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勘

㈠ 上海博勘商務咨詢有限公司有誰知道么，怎麼網上信息很少，這家公司怎麼樣

我大概看了下這個公司簡歷，應該就是幫老外在上海注冊公司的或者做展會的，屬於版服務性行業，但是權老外的錢應該比較好賺，但是這家公司在招聘網上 瘋招 銷售。。。他們公司規模寫的是20個人左右，但是光招聘銷售的崗位就需要10個。。。如果你是應聘銷售的話，個人覺得沒意義，如果你是策劃之類的，可以去，待遇應該可以，另外因為是賺老外錢的，相對輕松一點，呵呵

㈡ 以我心中的博物館為題寫一篇600字作文

今天，我們黃海晨刊和日照日報五蓮站的小記者一起去參觀五蓮博物館。
博物館的二樓就是展出我們本次要參觀的丹土遺址的。丹土遺址，位於山東省日照市五蓮縣城東南約37.5公里處，發現於1934年。現屬潮河鎮丹土村，遺址總面積約28.8萬平方米。我們所看到的，就是從發現丹土遺址以來，經陸續勘探，從斷崖塌土中出土了大量保存完好的石器、陶器、玉器和青銅器。老師說，他們都有著很高的歷史價值。
展出的石器有石斧、石鏟、石錛、石鑿、石鐮等等。透過玻璃，他們看上去十分粗糙，卻又十分規整。可以想像，在四千多年前沒有任何先進工具的情況下，遠古先民們是怎樣辛苦地將它們打磨成器。這些遠古時候的器具，在如今重見天日，仍然閃爍著燦爛的文明之光。我們趕緊拿出筆和本子，將它們記錄下來。
陶器的精美令人驚嘆，朵朵花紋彷彿真的就綻放在器具上。那盤在陶瓶上的黃龍，更是栩栩如生。讓我沒有想到的是，那時的人們已經能夠使用玉器了，只是這玉沒有現在的光滑。老師說這叫璞玉。展台上放著一塊特殊的松石，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它有一個孔，孔里嵌著一塊綠色的玉，至於它是如何嵌進去的，到現在還是一個謎。還有一把長51厘米的大玉刀，是中國之最呢！玉琮其形外方內圓是商周時代的宗教物，如今已經是國家一級文物了！真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啊！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令人回味的展品：富有特色的青銅鼎，薄而堅固的井壁，還有許許多多雕工精細的飾品……這真是一次奇妙的參觀。

㈢ 什麼是2016第三屆國際工業機器人峰會

由上海博勘商務咨詢有限公司主辦的第三屆國際工業機器人峰會將於2016年1月15日在上海舉辦，本次峰會立足於中國工業機器人行業的實際情況，探討業內人士比較關心的核心零部件技術，系統集成和終端用戶應用市場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分享互聯網+和融資租賃等創新模式，以及工業機器人轉型服務機器人的契機。

㈣ 上海這片地方的歷史有多長有什麼考古發現

一直以來，人們印象中的上海，只是一座近代新生的城市，鴉片戰爭之後走向繁華的“東海漁村”，所謂“百年看上海”，歷史非常淺薄，猶如“暴發戶”一般。

然而，上海“控江連海”，地理位置非常優越，又背靠江南膏腴之地，是對外貿易的超級良港，古人難道視而不見？近年來，上海諸多考古發現揭開真相，其中挖出一座古鎮，新發現改寫上海歷史，以至學者感慨：上海已經繁華了一千多年，有著悠久的歷史基礎。

青龍鎮的青龍塔

令人不解的是，作為繁榮程度不下泉州、寧波等海貿港口的青龍鎮，為何長期不為人知，以至直至近代，上海還被視為寂寂無聞的“東海漁村”？更為重要的是，這樣一個曾經繁榮的港口，為何會消失在歷史中？

