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祖詒外匯

❶ 貝祖詒的社會事件

舊上海黃金風潮案
1946年3月初，國民政府決定開放外匯市場，實施黃金買賣政策。此事的起因是，當時國統區物價狂飆，民不聊生，國民黨官方貨幣——法幣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行政院長宋子文的主持下，國民黨政府企圖以此來回籠泛濫的流通貨幣，抑制洶涌的通貨膨脹。 但在拋售黃金的過程中，官僚特權勢力狼狽為奸，趁機大肆貪污營私，從而引發了一場極為混亂的社會動盪，上海市民連稱：「國民黨氣數已盡」。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黃金風潮案」。
拋售黃金無濟於事
黃金買賣由中央銀行負責辦理相關事宜。所謂「買賣」，主要還是大量低價拋售為主，中央銀行間或有買進黃金，但數量極少，而且都是礦金，做做樣子而已。實際上只有「賣」，沒有「買」，因而在一般市民眼裡，買賣就是拋售。
拋售的辦法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明配。每天上午10時，由中央銀行根據當日上海黃金市場的金價規定牌價，由上海的金號、銀樓公會會員，提出當日申請購進的黃金數量，交由公會負責人報請央行業務局配給。上午由央行將黃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盤時，配售戶將配給的黃金的價款繳庫。
第二種是暗售。因為當時明配的黃金數量總是供不應求，遂由央行根據市場波動情形，暗地將黃金交由委託的幾家金號、銀樓，向市面拋售。央行不直接露面，說是為了便於控制，實際上是為了便於勾結舞弊。
黃金買賣的中心，自然是號稱遠東金融中心的上海。
央行拋售黃金的市場代理人，是上海金業公會和上海銀樓業公會，具體由同豐余、太康潤、大豐恆三家金號，方九霞昌記、楊慶和發記兩家銀樓負責，他們經領和分發所有中央銀行配發的黃金。
在最初的幾個月內，上海的黃金市價波動還比較小。全權負責的宋子文，對黃金買賣的動向十分關注，要求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詒、央行業務局正副局長林鳳苞、楊仁安等人，每天向他匯報黃金市場的動態。財政部長俞鴻鈞則被架空在一邊，無權過問此事。
然而，局勢正慢慢變得失控，所謂不以少數人的意志為轉移，誠哉是言。
1946年10月以後，隨著國共內戰的演進，戰局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軍費開支猛增，金融市場便出現大幅度的波動。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價一天幾波，中央銀行雖然逐日拋售金條，但漲風仍不能平息。當時，全國各地的金價普遍高於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價為例，每根金條上海最高為734萬元，北平為860萬元，南京為930萬元，武漢為950萬元，重慶為950萬元，廣州竟高達1100萬元。
於是乎，全國各地游資紛紛流向上海搶購黃金。許多高級軍官，都把領到的軍餉鈔票暫不下發，大批裝運到上海來搶購黃金美鈔。運送戰備的火車，成為運送鈔票的專列，各大派系為了爭奪交通工具，還大打出手，軍心一片混亂。連中航的飛機，也被人用來運金。
上海黃金庫存很快見底，宋子文急忙調用運輸機，從重慶的黃金庫存向上海輸血。最高的一天，曾拋售黃金10萬兩，但也無濟於事。
停售黃金引來搶購風潮
60年前的1947年初，上海各報上這樣的標題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慄：「物價如脫韁之馬，各地糧價飛升，平民叫苦連天。」「百物一致暴漲，市上一片混亂。」
而此時，金融市場也一片混亂，並帶動物價一再狂漲，社會動盪不安。上海的米價1946年漲了15倍，1947年則漲了20倍。其他與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無一不漲。市民一覺醒來，往往發現原先夠吃一天三頓飯的伙食費，這時候已經只能吃兩頓飯了，晚飯需要勒緊褲帶了。
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銀樓，被憤怒的市民搗毀。隨後，廣州、武漢、長沙等地，相繼爆發相同的事件。
