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白種人眼中的黃種人
19世紀早期，只有零星的中國移民進入澳洲，那時候可以選擇的職業是做牧羊人、廚子和農場苦力。19世紀30年代由於牧羊業發達，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殖民政府做出決定，開始僱傭華工，50年代發現金礦，澳大利亞進入歷史上的「黃金時代」，吸引了廣東省省會附近13個縣的成千上萬的華人移民，到1890年在澳洲的華人大約有4.9萬人，大家都知道舊金山指的是美國的三藩市，而新金山墨爾本則鮮為人知。
13個縣的移民都講同一種方言，具有相似的體型、思想和性格，在當地人眼中，華人移民樸素、和藹、熱愛和平、勤奮且節儉，但也有不良嗜好，比如抽鴉片和賭博。他們崇拜偶像，帶來了儒教、佛教和道教的混合信仰，在金礦區修了很多廟宇。他們的語言、衣著和留的辮子，習慣和癖好，風俗和傳統生活方式都同當地人不同。
中國人的出現潛在的威脅到了「白色澳洲」的現實，歐洲白人被中國人的出現和成功嚇壞了。「白澳」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841年，華人礦工的湧入引起了歐洲人的驚恐、懷疑和誤解。當時為了調查勞工情況，新南威爾士成立了一個移民調查委員會，結果該委員會認為苦力移民會降低白人的生活水平，要求限制移民。
1857年一個地方報紙的記者就寫道：「先不考慮中國人帶給金礦區的麻風病——他們走到哪裡就把這種可怕的病帶到哪裡——就單單從他們心智低下，身體瘦弱，生活習俗半野蠻化的角度來看，我就反對讓他們進入澳洲，他們完全不配融入我們這么文明開化的國家，我要問問大家，他們這些偶像崇拜者能夠讓我們的基督信仰純潔嗎？這些杏核眼、黃皮膚的東方人能改進我們的種族嗎？這些從天朝帶來的習性和邪惡能夠推動澳大利亞嗎？完全不能……」
這種極端種族主義的觀念彌漫著整個19世紀晚期，影響著當時的移民立法，1901年澳大利亞移民入國法案就是這種「白色澳大利亞」政策的集中體現，該法案的目的就是盡可能的限制非歐洲人來澳大利亞定居。而他們的殺手鐧就是對每一個想移民的人強制進行某一種歐洲語言的聽寫測試，只有特別豁免者除外。豁免證書是經澳大利亞外交部批准，由澳大利亞海關頒發的允許外國人移民澳洲的特別通行證。
由於移民法的限制，在金礦和錫礦開采殆盡之後，固守落葉歸根的中國人很多又回到了祖國，在澳大利亞的中國人數急劇下落。盡管危機四伏，也有一些中國人在當地紮下了根，他們保留著自己的傳統和人脈關系，形成獨特的生活方式，忍辱負重並且靈活圓滑得面對和處理周圍隨時出現的敵視。這些定居的中國人，在當地建立家庭，繁衍生息對澳大利亞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繼續移民
19世紀50年代發現金礦，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發現錫礦之後，很多華人聚集到新南威爾士的北部高原地區。1891年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華人佔到當地人口的11％，這是華人人數的最高峰，隨後錫礦越來越少，很多華人或者搬到別的地方或者回國，當地中國出生的華人人數從1891年的1300人下降到1901年的593人，而1921年是169人，到了1947年只有47人了，不過人數減少並不意味著就沒有新人到來了。居住在這里的中國人一有機會就贊助親戚或鄉鄰移民過來。
在當地華人中，帕西·楊的故事廣為流傳，足以代表華人移民的努力、辛勞和聰明才智。澳大利亞光興百貨公司（Kwong Sing store）的奠基人帕西·楊1865年出生在廣東中山石歧的村莊里，大約20歲的時候通過同村人的關系來到了澳大利亞，隨後10年裡楊在不同的華人開的店鋪打工，生活顛沛流離，10年中的大部分歲月他都在新南威爾士的鄉村度過。雖然偶爾也回國，但是他意識到自己的未來和希望在澳洲。19世紀90年代末期，經人介紹，帕西·楊來到位於新南威爾士格倫因斯(Glen Innes)地區的光興商店工作。1907年楊成了光興的股東之一，到了1912年他幾乎接管了光興，成為了主要的股東和管理者。楊的孩子們相繼在澳大利亞出生，他還贊助自己的侄子一個接一個從中國老家來到澳洲他的店鋪里工作。不久他的子侄們又一個個的另立門戶，開辦了自己的店鋪，並且相繼在當地結婚生子繁衍生息。
