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貨幣余額外匯占款公開市場操作

1. 中國人民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及其存在的問題

1）外匯儲備是中國人民銀行近年來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1994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後，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為了避免人民幣匯率的大幅波動，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在外匯市場上買賣外匯影響外匯市場的供求關系，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當外匯儲備增加時，基礎貨幣也相應增加；反之，當外匯儲備減少時，基礎貨幣也相應減少。

2）公開市場業務也是近幾年中國人民銀行調控基礎貨幣的一個重要渠道。中央銀行如果增加持有對政府的債權，就意味著投放了相應的基礎貨幣；中央銀行減少對政府的債權，意味著其收回了相應的基礎貨幣。1995年以後中央銀行增加的對政府債權都體現在持有的政府債券上，都是中國人民銀行從事公開市場業務的結果。

3）再貼現曾經是中國人民銀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道，但隨著我國金融體系日益完善，金融市場特別是貨幣市場的迅速發展，通過再貸款投放的基礎貨幣規模越來越小。截至2009年年底，我國的再貼現市場不發達，再貼現沒能成為中國人民銀行收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之一。

4）發行央行票據是中央銀行調節基礎貨幣的另一種手段。我國的中央銀行票據只向商業銀行等存款性金融機構發行，商業銀行購買央行票據、支付款項後，直接的結果是其在中央銀行賬戶上的准備金存款減少，即基礎貨幣數量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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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質上講，基礎貨幣即為央行的凈貨幣負債。信用貨幣的創造的過程是由商業銀行的資產擴張行為直接創造貨幣，那麼基礎貨幣的創造過程也是來源於央行資產端的擴張。因此，我們通常分析基礎貨幣，並不從其貨幣發行與存款准備金的組成成分來分析，而是從資產端外匯資產等部分的變動來分析。

根據資產恆等於負債的會計關系，我們很容易從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中得到基礎貨幣的決定公式：

基礎貨幣=國外資產+對政府債權+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對其他金融性公司債權+對非金融性公司債權+其他資產-不計入儲備貨幣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債券發行-國外負債-政府存款-自有資金-其它負債

上式是根據資產負債表直接得出的，如此多的統計品類反而使得基礎貨幣的分析變得復雜，因此有必要進一步簡化公式。

2. 外匯市場及外匯儲備的變化對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量有何影響，請結合實際說明

目前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渠道主要有外匯占款、公開市場操作、再貸款及再內貼現這四個方面。容
我國外匯占款的來源有三個方面：外商的直接投資、貿易順差和國際游資。1994年我國的外匯體制改革，建立了強制性結售匯制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凈增的外匯占款使中央銀行不得不被動投放基礎貨幣。也就是說，外匯儲備增加，央行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也會增加。

3. 公開市場操作的操作目標

公開市場操作要實現貨幣政策目標，首先要著眼的就是它的操作目標。據報道，中國2003年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增長目標應為16%，而央行公布當年3月末中國M2餘額達19.4萬億元，同比增長18.5%，M1同比增長幅度更高達20.1%.4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19.61萬億元，同比增長19.2%，比3月末高0.7個百分點，貨幣供應量M2增幅創下1997年6月以來的新高。而去年中國M2和GDP之比達到1.8，遠高於美國的0.54和日本的1.29.由廣義貨幣的構成可知，M2比率越高，整體支付風險越大，說明信用過分集中於銀行。以目前M2的增長速度計，5年後貨幣供應量將達到45萬億元，而GDP若按8%的增長速度，5年後僅為15萬億元，貨幣供應量遠高於GDP總值，屆時國民經濟將面臨巨大的通脹壓力。另一方面，3月份中國外匯儲備余額3160億美元，同比增長38.8%，6月份達到3464.7億美元，同比增長42.7%.央行發行票據，可減少商業銀行的准備金，對沖快速增長的外匯占款，達到回籠基礎貨幣之操作目標，繼而實現降低貨幣供應量的中介目標，進而才能保證國家經濟政策的最終目標的完成。

4. 外匯占款的問題

這個完全有可能.因為我們國家是實行強制結匯制度,新增外匯都要換成專人民幣的,假設有100塊錢的外匯占款屬,就要相應投放100塊錢的基礎貨幣,問題是如果都投放出去勢必會造成流動性泛濫,國家可能會收回來一部分,比如收回10塊錢的基礎貨幣,這樣比例不就超過100%了么?