面對這種情形，蔣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決心停止拋售黃金。他叮囑宋子文說：「今日所應急切圖之者，尤莫重於改變經濟政策。」宋子文還想變更外匯匯率和繼續拋售黃金，被蔣介石一口拒絕。但下一步如何走，他也不知道，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2月16日，行政院發布《經濟緊急措施方案》，重新實施黃金管制，禁止黃金買賣。並且組成了經濟監察團，對商民持有的黃金和美鈔，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價兌換，從市民手中搶得僅有的一點物資和金鈔。
但是，停售黃金，卻引來了更為嚴重的搶購風潮，社會危機如決堤之水，無法抵擋。
風潮由上海始，蔓延至全國各地。金價狂漲帶動了物價狂漲，百姓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許多家庭財產縮水三成。商店則囤積居奇，不願出售貨物。市民也開始加入到搶購物資的風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業者為了保本保值，只得從流動資金中移出一部分，購買與生產無關的物資。許多企業都在風潮中破了產，市面混亂不堪。
由於黃金風潮鬧得民不聊生，國民黨內就有人呼籲，要徹查黃金案的責任。有的人則把矛頭直指宋子文，想乘機把他趕下台。著名學者傅斯年，在世紀評論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更是火上澆油。不同的動機，匯成了一股打倒宋子文的浪潮，釀成國民黨內部異常激烈的斗爭。
在此情況下，蔣介石為了以示公正，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徹查「黃金風潮案」。
調查分三條線進行：在軍隊，由國防部二廳廳長鄭介民組成調查團，負責調查軍人在風潮中挪用軍費搶購黃金的情況；在民間，由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組織「經濟監察團」，負責調查上海商民投機倒把、違反金融管理規定的行為；在上層，由監察院委派何漢文、谷鳳翔、萬燦、張慶楨四名監委，負責此案的清查。
「金牛黨」狼狽為奸營私舞弊
這三條線，關鍵還是監察院的那幾個老傢伙，許多人還指望他們扳倒宋子文呢。
監察院院長是民國元老於右任。他早就對宋子文看不順眼，想通過查案，一掃人稱「養老院」的監察院的萎靡之風，給世人一個交代。他說：「這次的查案，監察院必須下決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蒼蠅。」四監委深受鼓舞，決心查個水落石出。
通過一段時間的明察暗訪，四監委查獲了上海金業公會主席、同豐余號經理詹蓮生，利用公會主席的地位以及熟悉中行庫存情況，操縱上海金市攫取20多萬兩黃金的事實。
這是因為，拋售雖說面向公眾，其實仍是暗箱操作。黃金的拋售都歸同豐余號經理詹蓮生負責，再由同豐余號分配給有關系的金號、銀樓，他們利用「火耗」等名目，從中大肆剋扣，中飽私囊。
據當時任中央銀行稽核處的李立俠回憶：「甚至中央銀行以所存400兩一塊金磚，熔化為市面通行的10兩一根金條，也不經過當時的中央造幣廠，而直接交詹蓮生分配給有關金號、銀樓代熔，每條付給三分火耗。」
其實，詹蓮生所獲得經營暴利，何止火耗一項，當時查案的監委就收到舉報，說詹「一年中所賺得的黃金有10萬條以上」。
監委們曾詢問詹蓮生：「你賺得的大量黃金哪裡去了？」
詹蓮生毫不在乎地回答說：「賺項大，應酬也大，並沒有得到多少金子。」接著又大談他和宋子文、貝祖詒的關系，嬉皮塌臉，有恃無恐。
顯然，詹蓮生是上海黃金商人和央行之間的紐帶，而且神通廣大。因為詹蓮生雖只是個小小的經理，卻包辦了中央銀行暗售的所有黃金配額，而其他幾家代理金號、銀樓的黃金配額，也要靠他來分配。
說穿了，這其中自然少不了詹蓮生與中行總裁貝祖貽、業務局局長林鳳苞和副局長楊安仁等人的勾結。
詹蓮生與貝祖詒同為蘇州人，與貝家有親戚關系。早在貝祖詒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時，兩人已經狼狽為奸，在外匯買賣上大撈了一票。林鳳苞、林仁安則一直是貝祖詒的親信，原先也在中國銀行任職。貝祖詒任中央銀行總裁，就把這兩個親信捎上，當了央行業務局的正副局長。
貝、詹、林、楊，實質上是以同豐余為掩護的一個貪污團伙，被上海市民稱為「金牛黨」。
宋子文的推託
事情越查越多，正所謂拔出蘿卜帶出泥。可笑的是，同豐余竟是一家沒有向政府備過案的黑店，這下監委們似乎找到追究的把柄了。
