 入了"上收 下放 再上收---再下放 的怪圈。 中國政府機構改革不能跳出以往的怪圈,是由於改革中存在著理論上、認識上和實踐上的誤區,缺乏行之有效的辦法和對策。 1.我國政府機構改革存在的問題 (1)理論上的誤導跳出怪圈乏據在理論上, 我國的政府機構是按照馬列主義的行政管理理論建立起來的。馬克思根據"巴黎公社 的短暫實踐提出了"小政府 大社會" 小政府,巴黎公社的短暫實踐,強調要建立"廉價政議行合一"的組織形式,列寧認為,政府機構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實際上 。我們並沒有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的行政理論去構建我們的政府機構,而是依據斯大林時期蘇聯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府機構,構建了我國的行政體制模式,建立了我國的政府機構。但在行政學理論的研究上,不承認行政學是一門科學, 政學理論的研究上沒有自己的行政學理論和獨立的行政學學科體系,沒有努力去探行政管理的某些規律。當我們的體制出現了種種弊端並且現實行政管理實踐需要理論指導的時候,我們則簡單地採用了"拿 來主義",照搬馬恩列斯的部分論斷和西方行政學某些理論, 嚴重地脫離中國國情,在指導實踐上出現了許多問題。 (2)認識上的偏頗破解怪圈乏力在認識上從中央到地方人們都意識到機構改革的重要性,但是由於以往的改革反復進行了多次,都沒有跳出怪圈。 因此,人們對機構改革已經麻木,漠不關心, 甚至失去信心, 從而產生了種種錯誤的認識結果。 諸如"先改先吃虧 , 誰改誰吃虧 誰改誰吃虧", 機構改革就是減人 只要人員精簡了, 機構改革就成功了",等等。這些錯誤的認識都是從反面總結和吸取以往機構改革的教訓。以往的改革是下改上不改下改上不改,改來改去改回來"、 下動上不動 越改越被動"。先改革的 受到指責,被認為是出風頭,機構裁了,人員減了,但並沒有因為改革而得到利益。觀看別人改革的,卻得到了很多實 惠。由於改革不徹底,上下壓力都很大,改革進行不下去,只得半途而廢。在觀望中遲遲未動的,卻保留了原班人馬,甚至機構和人員又增加了。因為改革撤了一些機構,又設立了一些新的機構,舊的機構沒有減掉,又設立了新的機構。 (3)實踐上的盲目突破怪圈乏術理論上沒有正確的指導。主要表現在:在職能轉變上, 踐上盲目急進。在職能轉變上,走入了強行實施職能轉變,從而導致翻牌公司的誤區。翻牌公司是在改革過程中成立的行政性公司, 就是把政府機關的牌子換成公司的牌子。實際上還承擔行政管理職能,並以此獲取利潤 的公司。它既有公司身份,又有公共行權是典型的翻牌公司,它一成立就損害了企業的自主權,也為公共行政權力直接插手企業經營提供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其實質上是權力進入了市場,是計劃經濟微觀管理的再現, 改革走回頭路的表現。 2.促進我國政府機構改革的對策 (1)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有限責任,首先必須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國政府機構改革之所以有反復,與我國社會不發育有直接關系。社會由許多要素構成,各種要素都應有自主權和相應的責任,這樣才能減輕政各種要素都應有自主權和相應的責任。社會組織少而且長期依附政府,缺乏管理能力, 當政府將一部分管理職能向社會轉移或權力下放時,在某種程度上,社會則顯示出沒有承載能力,無法填補由於政府機構改革而留下的管理社會的管理真空和權力真空。所以 一放就亂 政府不得不收回管理權力; 則又會出現"一管就死 。 機構改革一直是中國行政管理理論研究和實踐中的重要課題,建國至今,中國政府歷經多次機構改革。 要課題,十七大黨 中央提出新時期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基本方向--"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建設服務型政府。我國目前的機構改革仍然還存在很大的問題,政府改革應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給予更多的關注和努力。
Ⅳ 論述題 分析一下我國改革當中存在的錯誤思想並論述怎樣堅持正常的改革方向。
當代中國的改革實踐經驗從各個方面進行了總結,主要有八條基本經驗:
一.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不改革沒有出路,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改向」也沒有出路
實踐中的社會主義不改革沒有出路,若不顧客觀條件變化和人類歷史的發展潮流,固守特殊條件下形成的僵化體制,只能把社會主義引向死胡同,葬送社會主義事業.相反,如果借改革之機,企圖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全面走向資本主義,也難以找到出路.這是中國改革的首要經驗.
