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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文獻綜述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對中小企業融資研究目前主要是從兩個方面進行來進行的:一是從企業自身結構特點出發,從企業資本結構角度來進行,雖然其研究對象以大企業居多,但對中小企業也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二是從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角度。
資本結構理論
所謂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各種資本的構成和比例關系,是企業融資決策的核心問題。而企業也在致力於尋找最佳資本結構,以期達到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西方資本結構理論也主要是圍繞如何形成最佳資本結構展開的,其發展過程大致分為連個個階段,即早期資本結構理論和現代資本結構理論。
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
企業的目標是實現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企業市場價值一般是由權益資本價值和債務資本價值組成,在企業息稅前利潤一定的情況下,總資本成本率最低意味著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於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大衛﹒杜蘭特(D.Durand,1952)提出的早期的資本機構理論,他將資本機構理論分為凈收益理論、凈營業收益理論和傳統理論(也稱為折衷理論)。凈收益理論是以權益資本總可以獲取固定不變的收益率且企業總能夠以一個固定利率籌集到全部債務資金為假設前提,該理論認為債務資金總是有利的,當企業負債率達到100%時,就可以滿足債務資本成本和權益資本成本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最小化,實現企業市場價值最大化。凈營業收益理論是以總資本成本率和負債成本率都是固定不變的為假設前提,該理論認為,無論財務杠桿如何變化,企業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都是固定的,企業總價值不發生任何變化,企業價值和資本結構不相關,企業不存在最佳資本結構問題。傳統理論也就是折衷理論則是介於凈收益理論和凈營業收益理論之間的資本結構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的資本成本並不獨立於資本結構以外,企業確實存在一個最佳的資本結構,即在加權平均成本由下降轉為上升的拐點上,並且這個資本結構可以通過財務杠桿的運用來實現。從上面可以看出,這三個理論均不夠成熟,凈收益理論重視財務杠桿效應而忽略了財務風險,凈營業收益理論則過分的誇大了財務風險,折衷理論則忽略了負債比率同權益資本成本之間的關系。
現代資本結構理論
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建立在經驗推斷的基礎上,沒有經過科學的數學推導和數據統計支撐,不夠成熟,在實踐中會產生偏差。而以MM定理為代表的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出現,則使得資本結構理論的研究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1)MM定理。Modigliani&Miller於1956年在計量經濟學年會發表了論文《資本成本、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後來又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論文上面所提的理論被稱為MM定理。MM定理的提出被認為是早期的資本結構理論和現代結構理論的分水嶺,也是現代資本結構理論的基石。MM定理在一系列嚴格假設的條件下,例如完善的資本市場,無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等等,經過一系列嚴格的數學推導,該定理證明,在一定條件下,企業價值與他們所採取的融資方式無關,即無論發行股票還是債券,對企業價值沒有影響。該定理前提假設恨苛刻,與現實情況明顯不符合。
Modigliani&Miller於1963年又發展了他們的理論,放鬆了沒有企業所得稅的假設,修正後的MM定理認為,由於債務融資的免稅特性,負債率越高的企業將使用越多的債務,即債務的「稅盾效應」,企業最佳資本結構即為100%的負債,企業可以通過利用政策來改變其資本結構從而改變市場價值。
Miller(1997)建立了一個包括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在內的模型,分析了負債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分析了負債對企業價值的影響,得出了個人所得稅在某種程度上抵消了利息的減稅作用但並不會完全抵消的結論。該結論與Modigliani&Miller提出的修正的MM定理是一致的。但是他們有著相同的缺陷,都將債券融資放在最優先的位置,而忽略了債務的風險和額外的費用增加,與現實經濟不符合。
Ang(1991,1992)對中小企業的稅盾效應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中小企業一般缺乏此類動機,因為,一方面中小企業大多採取獨資和合夥組織形式,公司稅和個人所得稅緊密結合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弱化的有限責任也使得破產成本至少在局部上依附個人,由於盈利性遜於大企業,中小企業較少使用債務融資的稅盾效應(Prttit&singer.1985),而從負債的成本來看,一般認為中小企業面臨著更大的破產可能性,因此比大企業使用較少的債務融資。
(2)靜態權衡理論。MM定理只考慮了債務融資的稅盾效應,而沒有考慮其所帶來的風險和額外費用。本傑明﹒格雷厄姆(1934)在其《有價證券分析》一書中指出,以法律規定的稅率納稅,當財務危機可能性不大時,一個價值最大化的企業將不會有稅盾效應,然而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增加負債率,這些企業就會增加7.5%的收入。
1984年,Myers在MM定理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企業的高負債的增加,使得企業固定費用增加,收益下降,從而企業財務面臨的風險越大,財務風險的增大產生了破產成本和代理成本兩類成本。企業選擇什麼樣的資本結構取決於他要達到的目標,其中包括在負債的收益和成本之間進行取捨,我們稱之為靜態權衡理論。最優的資本結構即為負債的免稅利益和財務風險帶來的成本之間相互平衡的資本融資結構。
1990年,Mackie-mason估計了一個公司優序租賃股份的發行的概率模型,她指出,低邊際稅率的企業(比如具有遞延稅收損失的公司),與那些面對固定稅率的更具有盈利性的公司相比更傾向於發行股份,Mackie-mason的結果與權衡理論相一致,因為它說明了賦稅企業偏好負債。
(3)優序融資理論。1984年,Myers&Mujluf在其名篇《vestorsDoNotHave》中,根據信號傳遞的原理推出了他們的優序融資假說。其假設條件是:除信息不對稱外,金融市場是完全的。其認為,公司偏好於內部融資,如果需要外部融資,公司將首先發行最安全的證券,也就是說,先債務後權益。如果公司內部產生的現金流超過其投資需求,多餘現金將用於償還債務而不是回購股票。隨著外部融資需求的增加,公司的融資工具選擇順序將是:從安全的幅務到有風險的債務,比如從有抵押的高級債務到可轉換債券或優先股,股權融資是最後的選擇。
1989年Baskin以交易成本、個人所得稅和控制權的研究角度對優序融資理論作出了解釋,指出由於留存收益提供的內部資金不必承擔發行成本,也避免了個人所得稅,因此內部資金要優於外部資金。與權益性資金相比較,負債融資由於具有節稅效應,發行成本低,又不會稀釋公司的控制權,所以對外融資來說負債融資又優於權益性融資。
(4)信號理論。最早將信號引入經濟學中的是MichaelSpence,他認為盡管市場中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現象,但是潛在的交易收益依然可以實現。
Ross(1977)從信息傳遞的角度分析,最早將非對稱信息引入MM理論模型,分別假設公司的未來收益服從連續型和離散型的分布。假定經理人了解投資收益的分布函數,而投資人不了解,建立了融資結構的信號傳遞模型。企業經理人對融資方式的選擇向投資者傳遞了信號。一般來說破產的概率是和公司的質量負相關而與負債水平正相關。破產將給經理人帶來損失。因而經理人不會盲目增加負債,在低質量的公司無法通過更多的債權融資來模仿高質量公司的情況下。外部投資者把較高的負債水平作為高質量的一個信號。所以,投資者將企業發行股票融資理解為企業資產質量的惡化,而債務融資則是一種企業資產運作良好的信號,負債率上升表明經營者對企業未來收益有較高的期望,傳遞了經營者對企業的信心,進而使投資者對企業也充滿信心,進而使企業市場價值隨之增大。
(5)代理理論。代理理論是指企業內部和外部投資者之間潛的沖突決定著最優的資本結構,即企業要在代理成本和其他融資成本之間進行取捨。
1976年Jensen&Meckling開創了代理成本理論,即代理理論、企業理論和財產所有權理論來系統地分析和解釋信息不對稱下的企業融資結構問題的學說,Jensen&Meckling把代理關系解釋為委託人授予代理人某些決策權而同時又要求代理人為其提供利益的服務關系。例如公司中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而引起的資本所有者與經營者的關系就屬於代理關系。由於經營者不是企業的完全所有者(存在外部股權),經營者的工作努力使他承擔了全部成本卻只能獲取部分收益。而當他在職消費時,他卻得到了全部的收益卻只需承擔部分成本。如果委託人和代理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那麼代理人就不會總是根據委託人的利益來採取行動的。也就是說經營者將不會努力工作,卻熱衷於在職消費,這將導致企業的價值小於管理者為企業完全所有者時的價值,這個差額就是外部股權的代理成本,簡稱股權代理成本。在投資總量和個人財產給定的情況下,增加債務融資的比例將會增加經營者的股權比例,進而降低外部股權的代理成本。但債務融資又會引起另一種代理成本。因為作為剩餘索取者,經營者將更傾向於從事高風險項目。如果成功的話,經營者可以從中獲取成功的收益;而一旦失敗,他便藉助有限責任制度將失敗的損失推給債權人。經營者的這種行為給企業帶來的損失就是債權融資帶來的代理成本,即債權代理成本。在對股權代理成本和債權代理成本進行分析的基礎之上,Jensen&Meckling認為,均衡的企業所有權結構是由股權代理成本和債權代理成本之間的平衡關系來決定的,當兩種融資方式的邊際代理成本相等的時候,使得總的代理成本達到最小,進而企業便可以實現最佳資本結構。
(6)控制權理論。控制權理論主要是從企業經營者對控制權本身的偏好角度探討了資本結構問題,主要反映了企業通過對資本結構中負債和股權結構的選擇而對公司治理結構效率的影響程度。該理論認為,企業融資結構在決定企業收入分配的同時,也決定了企業控制權的分配。也就是說,公司治理結構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企業融資結構的。
Harris&Raviv,主要探討Jensen&Meckling所提出的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利益沖突所引發的代理成本問題,他們分別用靜態和動態兩個模型說明了經營者在通常情況下是不會從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出發的,因而有必要對經營者進行監督,他們認為債務融資有利於強化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監督和約束機制。
Aghion&Bolton於1992年將不完全契約理論引入到融資結構的分析框架,並對債務契約和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展開研究。他們認為,在多次博弈的過程中,當出現不容易得到的收益信息時,將控制權轉移給債權人是最優的。
Davidsson(1989)在對瑞典中小企業所有者、管理者樣本進行分析得出了中小企業增長最重要的是「預期金融回報」和「獨立性的增長」。當中小企業擴張與獨立發展發生矛盾時,所有者會保持企業的獨立性為重。可見控制權在中小企業融資中是很重要的因素。
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角度
國外從中小企業對資本的需求角度,對中小企業融資問題所作的研究很多,大概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微觀層面上,企業自身成長周期對資本的需求,以及企業所面臨的融資困境角度;二是宏觀經濟層面,貨幣政策,銀行業合並以及結構化調整等。
1.微觀層面
(1)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資本結構理論主要是指企業融資結構問題,並沒有考慮到企業不同發展階段所不同的融資特點,也沒有動態的研究企業融資方式的選擇對資本結構安排有什麼影響。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彌補了這方面不足。
Weston&Brigham(1970)根據企業在不同成長階段融資來源的變化提出了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並將企業的成長周期分為初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個階段。Weston&Brigham對該理論進行了擴展,將企業的金融成長周期分為六個階段,即創立期、成長階段Ⅰ、成長階段Ⅱ、成長階段Ⅲ、成熟期和衰退期,並根據企業的資本結構、銷售額和利潤等顯性特徵說明了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融資來源情況,從長期和動態的角度較好地解釋了企業融資結構變化的規律(見下表)
Berger&Udell(1998對Weston&Brigham的企業金融成長周期理論進行了修正,即將信息約束、企業規模和資金需求等作為影響企業融資結構的基本因素並引入到他們所構建的企業融資模型中,通過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隨著信息約束、企業規模和資金需求等約束條件的變化,企業的融資結構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在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需要進行不同的融資安排。
(2)企業融資困境方面
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英國議員Macmillan在向英國國會提供的關於中小企業問題的調查報告中就指出,中小企業融資面臨著「金融缺口」,即著名的「麥克米倫缺口」。Macmillan發現,中小企業的長期資本供給存在短缺,這種短缺尤其明顯地發生在那些單靠初始出資人的資金已經不敷運用,但規模又尚未達到足以在公開市場上融資的企業身上。「麥克米倫缺口」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的失靈,即市場的力量無法使資金向中小企業流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機構也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當中小企業無力從金融市場獲得直接融資時,只有從銀行獲得間接融資。和大企業相比,中小企業融資渠道狹窄,所以銀行貸款成為中小企業獲得資金的唯一途徑。這就使得銀行具有相對的借貸優勢。
