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的理論分析報告

1. 金融發展理論是什麼意思

主要研究的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關系，即研究金融體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

2. 金融發展理論的建立

1973年， 羅納德·麥金農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和E.S.肖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書的出版，標志著以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為研究對象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真正產生。羅納德·麥金農和E.S.肖對金融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及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金融發展提出了精闢的見解，他們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論在經濟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被認為是發展經濟學和貨幣金融理論的重大突破。許多發展中國家貨幣金融政策的制定及貨幣金融改革的實踐都深受該理論的影響。 羅納德·麥金農認為，由於發展中國家對金融活動有著種種限制，對利率和匯率進行嚴格管制，致使利率和匯率發生扭曲，不能真實准確地反映資金供求關系和外匯供求。在利率被認為被壓低或出現通貨膨脹，亦或兩者都有的情況下，一方面，利率管制導致了信貸配額，降低了信貸資金的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貨幣持有者的實際收益往往很低甚至為負數，致使大量的微觀經濟主體不再通過持有現金、定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儲蓄存款等以貨幣形式進行內部積累，而轉向以實物形式，其結果是銀行儲蓄資金進一步下降，媒介功能降低，投資減少，經濟發展緩慢，該狀況被羅納德·麥金農稱之為「金融抑制」。
這種金融抑制束縛了發展中國家的內部儲蓄，加強了對國外資本的依賴。但是，在羅納德·麥金農提出的金融抑制論中，他對貨幣的定義是混亂和矛盾的。他把貨幣定義為廣義的貨幣M2，即不僅包括流通中的現金和活期存款，而且還包括定期存款和儲蓄存款。但他在模型中又強調所謂的外在貨幣，即由政府發行的不兌現紙幣，這樣就排除了銀行體系的各種存款，因而在同一貨幣理論中存在著兩種相互沖突的貨幣定義。 E.S.肖認為，金融體制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相互推動和相互制約的關系。
一方面，健全的金融體制能夠將儲蓄資金有效地動員起來並引導到生產性投資上，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發展良好的經濟同樣也可通過國民收入的提高和經濟活動主體對金融服務需求的增長來刺激金融業的發展，由此形成金融與經濟發展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
E.S.肖指出金融深化一般表現為三個層次的動態發展，
一是金融增長，即金融規模不斷擴大，該層次可以用指標M2/GNP或FIR來衡量；
二是金融工具、金融機構的不斷優化；
三是金融市場機制或市場秩序的逐步健全，金融資源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得到優化配置。這三個層次的金融深化相互影響、互為因果關系。
根據羅納德·麥金農和E.S.肖的研究分析，適當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使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為了更好的解釋這種良性循環，羅納德·麥金農提出了一種經過修正的哈羅德—多馬模型。在修正後的模型中，羅納德·麥金農拋棄了儲蓄傾向為一常數的假設。他指出，在經濟增長中，資產組合效應將對儲蓄產生影響，因而儲蓄傾向是可變的，它是經濟增長率的函數。同時，儲蓄還受到持有貨幣的實際收益率等其他許多變數的影響。通過對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的修正，羅納德·麥金農分析對金融壓制的解除，既可直接地通過儲蓄傾向的提高來增加儲蓄，從而增加投資，促進經濟的增長，又可反過來通過經濟的增長而進一步增加儲蓄。因此，實行金融改革，解除金融壓制，是實現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良性循環的關鍵。