帕西·楊家族移民澳洲的活動都發生在1901年移民法實施之後，楊和其他南部高原地區的小業主一樣，利用移民法的漏洞讓親戚們陸續來到澳洲，並且想方設法讓他們定居下來。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律規定，已經在澳大利亞定居，並且通過經商推動澳大利亞經濟發展的華人可以僱傭中國出生的店員，可以讓這些店員暫住一段時期。
伊萊恩·江的父母在滕特菲爾德鎮經營商鋪，她回憶父母利用人脈關系為澳大利亞和中國的親戚和鄉鄰服務，這些活動直到20世紀50年代還在進行。他說，「我認為我的父母認識悉尼某些簽發移民證的人，他給這些人寫信，把某個店鋪需要的店員的名字告訴他們，這是合理合法的，這就是我父親把一些人帶出來的方法，當然也有別的方法，但這個方法是主要的。」
一個店鋪能僱傭多少中國出生的店員，澳大利亞的法律對此是有規定的，這就刺激華人商店不以盈利為目的的不斷擴張，南部高原地區的華人店鋪都是如此。因為開辦的店鋪越多，能夠把親戚帶出來的機會就越多。滕特菲爾德鎮上的洪源店創立於1899年，到了1915年該店的主要股東和管理者是哈瑞·費，一個澳大利亞出生的華人，但是他的童年和青年時代是在中山石歧的老家度過的，到了30年代，洪源已經在鎮上開辦了另外3個小商店，在附近村鎮有了3個分店和兩個零售自助店。
定居華人希望把親友帶出來，為他們的果園、店鋪和工廠補充新的勞動力。如果不能通過合法手段獲得華工，有些人就冒險採取非法的手段，非法移民多由香港商人組織。這些非法移民遭受到難以想像的痛苦。有的人藏在甲板下的貨艙、米箱里，整個旅程不見天日，有不少人因窒息而死亡。1905年在悉尼的一艘德國船里發現了23個偷渡客，這些人後來被罰到德屬新幾內亞做一年苦工。
紮根
華人所採取的謀生方式十分相似，他們主要集中在工業、商業和初級產品生產等領域。多數華人種植蔬菜，菜農本身也是小販，在清晨5點挑菜到市場，在城市裡走街串巷叫賣新鮮蔬菜的華人也很常見。
華人零售店開始營業可以追溯到淘金熱，開始主要經營中國貨物，大米、絲綢、茶葉、瓷器和生薑等。20世紀前20年中，新南威爾士對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出口貿易主要集中在牛油、麵粉、皮草、金條、鉛、煤和木材。出口貿易一半控制在華人手裡。1906 年，新南威爾士水果交易所主席斷言：香蕉貿易已經從英國人手裡轉到華人手中。同樣的警告不時出現在報紙上。到1921年為止悉尼的許多老牌華人水果商行，永生、泰生、永安都經營香蕉。在墨爾本，添楊、雷鵬和榮享是著名的香蕉和西紅柿經銷商。華商興旺發達的例證之一是1917年成立了擁有實際資本10.8萬鎊的中澳船行，悉尼和墨爾本的華人零售店、食品雜貨鋪和進出口貿易行都對船行的建立做出了貢獻。
大多數華人移民與他們的家鄉有著密切的經濟和感情聯系。在20世紀前20年中，許多澳大利亞華人的企業在香港和中國內地開辦起來。這些企業包括製造廠、銀行、輪船公司、保險公司以及百貨公司。在所有投資和投機事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要由新南威爾士華人經營的百貨公司，在悉尼的白人公司的幫助下建立，華人創辦了三家大的百貨公司：先施、永安和新安，隨後這個商業帝國擴展到遠東。過去上海最大的百貨公司就是這三家開辦的。
華人的成功不可避免的引來白人的不滿，澳大利亞作家瑪麗·貢特（1861－1942年）在《一個女人在中國》里回憶早年在澳洲的生活經歷時說：「我曾多次看到不幸的中國人被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到我父親家來尋求保護。那些我們稱之為流氓的街頭惡棍不問情由，任何人都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僅僅因為他是中國人就往他身上扔石頭。」