5. 外匯占款和基礎貨幣的概念和關系

外匯占款（Funds outstanding for foreign exchange）是指受資國中央銀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由於人民幣是非自由兌換貨幣，外資引入後需兌換成人民幣才能進入流通使用，國家為了外資換匯要投入大量的資金，需要國家用本國貨幣購買外匯，因此增加了「貨幣供給」，從而形成了外匯占款。
狹義的外匯指的是以外國貨幣表示的，為各國普遍接受的，可用於國際間債權債務結算的各種支付手段。它必須具備三個特點：可支付性(必須以外國貨幣表示的資產)、可獲得性(必須是在國外能夠得到補償的債權)和可換性(必須是可以自由兌換為其他支付手段的外幣資產)。
廣義的外匯指的是一國擁有的一切以外幣表示的資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此的定義 是：「外匯是貨幣行政當局(中央銀行、貨幣管理機構、外匯平準基金及財政部)以銀行存款、財政部庫券、長短期政府證券等形式保有的在國際收支逆差時可以使用的債權。」
基礎貨幣，也稱貨幣基數(MonetaryBase)、強力貨幣、始初貨幣，因其具有使貨幣供應總量成倍放大或收縮的能力，又被稱為高能貨幣(High-poweredMoney)，它是中央銀行發行的債務憑證，表現為商業銀行的存款准備金（R）和公眾持有的通貨（C）。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中，基礎貨幣被稱為Reserve Money，說白了就是真正印刷出來錢的總量。基礎貨幣是整個商業銀行體系藉以創造存款貨幣的基礎，是整個商業銀行體系的存款得以倍數擴張的源泉。
在我國，銀行收入和支出外匯都是通過與央行的結算來完成的。也就是說收入和支出外匯的是商業銀行但這些外匯通過商業銀行與央行的結算變為國家的外匯儲備。好比一家銀行今天收入1000美圓，支出美圓500美圓，那麼當天與央行結算時商業銀行把500美圓給央行，而央行要支付給商業銀行8.21*500的人民幣。由於目前我國外匯管理採取寬進嚴出的原則，各商業銀行都是收的多，支的少，那麼在與央行的結算中，央行不得不為這些外匯支付大量的基礎貨幣，每增加1美圓的外匯儲備就要支付8.21倍的人民幣，而央行發出的貨幣不等同於咱們手中的1塊錢，央行發出的基礎貨幣相當於4倍左右的人民幣，而這些貨幣並不是商品市場流通所需要的貨幣，只是為了兌換外匯而投入市場的貨幣，因此是被外匯所佔用的人民幣，而這么大量的多餘的貨幣投放到市場後勢必將引起通貨膨脹。

6. 影響基礎貨幣的因素有哪些

1、央銀對商行等金融機構債權的變動。

這是影響基礎貨幣的最主要因素。一般來說，中央銀行的這一債權增加，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再貼現或再貸款資產增加，同時也說明通過商業銀行注入流通的基礎貨幣增加，這必然引起商業銀行超額准備金增加，使貨幣供給量得以多倍擴張。

2、國外凈資產數額。

一般情況下，若中央銀行不把穩定匯率作為政策目標的話，則對通過該項資產業務投放的基礎貨幣有較大的主動權。

3、對政府債權凈額。

中央銀行對政府債權凈額增加通常由直接認購政府債券或者貸款給財政以彌補財政赤字兩個渠道形成。無論哪條渠道都意味著中央銀行通過財政部門把基礎貨幣注入了流通領域。

4、其他項目（凈額）。

這主要是指固定資產的增減變化以及中央銀行在資金清算過程中應收應付款的增減變化。它們都會對基礎貨幣量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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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基礎貨幣影響原因：