二.要不斷解放思想,不斷清除思想障礙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次社會變革,無不以思想解放為先導,改革的深化也有賴於思想的進一步解放.其實,三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也就是一部不斷解放思想、不斷開拓創新的歷史.農村改革之初,有人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說成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特區剛建立時,也有人說,特區除了五星紅旗是社會主義外,其餘全是資本主義;長期以來,市場經濟被視為洪水猛獸,被斥之為社會主義的異端;還有些人認為,非公有制經濟是資本主義土壤,搞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就是搞資本主義,就是所謂的私有化……不解放思想,不沖破傳統觀念,不打破思想枷鎖,不拋棄「左」的教條,改革就無從談起.同時,也要警惕右的傾向,防止被外國敵對勢力所利用.
三.要把改革的著眼點和落腳點放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上
改革的實質和目的,就是為了從根本上改變束縛中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相應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盡快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所有改革理論的提出和一切改革政策的制定,都是圍繞盡可能快地發展生產力這一中心展開的.
四.是「異端」,還是正途,要靠實踐來檢驗
早在1979年,鄧小平就明確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但是,在當時的條件下,在理論和實踐上都難以被人們接受.因此,後來提出了「摸著石頭過河」、「不爭論」的方針,這種「摸著石頭過河」,邊實踐,邊摸索,邊總結,尊重改革實踐,尊重群眾創造,在改革的實踐中逐步確立改革目標的做法,有利於改革的穩步推進,同時又防止了出現大的挫折.
五.「騎自行車原理」的啟示自行車騎得太快,易栽跟頭,若騎得太慢或者不動,最終也會摔下來,這就是「騎自行車原理」.它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改革必須保持一個合適的速度,才能穩步前進.
六.要學會運用法律手段維護和鞏固改革成果
要把改革與制度建設結合起來,運用法制手段鞏固已經取得的改革成果.這樣可以使人們在改革過程中的行為規范化,還可以避免由於人事更迭,使改革進程發生逆轉.
七.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
社會主義改革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它既涉及到權力的調整,又涉及到利益的分配,直接影響到每一個公民的利益.要把這樣一個巨大的社會系統工程順利完成,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社會主義國家,這個領導核心只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中國共產黨.只有依靠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依靠全體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有組織、有秩序、分步驟地積極推進,才有可能實現既定目標.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否定黨的領導,解散黨的組織所導致的災難性惡果,從反面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在當今中國,如果離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全國就失去了一個穩定的政治中心,不僅改革搞不下去,建設也無從談起,甚至連起碼的社會秩序也難以維持.這是全中國人民在長期奮斗的實踐中認識到的一條真理.
八.邊實踐,邊總結,不斷進行理論創新,不斷進行改革理論准備
社會生活中的無序和混亂,根源於思想上的混亂,而思想的混亂又源於理論上的混亂.只有澄清理論上的是非,才能解決思想混亂問題,只有解決理論和思想問題才能從根本上鏟除社會生活的混亂和無序.
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經之路,而且提出來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才能發展社會主義,才能發展馬克思主義.說這兩段話,高度概括了我們為什麼要改革,為什麼改革是必由之路,為什麼是當代中國命運的抉擇,如果不改革開放,不可能發展中國,不可能發展社會主義,不可能發展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應當深刻的領會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這種高度的理論概括.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一切從實際出發而不是從本本或舊的觀念出發,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基本經驗.
當前存在問題,如分配不公、機會不均、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國有資產的流失、不公平競爭、政府行政效率低下、誠信危機、國民基礎教育投資不足、環境污染,犯罪案件、經濟和民事糾紛激增,社會結構呈不穩狀態,人們幸福感下降等等,幾乎都是由於沒有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及合理地界定二者的邊界所造成的.