白人對華人的歧視還源於經濟競爭。以傢具製造為例，19世紀80年代經濟繁榮期間，華人靠製作廉價和低檔傢具謀生，主要製作椅子，貨架、臉盆、碗櫥和桌子。本土歐洲工匠則壟斷了價格高昂的傢具。他們之間沒有直接競爭和利益沖突。但是在經濟不景氣期間，歐洲人也不得不製造低檔產品時，他們發現華人已經佔領了這個行業。歐洲工匠開始鼓動政府當局，禁止華工移民。他們要求限制華工的勞動時間，並在產品上標明是由白人還是華人製作的，鼓勵白人購買白人的商品。面對澳洲同行的打壓，新南威爾士的華人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成立了社團，籌措經費游說議員，並聘請律師。1913年新南威爾士中華商務總會誕生。
「白澳政策」反而使華人移民變得更團結，更有民族意識。1901年只有少數華人反對移民法，1905年新南威爾士已經召開了州際性質的華人大會商討共同面對的問題。會議討論5類華人（商人、官員、傳教士、學生和旅遊者）入境問題，並為設立中國總領事館而努力。
勞工階層的華人占絕大多數，商人少一般都很富裕，並在華人的政治、社會和商業生活上起領導作用，梅光達便是華人中傑出的領導之一。梅光達1850年生於台山市端芬鎮山底村龍騰里，9歲時隨叔父赴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阿拉頓金礦「淘金」。他先是在白人的雜貨店裡做雜工。因聰明伶俐，被白人金礦主收為養子。1871年，梅光達加入了澳大利亞國籍。1877年養父病逝後繼承了養父的產業。之後遷居悉尼，從事商貿活動，專營中國茶葉、絲綢及飲食，很快成為名傾悉尼的華人大富商。1887年5月至8月，清廷派總兵王榮和以及候補知府余雋率團，以調查華民商務的名義，到達悉尼、墨爾本等澳洲華僑較集中的地區了解僑情。王、余抵達悉尼時，梅光達親自率領華僑代表設宴盛情接待。梅光達向王、餘二人反映了澳當局歧視和迫害華人的情況，轉達了僑胞的兩點要求，並請轉稟清政府：一是要求在華人較多的地區設置領事館，切實保護僑胞；二是經常派軍艦來澳訪問，宣揚國威。王、余返國後向張之洞作了匯報，建議在悉尼設立中國總領事館。1909年中國領事館在墨爾本建立。1912年中國領事館與澳大利亞政府就5類華人入境問題達成協議。
大多數華人移民都想最終能返回故里，由於語言的障礙，生活方式的差異，移民法的限制以及華人希望回國的願望，最終導致澳大利亞華人社區被同化的很慢。同化雖然緩慢，但卻是穩步前進，有些華人剪掉辮子，換掉民族服裝，穿上尖頭皮鞋，系領帶，戴西式帽子。1911年以後，新南威爾士的華人大多是這種澳式打扮。另一種適應方式是華人信奉基督教，這與華人牧師的努力分不開，這種改變也更容易讓當地白人接受。信奉基督教後，便採用基督教名，1921年後很多華人採用基督教名。
回憶錄
最近幾十年來，歷史學家為了去除種族主義觀念的影響，盡量還原歷史的本色，做了大量田野調查工作，經過兩三代學者的努力，現在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澳大利亞華裔的個人口述史和家族生活回憶錄（這些口述中華人都用了教名）。因為澳洲的中國人大多集中在新南威爾士北部，自然這里也就成為了歷史學家關注的焦點。
一開始華人移民在金礦區開拓了很多定居點，建立社區。1901年後，金礦的華人社區紛紛解體，悉尼和墨爾本則繼續興旺發達。在墨爾本全州有7349人，其中華人有2200人，聚居在以小伯克街為中心的唐人街。在唐人街中主要是些滿足華人需要的進出口商行、水果店、傢具製造廠、洗衣鋪、食品雜貨鋪、蔬菜水果店、餐飲店、鴉片煙館和賭場。
南部高原區的很多商鋪都位於很小的社區，其中最大的鎮子人口不超過5000人，但是中國人確實與眾不同，他們忍受著白人的歧視和嘲笑，把生意做得有聲有色。他們賣的東西無所不包，顧客群也漸漸擴大到當地非華人居民和當地出生的華人。口述史和采訪記錄中有很多對這些當時店鋪的描述。