1981年Stiglitz&Weiss發表了《不完全信息市場中的信貸配給》之後,信息不對稱被公認為是造成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主要原因。Stiglitz認為,信貸配給源於信貸市場存在信息不對稱,並由此導致了信貸合約中的道德風險問題。此問題的發生是基於商業銀行不具備監督借款者的能力、借款人與貸款人利益不一致性以及他們之間事前的信息不對稱這三個主要因素。
Bester(1982)引入了貸款抵押甄別機制,提出了低風險的企業承諾較高的抵押水平而享受較低的貸款利率,而高風險企業則相反,以此緩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利影響。Strahan、Weston(1996)提出了匹配理論,即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與銀行的規模成較強的負相關性。
Berger&Udell(1998)發現,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成為中小企業融資過程中的關鍵。而關系型借貸被視為銀行和企業雙方在關系導向下達成的一種合意合約。如果借、貸者之間保持一種長期的關系,則有利於貸款人獲得借款者的相關信息。如:借款者在貸款期限內生產經營狀況,其產品市場佔有率變化情況,借款者的還款的意願及能力,是否需要抵押品以及是否需要簽訂有其他附加條件的合約等。
Uzzi&Gillespie(1999)認為,與中小企業貸款直接關聯的貸款員,可能較其他人掌握更多的關於中小企業的權威信息。這些貸款員與中小企業主和其雇員保持著長期的關系,了解企業在當地的運行情況和企業的市場份額,甚至該貸款員就生活在當地的社區中。因此對中小企業及其所有者的財務狀況非常了解,對其當前及未來的績效有著比較准確的認識。
2.宏觀層面
(1)銀行業合並及結構調整對中小企業融資影響
一般認為,銀行業合並後形成的金融機構不僅規模會增大,組織結構會更復雜,行為方式也會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通常不利於關系型貸款的開展。
Strahan(1998)認為小銀行合並之初,多樣化使得合並後的銀行抗風險能力增強,從而能夠向中小企業提供更多的貸款,但隨著規模的進一步擴大,銀行開始有能力向大企業提供貸款,並且內部管理也越來越復雜,所以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比率就會下降;相反,小銀行被大銀行兼並時,新成立的銀行則會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同樣,當大銀行之間發生兼並時,對中小企業的貸款也會減少。
Peek&Rosongren發現大銀行對小銀行的合並或大銀行之間的合並傾向於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貸款。Berger進一步指出銀行業並購對中小企業貸款存在4種潛在效應:靜態效應、重組效應、直接效應和外部效應。
Sharpe認為,市場力量使銀行能夠加強它與小企業的隱性長期合約關系,小企業從長遠打算,會傾向於和銀行保持長期關系。因為企業轉換「基礎」銀行的沉澱成本相對較高,所以當銀行與企業保持較長時期的關系後,銀行就有可能使企業支付高於完全競爭時期的利率水平,使以前吸引小企業的短期低利率補貼部分得到補償。Peterson和Rajan的研究發現,當銀行的市場力量增加時,信用級別相對較低的小企業也有可能獲得貸款支持。
(2)宏觀經濟政策對中小企業的影響
貨幣政策主要有兩個傳導渠道: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貨幣渠道指貨幣政策通過改變利率,進而影響經濟部門的真實支出。信貸渠道則又分兩種,一種為銀行貸款渠道,另一種為資產負債表渠道。銀行貸款渠道是指,貨幣緊縮伴隨著銀行儲備的減少,進而導致貸款供給的減少。。資產負債表渠道是指,貨幣緊縮通過提高利率損害到企業抵押品的價值,降低企業信用等級,進而削弱了企業獲取貸款的能力。因此貨幣政策改變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沖擊更大。
Gertler和Gilchrist在對製造業小企業的經驗研究中發現,小型製造業企業不僅直接對利率反應敏感,而且還深受經濟周期的間接影響,因此,貨幣緊縮對小企業的影響要遠大於對大企業的影響。
Taylor指出,金融自由化不會導致資金供給總量的增加,因為利率提高只會使得資金供給從非正規部門轉向正規部門,總的借款額不會出現凈的增加。Steel認為,由於較高的交易成本和風險、抵押品的缺乏以及歷史淵源等,使得小企業在獲取正規部門的貸款時仍將面臨著諸多的限制。如果放開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將會使得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更加惡劣。
國內研究現狀
目前國內學術界關於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的研究主要從三個方面進行研究:第一,關於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渠道方式的選擇及相關實證研究;第二,關於國內中小企業融資所面臨困境原因以及相應對策的研究;第三、國際上中小企業融資在操作層面上經驗介紹以及比較研究。
1、賀力平(1999)認為,妨礙我國銀行機構擴大對中小企業信貸支持的主要因素是銀行機構缺乏企業客戶風險方面的足夠信息,從而不能做出適用的風險評級並提供相應的信貸服務,指出可以通過發展非國有金融機構和轉變國有金融機構的經營方式來解決貸款者與中小企業借款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2、周業安實證分析了我國金融抑制政策對企業融資能力的影響,分析表明:信貸市場的利率管制、價格和數量歧視導致了企業的過度負債、逆向選擇、尋租等現象,浪費了信貸資源;資本市場的行政管制則增加了企業的直接融資成本。
3、樊綱研究員(1999)認為,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惜貸原因主要是政府一直沒有採取發展非國有銀行的政策所致。所以作者提出要積極地發展非國有銀行。同時為避免人們的『市場選擇』扭曲,提出對非國有銀行的存款人提供與國家銀行同等的社會擔保。
4、張傑認為,民營經濟的金融困境源於國有金融體制對國有企業的金融支持和國有企業對這種支持的剛性依賴,以及由此形成的信貸資本化。他認為,解除民營經濟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在於營造內生性金融制度成長的外部環境。
5、陳曉紅教授(2000)指出:由於大部分的中小企業自身素質差、財力物力有限、設備落後陳舊及生產的都是屬於賣方市場的終端產品,而非生產與大企業相配套的中間產品和服務,經營效益隨著買方市場的形成和競爭的加劇而變得較差。基於風險和利潤的考慮,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金大量向大企業集團傾斜,使中小企業信貸資金嚴重不足,為解決這種資金關系的不協調,作者認為應從三個方面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問題:第一重構商業銀行與中小企業的關系,建立中小企業的主辦銀行制;第二建立政策性中小銀行;第三大力發展非國有商業性中小銀行。
6、魏開文博士(2000)認為,我國市場型的銀行和中小企業關系的模式應該是一種契約型的主辦銀行關系。這種關系模式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用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則來規范銀行和中小企業的行為,並體現契約型的信用關系。
7、林毅夫(2001)、李永軍從我國勞動力豐富、資本稀缺的要素稟賦出發,認為我國中小企業進行直接融資的成本較高,企業規模的限制決定了採取編制公開財務報表上市要承擔巨大的信息成本;而在間接融資中,大企業在經營活動的透明性、抵押及貸款規模效應等方面原因,大型金融機構更偏好對大企業的貸款。而與大型金融機構所不同的是,中小金融機構比較願意為中小企業貸款,而從企業的技術類型看,中小企業以勞動密集型為主,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唯一的方法是大力發展中小金融機構。
8、白欽先、薛譽華(2001)指出我國由於長期實行趕超戰略,強調規模經濟的觀點占據了政策層的主導地位,忽視了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比較優勢,認識上的差距導致長期
以來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
9、楊思群教授(2002)在對國外中小企業與銀行關系的研究基礎上,認為我國中小企業和銀行之間存在「惜貸」、信貸的可歧視性、非長期關系、支付體系及中小金融機構等問題。提出我國銀行和企業間問題的緩解思路是:銀行「惜貸」一方面是反映中小企業素質及信用程度低的問題,另一方面反映了銀行在信貸文化、重視資產的安全性方面有了積極的變化,所以「惜貸」只能是作為短期的特殊環境下採取的臨時措施,而從長期看,為保障信貸資產的安全穩定運行,銀行必須提高信息的分析能力和信貸擔保技術;對於中小企業和銀行之間的非長期關繫上,建立中小企業的主辦銀行制;在支付體繫上,中小企業存在「多頭開戶」現象,這不利於銀行對中小企業的運營情況和信用狀況的了解,所以要減少這種現象並提高銀行小額支付體系的效率;在中小金融機構上,片面強調國有化和國有控股,使中小金融機構存在著公司治理結構不良、預算約束不強等體制方面的弊端,為克服這一弊端,需按市場化的准則設立和監管中小企業,同時鼓勵中小金融機構在整和過程中進行市場化的兼並和重組。
10、張捷教授(2003)通過銀行組織結構與中小企業的關系型借貸特點來說明中小銀行對中小企業融資的特殊性意義。關系性貸款的基本前提是銀行和企業之間必須保持長期、緊密相對封閉的交易關系,即企業固定地與數量極少的(通常一到兩家)銀行打交道。由於關系型貸款不拘泥於企業能否提供合格的財務信息和抵押品,因而最適合資產抵押品較少的中小企業。也就是說,中小銀行在收集和處理公開硬信息(如企業財務數據、信用編碼等)處於劣勢,但由於其地域性特點,它們通過與中小企業保持長期密切的近距離接觸而獲得各種非公開的關聯信息,具有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業發放關系型貸款優勢。由於軟信息傳遞存在成本問題,會在銀行內部產生代理問題。與大銀行相比,小銀行科層結構簡單,代理鏈條短,代理成本也相應地就低。
理論研究不足及以後研究方向
雖然說企業融資理論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相對較為成熟,但是,中小企業融資需求理論在很多問題上尚未達成一致的意見,各種實證檢驗也經常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這充分說明小企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使其融資需求理論還遠不夠完善,還有相當多的問題和爭論有待於進一步地解釋。尤其在我國,中小企業融資無論是在理論研究還是在實際運作方面,都還處於起步階段,我國經濟形勢復雜,今年以來溫州,鄂爾多斯相繼發生的高利貸崩盤現象,充分的體現了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對於中小企業融資發展方向,應該是多學科交叉,例如將博弈論以及行為經濟學加入到中小企業融資問題研究中去,可能會有一定程度的突破。
『貳』 雷曼兄弟倒閉,美林被收購,AIG面臨融資危機,這張的危機給全球經濟和中國帶來多大影響
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愈演愈烈,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而美國第三大投資銀行美林公司則被美國銀行收購。上述消息引發了投資者的強烈擔憂,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劇烈動盪。
期市:空頭製造暴風雪
雷曼兄弟申請破產保護的噩耗使得全球期市空頭氛圍濃重。9月16日,國內期貨市場10個品種主力合約跌停,分別是滬銅、滬鋁、滬鋅、橡膠、燃料油、豆油、棕櫚油、菜籽油、塑料、甲酸。
9月15日,國際商品期貨市場在原油期貨的帶領下,大幅跳水。9月16日,國內期貨市場10個品種跌停,期貨市場颳起暴風雪。9月15日,紐約商業期貨交易所(NYMEX)10月原油期貨結算價收挫5.47美元至每桶95.71美元,跌幅達5.41%。這是原油期貨近月合約時隔半年後又一次收在100美元之下。9月15日,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工業金屬也一片凄慘,LME 3個月期銅收報6930美元,跌2.7%,近8個月低點,期鋁下挫約4%至1月底來最低,期鋅暴跌9.3%,期鎳也跌至逾一個月低點。
海證期貨高級分析師倪成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今天市場雖然有10多個品種持倉減少,但是幅度均不大。對於前期積累下跌幅度較大的品種可以減倉。」
倪成群表示:「期貨市場的普跌是個共振,雷曼破產等事件對市場的影響是間接的,主要打擊了市場信心,投資者對全球經濟的預期更悲觀。」鑫國聯期貨的分析師朱鳴元表示:「雷曼兄弟主攻債券市場,但是雷曼也是期貨市場的多頭之一,但頭寸並不太多,對於期貨市場的直接影響不大。」目前,倫敦金屬交易所(LME)、洲際交易所(ICE)等期貨交易暫時取消雷曼兄弟會員資格。
但是朱鳴元指出,雷曼兄弟在LME被暫時停止電子盤交易資格,這無疑對銅市場的多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他說:「全球期貨市場上的產品定價主要通過現貨定價和金融定價,銅價和油價中金融定價佔比較大,容易吹起泡沫,雷曼破產讓定價朝現貨定價回歸。而雷曼的離場也考驗著期貨市場的資金面。(記者 張競怡)
基金:華安QDII很受傷
剛剛進入破產程序的雷曼兄弟波及到了中國的QDII 基金。根據華安基金發布的信息顯示,他們已經對雷曼兄弟破產所帶來的影響給出了相關解釋。
華安基金公司稱,雷曼兄弟控股集團公司及其關聯公司由於受到次貸危機影響,可能進入破產清算程序。由於雷曼兄弟下屬之雷曼兄弟金融公司為華安國際配置基金所持結構性保本票據(簡稱「保本票據」)的保本責任人,同時,雷曼兄弟特殊金融公司為保本票據之基礎資產之一的零息票據(簡稱「零息票據」)的發行人,因此,在極端情形下,即雷曼兄弟及其關聯公司在無人接手而進入破產程序的情形下,華安國際配置基金將無法開放正常贖回業務。
此外,公告中還稱,華安國際配置基金對雷曼兄弟及其關聯公司的債權(包括要求雷曼兄弟金融公司履行保本義務的權利)有可能需參與破產清算從而無法全額收回,導致華安國際配置基金的本金受到損失。如果雷曼兄弟金融公司無法再履行對保本票據的保本義務,這對華安國際配置基金的存續也將產生重大影響。
從華安國際配置基金的半年報中可以看出,該只QDII基金的股票組合中,股票投資組合中雷曼兄弟 anti-benchmark euro equity fund占其資產實體凈值比例為 13.05%; 雷曼兄弟Alpha Fund占其資產實體凈值比例為14.06%;此外,該只基金的固定收益組合中,雷曼兄弟的global bond fund 占收益資產實體凈值比例達到46.24%。
「總體而言,目前還不知道具體哪塊會具體損失多少,但是對於華安配置來說,將會給這個基金帶來流動性風險。」某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分析師這樣對記者表示。
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什麼影響?