㈤ 周原博物館的周原遺址

周原，位於關中西部，據西安市約100公里，范圍包括今鳳翔、岐山、扶風、武功4縣大部分。史載周人祖先古公亶父（周太公）率族人至此，定居於今岐山之陽的「周」地。周國號亦因地而得名。這里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氣候溫和。周文王以前，是周人的活動中心。
聞名中外的周原遺址，就處在岐山、扶風兩縣交界處的方圓2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經考古勘察，發現了周王室的宗廟、墓葬、府庫和文書檔案（銅器銘文與甲骨文）。其中西北部是宮殿和宗廟區域（今岐山縣鳳雛村，扶風縣召陳村）。東南部為國人居住區，也是冶造銅器、燒制陶器、刻制骨器的手工業作坊區（今扶風縣齊鎮、庄白、齊家、黃堆鄉雲塘村）。西南部為墓葬區（今岐山縣京當鄉賀家村、禮村）。
從1976年起在岐山縣鳳雛村和扶風縣召陳村發掘出兩個大型建築遺址。鳳雛村建築遺址，南北長46米，東西寬23.5米，面積約1500平方米。房屋坐北朝南，以影壁、門道、中院、大廳、過廊、後室為中軸線，兩邊排列有東西廂房和耳房，其間都有迴廊連接。屋脊和天溝處用瓦（是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瓦）。牆面和屋內地面皆用黃土、沙土、石灰攪拌的三合土塗抹鋪墊，質地堅硬光滑。檐柱和廊柱排列井然有序，門下有台階通向院落。院內有陰溝排水管道。這種兩進院的封閉式建築，是我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對稱嚴密的四合院建築形式。據推測該建築很可能是西周早期的「太廟」。召陳村建築遺址規模宏大，柱礎直徑達1.9米，柱礎形成網狀結構。這可能是座巍峨壯麗的宮殿建築。引人注目的是，在鳳雛村遺址中，發現了約17000多片卜骨卜甲。其中290多片有字，這些甲骨文記載了祭祀、征戰、狩獵、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內容。有的甲骨文字筆畫細如發絲，小如粟米粒，用放大鏡方可看清。據判斷此系金屬微型刻字，反映出我國微雕技術有著悠久的歷史。
周原被譽為「青銅器之鄉」，出土青銅器歷史之長、數量之多，為世界所僅見。自漢宣帝劉詢神爵三年（公元前58年）以來，這里就開始出土青銅器，並屢有重大發現。
1890年，扶風縣任家出土一窖青銅器，達120餘件。著名的毛公鼎、大克鼎、小克鼎和衛鼎等，都出土於此。其中毛公鼎的銘文497字，記載了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鎬京為中心爆發的國人暴動的歷史事件。現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大克鼎高近1米，直徑1米，造型宏偉、壯麗。現存於上海博物館。1957年，岐山縣京當鄉董家村出土了一窖青銅器共37件，其中衛鼎、衛盉等銘文，記載了西周中期有關土地的轉讓和買賣情況，對研究探討西周中期土地制度提供了極其珍貴的資料。1974年冬，扶風縣庄白村南出土了窖藏青銅器103件，為建國後一次出土數量最多的窖藏青銅器。其中名氣最大的是牆盤。牆盤的銘文長達284字，記述史牆的家族史，並追述了文、武、成、康、昭、穆諸王的世系，曾運往北京在保和殿展出1年零3個月。另外，岐山禮村出土的大、小盂鼎，南宮編鍾都具有極高的史料和藝術價值。
周原堪稱一座地下文物寶庫，1982年國務院將其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㈥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的楚竹書的價值