他們向上海市社會局質問道：「何以同豐余沒有批准立案，而經理這樣重大的業務，你們不加以取締呢？」
社會局負責人苦笑著回答說：「貝總裁招呼我們不要管，我們只好不管。」
監委們詢問林鳳苞，林的回答更加振振有詞：「因為上海金業公會會員復雜，不可靠的多。詹是公會主席，熟悉情況，有信用，有號召力，貝總裁也知道他的負責可靠，所以選擇他負責。」
再去盤問貝祖詒，回答也是差不多的口氣。
四監委又向貝祖詒詢問拋售黃金的情況。貝傲慢地回答說：「央行原有庫存總數，從1946年3月至11月的拋售總數和現存底數都有，但事關機密，奉主席（蔣介石）諭，對任何人不能公開。」
四監委只得從其他渠道再打探，最後還是利用了孔祥熙與宋子文的矛盾，獲悉了中央銀行已經將全部庫存900萬兩幾乎售罄的內幕。
據孔說，他卸任財政部長時，交給宋子文的庫存共有900多萬兩黃金。央行在宣布停售黃金時，已經是庫存告罄，無金可售了。監委們核以央行每月售出黃金約70萬兩，共計12個月，約為850萬兩左右，孔祥熙的說法是靠得住的。
不過，央行拋售黃金沒有什麼法定的手續，一切都有宋子文、貝祖詒說了算，「ok」了事。同豐余連一本進出的賬目都沒有。也就是說，監委們沒有什麼過硬的材料可以拿到手，這使查案阻力重重，難以獲得突破性進展。
線索也就到此為止了。
世人都明白，這幾人的頂頭上司就是宋子文，宋子文的上面還有蔣介石，怎麼辦？如何查？
恰好宋子文那幾天在上海辦事，監委們聽說後，請示於右任，於答：「繼續查。」於是監委們趕往宋宅，正好把宋子文堵在家裡。
監委們得到的情報是，出售黃金經過政府的同意，而引起大風潮的停售黃金令，卻沒有經過政府的討論或同意，完全是宋子文個人的決定。於是監委們詰問這是怎麼回事？
宋子文一臉不屑，說：「停售黃金是奉主席的口頭指示，我不過是奉令行事。至於事先沒有提出討論，一來事機急迫，二來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會另有什麼好辦法。否則，會徒然引起一些無謂的爭論，暴露國家的機密，影響戡亂大計。」他又說：「我能力有限，已經向主席提出辭職，一切聽上面決定處理。」
事情已經到了這個份上，監委們只好倚老賣老，硬著頭皮打電報給蔣介石，詢問停售黃金是否確奉主席的命令？
國民黨敗象畢現無遺
何漢文等人，一面探聽蔣介石的真實意思，一面先造聲勢。他們在監察院領銜10多名監委，提出彈劾「宋子文、貝祖詒案」。立法院開會時，還把宋子文、貝祖詒請來質詢，弄得兩人面紅耳赤，下不了台。接著參政會也向宋、貝兩人提出質詢攻擊。
事情進展到這一步，監委、立委們知道，接下來，關鍵要看蔣介石的態度如何了。但他們的電報發出後，卻遲遲不見蔣介石的批復。
監委們想見蔣介石，哪裡有合宜的時機。有老於此道的人出主意，讓他們到國民政府文官處查詢一下，看看蔣介石有無批復。果然，那裡有人拿出一份文件，笑笑說：「批示有的，不大好復電，你們看看吧。」
四監委拿過文件，原來蔣介石在電報上的批示是：「並無其事。事到如今，有何辦法。」四監委看了，都啼笑皆非，怪不得一直沒有迴音。看蔣介石的意思，顯然也沒有辦法，只能不了了之了。
的確，蔣介石也陷入兩難的境地。
據當時任中央銀行稽核處的李立俠回憶：「蔣介石對中央銀行是十分重視的。這是他的總賬房，不許別人為所欲為。由於宋子文亂花了他的家當，他就斷然把宋趕走了。」
不過他也知道，宋子文也是為他在辦事，試想，不是宋子文殫精竭慮，他打內戰的巨額經費，又從何而來？真要追究的話，自己是點過頭的，對於這一事件，應該負有主要責任。何況宋子文畢竟是自己的大舅子，關起門來始終是一家人。但他又對宋子文、貝祖詒在不知不覺中花掉大量外匯和黃金，惱怒不已。
但無論如何，事情總要有個交代。
1947年3月，中央銀行進行改組，貝祖詒被免去總裁職務，由張公權接任。宋子文也於1947年3月1日辭去行政院院長，黯然南下，就任廣東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長一職由蔣介石兼代，不久改由張群接任。兩張都是政學系的風雲人物，這番國民黨內部的斗爭，政學系是得了大便宜的。
詹蓮生、林鳳苞、楊仁安三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詹12年；林、楊分別7年。但在美金、大黃魚的打點之下，三人後來獲得「保外就醫」的機會，依舊逍遙法外。
黃金風潮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國民黨政府的敗象已經畢現無遺。此後，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金融形勢一瀉千里，整個國統區的政治、軍事、經濟，都開始呈現崩潰景象。