基礎貨幣由中央銀行提供，在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視角下，基礎貨幣表示為「儲備貨幣」。而「儲備貨幣」絕大部分又由「貨幣發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存款」構成。在准備金制度下，商業銀行在基礎貨幣和法定存款准備金率的基礎上進行信用創造，而不能無限擴張。

法定存款准備金率的改變雖然不會改變基礎貨幣投放量，但會影響貨幣乘數，擠占或釋放貨幣現金的量，進而影響貨幣創造。

影響基礎貨幣量的業務主要是外匯占款、財政存款和公開市場操作。其中外匯占款和公開市場操作會使央行報表資產端「國外資產」、「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和負債端「儲備貨幣」同時同量的變化，導致央行擴表或縮表。

而財政存款的變動會使得央行資產負債表負債端內部調整，即「儲備貨幣」和「政府存款」此消彼長，不影響總額。

7. 急！貨幣政策的效果

貨幣政策的工具;;有三樣看家「法寶」：存款准備金率、再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業務。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作用;;是指貨幣政策制定者所期望達到的貨幣政策最終實施的效果，一般包括穩定物價、充分就業、經濟 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

(1)穩定物價。這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之一，也是貨幣政策經常要突出的最終目標之一。它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貨幣政策的實施，使物價水平保持在基本穩定的水平上。
(2)充分就業。所謂充分就業，是指失業率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即凡是有能力和願意參加工作的人隨時能找到合適工作的水平。
(3)經濟增長。保持經濟增長是各國政府追求的目標。西方目家為了促進經濟增長，緩解周期性經濟危機帶來的不景氣，往往通過貨幣政策的實施，保持較高的投資率，以促進經濟的增長。
(4)國際收支平衡。實現國際收支平衡，意味著一國能夠保持良好的外匯儲備，以保證對外經濟活動的正常運轉。
希望採納