3. 金融深化理論是怎樣闡述金融與經濟發展關系的

一、金融業的產生對經濟的影響
金融業包括一切與貨幣有關的活動，它的產生和發展是經濟發展的產物，並且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古老的農業時代，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孕育了貨幣的產生，其作為媒介商品交換的一般等價物，降低了交易費用，使商品交易在更大的時間和空間上展開，讓社會財富能夠在區際、代際間的一傳播、延續和繼承，貨幣的產生也使得人們可以通過積累貨幣區實現自己財富的增值，激發了人們創造財富的無限慾望。可以說，貨幣的出現時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之一。從此，金融在人類的經濟活動中開始發揮作用。
貨幣的產生和發展，使原先在同一過程中買賣緊密結合的物物交換，分割成買和賣兩個階段。如果賣者在出賣以後暫不去購買，或者給予購買的人自己的產品還沒有賣出，便產生了賒銷，預付和接待，這就出現了信用活動。中世紀城市商業經濟的興起以及重商主義的興盛，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從而帶動了借貸活動以及借貸工具的發展。同時，航海技術的進步也推動了商業的發展，繁榮了信用活動，使得及信用工具多樣化。
信用工具和信用形式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社會資金轉移和生產者資金規模限制的問題，這使得金融工具的交易成為可能。信用工具的交易又使得信用工具本身成為金融性的供交易的商品，從此金融市場就與商品市場、勞務市場一起成為支撐商品經濟大廈的三大支柱。
在古代，由於人們經濟活動區域狹小、分裂和不統一，導致貨幣不統一，為了適應商品跨區域流通的要求，貨幣兌換業產生了。隨著自信規模的擴大，又逐漸開辦保管現款業務，進而辦理借貸，最後發展成為私人銀行。這些商業銀行的產生旨在為順暢流通而健全通貨，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積極的條件。
可見，金融業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貨幣流通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客觀要求。同時，金融業的產生和發展又保證了貨幣流通的正常進行，從而推動了經濟的順暢發展。
二、工業經濟時代的金融發展與經濟
18世紀60年代，英國發生工業革命，標志著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范圍的正式確立，金融業也以此為標志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1.現代銀行制度的建立對經濟的主動性作用
在金融業產生的最初階段，在高利貸信用模式下，放款者沒有把吸收貨幣當作真正的業務來經營，這時的銀行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是很下的。高利息使得只能資本家的利潤很低甚至無利可圖，他們迫切需要低利息以及能匯集社會閑置資本的現代意義的銀行。從而，適應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的銀行業在17世紀逐步建立起來。到19世紀後半葉，在英國已經初步形成了以英格蘭銀行為中央銀行並輔之以商業銀行等不同種類的專業信用機構的金融體系。
英格蘭銀行把銀行券的發行擴展到用於為新興工商業提供貸款支持，並以經營獲利為目標，開辟了銀行向產業化發展的道路，使金融對經濟的推動作用由最初的「適應性」作用轉變為「主動性作用」，金融的地位發生了重要變化。隨後，各國都逐漸建立了現代化商業銀行。這些銀行的產生和發展，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
2.銀行作為「萬能的壟斷者」對經濟產生了強大的滲透力和影響力
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生產迅猛發展，造成生產和資本的集中，導致銀行的集中。銀行數目急劇減少，而銀行資本卻急劇增加，銀行所支配的資本大部分都掌握在大銀行手中，大銀行分支機構迅速發展壯大。銀行壟斷組織的實力進一步增長和加強；金融機構呈現多樣化趨勢；對外擴張速度加快，形成了具有國際意義的跨國銀行。銀行壟斷在世界范圍內變成了一種對經濟、政治等社會活動施加影響、發揮重要作用的組織。
由於信用的發展和銀行壟斷的形成，銀行和企業之間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銀行對企業的資金供應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銀行可以通過信用活動監督企業的活動，有的還通過購買企業的股票參與企業的活動。而壟斷的工業資本也用過購買銀行股票等多種渠道參與銀行的活動，這樣，壟斷的銀行資本和壟斷的工業資本融合起來，形成了金融寡頭。金融寡頭以銀行為中心不僅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主宰著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