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周末里,美國五大投資銀行中一家破產,一家被賣,正像有人說的,華爾街度過了一個「流血的周末」,而國內的金融市場這兩天也不平靜,央行決定從今天起下調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從25日起,下調存款准備金率1個百分點,這是央行六年來首次下調貸款利率,九年來首次下調存款准備金率,多年只見往上升的二率這次齊刷刷下降,會給中國經濟帶來什麼影響?先來看看股市的反應。
記者:「在昨天減息和下調存款准備金率的消息公布以後,很多人覺得這對股市將形成一個立竿見影的利好效果,然而今天開盤以後,在不到二十分鍾的時間,上證指數就跌破了2000點整數關口,這樣的走勢讓很多人大跌眼鏡。」
第一創業證券公司分析師郭樹華:「大家可以看到跌幅榜上,跌幅前幾名基本上都是銀行,整個銀行板塊基本佔大盤權重的33%,所以說金融板塊一跌,肯定大盤也是出現下跌的行情。」
截至今天收盤,銀行板塊跌幅高達9.61%,絕大部分銀行股以跌停板報收,銀國宏認為,造成這樣的局面,主要是因為受到華爾街金融風暴得沖擊。
東興證券公司研究所所長銀國宏:「我們預期中的利好催化劑和這種不利的影響實現了對沖,在對沖的角度下,市場實際上顯然更擔心這種國際金融形勢的變化,所以市場表現出來還是下跌。」
與銀行股大幅下跌形成鮮明反差的是,今天滬深兩市中的房地產股票全線飄紅,不過在郭樹華看來,銀行股和房地產股這樣的表現都是明顯的過激反應。
郭樹華:「現在的市場相對來說比較弱,那麼對於這種消息的釋放,或者說大家心理上的表現,可能都會有極端化的表現,所以說可能是芝麻的效應放大到西瓜的效果。」
在東興證券研究所所長銀國宏看來,減息和降低存款准備金率實際上是一個積極的政策信號,從中長期看,會對銀行產生正面的影響。
銀國宏:「貨幣政策松動以後,銀行貸款規模可能的增長,帶來的經營收入的擴大,實際上都在中長期對銀行形成一個好的正面的影響。」
而對於今天房地產股票的大幅度上漲,市場人士則普遍認為,在美國次貸風波持續蔓延得情況下,應該持謹慎態度。
銀國宏:「我覺得這種貨幣政策的變化對房地產的影響一定是短暫的影響,因為首先決定房地產真正的走向,我覺得還是它自身的供求,目前來講並沒有積極的顯著的變化。」
郭樹華:「不足以真正改變樓市的低迷,所以說如果針對股市上的一些房地產公司來說,我認為相反可能反彈是一個比較好的減倉時機。」
現在我們回頭看看,眼下這一輪宏觀調控一直在不斷上調基準利率和存款准備金率,這次央行首次下調兩率,有專家認為,央行的舉動發出了強烈的政策信號,意味著貨幣緊縮周期已經結束,延續近4年的加息周期將戛然而止,金融主管部門為什麼會選擇眼下這個時機,作出這種選擇?再來聽聽專家的分析。
記者:「為什麼在上個月還是緊縮的貨幣政策,而短期之內這個政策就調頭,發生了方向性的改變。」
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宏觀經濟政策從來都是一個短期政策,那它的特點,它的本質是短期政策,短期政策什麼意思呢,他就要根據總供求關系不斷變化而不斷調整,當我們總供求關系的基本趨勢是經濟過熱的時候,那就是防過熱、防通脹,如果現在是經濟衰退,經濟簫條了,我們進入通貨緊縮了,那這時候就擴大內需,就要調過來。」
上周國家統計局剛剛公布了8月份經濟數據,這一數據顯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漲幅已經回落到4.9%,這是自去年7月份以來的最低值,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這個數據的持續回落是一個積極信號,表明前一階段的控通脹措施已經開始顯示其效果,而且這一數字的下調,為降息措施的出台提供了前提條件。
記者:「為什麼會選擇在這樣一個時候出台降息的措施,這其中考慮的重要因素是什麼?」
樊綱:「宏觀經濟從來要考慮兩個方面問題,一個是增長速度,一個是通貨膨脹率,任何的一個中央政府它都要考慮這兩方面的平衡問題,那麼我們在目前這個情況下,考慮這兩者的關系,在這兩者關系的平衡當中來制定宏觀政策。」
樊綱認為,在過去的兩年間,我國採取的一直是緊縮的貨幣政策,2007年6次上調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最頻繁的時候曾經在14個月之內連續10次提高存款准備率,現在看來,這些政策的作用已經明顯顯現出來,而面對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的經濟增速下滑,這一政策必須做出調整。
樊綱:「但是現在要看到一個趨勢,就是經濟下行趨勢已經形成,這個經過多年的,也是經過多年政策的調整,然後我們終於從過熱高速增長,去年11%將近12%的增長速度還是降下來了,但是這個降下來一旦趨勢形成,就開始需要所謂的逆風調節或者是反周期調節,就要開始起作用了。」
樊綱認為盡管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速度仍然在10%左右,但是對GDP貢獻佔到20%的外貿行業目前正面臨著嚴重的停產萎縮局面,中國經濟也面臨向下調整的壓力,因此宏觀經濟政策中勢必要同時考慮保證經濟增長的任務。
樊綱:「要採取一些反周期政策來使它下行的趨勢不走得太遠,不走得太深,那麼不至於形成一種衰退。」
樊綱同時強調,目前的宏觀背景決定了我國不具備大規模通貨膨脹的條件,但是對於通貨膨脹的問題仍然不能掉以輕心,因此今後的宏觀政策在調整方向上將會根據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平衡關系來採取實時的微調措施。
『叄』 經濟學家樊綱 半月談 不理解青年為什麼不學習
樊綱個人語錄:「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經濟學家就是應該不講道德。不要擔心貧富兩極分化,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後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西方發達國家一致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其領導的國民經濟研究所一直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該基金會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幾乎是一套人馬國有企業「靚女先嫁「理論的創始人,把義和團妖魔化,使其成為邪惡代名詞的代表人物1953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為上海市崇明縣。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198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經濟學;1985年至1987年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及哈佛大學訪問研究;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1年、2005年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論文獎。2004年被法國奧弗涅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兼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主筆)、《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中國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等學術專著和《走進風險的世界》、《發展的道理》等論文集,在《經濟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了《灰市場理論》、《論改革過程》、《改革的動態理論》等學術論文近百篇,近年來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暨「過渡經濟學」。除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並就各種經濟政策問題向政府各部門、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詢、建議,並在國內擔任多種社會職務外,近年來被世界銀行、UNDP,ESCAP,OECD等國際組織聘為經濟顧問,應邀到許多國家講學訪問、參加學術會議與合作研究,在國際經濟學刊物上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他的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論點經常被國內報刊雜志、電視傳媒以及CNN,NewYorkTime,FinancialTimes,InternationalHeraldTribute,WallStreetJournal,Handelsblatt,Nikkei,BBC等重要國際報刊、電台、電視台所引用
『肆』 各位百吧的朋友們,目前我在寫一篇論文,題目是撫遠三角洲開發策略與融資機制創新研究
我國國有改革以來,企業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融資規模、形式呈現體制性特徵,說明企業融資機構尚未形成。企業融資機制形成,應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行。存量調整是基礎,但更重要的在於形成增量上的規范性和性。正確地認識各種融資形式的特徵,掌握融資成本與融資結構、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才能從實現企業財務目標出發,合理選擇融資方式,形成最佳資本結構。所有一切都是企業的隨機決策。
融資是企業資本運動的起點,也是企業收益分配賴以遵循的基礎。足夠的資本規模,可以保證企業投資的需要,合理的資本結構,可以降低和規避融資風險,融資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資本成本。因此,就融資本身來說,它只是企業資本運動的一個環節。但融資活動,決定和企業整個資本運動的始終。融資機制的形成,直接決定和影響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及企業財務目標的實現。
一 改革開放以來,企業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表現在:
1.企業資本由供給制轉變為以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
改革以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均在國家計劃下進行,企業是否需要資本,需要多少,長期資本或是短期資本,均由國家通過財政或銀行予以供應。這種體制下,企業不需要融資渠道、融資方式和融資成本,更不用研究企業資本結構。體制改革以來,企業自主權的擴大,特別是作為市場經濟主體建立以後,企業為主體的融資活動代替了原來的供給制。企業根據市場狀況和前景,進行投資計劃,並努力為實現投資計劃融資。這一變化表明,融資活動由宏觀性計劃分配轉變為微觀性融資。
2.由縱向融資為主向橫向融資為主轉變。
供給制條件下,企業資本均由國家限額、限用途供應,資本分配是由上而下的分配活動。隨著改革的不斷進行,為了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企業與企業間的橫向融資活動日益增加,存量流動提高了資本運營效率。
3.融資形式由單一化向多元化轉變。
計劃分配資本體制下,企業融資形式單一,財政分配形式或銀行分配形式,至多也是二者兼而有之。商業信用的確立,資本市場的建立,企業內部積累機制的形成,企業融資形式呈現多元化,形成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股本融資與債務融資等多種形式(見表1)。
上述變化,最本質的在於融資體制正在實現計劃分配向市場引導融資的轉變。過去,財政、銀行作為國家總資金分配的兩個手段,不斷進行著總資金量的分割。盡管後來銀行分割總資金量的比例增大,並佔了絕對比例,但與現在資本市場融資相比是不同的,這是一個質的變化。伴隨這一變化,各種融資工具職能回歸並日益得以體現。對財政投資與銀行貸款的認識,也不只限於有償和無償的劃分、量上的分割,而是循其自身的特點,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二 雖然融資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但企業融資機制並未形成。
以企業為主體的投融資活動,還沒有真正的以市場為主導,理性地根據資本成本、風險和收益對稱原理選擇融資方式,確定資本結構。因此,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還需要從存量和增量兩個方面進行。
存量調整是基礎,它是針對過去融資行為及其形成結果進行的處理;增量是存量形成的前提。融資活動在增量方面的規范性和規律性,則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關鍵。存量調整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過高,而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是由於體制原因形成的。據統計,1980年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為18.7%,1993年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67.5%,1994年為79%.如此巨大變化,不是非體制原因所能形成的。我國80年代中期開始實行固定資產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即所謂的「撥改貸」,從1998年開始銀行統管流動資金。這一改革的初衷是國家試圖通過銀企債務關系來硬化對企業的約束。但實踐結果事與願違,由於銀行體制本身的嚴重缺陷,借貸雙方因產權不清而形成信貸軟約束。盡管1993年以來國家出台了一系列貸款約束規則,延緩了國有企業「完全債務化」的速度,但負債增長速度仍遠遠超過資本增長速度。
企業與銀行關系不順、不清,他們之間不僅僅是債務關系,而且存在著在這種關系表面掩蓋下的所有者與經營者關系。而且,銀行還承擔有政府的職能,企業依附於銀行,銀行貸款並非遵循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三原則,有時不僅不遵循,反而相背,在企業嚴重虧損或停產、半停產而不能破產情況下,銀行仍不得不發放違背市場規則的貸款。因此,當國有銀行實行商業化改革時,國有企業高負債率問題,已經造成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問題,同時也加重了企業的支出負擔。為了減輕企業利息支出負擔,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先後七次降息,但企業減負效果並不明顯。其實,企業利息支出高,不是利率水平高引致,而是貸款數額大形成,而效率不高情況下的高負債形成,是典型的計劃分配結果。降低利率不僅沒有減輕企業利息負擔,相反,降低利率有可能進一步刺激貸款需求,國家不得不進一步強化行政干預手段,在降低利率同時,仍輔以貸款規模限制,抑制貸款需求。
