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國濟貧思想的演變趨勢
一、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及制度內核的進化
英國歷史上一直存在著嚴重的貧困,對社會的穩定構成了較大的沖擊,在濟貧法頒布實施之前,存在著教會慈善救濟、個人慈善救濟與民間救濟,以及行會救濟等救濟系統與救濟行為,但是長時間未形成國家形式的統一的、跨地區的整體救濟體系與措施.從英國濟貧法的立法動因展開分析,可以將英國的濟貧歷史劃分為舊濟貧法時期、新濟貧法時期和福利國家時代三個歷史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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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舊濟貧法(old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舊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485～1603年的都鐸王朝,以及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頒布實施後200餘年直到1834年.
都鐸王朝時期的貧困問題主要起源於人口膨脹、土地兼並、圈地運動、通貨膨脹,以及宗教改革等.從1470年開始一直到17世紀中葉,英國的人口增長態勢就未曾停息過,致使整個都鐸王朝時期未成年人在人口總數中所佔比例長期保持在38％左右,在農業社會因為生產力水平低下而產生的生活資料增長非常緩慢的歷史條件下,以及長子繼承製的傳統繼承製度影響下,流浪人口大幅度提高,再加上手工作坊使用廉價童工替代成年工人現象的大量存在,進一步加劇了流浪者的數量.土地兼並和圈地運動作為奠定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序幕的重大事件也發生在這一時期,加劇了農民的失業和破產程度,同時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貧困化程度.整個16世紀,所謂的價格革命致使通貨膨脹成為經濟生活中的常態,這一通脹勢頭蔓延到了17世紀.僱主所推行的價格革命的實質就是低工資和高物價長期並存,由此造成了僱主的高利潤和工人的貧困化加劇.16世紀英國的宗教改革解散了大量寺院,沒收了大量教產,一方面削減了貧困人口接受救濟的渠道,另一方面也致使大量依靠年金生活的修士、修女、下級教士以及為數眾多的寺院的僱工、僕役陷入貧困,增加了流浪人口的數量(趙靜,2007).到了伊麗莎白時代(1558～1602年),新技術推動了毛紡織業的發展,開辟海外市場拉動了商業的發展,英國經濟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但是,這一時期收入差距的懸殊非常明顯,農業生產非常脆弱,紡織業的發展並不穩定,農民的破產和城市經濟的不穩定,致使斯圖亞特王朝政府面臨的濟貧壓力非常大.17世紀20年代末英國在歐洲大陸的戰爭,以及1642年爆發的內戰,致使英國經濟陷入較長時期的混亂狀態,1647～1649年間的「平等派」和「掘土派」等群眾運動也加劇了英國社會的動亂,種種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使得這一時期的人口流動規模增大,擴大了社會貧困問題的廣度與深度.
都鐸王朝時期的第一個關於窮人的法令是1495年的法令,隨後比較重要的是1531年的法令.這兩個法令主要關心的是如何懲罰流浪窮人以及如何將其遣送回出生地或者居住地,不過1531年的法令增加了一條規定,即那些值得同情的窮人經許可後可以乞討.1536年的法令雖然又補進了很多實質性的內容,如「教區執事或者其他官員要為本教區體弱無勞動能力的流浪窮人收集救濟物以賑濟之」和「將5～14歲的健康流浪小孩送到農夫或者手工作坊或者其他行當去當學徒,以便他們日後有個技藝養活自己,任何拒絕這樣做的小孩或者中途無故離開的,當眾鞭撻之」.但是,這些規定在實際運作中的效力非常低.1547年的法令規定受到安置的兒童在24歲(男孩)和21歲(女孩)之前不得離開學徒場所,否則將被罰作師傅的奴隸直到上述年齡為止.這對流浪窮人的處罰過於嚴酷,不久便被廢止.截止到1572年的法令頒布之前,都鐸王朝頒布了一系列關於管制流浪窮人的法令,其中大部分都在實際操作中歸於失敗.1572年的法令是第一個努力為那些健壯的流浪窮人提供工作的法令,1576年的法令則強調了為窮人找工作的濟貧方式,並使之具體化.1598年的法令又設立了貧民監督官辦公處——徵收濟貧稅以及為那些健康的窮人提供工作.到1601年頒布《伊麗莎白濟貧法》,都鐸王朝的濟貧法已開始趨於合理(劉濤,2009).《伊麗莎白濟貧法》的基本原則是:讓那些沒有工作能力的人,如孤兒、無人贍養的老人和身體殘疾的人,得到救濟或贍養；給那些有勞動能力的人一份工作,讓他們能夠以此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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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麗莎白濟貧法》在英國濟貧法乃至英國社會政策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比較系統完整地規定了濟貧法制度,突破了零星的社會自發性慈善行為的「瓶頸」,是人類歷史上國家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介入濟貧事務,奠定了國家性濟貧制度的基礎.第二,所提供的主要是院外救濟(outdoor
relief),院外救濟主要包括每月或每周發放的補助金、燃料、衣物和住處等.它是在教區范圍內的救濟體制中堅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救濟方式.主要形式有:(1)發放各種救濟金,這是最主要的院外救濟方式；(2)寄送貧困無助的孤兒；(3)針對貧窮的男性勞動力實行補助金制度；(4)提供麵包、衣物、原材料和燃料等實物救濟以及住房和醫療救助；(5)提供兒童做學徒的機會,幫助他們學一門手藝等(劉濤,2009).第三,政府已有意識地對貧民做出區分.政府將他們分為幾種類型:(1)強壯有力而不願工作的；(2)老弱病殘而不能工作的；(3)不幸而找不到工作的.依據不同的分類使他們的待遇有較大的區別,這樣的區分在體現國家與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方面具備了近現代國家的特色.第四,建立了嚴密的管理體系,樞密院代表國王行使中央政府的權力,通過發布《命令集》來顯示中央政府在濟貧制度上的官方政策；地方上的濟貧事務基本上完全由治安法官來負責；地方上濟貧事務的實際操作則由教區濟貧官和貧民救濟委員來執行.第五,較為完善的濟貧稅的徵收制度,規定由每個教區的教會管理人和四名貧民監督人(overseers)負責向每一個居民土地所有者徵收濟貧稅,如若被徵收者違反濟貧稅的征繳制度,他們有權扣押這些人的財產.
(二)新濟貧法(new poor law)時代的社會特徵與《新濟貧法》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主要是指1834～1948年.這一時期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工業成為英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命脈,無產階級隊伍已經形成,無產階級的普遍貧困成為當時英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亟待解決.古典主義的經濟學說在英國成為思想界的主流,社會中上層人士普遍認識到,如果不能解決嚴重的貧困問題,就會導致社會總需求的萎縮以及投資的不足,從而引發經濟危機.由此,自由放任理論成為19世紀初期之後濟貧法改革的指導思想.
英國於1834年頒布了《濟貧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of
1834),又稱《新濟貧法》,該法案最重要的一條原則是嚴格禁止對有工作能力的人提供濟貧院之外的救濟,對於申請救濟的貧困勞工要求他們必須入住濟貧院,並從事教區安排的工作以獲得救濟.該法案的實行,進一步完善了英國社會的濟貧制度,主要表現在:第一,第一次全面以社會政策的方式規定了有工作能力的人不能享受濟貧院之外的救助,接受救濟的窮人的生活標准必須低於自立勞動者的生活標准,這成為以後福利政策的基本思想.第二,建立了全國一致性的貧民處置方法,一是組建了英國早期重要的公法人機構「英格蘭和威爾士濟貧法委員會」,使之負責全國貧困救濟的管理,包括貧民、濟貧院、兒童教育等方面.二是授權各地建立濟貧院和聯合濟貧區負責窮人救濟工作.救濟工作的管理由以地方為主開始過渡到以中央政府為主(高潮、徐濱,2011).第三,建立起完善的濟貧管理體系,1847年中央成立濟貧法部(poor
law board),統一監督各聯合濟貧區的工作,1871年成立地方政府事務部(local government
board)監督地方事務,包括濟貧工作.上述兩部擁有的許可權包括:(1)有權頒行濟貧條例；(2)成立督察組專門監督中央條例在地方上的執行情況；(3)設立地方稽核員,對不合要求的濟貧支出施以財政性懲罰；(4)在地方上選舉監督官並聘用有薪官員負責濟貧事務.第四,院內救濟成為整個英國《新濟貧法》的標准體系,也成為《新濟貧法》的核心.院內救濟的主旨是指貧困者必須進入濟貧院中才能得到救濟,接受院內救濟的人不再擁有選舉權,以示對接受救濟者政治上的懲罰,目的是讓每一個貧民都知道應該通過個人的努力而不是政府與社會的幫助來擺脫貧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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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濟貧法》時代,工業經濟的發展引發了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革,到19世紀末期,整個社會在反貧困的意識上發生了很大的轉變:(1)從譴責窮人的懶惰和惡習是導致貧窮的主因轉變到窮人的貧困是由於經濟結構的不完善造成的；(2)從一味強調窮人應以自立和拚命勞動來解決自身貧困問題轉變到政府需要在經濟上給予窮人以基本的幫助；(3)將濟貧由分散變為集中,克服了地方濟貧管理腐敗和不稱職的局限；(4)從忽視窮人的生存條件轉變到幫助窮人改善其生存狀態,並逐步提高其生存水準以達成社會穩定的目標.
(三)福利國家時代的社會特徵與福利社會的制度內核
這一時期大致是指1948年英國頒布《國民救濟法》,正式廢除濟貧制度開始一直持續到今天的階段.國民救助制度的實質是將過去的各種救濟制度進行揚棄之後統一形成的制度.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國民救濟制度的建立「標志著英國社會史整個一個時代的結束,一個新的時代開始到來」.至此,在英國實行了幾百年的濟貧法退出了歷史舞台.
進入20世紀之後,英國社會的生產力因為工業革命的成功而獲得了極大的提高.相應地,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整個社會經歷了高度發展.分配領域的不公導致兩極分化加劇,經濟周期和機器替代人工的現象提高了失業率,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妨礙了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調控強度,所有這一切的變化都決定了建立在自由主義和自助傳統上的濟貧制度,已經不再適應變化了的英國社會的現實需要,也無法有效地解決新社會條件下復雜的社會問題(丁建定、楊鳳娟,2004).此時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霍布森指出,一個治理得當的國家,應該以新形式的社會有效支出來解除目前公眾的貧困,並把它作為國家的主要責任(霍布森,1902).1906年頒布的《教育法》規定由地方政府為貧困學生提供免費午餐,1907年又增加了為學生提供免費醫療措施的條款.1908年頒布的《養老金法》使英國建立了免費養老金制度,為英國大部分老年貧民提供免費的養老保障.隨後又頒布了一系列的法規,如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1920年的《失業工人法》和《國民健康保險法》都為解決社會貧困問題提供了相應的制度保障.在濟貧的組織保障方面,1919年通過的《健康保障部法》規定,成立健康部作為中央管理機構來統一管理英國的濟貧事務.1929年頒布的《地方政府法》要求在地方上成立公共救助委員會,進一步完善了社會保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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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社會保障制度向著建立福利國家的目標演進.1945年通過的《家庭津貼法》倡導設立一種由稅收統一支付的非繳費型、普享性津貼,該法的目的是試圖解決由戰爭所造成的貧困.1946年通過的《國民保險法》(不同於1911年的《國民保險法》)確保提供給每個公民以失業、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同年,還頒布了《國民工傷保險法》和《國民健康服務法》.1948年頒布的《國民救濟法》,正式確立了由國民救濟制度來替代原有濟貧制度的社會保障原則,原來由濟貧法所提供的各種救濟被納入統一的新型社會保障制度進行管理.上述5部法律共同構築了英國福利國家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實現了社會保障制度的系統化和對公民社會保障權利的全面保障.英國也由此成為世界上社會保障法制最完備的國家,形成了「收入均等化、就業充分化、福利普遍化、福利設施體系化」的社會保障模式(楊思斌,2008).
英國所創立的福利型社會保障制度具有以下特點:(1)政府以不斷完善社會保障政策作為施政理念,並在法律的框架下確保組織機構的完善和監管體系的順暢運行；(2)強調福利的普遍覆蓋,服務於社會全體成員；(3)充分考慮公民個人的負擔能力,減輕個人的繳費負擔,由僱主和企業共同籌資,政府負責,以確保合法權益支付和融資；(4)保障項目齊全,保證替代率或絕對水平、待遇水平隨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5)保障目的已不完全是預防和消滅貧困,而是維護社會成員一定標準的生活質量,不僅滿足人們生存的需要,而且開始注意滿足人們發展的需要.
