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大同大學的中國知識分子創辦的大同大學
馬學強(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本文是為紀念上海大同大學創辦100周年所撰)
◎1912年3月,胡敦復等人在上海創辦大同學院,到如今,大同已經走過了整整一個世紀的風雨歷程。在其四十年的大學歷史中,大同一直是上海乃至全國私立大學中的翹楚,素有「北有南開、南有大同」之說。
◎1920年代的教育部報告稱:「綜合言之,此次視察六校(復旦、滬江、大同、大夏、光華、暨南),……據視察結果,辦學精神,極為貫注者,為大同、滬江二校。理學院 辦理較有成績者,亦為滬江、大同二校。……」
◎1922年大同學院正式立案並改稱大同大學。經過第二次立案後,私立大同大學的行政體系逐步完善,院系設置基本成型,進入繁榮時期。
◎1928年起,大同大學已經成為中國第一流私立大學,大學科有文學院、理學院與商學院,下設九系,普通科有高中、初中兩部,全校佔地90畝,大的建築物15座,有學生八百餘人。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大同大學毅然創辦工學院,下設電機、土木、化工三系,1948年添設機械工程系。至1948年,大同大學部學生已逾2700人,中學部學生逾2500人,為滬上私立大學榜首。從1941年至1952年,工學院共畢業學生2228人,這些人後來成了國家建設的棟梁之才。從大同學校走出來的兩院院士就有39位。
◎1952年,大同大學在院系調整中被撤並 ,大學部分被並入交通大學、復旦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學校,僅中學部分在繼續發展。1952年以後的大同中學,隨著時代的波濤蜿蜒向前。
民國學校的類型多樣,創辦人的教育背景與社會經歷亦各異。上海大同大學是一所由中國知識分子自己創辦的學府。大同大學的創立,有其深厚的社會基礎與人文積淀,以胡敦復為首的大同創始者,大多源自江南世家、詩禮之族,潛移默化,傳承沿襲,秉承悠久的士大夫辦學傳統;但同時也彰顯了時代的演進,他們中大多數人有出海留洋、就讀於歐美名校的經歷,頗具世界視野,深得西方辦學的精髓。出入中西之間,兼通新舊之學,所以自辦的大同大學,格局與氣象非同一般。 清王朝覆滅,民國創立,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民國元年(1912),在上海陸續涌現了一些新式學校,大同學院(1922年改稱大同大學)即為其中的一所。大同學院創辦之前,上海已經有不少各類性質的學校。翻閱商務印書館所編、民國元年出版的《上海指南》,其中列舉了7所「大學校」,分別是:南洋大學、中國公學、復旦公學、震旦大學院、神州大學、聖約翰大學堂、浸會大學堂。還有一批中學校、師范學校、小學堂、幼稚園、女學校及其他各類學校。這一時期上海的學校,一般可分為兩類:一由傳教士或其他外國僑民開辦的學校;二由中國人自己所辦的學校。國人自辦的各類學校中,又有公立與私立之分,所謂公立學校,「是指公款籌辦並直接受上海地區教育局管轄的學校」。而私立學校,在經費上均需自給,但也要受教育局的監督。1912年3月胡敦復等人在上海南市創辦的大同學院,就是一所由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學校。據吳在淵的《大同大學創辦記》記載:「大同經費,向持不募捐款,不取官中津貼之旨,故全恃立達之補助,立達則仰給於社員。」
大同的創辦與一個叫「立達學社」的學術團體密切相關。1911年夏,在清華學堂任教的胡敦復與一批主要來自江南地區的教員朱香晚、華綰言、顧養吾、吳在淵、顧珊臣(丞)、周潤初、張季源、平海瀾、趙師曾、郁少華諸人,有鑒於其時教育尚未發達,決定取《論語·雍也》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意,成立「立達」學社,以「自立立人,自達達人」為宗旨,推舉胡敦復為社長。
