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演化分析的應用
人類對於股市波動邏輯的認知,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世界級難題。迄今為止,尚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和方法能夠令人信服並且經得起時間檢驗——2000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在《非理性繁榮》一書中指出:「我們應當牢記,股市定價並未形成一門完美的科學」;2013年,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授予羅伯特·席勒等人該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時指出:幾乎沒什麼方法能准確預測未來幾天或幾周股市債市的走向,但也許可以通過研究對三年以上的價格進行預測。
作為全面和系統闡述股市中短期波動邏輯的理論創新體系,演化證券學對股市的各種復雜因果關系,具有顛覆性的強大解釋力、推理力和說服力,對於揭示股票價格形成機制及其演變規律,推動現代金融理論的多學科融合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同時,由於演化分析的理論和方法,植根於中國本土市場的長期研究與實踐,而且以市場生態為重要研究導向,因此對於真正深刻理解中國特色股票市場的運行規律,構建適合中國市場環境的博弈策略框架,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
與傳統分析方法不同,演化分析方法論並不試圖為股市波動軌跡提供「想當然」式的定量描述和預測,而是著重為投資人建立一種科學認識和理解股市波動機理的全新分析框架,以幫助投資人擺脫對各種復雜因果關系理解的簡單化、表面化、理想化傾向,以及對待市場波動的線性思維定勢,突破傳統方法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從股市的代謝性、趨利性、適應性、可塑性、應激性、變異性和周期性等方面入手分析和處理問題,對市場的中期或重大波動行情做出正確判斷,從而達成在風險市場中長期穩健獲利的目標。
大量事實證明,投資人股票交易的許多重大損失,其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操作技巧的某些失誤,也不在於智力高低或知識多寡,而是在於認識論和方法論本身存在著嚴重缺陷!這就是大多數投資者無法在股市中取得長期良好業績的最根本原因,確實值得人們深刻反思。
跨學科方法是解決經濟和金融市場復雜性問題的最佳途徑。二十世紀末期,「演化經濟學」終於獲得了里程碑式的發展,從事演化分析甚至被視為當今經濟學家的一種範式時尚與趨勢。1991年,《演化經濟學》雜志正式誕生。近年來,演化理論與金融學的交叉融合,日益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密切關注,盡管其力量還不足以和傳統金融理論抗衡,但已經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前景。2002年在蘇黎世瑞士證券交易所召開了「演化金融」的專題會議;2005年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推出了關於演化金融學研究進展的專刊;2011年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H·弗蘭克(Robert H. Frank)在其最新出版的《達爾文經濟學》一書中,提出這樣一個論斷:總有一天,人們會認為經濟學的真正鼻祖是達爾文,而非亞當·斯密。
相對於龐大而繁雜的經濟金融系統,股票市場毫無疑問是探索證券演化分析範式「科學性」的絕佳實驗室,而且是測試其理論與方法「適用性、有效性、可靠性」的天然試驗場,可以使我們更加容易、更加客觀對各種流行理論的真偽優劣作出正確判斷和驗證。
世界上任何新生事物都需要經過漫長的時間,才能夠被人們逐漸認識和接受。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演化分析的理論基礎是科學的,研究方向是正確的,那麼,隨著認知神經科學、演化博弈論等相關學科的不斷發展與完善,經過投資人的長期探索與實踐,它就終究會得到世人的普遍認可,並成為證券市場極具競爭力的分析方法。