關鍵在於,國有貸款是計劃分配結果,而非市場引導的資源配置,因此,貸款數量並非企業所能左右。由於貸款數額過多造成高負債率,從而加重企業負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股權融資(或自有資本)的股利支付是在投資形成效益以後,而債務融資在投資活動開始就支付利息,在國有企業投資缺乏資本金的基本上,貸款包攬一切的後果,造成了企業巨大的利息負擔。另一方面,由於貸款關系模糊不清,特別是80年代中期推行所謂「稅前還貸」,使得貸款關系更加復雜化。在後來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中,將「撥改貸」投資形成的資產界定為國有資產,意味著企業貸款面臨兩次分配,一是支付貸款利息回報債權人,二是支付股利回報所有者。
公司融資認為,增加負債可以取得財務杠桿收益,由於企業支付的債務利息可以計入成本而免交企業所得稅,債權資本成本低於股權資本成本,因此,資產負債率似乎越高越好,因為負債率提高時,企業價值會增加,但負債比率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後再上升時,企業價值因破產風險和代理成本的增加反而會下降。這樣,由於企業負債率增高會令企業價值增加,同時也會引起企業破產風險和代理成本上升而使企業價值下降,當兩者引起的企業價值變動額在邊際上相等時,企業的資本結構最優,負債率最佳。
上述討論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企業必須要用較高的銷售利潤率來彌補負債經營帶來的風險,企業的盈利能力(凈資產收益率)只有超過銀行貸款的資本成本時,企業負債經營所體現的財務杠桿效應才是正效應,否則為負效應。也就是說,只要一個企業運行良好,盈利能力強,負債再高也是可以良好運轉的。從這一角度,負債率高低只是說明了企業融資結構,而不能以此作為衡量企業負擔高低的標准。我國理論界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造成企業經營困難的原因是過高的負債率造成的,這是值得商榷的。
我國近幾年致力於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降低的,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但高負債率是由於體制原因形成,必然應從體制上解決這一問題,因此,高負債率治理過程,不只是企業負債多少的量的治理過程,而是企業融資渠道、融資方式等選擇和形成的過程,需要綜合配套措施才能解決。例如1998年開始推行的「債轉股」制度改革,如果只限於債權轉成股權, 降低負債率從而減少企業利息支出的思路操作,這一改革最終是要失敗的。因為體制不改變,企業治理結構不改變,降低了的資產負債率還會再提高,債權和股權的性質仍會被扭曲。因此,債轉股的意義和現實意義在於:通過債權轉股權,形成企業新的治理結構,使得股權所有者通過改造企業制度,實現融資結構最優。我國第一家實行債轉股的企業———北京水泥廠,債轉股以後,資產管理公司持有股份達到70%以上,從而為通過債轉股實現企業轉制、改造提供了可能。
計劃分配資本的體制引致國有企業高負債率,改革正是應從體制入手,改變國家計劃分配資本從而決定企業融資結構的做法,形成企業在市場條件作用下自主決定融資結構的體制。
三 公司融資理論認為,融資機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資形式的選擇,實際上是企業通過決策融資結構,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的過程。
所有這些,都是由融資工具本身的特徵、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決定的。
融資方式的選擇,是企業融資機制的重要。融資方式多種多樣,按照不同標准,可以劃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等。
企業融資是一個隨由內源融資到外源融資再到內源融資的交替變遷的過程。一個新的企業建立,主要應依靠內源融資。當企業得以生存並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利用外源融資可以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競爭能力。當企業資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企業往往會從融資成本的比較中選擇一種更高層次的內源融資方式。實際上,就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關系來說,內源融資是最基本的融資方式,沒有內源融資,也就無法進行外源融資。從國外資料分析,在發達市場國家中,企業內源融資佔有相當高的比重(見表2)。
表2主要發達國家資金結構(%)
美國 加拿大 法國 德國 義大利 日本 英國
內源資金 75 54 46 62 44 34 75
外源資金 25 40 59 26 52 66 32
其 他 06 - 51 24 0 - 7
註:美國為1944—1990年平均數,其他國家為1970—1985年平均數。
內源融資獲得權益資本,企業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資,首先取決於企業內源融資的規模和比重。內源融資規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同樣的,也才能獲得借入資本。從融資原理,企業負債經營,首先是企業自有資本實力的體現,自有資本為企業負債融資提供了信譽保證。而且,效益好的企業,投資回報率高,股東收益好,更應注重內源融資。如果增發股票,無異是增加更多的股東,良好的投資回報會被新的投資者分享,這是得不償失的做法。
與發達經濟國家不同的是,我國企業主要依賴於外源融資,內源融資比例很低,這說明:(1)體制決定了企業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2)企業缺乏自我積累的動力和約束力;(3)一些上市公司可以比較便宜地通過股票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式的選擇,是外源融資決策面臨的一個主要。我國改革開放以前,企業只允許間接融資,而否定直接融資。實際上,能否直接融資,主要是取決於國民收入分配製度和企業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國採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積累主體單一化,直接融資是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分配結構變化後才出現和可以利用的。從1978年開始到90年代初,通過擴大企業自主權方式實現了政府向國有企業分權,1994年以後又推行以股份制為主體的企業制度改革。1978年,居民持有的資產僅佔全部金融資產的14%左右,佔GDP的比重為7%;1995年上述兩個比重分別為50%以上和76%.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選擇,還與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育和金融體制有密切關系。,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究竟以誰為主,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方式(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德為代表的以銀行融資方式(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由於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十分發達,企業行為完全是在市場引導下進行。在美國,曾任美國金融學會會長的著名學者梅耶斯(S.Myers)提出的優序融資(ThePeckingOrderTheory,1989)得以實證,企業融資的選擇,先依靠內源融資,然後才外源融資。外源融資中,主要是通過(1)發行企業債券,(2)發行股票方式從資本市場上籌措長期資本。由於上嚴格禁止銀行成為公司的股東,英美企業與銀行之間只是鬆散的聯系。日德模式的特徵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產融結合。資本市場受到抑制。日本的銀企關系有著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銀行制度。主銀行是指對於某企業來說在資本籌措和運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銀行。這一銀企關系的特徵表現在:(1)主銀行是企業最大的出借方。所有公司都有一個主銀行,每個銀行都是某些企業的主銀行;(2)銀行與企業交叉持股。(3)主銀行參與企業發行債務相關業務,是債務所有者法律上的託管人。德國實行主持銀行制度,特徵與日本主銀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產權制約較弱,銀行在金融體制和企業治理結構中扮演重要角色。
上述分析說明,試圖確定一個所謂的以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似乎沒有必要。典型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融資結構構成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比例是一個隨機變數,根據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條件,成本和效率的變化,由企業自身決定。我國長時期形成了企業對銀行的依附關系。90年代也曾實行了主銀行制度,但這一制度無論是形式還是與日本等國家都有重要差異。盡管我國不可能達到美英那樣直接融資比例,也很難確定最佳的融資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必然的。發展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形式,改善企業融資結構,將是我國企業融資結構方面的方向性選擇。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發展,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成為企業的重要外源融資方式。但如何決策股票融資或是債券融資,現代公司融資理論已有明確的結論:融資成本決定融資方式,股票融資成本高於債券融資成本。現實卻與經典理論相背,我國目前上市公司融資結構具有三個明顯特徵:一是內外源融資比例失調,外源融資比重畸高;二是外源融資中偏好於股權融資,債券融資比例低;三是資產負債率較低。由於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並上市直接融資,對企業來說可以帶來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以至於企業還來不及和掌握股票融資的特點,就不遺餘力地積極爭取股票融資了。由於資本市場規模的限制,能夠成為上市公司的數量很少,而通過重組、改制,按市場經濟要求塑造的上市公司,其非經營性資產、無效資產可以剝離,可以取得優惠融資權,緊缺的殼資源成為企業爭寵的對象。在這種狀況下,公司通過股票融資的成本遠遠低於債務融資成本,這是因為:(1)理論上說,股權融資成本最高,這是以企業正常的運營,即生存和發展為前提的。如果企業經營不善,甚至虧損企業仍可以發行股票的話,那麼這種股票的融資成本很低,甚至趨近於零。(2)上市公司中,國有股權佔有絕對比重,由於國有股權所有者虛位,對投資分紅的要求呈軟性,而中小股東要麼無權或難以左右分配方案,或者根本就不關注利潤分配,因此,上市公司較少發放現金股利,權益融資能避免債務融資造成的現金流壓力。
上述原因造成了股票融資成本低於債務融資成本(債轉股也有這種嫌疑),以至於一些不惜一切手段成為上市公司,實現股票融資。一旦融資成功,似乎萬事大吉,許多公司通過股票募集資金後無法落實投資項目,不得不存放銀行;有的上市公司甚至通過發行股票融資償還債務,例如,1997年底上市公司股東權益比上年增長了36.66%,負債增長了10.6%,由此使上市公司整體負債率下降了5.26%,說明上市公司通過發行新股和配股所募集的資金的相當一部分用於償還了債務。另外,一些經營效率指標均保持較好水平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卻較低。據對1998年868家上市公司調查,在這些公司中,有27家公司的平均凈利潤率高達24.1%,而其資產負債率卻低於10%.有的上市公司公開宣稱「不缺錢花」,甚至乾脆就不再向銀行借款,通過負債實行財務杠桿的效應沒有得以充分利用。
上述現象可以說明企業通過上市進行股票融資,增資減債,存在數量上的矯枉過正,本質上的依然是體制原因造成企業尚未能就融資方式等問題做出合理的、的決策。
四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結論性意見是:
1.體制決定政策。通過體制改革,創造有效地市場經濟環境,在此基礎上,企業財務政策決定企業融資方式、融資結構。
2.企業融資機制的形成,依賴於國有企業的改革和制度創新。通過建立企業制度,形成合理法人治理結構,使融資活動融於企業產權運營和變革中。
3.培養和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增加市容量,完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結構。在完善主板市場的同時,推動二板市場的設立,以滿足各類企業融資需要。
4.只有當資本的使用者使用任何資本都必須支付其真實的成本,從而不存在免費成本時,企業的資本結構選擇才有意義。