立達學社成立後,社員們講學勵志,非常關注時局,尤其關心通商都會上海的動態。由於游美學務處和清華學堂的一些事務均受制於美國公使館,在教學方式與生活待遇上,中美教員之間也多有隔閡與差距。1911年秋,因不滿清華學堂外國主事者的辦學方式,胡敦復以不能遵辦辭職,離開清華來到上海。不久,武昌起義爆發,上海響應光復。立達學社其他社員相繼離京,與胡敦復會合於上海,他們在這里積極籌建新學校。
胡敦復抵滬後,受老師馬相伯先生的特聘,赴復旦公學擔任教務長,同時,與立達學社成員保持密切聯系。後因一瑣事引發復旦學生罷課,復旦校董會重組校務,胡敦復藉此離開,與立達學社成員專心致志籌辦自己的學院。經數次商討,立達學社同仁決定創辦大同學院,以「研究學術,明體達用」為宗旨,以「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為校銘。為何定「大同」為校名?據郁少華在《大同大學校史》中的記載,「系取義禮記禮運篇,揭大同之意」。(《禮運·禮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是謂大同。)
在大同學院開辦前的1912年2月,立達學社存有224.548元。學校開辦後,費用上升,1912年7月,有一項「特別捐」即達1961元。此後,社員們投入的錢不斷增加,用於大同學院不斷增加的各筆開支。立達學社社員繳納的社費(社金)成為大同辦學初期資金的主要來源,對此,立達學社社員郁少華後來回憶:「(大同)所有任教任職,均不支薪,其在他埠服務者,並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二十,為立達學社之經費,亦即為大同之經費,另以所得薪水百分之一,為社員應繳之社費,其在大同任職,同時在他處兼職者,所得之薪水亦如之。」社員們還把在其他地方其他學校任職的薪水拿出來作為立達學社的經費,也就是大同學院的經費。
從北京到上海,立達學社成就的最大一項事業就是創辦大同。早期立達學社的社員大多年富力強,最大的是朱香晚,44歲,最小的是顧珊臣,僅24歲。他們懷抱理想,准備在上海一展宏圖。立達學社的同仁一致推選胡敦復為校長,「資其學廣聞多,擘畫周密,以遂其素所志(主)張分科崇實之志」;而推年長的華綰言為教務、庶務員,「資其以身作則,德化諸生,以遂其素所主張以誠感人之道。」立達與大同密不可分,初期大同學院的教師,實際上大多數也就是立達學社的社員。 無論是立達學社的組建還是大同學校的發展,其核心人物無疑是胡敦復。胡敦復長期兼任立達學社社長與大同校長,其地位可想而知。
胡敦復,來自江蘇無錫有著深厚人文底蘊的江南世家,其先祖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蘇泰州)人,北宋名儒,也是一位教育家,世稱安定先生。宋景佑年間,胡瑗開始到蘇州一帶設學講授儒家經術,經范仲淹的引薦,胡瑗以布衣身份,得到仁宗召見,被授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時,被舉薦為丹州(今宜川縣)推官。後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胡瑗在地方重教興學,卓有成效,名聲遠播。曾為太子中舍。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後胡氏一支就定居於無錫。
胡瑗後代秉承家風,崇文重教。至胡瑗的第二十九世孫胡和梅,幼承家學,稟性仁厚,操行至清,急公好義。曾以恩貢生任桃源縣(今江蘇泗陽)教諭,清末被舉為江蘇咨議局議員。有子四,其中長子爾平(後改名壹修),次子爾霖(字雨人),三子爾洽(字合如),四子保如。胡壹修即為胡敦復之父。
