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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李稷勛的生平

李稷勛，號姚琴，重慶秀山龍池龍冠人，生於1860年。他雖出生貧寒，但自幼勤奮好學，學習優良。清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鄉試考試，考中戊子科舉人；光緒十六年，任秀山鳳鳴書院院長，於當年冬月開始撰寫《秀山縣志》。歷時年余，李稷勛不分酷暑寒冬，親自到各鄉村采訪收集素材，於光緒十八年春完成。全志十一篇，二十四卷21萬余字，勘稱當時秀山之巨著。
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他赴京會試，成績優良參加殿試，清光緒帝臨場監考，38歲的李稷勛不負眾望，考中二甲1名（一甲3名為狀元、榜眼、探花），即：傳臚。1898年農歷為戊戌年，因此李稷勛又有一別號：「戊戌傳臚」。 李稷勛欽點傳臚中進士後，曾回秀山辦過礦務局。當時查勘清溪、孝溪溝有銻礦，縣人集資開采，推舉李主其事，發展銻礦業。隨後李稷勛進京，皇帝欽批在翰林院任庶吉士，授編修。1904年任郵傳部左丞參議。
1909年派住湖北宜昌主持修建川漢鐵路，成就了一段蜀鄂山道變通途的輝煌事業。
上世紀初葉構想修建湖北至四川的鐵路，緣起於新上任的四川總督錫良想把天府之國與外界用鐵路貫穿的想法。1903年6月，由直隸正定府去四川赴任的錫良行抵宜昌後，舍舟而陸，藉以查看日後修築川漢鐵路時由鄂入川之路。
次年年初，四川商紳在錫良的支持下，依照商部章程，在成都設立川漢鐵路總公司。其預定路線系自漢口經宜昌、重慶達成都，全長約1980公里。
1906年經錫良與湖廣總督張之洞會同擬定路工進行辦法，宜昌至成都分三段修築，分別由成都和宜昌開始勘測，並確定先修長江三峽水道旁的宜（昌）夔（府）段。
1908年川督奏請派詹天佑為川漢鐵路總工程師。翌年詹天佑到宜昌，勘定宜昌至歸州段線路，自宜昌沿長江北岸經小溪塔、霧渡河、大峽口、香溪而至歸州，全長約160公里。這段路線山巒起伏、崇山峻嶺，工程異常艱巨。遵照商律定名為「商辦川省川漢鐵路有限公司」，並在成都、宜昌、北京各設一個總理，以三總理名義組成總公司於成都。
1908年6月，駐宜昌的首任總理費道純在踏勘鐵路線時病故於興山縣，王秉恩繼任，不久辭職，改由駐北京總理喬樹楠暫代。
1909年8月，正值詹天佑在宜勘定線路，制定計劃，積極籌備開工事宜時，喬樹楠以工程重大辭代宜昌總理，另舉郵傳部參議李稷勛接充。李稷勛是一位高級知識分子，臨危受命，領銜重擔，遂來宜就職。
在李稷勛與詹天佑通力合作、精心准備下，1909年12月10日 （宣統元年十月二十八）川漢鐵路開工典禮在宜昌舉行，宜昌至歸州段有3萬余路工正式開工建設。此後，李稷勛奔波於鐵路修築沿線。宜歸段估價1100餘萬元，分設10個工程段，預計5年完工。到1910年7月，宜昌新碼頭（又稱下鐵路壩，即今中心醫院至九碼頭一帶）至小溪塔一段長7.5公里開始鋪軌，採用標准軌距，到12月該段行車運料。接著，宜昌車站、小溪塔車站、張家口車站先後落成，至大峽口沿線路基、橋礅基本建成。重點工程為小溪塔繼續北上姜家灣至黃花場的上風埡隧道修通並通行料車。隧道口鐫刻有李稷勛的題字「上風埡山峒」五個大字，上款有「宣統二年六月」字樣，下款落「秀山李稷勛題」，並有兩枚印章刻文「李稷勛印」、「戊戌傳臚」。道口建築及李稷勛題刻至今仍完好無損。站在遺址前，彷彿李稷勛和詹天佑在此指揮築路的氣勢恢弘、繁忙場面浮現在眼前，給人以無限遐想。2006年3月，宜昌市人民政府將上風埡隧道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予以公布保護。