1915年進入洪源百貨公司工作的比阿特麗斯還清晰記得店鋪的陳設布局和琳琅滿目的商品，她說：「衣物擺放在長條形的櫃台上，鞋子、男式長褲、羊毛開衫、衣服料子雜七雜八得堆在一起，櫃台的末端是女式內衣和裙子，櫃台上已經沒有什麼空隙留給帽子了。但是我們店裡的帽子太多了，現在哪也沒有那麼多帽子了。櫃台後面的架子上是襪子等零碎東西。錢櫃占據店鋪的中心。櫃台的對面是食品、蔬菜和水果。我們還賣少量傢具，不過在另一間屋子裡，那裡還有五金。」
蓋特總是回想他父親的店鋪，20世紀30年代這個商鋪在昔日繁榮的錫礦小鎮埃瑪維爾（Emmaville）開張營業。他說：「我記得幼年時經常在店鋪里進進出出，我記得那是兩扇門，推開門走進去，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屋樑上掛滿商品，我們把單車和浴盆都掛起來賣。我們賣得東西太多了，甚至槍也賣，也賣馬蹄鐵和馬蹄鐵釘，還有布料和針頭線腦。鋪子還有食品區，同時也賣廚房用具。」
貝西的父親也在埃瑪維爾有個鋪子，在她的記憶里這個小小的商鋪彷彿世外桃源，與20世紀末期的商店相比，那裡有著難得的親和氣氛。她說：「在那時候，人們之間親密誠實，相互之間無所不談，沒有心機和秘密。我們店裡時常放著幾把椅子，人們在那坐著談天說地，現在這樣的情形再也看不到了。」
華人店主和中國雇員的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確實與當地人不同，通過悉尼、香港和家鄉台山的人際網路（這條人脈網也是他們的商貿網），店主們把親戚接到新南威爾士。從去國離家的遊子踏上澳大利亞的土地開始，這些位於異鄉的商鋪就是他們的海外避風港，在這里他們得到照顧，得以熟悉異國的環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里是他們走向獨立發展的緩沖區。
店鋪中的日常工作是建立在中國傳統商業和僱傭慣例之上的，店裡給剛到澳洲的中國青年或者澳洲出生的華人提供工作和食宿，這些商鋪建立在中國家長制和中國式道德規范的基礎之上。伊斯特·宋在20世紀30年代進入因弗瑞爾鎮的中國商鋪做工，他回憶說：「我的工錢是25先令，從始到終我與另外7個中國人住在一間小屋裡，另有5個人住在樓上。我們的日程是這樣的：7：30的時候廚師敲鍾，大家下樓吃飯。我們吃中式早餐吃米粥和中國食品。吃完飯就去店裡幹活，切切肉等類似的活，一直干到店裡開門營業。中午的時候鍾聲又會響起，所有人，中國人、外國人都去吃飯，午餐一般是英式的。到18點的時候晚飯就准備好了，這次是中餐。一個星期中總有兩三個晚上我們要再回到店裡幹活，做把食糖裝袋等類似的工作，一直干到21點左右。」
在格倫因斯鎮的光興商行，老闆帕西·楊把一些他認為有勸誡意味的格言，裝裱後掛在牆上，比如，如果你現在貧窮也不要怨天尤人，貧窮是因為懶惰。努力工作，不要抱怨困難。
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哈維 ·楊總是回憶起20世紀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生活，他想起那些用來化開蜂蜜的沸水，那些棚屋、馬廄，那一缸缸堆滿小麥、岩鹽、草料的大缸。他還記得：「鋪子後來是一小塊菜地，鴨子和雞時常在菜畦間溜達，它們總有一天會變成一盤菜。店裡有幾個廚師，他們常在後院做面條，新鮮的面條。」
哈維的姐妹還記得中國廚師和其他雇員的食宿狀況，她們還記得某些人記得他們住在哪：「喬治· 吳和吉米住在樓上，他們的房間正對著塔特薩爾旅館，廚師也住在哪，還有個廚師住在靠近廚房的小房間里。鋪子後面有個獨立的小屋，現在早就被推倒了，那裡就是廚房，也是店員們吃飯的地方。」
琳娜·唐也還記得她童年時代的廚師：「我記得小時候有三四個廚師，其中一個光頭、塊頭很大像個巨人，能吃一大碗米飯，名叫喬治·雷的廚師留著長趾甲，我還能想起他在晚上用木棒搗米。」
家鄉