❷ 貝潤生和貝祖詒，以及貝聿銘是什麼關系呀

貝潤生是貝聿銘的叔祖父，貝祖詒為貝聿銘的父親。

貝潤生，名仁元，字潤生，江蘇元和(今蘇州市內)人。曾多次擔任洋貨公會總董，及平江公所總董，蘇州旅滬同鄉會會長等。民國16年辭去瑞康職務，並投資滋康瑞記錢庄、瑞昶盛記錢庄、寶豐安記錢庄。曾捐資創辦吳縣城東幼稚園，捐資中華職業學校等教育事業。1945年貝潤生病故。

貝祖詒，男，號淞蓀，生於1892年，蘇州人。1946年3月1日貝祖詒出任中央銀行總裁，在一年的任期內，貝祖詒致力於外匯管理，被視為最有才乾的財務官員。1947年2月因捲入黃金風潮，貝祖詒被撤職查辦。1973年退休，後寓居紐約。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貝聿銘（1917年4月26日—2019年5月16日），男，出生於中國廣州，祖籍蘇州，美籍華人建築師。貝聿銘作品以公共建築、文教建築為主，被歸類為現代主義建築，善用鋼材、混凝土、玻璃與石材。他的代表建築有美國華盛頓特區國家藝廊東廂、法國巴黎盧浮宮擴建工程。被譽為"現代建築的最後大師"。

(2)貝祖詒外匯擴展閱讀：

貝氏家族：

明朝中葉，原籍浙江的貝蘭堂定居蘇州，以行醫賣葯為生，成為蘇州貝氏的始祖。到了清朝乾隆年間，貝氏由於經營中葯業成為蘇州四富之一。到了近代，貝氏家族以同為第十三世孫的貝哉安和貝潤生兩支最為興旺。

貝哉安及其子孫被稱為「金融世家」，而貝潤生則被稱為「顏料大王」。這兩支成就非凡，貝潤生在蘇州留下了一座修繕完整的獅子林。獅子林是漢族古典私家園林建築的代表之一，又是蘇州四大名園之一。