演化分析的理論體系具有高度的兼容性、開放性、可擴展性,有興趣對股市波動機理做進一步探討的投資者,可詳細研讀索羅斯的經典著作《金融煉金術》、羅伯特·席勒的《非理性繁榮》,以及馬克·布坎南的《隱藏的邏輯》,前者的「反身性理論」、「非線性反饋機制」與演化分析體系中的「適應性」、「可塑性」觀點可謂殊途同歸,後者關於人類行為「模式」的論述,則與演化證券學對股市運動內在「屬性」的研究結果不謀而合。而江恩理論的時間法則,雖然與演化分析體系中的「節律性」有共通之處,但邏輯基礎有所不同。
B. 如何構建人民幣匯率的分析預測框架
轉載自網路,僅供參考。
隨著人民幣匯率市場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匯率雙向波動彈性也隨之不斷增加,大家越來越關心人民幣匯率的走勢。對於這個問題,分析框架比結論更為重要,因為這意味著他人可以外延拓展,自己做出分析和預判。
一、情景分析:匯率政策前景
鑒於內外部不確定、不穩定的因素,做預測是一項非常危險而艱難的工作。為此,有必要設定不同的情形,分析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
經歷了2015年8月和2016年年初的外匯市場震盪後,目前央行基本明確了以參考籃子貨幣調節人民幣匯率走勢為錨,穩定市場預期的政策。2016年
2月13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接受《財新周刊》采訪時明確表示,匯率市場化的改革方向不變,但改革要講求藝術,有窗口就果斷推進,沒有就耐心等待、創造條件。人民幣匯率改革對內要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對外要做負責任的經濟大國。
由此,市場解讀中國的匯率政策進入維穩模式,只不過這次不是穩在一個點而是穩一個區間,不是穩中間價而是穩市場價。在這一背景下,未來可能面臨以下三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未來沒有更多的負面消息,而鑒於過去多年來央行已建立的市場聲譽,市場依然相信央行有決心和能力維持任何水平的匯率,或者因相信一籃子貨幣而預期分化,那麼貶值壓力就可能一定程度上得以緩解。「8·11」匯改後,2015年9~11月的人民幣匯率一度重新企穩,剔除銀行自身結售匯後的境內外匯供求失衡狀況明顯改善,同期月均供求缺口為582億美元,遠低於8月的1784億美元。
第二種情形是,將來會有一些經濟基本面的利好消息,如國內經濟企穩,國際美聯儲加息步伐放緩、美元走弱等,這將有助於改善市場前景和市場預期,央行維穩工作能夠獲得基本面支持,進而提高貨幣保護戰的勝算,甚至人民幣可能重新走強。2012年第二、第三季度,我國曾經歷了連續兩個季度的資本凈流出,其中第二季度還出現了外匯儲備資產減少(剔除估值效應後)112億美元的情況。但從2012年第四季度起,隨著歐債危機的暫時平息,國內經濟初步企穩,我國又重現資本迴流、儲備增加,人民幣匯率重回升值通道。2013年外匯儲備余額增幅創下509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2014年年初人民幣兌美元市場匯率一度欲破六進五。
第三種情形是,市場處於消息面真空,甚至還陸陸續續出現壞消息,貶值壓力和預期揮之不去。而隨著外匯儲備的繼續消耗,市場也在不斷地質疑央行匯率維穩的能力,央行外匯調控將面臨巨大挑戰。
二、要素分析:匯率主要影響因素
要素分析方法的關鍵是梳理出影響以往人民幣匯率走勢的主要因素,然後預判這些因素未來會如何發展演變,哪些是短期的、臨時性的因素,哪些是長期的、結構性的因素。
(一)國內經濟運行
國內經濟下行是導致當前我國面臨資本外流、匯率貶值壓力的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市場並不期待中國經濟增長回到過去10%的水平,而是希望中國經濟能夠盡快企穩。
如果中國經濟能夠實現L形的復甦,那麼經濟穩、貨幣穩,跨境資本流動和人民幣匯率走勢都會回歸經濟基本面。如果在今後3~5年的時間里能夠順利實現經濟的轉型升級,那麼經濟強、貨幣強,人民幣在未來仍將是有潛力的世界強勢貨幣。另外,簡政放權、降息減稅(包括提高出口退稅率)等「降成本」的「穩增長」措施,本身相當於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相貶值,有助於改善企業出口價格的競爭力。
(二)貨幣政策走勢分化
中美貨幣政策走勢分化,也是造成2015年我國面臨資本流出壓力、匯率貶值預期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2016年,一方面要看中國的貨幣政策取向,另一方面要看美聯儲加息進程。