8. 外匯占款的基礎貨幣

基礎貨幣是整個商業銀行體系藉以創造存款貨幣的基礎，是整個商業銀行體系的存款得以倍數擴張的源泉。從質上看，基礎貨幣具有幾個最基本的特徵：
一是中央銀行的貨幣性負債，而不是中央銀行資產或非貨幣性負債，是中央銀行通過自身的資產業務供給出來的；
二是通過由中央銀行直接控制和調節的變數對它的影響，達到調節和控制供給量的目的；
三是支撐商業銀行負債的基礎，商業銀行不持有基礎貨幣，就不能創造信用；
四是在實行准備金制度下，基礎貨幣被整個銀行體系運用的結果，能產生數倍於它自身的量，從來源上看，基礎貨幣是中央銀行通過其資產業務供給出來的。 事實上，在外匯占款之前，再貸款一直是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例如，上世紀90年代的部分年份，央行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再貸款占基礎貨幣增量比重甚至曾超過八成。
隨著外匯占款投放基礎貨幣機制的確立，再貸款才逐漸退出。
「近年來，適應金融宏觀調控方式由直接調控轉向間接調控，再貸款所佔基礎貨幣的比重逐步下降，結構和投向發生重要變化。」張曉慧也稱，新增再貸款主要用於促進信貸結構調整，引導擴大縣域和「三農」信貸投放。
新增外匯占款增長乏力，再貸款能否接替外匯占款，成為基礎貨幣投放的主渠道？
上述未透露姓名的分析師表示，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道不太可能再走再貸款的路徑，這不是當下的主流做法。再貸款也與實際經濟活動較少直接聯系，是一種純信用性的合約，並帶有一定的信貸分配色彩。
一般而言，央行的基礎貨幣發行渠道主要有四條：在二級市場上購買國債，這也是央行發行基礎貨幣最常用的渠道；向金融機構發放再貸款，包括向金融機構再貼現和向貨幣市場拆入資金；購買黃金(1602.20,-0.20,-0.01%)增加黃金儲備；購買外匯，增加外匯儲備。
一位接近央行的知情人士透露，在二級市場上買賣國債，可能成為央行今後投放基礎貨幣的一個重要渠道。
而現行的《商業銀行法》也規定，貨幣政策工具中，央行可以在公開市場上買賣國債、其他政府債券和金融債券及外匯。
上述分析師還提醒，買賣國債吞吐基礎貨幣，需要一個有足夠深度和廣度的國債二級市場，否則空間不夠，大規模的購買國債將引發利率飆升，推高國債發行成本。 基礎貨幣由現金和存款准備金兩部分構成，其增減變化，通常取決於以下四個因素：
（1）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債權的變動。這是影響基礎貨幣的最主要因素。一般來說，中央銀行的這一債權增加，意味著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再貼現或再貸款資產增加，同時也說明通過商業銀行注入流通的基礎貨幣增加，這必然引起商業銀行超額准備金增加，使貨幣供給量得以多倍擴張。相反，如果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的債權減少，就會使貨幣供應量大幅收縮。通常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央銀行對這部分債權有較強的控制力。
（2）國外凈資產數額。國外凈資產由外匯、黃金占款和中央銀行在國際金融機構的凈資產構成。其中外匯、黃金占款是中央銀行用基礎貨幣來收購的。一般情況下，若中央銀行不把穩定匯率作為政策目標的話，則對通過該項資產業務投放的基礎貨幣有較大的主動權；否則，中央銀行就會因為要維持匯率的穩定而被動進入外匯市場進行干預，以平抑匯率，這樣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對中央銀行的外匯占款有很大影響，造成通過該渠道投放的基礎貨幣具有相當的被動性。
（3）對政府債權凈額。中央銀行對政府債權凈額增加通常由兩條渠道形成：
一是直接認購政府債券；二是貸款給財政以彌補財政赤字。無論哪條渠道都意味著中央銀行通過財政部門把基礎貨幣注人了流通領域。例如，我國1995年的財政借款存量為1600多億元，對近幾年的基礎貨幣量產生了一定影響。
（4）其他項目(凈額)。這主要是指固定資產的增減變化以及中央銀行在資金清算過程中應收應付款的增減變化。它們都會對基礎貨幣量產生影響 我國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但是主要還是由於國際雙順差的不斷擴大造成的巨額外匯占款以及央行對此採取的干預措施,導致了貨幣供應量的內生性擴張和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結構性失衡。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為了防止外匯外逃,央行公開收購外匯導致人民幣貨幣政策失去主動性。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量嚴重超過了國民經濟正常發展的所需,從而產生持續的通脹壓力。
外匯占款主要是從三個方面對物價指數產生影響：
1、在商品市場中,市場中的交易貨幣量增加,導致通貨膨脹。
2、在貨幣市場方面,隨著貨幣供應量的增加,市場利率下降,鼓勵了居民和企業將儲蓄轉為消費,引起物價上升,轉向通貨膨脹。
3、在資金市場上,由於貨幣供應量不斷增加引起利率下降,證券價格隨之上升,從而資金就會轉向實物資產投資,則相應的勞動需求增加,工人工資增加,進而轉化為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但是根據實際情況,中國面對的通貨膨脹問題是實行新的匯率制度後幾年,這是因為外匯占款導致的通貨膨脹是存在時滯應的,央行在外匯占款大量增加的年份,通過公開市場業務出售國債的方法回籠一定量的通過外匯占款發行的貨幣,以達到控制貨幣供給量的目的,但隨著國債到期日的來臨,這種物價上漲的壓力就會被釋放出來,這就是外匯占款導致的通貨膨脹的時滯效應。外匯占款對經濟的影響卻不止引起通貨膨脹這么簡單,還會導致貨幣政策的畸形和貨幣投放的區域性和結構性失衡。央行通過發行國債的公開市場操作來降低外匯占款對流動性的影響,會導致市場利率的上升和商業銀行可貸資金的減少。商業銀行面對有限的資源,都傾向於物流、貿易、來料加工等這些風險低資金回收周期短的行業。但是對於需要重點發展的機械重工業企業就會惜貸,由此造成貨幣投放的結構性失衡。