貝哉安參與創辦了上海銀行，還協助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國旅行社。貝哉安的五個兒子、四個孫子也都從事金融工作，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貝哉安的第三子，也就是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

貝祖詒出任過中國銀行副總經理以及中央銀行總裁。1948年，貝祖詒赴美，擔任駐華盛頓中國技術代表團團長。此後，貝祖詒做出了一生中一個重大決定：留在美國。若不是這個決定，日後就不會有建築大師貝聿銘了。

貝聿銘的叔祖父，「顏料大王」貝潤生認為，「以產遺子孫，不如以德遺子孫，以獨有之產遺子孫，不如以公有之產遺子孫」，把自己花巨資修繕一新的獅子林，給全體族人享用。此外，他在園子里設立了貝氏祠堂，並在旁邊捐資建立了貝氏承訓義庄，用來贍養、救濟族人。

貝潤生與貝聿銘的祖父貝哉安共同捐資在蘇州城開辦了中國第一個新式幼稚園，二人對蘇州的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解放前夕，孔祥熙一人就捲走了一億三千萬美元，而貝聿銘的父親，身為中央銀行總裁的貝祖詒遠走美國之時卻沒拿走一分公款

貝聿銘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就讀建築學，而他的四個子女們，其中三個兒子和父親一樣，畢業於哈佛大學，從事建築工作，女兒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法律，都非常出色

貝聿銘原本不希望子女繼承自己的志向，他告訴兒子們：建築師是一種老年人的職業，只有到了四五十歲，才能取得成績。但3個兒子都繼承了父親的事業：貝定中是城市規劃師；貝建中本科學了物理，研究生時轉學了建築；貝禮中在哈佛大學念的是設計。

❸ 1944年中國派誰參加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

首席代表：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
代表團顧問：
駐美大使胡適，
行政院顧問張嘉敖，
浙江實業銀行董事長李銘，
立法院立法委員經濟學家衛挺生。
代表：
財政部次長郭秉文，
財政部次長顧翊群，
外交部次長胡世澤，
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蔣廷黻，
財政部顧問李國欽，
中國銀行董事貝祖詒，
國貨銀行總經理、中央銀行董事、中國銀行董事及交通銀行董事宋子良，
財政部駐美代表，中國銀行董事，中央銀行董事席德懋。
代表團主任秘書：外匯管理委員會主任秘書兼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事務長冀朝鼎。

❹ 貝聿銘小檔案

貝聿銘小檔案

姓名
貝聿銘
性別
男
出生地
廣州
祖籍
蘇州

學習

經歷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哈佛大學

主

要

作

品
時間
作 品
贊 譽

1948－1960
麻省理工學院科學大樓

紐約大學教職員工住宅大廈

1963
費城社會公寓
「人民建築師」稱號、紐約榮譽獎章、「真正為人民服務的都市計劃」。

1978
華盛頓國家藝術館東樓
「不可多得的傑出建築師」。

北京香山飯店

1979
約翰·肯尼迪圖書館
「貝聿銘的唯美世界，無人可與之相比」、「美國建築史上的最佳傑作之一」、「貝聿銘年」、美國建築學院金質獎章。

20世紀80年代初
巴黎盧浮宮玻璃金字塔
「當代建築的十大奇跡」之首、「盧浮宮內飛來了一顆巨大的寶石」。

❺ 貝祖詒的一生

【貝祖詒家族背景】

貝氏家族以行醫賣葯起家，單是一個貝聿銘在當今世界建築設計業的顯赫地位，就足以令世人對貝家刮目相看了。更何況，這個家族中還出過「顏料大王」貝潤生、「金融巨子」貝祖詒，還有那座被乾隆爺原樣仿造了兩處的花園－－獅子林……