3.銀行券的產生為部隊換紙幣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貨幣作為商品交換的媒介，人們更多地是關心貨幣是否能買到價值相當的商品，而不是或實體的價值量。流通中磨損的鑄幣依然被人們在流通中運用，說明貨幣可以用象徵性的貨幣符號來代替鑄幣執行其職能。
銀行券最初是兌換金銀貨幣的憑證。後來，和銀行以自己擁有的金銀貨幣為保證，發行自己的銀行券。從開始在一張空白的字句上臨時填寫金額，到後來發展成為事先印製好的具有不同面額的鈔票。這樣，銀行券就成為銀行發出的代替金銀貨幣流通的可隨時兌換的信用貨幣。銀行券的出現時貨幣幣材的一大轉折，為紙幣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二戰之前的30多年間，金本位體制解體，金鑄幣流通中介，部隊換信用貨幣廣泛流通，使經濟不再受各國黃金儲備數量的制約，信用貨幣可以在生產潛力允許的情況下先於生產而出現在經濟生活中，並帶動經濟的發展，這使得金融對經濟的推動作用大大提高。金融對經濟的推動作用由「主動性」轉變為「先導性」。
三、後工業經濟時代的金融與經濟
在後工業時代，生產要素的跨國流動、資源配置和資本流動的全球化成為其主要特徵，表明經濟和金融的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
隨著黃金和美元的徹底脫鉤，完全意義的信用貨幣制度建立起來。在此制度下，貨幣供給在技術上以無限制，也為金融最大幅度地為經濟服務解除了最後的障礙。
電子貨幣、網上銀行等電子、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在這一階得到了很大發展，在技術的依託下，國際金融快速發展，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大大加快。
經濟和金融的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地的聯系，促進了國際貿易、交流的發展，有利於商品和資本的流動 ，給世界各國帶來了新的機遇，金融對經濟的先導性作用也越來越突出。
四、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分析
雖然現在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已基本明確，但關於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爭論自古就有。下面，就金融與經濟關系的幾種理論作一個簡要說明。
1.古典學派的貨幣中性理論
早期的經濟學家在研究經濟問題時，往往將與商品交換相關的價值決定理論和貨幣理論截然分開。他們認為，商品價格由商品的供求情況決定，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即山品的相對價格決定著商品的生產、分配、交換等關系，而商品的絕對價格水平是由貨幣數量決定的，這樣就將絕對價格水平和商品市場的供求完全分開，將價值理論與價格理論（貨幣理論）完全分開。
根據貨幣中性理論，經濟活動本身是不受貨幣因素影響的。貨幣在經濟基礎中的作用僅是媒介商品的流通。它對經濟既不無正面影響，也無負面影響，是經濟中的中立因素，貨幣數量的變化只是引起商品價格水平成比例地變化，而不影響商品之間的比價關系。
貨幣中性論觀點只強調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不僅忽視了貨幣的價值貯藏作用，更無視貨幣在媒介資本轉移、實現儲蓄配置方面的作用。古典貨幣分析的這種局限性，在貨幣關系比較簡單的時期表現的還不太明顯，但隨著貨幣以及金融對實際經濟滲透程度的進一步加深，古典經濟學的貨幣理論難以對現實經濟作出合理解釋。
2.維克塞爾的累積過程理論
19世紀下半葉，貨幣量和物價水平反向變動的事實，引起了人們對貨幣中性論的懷疑。瑞典學派的先驅納特·維克塞爾（Knut Wicksell）通過對利率和物價及經濟變動的關系的研究，在肯定貨幣數量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著名的累積過程理論。
他認為，貨幣對經濟學的影響是通過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相一致或相背離來實現的。根據維克塞爾的定義，貨幣利率即現行的市場借貸利率，自然利率實際上是指投資的預期利潤率。當貨幣數量增加時，貨幣利率小於自然利率，一方面，使儲蓄受到抑制，消費需求增加；另一方面，貨幣利率相對偏低使企業的盈利機會增加，企業家覺得有利可圖，便會擴大投資，增加產出。然而，隨著收入和指出的增加，物價上漲，就會出現累積性經濟擴張過程。相反，當貨幣數量減少，貨幣利率大於自然利率，則出現生產萎縮、收入減少、物價下跌等累積性經濟緊縮過程。只有當貨幣利率等於自然利率時，經濟才能實現均衡。
