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公司對外擔保的規定。
(1)公司章程規定的擔保決議通過方式。
根據《公司法》的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內者為他人提供擔保,容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
可以看出,對於擔保是由股東會議通過還是由董事會議通過,可以在公司章程中直接約定。
(2)法定必須由股東大會通過的擔保決議。
根據《公司法》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
也就是說,為本公司股東、實際控制人提供的擔保,必須經過股東會議通過,而不能通過公司章程的約定來由董事會通過。
另外,「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應當明確股東大會、董事會審批對外擔保的許可權。
應當由股東大會審批的是: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對外擔保總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凈資產50%以後提供的任何擔保;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擔保對象提供的擔保;單筆擔保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凈資產10%的擔保;對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其關聯方提供的擔保。上市公司在一年內擔保金額超過公司資產總額30%的,應當由股東大會決議,並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以上通過。
Ⅱ 股東權益受到侵害怎麼辦
(1)中小抄股東不主動行使法律襲所賦予的權利,如真正意義上參加上市公司股東大會的中小股東很少,很多不合理的議案就是在他們的漠視中得以全票通過;
(2)中小股東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權益受到侵害,認為上市公司的經營與自己無關,其跟庄的思路使得他們將投資損失認為是自己運氣不好,而與莊家操縱股價無關,與公司經營管理無關;
(3)不懂得如何維權,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得證券市場的民事賠償機制難以有效行使。
Ⅲ 公司大股東危害小股東利益時,該怎麼辦
公司治理過程中,經常出現大股東為謀取控制權私利侵害小股東利益的情況。利益侵佔的實現手段多表現為關聯交易、上市公司為控股股東公司提供擔保等。
大股東通過關聯交易取得控制權私利。典型案例為佛山電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佛山照明」)未在2009年年報、2010年中報和年報及2011年中報及年報中披露關聯方及關聯交易信息,遭到證監會調查。2010年至2011年間,佛山照明未披露有關關聯方及日常經營相關的關聯交易金額超過2億元,其他擔保事項涉及金額約4000萬。2013年2月,廣東證監會對涉案相關人員進行處罰。本案中關聯方為數十家時任佛山照明董事長兼總經理鍾信才親屬具有股權關系的公司。由於佛山照明實際控制權在鍾信才手中,在遴選供應商時,鍾信才具有決定權。這個未及時披露的鍾家利益網使公司實際控制人通過管理交易實現利益輸送,對佛山照明的聲譽及中小股東對於佛山照明的投資判斷,產生非常惡劣的影響。虛假陳述關聯交易,不僅損害中小股東利益,也使佛山照明遭受巨大損失。
大股東為謀取控制權私利通過擔保損害公司利益。典型案例為上海棱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上海棱光)因為控股股東珠海恆通對其資產侵佔近7億,瀕臨破產。珠海恆通是通過何種方式架空上海棱光公司並不斷侵佔上海棱光公司資產的?1994年4月珠海恆通以持股數1872萬,佔比35.5%,成為上海棱光控股股東。此後,珠海恆通高級管理人員長期擔任上海棱光公司的董事長。截至1999年6月,上海棱光為恆通公司擔保達3.33億元,由於恆通公司大部分貸款逾期未還,上海棱光作為擔保人需要承擔擔保責任。經過珠海恆通的幾番巧取豪奪,珠海恆通拿走上海棱光7個多億資產,上海棱光資產被侵吞殆盡,重組希望渺茫。
由於我國公司股份相對集中,在公司治理中多為大股東通過控制公司管理層掌握公司絕對控制權。為避免出現大股東為獲取私利侵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公司必須充分發揮監事會及其他利益相關人對股東和公司管理層的監督作用,形成對公司控制權的制約機制。珠海恆通持有1200萬股上海棱光股權,成為其大股東後,珠海恆通則成為其實際控制人,充分說明了公司所有權結構決定公司控制權的行使。在公司治理中,謹慎對待公司股權分配,對公司控制權實行分制及合理的制約機制是每個上市公司都應該高度關注的問題。
Ⅳ 股東權利損害救濟,如何理解直接訴訟
一、股東權利損害救濟。股東權利受到侵害有兩種原因,一是股東自己的權利受到侵害,比如公司拒絕向股東提供相關文件的查閱;二是通過損害公司的利益,間接損害股東的利益,比如有人侵害了公司的商標權,而公司有關機構和人員怠於代表公司提起訴訟,這時股東有權為了維護公司的利益,直接代替公司提起訴訟。前者就是直接訴訟,後者就是派生訴訟。
二、直接訴訟。直接訴訟是指股東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而提起的訴訟。公司法規定,在以下情況下,股東可以直接提起訴訟。原告為股東,被告可能是公司,也可能是公司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一)撤銷會議決議之訴根據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
股東提起撤銷會議決議之訴,原告是股東,被告是公司,人民法院可以應公司的請求,要求股東提供相應擔保,如果股東不願意或者不能提供擔保,該訴訟就不能被受理。如果公司根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已經辦理變更登記的,人民法院宣告撤銷該決議後,公司應當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撤銷變更登記。
