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國的外貿戰略如何定位
中國外貿戰略模式的重新定位
不能否認，外貿出口作為國際貿易的一部分，是一國或一地區對外開放的基礎和載體，它對改變我國過去封閉的經濟運行狀態，形成對外開放的新局面，對學習新知識，接觸新事物，賺取外匯，平衡國際收支，獲取因國際分工而形成的比較利益，促進全國經濟增長，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是，外貿出口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並沒有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大。改革開放20年接近10%的經濟快速增長，起主導作用的並不是外貿出口，主要的貢獻應當功於始終旺盛的國內市場需求。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我國國內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都很大，以致幾度形成全國性經濟「過熱」，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運用虐行政的、經濟的和法律的綜合手段，限制投資規模和集團消費，使過熱的經濟「降溫」。正是這種龐大的國內市場擴張對我國經濟快速增長起了主要的、關鍵性的作用，外貿出口所起的作用是間接的，僅僅是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燃料，不是「引擎」。
外貿出口的擴大雖然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一定的拉動作用，但同時其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現出來，並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首先，隨著外貿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我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的確加深了（整個90年代的前9年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在30%以上，有的年份達到43.6%）。因此而導致的一個結果是：當1997年下半年亞洲金融危機突然降臨、亞洲經濟增長急速滑坡時，我國對外貿易增幅也同時下降，1998年進出口總額與上年相比竟出現負增長，外貿出口只略有上升，增速大幅回落，導致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連續三年在趨勢線下運行，國內生產總值增幅1997年為8.8%，1998年為7.8%，1999年預計約7.1%，呈逐年下降態勢。需要指出的是，在亞洲金融危機襲來後，我國經濟增速之所以沒有出現與對外貿易同樣大幅度的跌落，沒有出現象東南亞國家、韓國等同樣的急劇萎縮，是因為我國龐大國內市場支撐的結果。
其次，由於國際市場的有限性，以及世界各國貿易保護的普遍性，我國一些行業和產品例如服裝、鞋襪、紡織品等的出口規模受到了很大限制，以致造成大量庫存積壓，不得不由中央政府下令，縮小其生產規模，如對棉紡織品的壓錠限產就是一例，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我國相關輕工行業的發展。同時，一些國家或國際組織例如歐洲聯盟和北美發達國家等頻頻用反傾銷等手段，限制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入，與這些國家的貿易摩擦加劇。
再次，與其它發展中大國相類似，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程度較大，東部地區發展水平較高，中西部地區尤其是西部發展水平較低。改革開放20年來在國民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同時，我國區域經濟差距和居民貧富差距都在擴大，經濟二元性趨於加劇。這種狀況的出現，其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但外貿出口鼓勵和出口導向模式的推進在其中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基礎雄厚，生產工藝先進，文化教育科學技術水平較高，勞動力素質較好，金融業發達，資金比較充裕，技術創新能力較強，市場經濟發育程度較高，改革開放以來享受了國家賦予的諸多優惠政策，但能源、礦產和土地資源相對短缺。中西部地區的區情與東部地區相比較剛好相反，除能源礦產資源豐富、國土面積廣闊、低素質的勞動力更加富裕外，其它方面例如經濟發展水平、文化教育科技水平、勞動力素質、資金擁有量、技術創新能力、市場經濟發育程度等，都遠遠落後於東部地區。地域經濟分工的狀況是：東部地區主要是生產和輸出精加工、深加工和附加價值大的製成品，而中西部地區主要是生產和輸出自然資源及其初級加工品。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是以農牧產品和工業初級加工品為主，製成品所佔比例不大。這期間中西部地區出口比例較大，從中得益也較多。但是，出口導向模式是以製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級品為宗旨和目的的，國家整個出口鼓勵的政策是刺激製成品出口，限制初級品的出口，例如中國進出口銀行就是專門為機電和成套設備等資本貨物的出口提供貸款和風險擔保而設立的。在國家外貿政策的誘導下，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已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由過去的初級品為主、製成品為鋪，改變為現在的以製成品為主、初級品為輔。從國民經濟的宏觀利益來衡量，國家的這種出口鼓勵政策無可厚非，但具體到區域利益上則形成了苦樂不均的狀況，因為製成品生產是東部地區的優勢項目，國家出口導向政策實施的結果是東部地區外貿出口及其得利比例上升，中西部地區外貿出口及其得利比例下降。如表一所示，1998年東部地區進出口總額和出口額的比重均在90%以上，中、西部地區總和則不足10%。
附圖{圖}