當前最亟待的問題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所謂政府自身的改革,就是要按照人民的付託,去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情,那些不該管的事情盡快退出來,不要為了自己那一點小的本位利益或者權利或者等等來妨礙這個大局.
從國家的層面來說,當前最要緊的是加快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同時對人民關心的教育保障、醫療保障、就業保障這些問題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
從企業方面做的,應該盡自己更大的社會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從兩個方面來說,一方面企業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要把中國製造變成中國創造,因為只有通過自主創新我們才能在世界立於不敗之地,競爭力,從另一方面講,企業應該更多地盡到自己的幫助社區,幫助貧困地區,幫助周圍的那些窮人;
對個人來說,應該加強信用教育,信用的建設,因為如果是一個社會處在信任危機中,這個社會是沒有發展前途的.」
Ⅵ 分析轉型期我國政府職能轉換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根據我國現階段發展的要求,政府職能轉換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1、加強市場經濟法制建設,創造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與環境。
建立統一的市場規則,這是保證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的重要條件。
這就需要政府扮演規則的制定者,在明確產權的基礎上,制定一系列具體標准、規范和法律,用以確立市場的運行規則,以便消除對公平競爭的限制和障礙。
2、深化企業制度改革,造就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
企業是經濟活動的細胞,也是市場競爭的主體。如果企業對市場的供求情況和價格信號做不出靈敏及時的反應,企業無法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主體,市場經濟的新體制也就不可能形成。
因此在體制轉軌時期,中國政府必須積極理順國有企業的產權關系,建立明確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和經營制度,逐步形成一種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產權清晰、責權分明、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平等競爭、優勝劣汰的國有企業經營體制和基本規范的企業組織形式。
3、培育和完善各類市場,形成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
市場是市場經濟運行的中心環節,因此,如果市場發育不全或遭受扭曲,市場經濟也就不可能順利而迅速的發展;沒有發達而有序的市場體系,就沒有市場經濟。
政府要致力於要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的健全的市場體系。
4、依靠宏觀調控手段,保證社會經濟的穩定增長。
通過宏觀經濟計劃和財政貨幣政策等宏觀經濟調控手段,加強供給與需求管理,保持總供給與總需求的相對平衡,以實現物價穩定、充分就業、經濟適度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經濟目標。
經過這些年改革,大量儲蓄經過國有銀行體系流向低效率的國有企業,轉化為低效率的投資,不僅使銀行體系積累了大量的不良資產,而且這一惡性循環還在不斷地繼續,構成對金融體系穩定的嚴重威脅,進而對整個宏觀經濟穩定構成了潛在威脅。這些都需要政府採取宏觀調控手段來維持經濟穩定。
Ⅶ 分析中國行政規劃存在的問題與改革的方向
問題就是:行政區劃層次太多,機構臃腫(五級,中央-省-市-縣-鄉)
方向有兩個:一是縮省並縣,省縣直轄,縣市分離,縣市平級(同為正廳級,不存在從屬關系);另一種是在上述方法的基礎上再撤掉鄉鎮(街道)級單位。
其他的一些改革情況:現在的深圳想把下面的區、街道和鄉鎮都撤了,設為一級政府制。而安徽銅陵現在把街道撤了,其他省市也有效仿的。
至於縮省並縣,省縣直轄,現在好多省都在搞了。
Ⅷ 歸結起來,我國目前公共行政管理改革面臨的主要問題有哪幾個方面
http://lw.3e.net/gggl/lw_135047.html
公共行政改革問題和解決方式
Ⅸ 我國政府職能轉變中存在哪些問題和建議
政府職能轉變存在的主要問題
1、黨政不分、各級黨組織對政府部門的事務干預過多
現在中央和地方,各級地方之間的許可權還不是很清晰,尤其是財政權和人事權,矛盾重重,中央的機構組成與地方的機構的對應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中央機構之間很多相近職能機關並存的現象也很多,這樣造成了上有左右責任不清,有利益的事情大家爭著做,要承擔責任的事情,大家相互推諉。而最終受到損失的還是社會大眾。其次還造成機關疊床架屋,加大行政成本,導致人民群眾怨聲載道。
2、我國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缺位」現象
當前,政府部門仍然管了太多不該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政府職能越位現象嚴重,政府直接參與企業生產經營的現象比比皆是,政府幹預微觀經濟活動的現象屢見不鮮。政府是國有企業的出資人,同時又對企業生產經營進行監督管理,政企不分、政資不分,與政府為社會組織創造公平競爭環境的承諾大相徑庭。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許多政府工作人員分不清哪些事務該政府管,哪些事務不該管。政府「越位」現象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二是盛行地方保護。 三是追求短期政績。四是包辦社會事務。政府「缺位」現象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不到位。 二是環境資源保護不力。 三是統籌協調作用發揮不夠。 四是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分配不公。
3、市場秩序的規范和監管不夠——規范、監管市場秩序的力度不夠。一是規范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仍不健全。二是執法不嚴,管理鬆懈,紀律鬆弛,甚至有法不依,違法不究,致使已有法律、規章和制度形同虛設。三是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分割不斷變換手法,阻礙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