5.企業根據收益與風險,自主選擇融資方式,合理確定融資結構,以資本成本最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是企業融資機制形成的標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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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曉,單鑫:《債務融資是否會增加上市企業的融資成本?》,《經濟研究》1999年第9期。4.袁國良:《規范配股 理性融資》,《金融時報》1999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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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伍中信:《現代財務經濟導論》,立信出版社,1999年。
『伍』 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
1.日漸突出的收入分配差距懸殊問題
改革28年來,我國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但是,收入分配差距懸殊則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讓人擔憂。據有關資料反映:1996年城鎮最高收入戶和最低收入戶人均年收入相差4.1倍。2000年擴大為5.7倍。1999年,按我國16個大行業分,職工工資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245倍;進一步細分,收入最高行業職工工資是最低的450倍。再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更大。
在經濟學上反映收入分化程度的指標主要有兩個,一個是財富的集中程度,一個是基尼系數。截至2002年底我國儲蓄存款 8.69萬億,但是,其中50%的儲蓄和現金為不足10%的人口所擁有。2001年《福布斯》排名顯示,2000年中國最富有的前50名富豪財富之和為100億美元,2000年底全國資產總量38萬億,也就是說全國資產的四分之一左右為50位富豪所擁有。有資料稱,中國財富狀況已發生質變,截至2002年底全國資產總和為43萬億,其中57%是個人資產。
基尼系數介於0和l之間,一般認為:基尼系數小於0.2為高度平均,大於0.6為高度不平均,國際上通常將0.4作為警戒線。改革開放前,我國基尼系數小於0.2,處於收入分配高度平均狀態,目前我國基尼系數大於0.4,已超出了國際警戒線。
分配差距懸殊已在社會上產生廣泛的不滿情緒,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情緒、心態、就業,生產積極性,社會的安定、穩定,包括經濟的增長,已經成為老百姓最為關注的問題之一,現在必須給以正視、重視,給以認真的研究和解決了。
2.就業方面的不公平現象依然存在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的勞動者是平等的。所以應該取消「農民工」、「勞工」等稱謂,而應該公平對待稱為「生產工人」。取消戶口限制,凡進入城市或在鄉鎮企業就業務工的農民都應當視為城市戶口職工,享受國家給予的社會福利待遇。目前我國大部分城市在對待農民工方面都有不公平行為,比如農民工的孩子沒有辦法進入城市正規學校,農民工享受不到國家給與城市居民的醫療保險等方面的優惠。以給農民工辦理「暫住證」等渠道亂收費現象突出。這些做法是對「農民工」的一種歧視,是極不公平的。
另外,對農民工的深度剝削現象非常突出,工作時間和加班時間都不合理,極大的侵害了「農民工」的勞動權益。中小企業主剋扣、壓地、拖欠、罰沒和過度加班等行為沒有根本解決。剝削和侵犯「農民工」合法權益的行為要從嚴處理,一億多農民工生活的改善對社會是一大貢獻。維護社會公平、消除兩極分化是一大貢獻。
3.經濟政策方面的不公
首先,投資政策不公平。主要表現在對待民營企業的投資不公平問題。(1)國家直接投資創辦國有企業,無論股份制還是公司制已經沒有意義。(2)限制其他投資主體的參與。
政府行為對民營中小企業經營和發展造成了很多約束,「許多允許國有(公有)企業、外資企業等其他類型企業進入的行業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對民營企業開放」;其次,市場進入和經營的成本比較高,高進入門檻限制了民營中小企業的經營范圍,政府審批行為在程序和規定上的復雜性和相對不透明性,增加了民營企業的進入和經營成本、提高了民營企業市場進入和日常經營的風險程度,並導致政府部門和辦事人員的機會主義行為,從而增加了民營企業的經營成本;另外,還有政府服務功能的缺位等等。
融資難也是民營中小企業面臨的巨大困難之一。樊綱指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首先是市場制度(包括金融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問題,其中主要的是缺乏地方的、中小的、民營的中小金融機構。此外,民營中小企業的問題還包括自身管理方面的問題和獲得人才方面的困難。
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私營發展部門高級專家高偉彥表示,調查表明,中小企業和國有企業相比獲得資金的機會差異很大,「獲得貸款對小企業是一個特別大的難題,這妨礙供應商網路和集群的發展。」
高偉彥還指出,中國的中小企業日常經營所面臨的問題有:檢查過多、行政收費高和商業權力不能得到充分的法律保護。他還引用了一些調查說明問題,在中國東南部,稅費平均為收入的5.7%,而其他地區較高,在中部城市為6.7%,在東北為7.1%,在西部為8.9%。其次,盡管公司支付的主要稅種似乎只佔銷售額的3%,但收費的負擔可能比賦稅更重。他還指出,中國法院的辦事效率還可以,但法院中解決商業爭端費用太高。
高偉彥認為,在中國注冊新企業的程序耗時太長,費用太高。他介紹,根據在中國的一座沿海大城市調查發現,建立一家有限責任公司,要辦12道手續,費時約41天,行政開支相當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14%,所規定的最低資本等於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12.4倍
其次,價格制度和結構的不公平。最近某家報紙報道「平價」即普通公平的價格遭到「阻擊」。在市場競爭越來越充分的今天,以「公平」價格進行交易的葯店處處遭受「阻擊」,如此境遇,讓人心痛、令人反思。葯品零售市場的逐步放開,就是要依靠價格手段,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最終實現優勝劣汰。「平價葯店」的出現,在適應市場需要、爭奪市場資源的同時,必然沖擊傳統經營者的利益。如果他們不以變應變,就有被清盤出局的危險。葯品經營環節利潤過高、葯價虛高,一直為廣大消費者所不滿。「平價葯店」通過加強經營管理,尋求生存之道,反而遭到打擊,受到「封殺」,這顯然是在限制競爭、保護落後,這也與政府逐步放開葯品零售市場、推動競爭的初衷相違背。公平是市場經濟的重要法則之一。參與市場競爭的主體如果失去了統一的、公平的競爭環境,最終損傷的不僅是競爭主體的利益,也會讓整個市場呈現畸形發展。更為可怕的是,讓經營者、消費者失去信心而遠離這個市場。而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價格是最有力的市場信號之一。理性的價格競爭,無疑會促進行業的整體發展。而對消費大眾來說,降價則是增加社會整體福利的良方,它使公眾能充分享受行業進步所帶來的好處。不僅在諸如移動通信、彩電等行業的價格競爭上已得到體現,同時,市場規律和有關WTO規則也在時刻檢驗著。公平是個結構型問題,糧油價格體系扁平,優質不優價,價格結構不合理。不僅是糧油,以糧油為基礎的農產品,都是如此。
最後,財政政策的不公平。主要表現是公共財政偏向支持國有企業和城市的發展,沒有重點支持解決「三農」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部長韓俊在2006年8月24日舉行的第二屆社會政策國際論壇上表示,當前新農村建設提出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帶動農村」,不是指工業補貼農業,而應該是指「工業支持農業」,公共財政資源分配應該更加公平。韓俊提供數據說,我國去年整個公共財政支出3.16萬億元,但用於農業、農村、農民的支出,只佔整個財政總支出的8%,並且由於對農村水利、修路的支持資金都包含在內,真正用於農民身上的財政支出不到4%。「應該說我們公共財政資源的分配在城鄉之間嚴重不公平,早在10年前就應該提出『工業反哺農業』的政策目標。」他認為,目前我國支農支出比重,是最近三個五年計劃以來最低的。國家財政資源分配應該更加向農村傾斜,支農的錢應該來自對中國財政的支出結構調整,這個調整餘地很大。對於土地出讓金的問題,韓俊表示,前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是2400億元,去年也是2000多億元,成為了地方的第二財政,這個錢應該用於農民支出。
目前,城鄉居民在基礎設施、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社會公益事業方面的待遇差別較大,反映了公共財政建設任重而道遠,需要採取有效措施,讓公共財政的陽光更多地照耀到農村。今後文化、衛生、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增量主要投向農村,不斷改善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和農村住戶的生產生活條件。要推進糧食直補改革,將糧食風險基金從補給流通環節,改為直接補給種糧農民等。公共財政的公平性。公共財政政策要一視同仁。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徵之一就是公平競爭,體現在財政上就是必須實行一視同仁的財政政策,為社會成員和市場主體提供平等的財政條件。不管其經濟成分,不管其性別、種族、職業、出身、信仰、文化程度乃至國籍,只要守法經營,依法納稅,政府就不能歧視,財政政策上也不應區別對待。不能針對不同的社會集團、階層、個人以及不同的經濟成分,制定不同的財稅法律和制度。
公共財政提倡以人為本,服務社會公共需要,維護社會公平和公正,其重要任務之一是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公共財政絕不是養懶人,要研究解決開著私家車領取失業保險金或低保的現象,這不僅不利於鼓勵就業和再就業,而且實際上是在製造新的不公平。需要完善相關財政政策措施,加強財政監督管理,在保障公平的同時,盡可能提高效率。
『陸』 樊綱和郎咸平應該聽誰的
再次重溫樊綱這個經濟政客的名言: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經濟學家就是應該不講道德。不要擔心貧富兩極分化,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樊綱這個敗類對百姓來說是非常惡心的
樊綱就是個B
『柒』 誰知道浙江省歷年的GDP數據
、引 言
近年來,隨著中外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深入研究,學界和公眾逐漸認識到這種增長實際上是一種不平衡的增長,其代價是不斷擴大的地區經濟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目前,已經有學者指出如果地區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可能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甚至更嚴重的後果(如Yang,1999;Yao 和Zhang ,2001)。Jones 、Li和Owen(2003)利用中國城市一級數據深入研究了導致地區經濟差距和收入差距擴大的真實原因,研究發現,中國地區經濟增長率差異比早期的研究結果大得多,其中政府區位優勢和政府優惠政策對區域經濟差異有重要影響。王小魯和樊綱(2004)全面研究了我國地區差距變動的趨勢和影響因素,他們發現,市場導向的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民間資本流動使資金大量流向東部地區,導致東部和其他地區的差距增大。但東部持續的資金流入導致東西部資本邊際生產率差距縮小,從長期看可能降低地區間的差距,盡管勞動力流動有助於縮小地區間的收入差距,但中西部的制度落後(如科技成果市場化程度低)、城市化程度低、非國有經濟發展落後、要素市場發育滯後等導致這些地區和東部差距明顯。
不過,目前關於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研究絕大多數是關注中東西部以及省際之間的差距,省內各地區之間的差距往往被忽視。從現有數據分析來看,省內各地區之間的差距比東西部地區和城鄉之間的差距還要大。一些學者根據2001年的統計數據,將各省省會城市所在地區與該省人均GDP最低的地區進行了對比,平均差距為4.45倍。而東西部平均差距為1.44倍,城鄉之間差距平均差距為3.1倍(2002年數據)。以經濟大省浙江為例,2001年杭州市人均GDP24923元,麗水市僅為6391元。前者是後者的3.9倍。1998年,杭州的GDP總量為1134.88億元,寧波為973.44億元,而衢州僅為140.82億元,麗水為116.05億元。衢州和麗水行政區域面積佔全省25.7%,人口佔10.9%,2003年兩城市實現的生產總值分別為234億元和220億元合計454億元,僅佔全省的4.6%,人均生產總值分別為9560元和8835元,不到全省一半,僅為杭州的28%左右。①浙江經濟在90年代崛起以後,各界人士普遍將私營企業和民間資本視為其崛起的重要原因。同時,在省內我們也應該看到各市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仍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表1.國家統計局首次公布的2003年度中國綜合實力地級以上百強城市名單
城市 杭州 寧波 紹興 溫州 嘉興 台州 金華 湖州 舟山
城市綜合實力 8 18 42 45 56 57 82 91 97
人口和勞動力子系統 28 45 92 95 94 100 93 97 91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註:麗水、衢州兩市未上榜)
表2.浙江省各市1999年——2003年GDP水平
市地名稱 1999 GDP 2000 GDP 2001 GDP 2002 GDP 2003 GDP
杭州市 1225.28 1382.56 1568.01 1781.83 2099.77
寧波市 1041.74 1175.75 1312.69 1500.34 1786.85
嘉興市 471.89 541.02 604.26 706.43 858.03
湖州市 342.62 377.88 385 422.5 490.75
紹興市 705.06 779.76 822.54 928.15 1089.28
舟山市 101.37 114.03 126.69 146.01 172.27
溫州市 733.19 828.12 932.08 1060.97 1226.44
金華市 500.03 546.52 597.34 680.41 801.6
衢州市 147.49 161.9 176.28 200.31 233.73