(二)董事及高管人員責任之訴。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條的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損害股東利益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在此類訴訟中,原告為股東,被告為公司的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三)查閱權行使不能之訴。根據公司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股東有權查閱、復制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決議、監事會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股東可以要求查閱公司會計賬簿。股東要求查閱公司會計賬簿的,應當向公司提出書面請求,說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據認為股東查閱公司會計賬簿有不正當目的的,可能損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絕提供查閱,並應當自股東提出書面請求之日起十五日內書面答復股東並說明理由。公司拒絕提供查閱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閱。」此類訴訟中,被告為公司,公司說明的理由是否正當,應當由人民法院來審查。
(四)異議股東股份回購之訴。根據公司法第七十四條的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股東會該項決議投反對票的股東可以請求公司按照合理的價格收購其股權:(一)公司連續五年不向股東分配利潤,而公司該五年連續盈利,並且符合本法規定的分配利潤條件的;(二)公司合並、分立、轉讓主要財產的;(三)公司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股東會議通過決議修改公司章程使公司存續的。自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日起起六十日內,股東與公司不能達成股權收購協議的,股東可以自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日起九十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五)解散公司之訴。根據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的規定:「公司經營管理發生嚴重困難,繼續存續會使股東的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他途徑不能解決的,持有公司全部股東表決權百分之十以上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Ⅳ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對外擔保總額,超過最近一期經審計凈資產()以後提供的擔保,須股東大會審核。
選擇C
擔保總額為凈資產50%以後的任何擔保,需經股東(大)會審議批准;
其他規定:擔保總額為總資產30%以後的任何擔保、單筆擔保額凈資產10%、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
公司法
Ⅵ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損害股東利益怎麼辦——股東直接訴訟
【咨詢問題】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損害股東利益怎麼辦? 【朱海波律師解答】根據《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的規定,損害股東利益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擴展閱讀】《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條規定了股東直接訴訟制度,是新公司法的一大進步。 直接訴訟是指股東在自身權利受到因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行為侵犯時,以自己的名義對侵害者提起的訴訟。 股東直接訴訟的有以下幾種: 1、依據《公司法》第三十四條侵害股東知情權之訴我國《公司法》第三十四條規定:股東有權查閱、復制公司章程、股東會會議記錄、董事會會議決議、監事會會議決議和財務會計報告。股東可以要求查閱公司會計賬簿。股東要求查閱公司會計賬簿的,應當向公司提出書面請求,說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據認為股東查閱會計賬簿有不正當目的,可能損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絕提供查閱,並應當自股東提出書面請求之日起十五日內書面答復股東並說明理由。公司拒絕提供查閱的,股東可以請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閱。 2、依據《公司法》第二十二條確定決議無效和撤銷決議之訴我國《公司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公司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無效。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的會議召集程序、表決方式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公司章程,或者決議內容違反公司章程的,股東可以自決議作出之日起六十日內,請求人民法院撤銷。股東依照前款規定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應公司的請求,要求股東提供相應擔保。公司根據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董事會決議已辦理變更登記的,人民法院宣告該決議無效或者撤銷該決議後,公司應當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撤銷變更登記。 3、股權回購之訴依據《公司法》第七十五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對股東會該項決議投反對票的股東可以請求公司按照合理的價格收購其股權:(一)公司連續五年不向股東分配利潤,而公司該五年連續盈利,並且符合本法規定的分配利潤條件的;(二)公司合並、分立、轉讓主要財產的;(三)公司章程規定的營業期限屆滿或者章程規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現,股東會會議通過決議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續的。自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日起六十日內,股東與公司不能達成股權收購協議的,股東可以自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日起九十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4、其他侵權之訴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侵害股東的其他權益時,可依據民法提起侵權賠償之訴。