二、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反貧困原則創新的啟示
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經歷了從道義到權利的轉變,「由於福利是權利而不是恩惠,所以人們可以無償地接受它們,而不必感到似乎是佔了別人的便宜」(楊思斌,2008).綜合考察英國濟貧法歷史演變中濟貧原則的演變,結合我國貧困人口救助制度的現實,可以發現,目前我國貧困人口社會救助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1)貧困救助保障的覆蓋面小；(2)貧困救助的標准低；(3)貧困救助的渠道與標准不統一；(4)貧困救助的實施主體錯位；等等.造成上述問題的原因則可概括為:(1)社會保障體系各組成部分的功能界定模糊,致使社會救濟的需求大范圍擴張,引發社會扶貧救濟工作難以為繼；(2)社會扶貧救助未能實施國家統一部署,財政支出過少,致使社會救助秩序混亂；(3)社會扶貧救助中,國家財政支出所佔比例太小,地方財政在該項目的支出上對中央財政的依賴性過大,致使該項工作因經費短缺而難以展開；(4)貧困人口救助的立法滯後,制度化建設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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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首先需要在社會反貧困原則的創新方面進行制度修復.
(一)保障基本生活原則
社會貧困救助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保障社會成員的基本生存條件.現代中國貧困入口生活陷於困境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憲法賦予他們有基本的生存權利,同時政府也有義務幫助他們獲得滿足基本生存權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基本物質生活條件是隨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提高的,因為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權利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現代中國社會救濟標准要基於居民維持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的種類和數量,並隨市場價格的波動而實行年度調整.現階段維持城鄉居民基本生存所必需的商品和服務包括:(1)維持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人均日攝取熱量標准2
400千卡所需的食物；(2)維持最低水平的日用品消費需求；(3)人均最低水平的衣著需求；(4)人均最低水平的文化用品、葯品、燃料需求；(5)人均最低水平的交通費、托兒費、學雜費、房租、煤氣、水、電、洗理費.
(二)社會化救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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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救助應奉行社會化原則,需徹底改變目前有工作單位的職工首先向所在單位申請救助,單位有困難的由當地上級主管部門調劑解決,主管部門仍解決不了的由財政兜底的傳統救助方法.傳統的單位是社會救助第一道安全網的扶貧制度事實上易形成貧困與救助因果循環的悖論.實施社會救助是當代政府應該履行的基本責任,財政轉移支付中的一定比例用於社會救助並構成社會救助基金的基本來源,是當代財政理論的基本要義,可以保證扶貧工作的切實到位.雖說社會扶貧需要藉助全社會的力量,但企業和社會慈善機構的職能與力量均不能從根本上保證這項事業得以落實.要充分發揮政府和全社會的力量開展社會濟貧,事先必須分清落實的主體,只有政府的專職職能部門真正充當起社會救助的主要的、基本的職責,即使社會救助工作走向社會,打破部門和單位的圍牆,才能真正引導這項工作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展開,吸引更多的社會組織和個人從道義上來支持這項工作,進而可以避免社會救助過程中的標准不統一、資金不到位、職責不明確、落實不連貫的弊病.
(三)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原則
目前中國需要救助的人員中,原國有企業職工佔了很大的比重,這部分人或因國有經濟實施戰略性重組,或因原所在企業破產、被兼並等原因而脫離了工作崗位,又因受其自身知識結構、勞動技能和就業觀念的限制,一時難以重新就業,陷入貧困的邊緣.這部分人員從其體能和年齡而言,大多屬於就業適齡人口,如果就此放棄工作,依靠社會救助和下崗工資生活,一方面無助於其自身及其家庭生活狀況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會增加財政轉移支付的負擔,侵蝕「三無」人員、老弱病殘、弱勢人群等急需社會救助的人群可能獲得救助的空間.因此,政府在對這部分對象實施救助時,應立足於救、助結合,以助為主、以救為輔的原則,設立明確的時間表,在短期內對其進行經濟上的救濟幫助,但從長期而言,則需從多方面開展再就業工程,從技能上、觀念上幫助這部分人群轉變就業理念,開展多種形式的就業活動,樹立「要就業、找市場」的觀念.同時,政府要檢討已實施的產業重組政策,財政注資應立足於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要加強對財政資金效益的考核.
(四)公平與效率相結合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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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人口的救助屬於社會保障的范疇,社會保障就涉及資金的籌集問題,雖說社會扶貧救助是一項無償的活動,資金承擔主體是政府,但按照風險不確定原理和大數原理,社會公眾個人也應為救助資金的籌集承擔一定的義務,有工資收入的社會成員參加社會保險統籌,統籌中的一個較小比例劃撥用於社會救助基金,可以充分體現社會公平.社會濟貧的效率應體現在扶貧體系應有一套「預警、信息、救濟」網路系統,可以自動識別貧困發生主體,杜絕扶貧救濟中的苦樂不均現象.在實施社會扶貧救助工作中,要密切關注物價變動的趨勢,原則上實行扶貧標准一年一定,使貧困人口的生活不因物價的上漲而進一步下降.同時,實行扶貧款發放的群眾監督,主管部門定期抽查考核,使效率與公平能形成高度的協調一致性.
(五)統一管理、政事分開原則
要避免社會救助工作中的管理不統一現象,關鍵還在於理順政府管理體制.這需要杜絕社會救助工作中「政出多門、各自為政、自成體系」的現象和格局,嚴格構築統一的社會救助體系,對貧困人口實施統一救助,由一個口子施救,以此形成規范化、網路化、一體化的社會救助管理體制.各地在構架社會救助體系框架時,要以省一級民政部門為核心,展開垂直管理；由地、市級民政部門負責行政區域內的社會救助工作的組織和實施；縣、鄉、鎮的民政部門負責社會救助工作的具體實施.政府其他職能部門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人事局等部門可協助負責救助資金的籌集,然後交由民政部門實施救濟.同時,也需要形成統一的社會救助瞄準機制,形成貧困人口家庭經濟狀況的調查和評估機制,杜絕社會救助中的重復、遺漏和虛假申報等現象的發生.
(六)依法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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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救助的制度規定多源自於政府的文件、規定和行政命令,具體實施方案也多來自於一些地方的經驗總結和介紹,然後通過政府的文件加以推廣,總體而言,缺乏法律的有效規范,並且缺乏嚴肅性、權威性和強制性.因為缺少立法的支持,所以在社會救助的實施主體、對象、標准、范圍、期限、條件、監督、責任、義務等方面皆存在一些問題.行政調控作為社會救助工作的主要手段,無法避免非科學性、非持久性做法在社會救助領域的發生.因此,應盡快頒布和實施全國性的社會救助法案,賦予社會救助工作以法律效力,促使該項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健康發展.
三、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對中國現代社會救助的總體思路創新的啟示
從英國濟貧法的歷史演變來看,強調國家的責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則.為了保障國家責任的履行,英國設立了社會保障部,統一管理社會保障事宜,避免了「政出多門、多頭管理」的弊端.因此,我國貧困人口的社會救助工作要順利展開,並取得持久性的成效首先需要界定責任主體,並對中國目前全社會、多主體、標准不一、責任不清的社會救助體系進行根本性的改革與重塑,以杜絕政出多門、財力配置部分失效、綜合協調薄弱、管理機構設置不合理等體制性弊端降低社會救助效能的現象的延續.上述任務的完成,有賴於政府主管部門施政理念的轉變,要一切依照市場經濟國家的法則行事,加強有關社會救助的立法工作,依照法定程序開展濟貧救助；有賴於社會保障體系組織框架的合理構建,建立「縱向為主、橫向配合」的社會濟貧救助網路,明確社會救助責任主體,並建立有效的社會監督機制；有賴於社會救助標准隨物價波動自行調整機制的建立.根據中國社會救助工作的實踐經驗總結,我們認為,建立和完善幫困救助機制的總體思路應定位於「政府推動、民政為主、社會參與、綜合協調、形成合力」.
要理順實施社會救助的責任主體,從中國政府組織框架的組成及其職能分工與界定來看,作為政府機構之一的民政部門的基本職能就是實施社會保障.目前,民政部門救助的對象主要是「三無」人員.在上海,社會救助運行機制分為五大板塊,即(1)民政救助；(2)安民幫困；(3)社會化救助；(4)高校幫困；(5)慈善救助.其中,民政救助的對象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在社會保障線以下者.1995年7月,上海市政府下發了「關於對城鎮低收入家庭發放糧油供應卡的通知」,對這部分家庭實施「給予救助糧油及面製品等食物」的幫助.目前,已有50萬人從這一救助制度中得到幫助,占上海市總人口的5％左右.二是對無業殘疾、全家無從業人員、孤老等特困人員的救助.三是對烈屬及無業傷殘軍人的定額補貼或救助.其他四大板塊的社會救助分別由經委、勞動主管部門、企業、教委、社會公益性慈善基金會來實施.這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社會救助享有上的苦樂不均現象,同時非民政屬性的政府機構和企事業單位的職能定位無法保證社會救助工作的持續連貫性,特別是在救助資金的來源和撥付上無法得到切實的保證.因此,以民政為主,就是要集中國家財政資金,通過民政部門的縱向組織體系,利用民政系統的專業化救助技術來實施社會救助工作.這樣,就可以避免實際操作中責任主體難以落實責任與義務,企事業單位救助落實困難的弊端.