維克塞爾認為，在現實經濟社會中，貨幣利率和自然利率的背離是絕對的，只要兩者有差距存在，累積過程就不會停止，物價水平的上漲和下跌也不會停止，社會經濟的均衡就會遭到破壞，此時，貨幣為非中性的。
3.凱恩斯學派的貨幣經濟理論關於貨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
1963年，凱恩斯《通論》的出版徹底結束了貨幣與經濟的「二分法」，將傳統實物經濟分析全部納入貨幣分析體系。凱恩斯認為，經濟中存在著資本邊際遞減規律，投資決定於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之比。資本邊際效率即預期利潤率，是由資本資產的未來收益與其供給價格之比來決定的。對投資企業來說，利率和資本邊際效率分別代表其投資的投入和產出。如果資本邊際效率大於利息率，投資就顯得有利可圖，會擴大投資；如果資本邊際效率小於利息率，投資就無利可圖，會消減投資。
他認為，由中央銀行決定的貨幣供給量可以當作外在變數來對待，貨幣供求的均衡決定利率水平，因此，中央銀行能通過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調節利率對經濟產生的影響。
4.現代金融發展理論關於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分析
1960年，格利（John G.Gurley）和肖（Edward S.Show）發表了《金融理論中的貨幣》，通過建立基本模型來分析金融在經濟中的角色與作用。他們提出了以多種金融資產、多元化的金融機構和完整的金融政策為基本內容的廣義貨幣金融理論。通過建立以個比較完整的關於貨幣、站務以及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他們提出單位之間的儲蓄——投資差異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的思想，強調了離開經濟發展，金融發展是難以理解的基本論斷。
1968年，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發表了《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通過相關比率指標對一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進行了結合和數量分析。在異國經濟發展中，金融相關率的基本變動趨勢是上升的，但達到一定程度後就會穩定。隨著經濟和金融的發展，金融結構也發生相應的變化，金融機構發行的間接金融工具比重會逐漸下降，而非金融機構發行的直接金融工具的比重逐步上升。戈德史密斯認為，金融上層結構能通過提高儲蓄和投資總水平和有效配置資金，促進經濟增長，改善經濟運行。
1937年，肖（Edward S.Show）和羅納德·麥金農（Ronald I.Mckinnon）分別發表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和《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提出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理論，指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影響和促進關系。兩人詳細地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貨幣金融的特殊性，提出了發展中國家實行金融深化戰略的政策主張。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市場機制不完善、金融市場落後、經濟處於割裂狀態、政府對金融實行管制、匯率高估等金融壓抑的現象。金融壓抑使得金融機構難以有效地利用閑置資金，難以有效地配置資源，這就形成經濟貧困的惡性循環。
隨後，在20實際90年代後出現的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約束理論和金融協調理論等，都從金融到底該如何去促進經濟發展的角度闡述金融和經濟的關系。如何能夠合理的進行金融改革來促進而不是使經濟發生倒退或危機，仍然是一個需要在理論和實踐中解決的問題。
總之，不管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還是從理論研究發展的角度來看，金融與經濟大致有以下關系：
1.經濟發展決定金融發展。貨幣的產生、信用的出現、金融機構的出現、金融工具的創新、監管機構的完善等，都離不開經濟的發展。金融在於整體經濟的關系中處於從屬地位，金融是為整體經濟發展而服務的。
2.金融對經濟的發展具有推動作用，而且經濟發展程度越高，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越大。