Ⅶ 公司法怎麼樣規定公司對外擔保的具體決策的
公司能否以其財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在新《公司法》實施前一直存在爭議,理論與實務界也在積極探討。盡管隨新《公司法》的頒布實施,有關公司對外擔保能力問題的爭議已塵埃落定,但為求法律適用的統一,似乎仍有探討的必要。
《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規定:「董事、經理不得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從字面上看,該規定似乎不難理解,「不得」含有否定、禁止的含義,即本條規定的是禁止公司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行為。然而,問題遠沒有這么簡單。既然法律規定董事、經理不得從事對外擔保行為,那麼如果其違反上述規定,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了擔保,該擔保行為的效力如何?公司董事、經理可否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以外的法人債務提供擔保?公司能否以其資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這些問題均產生於上述法律的模糊規定。
《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是對董事、經理個人行為的約束,還是對公司擔保能力的限制,對此問題,學者間認識不一。有學者認為,原《公司法》第60條第3款是法律上對公司權利能力的限制。「限制公司提供擔保的理由有二:一是切實保護股東權益,避免公司財產因提供擔保而招致被查封拍賣。此處所稱保證,既包括人的擔保如充當他人的保證人,也包括物的擔保如以公司財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抵押。向他人提供擔保有可能使公司受到重大不利,並因此損害公司股東的利益。特別是,這種損害風險往往是公司事先無法預測和防範的,故公司風險與充當無限責任股東並無不同,這無疑會妨礙公司正常業務的開展。二是,普通商業公司不得從事金融業務活動。擔保屬於金融業的組成部分,普通商業公司無權涉足金融業,除非公司宗旨允許公司從事金融業或者明確規定可以對外提供財產擔保……此條究竟為禁止公司提供擔保,還是禁止董事及經理對外提供擔保,理解上存有疑義,但應為禁止公司提供擔保作同一解釋。另有學者對此提出了不同見解,他們認為該規定並未禁止公司對外實施擔保行為,只是禁止公司董事、經理對公司的股東及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並且認為公司董事、經理可以以公司資產為非公司股東的法人組織的債務提供擔保,並有權決定公司對外實施擔保。
我們認為,《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的規定並非限制公司的擔保能力,而僅僅是對公司董事、經理經營許可權所作的限制,目的是為了防止董事、經理違背誠信義務,為牟取個人私利而濫用擔保職權,損害公司股東及債權人的利益。眾所周知,以公司資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在會計學上被稱為「或有負債」,盡管這種「或有負債」並不一定會轉化為實際負債,但這種負債風險卻時刻存在。當公司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時,如果債務人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不能償還債務,債權人必然從設定擔保的公司財產中變價受償。由於提供擔保的行為大多是無償行為,對公司來說難有法律上利益可言,而公司財產為股東出資及公司債權人對公司所擁有債權之集合,如果對公司董事、經理提供擔保的行為不作任何限制,必將導致因其濫設擔保而使公司資產流失,最終損害的是公司股東及債權人的利益。由是觀之,限制公司董事、經理的越權擔保行為,不僅包括為本公司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而且包括為其他法人債務提供擔保,因為為其他法人債務提供擔保同樣會存在損害公司股東及債權人利益的問題。因此,對《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的規定應作擴張解釋。有學者認為,「由於法律沒有禁止公司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其他公司或單位設定抵押擔保,而從理論上說,公司作為獨立的民事主體,對公司的資產有獨立的支配權,因此,公司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他公司或者單位提供抵押擔保是許可的,由此訂立的抵押合同應是有效的。」這種見解值得商榷。雖然在實踐中公司之間相互提供擔保的情形比比皆是,但這並不是因為公司董事、經理可以公司資產為其他法人債務提供擔保,而是因為法律並沒有限制公司的擔保能力,只要履行公司章程規定的對外擔保的條件並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批准,公司仍然可以對他人債務提供擔保。那種如禁止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其他法人債務提供擔保,必將導致公司之間相互提供擔保的行為被全面禁止,勢必大大限制公司的融資渠道的擔憂就顯得多餘。