當面臨「穩增長」和「穩匯率」的沖突時,2015年年底央行貨幣政策一度有些搖擺。但2016年年初,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上海會議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作為大國經濟,中國的貨幣政策主要考慮國內整體宏觀經濟狀況,而不是基於外部經濟和資本流動情況,同時指出當前貨幣政策是穩健略偏寬松。2016年3月1日,降准降息再次如期而至。
2015年,美聯儲逐步停止購債計劃後,於2015年年底首次加息,這意味著貨幣政策正常化進入下一階段。然而,大家對於是否加息存在較大分歧。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採取了數據驅動型的前瞻性指引策略,主要看的是國內經濟復甦、就業狀況和物價走勢。但是,從2015年9月起,美聯儲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例會越來越關注海外市場尤其是中國市場的狀況。當然,從非常規回歸常規貨幣政策的操作,美聯儲會非常謹慎。2016年4月的例會會議紀要刪除了全球經濟帶來風險的措辭,有人解讀為美聯儲加息臨近。而筆者認為,全球市場穩定與聯儲延遲加息是相關聯的,美聯儲不可能忽視其重啟加息可能帶來的溢出影響。
(三)美元匯率走勢
按照央行行長周小川接受前述媒體專訪時的說法,美元走強也給人民幣匯率調整帶來了「補課」的壓力。而未來美元會不會進一步走強與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有關。首先,與全球主要央行的貨幣政策分化程度息息相關,如果美聯儲加息進程放緩,歐央行和日本銀行貨幣刺激不進一步加碼,則美元走強會受到很大制約;其次,大家對於未來美元走勢本身也存在很大分歧,比如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就認為美元升值大部分已經完成,當然也有人認為美元升值還只是在中場;最後,現在全球從金融風險積聚期進入風險暴露期,國際金融動盪將取代美元匯率,成為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重要因素。
(四)資本賬戶開放
對中國來講,理想的國際收支結構應該是「經常賬戶順差、資本賬戶逆差」。未來,在央行基本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干預的情況下,必然是貿易順差越大,資本流出就越多。但資本流出並不意味著人民幣貶值。正如美國是「經常賬戶逆差、資本賬戶順差」,但我們既不能簡單地用貿易赤字來解釋美元的貶值,也不能用資本流入來解釋美元的升值。
目前中國出現的資本外流,從渠道上看,一方面是由於境內機構和個人增加了外匯資產或境外資產配置,即「藏匯於民」;另一方面是由於境內企業加速償還前期借入的美元債務,利差交易平盤,以及境外主體部分減持人民幣資產,即「債務償還」。但無論是「藏匯於民」還是債務償還,都不可能無休止地進行下去。對於境內主體來講,畢竟國內的開支還是以人民幣支付為主,即便是跨境投資也有本土偏好。而且,如果國內資產能夠提供有吸引力的投資回報,那麼境內機構和個人購買人民幣資產,也足以對沖人民幣匯率波動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尚在進行中,增加人民幣資產配置總體仍是進行時,境外主體不可能將人民幣資產完全清倉。同時,境內機構的美元債務,一方面可能全部清還,另一方面可能繼續持有或者增加美元債務,因此要做好風險對沖。
另外,全球都面臨「資產荒」的狀況。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還比較低,無論在股市上還是在債市上,外資佔比都較少。自2015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的開放,而早已被熱炒的境內個人合格投資者(即QDII2)至今仍遙遙無期。這種非對稱的開放,在適當的條件下,會吸引國際資本迴流,有效地對沖居民資產多元化配置造成的資本流出壓力。
三、對2016年一季度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分析及展望
(一)基本情況
經歷了2015年年底至2016年年初的大幅震盪後,2016年第一季度人民幣匯率階段性企穩,資本外流也暫告一段落。
第一,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升值0.5%,在岸市場匯率(CNY)升值0.7%,離岸市場匯率(CNH)升值1.6%;3月,境內外日均匯季差價94個基點,遠低於2015年12月644個基點的水平;中國外匯交易中心(CFETS)、國際清算銀行(BIS)和特別提款權(SDR)口徑的人民幣匯率指數分別下跌了2.8%、2.6%和1.2%。