2. 責任保險功能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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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保險具有社會管理功能這一論斷的提出，是對保險業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內在特質的客觀認識，是對保險業參與社會風險管理並扮演重要角色的科學總結。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主要體現在：穩定經濟生活；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激活儲蓄機制；推動外向型經濟發展；有利於構建國家公共事務應急體系；緩解社會矛盾；推動科技創新。全面科學認識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有利於更好地指導保險實踐，推動保險業的全面進步。
一、對保險功能認識的演變歷程
時至今日，我國關於保險功能的學說主要經過三個發展階段：第一階段可稱之為「單一功能說」，也即傳統的保險功能說，認為保險只具有經濟補償（或給付）的功能；第二階段可稱為「二元功能說」，這種學說除了認識到保險的經濟補償功能之外，認為保險還具有資金融通的功能；第三階段可稱之為「三元功能說」，以保監會主席吳定富上任後關於保險功能的闡述為代表，認為現代保險同時具有經濟補償、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等三項功能。物質決定意識，意識是對物質的反映。同樣，對保險功能的認識，也取決於當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水平。因此，對保險功能的認識是一個動態的演進過程，而每一次認識的提高又會反過來促進保險業的進一步發展。隨著時代的變遷尤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逐步推進，對保險功能的認識經歷了由簡單到成熟、由單一到豐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保險功能的內涵、外延不斷地得到擴大。「三元論」的保險功能說就是這一認識過程發展的必然結果。
商業保險最初發軔於14世紀後半葉義大利的海上保險，是從行會合作保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會員既是保險人又是被保險人。此時尚沒有引進精算技術，仍處在保險的低級形態，保險的唯一功能就是經濟補償，體現為會員之間的保險分配關系。由於缺少科學合理的數理技術支持，保險的功能發揮受到很大限制。17世紀後半葉，保險精算學產生，使理論意義上的人壽保險轉化為現實意義上的人壽保險，開創了人壽保險發展的新局面。從數理技術上來說，保險作為一種風險轉移手段，主要是運用風險匯聚機制，集合具有風險厭惡偏好的投保人並收取保費建立保險基金，對少數發生保險事故的被保險人進行經濟補償和給付，從而實現風險在投保人之間的分散，這就是保險的經濟補償和給付功能。保險經營技術的解決，大大促進了保險經濟補償功能的發揮。這一階段，社會對保險的經濟補償功能有了充分認識，傳統的「經濟補償說」主要形成於這個階段。
此後，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確立，市場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金融市場逐漸成為經濟生活的主動脈。現代金融最基本的功能是對儲蓄資源進行時間和空間的配置，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作為金融產業鏈中的一環，保險業承載和發揮了資金融通的功能。保險業的金融功能主要體現在：一方面通過承保業務獲取並分流部分社會儲蓄，另一方面又通過投資將積累的保險資金運用出去，滿足未來的支付需要。保險體系吸收的資金（特別是壽險）大部分是長期資金，這是其區別於銀行儲蓄資金的主要特點。隨著保險業的壯大，西方發達國家中許多商業保險公司作為「契約型儲蓄機構」，發揮資金來源穩定、期限長、規模大的優點，通過持股和相互參股方式，成為資本市場上重要的機構投資者和穩定力量，作為金融中介最活躍的成員之一，其資金融通的功能逐漸深入人心。這一階段一直延續至今並保持良好發展勢頭，保險的資金融通功能也越來越受到社會的重視。
對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認識，也是伴隨著保險業的發展和保險研究的深入而不斷深化的。一般來說，不同時代、不同經濟背景的學者，對保險相關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認識難有統一，但對於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的認識則出現顯著的趨同現象。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世界保險業的發展日益呈現國際化、專業化的顯著趨勢，社會的發展和人們的需求也呈現多樣化的特點，保險作為金融業三大支柱之一，在發揮傳統經濟補償和資金融通功能的同時，也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融人現代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中，發揮著協調社會經濟生活、提高社會運行效率、提升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作用，充分體現了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經濟學家彼得。F．德魯克說，保險和風險管理對於促進西方世界在18、19和20世紀的經濟進步所起的作用與企業和商業起到的作用同等重要。彼得。L．伯恩斯坦在《抗爭命運：值得注意的風險》一書中也指出，一個社會理解、度量和管理風險的能力是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主要區別之處。因此，此次吳定富主席高度概括和總結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可視作對保險業發展到特定歷史階段內在特徵的客觀認識，是對保險業參與社會風險管理並發揮重要作用的科學總結。
二、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內涵、體現及提出意義
（一）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內涵
從本質上講，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主要是通過促進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來推動經濟發展的。對於金融推進經濟增長的方式，理論界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一國的金融體系通過提高資本積累率為經濟發展作出貢獻，因此要倚重儲蓄性金融機構和積極引進外資；另一種觀點認為，金融通過提高社會資本配置的效率，來幫助經濟發展，因此金融機構對於生產率和經濟效率的促進功能，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並不亞於資本積累。而保險恰恰具有這兩種觀點所主張的特點，保險業通過集聚風險補償基金提高了社會的資本積累率，同時參與經濟建設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通過特有的交換機制促進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提高了整個社會的資本配置效率，客觀上起到了「穩定器」和「助推器」的雙重作用，為社會經濟健康運行提供可靠的制度支持。傳統的保險單一功能說，認為保險人僅僅是一種風險傳遞機制。但事實上，保險這一功能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可能還沒有保險的其他要素重要。因為，保險不僅僅是簡單的財務平衡表，還為經濟活動和長期增長提供其他有力支持。美國保險學者小哈羅德。斯凱博在1998年就曾指出，保險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諸如替代政府安全保障、推動貿易和商務、鼓勵減損、促進風險的有效管理等七種重要服務。現代企業理論的利益相關者學說也為保險業的社會管理功能提供了理論支持。現代企業理論認為，企業是由股東、債權人、職工、管理人員、關聯企業和顧客等企業利益相關者組成的共同組織，是這些利益相關者之間締結的一組契約的集合體。因此，現代企業在公司治理中必須考慮維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才能實施有效治理，這種理論強化了企業的社會管理責任。保險企業在構建公司治理結構和日常經營時應注重保護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不僅追求經濟效益，還要追求社會效益，充分發揮社會管理功能，促進社會整體進步。反過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又會推動保險業的發展，二者存在相互促進的客觀聯系。一般來說，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市場經濟的各個子市場之間存在很大差別，保險市場也是如此。如果其他條件相同，一國的保險市場越發達，越有效率，對經濟的繁榮貢獻就越大。
因此，經濟補償是保險的基本功能，資金融通和社會管理是保險的衍生功能。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將得到不斷加強，發達國家保險業的發展實踐已經驗證了這一點。
（二）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體現
1．穩定經濟生活，為社會提供「安睡保險」。保險通過預先確定的支出將未來不確定的可能損失固定下來，從而穩定個人、家庭和組織機構的財務狀況，有利於形成經濟安全的心理預期，為經濟生活平穩運轉創造條件，客觀上起到了古典經濟學描述的「守夜人」角色的作用。現代保
險技術的不斷發展，使原來許多不可保的風險逐漸變成可保風險，保險服務的領域和深度不斷得到拓寬，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將越來越凸現出來。
2．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輕政府負擔。保險還被廣泛用於解決政府公共政策問題。人壽保險對於構建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具有重要意義。經合組織（OECD）早在1987年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就曾指出：壽險保單的銷售無疑減輕了許多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的壓力。同年，瑞士再保險公司的一份研究報告也指出，10個經合組織國家的社會保障開支和壽險保費之間存在反比關系，即保險業有效地分擔了部分社會保障財務的壓力。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已經成為影響當前擴大內需、啟動消費的主要制約因素，解決不好勢必影響我國經濟長遠發展和社會穩定。隨著我國老齡人口的不斷增加，國內企業加入WTO之後面臨的競爭加劇，社會保障資金不足的矛盾將越來越突出。據有關專家測算，我國養老、醫療、失業三方面社會保障基金的支付缺口每年大約為673億元。同時據社會保障部門估計，轉製成本大約為20000億元左右。如此大的債務規模再加上每年的社會保障資金缺口，短期內完全要政府解決確實不現實也不可能，但社會保障卻不能產生斷層。另一方面，我國地區間發展很不平衡，生活保障需求呈現多樣化、多層次的特點，老年護理、企業年金、健康、醫療、教育費用等與社會生活聯系緊密的商業保險需求，具有極大的潛力，這為我國商業保險充分發揮社會管理功能，減輕政府壓力、促進國企改革提供了廣闊的舞台。
3．促進資本有效配置，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保險人在進行承保和資金運用活動時，要收集有關企業、項目和經理人的大量信息。一般單個儲蓄者或投資者缺乏時間、資源或能力來收集這樣大量的信息，而保險人具有優勢，能有效地配置金融資本和承擔風險。同時，保險公司作為機構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上行使「用手投票」或「用腳投票」的權利，對於經營者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有力地制約著經營者的違規行為，形成有效的外部治理，有利於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結構，有利於強化激勵約束機制，合理配置剩餘索取權和剩餘控制權，解決委託——代理難題，推進資本的合理配置，提高上市公司的經營績效。在保險業發達的國家，實力雄厚的保險公司尤其是壽險公司，作為金融市場上的機構投資者，對於金融市場的穩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4．激活儲蓄機制，促進經濟發展。經濟學家普遍認為，儲蓄率和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其傳導機制存在多種途徑。保險作為金融中介之一，在提高資金融通的效率方面有三個優勢，能有效地提高金融系統的運行效率：一是降低結合儲蓄者和借款人的交易成本；二是創造資金流動性；三是有利於形成投資的規模經濟。與商業銀行相比，保險公司的長期負債和穩健的現金流量，是政府和企業理想的長期融資渠道。一國金融體系的發達程度與其對市場的依賴性成正比，與其對金融中介的依賴性成反比，也就是說取決於信息對稱的程度。因此，保險公司的金融中介作用，在新興國家金融市場比在發達國家金融市場更大。對於我國還不完善的金融市場來說，保險業的作用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具有巨大的潛力。
5．推動外向型經濟發展。現代經濟的專業化程度越高，對金融的專業化和靈活性要求也越高。如果可供選擇的保險商品種類豐富，保障充分，貿易和商務就會順利進行，反之則會受到極大的阻礙。例如，出口信用保險是政府促進對外貿易、深化外貿體制改革的重要政策手段，素有「商務活動的潤滑劑」之稱，也是保險企業開拓市場、提高競爭力的重要領域。據統計，目前全球貿易額的12%－15%是在出口信用保險的支持下實現的，日本為50%，英國為45%，法國為21%，韓國也達到14%。在我國，出口信用保險已經初步發揮了作用，但整體水平較低，獲得出口信用保險保障的出口貿易額僅占出口總額的1．1%，投保企業只佔全國外貿企業總數的2．7%，這說明我國保險業對外向型經濟的推動不足，在該領域具有極大的潛力。
6．有利於構建國家公共事務應急體系。一個國家有無完備的公共事務應急體系，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准。美國風險管理和保險專家C．小阿瑟。威廉斯博士指出，災害降臨到富國和貧困國家的幾率是相同的，比如日本的地震、孟加拉國的洪水，但一個社會如果能夠控制和減輕這些災難，該社會便可以更好地把資源運用到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現代社會里，各種巨災風險和突發事件如影隨從，對一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穩定造成了一定的困擾，如我國1998年的洪災、2003年2月和5月的新疆伽師地震、今年的非典型肺炎事件等。而且，隨著科技進步和世界政治力量的演變，巨災風險不可測的程度加深，而且一旦發生，危害程度更加嚴重，造成的經濟損失和社會影響將遠甚於從前，如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泄漏、2001年「9．11」恐怖事件、2003年哥倫比亞號太空梭墜毀事件等等，都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深遠的社會影響，因此必須考慮建立必要的公共事務應急體系加以應對。現代商業保險通過設立新型險種、創造巨災債券等保險衍生產品、綜合運用再保險等方式，有助於化解巨災風險造成的消極後果，在一個國家的應急體系構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以我國為例，非典疫情爆發後，各家壽險公司也紛紛推出自己的非典保險，為社會提供了風險規避機制，緩解了人們的焦慮心情，對穩定社會發揮了積極作用，受到了社會的廣泛好評。截止到2003年5月12日，我國壽險公司共接受非典索賠236例，賠付104例，總賠付金額為88．68萬元。
7．緩解社會矛盾，協調社會關系，促進社會的正常運轉。社會和經濟的運轉時常存在許多不和諧的因素，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社會風險管理機制，尤其是充分發揮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消除各個要素彼此之間的摩擦，減少沖突，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保障社會的正常運轉。保險業對此也大有可為。如，責任保險有利於當事人履行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解決糾紛，協調民事關系。發達國家有完備的責任保險體系，如產品責任保險、僱主責任保險、執業責任保險及公眾責任險、機動車輛第三者責任險等，被保險人一旦出現責任事故，可以很快通過保險公司解決，不必糾纏於曠日持久的官司，減少了社會的摩擦和沖突，整個社會運轉效率高。近年來，我國醫療事故糾紛頻繁發生，巨額訴訟案例呈上升趨勢，國內務家保險公司陸續推出了醫療責任保險，在取得經濟效益的同時也產生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受到醫患各方和社會的普遍歡迎，盡管還有許多地方有待完善，但充分說明了保險參與社會管理大有作為。
8．推動科技創新，為高新技術產業發展提供風險保障。高風險、高投入是高新技術的一大特點，為了保障風險投資的安全和持續投入，必須從制度設計上予以保障。保險業作為風險管理的有效手段，在推動高新技術的發展上具有獨特的優勢。當前，國際上盛行商業保險與高科技聯姻，保險公司通過科學合理地計算風險投資的保障費用，承保高新技術項目，萬一項目不成功時，由保險公司承擔部分風險；保險公司還通過開展高新技術轉讓保險，促進科技成果進入技術市場和提高成交率，提高企業採用高新技術的積極性，有力推動了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
（三）全面認識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意義
理論來源於實踐，又反過來指導實踐。全面科學認識保險的功能，有利於更好地指導保險實踐，推動保險業的全面進步。
1．有利於提升保險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加快保險業的發展。近年來，我國保險業發展勢頭迅猛，持續保持了年均30%的增速，保險各項功能得到較大發揮，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的穩定和繁榮
，在社會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長遠來看，我國保險業具有巨大的潛力。但橫向看來，當前我國保險市場的整體規模還很小，與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與國內證券業、銀行業相比還有很大的差距，在金融業和社會中地位較低。據統計，截至到2002年底，全國保費收入3053．1億元，保險業總資產為6494．1億元；而截止到2002年10月底，全國證券公司資產總額為6660億元，同期證券市價總值為38329．13億元，流通市值為12484．56億元；截止到2002年9月底，中國銀行業總資產為193778億元。因此，充分認識並發掘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將保險業的發展與社會進步緊密聯系起來，有利於社會各界增強對保險業的認同感，有利於保險業更好地走入千家萬戶，服務社會，造福民眾。