4、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特別是國有企業直接干預依然嚴重——政府對微觀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直接干預依然過多,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尚未形成。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經濟轉軌時期又有某種擴展的行政審批制依然廣泛存在,特別是企業設立、領導人任免、投資、外貿等領域的行政審批亟待清理、削減。值得注意的是,在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某些政策的實施又產生了強化行政審批和個案處理的副作用。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戰線過長的問題依然突出。對非公有經濟的限制依然過多,公平競爭環境尚未形成。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混淆不清的狀況沒有根本改變。如何構建新型的國有資產管理運營體系,已成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政府職能轉變中存在問題的改進對策
政府職能轉變在實施了20多年以後依然被列為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原因大致源於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早期職能轉變的目標和期望還沒有到位,因而政府職能轉變的進程需要進一步加快;二是隨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變化,政府職能的轉變必須隨之作出相應的變化。通過調查研究,政府職能的轉變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完善政府經濟調節職能
調控的方式應從直接的行政干預轉向間接的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為主的調控。我國歷次進行的宏觀調控大都依仗於行政手段,副作用極大,不僅會影響政府誠信,還會使企業利益受到重大損失。所以政府職能方式必須用宏觀的間接管理替代以往的微觀的直接管理。一方面,放鬆對經濟的行政干預,弱化微觀管理職能,強化政府的宏觀調控。就是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對外政策等一系列政府所能掌握和運用的經濟變數去影響市場經濟中各種變數的取值,通過影響私人經濟部門行為的政策過程來維護社會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宏觀調控還應被納入法制化軌道,對宏觀調控各個部門的權力從法律上加以明確的界定,從而使宏觀調控有章可循、有序進行。
(二)完善市場監管職能
政府應對市場中應當介入的領域實現有效監管,彌補市場失靈。主要表現在:
1.建立獨立的管制機關,加大對重要資源、壟斷性行業、國有資產等方面的監管
以壟斷性行業為例,我國目前對壟斷行業的管制除電力外,都歸屬於國務院各行政主管部門,是其行政職能的一部分。以行業主管部門為主體的規制模式的缺陷之一是過於關注行業利益而忽視公眾利益。甚至由於行政隸屬關系的原因在實行著一種廠商保護主義,經常成為廠商利益的「政策保鏢」,面對著壟斷行業,保持管制規制機構的獨立性是保證管制效應的前提。我國的獨立管制機關在權力配置上,可借鑒國外經驗,使其擁有對其領域管制的自主性權力,同時兼具准立法權、准司法權和行政權。
2.落實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場監管的法律體系
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減少行政許可和行政審批的程序,增強政府行政能力,盡快把取消調整行政審批的項目落實到位,對已經或下放的審批項目絕不搞變相權力上收,對行政審批項目要規定審批行為和審批方式,提高審批效率,對已經審批項目的後期監管,特別是涉及多個部門的,應明確各個部門的權力和責任,落實行政問責制度。通過完善對市場主體、市場交易、市場監管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一方面確保為市場主體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另一方面可以規范市場主體行為,保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3.加強監管的公開性、民主性
必須積極發展電子政務,建立政務信息公開制度,在網上公開政府的相關政策、規定,發布政府工作的相關信息,提供便捷的信息通道,提高政府職能運作的透明度,充分保護和尊重公民的知情權,進而提高公民的參與度,實現監管的民主性、公開性。
(三) 加強社會管理職能
1.正確定位政府角色
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企分開一方面表現在將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將經營權交給企業,發揮其自主性,調動其積極性;另一方面表現在把政府國有資產所有者職能和行政管理職能分開,理順產權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能夠解決的讓市場自己解決,政府只管市場做不了和做不好的事,積極引導市場,充分發揮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2.建立完善的社會管理體系
社會管理體系是政府管理社會的基礎,包括教育、文化、衛生等社會管理制度,也包括政府負責,社會協調,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iii]。切實加強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加大對社會事務的管理范圍和力度,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管理模式,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新格局。
3.建立科學、理性的政府社會管理體制