關於董事、經理違法對外提供擔保的效力,《公司法》並無明確規定,僅於原第214條第3款規定:「董事、經理違反本法規定,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責令取消擔保,並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將違法提供擔保取得的收入歸公司所有。情節嚴重的,由公司給予處分。」從該條規定可以看出,董事、經理違法提供擔保的行為並非無效,而是恰恰相反。因為只有在擔保有效的基礎上才能責令取消擔保,否則,如果擔保無效,也就談不上什麼取消了。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公司法》原第60條第3款作為強制性規定,在性質上應屬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它僅僅約束公司治理結構中的董事、經理的個人行為,不具有約束公司的效力,更不具有約束公司債權人的效力。「分析該條文並作反對解釋,董事、經理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股東或者個人債務所提供的擔保有效」。
盡管立法上對董事、經理違法擔保的行為效力問題語焉不詳,但作為我國最高審判機關的最高人民法院對此卻作出了絕對無效的否定性評價。《擔保法解釋》第4條規定:「董事、經理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六十條的規定,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或者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的,擔保合同無效。除債權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的外,債務人、擔保人應當對債權人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對於上述解釋,銀行界從自己的利益的角度提出了異議,他們認為,《公司法》這條規定只是限制公司內部的經營管理活動,並不能影響公司對外的民事責任。換句話說,《公司法》規定董事和經理不允許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股東和其他個人債務提供擔保,只是為了約束董事、經理的個人行為,防範道德風險,並不是為了規范法人和債務人之間的關系。因此,如果發生了董事和經理以公司名義對公司股東和個人債務的擔保行為,只是應對董事、經理個人行為進行處罰,並不應影響公司對外承擔的法律責任——這就是說,擔保本身並沒有喪失法律效力。銀行界的異議並沒有改變最高法院的立場,就在《擔保法解釋》出台後一年,最高法院即在「中福實業公司擔保案」中再次堅持並重申了其在司法解釋中的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60條第3款對公司董事、經理以本公司財產為股東提供擔保進行了禁止性規定,中福實業公司的章程也規定公司董事會非經股東大會批准不得以本公司資產為公司股東提供擔保,因此,中福實業公司以趙裕昌為首的五名董事通過形成董事會決議的形式代表中福實業公司為大股東中福公司提供連帶責任擔保的行為,因同時違反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和中福實業公司章程的授許可權制而無效,所簽訂的保證合同也無效。」
最高法院的法官在論述公司對外擔保的限制問題時,認為《擔保法解釋》第4條以及「中福實業公司擔保案」是利益衡量的產物,體現了對中小股東利益的保護。曹士兵指出,「在利益衡量上,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在公司擔保問題上被置於較之債權保護更為重要的地位,這不能不說是我國證券市場經歷了風風雨雨後的理性選擇。原證券管理委員會發布的61號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裁決的『中福實業公司擔保案』,從價值取向上明確了對中小股東權益的保護,從監管的角度和法律適用的角度,傳達了在利益衡量上對中小股東權益的眷顧的理念。」有的學者則對此提出不同主張,他們認為這是最高法院利益衡量的誤區,「在利益衡量問題上,最高法院也沒有考慮其行為可能給銀行業帶來的巨大沖擊,不懂得尊重業內的意見的重要性。按照銀行業的解釋,企業正常的擔保行為往往可以使企業投資者同時獲益,並不是所有公司為股東擔保的行為都會損害其股東的利益。根據銀行的信貸實踐,公司的擔保行為往往發生於有關聯的企業之間,否則,擔保關系一般不可能發生,而最終影響企業的貸款融資的效率。由於對銀行資產進行監督的主要力量應該是新成立的銀監會,它的主要職責是化解銀行業的風險,最高法院應該依靠銀監會的力量來化解2700億元的風險,而不是增加其風險。所以,最高法院對於在司法解釋形成之前的2700億元的信貸資產應該有所說明,這種解釋必須是具體細致和語境化的,必須尊重業內已經形成的市場慣例。」
關於公司的擔保能力問題,2005年修訂後的《公司法》作出了明確規定。該法第16條規定:「公司向其他企業投資或者為他人提供擔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公司章程對投資或者擔保的總額及單項投資或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不得超過規定的限額。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前款規定的股東或者受前款規定的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前款規定事項的表決。該項表決由出席會議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過半數通過。」與原《公司法》相比,上述規定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將該條規定置於新公司法「總則」之中,而不是如原公司法那樣置於「有限責任公司」一章的「組織機構」一節中,說明這一規定是對公司本身的規范,而不單單是對董事、經理的規范,同時也說明這是對所有公司,包括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的規范;二是其中的第二、第三款對公司是否可以為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提供擔保的條件及程序如何,有清楚明確的規定,其文字表述也不會引起理解上的歧義和爭議。根據新《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公司可以為他人提供擔保,這里的他人應指除公司本身以外的一切民事主體,既包括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組織,也包括本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公司對外提供擔保以公司章程的規定為前提,如果章程沒有規定公司可以提供擔保,則公司不能對外提供擔保。