4. 金融發展理論的介紹

金融發展理論，主要研究的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關系，即研究金融體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政策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資源以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並最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5. 從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角度分析我國金融發展中的問題

一、相關金融發展理論中對政府行為的不同認識

早期的金融抑制論強調，經濟中的協調問題應通過以市場為基礎的制度加以解決，貨幣金融政策應以減少政府對金融部門干預，發揮市場機制在決定均衡利率、匯率以及調配資源等方面的作用為核心。政府的職能僅在於公共品的供給及維持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不應該直接干預金融發展，否則，金融抑制必然扭曲價格機制，降低資源配置效率。

金融約束論則類似於「國家推動發展論」，這種理論的實質是一種政府對金融發展的選擇性干預行為，政府通過存款監管、市場准入限制和穩定的宏觀政策等一整套經濟金融政策使銀行部門因「特許權價值」而獲得租金。政策上，金融約束論更強調政府幹預的重要作用，認為選擇性的政府幹預有助於而不是阻礙了金融發展。

對比兩種觀點，爭論之處僅在於市場和政府作用的范圍。兩種理論都把市場和政府看作是一種相互替代的組織，只不過金融抑制論認為，政府只能替代市場很小的一部分，而金融約束論則強調，政府能在較大程度上替代市場。由於金融約束論契合了我國政府金融干預的實際和我國歷史上金融抑制的固有傳統，一直為我國所推崇。

金融市場雖然在動員和分配資金以及分散風險上效率很高，但是，金融系統的運行有其特殊性，金融市場上存在著形式多樣的市場失靈而具有不穩定性，因此，政府對金融發展一定的干預是必要的，放任金融市場的自由競爭不但不能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反而使金融市場更為混亂和動盪。出於對政府作用認識的發展，在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不少國家為了消除金融抑制而推行了金融約束的過渡政策。

但是在金融約束政策實踐中，政府管制行為扭曲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政府行為往往走向了另一個方向。政府一方面作為金融機構的所有者希望通過控制金融資源可以產生巨額收益，另一方面作為整個宏觀經濟的調控者，又希望經濟可以快速健康的發展，雙重角色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特別是在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金融約束往往蛻變為金融干預，嚴格的金融約束與金融抑制政策中政府的行為特徵並沒有太大的區別。

在經濟轉軌過程中，金融約束政策導致了國有金融壟斷的格局，金融發展的作用被弱化，而強勢政府對增長的作用明顯。為了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獲得巨大的貨幣化收益，對處於壟斷地位的金融體系進行控制便成了政府自然而然的選擇。因此，改革初期，政府一方面主動推動金融產權形式的擴展，表現為金融機構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夠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與活動並獲取收益。但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貨幣市場本性的回歸程度提高，收益與成本之間的差距變小，這也就是政府幹預與市場自由之間替換的根本邏輯。

政府行為難以避免地存在自利性、任意性、機會主義和不完全能力等問題，政府行為往往失當，需要進行合理規范。所以，如何做到既要發揮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又要避免政府不顧其信息能力，過多地干預經濟，是一個需要慎重選擇的問題。

二、我國金融發展中的政府行為特徵及其作用

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經常利用金融體系來追逐發展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客觀上要求國家對金融業進行壟斷經營和全面控制，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優化配置社會資源。這種金融制度安排主要是把政府可控制的金融資源的數量放在首位，而把金融體系的效率和安全放在次要位置。我國金融發展由政府主導，政府控制金融體系、影響金融資源的配置，成為我國政府幹預金融發展的主要內容，也導致我國金融系統的發展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

第一，我國市場高額的「交易成本」主要存在於金融服務中。在我國，交易成本很高，主要體現在政府、會計、法律、銀行業和資本市場的服務方面。我國較高的金融增長，實際上是由於國有經濟部門更多地依賴於從銀行部門借入資金所導致的，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金融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對金融控制關系扭曲的結果。這必然導致社會資金配置效率下降，低效資金佔用增加，進而導致金融體系不良資產增加和經濟運行成本的提高。

第二，我國金融發展的效率不高。國有金融制度安排是我國金融發展中的一個顯著的特徵，金融部門的市場化程度遠低於所有其他非金融部門：在改革深化過程中，所有其他部門中計劃的作用越來越小，但政府對國有金融機構的控制卻一直在加強。政府對貸款利率的管制及數量配額助長了企業的尋租行為，並刺激企業追求外延式發展戰略。同時，政府直接介入銀行經營，也使銀行和企業的預算約束無法徹底硬化。

第三，金融發展並沒有帶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作用的有效發揮，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嚴重脫節。周業安等（2007）通過研究發現，由於我國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嚴重干預，金融發展在政府行為的主導下反而阻礙了經濟增長。這一異常關系的出現說明，我國轉型時期並沒有實現最有效的增長路徑。

形成這種局面的深層原因仍在於金融制度演進的緩慢，在於我國金融發展的政府需求性，即金融發展的量性擴張並不是真正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而是基於政府利益和改革成本補償的需要。國有金融制度安排在配置資源、風險管理等方面內在的缺陷也同時決定了我國金融發展得越快，資源配置的扭曲就越嚴重，國民經濟中效率較高的部門面臨的資金資源約束就越嚴重，金融風險積聚的問題就越突出。在我國這種政府主導的轉型經濟中，政府不但對金融市場的管制非常嚴格，而且直接通過國有金融機構介入金融資源的配置過程中，即使這種干預是市場保護型的，仍然可能擠出私人投資，弱化民間激勵，從而對經濟增長帶來副作用。