戰國楚竹書的文化震撼，首先來自於它的文化經典價值。經典當指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在於它是先秦文獻的主要文化依託、千古歷史之謎的重要文化載體。新的文獻發現，松動了約定俗成的文化板塊。文獻編次和本意的坦露，引來了對傳本文獻的變革性的認識。早本文獻的提供，在比較學的意義上使後人杜撰之處顯而易見。不少文獻的面世，在填補文獻空白、完善精闢論述和便於今本篇目對照的結合上顯示了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
文學史的文化價值
以《孔子詩論》、《緇衣》和《性情論》為例，足見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孔子詩論》為先秦儒家佚文，是弟子就孔子授詩內容的追記，可與《子羔》和《魯邦大旱》同卷。《孔子詩論》有總論和分論。在形式上總論和分論的記載方式不同，總論起首有5枚簡，簡上下留白，內容為表述賦詩、奏樂、著文必須具有的志、情和言，並論《訟》、《大夏》及《邦風》，有關論述《小夏》的簡雖失散，但從文意及他篇竹簡可判斷出《小夏》的存在；分論以若干詩篇為單位，對每一篇詩作了簡短、深入、反復的遞進論述，一論、再論、乃至三論來解釋詩義，以加深對詩的深入理解。詩篇的組合次序今本未見，為研究者進一步理解、研究詩的內容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證據。孔子提出的「詩毋離志、樂毋離情、文毋離言」三條准則性的論點為首見。「詩毋離志」這個提法，比《詩譜序》中「詩言志」的提法更有文學語言的意趣。賦詩的人必須有自己意向，印證了《左傳》和其他古籍中記載的，在一定的政治場合和禮儀中，古人賦詩以表明吟詠者的態度，以及樂和情、文與言的關系。《孔子詩論》是一篇重要的儒家經典，將對我國的文學史產生很大影響。
儒學文獻的文化價值
《緇衣》有別於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和傳世本《禮記·緇衣》。《緇衣》講述的內容是忠君愛民、恭敬廉節、謹慎言行，提倡德教在先、法治在後的「刑不試而民咸服」的理想教化，是有關儒家的著述，基本內容也見於傳世本《禮記·緇衣》，或以為出自公孫龍子，或以為出自子思子。《緇衣》篇與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內容基本相同，而與今本有異，如章節不同，章序不同，引句不同。今本有些內容、文字為漢人所杜撰，作了較多的修改和補充，面目已變。《緇衣》的問世，能使研究者看到真正的《緇衣》原貌，實為可靠的歷史文獻。《緇衣》旁及了很多作品，所引之《詩》涉及《大雅》、《小雅》、《曹風》、《周南》，所引之《書》涉及《尹誥》、《君牙》、《呂刑》、《君陳》、《君奭》、《葉公之顧命》等，這些珍貴的資料對研究《禮記》、《尚書》、《詩》等的成書年代、文字運用，及其真實的思想內容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使研究者對今本文獻及儒學有了更直接的認識。
文法文體的文化價值
《性情論》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該文從宏觀的角度起論，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關系，主論「性」、「情」，兼及「道」的概念與特性，提出了彼此間的派生關系說。全文觀點鮮明，結構嚴整。文中所說的「性」是指「人之本性」，人的自然共性，樸素地指出「性可習」，注意到性與習的關系，闡明了人性的可變性，認為人性的變化在於「用心各異，教使然也」，由於出發點的不同，指導思想的不同，接受教育的不同，導致人性的變化不同。《性情論》辯證地提出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恆則固、「待習而後奠」。本文闡述了七種使人性變化的方法，在人的道德修養、禮教、樂教等方面提出了有關理論及概念。「情」來源於「性」，《性情論》提出了人情七愛、五知、三惡等准則。《性情論》明確「道」為人道，人道是以禮為主體，提出人的道德行為是可以用「四術」即《詩》、《書》、《禮》、《樂》引導。《性情論》中的墨釘、墨節、墨鉤等墨標使研究者看到了戰國時代用字、詞、句、章的結構原形，為研究者研究當時的文法、文體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資料。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學科、多領域的重大價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學術意義。戰國楚竹書的簡文字數之巨、跨越領域之廣、所涉書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傳為美談。戰國楚竹書共有簡數1200餘枚，計達35000字，在已出土楚簡中佔有較大比重。