台州市 605.00 674.99 747.51 858.31 995.03
麗水市 122.17 136.76 158.97 185.1 220.29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資料庫,筆者整理而成。)
二、影響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因素分析
(一)變數解釋
私營企業密集度:我們認為在一定地域內私營企業密集度的大小決定著該地區的市場競爭程度,市場競爭強度越大那麼經濟相應的就比較繁榮。所以我們選擇了1997年的各市私營企業數(單位:萬戶)和當時當地的總人口數(萬人),兩者相除得出私營企業密集度。單位是每人擁有企業數,由於數值很小在數據輸入時各乘以1000。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2002)認為,隨著民營經濟資本積累能力的增強,自籌資金已經成為民營投資擴張的主要資金來源。國家計委經濟政策協調司赴江浙調研組(2002)使用了「內源性融資」的概念,認為內源性融資是江蘇、浙江中小企業發展的基礎性資金來源。「內源性融資說」也暗示了這樣一個積累性因果關系:人均GDP水平高——資本的可獲得性好——非國有投資水平高——人均GDP水平高;反之,人均GDP水平低——資本的可獲得性差——非國有投資水平低——人均GDP水平低。
居民存款儲蓄:居民儲蓄存款的多少決定了民間私人投資的力度。我們這里選擇了2000~2003年城鄉居民儲蓄年末余額的平均值。計算方法如下:AVER(S)=∑(S)/n
初始人力資本:資源稟賦論認為經濟發展和收入水平與資源稟賦具有很密切的關系,尤其是人力資源的作用變得日益重要。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從宏觀上看,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與人力資本投資有很高的相關,舒爾茨發現,從1929年到1957年間的美國國民收入增長額中,作為人力資本主要形式的教育投資的增加在國民收入增長額中所起的作用達到33%,另一個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也對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進行分析,發現美國1929-1957年間由於教育投資增長而引起的國民收入的增長占整個國民收入增長的23%。從微觀上看,具有不同人力資本含量的勞動者其獲得的收益也各不相同。根據這種理論,浙江各地的人力資本存在差異,因而必然影響到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我們把教育水平作為人力資本存量的重要水平。在模型中,我們選取了1997年的在校大學生,普通中學和小學人數。這三個值的權重分別為3,2,1。所以,初始人力資本=3*每萬人中的在校大學生+2*每萬人中的普通中學人數+1*每萬人中的小學人數。
實際利用外資:實際利用外資是影響一個地區經濟增長的外生因素。外資不僅僅作為資本留入,它同時還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因此在促進地區經濟發展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我們選取了1997——2003年浙江各市實際利用外資的金額,將歷年數額相加。由於數字較大,我們選取了實際利用外資的自然對數。具體演算法如下:TAFC=ln∑(TAFC)
城鎮化水平: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是該國的城市化水平。同樣,城鎮化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增長中心總是大小不一的城市,我們大體可用城市化水平來表示增長中心的總體數量和總體水平。錢納里等人對90個國家統計資料的計量分析證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百分比之間,具有穩定的正相關關系。②浙江省內大城市並不多,不過,浙江的小城鎮建設相當出色。80年代以來國家一直在提倡發展小城鎮,一方面小城鎮可以轉移相當數量的農村勞動力,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大城市的一些通病,非常適合我國的國情。因此我們選取了城鎮化指標,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化水平。具體演算法如下:城鎮人口/總人口。(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選取了1997年的數據,此外還可以用非農業戶口/總人口的演算法,但是目前我省人口流動相當大,一部分農業戶口居住在城鎮當中,事實上已經不能再簡單計算為農業戶口,因此用這個數據衡量城鎮化水平可能存在一定的誤差。)
GDP:盡管以GDP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戰略遭到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批評。不過,應該加以區別的是我們反對的只是忽略環境、人文等因素一味追求GDP數量的行為,而不是GDP本身。事實上,GDP是一個很好的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因素。我們選取了1998年浙江省各市間的GDP數額。
(二)數據收集和處理
我們主要利用了中國統計資料庫。主要數據有: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地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情況統計;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地各類學校在校學生數統計;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地工業企業單位數統計;浙江省1997——2003年各市、縣總戶數和總人口數統計等統計數據。筆者根據前述變數解釋中給出的計算方法對數據進行處理。最終數據處理結果如下:
城市 私營企業密集度(×1000) 居民儲蓄存款
(億元) 初始人力資本 實際利用外資(億美元) 城鎮化水平% GDP
(億美元)
杭州市 5.399 865.2 2109.22 12.82 95 1134.88
寧波市 6.544 642.76 1857.05 13.29 96 973.44
嘉興市 1.472 349.66 1623.23 12.25 82 445.03
湖州市 1.98 171.145 1731.29 11.83 93 324.54
紹興市 4.574 427.795 1744.11 12.05 77 651.25
舟山市 0.462 91.075 1987.15 8.95 97 93.56
溫州市 3.317 523.53 2169.75 10.78 91 677.18
金華市 6.325 330.21 1881.47 10.86 74 484.48
衢州市 6.491 103.64 1740.65 9.37 92 140.82
台州市 ? 321.16 1933.88 10.93 92 554.63
麗水市 1.808 102.05 1823.52 8.66 67 116.05
(三)研究方法
影響浙江省內各市經濟差距的因素到底是什麼?筆者認為造成這種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各地資本投入、私營企業發達程度不同。因此,我們選取五個因素做線性回歸模型,以此來分析影響省內各市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原因。這些因素包括私營企業密集度,居民儲蓄存款,初始人力資本,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城鎮化水平。在模型中,我們把這五個因素作為變數,GDP作為因變數。根據經濟學理論,我們認為這五個變數對經濟的影響是較大的,而且應該是正相關的。本文根據1999年和2003年各市統計資料,試圖通過多元回歸分析,對各地資本投入、私營企業發達程度與地區經濟差距的關系進行探析,並針對模型的計量結果提出縮小各地差異的建議。
(四)模型的建立和處理
我們將其建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GDP=b+b1x1+b2x2+b3x3+b4x4+x5b5+є,x1、x2、x3、x4、x5分別代表私營企業密集度、居民存款儲蓄、實際利用外資、初始人力資本、城鎮化水平等五項解釋變數;b1、b2、b3、b4、b5分別是解釋變數的系數;є為干擾項,GDP為被解釋變數。我們用SPSS對數據進行處理,計算相關系數,再回歸分析,得出以下結果:
三、模型的結論和改進
(一)回歸結果解讀與政策建議
回歸分析結果表明,模型的R2=0.994,修正後的R2為0.987,P值為0.00a。擬合度較好,該模型是有效的。在這五個變數中我們可以看出初始人力資本、城鎮化水平的P值為0.250,0.501,說明這兩個解釋變數還存在一些問題,對模型的解釋力度不夠,需要改進。在結果中我們看到居民儲蓄水平、私營企業的P值分別是0.012、0.110,B值分別為0.883、14.457,正和我們的預期一樣,存在著正的相關作用。
從上述的回歸分析中,我們認為造成浙江省內各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因素較大的是居民儲蓄存款。這與經濟運行的實際相符合。浙江省的經濟尤其是溫台地區主要是內生型經濟發展模式,民間資本、私人的投入是影響經濟的重要因素。所以居民儲蓄存款在模型中擬合的最好,令我們感到詫異的是城鎮化水平的擬合度很差,這可能在省內城鎮化水平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是很大,相反可能是經濟發展水平影響城鎮化進程。我們在數據整理中發現1997年鄉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值都很大,除了麗水是0.67以外,其餘都在0.77以上。按這種分析,城鎮人口對經濟影響應該是有的,出現偏差的原因我們認為可能是數據處理的不當;二是省內各市城鎮化水平差異不大造成的,我們將做進一步的研究。初始人力資本在模型中反映出來是正相關的,但數據擬合度不如居民儲蓄來得好,我們認為可能是數據選取太接近,初始人力資本的效果還沒有發揮出來。這里可做改進。
根據這種分析來看,為了減少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當地政府可以從幾個方面著力:
1、支持省內欠發達地區發展,加大投資和政府間轉移支付。改革開放以來,由於受布局戰略等的一些政策因素及人們思想觀念等的原因,在政府、社會投入和積累方面,發達地區遠高於欠發達地區,造成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明顯。欠發達地區要充分利用資源、區位等優勢,特別是勞動成本低的優勢,承接發達地區的產業梯度轉移,建成資源加工型和勞動密集型為主體的浙西產業加工密集帶,調整優化產業和產品結構,大力發展有市場前景的特色經濟和優勢產業;及時抓住長江三角洲區域經濟結構重組的關鍵時期,積極融入長三角,實現與長三角經濟區的對接和聯動,不斷拓展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的空間,分享現代區際的分工利益,努力縮小與發達城市的差距。
2、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軟硬體發展環境,加大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扶持力度,尤其要注重金融支持。各級政府要在相應的適合地區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下,一手抓農業,一手抓民營企業,提倡不同組織形式的民營企業共同發展,支持、鼓勵各類人才開發,並在財力上給以必要的支持。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改革開放20多年的實踐表明,東部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民營經濟的發展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杭州、溫州、台州等地經濟發展的各項指標之所以能夠在領先其他縣市,與這些地方民營經濟的大規模發展是分不開的。
3、提高人力資本的存量。從地區經濟差異影響的回歸分析看,各地人力資本的狀況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大小存在著很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特別是近年來,人力資本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有了明顯的增加。 勞動力市場分割狀況的逐步消除,地區人力資本含量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還會加大。現有的資料已經明確低表示了這種趨勢,在政策傾斜對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影響減小的時候,人力資本的作用增長了。在發展落後地區經濟的時候,如果不在人力資本的改善上盡心努力,那麼經濟發展必將缺乏動力。應該充分意識到人力資本對改善地區經濟差距的作用,落後地區要通過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加快科技與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現代人觀念的培育等使自己的人力資本含量得以提升,使自己能夠在進一步的發展中與先進地區的發展縮小差距。
此外,欠發達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基礎設施建設也需要當地政府努力,同時省政府要大力幫助。
(二)模型的改進
模型可以從數據分析上加以改進,我們所選用的居民儲蓄是一個總體水平,它受到地區大小和人口多少的影響,如果能將其處理為居民平均儲蓄水平將更加客觀。我們所選用的GDP水平是1998的數據,顯然有點陳舊,如果能選用近幾年的數據,相信初始人力資本(1997年數據)的作用將發揮出來。
此外,我們可以借鑒中山大學的徐現祥博士和李郇教授「中國省區經濟差距的內生制度根源」這一報告的研究方法。我們的研究主要採用回歸方程定量分析浙江省各市經濟增長差異的決定因素。盡管數量分析有助於精確分析各種因素的重要程度,但這種分析方法忽視了制度變遷的內生性問題,從而導致估計結果可能是有偏的。基於此,提出了一個分析浙江省各市經濟發展程度差異的制度性假說,即當今各市內生的社會基礎設施(即由制度、政策等構成的經濟發展的軟環境)的差異決定了其當今經濟績效的差
『捌』 樊綱是誰請介紹他的簡歷!