另外，在我國，政府金融干預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明顯不足，尤其在促進國家支柱產業的建設和維持銀行系統的穩定性方面效果欠佳。作為中央銀行的人民銀行缺乏必要的穩定性和獨立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容易受各種政治因素的影響。

目前，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機制的逐步建立，政府的信息能力己經相對削弱。這就決定了政府在金融深化中的行為取向應隨著金融深化的演進而相機調整，逐步讓位於市場，放寬干預的范圍和力度。

但在我國目前有一個危險的傾向，即政府不是放鬆管制，發揮市場優勢，而是依然試圖利用行政手段加強對金融的控制，阻礙了我國金融業的發展。

三、規范政府的金融干預行為要從制度安排入手

西方金融發展理論對制度因素的作用過於輕視了，同樣的問題出現在國內的類似研究上。金融發展理論對政府角色的處理實際上是一種非制度的觀點，但如果不把政府當作一種制度安排，就很難真正把握政府作用的本質，也就不能給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有效幫助。從制度的視角來看，金融發展就是金融制度演進的過程。隨著宏觀和微觀經濟環境的變化，有必要對以金融約束為基礎的金融制度進行改革，弱化金融約束的強度和廣度，使限制性金融制度向更自由、更開放、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制度發展。

新制度學派認為，在金融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介入和干預，但政府幹預能否成功取決於精心設計的制度安排。新制度學派認為金融市場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制度，這種制度在不同政府的作用下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如果通過政府的作用，在市場中確立了一種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金融抑制未必就一定會產生阻礙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樣，如果政府缺乏科學的干預並建立有效的監管制度，金融自由化也未必能帶來金融市場效率的提高，同樣意味著政府作用的失敗。

我國實行的是政府直接干預下的關系型融資體制，這種制度會帶來非生產性的資源浪費，導致銀行不良債權的上升。金融發展不應僅僅只是金融資產不斷積累和豐富的過程，更應該是建立合理的制度，實現金融資源合理配置的過程。

6. 論文開題報告：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的實證研究

Empirical Study on relationship of Fujian financ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7. 金融發展理論的金融約束

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結果曾一度令人失望，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對以往經濟發展理論的結論和缺失進行反思和檢討。Stiglitz在新凱恩斯主義學派分析的基礎上概括了金融市場中市場失敗的原因，他認為政府對金融市場監管應採取間接控制機制，並依據一定的原則確立監管的范圍和監管標准。在此基礎上， Hellman， Murdock和Stiglitz（1997）在《金融約束：一個新的分析框架》一文提出了金融約束的理論分析框架。 Hellman等人認為，資本要求雖然也是一個防止銀行發生道德風險的工具，但在發展中國家，存款利率控制比對銀行資本控制更為有效。在金融約束環境下，銀行只要吸收到新增存款，就可獲得租金，這就促使銀行尋求新的存款來源。如果這時政府再對市場准入進行限制，就更能促使銀行為吸收更多的存款而增加投資，從而增加資金的供給。建立合理數量的儲蓄機構，可以吸收更多的存款，金融機構吸引更多的儲戶是發展中國家金融深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金融約束可以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論是Hellman， Murdock和Stiglitz等對東南亞經驗觀察後的理論思考。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他們又重新研究了他們的金融約束論（1999），並認為這一危機從反面證明了他們的理論。事實上，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並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8. 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