2．有利於促進保險經營主體拓展經營思路，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社會管理功能的提出，從認識上延伸了保險服務的外延，對於保險經營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有利於引導保險公司更好地制定長期發展戰略，在經營活動中勇於創新，關注被保險人利益，積極主動參與社會管理，塑造保險業的誠信和負責形象，更好地發揮商業保險應有的作用，取得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贏」。
3．有利於正確處理保險業發展與監管的關系。保險監管機關的指導意見和言論往往對保險經營主體有較強的「窗口效應」，影響深遠。促進保險業發展是當前保險監管工作的首要任務，監管的目標是促進保險業健康發展，更好地實現被保險人的利益。保險業充分發揮社會管理功能，也是加快保險業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加強保險監管者對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認識，有利於保險監管機關系統內統一監管認識，理順保險監管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處理好「有為」與「無為」之間的關系。我國未來保險監管發展的趨勢是，以償付能力監管為核心，現場監管與非現場監管並重，更加重視指導性規章和意見的作用，這些都需要保險理論上的拓寬和創新為其支持。保險社會管理功能的提出，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窗口指導」效應。
三、充分發揮保險社會管理職能的對策
（一）保險理論界要加強研究保險的社會管理功能，為保險實踐提供理論支持和指導。理論研究者必須用發展與開放的眼光來審視保險功能的內涵，深化對保險功能的認識，將保險業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緊密聯系起來，並以此來指導和推動保險實踐的創新活動。
（二）保險經營主體在經營實踐中，應開拓創新，全面發揮保險業的社會管理功能。當前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保險公司建設。推進國有保險公司體制改革，完善股份制保險公司治理結構，建立科學合理的激勵約束制度，強化公司內控制度建設，注重控制經營風險，完善經營管理考核體系。時機成熟時可推動保險公司上市，有利於保險公司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增強償付能力，更好地適應國際化競爭，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保險業唯有自身健康，才能為社會提供健康服務。
2．產品創新。注重發掘市場需求，堅持消費者導向，創新產品結構，滿足社會的保障需求。尤其是注重發展企業年金、補充醫療保險、醫療責任保險、老年護理保險、子女教育婚嫁保險、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等險種，積極探索大力發展出口信用保險，為我國進出口事業提供保障；探索農業和農村保險的新路，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支持。
3．理順保險銷售體制。充分發揮專業保險中介機構的市場作用，完善保險市場主體結構，改革保險營銷員制度，加強對保險兼業代理點的管理，理順保險手續費問題，樹立品牌經營意識，在全社會培育誠信經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誤導欺詐問題，切實保護被保險人的利益，努力提升保險業的社會形象。
4．延伸保險業服務的觸角。配合國家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抓住擴大內需和西部大開發的機遇，提高承保大型風險項目的水平，為基礎設施建設和重點工程項目提供保險保障；探索保險資金運用的新渠道，可考慮通過購買債券和參與信託投資計劃參與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資金運用風險管理；開發新險種，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5．探索高風險保險領域。積極探索巨災風險、高新技術風險的保險融資技術，建立巨災、高新科技發展保障基金，通過商業保險主導、政府適當扶持的途徑，提高社會的風險化解能力，為國家建立公共事務應急體系提供有力支持，為高新技術的發展保駕護航。
（三）保險監管機關應堅持市場化取向，樹立發展觀念。創新監管體制，完善監管方式，加強監管手段，為保險業發揮社會管理功能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當前主要是做好以下幾點：一是建章立制，加快保險法律法規的建設，堅持依法監管，依法行政，出台《保險法》配套細則，盡快出台保險違法違規處罰辦法。二是正確處理「有為」與「無為」的關系，凡是市場能解決的問題，堅決還權於市場，合理界定監管者和市場發揮調節作用的效力邊界，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保險監管部門應加強和政府有關部門的協調溝通，系統內要合理劃清總部機關和地方保監辦之間的許可權，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和保險行業協會的作用，提高綜合治理、聯合監管的水平。三是加強基礎研究，結合國家宏觀經濟發展趨勢，重點研究保險業的產業政策，制定保險業發揮社會管理功能的長遠發展規劃；四是理順保險市場關系。在現階段償付能力監管尚不能形成明顯效力之前，應加強保險業務合規性檢查，嚴厲查處保險市場的各種違法違規現象，正本清源，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哪些巨大成就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抉擇，開啟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新時期。35年來，面對國內外環境的復雜變化和重大風險挑戰，黨中央、國務院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砥礪勇氣，攻堅克難，銳意推進改革，堅持不懈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煥發蓬勃生機和活力，我國經濟發展和各項社會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經濟總量連上新台階的35年，是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由弱變強的35年，也是成功實現從低收入國家向上中等收入國家跨越的35年。
經濟保持快速增長，年均經濟增速高達9.8%。1979-201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8%，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只有2.8%。我國高速增長期持續的時間和增長速度都超過了經濟起飛時期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創造了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新奇跡。
經濟總量連上新台階，綜合國力大幅提升。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45億元迅速躍升至2012年的518942億元。其中，從1978年上升到1986年的1萬億元用了8年時間，上升到1991年的2萬億元用了5年時間，此後10年平均每年上升近1萬億元，2001年超過10萬億元大關，2002-2006年平均每年上升2萬億元，2006年超過20萬億元，之後每兩年上升10萬億元，2012年已達到52萬億元。
經濟總量居世界位次穩步提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提高。1978年，我國經濟總量僅位居世界第十位；2008年超過德國，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份額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5%。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復甦的重要引擎，2008-2012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超過20%。
外匯儲備大幅增長，實現從外匯短缺國到世界第一外匯儲備大國的巨大轉變。1978年，我國外匯儲備僅1.67億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人均只有0.17美元，摺合成人民幣不足1塊錢。隨著我國對外經濟的發展壯大，經常項目貿易盈餘不斷積累，外匯儲備的短缺迅速成為歷史，1990年外匯儲備超過百億美元，達到111億美元，1996年超過千億美元，達到1050億美元，2006年超過1萬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超過3萬億美元，2012年達到33116億美元，連續七年穩居世界第一位。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對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深化的35年，是經濟結構在經濟持續較快增長中不斷調整的35年，也是經濟發展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不斷增強的35年。
產業結構不斷優化。35年來，三次產業在調整中均得到長足發展，農業基礎地位不斷強化，工業實現持續快速發展，服務業迅速發展壯大。1979-2012年，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年均實際分別增長4.6%、11.3%和10.8%。三次產業增加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由1978年的28.2:47.9:23.9調整為2012年的10.1:45.3:44.6。與1978年相比，2012年第一產業比重下降18.1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比重下降2.6個百分點，第三產業比重大幅上升20.7個百分點。
城鎮化步伐明顯加快。城鎮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2年的52.6%，上升了34.7個百分點，年均上升1.0個百分點。城鎮總人口年均增加1586萬人，鄉村總人口年均減少435萬人。城鎮化水平的提升促進了城鄉經濟的協調發展，有利於居民消費結構升級，並不斷催生新的經濟增長點，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吸納就業的能力也不斷增強。城鎮就業人員佔全國的比重從1978年的23.7%上升到2012年的48.4%，鄉村就業人員佔比從76.3%下降51.6%。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門類齊全、布局合理的產業體系逐步建立的35年，是商品和服務供給能力大為增強的35年，也是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躍升到世界前列的35年。
農產品供給不僅解決了佔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溫飽問題，還為工業化快速推進提供了重要支撐。35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農業生產放在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千方百計促進農業生產，穩定糧食產量，不僅成功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實現了人民生活水平質的提高，而且為工業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原料。2012年，糧食產量達到58958萬噸，比1978年增長93.5%，2004年以來實現「九連增」，連續6年穩定在5億噸以上的水平；棉花產量684萬噸，比1978年增長2.2倍；油料產量3437萬噸，增長5.6倍；糖料產量13485萬噸，增長4.7倍；水果產量24057萬噸，增長35.6倍；水產品產量5908萬噸，增長11.7倍。肉類產量8387萬噸，比1979年增長6.9倍。2011年，穀物、肉類、籽棉、花生、茶葉、水果產量穩居世界第一位，油菜籽、甘蔗、大豆分列第二、三、四位。從人均水平看，2012年人均糧食產量達到436.5公斤，比1978年增長36.9%；人均棉花、油料、糖料、水產品產量分別達到5.1公斤、25.4公斤、99.8公斤和43.7公斤，分別增長1.2倍、3.7倍、3.0倍和8.0倍。
工業生產能力迅速提高，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製造業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進程迅速啟動，工業化水平明顯提高，主要工業產品產量迅猛增長。2012年，原煤產量達到36.5億噸，比1978年增長4.9倍；粗鋼7.2億噸，增長21.8倍；水泥22.1億噸，增長32.9倍；汽車1928萬輛，增長128.3倍；家用電冰箱由1978年的2.8萬台增加到2012年的8427萬台；彩色電視機由0.4萬台增加到1.3億台。移動通信手持機和微型電子計算機從無到有，2012年產量分別達到11.8億台和3.5億台。35年來，我國工業化進程不斷推進，由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製造業大國。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年我國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比重已達到17.6%。按照國際標准工業分類，在22個大類中，我國在7個大類中名列第一，鋼鐵、水泥、汽車等220多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位。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發展取得質的飛躍的35年，是能源、交通、通信等瓶頸制約不斷緩解的35年，也是逐步建立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體系並形成比較優勢的35年。
能源生產能力不斷提高。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我國逐漸成為能源消費大國，與此同時，能源生產能力也不斷提升，能源自給率保持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國家經濟安全。2012年，我國能源生產總量達到33.2億噸標准煤，比1978年增長4.3倍，年均增長5.0%。同期，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年均增長5.6%，與能源生產增速的差距不大，能源總自給率達到90%以上。能源生產結構不斷優化，水電、核電、風電等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生產量在能源生產總量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1%提高到2012年的10.3%。
交通運輸設施日益完善。35年來，我國交通網路不斷完善，運輸能力不斷增強，運輸效率不斷提高，有力地支撐了各項產業的發展。2012年，我國鐵路營業里程達到9.8萬公里，比1978增長88.8%，居世界第二位；公路里程424萬公里，增長3.8倍；民用航空航線里程328萬公里，增長21.0倍；輸油（氣）管道里程9萬公里，增長9.9倍；沿海主要港口貨物吞吐量66.5億噸，增長32.5倍，連續多年居世界第一。一些現代化交通運輸設施從無到有，增長迅猛。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尚無高速公路，2012年，我國高速公路里程達到9.62萬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速鐵路飛速發展，生產出時速高達350公里的動車組，標志著我國鐵路運輸達到國際先進水平，2012年，高鐵運營里程達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互聯網設施迅猛發展，互聯網普及率由2002年的4.6%迅速提高到2012年的42.1%。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日益融入國際市場、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拓展的35年，是我國從大規模「引進來」到大踏步「走出去」的35年，也是我國抓住全球化機遇一躍成為世界貿易大國的35年。
對外貿易總量不斷攀升。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對外經濟交流活動十分有限，再加上國內市場化水平不高，造成了與國際市場相對隔絕的狀態。1978年，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世界排名第29位，1988年突破了1000億美元，1994年突破了2000億美元，1997年突破了3000億美元，2004年又突破了1萬億美元大關，2012年，貨物進出口總額已達到38671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186倍，年均增長16.6%，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貨物出口總額20487億美元，增長209倍，年均增長17.0%，居世界第一位；貨物進口總額18184億美元，增長166倍，年均增長16.2%，居世界第二位。2012年，我國貨物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分別佔世界的11.2%和9.8%。
進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出口商品以初級產品為主，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出口商品附加值大幅度提高，國際競爭力大為提升。出口總額中初級產品所佔比重由1980年的50.3%下降到2012年的4.9%，工業製成品所佔比重則由49.7%上升到95.1%。同時，進口商品構成也隨國力和開放程度的變化而演變。工業製成品進口額占進口商品總額的比重迅速由1980年的65.2%提高到1985年的87.5%，之後直到2003年這一比重基本保持在80%以上，反映了我國消費能力的提高。此後，國內產業體系的升級逐漸拉低了製成品進口額比重，2003年以來製成品進口額比重呈現明顯的下降走勢，至2012年已下降到65.1%。綜合來看，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對外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初級產品換製成品，1980年初級產品凈出口21.6億美元，製成品凈進口40.5億美元；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以製成品換初級產品的格局逐漸定型，2012年，初級產品凈進口5344億美元，製成品凈出口7647億美元。