這些中國廚子、僱工、食物、語言和其他中國的文化符號，讓這些生活在澳大利亞的華人超越荒僻的村鎮，與自己的過去和傳統建立起剪不斷的聯系。這種聯系因為家庭成員經常回國更加堅固，回國的理由很多，看望親人，生意需要，或者抱著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的願望，落葉歸根的意圖，或者送在海外出生的孩子回鄉受中國式教育等等。
不過回鄉的經歷並不總是愉快的，總會有意外的傷害，畢竟他們已經在異國他鄉生活的太久，畢竟孩子們是在海外出生的，所以他們驚異得發現自己已經變成了家鄉里的陌生人。很多人都碰到了這種感情上的斷層，因弗瑞爾鎮上的費家曾在20世紀30年代回過香港和內地。喬伊斯·費回憶他回到祖祖輩輩生活的村莊時說：「第一眼看到家鄉覺得很奇怪，圍著我們跑來跑去的孩子們都沒穿鞋，還衣衫不整，我們剛一到那，孩子們就跟著我們」。 喬伊斯的妹妹也說：「我還記得中國孩子朝我們扔石頭子，並叫我們白鬼子。」
但回國的經歷並不總是讓人灰心喪氣，很多回憶錄上記載說回國像回家一樣自在親切，每次回訪都讓他們與中國的聯系紐帶更加緊密。而且有時候他們看到、感受到的是比新南威爾士更文明的生活方式。愛琳20世紀30年代回國後被上海鎮住了她說：「上海就像東方的巴黎，一部分是美國化的，一部分是法國式的，那裡的建築精美絕倫，商品無所不包，是個國際化的地方。很多來過澳大利亞又回國的朋友都住在那。」
然而中國並不安定，30年代日本侵華，接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然後40年代新中國成立，移民運動停止了。澳大利亞的華人開始把自己的未來與澳洲聯系在一起。以那些早期的店鋪作為財富基礎，很多澳洲出生的華人得以接受英式教育，之後其他職業也開始向他們敞開。華人移民的第二代或第三代很多從新南威爾士高原搬到悉尼、布里斯班市等大都市，從事的職業也越來越多樣化，有人經商有人從政從醫。
同時，澳大利亞的種族歧視政策也開始解凍，到了50年代末期，「白澳」的政策越來越不得人心，隨後澳大利亞的種族主義開始慢慢向多元文化主義轉變，二戰之前在澳洲出生的中國人都經歷了這一改變。在官方默許種族歧視政策的時候，華裔對自己的文化根源只能保持沉默，而當多元文化占上峰的時候，華裔就會為自己的文化遺產而驕傲，林梅和她的繼女羅薩麗·林的經歷和感受就截然不同。
林梅說：「過去，我很小的時候，僅僅因為你是華人，有人就恨你。他們不只是不友好，是從心裡恨你。那時候我害怕一個人走路回家，因為他們無緣無故就會把我推倒。」
羅薩麗·林說：「幾年前，會說另外的語言不是什麼值得炫耀的事，但是今天，人們的態度轉變了，社會輿論不同了，人們的心胸更加寬廣，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會說第二種語言了。」
在這樣寬松的社會環境下，澳大利亞的各種文化才能共存共榮，才能承認包括華裔在內的移民都對澳大利亞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國人對第一代華人移民的艱辛並未淡忘。1988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朴初訪問澳大利亞時，曾在墨爾本中國總領事館見到兩尊采礦華工銅像，於是填《西江月》一首。詞中便有「瞻像儼然神在，長留創業豐碑。浪淘不盡英雄，喚起人間龍種」的佳句。不必說，這是贊美淘金時代的華工的。
Ⅱ 有誰知道這部以前美國機器人太空科幻電影的名字
英文名： SpaceCamp
中文名： 太空險航/突破二十五馬赫
劇情介紹
描述一群青少年學生參加美國太空總署主辦的太空夏令營，親身體驗太空登月的操作環境。不料在一次意外中，他們乘坐的太空艙竟然真地發射升空，幾個年輕人登時六神無主，幸好有一個機器人留在艙中協助他們化險為夷。在眾多的太空科幻片中，哈瑞．溫勒導演本片較著重太空知識的傳遞而非眩目迷人的特效。外景在NASA 實地拍攝，有些地方頗令人大開眼界。凱特．卡普肖飾演女教官、利．湯普森、凱利．普雷斯頓飾演太空歷險的學生，但最討人喜歡的還是那個造型和表演都相當有趣的機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