在家族中,對胡敦復影響較大的是他的仲叔胡雨人。胡雨人生於同治丁卯(1867),光緒十七年(1891)中秀才。後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師范科,曾參加同盟會。回國後歷任北京女子師范學堂校長、江陰南菁書院院長、無錫公益工商中學、常州中學、宜興中學等校校長,並在家鄉創辦胡氏公學及圖書館。妻王氏於結婚三年後病故,繼娶王氏表妹周韞玉為妻。周韞玉亦熱心教育,曾任教於麗則女校和蘇州振華女校,舉凡修身、國文、歷史、地理均能勝任代課。光緒三十四年(1908)秋,協助雨人在北京創立女子師范學堂,以齋務長兼教修身,曾赴日考察女子師范學校。有二子一女:憲生、健生,女兒胡卓。按胡敦復之子胡新南的說法:胡雨人「在教育界和馬相伯、吳稚暉都是同一時代的人,而且和他們齊名。因此家中的教育工作,所有子侄輩包括媳婦在內,都由雨人公負責帶領」。
胡壹修、胡雨人兄弟重視教育,始自家庭。所以胡家子弟,入學較早。胡敦復的啟蒙教育,受教於叔叔胡雨人。1897年,當胡敦復12歲時,南洋公學開辦,胡雨人即讓侄兒考入學習。後進入震旦學院,師從馬相伯、蔡元培、吳稚暉等諸名士,並學習拉丁文。後在胡雨人的鼓勵下,與大妹胡彬夏同赴南京參加「江寧學務所」舉辦的官費留學考試,雙雙考取。家族重教育的傳統,使胡氏子弟無論在延續舊學抑或接受新式教育方面均「捷足先登」,受惠良多。尤其提及「女子教育」,胡家也是開風氣之先。後來大同學院創辦,招收女生,與胡氏的家族傳統不無關聯。
胡氏家族與大同的關系,從立達學社的成員構成與演變中也可窺知一二。自立達學社成立以來,雖陸續吸收了一些新社員,但選擇頗嚴,故入社者甚少。其社員變動情況如下:1912年,有王君宜、陳士辛、吳步雲、曹梁廈(惠群)4人加入。1913年加入者,僅顧勗哉一人。以後十餘年,並無人加入。直至1927年,追認胡明復為社員,並延請葉上之、胡憲生、胡剛復,及胡范若4人為社員。1937年又公議延請胡卓為社員。同年,還延請關實之、陶慰孫為社員。此後,無新社員加入。
四十餘年來,入社者總計只有24位,其中11位為最早一批社員,後陸續加入的僅13位,其中來自胡敦復家族的有:胡明復、胡剛復、胡憲生、胡范若、胡卓5人,連胡敦復在內共6位。換言之,立達學社24位社員中,胡氏家族成員佔了四分之一。其中,胡明復、胡剛復為胡敦復弟弟,胡范若為胡敦復妹妹;胡憲生、胡卓為胡雨人的子女,即胡敦復的堂弟、堂妹。敦復、明復、剛復與憲生等,曾相繼留學海外,而胡家的女兒如胡范若、胡卓等,也「均留學日本、美國,有聲於時」。
胡氏家族中的不少成員與子弟,或執教於大同,或就讀於大同。以1927年為例,胡敦復主持大同大學,成立校董會,推馬相伯為第一任董事長,呈請國民政府立案,當時文學院院長由胡憲生擔任,外國文學系主任由胡卓擔任,理學院院長為胡剛復,下設數學系,主任胡剛復兼,哲學教育系,則由胡敦復自任,其他家族成員也各有職務。此時大同大學,「規模大具,校謄蒸蒸日上」(楊愷齡:《胡敦復先生行述》,載無錫村前版《胡氏宗譜》,1998年刊印)。胡敦復、胡剛復、胡憲生的子女也大多就讀於大同。據胡新南回憶:「小學畢業後我就跟父親回到上海,在上海的大同大學附中念初一。……我在大同高中畢業以後,也想去報考公立大學。記得那時我向繼母要錢去報名,她問我要錢做什麼用?我說要去報考清華大學,正在這時候,父親剛好走過來,問說:『他要錢做什麼?』母親說:『他要去考清華。』父親聽了就說:『不要給他錢!』又很嚴肅地對我說:『我自己辦的學校你不念,誰還去念?』被父親這么一說,我也就沒去成清華了,於是進入大同大學化學系就讀。」胡氏家族不少子弟的經歷與胡新南相似。這體現出胡敦復辦學的自信。
無錫胡氏家族與上海大同大學的創辦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 郁少華在《大同大學校史》中提到:「此締造艱難之大同,經數十年之經營努力,對於社會,略有貢獻。雖由於創辦人不辭勞瘁,培養孕育此赤子,然亦有賴於校內教職員之同心一德,及熱心贊助本校,如馬相伯及吳稚暉先生等指示提攜之功,並穆、竹二君協助之力也。」文中提到的馬相伯、吳稚暉,曾先後擔任大同大學校董會董事長,而「穆、竹二君」,穆指的是穆湘瑤(字恕齋),竹指的是竹淼生,他本身是大同學生,後任大同大學校董。
要辦好一所學校,背後的「社會資源」非常重要。隨著新資料的不斷發現,與大同辦學有關的人與事,其內在聯系也逐漸被揭示出來。從立達學社社員尤其是胡氏三兄弟的教育背景及主要社會經歷可以梳理出多條脈絡:
其一,近代上海學校發展的脈絡。胡敦復從小隨其叔胡雨人讀書,12歲到上海,先後從馬相伯、蔡元培諸名師游,相繼就讀於南洋公學(後改稱交通大學)、震旦學院、復旦公學等,並在徐匯公學從馬相伯學拉丁文。胡敦復有著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豐富的社會經歷,「故中英文、數學之根基深厚,新舊學無所不通」(楊愷齡:《胡敦復先生行述》)。明復、剛復也在很小的時候來到上海,均曾在南洋公學學習。後剛復入震旦,以「震旦預科」通過庚子賠款留美生考試,入哈佛大學。胡氏兄弟在上海所接受的這段教育,與晚清上海教育的格局有關,既有教會學校,也有國人自辦的學校,從徐匯公學到震旦學院,從南洋公學到復旦公學,這是上海早期新式教育涉及的幾所重要學校。胡氏兄弟從上海起步,相繼赴美國留學,其中胡敦復早些時候即獲得康奈爾大學學士學位,而明復、剛復後均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三兄弟先後回到上海,從事他們的辦學活動和教學研究工作。他們在自辦大同大學的同時,後皆任交通大學教授。其中,胡敦復一度任復旦公學教務長,後兼任交通大學數學系教授、系主任,在交大任職長達15年(1930-1945年)。從某種程度上說,胡氏兄弟的經歷較完整地反映出近代上海學校發展的軌跡與歷程。
其二,近代留學生的脈絡。胡敦復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攻讀天文、數學等學科。此時,正值清政府外務部以美國退還庚子賠款之錢款成立「游美學務處」(總辦為周自齊),並創辦「游美肄業館」(後更名「清華學堂」),招收優秀學生資送留美深造。胡敦復先是在「游美肄業館」任教,後受聘為「游美學務處」(設於北京清華園)教務長,負責招生事宜。不久,「游美學務處」借北京清華園故址自辦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即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清華學堂成立後,胡敦復接任教務長。宣統元年(1909)八月,招考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對象為二十歲以下的高中生,在美先讀一年預科,而後再去各大學就讀。這一批共錄取程義法、梅貽琦、程義藻、王琎、胡剛復、徐佩璜、張廷金等47名學子先行資送放洋赴美留學,胡敦復還陪同前去安排他們入學。第二批在宣統二年(1910)七月舉行,考取趙元任、竺可楨、胡適、胡達(明復)、胡憲生、過探先、周象賢等70人,同年赴美留學。第三批是在宣統三年(1911)八月考試,考取梅光迪、陳長蘅、姜立夫、王賡、衛挺生、王求定等63位赴美深造。這些品學兼優的菁英,在美取得學位後回國,很多成為現代中國文化、科技各學術領域的開拓者或領導人。清華的這三批直接留美生共180人,其中,胡剛復、胡明復為胡敦復的弟弟,胡憲生為胡敦復堂弟,過探先娶胡敦復堂妹胡竟英為妻,姜立夫娶胡敦復妹妹胡芷華為妻,他們與胡敦復關系緊密自不必說。而其他的一些留美學生,不少人與胡敦復也一直保持密切聯系。
無論是近代上海學校的傳承體系,還是與胡氏兄弟有關聯的那個留學生網路,均與近代中國社會與文化發展有著重要的聯系。
以大同大學校董會為例。1928年至1952年,大同共有校董35位,仔細分析其構成,有幾類:一為立達學社社員與胡氏家屬成員,如胡敦復、朱香晚、吳在淵、平海瀾、曹惠群、郁少華、華綰言、胡憲生、胡剛復、王志莘(胡敦復的妹夫,胡六英之夫)等;二為胡敦復早年在上海就讀時的老師,如馬相伯、蔡元培、吳稚暉等;三為清華的早年留學生,如竺可楨等;四為大同的校友,這是大同創辦以後發展衍生出來的,如竹淼生,大同大學新閘路校舍,「乃得校友竹君淼生之協助,在新閘路質得基地五畝許,自建四層樓新校舍,於民國二十八年秋季落成,即於八月間遷入。」五為社會名流,如宋漢章等。