引進外資與對外投資活動日益頻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充分發揮了資源、勞動力等要素優勢和巨大的潛在市場優勢，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熱土，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外商直接投資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的重要力量。1979-2012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12761億美元，1984-2012年以年均18.0%的高速度增長。我國已連續多年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世界排名也上升至第二位。近些年來，隨著我國企業實力的提升，「走出去」的步伐開始加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由2007年的265億美元快速提高到2012年的878億美元，2012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達到5319億美元。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歷史上人民群眾得到實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5年，是城鄉居民生活實現由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並向全面小康邁進的35年，也是社會保障事業從低層次到制度建立再到全面推進的35年。
就業規模持續擴大。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就業問題擺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進入轉型發展的新階段後，根據人口結構和就業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實施了就業優先的戰略和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緩解了就業矛盾。1978-2012年，我國就業人員從40152萬人增加到76704萬人，年均增加1075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長期保持基本穩定。與此同時，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有序轉移。2012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達到2.6億人。
城鄉居民收入顯著提高。35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效率和公平兼顧，確保了城鄉居民收入和財富的快速增長。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565元，比1978年增長71倍，年均增長13.4%，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7.4%；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7917元，增長58倍，年均增長12.8%，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7.5%。城鄉居民擁有的財富顯著增加。2012年末，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39.96萬億元，比1978年末增長1896倍，年均增長24.9%。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城鎮居民擁有的財產性收入從無到有，2012年占人均全部年收入比重上升到2.6%。
居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極大改善。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現金消費支出16674元，比1978年增長52.6倍，年均名義增長12.4%；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5908元，增長49.9倍，年均名義增長12.3%。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明顯優化。2012年，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6.2%，比1978年下降21.3個百分點；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9.3%，下降28.4個百分點。居住條件極大改善。2012年，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築面積32.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26.2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積37.1平方米，增加29.0平方米。消費領域不斷拓展，物質生活極大豐富。彩電、電冰箱、空調、電話等耐用消費品逐步普及，汽車、電腦等高檔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大幅提高。2012年末，城鎮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行動電話、計算機和家用汽車擁有量分別為212.6部、87.0台和21.5輛，分別比2000年末增加193.1部、77.3台和21.0輛。
社會保障事業全面推進。35年來，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經歷了一個從低層次到制度建立完善再到全面推進的演變過程。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按照全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方針，以增強公平性、適應流動性、保證可持續性為重點，積極推進社會保障事業建設，截至目前已基本建成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2012年末，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30426.8萬人，比1989年末增加24716.5萬人；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人數分別為19861.3萬人和15224.7萬人，分別比1994年增加19486.7萬人和7256.9萬人；參加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人數48369.5萬人；2566個縣（市、區）開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工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98.3%；2143.5萬城市居民和5344.5萬農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
扶貧工作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從1978年到2012年，我國先後採用過不同的農村貧困標准。根據1978年標准，1978年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約2.5億人，約佔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一，2007年下降為1479萬人，平均每年脫貧811萬人。按照2008年標准，2007年農村貧困人口為4320萬人，2010年下降為2688萬人，平均每年脫貧544萬人。按照2010年制定的新扶貧標准，2010年農村貧困人口為16567萬人，2012年為9899萬人，不足全部人口的10%，平均每年脫貧3334萬人。
改革開放以來的35年，是我國科教文衛等各項社會事業取得長足進展的35年，是社會和諧穩定得到鞏固和發展的35年，也是經濟社會發展協調性不斷增強的35年。
投入力度，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取得了一系列成績。教育普及程度明顯提高，城鄉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國民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6歲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5.2年提高到2012年的8.9年。2012年，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招生人數689萬人，比1978年增長16.1倍；在校生2391萬人，增長26.9倍；畢業生625萬人，增長36.9倍，較好地滿足了經濟社會發展對各類人才的需求。
科技事業成果豐碩。30多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加大科技投入，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完善科技創新評價標准、激勵機制和轉化機制，我國科技事業取得豐碩的成果。2012年，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支出達到10298億元，比1995年增長28.5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98%，上升1.4個百分點；發明專利申請授權21.71萬件，增長63倍。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繼問世。建成了正負電子對撞機等重大科學工程，秦山、大亞灣核電站並網發電成功，銀河系列巨型計算機不斷升級並全部研製成功。近年來，我國在載人航天、載人深潛、基因工程、高性能計算機、新材料、量子信息、3D列印等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為成功轉型為創新型國家奠定良好基礎。
總之，1978年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走過了35年極不平凡的光輝歷程，35年改革成果豐碩，35年開放成就非凡。這一筆筆鮮活的統計數據正是最好的見證。當然，中國的改革開放並非一路坦途，35年來，我們也曾經受考驗，艱辛探索。在每一次危機的挑戰前，在每一次風險的歷練下，黨中央、國務院始終以改革開放為強大動力，接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史詩。
資料來源——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06/c1001-23444065.html
4. 中國人民銀行演變歷程
中國人民銀行歷史沿革
人民銀行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開的「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通過決議成立「中共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簡稱蘇維埃國家銀行），並發行貨幣。從土地革命到抗日戰爭時期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夕，人民政權被分割成彼此不能連接的區域。各根據地建立了相對獨立、分散管理的根據地銀行，並各自發行在本根據地內流通的貨幣。1948年12月1日，以華北銀行為基礎，合並北海銀行、西北農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組建了中國人民銀行，並發行人民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中央銀行和法定本位幣。
中國人民銀行成立至今的五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體制、職能、地位、作用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革。
一、中國人民銀行的創建與國家銀行體系的建立（1948--1952年）
1948年12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在河北省石家莊市宣布成立。華北人民政府當天發出布告，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在華北、華東、西北三區的統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人民幣為本位貨幣。1949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由石家莊市遷入北平。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把中國人民銀行納入政務院的直屬單位系列，接受財政經濟委員會指導，與財政部保持密切聯系，賦予其國家銀行職能，承擔發行國家貨幣、經理國家金庫、管理國家金融、穩定金融市場、支持經濟恢復和國家重建的任務。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中國人民銀行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統一領導下，著手建立統一的國家銀行體系：一是建立獨立統一的貨幣體系，使人民幣成為境內流通的本位幣，與各經濟部門協同治理通貨膨脹；二是迅速普建分支機構，形成國家銀行體系，接管官僚資本銀行，整頓私營金融業；三是實行金融管理，疏導游資，打擊金銀外幣黑市，取消在華外商銀行的特權，禁止外國貨幣流通，統一管理外匯；四是開展存款、放款、匯兌和外匯業務，促進城鄉物資交流，為迎接經濟建設做准備。到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終結時，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銀行，建立了全國垂直領導的組織機構體系；統一了人民幣發行，逐步收兌了解放區發行的貨幣，全部清楚並限期兌換了國民黨政府發行的貨幣，很快使人民幣成為全國統一的貨幣；對各類金融機構實行了統一管理。中國人民銀行充分運用貨幣發行和貨幣政策，實行現金管理，開展「收存款、建金庫、靈活調撥」，運用折實儲蓄和存放款利率等手段調控市場貨幣供求，扭轉了新中國成立初期金融市場混亂的狀況，終於制止了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長達二十年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同時，按照「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配合工商業的調整，靈活調度資金，支持了國營經濟的快速成長，適度地增加了對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的貸款；便利了城鄉物資交流，為人民幣幣值的穩定和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的國家銀行（1953--1978年）
在統一的計劃體制中，自上而下的人民銀行體制，成為國家吸收、動員、集中和分配信貸資金的基本手段。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加快，私營金融業納入了公私合營銀行軌道，形成了集中統一的金融體制，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家金融管理和貨幣發行的機構，既是管理金融的國家機關又是全面經營銀行業務的國家銀行。
與高度集中的銀行體制相適應，從1953年開始建立了集中統一的綜合信貸計劃管理體制，即全國的信貸資金，不論是資金來源還是資金運用，都由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統一掌握，實行「統存統貸」的管理辦法銀行信貸計劃納入國家經濟計劃，成為國家管理經濟的重要手段。高度集中的國家銀行體制，為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進行全面的金融監督和服務。
中國人民銀行擔負著組織和調節貨幣流通的職能，統一經營各項信貸業務，在國家計劃實施中具有綜合反映和貨幣監督功能。銀行對國有企業提供超定額流動資金貸款、季節性貸款和少量的大修理貸款，對城鄉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提供部分生產流動資金貸款，對農村中的貧困農民提供生產貸款、口糧貸款和其他生活貸款。這種長期資金歸財政、短期資金歸銀行，無償資金歸財政、有償資金歸銀行，定額資金歸財政、超定額資金歸銀行的體制，一直延續到1978年，期間雖有幾次變動，基本格局變化不大。
三、從國家銀行過渡到中央銀行體制（1979--1992年）
1979年1月，為了加強對農村經濟的扶植，恢復了中國農業銀行。同年3月，適應對外開放和國際金融業務發展的新形勢，改革了中國銀行的體制，中國銀行成為國家指定的外匯專業銀行；同時設立了國家外匯管理局。以後，又恢復了國內保險業務，重新建立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各地還相繼組建了信託投資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現了金融機構多元化和金融業務多樣化的局面。
日益發展的經濟和金融機構的增加，迫切需要加強金融業的統一管理和綜合協調，由中國人民銀行來專門承擔中央銀行職責，成為完善金融體制、更好發展金融業的緊迫議題。1982年7月，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的報告，進一步強調「中國人民銀行是我國的中央銀行，是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全國金融的國家機關」，以此為起點開始了組建專門的中央銀行體制的准備工作。
1983年9月17日，國務院作出決定，由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並具體規定了人民銀行的10項職責。從1984年1月1日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專門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集中力量研究和實施全國金融的宏觀決策，加強信貸總量的控制和金融機構的資金調節，以保持貨幣穩定；同時新設中國工商銀行，人民銀行過去承擔的工商信貸和儲蓄業務由中國工商銀行專業經營；人民銀行分支行的業務實行垂直領導；設立中國人民銀行理事會，作為協調決策機構；建立存款准備金制度和中央銀行對專業銀行的貸款制度，初步確定了中央銀行制度的基本框架。
人民銀行在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的初期，隨著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和經濟高速發展，為適應多種金融機構，多種融資渠道和多種信用工具不斷涌現的需要，中國人民銀行不斷改革機制，搞活金融，發展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制度創新。中國人民銀行努力探索和改進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方式，在改進計劃調控手段的基礎上，逐步運用利率、存款准備金率、中央銀行貸款等手段來控制信貸和貨幣的供給，以求達到「宏觀管住、微觀搞活、穩中求活」的效果，在制止「信貸膨脹」、「經濟過熱」、促進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初步培育了運用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能力。