建立科學合理的政府社會管理體制首先是縱向上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社會管理許可權,合理界定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政府的事權、財權。其次是橫向上將政府部門之間的分權合理化。防止多部門同時管理同一件事,防止出現職能交叉、重疊現象。再次,理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即改變原來由政府包辦一切社會事務的做法,從原來的「大政府,小社會」轉變為「小政府,大社會」,對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社會管理許可權進行合理配置。
(四)完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
完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關鍵是要切實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加快完善公共服務職能。要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文化設施、公共衛生等方面的建設,積極發展義務教育,提高基本醫療保健水平,提供群眾健身場地,美化環境,豐富並滿足群眾精神文化需求,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保障國際和國內安全等。還要根據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和財政狀況,擴大公共設施覆蓋面,不斷提高公共服務水平,逐步提高公共產品使用率,爭取讓全體人民都能平等地享受到公共服務,滿足社會生存需求。主要方法有:完善全民教育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職能,使公共教育資源向農村、西部等貧困地區滲透;完善社會保障的公共服務職能,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保障弱勢群體基本生活;完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加快對農村水利、農村電網、農村廣播電視網、農村公共互聯網、公用通信網、道路、公園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加大對農村生態環境的保護力度以及對科教文衛公共服務項目的投入。
Ⅹ 你如何看待中國的經濟改革其中存在什麼問題未來的發展如何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收入差距問題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本文重要對中國的地區收入差距的現狀進行介紹,然後對產生這種現狀進行原因分析,以使人們能夠更正確的理解和對待收入差距。
關鍵詞:地區差距 貧富差距 經濟政策
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使人們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紀末人們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也已經在20世紀末順利實現了。我們現在正朝著第三步邁進。可是就在我們為到下個世紀中葉,使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奮斗時,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在不斷擴大。在中國,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復雜,有市場經濟發展的自然選擇因素,有轉型期的特定結構性、體制性因素,也有腐敗、市場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確的理解中國的收入差距,必須對中國收入差距類型及原因有著很好的理解。現在中國收入差距大體可以分解為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以及不正當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紹中國的地區收入差距以及對出現此差距的原因進行分析。
一、地區差距現狀
城鎮居民收入的地區差距進一步拉大。東部地區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收入差距逐年擴大。從1981年至1999年,按現價折算,東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15.01倍,中部地區增長了12.2倍,西部地區增長了9.5倍,以中部地區收入為1,東、中、西三大地帶的收入比例從1981年的1.20:1:1.80改變為1.48:1:1.10,中西部與東部的收入絕對差額由79元,8元擴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別擴大了29倍和231倍。
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區差距變化[1]
針對這種地區間差距的擴大,有人將其概括為「一個中國,四個世界」,即把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除台灣外)放到全球來認識,按實際購買力平價來計算美元值,可劃分為四個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別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顯高於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兩市人口佔全國總人口的2.2%。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區中上等收入地區,天津、廣東、浙江、江蘇、福建、遼寧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於世界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佔全國人口的21.8%。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區,包括沿海地區的河北、東北、華北中部部分地區,人均GDP均低於下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人口占總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邊遠地區、低收入地區。低於世界低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為1790美元),人口約6.3億,佔全國總人口數的50%。
二、地區差距原因
1.歷史因素