再以幾位具體人物為例。1897年10月,胡敦復入上海南洋公學剛設立的外院學習。1898年春,南洋公學成立中院,他即考入中院學習,至1901年中院畢業。時值南洋公學新設特班招生,胡敦復又被選入。其時,蔡元培為南洋公學特班教習。1903年,在南洋公學執教的蔡元培商請在徐匯公學的馬相伯開辦學校,教授西學。「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學必先通其語言文字,而西人教會學校及國人自辦之學校但會童蒙設法,因襲成規,徑迂時緩,不合成年人求學之用,乃邀約同志胡敦復炳生貝季眉壽同諸君,請先生講拉丁文。至是,先生以來求學者眾,……」(《上海各界追悼馬公相伯大會特刊》,「馬相伯先生百歲年譜」,1940年刊印)從這些資料來看,胡敦復與馬相伯、蔡元培等先生等早已相熟。1903年,64歲的馬相伯聯合南洋公學師生數人創辦震旦學院。隨後,胡敦復也轉入震旦公學讀書。在《震旦校友》中記載:胡敦復,學年癸卯(1903),後為大同大學校長。1905年,馬相伯創辦震旦未久,即因「外籍教授(南從周等)以耶穌會派之教育統治學校,以陶冶宗教意志為主旨,關於訓練則採取嚴厲干涉主義,與初創學院時養成自治之風不同」(盛成中:《馬相伯先生榮哀錄》),於是率領學生離校,於吳淞另創一校,這就是復旦公學。胡敦復追隨馬相伯,又成了復旦公學的學生。1911年胡敦復在辭去清華學校的教務後,因老師馬相伯的邀請,曾一度主持復旦教務。在了解這段歷史後,就知道了胡敦復與馬相伯、蔡元培等人之間的淵源。
作為胡敦復參與的清華考選留美學生,胡適於1910年赴美留學,獲得多個學位,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與胡適一起留學的還有胡明復,1910-1914年間,兩人均有一段康奈爾大學的共同經歷。後來,胡適來滬,曾幾次拜會胡敦復、胡明復兄弟。1926年3月,值大同建校十五周年,胡敦復還曾邀請胡適來校演講。
除胡敦復兄弟外,其他立達學社的社員,均有一定的社會交遊與關系網路。大同辦學的社會資源豐富,與海外著名高校,以及國內的主要大學、學術機構如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東南大學、北洋大學等都有密切聯系,大同的不少教師本身就是這些大學的教授,他們共同為近代中國新知識傳播、新學科構建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㈡ 回族有什麼風俗習慣200字
一,飲食
在飲食方面,禁食豬、狗、驢、騾、馬、貓及一切兇猛禽獸,自死的牲畜、動物以及非伊斯蘭教徒宰的牲畜,禁止抽煙、喝酒等。
二,信仰
回族禁求簽、玩賭、拜偶像習俗。
自古至今,男女老少均不讓陰陽、算命先生給自己算命,也不去給別人算命,不揣骨相面,不信風水陰宅,不求仙方神葯,不搞驅鬼治病等等。
三,回族的婚姻觀
回族認為,婚姻是構成家族、產生親族的基礎。成年男女因需要而結婚是「瓦直卜」(意為當然),為繁衍子孫而結婚是「遜奈」(即聖行)。因此,主張回族穆斯林男女都要結婚,反對終身不娶、不嫁的獨身主義。
四,見面禮
回族見面禮主要是道「色倆目」,阿拉伯音譯,原意為和平、平安、安寧。回族人之間用以相互祝賀和問候。其全稱問詞是「按色倆目爾來坤」,意為「求真主賜你平安」,全稱答詞是「吾爾來坤色倆目」,意為「也求真主賜平安予你」。
五,拜訪
登門拜訪時,應首先在門口徵得主人許可後,方可進入,萬不可冒昧闖入,惹人討厭。在作客人座時,不能從人前面跨過,應先道聲「色倆目」,要寬讓,再坐下。
六,洗三
「洗三」。小孩誕生以後要「洗三」,即請親鄰來吃羊肉臊子長面,表示祝賀小孩平安無事長命百歲。四鄰在「洗三」這天給生小孩家送長面(現時也有以掛面代替)。
七,「割禮」
男孩到了12歲,要舉行割禮,即割除陰莖包皮。割禮這天,有條件的還要炸油香、宰羊,以示慶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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