四、逐步強化和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1993年至今）
1993年，按照國務院《關於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強化金融調控、金融監管和金融服務職責，劃轉政策性業務和商業銀行業務。
1995年3月18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首次以國家立法形式確立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的地位，標志著中央銀行體制走向了法制化、規范化的軌道，是中央銀行制度建設的重要里程碑。
1998年，按照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部署，改革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撤銷省級分行，設立跨省區分行，同時，成立人民銀行系統黨委，對黨的關系實行垂直領導，幹部垂直管理。
2003年，按照黨的十六屆二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深化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的意見》和十屆人大一次會議批準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中國人民銀行對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託投資公司及其他存款類金融機構的監管職能分離出來，並和中央金融工委的相關職能進行整合，成立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同年9月，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正式批准人民銀行的「三定」調整意見。12月27日，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銀行法（修正案）》。
有關金融監管職責調整後，人民銀行新的職能正式表述為「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同時，明確界定：「中國人民銀行為國務院組成部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央銀行，是在國務院領導下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供金融服務的宏觀調控部門。」這種職能的變化集中表現為「一個強化、一個轉換和兩個增加」。
「一個強化」，即強化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人民銀行要大力提高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水平，靈活運用利率、匯率等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實施宏觀調控；加強對貨幣市場規則的研究和制定，加強對貨幣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監督與監測，密切關注貨幣市場與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保險市場之間的關聯渠道、有關政策和風險控制措施，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一個轉換」，即轉換實施對金融業宏觀調控和防範與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方式。由過去主要是通過對金融機構的設立審批、業務審批、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審查和監管指導等直接調控方式，轉變為對金融業的整體風險、金融控股公司以及交叉性金融工具的風險進行監測和評估，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轉變為綜合研究制定金融業的有關改革發展規劃和對外開放戰略，按照我國加入WTO的承諾，促進銀行、證券、保險三大行業的協調發展和開放，提高我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維護國家利益；轉變為加強與外匯管理相配套的政策的研究與制訂工作，防範國際資本流動的沖擊。
「兩個增加」，即增加反洗錢和管理信貸徵信業兩項職能。今後將由人民銀行組織協調全國的反洗錢工作，指導、部署金融業反洗錢工作，承擔反洗錢的資金監測職責，並參與有關的國際反洗錢合作。由人民銀行管理信貸徵信業，推動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這些新的變化，進一步強化了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在實施金融宏觀調控、保持幣值穩定、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和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的重要作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體系中的作用將更加突出。面對更加艱巨的任務和更加重大的責任，中央銀行在履行新的職責過程中，視野要更廣，思路要更寬，立足點要更高。特別是要大力強化與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不僅要加強對貨幣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等金融市場的規范、監督與監測，還要從金融市場體系有機關聯的角度，密切關注其他各類金融市場的運行情況和風險狀況，綜合、靈活運用利率、匯率等各種貨幣政策工具實施金融宏觀調控。要從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實現和維護國家利益的高度，研究、規劃關繫到我國整個金融業改革、發展、穩定方面的重大戰略問題。目前，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貨幣政策決策面臨的環境日趨復雜，金融業長期積累的金融風險仍然較重、改革與重組任務十分艱巨。在此情況下，中央銀行要更善於擅於准確把握影響經濟金融發展全局的因素，注意研究新情況、開發新工具、探索新方法、解決新問題，並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努力做到識大局、講宏觀、懂技術、膽識兼備，充分發揮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中的突出作用。
5. 怎樣做好生態農業公司的融資和財務管理
本次源自美國金融危機的西方主要經濟體的經濟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還在不斷地顯現出來。
一是隨著眾多國際性銀行和金融機構深受金融危機影響而出現資產損失甚至倒閉，國內銀行和金融機構對其所持有的美元資產將遭受較為嚴重的直接損失；二是匯率變動必然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出現不同程度的縮水。三是對我國出口會有重大影響。今年前3季度，我國進出口貿易順差比上年同期減少47億美元，凈出口對 GDP增長速度的拉動作用比上年同期減少1.2個百分點。如果進一步分析進出口貿易順差結構，在今年前三季度貿易順差中，加工貿易的順差是增加的，一般貿易的順差減少了400億美元。一般貿易順差減少，對GDP增長率的負向拉動是實質性的。因此，今年前三季度進出口貿易因素對GDP增長的減速影響實際上還不止1.2個百分點。四是熱錢可能大量湧入。目前熱錢進入我國的渠道已多達60多條，有專家估算熱錢進入的數量已達到5000億至8000億美元。而且隨著西方主要國家經濟金融危機的全面爆發，國際熱錢有加大進入我國的趨勢。而令人擔憂的是，我們對國際熱錢至今缺乏有效監管，甚至不知道熱錢是如何進來的，進到了什麼地方，投資者是如何在運作。規模巨大的國際熱錢，如果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大進大出，興風作浪，是非常危險的。
然而，從總體上看，盡管受到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巨大影響，我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是健康的，我國經濟具有強大的抵禦國際經濟金融風險的能力。只要把握得好，因勢利導調控得好，國際經濟金融危機不會對我國經濟產生實質性傷害，不會傷及我國經濟的基本面。
我國經濟基本面是好的。特別是今年糧食豐收，生豬出欄和存欄增加比較多，農業增加值較上年同期增長了4.5%，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對維持我國經濟基本面不變和實現一保一控的全年目標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其作用是關鍵性的。
西方發達國家發生的經濟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既是挑戰，又是機遇，機遇大於挑戰。我們處在重要的發展戰略機遇期這個判斷仍然是成立的。第一、國際消費結構的改變對中國的出口從另一方面講提供了發展的機會；二是石油和其它基礎產品價格下降，對我國緩解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是十分有利的；三是如果監管有力，調控有效，大量外資的進入可以為我所用；四是西方國家經濟的頹勢為我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舞台上擁有更多的發言權提供了有利條件。
前三季度我國GDP增長9.9%，這是一個較快的增長速度，盡管與上年同期比有所回落，但這個速度仍然快於改革開放以來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特別是這個速度是在國民經濟遭遇一系列重大的自然災害和世界經濟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取得的，更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仍然十分強勁。展望全年，GDP可望實現 10%左右的增長，CPI可望控制在6%左右。6%的通脹率，如果只看今年一年，是比較高的，但如果連續看過去三年或五年，則平均以後仍是一個較低的通脹水平。
從較長時間看，我國經濟最近五年的經濟增長一方面速度較快，同時又是最穩定的，增長速度的方差最小，各種關系比較協調。從未來一段時間看，我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的基礎仍然堅實，發展後勁仍很充足。首先，我們的高儲蓄率保證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資金在整體上是充足的，流動性是能夠保證的；隨著國際經濟的消漲起落，制約我國經濟的瓶頸因素，包括農業、能源、基礎產品的供給狀況和貿易條件都會有所改善；三中全會以後大力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中西部地區經濟的長足發展，必將使我國經濟發展的縱深進一步擴大，迴旋餘地得到拓展，大國經濟優勢將會更好地得到發揮；今後幾年，將是我國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加速提高的時期；而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仍將長期維持。因此，我國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和國際貿易方面的政策操作空間很大。從總體上看，我國經濟完全有能力克服國際經濟的不利影響，實現經濟社會的又好又快發展。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實現GDP年均增長10%左右，CPI控制在4%左右，名義收入增長率 13%-15%，名義投資增長率23%-27%，20%左右的進出口貿易增長率和4%左右的登記失業率這樣一個目標是完全有可能的。
面對復雜形勢，應採取積極審慎的宏觀政策，一方面確保國民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同時繼續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我國目前的經濟情況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有根本性不同，我們不應隨西方起舞；
目前國際經濟形勢對我國總體有利，我們應抓住機會加快發展。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用幾年的時間，實現經濟總量的快速擴張；
緊緊抓好糧食和農業生產，確保農業和糧食不出問題，這是改革的關鍵，是發展的戰略基礎；
不要急於到西方國家去抄底，美國經濟金融危機還遠沒有見底，資產價格還遠沒有跌到真實的水平。應冷靜觀察國際經濟形勢的進一步演變，吸取日本當年的教訓。應密切關注石油價格下行走勢，擇機增加對石油的戰略儲備。
切實加強對國際熱錢的監管。央行應高度重視對熱錢的跟蹤和監管工作，並研究如何有效利用國際資金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以及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服務。
貨幣政策和金融改革要深化。不能只看市場表面，要防止貨幣緊縮表象下的流動性泛濫問題。關鍵是要注意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銜接，做到信息透明對稱。要通過改革和完善，使市場能夠發現資金的真實價格，現在這方面問題很突出。過多地使用准備金率工具問題較多，要發現真實的利率並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目前金融領域的問題集中體現在市場不能反映真實的資金價格，這種狀況對經濟構成的潛在危險不容忽視。
我們現在需要堅定的信心和穩定的預期，這一點我們和西方國家不一樣。當前情況下，保持我國資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外匯市場的穩定是十分關鍵的。對我國來講，要保持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信心比黃金還寶貴。
宏觀政策應以緊平衡的財政政策和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為政策組合。
要更多關注農民的利益。今年前三季度，我國農民收入增長慢於城鎮居民收入增長，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農村物價漲幅高於城市物價漲幅；在各類物價漲幅中，其它價格漲幅回落，唯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漲幅還在攀升。這些都證明，如果不採取進一步措施，農民的生產和貿易條件將難以改善。
下大力氣調整國民收入的分配格局，下決心把過高的基尼系數降下來。要保證我國經濟可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合理調整國民經濟收入分配格局，縮小基尼系數既是戰略需要，更是現實必須作出的選擇
6. 談談重大歷史變革與全球變化事件的關系
隨著全球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人類生存環境的自然變化與因人類活動而引起的環境變化問題已受到國際學術界的普遍關注。這是因為對環境變化歷史過程的研究不僅是深刻認識現代全球環境問題的基礎，同時也是預測未來環境變化趨勢的重要參數。因此，全球變化研究計劃把歷史環境演變規律的研究作為其核心計劃之一[102]。
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環境是由大氣圈、水圈、岩石圈和生物圈組成的一個相互作用的整體。這些圈層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其要素變化既存在一定程度的協同性和不同程度的差異性，又存在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和脆弱性；同時在不同的區域還會以不同的規律特徵和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因此，需要在深入總結環境各要素自身變化基本規律與特點的基礎上，對各環境要素的共同特徵進行揭示，以便尋找出自然環境演變過程中各主要要素的內在聯系和驅動因子。
歷史時期地理環境演變是我國歷史地理研究的傳統優勢領域。數十年來已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對各環境要素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包括歷史氣候、地貌、植被、動物群落、河湖水系、海平面、沙漠和自然災害等，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一書[28]。氣候要素是歷史地理研究的各自然要素中研究最為活躍和深入的，在國際上佔有顯著地位。這一領域由竺可楨等先生開創，後經幾代人的努力，已取得了長足的進展，積累了相當豐厚的資料與研究成果，其它環境要素雖然也開展了不少研究工作，但與氣候要素相比，無論是在深度、廣度還是精度上，都有較大的差距。這給我國區域環境演變序列的重建與比較研究帶來許多困難。
近年來，隨著全球變化研究的不斷深入，歷史環境變遷研究已從單一要素的描述性研究轉向高解析度的量化集成研究，這已成為現今國際環境變遷研究的主流趨勢。有鑒於此，筆者認為對我國歷史時期自然環境演變規律的研究應著重開展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①利用歷史文獻、考古資料、自然剖面、樹輪、冰芯、湖芯、石筍等記錄，提取高解析度信息；②重建我國不同時空尺度高解析度的環境演變序列；③探討典型地區（如環境敏感區、生態脆弱帶、生態過渡帶及經濟發達區等）自然環境及各要素的歷史演變規律；④環境演變與人類活動相互影響和各環境要素相互作用的機理與模式。等等。
3.3 歷史時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研究
國際全球變化研究經過近20年的發展，已逐步形成了一門以研究全球變化為對象的新興學科——全球變化科學。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LUCC)是這一科學研究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就全球尺度而言，人類土地利用活動正在以驚人的速度改變著地球表面土地覆被的格局，這是人類與自然環境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而這種格局的變化不僅影響了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引發了社會、經濟領域的可持續發展問題，而且還對環境過程（如氣候變化、生態系統過程、生物地球化學循環和生物多樣性等）造成深刻的影響。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作為全球變化的主要驅動力之一，已逐步為學術界所公認[103]。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LUCC)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界長期相互作用的結果。現今的土地覆被格局並非自古就是如此，而是人類活動對自然環境不斷實施影響而積漸所至，有著悠久的歷史根源，這為歷史地理學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IGBP和IHDP聯合發起的LUCC研究中，特別將「過去300年中，人類活動是如何改變土地復被」以及「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地理單元，土地利用變化的主要人文因素是什麼」列為重點問題，並強調：必須利用各種手段恢復過去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的詳細歷史[104,105]。我國開展此項研究工作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中國不僅擁有漫長的農業發展史，更重要的是擁有極其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這是其他國家都無法比擬的。中國歷史地理學在這一研究領域中擁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能夠發揮作用，而且應該發揮作用。