在中國,不同地區在改革的初期所面臨的初始條件是不同的,初始條件的差異也構成了不同地區在改革過程中的收獲各不相同。首先,這些初始條長期累積起來的商品經濟觀念在東西部地區之間存在相當明顯的差異。歷史上,東部地區尤其是江浙一帶居民的商品經濟觀念比較濃,對市場的理解和參與意識較深。相反,中西部地區的居民則相對比較保守,習慣於固守本土觀念,缺乏冒險精神和創業意識,相應地,中西部地區人口的流動性相對較差。所以,當中國開始市場化改革的時候,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由於積極地參與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紅利」,而中西部地區的居民則由於行動遲緩而喪失了先動優勢,從而使東部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次,東西部地區的工業基礎存在差異。雖然在六、七十年代中國政府出於軍事戰略的考慮,在工業布局和資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區傾斜,在中西部地區設立了一系列軍事工業基地,這些工業基地增強了中西部地區的生產能力和工業基礎,但並沒有從實質上彌補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工業化水平的差距。加上六、七十年代所建立的軍工企業在改革開放以後。由於體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經營困難,不但沒有提高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生產水平,反而成為這些地區的沉重包袱。
2.政策因素
中國政府在開放次序方面的安排使得不同地區在改革中所能夠獲得的收益存在較大的差異。改革開放伊始,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便向東部沿海地區傾斜。五個經濟特區、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都是在東部,這些地方在財政政策上無論對外商還是當地企業都非常照顧,使得東部沿海地區在改革開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國資本,當地經濟得到巨大發展。雖然外商投資並不是經濟發展的唯一因素,但它畢竟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的轉軌經濟而言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1983--1996年,中國的外商投資有88.3%分布在東部沿海地區,僅有8.3%分布於中部地區,3.4%分布於西部地區。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相適應,內地省份在經濟發展速度上遠遠落後於沿海地區,更進一步的結果便是各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
3.貿易因素
貿易依存度與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貿易規模的兩個重要指標。從1993—2003年,東部地區的貿易依存度從0.64上升到0.77,出口依存度從0.29—0.40,中部地區貿易依存度從0.18下降到0.11,出口依存度從0.10下降到0.06,西部地區貿易依存度則從0.13到0.11,而出口依存度一直在0.06左右徘徊。[4]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對外貿易多集中於東南沿海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則較少。1999年,東南沿海地區12個省市的進出口總額佔全國的90.60%,其他地區只佔不到10%。因此,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享受對外貿易帶來的利益比中西部地區的居民要多。同時,由於中國地區之間勞動力要素流動不暢,職業轉換困難程度不同,勞動力的流動性在東部地區要強於西部地區。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勞動者收入在地區之間的差別。
4.教育因素
隨著教育的發展,它會拉大受過教育者與未受過教育者之間的差距,因為受過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產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據收入更高的職業和崗位,從而獲得較高的收入。中國不同地區之間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當明顯的,東部沿海地區擁有較好的教育設施和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較高,而中西部地區由於經濟發展的滯後,導致教育投入不足,進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遠遠低於東部地區。這種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礎教育方面的差距構成了東西部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5.自然條件及地理位置
東中西部地區之間在自然條件及地理位置方面的差異也不利於中西部地區。從地理區位上講,東南沿海地區擁有眾多的港口碼頭、密集的公路和鐵路網,並且與經濟發達的香港、澳門、台灣、日本、韓國相比鄰,具有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地緣優勢。同時,東部地區氣候條件好,物產豐富,適宜生產及生活,這些都使得東部地區在經濟發展中獲得一種比較優勢,從而能夠先行一步。
三、結束語
上述是對中國現階段存在地區收入差距現狀以及原因分析。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現階段出現收入差距是在我們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必然要出現的,但有些差距是可以避免的。我們要理性看待貧富差距的兩重性,客觀分析引起貧富差距擴大的因素,區分正常因素與非正常因素。2005年中國兩會的召開,代表們就收入差距提出了好多好的建議和意見,中國政府也高度重視這個問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體制的健全,中國的各項制度的建立,中國實行「西部大開發戰略以及農民負擔的減輕,一定能夠消除各種不正當收入,減少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以及行業差距,使中國社會實現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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