更應值得注意的是，東部地區由於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優勢，以及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改革時間較早，而且其程度更大、進展更快，吸引了國外資金和先進技術大規模進入，外商實際直接投資佔了全國的絕大部分（見表二），這在增強東部經濟實力的同時，更提高了其技術水平和層次，製成品生產的優勢更加突出，因出口導向模式對製成品出口的鼓勵，東部出口規模和比例越來越大，從中得益也更大，形成了有利於東部地區的良性循環：製成品出口→外匯收入增大，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資金→區域經濟實力增強，技術創新→製成品開發→製成品出口擴大。中西部地區則剛好相反，在出口導向模式的作用下外貿出口比例日漸縮小，從中獲益也越來越小。這實際上促進了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經濟差距的擴大，也加劇了其區域經濟的二元性。
附圖{圖}
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索洛(solow)有一個著名的結論，即要素的規模報酬不變，而且投入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從而可能導致長時期的經濟增長速度與經濟起始水平負相關，進而可能出現不同地區之間經濟增長速度趨於收斂的結果。在從1952-1995年長達44年的發展中，中國長期的規模報酬不變和邊際效用遞減是存在的，但是整體上經濟增長率與經濟水平並沒有明顯的負相關關系，各地區經濟沒有趨於收斂和融合，而是出現了東、中、西三大經濟地帶內部呈現出索洛增長模型的特殊現象，即東、中、西部地區按照各自不同的「中心軌跡」向前發展，三大地帶內部各省、市、區經濟發展趨於收斂和一致，經濟地帶之間相關性反而不大。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從改革開放以後的80年代開始的，其最有說服力的一個解釋是：外貿出口鼓勵政策的實施使東部地區更多地參與了國際經濟循環，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於中西部地區的發展道路。
伴隨著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經濟差距的擴大和經濟二元性的加劇，其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差距也相應地拉大。從1985-1995年，雖然全國各個省、市、區人均收入的絕對數都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增加了從2.66倍至5.50倍不等，但是其相對水平（以全國為參照系）的變化則呈現出完全不同的趨勢，東部地區除遼寧省外，其它各個省、市、區人均收入的相對水平都提高了，表現為其相對水平變化的數值為正，而中西部各省區人均收入的相對水平全部呈下降態勢，表現為其相對水平變化的數值為負。1985年人均收入最大的上海市是人均收入最小的甘肅省的2.96倍，到1995年擴大為4.75倍。據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基尼系數已從1984年的0.30上升到1995年的0.415，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提供的數據是0.45。中國已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之一。
由此可見，全面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在中國的實踐並不是很成功，它雖然對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拉動作用，但是負面影響也是相當大的。
一般地，地小人少的小國（地區）在施行了一個時期的進口替代政策、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後，轉向全國的出口導向經濟發展模式是適宜的，實踐證明也會獲得成功。但是如中國這樣人口眾多、幅員遼闊的發展中大國不應片面強調和全面推行出口導向模式和外向型經濟戰略，因為其擁有十分龐大的國內市場，經濟發展必須主要立足於國內，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搞出口導向的總體戰略，而且通常發展中大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其本身的相對優勢和特色迥然不同，因而各地區的發展模式不能簡單地套用出口導向一種模式。然而，這並不是不要對外開放，不是不要出口鼓勵，而是應當採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手段，來鼓勵和扶植出口企業的發展，並在有條件的區域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即出口導向發展戰略，從而積極、穩步地增加我國經濟的「外向型」成份。
那麼，我國既要鼓勵出口、擴大對外開放，又要重視發展民族經濟、立足國內市場需求，這二者的「度」如何把握？對外貿易戰略模式定位在何處比較合適？答案是：基本內向型的開放經濟，即總體上的「進口替代」與局部漸進的「出口導向」相結合的對外貿易戰略。這個戰略模式根據中國市場潛力大、資源相對豐富的特點，主要立足於國內資源的開發和國內市場的開拓，不斷改善和加強經濟內循環，將擴大國內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積極對外開外，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擴大外貿出口，發展外向型經濟。擴大外貿出口的意義不在於佔領了多麼大的國際市場，不是要將主要的市場需求放在國外，而是在於通過賺取外匯，引進先進技術、設備和人才，維持外匯收支平衡並有一定節余，通過擴大對外經濟交流，學習和掌握新知識，接觸新事物和新觀念，通過不斷擴大經濟外循環，提高經濟內循環的規模、素質和層次，通過經濟內、外循環的相互促進，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快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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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蔻馳為何把上海作為亞洲首秀場
因為上海早已經是名副其實的時尚之都了所以會選擇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