在當前與未來一段時間內，應著重關注過去數百年時間段（如300年或500年）的變化研究，重點研究的問題有：①歷史時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史實重建；②歷史文獻資料和代用資料的量化評估與轉換；③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的驅動力辨識；④土地利用／土地覆被變化對區域環境變化的影響等。
3.4 適應研究與不同地域適應模型建立
對未來人類社會而言，如何適應全球變化是人類社會能否持續發展面臨的關鍵問題。IGBP在新構建的研究框架中認為，未來的全球變化研究必須為人類社會的可持續作出貢獻。為此，IGBP、WCRP、IHDP正在醞釀建立若干個與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緊密相關的聯合研究計劃。目前以全球碳循環、食物系統、水循環為主要內容的聯合研究計劃正在建立之中。這預示著，繼全球變化的基礎研究之後，人類社會的適應性研究將成為今後國際科學界關注的另一個重大問題。我國全球變化研究推動與組織者之一葉篤正先生近年來也積極倡導全球變化的適應研究，他認為：繼全球變化基礎研究之後，適應性研究將成為一個獨立的重大問題[106]。我國IGBP委員會也已把對全球變化的適應研究作為未來全球變化研究的主要方向。
人類社會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從本質上講就是人類根據自然環境的天然特性來改造自己，以得到人類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系統的相對穩定。自然環境制約人類活動，人類活動又反過來影響或改變自然環境的面貌，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實。然而，在這種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變化進程中，人類社會是如何調整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適應自然環境的變化？人類活動的種種調整是否得當有效？不同地域類型的人群其適應模式又有何差異？我國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經驗與歷史教訓。譬如通過主動性的人口遷徙來緩解自然系統的承載壓力，通過引進和推廣新技術、新物種等來提高自然系統的承載能力，通過提高生產力水平以擴張人類的適應能力等等。歷史地理學在未來一個時期里應積極開展這方面研究工作，為當今人類適應未來全球變化提供歷史借鑒。
歷史地理在開展此項研究時，應著重關注通過對業已發生的歷史個例的分析與總結，尋找歷史時期人類對重大歷史環境變化事件響應的不同方式所能承受的環境「閾值」，包括農業生產系統中不同響應方式（如生產技術調整與改進、耕作制度調整、生產方式變革等）承受重大環境變化事件的「閾值」，社會經濟系統中不同響應方式（如消費結構調整、食品市場波動、賑災儲備措施調整、政策響應等）承受重大環境變化事件的「閾值」；總結人類對重大環境變化事件的響應機理與適應模式，包括人類響應重大異常環境事件的決策過程、人類活動對不同時空尺度環境變化事件的響應時滯和人類對重大環境變化事件的適應模式及其現實意義等。
3.5 歷史時期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研究
人地關系是一個既涉及自然過程又涉及社會過程的綜合概念，是現代地理學、現代歷史地理學研究的永恆主題和理論基礎。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環境問題的日益嚴重，環境與發展已成為當今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重大問題。由此而興起的全球環境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也成為當今科學界最重要的全球性研究主題。這兩大問題均與人地關系息息相關。其目的在於：通過科學研究正確認識人與自然環境的辯證關系，探求人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的機理與過程，提出人與自然環境協調、永續發展的模式。人類如何可持續地維持地球生命支撐系統將成為未來全球變化研究和可持續發展研究的終極目標。
人與自然關系的內涵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化的。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早期，先哲們就總結概括了一些人地關系的學說思想，如孔子的「畏天命」、孟子的「天人合一」、荀子的「制天命」、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等。其中「天人合一」的人地觀，自先秦至明清一直為歷代大多數哲學家所宣揚，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獨特觀點[107]。諸如孟子在兩千多年前述及的「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等人與自然界和諧、永續發展的論點，對現今人地關系的思辨仍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是值得我們總結和借鑒的。
中國人地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深邃的哲學命題，絕非歷史地理學或現代地理學所能覆蓋得了的，許多哲學社會科學和其它自然科學的學科也都在探尋這一問題。然而，以地域空間為單元來研究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空間結構特徵、地域分異規律及其形成機理與變化過程等，則只有歷史地理學一家。筆者相信，通過對歷史時期人地關系的深入研究，必將推動歷史地理學的飛躍發展，同時也將為全球變化與可持續發展研究做出重要貢獻。
3.6 華夏故土嬗變集成研究及其圖譜編制
在人類文明中，中華文明自成一系、源遠流長、連綿不斷，它是中華民族在特定地域范圍內長期生存與發展，適應自然環境、利用自然資源並改造生存環境，創造物質與精神財富的總和。中華大地是中華民族產生、繁衍、發展、壯大的特定地域，它不僅具有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也有獨特的環境變遷與社會變遷歷史。中華文明伴隨著華夏故土的演化而發展，並不斷改變著其演化進程與格局。中華文明的形成方式和發展進程可能代表了世界文明演進過程中的一種特殊形式，而這種特殊形式與華夏故土地理環境的演化密切相關[54]。開展中華文明與華夏故土之間相互聯系的過程研究，是認識人類與環境關系的關鍵科學問題，開展這一研究將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對人類文明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
近數十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學者對中華文明與華夏故土變遷的考古學、地理學與歷史學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從人類起源到人類文明演進，從農業起源到土地利用變化，從政區、疆域沿革到人口分布與遷徙，從科學技術的發展到城市文明的興起，從自然災變到重大歷史事件，從氣候變化到地貌過程，從生物群落演替到河湖水系遷徙，從海岸線的遷移到沙漠化、荒漠化的擴張，從支撐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華夏故土的整體性研究到二者之間的相互聯系與相互作用等，都開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並積累了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文物考古資料和自然記錄資料，初步建立了不同時空尺度自然環境變遷與文明發展的演化序列，這為我們研究編制5000年華夏文明與華夏故土變遷的圖譜奠定了堅實基礎。
應用高新技術展示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有效集成中華民族及其生存環境的時空變遷，合理復原華夏文明與故土的演變過程，深入認識支撐中華文明長期連續發展的地理環境特徵，科學地辨識華夏故土與文明的相互關系，建立權威的中華版圖演變和民族地域融合可視化模型，為21世紀中國以至全球的人類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其主要領域包括：作為故土的疆域與政區及其自然環境要素的時空變化，作為文明的人類活動及其社會、文化的時空演化，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時空變化及其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其中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是華夏故土與中華文明相互作用的界面，既是地理環境的一個重要內容，又是人類活動結果在地表上的一種表現形式，因而，它既有服從自然環境的時空變化規律，又反映了人類文明傳承與發展的規律特徵，是5000年華夏故土虛擬再現的重點。
3.7 文化的區域差異問題研究
文化研究是目前國際學術界最具活力、最富於創造性的學術思潮之一，有的學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後現代主義之後學術發展的主要潮流，但同時它又是一個最富於變化、最難以定位的知識領域。迄今為止，還沒有人能夠為它劃出一個清晰的學科界限，更沒有人能夠為它提供一種確切的、被普遍接受的定義[108]。
中國文化作為一個富有東方特色和獨特個性的文化綜合體，在中華大地上綿延不絕，這與我國獨具特色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發展歷史密切相關。然而，從區域角度看，我國復雜多樣的地理環境格局，既給中華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迴旋餘地，也給繽紛多彩的區域文化提供了發展空間，形成了許多既有共性又有鮮明個性的文化區，如關東、三秦、三晉、燕趙、齊魯、荊湘、巴蜀、吳越、八閩、嶺南等，這些文化區可根據不同層次的文化因子進一步細分出若干亞區和若干小區。這種地域性文化特徵的形成與發展，對現今區域社會經濟的發展與文化建設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107]，因此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關注。
文化的區域差異問題是歷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問題。因而，文化區的劃分被視為是歷史文化地理學的最終歸宿[109]。從目前國際文化地理研究的發展趨勢看，文化地理學不僅應該研究文化的空間分布，而且應當研究文化在一定空間地域內的運動過程、規律及機理。尤其是在一個相對遼闊的空間范圍內，一種文化業已形成的中心會時常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地理環境的變遷而運動或轉移。因此，歷史文化的傳播與擴散、文化中心的轉移、文化區域的形成過程等，均是文化地理研究的重要內容。
7. 農業銀行校園招聘考試歷年真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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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中國工商銀行校園招聘考試真題。
2012年中國工商銀行校園招聘考試真題
一.單項選擇題
1.國際收支全面反映一國的對外( )關系。
A.政治 B.經濟 C.軍事 D.文化科技
2.各國政府可以根據本國的需要調整紙幣的( )。
A.鑄幣平價 B.金平價 C.購買力平價 D.黃金輸送點
3.資本國際流動更多採取的是( )形式。
A.固定利率債券 B.固定利率貸款 C.浮動利率貸款 D.浮動利率債券
4.1997年下半年由( )貶值開始引起亞洲金融危機，最終演變為沖擊全球的金融動盪。
A.英鎊 B.日元 C.韓元 D.泰銖
5.對企業影響最大，企業最關心的一種外匯風險是( )。
A、匯率風險 B、交易風險 C、經濟風險 D、會計風險
6.在現貨市場和期貨交易上採取方向相反的買賣行為，是( )。
A.現貨交易 B.期貨交易 C.期權交易 D.套期保值交易
7.在國際銀團貸款中，借款人對未提取的貸款部分還需支付( )。
A、擔保費 B、承諾費 C、代理費 D、損失費
8.企業或個人的未來預期收益因匯率變化而可能受到損失的風險稱為( )。
A、交易風險 B、經濟風險 C、會計風險 D、匯率風險
9.世界上最大的貼現市場是( )。
A.倫敦貼現市場 B.紐約貼現市場 C.蘇黎士貼現市場 D.香港貼現市場
10.以下哪種說法是錯誤的( )。
A、外國債券的付息方式一般與當地國內債券相同。
B、歐洲債券不受面值貨幣國或發行市場所在地的法律限制。
C、由國際性承銷辛迪加承銷的國際債券稱為歐洲債券。
D、外國債券不受所在地國家證券主管機構的監管。
11.拋補套利實際是( )相結合的一種交易。
A.遠期與掉期 B.無拋補套利與即期
C.無拋補套利與遠期 D. 無拋補套利與掉期
12.根據外匯交易和期權交易的特點，可以將外匯期權交易分為( )
A. 現貨交易和期貨交易 B.現貨匯權和期貨期權
C. 即期交易和遠期交易 D. 現貨交易和期貨交易
13.以下哪種說法是錯誤的( )
A. 外幣債權人和山口商在預測外幣匯率將要上升時，爭取延期收匯，以期獲得該計價貨幣匯率上漲的利益。
B. 外幣債務人和進口商在預測外幣匯率將要下降時，爭取提前付匯，以免受該計價貨幣貶值的風險。
C. 外幣債權人在預測外幣匯率將要下降進，爭取提前收匯。
D. 外幣債務人在預測外幣匯率將要上升時，爭取推遲付匯。
14.在國際銀行貸款中以下哪一種貸款是最流行的形式。( )
A. 國際銀團貸款 B. 世界銀行貸款 C. 福費廷 D. 出口信貸
15. 出門商持進口商銀行開立的信用證從銀行獲得用於貨物裝運出門的周轉性貸款，被稱之為( )。
A. 買方信貸 B.賣方信貨 C.打包放款 D. 出口押匯
16.包買商從出口商那裡無追索權的購買經過進口商承兌和進口方銀行擔保的遠期票據，向出口商提供中期貿易融資，被稱之為( )
A. 出口信貸 B. 福費廷 C. 打包放款 D.遠期票據貼現
17.發展中國家認為浮動匯率制的消極影響主要有( )
A.增加了國際貿易和金融活動中的風險
B. 削弱了貨幣紀律
C. 助長丁利串浮動
D. 加劇了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惡化
E. .加大了發展中國家國際收支逆差
F. 控制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動
18.會計風險又被稱為( )
A.記帳風險 B.帳面風險 C. 折算風險 D.評價風險 E. 帳目風險
19.掉期交易的主要特點是( )。
A.交易期限相同 B. 交易結構相同 C. 買賣同時進行 D. 貨幣買賣數額相同E.交易的期限和結構各不相同
20.外匯期貨市場的主要構成要素包括( )
A. 期貨交易所 B. 清算所 C. 期貨傭金商 D.市場參加者 E.期貨交割期
二、多項選擇題(每題1分，共10分)
21.國際收支差額通常包括( )差額。
A.貿易 B.經常 C.基本 D.官方結算 E.綜合
22.一國政府調整國際儲備結構的基本原則是統籌兼顧各種儲備資產的( )性。
A.安全 B.流動 C.盈利 D.效益 E.穩定
23.根據國際結算業務中的匯款方式，匯率可分為( )匯率。
A.買入 B.賣出 C.電匯 D.信匯 E.票匯
24.外匯管制針對的活動包括：( )。
A.外匯收付 B.外匯買賣 C.外匯借貸 D.外匯轉移 E.外匯投機
25.國際金本位制的基本內容包括( )。
A.允許銀行券流通 B.不允許銀行券流通C.金幣作為本位貨幣 D.黃金自由輸入輸出
E.自由鑄造金幣 F.限制鑄造金幣
26.一國政府調整國際儲備結構的基本原則是統籌兼顧各種儲備資產的( )性。
A.安全 B.流動 C.盈利 D.效益E.穩定
27.外匯銀行對外報價時，一般同時報出( )。
A.交割價 B.中間價C.買入價 D.賣出價 E.市場價
28.根據外匯風險的表現形式將外匯風險分為( )。
A.匯率風險 B.交易風險 C.利率風險 D.經濟風險 E.會計風險
29.下面關於歐洲債券說法正確的有( )。
A.期限短 B.利率低 C.發行成本高 D.風險小 E.發行數額大
30.銀行對出口商的短期融資包括( )。
A.信用證 B.打包放款 C.遠期匯票 D.出口押匯 E.福費廷
31.各國政府可以選擇的國際收支調節手段包括，( )等措施。
A. 外泯緩沖政策 B. 財政政策 C. 貨幣政策 D.匯率政策E.直接管制
32.儲備的盈利性是指儲備資產給持有者帶來( )等收益的屬性。
A.利潤 B.利息 C. 紅利 D.債息E.股息
詳情http://yn.offcn.com/html/2013/01/15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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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演變
994~2005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搭配的演變原因與效果分析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一國調控宏觀經濟的主要政策工具，兩者充分搭配協調才能達到最佳宏觀調控效果。本文對我國近十年以來（主要指1994年至2005年）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搭配演變情況及其原因做了簡單的回顧，並對相應搭配產生的效果做了一定的分析。
據有關統計表明，近十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9.7%。在看似一路平穩遞增的經濟增長背後，我國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了三次較大的調整：
時間
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1994~1997
適度從緊
適度從緊
1998~2003
積極
穩健
2004~至今
積極淡出
穩健趨緊
「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1994~1997）
1、宏觀經濟背景：
從1993年開始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作為推動我國經濟增長主要因素的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1992年至1993年增速分別為42.6％和58.6％，大大超過以往的增長速度。投資需求帶動了消費需求，當時我國正處於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的雙膨脹，加劇了商品供給的短缺狀況，造成1993年至1994年全國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分別上升了13.2％和21.7％，產生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增長過快帶來的經濟過熱與嚴重的通貨膨脹，成為社會經濟穩定的巨大隱患。