正當川漢鐵路緊張施工期間，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頒布鐵路國有政策，宣布收回商辦的粵漢、川漢兩鐵路為國有，並注銷商辦。就此引起朝野上下嘩然。當月15日，李稷勛致電成都總公司，謂「路歸國有，注銷商辦，政府犧牲信用」，「人民受損甚巨，當拼力拒之」。清政府不顧國人的反對，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代表簽訂粵漢、川漢鐵路借款合同，出賣路權，遂激起四川和宜昌地區股民的反對。為和解路事，李稷勛於7月赴京與清政府代表盛宣懷進行談判，未成功，路事矛盾加劇。李稷勛月底回宜後，見爭路權無望，繼而又爭路款，力挽鐵路股東損失。 1911年，廣袤的巴蜀大地上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保路運動。 紳士、商人、官吏以及民眾等社會各階層激烈反對政府出賣路權，由演講、辯論、發傳單到罷課、罷工、罷市，直至發展成遍布全省的武裝起義，一時間風起雲涌、如火如荼。
清政府為了平息四川省的「叛亂」，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先後從湖北、湖南、廣東、陝西等省抽調兵力增援，導致武昌城頭空虛，革命黨人乘勢而起，於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宜昌的革命黨人聯合駐宜新軍，在全國最先響應，於10月18日舉行起義。李稷勛目睹了宜昌起義的全過程，稱「時距武昌民軍起義僅八日也」，「全國義師桴應武昌，以宜昌為最先」。在宜昌起義的第二天，李稷勛登門拜謁了起義首領唐犧支，為支持義軍，當面表示將川漢鐵路巡緝兵隊暨鄂省派護本路之巡防營悉交義軍司令部節制管轄，以一軍權，支持革命。築路工人，多來自山東、河南，「大多強武多力」，從中選出800餘精壯路工參加義軍。這些路工作戰勇敢，在攻打荊州清軍的戰斗中立功。
川漢鐵路的修築就此停頓。李稷勛為安排好4萬多築路工人去向，會同宜昌商務分會多次函電鄂都督請求撥款，款到後分發路工妥善遣送返鄉。《秀山縣志》載文說，李稷勛竭誠安撫路工，「宜昌人民稱頌」，在李稷勛告鐵路工人書中有「我有一日命在，決保諸君不死，我有一日飯吃，決保諸君不飢」之語，工人們十分感激。
辛亥革命後民國建立，川漢鐵路原股東代表赴京與交通部協商繼修川漢鐵路事宜，還成立漢粵川鐵路宜夔工程局於宜昌，並委李稷勛為局長。實際上恢復築路僅為紙上談兵。數年後宜昌築路工料陸續拆走。1912年6月，李稷勛在一篇上報文章《荊宜施鶴光復記·序》中寫道：「今國旗五色，飄揚大地。而吾蜀傷痍滿目，元氣凋敝。川路倉卒停歇，工材散落，虧蝕尤巨。載覽茲篇，追懷往事，蒼茫四顧，悲從中來，泫然不知其涕之何從也！」 辛亥革命後，李稷勛在宜昌定居，被商界人士推選為宜昌商務分會總理（總會在上海）。宜昌商務分會後改為宜昌商會，他仍任會長，為民國初年宜昌工商業的發展和壯大操心勞碌，作出了出色貢獻。李稷勛熱心於公益事業，與旅宜蜀商杜成章捐資創立一所培心善堂，從事民間善事活動，延醫診病施葯。培心善堂所在的這條街由此得名培心路，至今沿用此路名。他還在城內及西壩等地創辦八所姚琴義學，免費收容貧困兒童讀書。
《清史稿·列傳·文苑》記載：李稷勛「精衡鑒，重實學，頗得知名士」，「博學善古文，嘗受詩法於王闓運，而不囿師說」，「著有 《甓盦詩錄》四卷」。李稷勛擅書法，為世人稱道的李稷勛手跡「上風埡山峒」，至今保留在川漢鐵路遺址上。
《秀山縣志》載文贊許：「李傳臚蜚聲國內外，人才輩出，秀山真秀，名不虛傳」，為修鐵路來到有「屈子經著離騷，名妃村留香艷」勝跡的宜昌，以「東山碑誌痛」顯赫矗立於山巔。
「東山碑誌痛」全稱《四川商辦川漢鐵路宜昌工場志痛碑並序》，李稷勛撰，民國四年（1915年）勒石，立於東山寺西禪室牆外「鐵因盦」內。「鐵因盦」系專為置李稷勛撰文碑石修建的圓亭。此碑有4400多字，由碩石鐫成。詳述了川漢鐵路修建的起因、勘探、修築及停工的經過，以示志痛。1919年李稷勛去世後，安葬於宜昌東山志痛碑旁，墓碑可俯視川漢鐵路宜昌車站舊址——鐵路壩。有輓聯曰：「鐵因盦，撰述猶新，讀劫後留碑，墮淚有同羊叔；津亭宴，風流頓息，對鏡中遺像，買絲欲綉平原。」宜昌商界人士懷念李稷勛，每逢清明時節，要到他墓前祭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