樊綱個人語錄:「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經濟學家就是應該不講道德。不要擔心貧富兩極分化,財富分配應該以老百姓不造反為底線。國有企業遲早要賣。既然如此,得先賣效益好的,不然,以後效益不好就沒人要了。 」 西方發達國家一致認為是中國最優秀的經濟學家,其領導的國民經濟研究所一直由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該基金會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幾乎是一套人馬國有企業「靚女先嫁「理論的創始人,把義和團妖魔化,使其成為邪惡代名詞的代表人物 1953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為上海市崇明縣。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1978年考入河北大學經濟系;1982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系主攻西方經濟學;1985年至1987年赴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及哈佛大學訪問研究;1988年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91年、2005年兩次獲孫冶方經濟學優秀論文獎。2004年被法國奧弗涅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改革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兼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教授。主要著作《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主筆)、《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中國漸進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等學術專著和《走進風險的世界》、《發展的道理》等論文集,在《經濟研究》等學術刊物上發表了《灰市場理論》、《論改革過程》、《改革的動態理論》等學術論文近百篇,近年來的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暨「過渡經濟學」。 除受政府委託進行研究並就各種經濟政策問題向政府各部門、各地方政府提供咨詢、建議,並在國內擔任多種社會職務外,近年來被世界銀行、UNDP,ESCAP,OECD等國際組織聘為經濟顧問,應邀到許多國家講學訪問、參加學術會議與合作研究,在國際經濟學刊物上發表英文論文多篇。他的有關中國經濟問題的論點經常被國內報刊雜志、電視傳媒以及CNN,New York Time,Financial Tim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te,Wall Street Journal,Handelsblatt,Nikkei,BBC等重要國際報刊、電台、電視台所引用
『玖』 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
2011 年中國經濟發展趨勢分析-----祝寶良
祝寶良,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 高級經濟師,商務部特聘專家。
2009年,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一攬子計劃的積極作用下,我國經濟遏制了急劇下滑的勢頭,呈現企穩回升的良好態勢,預計全年GDP增長8.5%左右。2011年,世界經濟將出現緩慢復甦,外需有望止跌回升,但我國經濟仍面臨著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自主增長動力不足、銀行不良資產潛在風險增大等問題,預計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8.5%左右,CPI上漲2.5%左右,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繼續改善。2011年,應繼續把保持經濟平穩增長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繼續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著力「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
一、我國宏觀經濟呈現企穩回升的良好態勢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有針對性地出台了4萬億投資刺激計劃、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加大科技投入、改善民生、穩定出口等多項政策,一攬子計劃遏制了經濟快速下滑,穩定了投資者和消費者信心,促進了經濟穩定回升。
1、內需回升明顯
投資與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前三季度,資本形成拉動經濟增長7.3個百分點,最終消費拉動4個百分點,內需共拉動經濟增長11.3個百分點,內需增長速度高於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經濟平均9.8%的增長速度。
投資高速增長。1-9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長33.3%,比上年同期加快了5.6個百分點。政府主導的投資成為本輪投資高速增長的重要力量,1-9月國有及國有控股投資名義增長38.8%,高於平均水平5.5個百分點;從到位資金來看,國家預算內資金投資增長82.7%,高於平均水平43.6個百分點。同時,農業、鐵路、醫療、環保等基礎設施與民生領域投資大幅提高,投資結構得到優化。
消費穩步提高。1-9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15.1%,扣除價格因素後實際增長17.0%,實際增幅高於去年同期3.2個百分點。住房、汽車等消費品市場十分活躍,1-9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增速由年初的負增長回升至42.9%,汽車銷售增長29.2%,家電、建材、傢具等相關產品消費形勢良好。
2、工業生產加快
1-9月份,我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8.7%,其中一季度增長5.1%,二季度增長9.1%,三季度增幅達到12.3%。發電量呈逐月回升態勢,1-9月份,發電量累計增長1.9%,特別是8、9月份發電增速回升至9%以上。自5月份以來,貨運周轉量增速穩步回升,1-9月份貨運周轉量由1-5月的增長1.8%回升到5%。
3、物價下降勢頭得到遏制
受上年翹尾因素和總需求相對不足的影響,我國居民消費價格、工業品出廠價格都出現同比下降的走勢,1-9月份,居民消費價格下降1.1%,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6.4%。但自7月份以來,我國價格下降的勢頭得到遏制,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環比止跌趨穩,8、9月份,居民消費價格環比上漲了0.5%和0.4%,工業品出廠價格已連續6個月環比上漲。價格環比水平開始上漲表明擴內需一攬子政策已經消除了通貨緊縮,有助於強化企業和居民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
4、經濟景氣穩步回升
國家信息中心研製的「中國宏觀經濟景氣監測預警系統」顯示,與工業生產同步的一致合成指數在2009年2月份見底,3-9月份連續7個月回升,可以判斷我國宏觀經濟下滑勢頭得到遏制並形成企穩回升態勢。領先工業增長約6個月的經濟先行指數在2008年11月份觸底,此後連續9個月穩步回升,表明在未來6個月內,工業生產會繼續回升。反映工業企業信心的全國製造業采購經理指數持續回升,連續六個月位於臨界點50%以上,2009年8月為54.0%,高於上月0.7個百分點,表明未來3-6月製造業將持續增長。預計今年三季度經濟同比增長9%,四季度達到10%,全年增長8.5%,實現全年保8%的目標已成定局。
二、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許多突出矛盾和問題
在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還要清醒地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還面臨不少的矛盾和問題,有的問題還在進一步積累。
1、產能過剩問題突出,有些行業仍在重復建設
目前,我國產能過剩問題較為突出,從低端到高端產能、從內需到外需產能、從傳統到新興產能均不同程度面臨過剩問題。同時,部分項目存在前期工作不扎實、項目管理不規范、項目趨同化傾向突出等問題,重復建設有所顯露。一是外需行業產能過剩問題難以解決。受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以來,中國出口呈現急劇下滑趨勢,導致大部分為外需服務的生產能力出現過剩,其中不僅包括紡織、鞋帽、箱包等低端產能,而且還包括多晶硅、光伏太陽能電池等高端產能。二是鋼鐵、有色、建材、化工等傳統行業產能已經過剩,但在建和新建項目仍有加大的規模。據統計,2008年底我國粗鋼產能6.6億噸左右,目前實際需求為4.7億噸左右,1.9億噸左右產能出現閑置。水泥行業總產能達到17-18億噸,而市場需求量大約為14億噸,存在3-4億噸過剩產能。三是部分新興行業也顯露產能過剩跡象。新能源、新材料等行業目前在我國屬於新興產業,發展處於起步階段,需求市場尚未充分建立。但是在本輪大規模投資的刺激下,部分新興行業由於新建項目快速增長,產品需求相對滯後,已經出現了產能過剩跡象。
2、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政策拉動,支撐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強
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呈現出「增長靠投資、投資靠政府」的特徵。在政府大規模投資和寬松貨幣政策的配合下,出現了國進民退和國有資本與民爭利的局面,部分國有資本大規模進入競爭性領域,擠出了社會投資。如國有企業在各地土地拍賣中頻頻成為「地王」,中糧收購蒙牛,國有虧損企業山東鋼鐵收購民營盈利企業日照鋼鐵公司,民營航空公司基本退出航空運輸領域。社會投資由於受到市場信心、國外需求、融資約束、市場准入限制等影響,增長乏力,尚未出現由政府投資向民間投資的增長動力轉換趨勢。當前的消費增長也主要靠政策引導和鼓勵,在國民收入分配體制沒有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穩定的消費增長內生機制尚難形成。
3、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貸款潛藏系統性金融風險
地方政府出於融資和保障基礎設施項目資金供給而建立了各種政府投融資平台,作為承貸主體統一向銀行貸款,然後再將貸款轉貸給企業或項目,使債務信貸化。今年新增貸款的增量大部分流向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據人民銀行的調研,2009年5月末,全國共有政府投融資平台3800多家,總資產近9萬億元,平均資產負債率約60%,平均資產利潤率不到1.3%,特別是縣級平台幾乎沒有盈利。政府投融資平台總體負債率較高,盈利能力較低,透明度較低,銀行對平台及地方政府的整體債務水平難以准確評估,信貸資金監管難度較大,政府投融資平台貸款潛藏著系統性金融風險。
三、2011年國際經濟環境略有好轉
面對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實施了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自二季度以來,世界經濟出現了積極變化,金融市場基本穩定,股票市場和國際初級產品價格率先上漲。但主要國家失業率居高不下,產能過剩,開工率不高,貿易保護升級,世界經濟復甦過程曲折緩慢。2011年全球經濟緩慢復甦,使我國外部經濟環境有所好轉,出口下滑和外資下降的局面有所改觀。
1、世界經濟復甦過程曲折艱難,全球GDP低速增長
今年二季度以來,世界經濟出現復甦跡象。美國經濟二季度環比下降1%,降幅收窄,最遲四季度實現環比正增長。歐元區二季度環比下降0.1%,其中德國、法國等國家出現正增長,預計第三季度出現環比正增長。日本經濟二季度實現了0.9%的環比增長。但發達國家消費者負債沉重,失業率連創十幾年來的新高,企業投資增長乏力,2011 年主要發達經濟體將呈現出低水平復甦的特徵。
新興市場經濟體總體表現較好。印度、越南等國經濟始終繼續保持增長,印度今年前兩季度經濟增長分別為5.8%和6.1%,一些受金融危機沖擊較大的國家如俄羅斯,7月份工業生產也開始復甦。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復甦具有地區內需支撐特點,對歐美經濟的依賴度下降。
根據世界銀行預測,全球GDP將在2009年創紀錄地下降2.9%,到2011年略有復甦,增長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7月份預計,2009年世界經濟將下降1.4%,2011年將逐步恢復至增長3%左右。
2、國際金融體系趨於穩定,但隱患仍存
各國金融救助措施促使全球金融體系快速企穩,但是,國際金融市場隱患仍存。一是全球銀行系統恢復尚需時日。在過去的20多個月內,大部分金融機構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和次級債券相關的不良資產核銷,但是金融機構表內、表外的所謂「有毒資產」,包括次貸、次債及相關衍生品等引發的損失尚未全部核銷。據英國皇家康奈爾咨詢的統計,美國銀行銷賬比例已經佔到國家銀行系統合並資產負債表的53%,佔GDP的4.4%。瑞士、荷蘭、英國和德國的銀行銷賬比例分別佔GDP的15.0%、2%、4.2%和2.8%,這給未來全球銀行系統帶來較大不穩定因素。二是商業房地產貸款可能對商業銀行形成較大沖擊。美國聯邦監管機構2009年9月10日接管了芝加哥的Corus Bank,這是首家在當前經濟衰退中因商業房地產貸款惡化而倒閉的美國大型銀行。Corus的倒閉標志著銀行,尤其是中小型地區性銀行,除住房抵押貸款惡化以外還將面臨新一輪沖擊。