家譜和方誌如同歷史的岩層一樣，小心翼翼地翻開其中的某一層，撫去塵埃，當時的社會狀況如同化石一般地呈現了出來。翻開《吳中貝氏家譜》的第一本，蘇州貝氏的脈絡終於清晰起來。原籍浙江金華府蘭溪縣的貝蘭堂作為蘇州貝氏的始祖，於明朝中葉以行醫賣葯為生定居蘇州。到了清朝乾隆年間，貝氏由於經營中葯業成為蘇州四富之一。如今的貝氏家族支脈繁雜，據民國時「承訓義庄」印製的《吳中貝氏家譜》中記載，貝氏那時已經延續到第十六世了。

近代，貝氏一族最為興旺的支脈，是同為第十三世孫的貝哉安和貝潤生兩支。他們的六世祖是親兄弟，兩人同為貝氏余脈，卻都不以醫葯業成名發家，貝哉安及其子孫被稱為「金融世家」，而貝潤生則被稱為「顏料大王」。貝哉安年長貝潤生4歲，兩人關系甚密，曾共同為蘇州政建和家族事業作出了許多貢獻。

貝理泰，號哉安，生於1866年。其父貝晉恩曾在浙江為官，告病還鄉後，與人合夥在蘇州一帶經營典當、醬園等行業。貝哉安青少年時便中得秀才，20歲時成為蘇州府學貢生。在他即將走上仕途時，由於父親去世，他只得放棄事業，挑起了家庭的重擔，打理父親留下的大批產業。經過七年的經營，他將所有的產業安排得井井有條，並且能脫出身來計劃自己的將來。由於他極善理財，為人又有著很好的口碑，知縣吳次竹很賞識他，聘他為幕僚，掌管賦稅和財會工作，當時被人稱為「錢谷師爺」。

後來貝哉安協助陳光甫、庄得之於1915年創辦了上海銀行，1917年出任蘇州分行經理。他還協助陳光甫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國旅行社，後來又在蘇州成立了分社，貝任經理。當然，僅憑貝哉安的這點資歷，在巨頭林立的上海灘是不足以被稱為「金融家」的。之所以享得「金融世家」美譽，是因為他還有五個兒子、四個孫子從事銀行工作。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貝哉安的三子貝祖詒，也就是貝聿銘的父親。

【貝祖詒生平】

貝祖詒，號淞蓀，生於1892年，蘇州東吳大學唐山工學院畢業，曾供職於盛宣懷創辦的漢冶萍煤鐵公司統計部。1914年貝祖詒進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先後擔任廣州、香港、上海分行經理及總行副總經理。抗戰勝利後，時任行政院長、掌握財政金融大權的宋子文，極為賞識已是中國銀行副總經理的貝祖詒。由他推薦，貝祖詒於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

在一年的任期內，貝祖詒致力於外匯管理，被視為最有才乾的財務官員。後為了對付通貨膨脹，主張開放外匯，拋售黃金，因外匯枯竭引起黃金風潮，再加上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1947年2月宋子文和貝祖詒被迫下台。1973年貝在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辦事董事11年後退休，寓居紐約，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貝祖詒雖曾身居要職，但公正廉潔，在他負責的銀行中不用親戚，眾多兄弟，子侄從事金融工作，但沒有一人是在貝祖詒的銀行工作的。

【貝祖詒家庭】

貝祖詒東吳大學畢業後，娶了庄的女兒為妻。庄氏出身名門，是一位笛子高手，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夫婦間十分恩愛。1913年，他們添了個女兒，取名貝聿華。1917年4月26日（農歷三月初六），他們又添了一個男孩，他就是貝聿銘。

1930年，庄氏患癌症在蘇州逝世，留下了年僅13歲的貝聿銘和弟弟貝聿昆、貝聿樅以及三個姐妹。

中年喪妻使貝祖詒十分沮喪。他所在的銀行為了使他從喪妻的悲傷中解脫出來，決定派貝祖詒出訪歐洲，考察歐洲國家分行的工作情況。就在這次出訪中，貝祖詒邂逅了蔣士雲。當時貝祖詒40歲，而蔣士雲僅21歲。