第二,外匯儲備降幅趨於收斂,1~3月分別減少995億美元、減少286億美元和增加103億美元。
第三,即遠期結售匯逆差收窄,1~3月分別為734億美元、350億美元和371億美元。
(二)原因分析
早在2015年8月底舉行的中美歐經濟學家交流會上,筆者就提出了人民幣匯率維穩的三種情形。在過去一段時期,大多數人都認為第三種情形是大概率事件。而實際情況卻是發生了預期中的第二種和第一種情形的疊加。
首先,2016年國內經濟實現較好開局。第一季度,經濟同比增長6.7%,雖然相比上一個季度的增速有所放緩,但依然位於國家6.5%~7.0%的調控區間。而且,2月和3月的PMI(采購經理指數)、PPI(生產者價格指數)、用電量、外貿出口、房地產投資和銷售等指標先後出現好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16年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春季報告)中,調低了世界經濟增長的預期值,但提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
其次,外部金融環境趨於改善。美聯儲延遲加息,國際金融市場企穩,第一季度美元指數回調4.3%。國際資本重返新興市場。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統計,
3月新興市場資本凈流入368億美元,遠高於2月凈流入54億美元的規模。第一季度新興市場貨幣普遍走強,摩根大通新興市場貨幣指數累計上漲4.4%,摩根大通—彭博亞洲貨幣指數上升3%。
最後,央行通過公布人民幣匯率指數和重申了以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人民幣匯率的走勢方針政策,加強與市場的政策溝通,在美元回軟的背景下,市場預期趨於穩定。3月,反映結匯意願的收匯結匯率為58.7%,較1月回落2.8個百分點;反映購匯動機的購匯付匯率為74.4%,較1月回落15.3個百分點;結匯率和付匯率之差為-15.7個百分點,較1月收窄12.4個百分點。
(三)前景展望
相信如果能夠准確預見到現在的結果,前期可能就不會有人再去爭議是守匯率還是守儲備。因為應對臨時性的資本流動沖擊,用外匯儲備干預市場,本身也是持有外匯儲備資產的應有之義。
當然,現在還不能認為中國已安然渡過資本流出的沖擊。因為無論是國內經濟復甦勢頭,還是美聯儲加息節奏和美元匯率走勢,未來都可能存在較大變數。
第一,權威人士指出,中國經濟短期內有可能呈L形的復甦。而且,各界對於投資信貸過快增長、房地產價格重新升溫也非議頗多,擔心改革被延誤、發展難持續。
第二,如果美聯儲加息預期重啟、美元重新走強,那麼人民幣匯率就有可能面臨下調壓力。同時,在寬流動性、低利率環境下,世界經濟復甦持續低迷,國際金融市場逐步進入風險暴露期,也將對我國外匯市場的穩定帶來挑戰。
第三,人民幣匯率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機制才剛剛推出,市場需要有一個學習和認知的過程。同時,這種匯率調節機制還需要經過市場震盪的檢驗,方能真正取信於市場。
C. 目前依據美林時鍾怎麼進行資產配置
文章來源:Beta理財師《成長手冊》——配置輪動:美林投資時鍾的應用
美林投資時鍾對家庭資產配置的啟示
美林投資時鍾理論構造了一幅經濟周期映射下的大類資產輪動經典模式,很好地詮釋了歷史上美國大類資產輪動的規律。運用1973-2004年美國市場數據測試可以發現,美林投資時鍾理論完整的展示了在一輪完整的經濟周期中,經濟從衰退逐步向復甦、過熱方向循環時,債市、股市、大宗商品輪流領跑大類資產。
然而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在新一輪經濟周期中,債市—股市—大宗商品市場的輪動徹底被打亂:經歷2009年初的觸底後,美國金融市場出現一波延續數年的股債雙牛格局;與此同時,大宗商品結束過去長周期,開始進入緩慢下行通道,即使在近期美國經濟由復甦走向強勁階段,大宗商品市場依然不見回暖信號。
傳統的投資時鍾理論建立在經濟主導金融的基礎上,然而全球央行前所未有的寬松貨幣政策已經擾亂了經濟金融傳導機制。在經濟復甦動能尚未修復的情況下,寬松的貨幣政策無法傳導至實體經濟信貸端,導致大量流動性直接轉入金融市場推升各類金融資產價格,美林投資時鍾理論也就失去了前提邏輯基礎而不可避免的走向失效。既然是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擾亂了美林投資時鍾,那麼在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緊縮的未來,大類資產能否按照美林投資時鍾理論繼續輪動呢?