楚竹書內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不少經典論點的首見，將對哲學史、思想史、文學史、教育史、音樂史等產生深刻影響。這些戰國楚竹書為楚國遷郢都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先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中以儒家類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而簡書本身又是書法藝術史上的重要文化遺產，其文化價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數重本的書篇在內，這批楚竹書近百種，其中能和業已流傳的先秦古籍相對照的不到10種，足見發現這批楚竹書的獨特意義及其重大價值。
研究道家學說
戰國楚竹書中的古籍版本無疑見其時間之「早」。竹書《周易》是迄今為止時間最早的一部。《周易》涉及35卦內容。竹簡中所出現的紅、黑六種標號反映了陰陽轉換、互為因果的易學理論。竹書《恆先》是一篇難得的道家文獻，整篇完整無缺。這在竹簡發現史上是少見的。篇題為當時人所命名。文章論述了道家虛靜的理論，提出了天地起源問題。道家的這一宇宙生成論，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第三簡背有篇題「恆先」兩字。竹書《恆先》的發現和整理，對於道家學說的研究有其重要作用。
研究先秦音樂
楚竹書對於先秦音樂解密亦有特殊意義。馬承源在《戰國竹簡中的詩樂》一文中論及楚竹書中有關先秦音樂的書——《孔子詩論》、《詩樂》和幾篇未見於《毛詩》的詩篇。馬承源指出：詩本是音樂的組成部分，詩句就是樂曲的詞。楚竹書中的《詩樂》是殘件，所見七枚簡上端正地抄寫各種詩的篇名和演奏詩曲吟唱詩的各種音高。其中有一個篇名稱《碩人》，同樣的篇名見於《毛詩·衛風》，古代詩有篇名相同而內容不同的情況，因此不能決定簡文中的《碩人》是否與其是同一篇，但是作為詩篇名是沒有問題的。其餘40種篇名有的和《毛詩》其他篇名用詞的格調相似，應都是305篇以外詩的篇名，這是兩千多年來未知的事情。更奇特的是在一篇或幾篇成組的篇名之前寫有一個特定的音名，這種音名就是音高。音高名用兩個字組成，一是「聲」名，即是五聲音階的名，其中發現了宮、商、徵、羽四個「聲」名或「階」名，其次是變化音名，有穆、和、訐」等九個變化音名。其中穆、和之名，已見於曾侯乙編鍾，楚王青銅鍾上也有「穆商」這個名稱，這九個音名是否都和楚國的樂名有關尚待研究，但是可以說是楚國郢都流行詩曲的調名，因為詩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傳入的。竹簡上這些音調名是未見過的重要發現。可知每一篇詩都有它特定的音高，並不是隨意用任何音調可以自由地吟唱，從這一點也可以推知《詩經》時代音樂的成熟和曲調的規范。
研究戰國文字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具有文字學意義。有的先秦思想家的佚文拾貝，進一步提示了戰國文字的通用、假借、書寫、形體等規律，有益於文字發展史的研究。專家學者根據與郭店楚簡的重本以及傳本重本的比勘，可以了解到在戰國時代文字通用、約定俗成的狀況，以及在文字流變過程中文字的通假，這對解讀戰國文獻有直接的幫助。同時，也為研究六國文字、楚國方言提供了可靠文獻。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提供了與傳本相異、頗具比較價值的文獻材料。《詩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傳世本《詩經》以《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為序。竹書《孔子詩論》中的序列與此恰恰相反，稱為《訟》頌、《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風》漢儒為避劉邦諱，「邦」改為「國」。《詩論·序》中的論次也和傳世本《詩經》中的大序相反。許多詩句用字和傳世本《詩經》不同。竹書《孔子詩論》沒有傳世本《詩經》小序中「刺」諷刺、「美」贊美的內容。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為對戰國竹書的版制的了解和中國圖書史的研究提供了確鑿可靠的實物證據。戰國楚竹書版本的最短尺寸是23.8厘米，最長尺寸是57.2厘米，其中有多種不同尺寸的版本。每簡簡寬約在0.6厘米左右，厚度為0.1厘米至0.14厘米。編繩有兩道，也有三道，一般長的竹簡多數為三道編繩。編繩質料為絲。由於被埋藏竹簡的軟化以及地層的壓積，一般留下的編繩都已嵌入了竹肉。竹簡右側都加工出契口，契口呈凹狀，用以固定編繩。每簡契口處都有編繩結，以維繫上下左右，方便開卷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