蔣士雲，作為江南名媛，外交家蔣履福的女兒，她不僅以艷麗容貌，而且更以嫻熟流利的英語和法語，讓上流社會為之驚羨。蔣小姐的人生也很傳奇，在未嫁給貝祖詒前差一點嫁給張學良，盡管後來失之交臂，但張學良至死都念念不忘這位「士雲賢妹」，並稱她為「自己最喜歡的女人」。1991年當張學良從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幽禁陰影中走出來時，第一個想去美國會面的人就是這位貝夫人。他在紐約的三個月，即下榻貝公館。也是由於貝夫人的穿針引線，才讓張學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世人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口述歷史」。

蔣士雲當時為了忘掉張學良，把心底的痛苦變成自己發奮讀書的動力，遠赴歐洲求學，開始新的生活。而貝祖貽則因發妻庄夫人新喪，是前來歐洲散心消愁的。蔣士雲與貝祖貽早在上海和南京就見過面，此次相逢國外，又是同病相憐，所以與貝祖貽交談數日，沉寂的心靈竟然碰撞出愛之火花。

蔣士雲的父母無法允同婚事，因為貝祖貽膝下畢竟已有6個子女，年長士雲許多。可蔣士雲是個極重感情的姑娘，經過書信交往，毅然決定嫁給貝祖貽做續弦夫人。1932年春，他們在法國巴黎舉行了婚禮。