短期來看,金融政策不可避免對經濟周期的運行造成了波動和干擾,但是從更大的一個經濟運行周期上來看,短期政府調控不可能完全熨平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波動。這意味著,美林投資時鍾構建的邏輯基礎依然存在,也就不可能徹底失效。美林投資時鍾對中長期的資產略配置依然具有相對較好的指導意義。
具體到家庭理財層面,美林投資時鍾對於家庭資產配置還具有以下重要啟示:
家庭理財首選配置基金。基金作為一種專業化、組合化投資的理財工具,具有其他投資品種不可比擬的優勢。大宗商品、房地產投資等在交易成本、流動性方面明顯不如金融類理財工具。而在金融理財工具內部(如股票、債券、現金等),股票投資、債券投資需要相應的專業知識與大量的精力與時間付出,這恰是很多居民和家庭難以具備的。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對於股票投資而言,如果個股選擇錯誤的話,可能長時間都面臨虧損,個股甚至存在退市的風險。從海內外家庭理財的多年實踐來看,預期固定收益的基金已成為一般家庭理財的首選工具。
動態資產配置對於資產保值增值來說十分必要。「投資時鍾」是一個用於指導資產配置的實用理論,即通過投資時鍾的「報時功能」,識別經濟運行周期中的拐點,通過調整資產配置獲取長期回報。投資時鍾隱含著動態資產配置的理念,通過長期動態投資可以降低系統性風險。資產配置的好處在於可以分散非系統性風險,形象的表述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因為,不同的投資品種,在同一時期其收益率高低及變動方向是不一樣的,在某些資產的價值下降時,另外一些卻在升值。採用資產配置的方法,可以降低「一個籃子損壞,雞蛋全部打碎」的風險。
資產配置的有效性是決定投資收益的最主要因素。資產配置是決定中長期投資盈虧的關鍵因素。研究表明:在投資獲利的歸因分析中,九成以上是由資產配置決定的。從市場環境的角度來看,簡單地理解動態資產配置,就是根據市場趨勢變化,調整資產組合中各類不同風險水平的資產比例,當某類金融資產處於上升趨勢中,對其配置更高比例;當某類金融資產處於下降趨勢中,減少該類資產的配置比例。這就是利用「投資時鍾」為分析框架,動態資產配置的價值所在。
D. 社會融資是什麼意思
就是大家一起做大事。如果沒有社會融資,現在可能連鐵路都沒有。
社會融資相對於新增貸款量是更廣義的貨幣流通量統計指標,社會融資總量除了包含金融機構新增貸款外,還進一步納入股票、債券融資等,使貨幣流量統計延伸到股市和債市等渠道的融資來源,從而更加真實地反映社會經濟資金的供求狀況。
面對直接融資的逐年擴大,央行流動性管理的難度日增,為更好地執行宏觀審慎政策,中國人民銀行醞釀推出了基於社會融資的貨幣流通量統計口徑——「社會融資增速指標」。該指標立足於描述社會融資規模,或將部分取代M2(現金+居民儲蓄存款+企事業存款)在貨幣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參考指標地位,意味著股市等資產價格將被納入貨幣政策操作的考量之中,從而有利於按照宏觀審慎監管的要求來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和監測范圍。
中國人民銀行2011年年度工作會議提出「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2011年1月18日國務院第五次全體會議強調「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和節奏」。這標志著社會融資作為新的概念正式進入中國貨幣政策制定與操作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