自1973年以來，羅納德·麥金農和 Shaw的金融深化論在西方經濟學界產生了極大影響，金融發展理論研究不斷掀起研究的新高潮。許多經濟學家紛紛提出他們對金融發展問題的新見解。 第一代麥金農、肖學派盛行於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包括卡普, Mathieson, 加爾比斯和弗賴伊等，他們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對金融深化論的實證和擴充。
1、卡普的觀點卡普研究了勞動力過剩且固定資本閑置的欠發達封閉經濟中金融深化問題，他認為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之間總是保持著固定比例關系，在固定資本閑置的條件下，企業能獲得多少流動資金便成為決定產出的關鍵因素。卡普接受麥金農的觀點，認為實際通貨膨脹率除受其他因素影響之外，還受通貨膨脹預期的影響。同時，卡普又放棄了麥金農著重內源融資的觀點，認為流動資本的凈投資部分一般完全通過銀行籌集，商業銀行對實際經濟的影響主要就是通過提供流動資本而實現的。能提供的流動資本量取決於實質貨幣需求、貨幣擴張率與貸款占貨幣的比率。
2、唐納德·馬西森的觀點
唐納德·馬西森與觀點與卡普相似，也是從投資數量的角度討論金融深化的影響。但他在設立假設時，有兩點不同與卡普的假設。首先,唐納德·馬西森假設所有的固定資本都被充分利用，即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卡普所說的閑置的固定資本。第二,唐納德·馬西森假設企業通過向銀行借款籌集的是所用的全部資本的固定比率，即不僅需要向銀行借入部分流動資本，而且需要向銀行借入部分固定資本。他還指出經濟增長歸根結底是受銀行貸款供給的制約，而銀行貸款的供給又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存款的實際利率的影響。為使經濟得以穩定增長，就必須使實際利率達到其均衡水平。因此，必須取消利率管制，實行金融自由化。
3、維森特·加爾比斯的觀點與馬西森一樣，維森特·加爾比斯也是基於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分割性假定，認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具有某種特性，這種特性是因為低效部門佔用的資源無法向高效部門轉移，使不同部門投資收益率長期不一致，從而導致資源的低效配置。他提出，金融資產實際利率過低是金融壓制的主要表現，是阻礙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克服金融壓制，充分發揮金融中介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必須把金融資產的實際利率提高到其均衡水平，即提高到使可投資資源的實際供給與需求相平衡的水平。
4、韋爾·J·弗賴伊的觀點
韋爾·J·弗賴伊認為，投資的規模與投資的效率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而在發展中國家，這兩者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受貨幣金融因素的影響。他認為，在靜態均衡的條件下，實際增長率必等於正常增長率。但是在動態經濟中，二者卻未必相等。這是因為，實際增長率由兩部分構成，即正常增長率和周期性增長率。Fry還把時滯因素引入其模型中，從而能更准確地反映儲蓄與投資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實際影響。 第二代麥金農、肖學派盛行於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中本斯維格，史密斯，列文， 盧卡斯， 格林·伍德等。這一時期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形成機制的解釋是從效用函數人手，建立了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人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做了規范性的解釋。
1、金融體系的形成
具有代表性的內生金融機構模型解釋包括：在本斯維格和史密斯（1991）的模型中，當事人隨機的或不可預料的流動性需要導致了金融機構的形成，金融機構的作用是提供流動性，而不是克服信息摩擦；在 斯科萊福特和Smith（1998）模型中，空間分離和有限溝通導致了金融機構的形成。在該模型中，當事人面臨著遷移的風險，因為在遷移發生時，當事人需要變現其資產，從而面臨遷移風險。為了規避這一風險，當事人需要通過金融機構提供服務；在Dutta和Kapur（1998）模型中，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和流動性約束導致了金融機構的形成。金融機構的存在使當事人可以持有金融機構存款，作為流動資產的金融機構存款與其它公共債務和法定貨幣相比，在提供流動性服務方面效率性高，可以緩解流動性約束對消費行為的不利影響。
具有代表性的內生金融市場模型有：Boot和Thakor模型，格林·伍德和史密斯模型。這些模型在給出金融市場的形成機制的同時也給出了金融機構的形成機制。Boot和Thakor（1997）從經濟的生產方面考察，認為組成金融市場的當事人把錢存入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再把所吸收的存款貸放出去，從而為生產者提供資金，在金融機構中，當事人進行合作並協調其針對生產者的行動。格林·伍德和史密斯（1997）在模型中指出，金融市場的固定運行成本或參與成本導致了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即在金融市場的形成上存在著門檻效應(threshold effect)，只有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後，有能力支付參與成本的人數才較多，交易次數才較多，金融市場才得以形成。
2、金融體系的發展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形成之後，其發展水平會隨該國內外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一些經濟學家從理論上對這個動態發展過程進行了解釋。格林·伍德和史密斯，以及 Levine在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進入費或固定的交易成本，藉以說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如何隨著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的增加而發展的。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人均收入和人均財富很低，由於缺乏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金融服務的供給無從產生，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也就不存在。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人由於其收入和財富達到上述的臨界值，所以有激勵去利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亦即有激勵去支付固定的進入費。這樣，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就得以建立起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由於收入和財富達到臨界值的人越來越多，利用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人也越來越多，這意味著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不斷發展。