蔣士雲現在還健在，目前住在紐約。她與貝祖詒只育有一女。女兒已成家，只在每星期六回到曼哈頓的高級住宅和母親共度周末。

❻ 請問：在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哪些有名的銀行家或金融家的人物

古代我國是沒有銀行業與金融業的，資本主義萌芽產生於明朝，後來清兵入關以及閉關鎖國，萌芽被扼殺，清朝末期到民國，現代銀行業與金融業在我國產生，這段時期，我國有早期的票號接近於銀行業，後來還有十里洋場大上海的金融家和外國銀行幫辦，現列出比較著名的一些人物：
喬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今山西祁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著名晉商，人稱「亮財主」。喬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棄文從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斷努力下，生意日漸興隆，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庄、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在國弱民貧的清朝，晉商能夠走向全國，實屬不易。
胡雪岩（1823年9月29日－1885年），名光墉，字雪岩，以字行，幼名順官，安徽績溪人，晚清時期的紅頂商人。胡雪岩以杭州經營的錢庄為本業，發跡後擴展至當鋪、房地產，也觸及鹽業、茶業、布業、航運、糧食買賣和中葯行、甚至軍火等事業。其中主要以在各行省設有二十多個支店的「阜康錢庄」，阜康錢庄之典據在於『華陽國志』中「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以及創建於杭州清河坊大井巷的胡慶余堂國葯號為兩大主要事業。
陳光甫：(1881年-1976年)，中國銀行家、中國近代旅遊業創始人。原名輝祖，後易名輝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蘇鎮江人。他讀私塾數年後，去一家報關行當學徒，刻苦學習英文，後考入漢口郵政局。22歲隨中國代表團參加美國國際博覽會。會後留學美國，入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1909年畢業後即回國。辦南洋勸業會初露才華，被江蘇巡撫程德全任為江蘇銀行總經理。由於自己的改革主張不能實現，毅然辭職。1911年辛亥革命後，任江蘇省銀行監督。1914年轉任中國銀行顧問。翌年6月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資本從最初的10萬元發展到後來的500萬元，分支機構遍布全國。由此登上上海銀行公會會長寶座，成為上海金融界的領袖。1923年8月，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設立「旅行部」，1927年該「旅行部」獨立掛牌注冊，並易名為「中國旅行社」。這是中國近代旅遊企業化的標志。1927年他又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為蔣介石籌募軍餉。1928年出任江蘇省政府委員、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和交通銀行董事等職。1931年與英商太古洋行合資開設寶豐保險公司。1936年3月，任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高等顧問。1937年，任大本營貿易委員會中將銜主任委員。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國立復興貿易公司董事長，中、美、英平準基金委員會主席。期間，受蔣介石指派赴美國談判借款事宜。當時的中國駐美國大使胡適先生曾贈詩與之共勉：「偶有幾莖白發，心情微近中年。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最終他們促成了數額為2500萬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兩筆總額為4500萬美元的貸款，為抗戰作出了重要貢獻。[2]1947年任國民政府委員，並主管中央銀行外匯平衡基金委員會。1948年當選立法委員。1950年陳光甫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香港分行易名為上海商業銀行，在香港注冊。1954年定居台灣。196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台北復業，任董事長。1976年卒於台北。
庄世平，1911年出生於廣東省普寧縣果隴村（今屬廣東省普寧市），早在1949年就在香港創辦南洋商業銀行，第二年創辦澳門南通銀行。然而靠著他的審時度勢、對經濟、金融的廣博知識以及不懈努力，他在香港這個經濟社會中，漸漸擁有了巨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南洋商業銀行的資本實力也在70年代一躍而成為香港中銀系統的第二位。從1959年起，歷任第二至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 、第六屆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委員、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常委。
貝祖詒，號淞蓀，生於1892年，蘇州人。蘇州東吳大學唐山工學院畢業，曾供職於盛宣懷創辦的漢冶萍煤鐵公司統計部。1914年貝祖詒進入中國銀行北京總行，先後擔任廣州、香港、上海分行經理及總行副總經理。抗戰勝利後，時任行政院長、掌握財政金融大權的宋子文，極為賞識已是中國銀行副總經理的貝祖詒。由他推薦，貝祖詒於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銀行總裁。
在一年的任期內，貝祖詒致力於外匯管理，被視為最有才乾的財務官員。後為了對付通貨膨脹，主張開放外匯，拋售黃金，因外匯枯竭引起黃金風潮，再加上國民黨內部的派系斗爭，1947年2月宋子文和貝祖詒被迫下台。1973年貝在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辦事董事11年後退休，寓居紐約，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貝祖詒雖曾身居要職，但公正廉潔，在他負責的銀行中不用親戚，眾多兄弟，子侄從事金融工作，但沒有一人是在貝祖詒的銀行工作的。
陳雲：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穩定金融物價，結束國民黨政權留下的長達10多年的惡性通貨膨脹，調整工商業，恢復國民經濟，保障抗美援朝戰爭勝利，對糧食、棉花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等重大決策和活動中，在有步驟地開展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特別是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在制定和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奠定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基礎的開創性工作中，他從實際情況出發，提出了一系列謹慎而又現實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認為卓越的貢獻。他堅決反對高崗、饒漱石在1953年進行的陰謀分裂黨的活動。1954年任國務院副總理。先後兼任過商業部部長、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新問題》的發言。根據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突破蘇聯經濟模式的新的經濟體制構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是補充；在生產領域，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進行的自由生產是補充；在流通領域，國家掌握的市場是主體，自由市場是補充。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195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組長。對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他一貫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反對不顧現實條件的急於求成的錯誤傾向；主張建設規模一定要和國力相適應，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礎上擴大建設規模；主張國民經濟計劃必須堅持綜合平衡，實行按比例地發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國民經濟遭到嚴重困難時，他受毛澤東委託調整關系經濟全局的過高的鋼鐵生產指標，並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一道，果斷地採取了動員城鎮2000萬人下鄉、通過幾種高價商品回籠貨幣等一系列正確的措施，恢復了國民經濟。為了解決農業發展中所遇到的困難，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調查，建議對農村實行包產到戶政策，代表了中國農業改革的先驅思想。他的這一主張和其他切合實際的經濟主張，曾被人認為「右傾」，而受到毛澤東的冷遇。「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黨內只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個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來的意見，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和發展對外貿易問題。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當代資本主義，以便在世界市場中佔有中國應有的地位。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義（到大陸後改名），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七、八、九、十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於2005年獲選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負責發展經濟學的高級副行長。2012年6月，世界銀行副總裁的任期已屆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