3、國際貿易保護升級影響世界經濟復甦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趨勢加強。各國推出的保護主義措施約有78項,其中47項已付諸實施。這些貿易保護措施主要包括提高關稅、實施貿易禁令、出口補貼、濫用貿易救濟措施以及多種形式的非關稅貿易壁壘。經濟理論和歷史經驗表明,貿易保護影響經濟發展,但目前國際貿易保護有升級的現象。
4、全球初級產品價格高位震盪,通貨膨脹壓力上升
各國向市場大規模注入流動性已經造成2009年金融資產和不動產價格的大幅上升。從大宗商品市場走勢看,一是低利率和寬松貨幣通過實體經濟總需求的刺激,增加了對基礎大宗商品的需求;二是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與美元存在較高的相關性,美元疲軟支持大宗商品價格上漲;三是強烈的通脹預期推動了黃金、石油等保值產品價格上升。明年全球初級產品價格高位震盪,全球通脹會有所回升。
四、2011年中國經濟走勢預測
在國際經濟環境有所好轉、國內現有政策取向基本保持不變的情況下,2011年我國經濟增長有望保持在8.5%左右,CPI將增長2.5%左右。
1、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略有回落,但仍有後勁
推動投資增長的因素仍然較為強勁,固定資產投資仍將繼續保持高增長態勢。首先,2009-2011年兩年內,中央擴大投資4萬億和調整部分行業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等政策效應會在2011年持續顯現。其次,目前施工和新開工項目較多,計劃投資額較大,按時完工在建項目仍需要大量投資,未來投資將保持慣性增長。2009年1-8月份,累計施工項目計劃總投資339844億元,同比增長36.2%;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96739億元,同比增長81.7%。第三,到位資金充裕,1-8月份,到位資金132007億元,同比增長39.1%,超過投資完成額約2萬億,而去年同期和全年到位資金超過投資完成額分別為1萬億和8000億元。第四,在通貨膨脹預期和房地產庫存基本消化的帶動下,房地產投資有可能替代政府投資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第五,促進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與規劃的已經出台,將進一步優化民間資本投資的環境、拓寬投資的領域、降低投資的成本,使民間資本增長將獲得較大空間。但2011年政府投資增量將有所放緩,面對地方政府投融資平台貸款的風險和資產價格上升,新增信貸規模不可能再出現今年的增長水平,相對規模將大大減小。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國進民退等問題也會抑制投資增長。綜上所述,201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31%左右,投資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2、社會消費品零售額保持平穩增長
消費保持平穩增長具備諸多有利因素,第一,收入水平持續增長為擴大消費增強了後勁。2009年上半年城鄉居民收入分別增長11.2%和8.5%,高於最近5年的平均增長率。隨著就業形勢好轉,農民工返城、農產品價格上升的影響,城鄉居民收入仍將保持較快增長。第二,醫改新方案、農村養老保險全覆蓋等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有助於減輕居民的後顧之憂,提高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第三,截止2009年8月末,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已高達25萬億元,人均約2萬元。同時,股市活躍和房地產價格回升也帶來一定的財富效應,這有利於提高消費者的消費信心。第四,雖然目前住、行等消費熱點增速已經相當高,但汽車消費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梯度擴散的態勢沒有改變,城市化率提高和通脹預期還會刺激住房需求,汽車和住房消費仍將呈現增長勢頭。與此同時,2009年出台的擴大消費政策在2011年將出現遞減效應,價格上漲會導致居民的實際購買力下降。預計2011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同比增長18.5%,實際增長15.6%左右,略低於上年水平。
3、外貿出口有望小幅增長但外貿順差繼續縮小
世界經濟由大幅度負增長轉為小幅正增長,是我國出口恢復增長的基礎性因素,數量分析顯示,我國出口量對世界經濟總量彈性為5.3,即世界經濟每上升或下降一個百分點,我國出口量隨之上升或下降5.3個百分點。國際市場價格回升和我國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上升有力於提高我國的出口價格水平。為穩定外需,國家在出口信用保險、出口稅收、貿易融資、加工貿易、清理不合理收費等方面出台了大量外貿扶植政策,這些外貿扶植政策會繼續發揮作用。但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消費模式出現轉變,美國居民的儲蓄率由負儲蓄回升到5%,歐洲居民家庭儲蓄率也在上升,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對我國商品的需求。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加劇,美國、歐盟等國不斷加大了對我國產品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力度,貿易摩擦明顯增多。綜上所述,雖然全球經濟溫和復甦,我國出口形勢依然不容樂觀。內需強勁有助拉動進口進一步加速。初步預計,2011年我國出口將增長6%左右,進口增長11%左右;有望實現外貿順差1900億美元,比上年減少15.5%。
4、工業生產增速略有加快
2009年上半年,我國工商企業基本完成了「去庫存化」任務,部分產品庫存量已低於正常水平。從2009年下半年起,國內外工商企業回補庫存有助工業增速繼續加快。在世界各國經濟刺激政策不變、國際市場需求溫和回升、國內投資消費需求強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1年,我國工業生產增速全年略高於今年;受基數和政策效應遞減的影響,有可能出現上半年高於下半年的運行態勢。初步預計,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將增長10.3%左右。其中,重工業增長10.7%左右,輕工業增長9.5%左右。
5、價格水平將溫和回升
2011年,國內經濟增速仍在潛在增長率下限附近波動,總需求仍顯不足,特別是部分行業嚴重產能過剩,以及糧食庫存比較充裕等問題,物價水平難以大幅回升。國內物價上漲主要表現為因國際市場初級產品價格高位運行帶來的輸入型通脹。2009年下半年以來,國家主動調整水價、油價等公共產品價格,也會直接加大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壓力。此外,上年物價低增長的基數因素對物價水平帶來一定影響,據初步測算,2011年CPI翹尾因素為1.2%左右,PPI翹尾因素為3.6%左右。預計2011年CPI增長2.5%左右;PPI增長5%左右。
五、宏觀調控的思路和建議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2011年,應以「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為基本政策取向,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將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結合起來,以體制改革為主要動力,積極促進需求結構、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在穩定經濟增長中,使結構調整、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為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1、以「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為基本政策取向
「穩增長」是當前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當前,我國經濟增長仍低於長期潛在經濟增長速度,物價上漲壓力不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仍應是宏觀調控的首要目標,但將「保增長」改為「穩增長」,主要是考慮到國際國內不穩定因素仍然很多,需要繼續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避免經濟大起大落。既防止在經濟回升過程中因繼續「保增長」的政策力度過大過急,導致投資過快增長,引發通貨膨脹;又要防止因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力度和政策效應減弱,經濟出現第二輪下滑。
「調結構」的迫切性進一步增強。在政府投資效應逐漸減弱的情況下,如果不通過需求結構、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等結構性調整來釋放居民自發性消費和民間自主性投資,難以解決產能過剩、重復建設、國進民退等問題,難以實現增長動力由「政策刺激內需增長」向「自主性內需增長」的切換,難以保持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較快增長。
「促改革」是實現結構調整的根本路徑。當前的改革選擇重點應以有利於擴大消費、有利於產業結構調整、有利於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為突破口,通過推動資源價格和要素價格改革實現經濟結構調整,通過收入分配體制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居民消費,通過深化壟斷性行業、公用事業和社會發展流域的管理體制改革,加大促進民營企業發展。
「惠民生」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宏觀調控政策的重點向民生傾斜,財政支出和信貸投放要更好得滿足民生需求和增加就業,使得老百姓真正得到經濟回升帶來的好處。
2、堅持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
建議2011年財政赤字規模按1.2萬億元考慮,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達到3.4%左右,略高於2009年的水平。這樣的財政政策既積極又穩妥。新增財政支出在繼續完成現有公共投資項目的同時,應更加積極地促進結構調整和改善民生。
加大結構性減稅的力度。一是針對增加居民收入和擴大消費,較大幅度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並維持對「家電、汽車、摩托車下鄉」、「節能產品惠民政策」、「汽車、家電以舊換新」、經濟型轎車、居民購買首套自住住房的稅收優惠;二是針對自主創新,落實好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政策,同時可考慮對中小科技型企業實行3-5年的企業所得稅減免;三是對企業節能減排投資給予所得稅稅前加計扣除等措施。
調整財政支出結構。更加突出結構調整和改善民生,繼續加大對「三農」、產業調整、自主創新、節能減排、收入分配和廉租房、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投入力度。進一步落實好產業調整振興規劃中確定的各項財稅扶持政策,增加對基礎科學研究、重大科技專項、重點工程實驗室的投入。
3、堅持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要立足「適度」,在有保有壓、優化貸款結構、確保貸款投向實體經濟的前提下,為經濟的持續復甦提供寬松的資金條件。避免信貸投放再次出現2009年上半年過度膨脹的狀況,建議2011年新增貸款規模保持在8萬億元左右,M2增速控制在19%左右。
規范銀行信貸流向,堵住銀行資金和信貸流入資產市場的一些政策漏洞,要促使商業銀行信貸投放向實體經濟傾斜,可以對商業銀行提出強制性要求,保證繼續寬松的信貸和資金大部分進入實體經濟。積極引導商業銀行對信貸投放進行結構性調整,在保持公共投資項目建設的配套貸款合理增長的同時,解決經濟復甦由政府推動向市場自主性增長的動力切換問題。信貸投放要向有效推動民間投資和住房、汽車等消費增長傾斜。加大對重點區域的信貸投放,通過支持區域性的經濟增長點,以點帶面促進經濟發展。
4、推進有利於結構調整和惠及民生的關鍵領域改革
推進資源價格改革。積極推進水、電力、成品油等重要能源資源價格改革,進一步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改革,使價格不僅反映要素的市場供求狀況,而且要反映其稀缺性以及環境保護成本,並推進要素市場主體培育和監管體系建設。
推進金融體制改革。一是允許民間資金以適當的方式進入金融市場提供金融服務,加大小額貸款公司的推廣力度,適當加大民間金融機構的杠桿比例。二是積極推進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三是發展資本市場,拓寬融資渠道。盡快建立完善的退市機制,改變目前「只進不出」的不利局面,真正做到優勝劣汰;完善市場交易制度,盡快引入做空機制,適時推出股指期貨交易,降低市場風險。
加快推進收入分配改革改革。一是要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努力提高勞動者報酬,實現國民收入分配向居民傾斜。二是落實好事業單位績效工資改革。三是提高農民收入,保持合理的農產品價格。
推進壟斷行業市場准入改革。在鐵路、通信、航空、石油化工等壟斷行業和公用事業與社會發展領域引入競爭,盡快清理不合理的限制性行業准入制度,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這些領域。國有資本應從房地產等競爭領域逐步退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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