9. 試論金融發展理論及其對中國金融改革的啟發

金融發展理論作為麥金農的主要代表性觀點，主要包含「金融壓抑」和「金融深化」兩個重要概念。金融壓抑是指政府對金融活動和金融體系的過多干預會壓抑金融體系的發展，而金融體系發展滯後又會阻礙經濟增長，從而造成金融壓抑和經濟增長緩慢的惡性循環。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所普遍存在的金融壓抑現象，麥金農和愛德華·肖分別提出了類似的「金融深化」理論。該理論建議政府放鬆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管制，提高被壓制的利率和匯率，以便使其充分反映市場供求狀況，進而促進國內儲蓄率的提高，最終達到壓抑通貨膨脹，實現經濟增長的目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麥金農的金融發展理論影響下，中國利率、匯率以及商業銀行等的金融改革推動了金融自由化，有助於經濟實現快速發展。但當前中國依然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壓抑問題，並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經濟增長的障礙。具體影響表現為：間接融資比例過大，直接融資比例不高；利率長期受管制且低於市場化的利率水平；資本賬戶受到嚴格管制；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
針對上述問題，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著力「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金融體系，加快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穩步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快發展民營金融機構。完善金融監管，推進金融創新，提高銀行、證券、保險等行業競爭力，維護金融穩定。」而麥金農的金融深化理論對於當前政府重點推動的利率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以及資本賬戶開放三項改革及其程序設計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首先，利率市場化是金融改革的先導。中國存在的中小企業融資難以及資金在金融體系空轉等問題，其實質是就處於麥金農所論證的「廣義資本市場處於分割狀態」。要改變這種格局，理順國內金融市場秩序，必須首先打破政府對利率的限制，利率市場化則是最為緊迫的改革。通過利率市場化改革形成以央行基準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結構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利率體系，進而改變金融市場分割狀態，提高金融效率，以便金融能夠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
其次，匯率制度不宜過度浮動。今年2月份最新出版的麥金農與施納布爾·岡瑟合作的《中國匯率及金融壓抑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沖突》論文指出，由於投資對匯率變動非常敏感，存在巨大經常項目順差並對外輸出資本的國家，匯率升值並不一定降低順差。而且在外部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和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背景下，中國央行應繼續保持匯率穩定。對開放經濟體的中國而言，匯率升值並不能改善貿易的失衡問題，麥金農認為這種失衡完全可以通過工資調整來更好實現。因此，中國在匯改過程中，應保持定力，不受外部壓力干擾，堅持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
最後，資本賬戶開放應慎重。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日歐等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政策，利率接近於零，歐央行不惜實施負利率，高息差導致熱錢大舉湧入中國。麥金農認為中國陷入了一個「貨幣陷阱」，央行通過貨幣貶值控制熱錢流入的努力可能很難成功。同時由於國內金融市場缺乏深度和彈性，短期跨境資本的迅速流入或流出會使人民幣匯率出現較大幅度的波動，中國需要通過對短期跨境資本流動的管制來減少匯率波動。在人民幣存在升值預期，國內金融市場發展不充分的形勢下，如果資本賬戶開放步伐過快可能會導致中國金融「防火牆」的崩潰，金融安全也將面臨挑戰。因此，資本賬戶開放應該結合國際國內經濟形勢，與利率、匯率市場改革相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