公司章程是規定公司的組織及行為的基本規則的重要文件。通過公司章程對公司對外提供擔保的條件、限額、程序等作出明確規定,並將公司章程在工商登記中予以公示,即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在有章程規定的條件下,公司對具體債務的擔保決定還必須由其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作出決議。在公司章程對擔保總額及單項擔保的數額有限額規定的情況下,即使經過了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的決議,也不能超過規定的限額。這是對公司對外擔保能力范圍的限制。新《公司法》對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為一般人提供擔保來說,公司為其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條件要嚴格的多,前者由董事會或者股東會、股東大會決議均可,而後者則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作出決議,公司董事會則沒有此項職權,而且在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時,被擔保的股東或者受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擔保事項的表決。另外,新《公司法》為了規范上市公司的擔保行為,對其提供擔保的條件以及決議程序作出了嚴格的規定。根據該法第122條的規定,上市公司在一年內擔保金額超過公司資產總額30%的,應當由股東大會作出決議,並經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的2/3以上通過。
新《公司法》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對外擔保能力問題亦作出了明確規定。根據該法第149條第1款第(3)項的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以公司財產為他人提供擔保。與原《公司法》相比,上述規定將限制對外擔保的對象擴大到了董事以及包括經理在內的高級管理人員,被擔保的對象也不再僅僅局限於公司股東、其他債務人,而是擴大到了一切民事主體,即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公司章程的規定,未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不得以公司財產為任何人提供擔保。而反過來說,如果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遵守公司章程的規定,並且經股東會、股東大會或者董事會同意,是可以以公司資產為他人提供擔保的。根據新《公司法》第149條第2款的規定,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反公司法的規定對外擔保,其所得的收入應當歸公司所有。這里依然沒有明確說明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法對外擔保的法律效力如何。我們認為,對於新《公司法》的上述規定應做與原《公司法》第60條第3款相同的解釋,即董事、高級管理人違法對外擔保的,該擔保行為並非無效。
可見,不論是原《公司法》,還是新《公司法》,在公司對外擔保能力問題上的規定是一脈相承的,即都允許公司以其資產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司相互之間進行融資的客觀需要。但是,由於原《公司法》對此問題上規定的模糊,導致了學者間的理解分歧,新《公司法》則在吸取學者建議的基礎上作出了明確具體的規定。由於對外擔保既包括人的保證,也包括物的保證(抵押、質押),因此,公司作為擔保人,不論是為自身債務,還是為他人債務提供擔保,在新、舊公司法的框架內都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Ⅷ 公司對外提供擔保問題
以甲公司的全部財產作為擔保,這個是公司行為,不涉及到占股多少的問題。甲是大股東,他雖然有權決定公司的行為,但是公司行為是以整個公司的資產作為依託的,不是A說他自己賠就自己賠的,他損害了其他股東的權益,需要負責的。
Ⅸ 對外擔保不得超過所有者權益的多少為准
對單個被擔保人提供的融資性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凈資產的10%,對單個被擔保人及其關聯方提供的融資性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凈資產的15%,對單個被擔保人債券發行提供的擔保責任余額不得超過凈資產的30%。
Ⅹ 如何合法規范上市公司為控股股東提供擔保
針對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利用上市公司為其提供擔保進而損害上市公司及其他回股東利益的行答為,中國證監會曾先後發布《關於上市公司為他人提供擔保有關問題的通知》和《關於規范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資金往來及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若干問題的通知》,規定了上市公司不得為其控股股東及其他關聯方提供擔保。然而,中國證監會、中國銀監會此後又發布《關於規范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取消了前述兩項《通知》中禁止上市公司為其控股股東提供擔保的規定。
從上述法律法規的變化可以看出,監管部門並不禁止上市公司為其控股股東提供擔保,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仍作了嚴格履行內外部程序的要求。這是由於上市公司為其控股股東提供擔保的行為已成為上市公司利益向控股股東轉移的主要手段,有些擔保合同甚至從訂立之日起就註定成為代為還款的協議。加之缺乏相應的防範措施,一旦作為被擔保方的控股股東不能償債,上市公司的或有負債就轉化為真實負債。這種提款機式的擔保,其實質極可能是上市公司控股股東通過上市公司提供擔保的方式侵佔上市公司資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