其實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多次出現經濟過熱現象，為了給經濟過熱降溫，受當時宏觀調控經驗不足的局限，國家相關部門往往採取「緊縮到底」的政策手段，使經濟由過熱一下子陷入過冷。這種熱與冷的轉換，好像是快速行駛中的急剎車，經濟過熱是消除了，但又面臨著如何啟動經濟的問題。熱與冷的驟然交替，造成劇烈的經濟波動，對國民經濟運行產生了十分不利的影響。決策部門認識到，必須改變過去那種「一松就熱、一緊就冷」的傳統做法，做到既要為經濟過熱降溫，也要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速度，防止經濟運行中的大起大落現象再次發生。於是，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思路，中央適時提出了「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對過熱的經濟實施恰如其分的宏觀調控，實現「高增長、低通脹」的新的經濟發展態勢。
2、相關措施：
1994-1997年，實行的是「雙緊」配合，財政政策方面結合分稅制改革，強化了增值稅、消費稅的調控作用，合理壓縮財政支出，並通過發行國債，引導社會資金流向。貨幣政策方面，嚴格控制信貸規模，大幅提高存貸款利率，要求銀行定期收回亂拆借的資金，使宏觀經濟在快車道上穩剎車，並最終順利實現了軟著陸。
3、效果分析：
經過三年的努力，1996年終於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經濟增長幅度回落到9.6%，通貨膨脹率降到6.1%；1997年進一步鞏固「軟著陸」的成果，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
總體上來看，這次調整由於方向明確，措施得力，在保證國民經濟高速增長的前提下，集中解決了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問題，所以獲得了很大的成績。其突出之點主要有：
第一， 抑制了過旺的需求，有效地治理了通貨膨脹。首先是使固定資產投資過快增長的勢頭受到明顯抑制。國家採取了嚴格控制信貸規模，整頓亂拆借、亂集資等一系列措施，使固定資產投資增幅逐年回落。其次是財政收入增長較快，財政支出有所控制，財政赤字逐年縮小，全國銀行工資性支出的增幅也逐年回降。過旺的總需求得到有效控制。對抑制通貨膨脹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第二， 正確判斷形勢，正確確定宏觀調控方向，恰當把握調控力度和調控措施。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抑制通貨膨脹的目標和各項措施，都是在科學分析經濟運行形勢、物價上漲的性質和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在確定物價調控目標時，既分析了有利條件，又分析了不利條件；既考慮了降低物價漲幅的需要，又考慮了保持經濟適度增長的需要。在實施調控目標和政策措施的過程中，加強了對經濟運行態勢的多層次、多側面的跟蹤監測、分析，始終保持了清醒頭腦。
雖然這次調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也有不少負效應。
第一， 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明確之後，財政改革的方向卻出現了分歧，到底是實行建設財政，還是實行公共財政？理論上的彷徨不決，影響了改革的推進；
第二， 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和GDP的比重仍然沒有提高，特別是中央財政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沒有提高，財政職能被肢解的矛盾仍未解決；
第三， 由於在此次調整中力度實施有些過大，通貨膨脹是抑制了，但也為以後國內需求不足埋下了伏筆，致使1997年以後不得不進行又一次的調整。
1998~2003年底 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
1、宏觀經濟背景：
l 1997年下半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使我國的外貿出口受到很大的影響，而這些年來我國經濟的增長有相當大的比重來之於外貿出口，進而也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把宏觀政策的定位轉為擴大內需方面。
l 國內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使本應再次回升的經濟出現了新變化，經濟存在振盪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險。
l 上次調整的力度過大，雖然通貨膨脹得到治理，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調控的慣性下滑，加之外部的沖擊，使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為此國家不得不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以拉動國民經濟的增長。從1998年起,為緩解通貨緊縮,保證經濟增長,我國實行近6年的積極財政政策以刺激投資、拉動內需；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於防範金融風險,並與財政政策相配合。這樣的政策組合在通貨緊縮,經濟景氣度較低的情況下,保證了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較高的水平。
2、具體措施：
針對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等問題，政府實施了以擴大內需確保經濟增長目標實現為目的的「雙松」政策。在貨幣政策方面採取了取消貸款限額控制，降低法定存款准備率，連續5次下調存貸款利率，逐步擴大公開市場業務，改革存款准備金制度，擴大對中小企業貸款利率的浮動幅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財政政策方面，大力發行國債；大規模地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擴大政府采購規模和投資力度；大幅度提高職工的工資，開征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擴大轉移支付；實施財政赤字政策。
3、效果分析：
這次調整是上次調整的繼續和深化，力度溫和沒有造成大的波動：
第一、 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一方面，每年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投資大量的項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了經濟增長。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中央政府每年發行1000億—1500億元的長期建設國債，僅從1998年至2004年7月間，累計發行9100億元。但財政的這種資本性支出的帶動作用更大。在中國，政府資金具有引導效應，比如政府上一個項目，銀行就爭著給貸款，這種「政府投資、銀行跟進」所形成的投資規模是相當驚人的。 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財政政策雖然能直接刺激投資，但往往因為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而使其效果打折扣。這里要指出的是，由於特定的體制原因，中國這一時期的財政政策是幾乎沒有「擠出效應」的。
第二、 「積極」的貨幣政策作用相當微弱。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宏觀政策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相關部門看來，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貨膨脹又能防止通貨緊縮的政策，即適中的貨幣政策。但從事後來看，我們的貨幣政策事實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並不是我們名義上採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在實際操作時違其原意，即貨幣供應量仍加速增長（積極貨幣政策的最重要表現），相反，我們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期間，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加的並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穩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實的「穩健」；但近些年來我國的M2／GDP越來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後迅速增加，粗略估計當前為2左右，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而且，中國人民銀行從1996年以來八次調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後就有五次。 因此，從這些意義上講，我們的貨幣政策是「積極」的。而貨幣政策的作用無外乎表現在兩個方面，即隨著貨幣供應量的擴大，利率降低，於是居民消費增加，企業投資擴大，但從我國的實踐情況來看，這兩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顯的。一方面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銀行信貸卻出現了萎縮，從而大量的資金沉澱在銀行中不能轉化為投資，即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最終使「積極」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從表面上看，中國已幾乎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在這時再回頭看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就非常明顯了。由於有大量資金沉澱在銀行體系中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投資，那麼增發國債就成為使這些資金通過購買國債而轉化為實際總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徑，國債投資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因此基本上沒有「擠出效應」。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很小的「擠出效應」是在我國特定體制下的扭曲結果。
2004~至今 「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1、宏觀經濟背景：
2004年年初，承接上一年發展的良好勢頭，經濟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但同時信貸規模增長偏快，消費價格指數高位運行，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加大。其主要表現為：央行每月發布的企業商品價格指數（CGPI）在2004年的頭四個月比同比上漲了6.3％、7％、8.3％和9.3％；油、電、煤、運全面緊張和基礎原材料價格也大幅上漲。狂飆的價格超出了人們的想像，也反映了上遊行業的熱度。這主要是由投資膨脹造成的。這年開始的各級領導班子換屆，開始了新一輪「政績工程」的基建投資熱潮。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將會帶來嚴重後果。由此可見，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基礎條件正在逐步發生變化，以鼓勵投資為主要手段刺激經濟增長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通貨緊縮的態勢也在逐漸淡去，宏觀財政政策也應相應進行調整。
200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財政政策轉型的決定，宏觀調控由「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過渡到「雙穩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實踐表明，財政貨幣政策的基本取向均為穩中偏緊，總體上配合較為協調。
2、具體措施：
從財政政策來看，2005年財政預算赤字由3198億元減少到3000億元，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將由2004年的2.5%減少到2005年的2%；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額由1100億元減少到800億元，減少了300億元。財政預算執行情況也反映了財政政策的穩健取向。2005年1～6月，財政收入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全國財政收入累計完成16392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14.6%，高於經濟增長率5個百分點。此外，財政支出結構也得到進一步優化，2005年1～6月的社會保障補助支出、撫恤和社會福利救濟費、教育支出分別實現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長；全國實施糧食直補的29個省份安排糧食直補資金預計也會實現13.8%左右的大幅增長。財政政策在總量上向中性回歸的過程中著力調整了支出結構。
貨幣政策總體上也屬於穩中偏緊型：提高存款准備金率、實行差別准備金制度、提高存貸款利率等靈活多樣的貨幣政策手段來適當控制銀行信貸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同時，與產業政策結合，控制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張、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和市場准入條件的項目貸款來抑制低水平重復建設。
3、效果分析：
從判斷宏觀調控效果的兩個關鍵指標GDP和CPI來看，宏觀調控政策達到了預期目標，具體如下：
1、 物價水平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下降。由於影響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變動的首要因素是食品價格，隨著食品類中糧食價格下降，物價水平有所回落，未來物價上漲的預期也相應降低。而且隨著宏觀調控的到位，調控政策相繼出台，房地產市場總需求下降，非理性繁榮得以遏制。此外，由於政府仍然控制著一些服務性收費價格和基礎性產品價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電、煤氣等，考慮市場的社會承受力，2005年調價力度不大，所以，物價水平趨於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下降。
2、 工業產品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鋼材品種結構繼續優化，電解鋁淘汰落後自焙槽生產工藝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產量佔全部水泥產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業通過兼並重組進一步做大做強。
3、 三次產業之間不協調的問題開始出現解決的跡象。具體表現為農業基礎加強，第三產業保持穩定發展。在幾個重點調控領域中，房地產投資增幅明顯回落，並呈逐月遞減趨勢；汽車產量增長速度也開始放緩，回歸到較為正常的狀態。受其影響，一些相關行業的調控成效明顯。
4、 投資與消費的關系趨於協調。投資在降溫，消費穩中趨活，消費對經濟的貢獻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結構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環節繼續加強，一些盲目擴張行業投資增速明顯減緩，水泥等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鋼鐵等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鋁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投資趨於合理。
建議：
近期完善相應宏觀調控政策的措施。(1)堅持雙穩健的政策操作。要加快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在股市低迷、信貸收縮的背景下，通過企業債券等形式拓寬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的資金融通渠道，滿足企業流動性資金的要求。同時財政政策要堅持穩健取向，各地應嚴格控制財政資金支持的新開工項目。(2)推進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要按照主動性、漸進性和可控性原則，不失時機地加快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在確定人民幣的浮動區間時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和依據綜合測算，使匯率在一個較小的合理區間內浮動，一方面使投機資本無利可圖，改善國際社會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也防止匯率變動對國民經濟、出口和就業造成大的沖擊。爾後再根據進出口、經濟增長等指標的變動趨勢做出動態調整，繼續進行出口退稅率結構性調整，減少資源、能源消耗型產品在出口商品中所佔比重，促進外貿增長方式轉變。(3)繼續擴大消費需求。要繼續推進城市化，擴大城市消費群體；增加就業，加強居民收入預期；加快社保體制改革，穩定家庭開支預期；提高最低工資，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購買能力；規范和穩定信貸消費；拓寬消費渠道，繼續擴大汽車、住房和其他耐用品消費，擴大服務消費需求等。(4)為企業創造有利於增進效益的宏觀環境。要採取更多政策措施，為各類行業提供公平合理的稅負和融資等外部條件，創造一個機會均等的經營環境，這是長期有效地改進企業效益的外部途徑。(5)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要加快推進水、電、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市場化改革，建立反映資源稀缺程度的價格形成機制，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以改變資源消耗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
9. 六盤水的金融是如何支持農業發展的 也可以這樣說，全國的金融支持農業發展的態度和措施有些什麼。
建議你去查一下國家有關「三農」的政策。還有小額信貸這些內容
10. 我國供給政策的形成和演變
免得過程的話，一般來說的話，歷史書上有一個比較詳細的一個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