9. 請問外匯占款從哪裡可以看到，我要有歷史數據，請詳細一點

隨著歐債二次沖擊波的來襲，以及國內政策放鬆預期未能進一步落實，2307點以來的反彈折戟於2500點附近，股指收出四連陰，重新退守至2400點區域，「M」頭形態也愈發明確。一時間，恐慌殺跌的氛圍再度趨濃，不過，重回2400點的底部區域，過度悲觀已不可取。盡管歐債危機仍在繼續蔓延，且10月外匯占款近4年來首現負增長，資金的大幅流出嚴重打擊了市場人氣；但事物都有兩面性，外匯占款的大降或意味著政策放鬆的時間窗口更加臨近，預計在實質性放鬆政策未出台前，市場將在「壓力」和「支撐」的夾板中繼續展開「拉抽屜」行情。
外匯占款大降倒逼政策放鬆
10月外匯占款三年來首現負增長，負增長額達248.92億元。表面上，資金的大幅流出嚴重打擊了市場人氣，昨日滬綜指盤中兩度跌破2400點關口。但實際上10月外匯占款大降背後的意義，卻非完全負面。
雖然我們不能僅憑單月的數據去斷定接下來熱錢的流向，但在歐債風波短期難散、美元階段性強勢格局較為確定的背景下，即便人民幣NDF重現升值跡象，預計也難阻止全球資金撤出新興市場迴流美國的趨勢，因而11月份外匯占款大幅回升的概率也較小，短期資金面難免會重新趨緊，進而倒逼政策繼續放鬆。
眾所周知，基礎貨幣的投放主要有三大途徑：公開市場操作、財政占款及外匯占款。整體而言，央行年底在基礎貨幣方面的投放力度會較小，而年底前資金到期量極小，因而即便年底有財政存款投放，但資金面仍可能會維持偏緊的格局，從這個角度而言，為了應對年底准備金率繳款的需求並緩解資金面偏緊的狀態，不排除下一步央行會採取下調存准率的舉措。
財政存款方面，盡管年底大概有1.5萬億的財政存款，但投放的時間點卻是在12月下旬，其對接下來一個月的資金面影響較小。
外匯占款方面，10月單月的凈減少，說明資金已大幅流出，盡管11月份人民幣NDF重現升值跡象，但在歐債危機短期難解決的背景下，未來資金仍應延續趨勢性下降的通道。首先，從目前OECD領先指標的下行趨勢來看，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出口仍將持續疲軟，不排除明年上半年再次出現逆差的可能。其次，考慮到國內通脹下行以及貿易順差佔GDP的比重已回到2005年之前的低位，人民幣繼續升值的空間已不大；退一步講，單純從歐債危機短期仍繼續蔓延的宏觀背景來看，美元仍將是避險資金階段性的首選，美元階段性走強的概率極大，預計全球資金迴流美國將是階段性的趨勢。從這個角度而言，11月人民幣持續升值的概率也較小，因而11月外匯占款即便不出現負增長，也難以迅速擺脫谷底運行的態勢。另外，在M2下降至歷史低點的背景下，新增信貸反過來還會影響貨幣供應總量的擴張。10月新增信貸額超預期回升至5868億元，據此，市場對11、12月新增信貸投放額將超6000億的預期十分強烈。事實上，10月貸款反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畢竟10月份新增信貸超預期反彈有鐵道部臨時新增2000億貸款的因素在內，而未來這一因素不具備可持續性。伴隨著通脹壓力的緩解和投資增速的放緩，再加上房地產調控依然未見松動，實體經濟的貸款需求已經在逐步下降，從這個角度而言，今年最後兩個月新增貸款可能並不會如市場預期那麼高，這也就意味著央行在基礎貨幣方面的投放力度依然很小。
在外部流動性急劇收縮、國內基礎貨幣投放增長有限的背景下，央行接下來的確有必要向市場注入流動性，而且主要著力點將在提高貨幣乘數上。需要指出的是，要緩解流動性的緊張局面，央行後續可能的動作包括增加國庫現金招標規模、暫緩保證金存款補繳法定、停發一年期央票及下調存准或差別存准。本周一央行繼續採取縮量發行一年期央票，這說明央行實施其他三方面舉措的可能性正逐步加大，從增加貨幣乘數的角度考慮，年內央行下調存准率的可能性已進一步增大。

10. 中國的外匯儲備和通貨膨脹的關系

外匯儲備與通貨膨脹的長期均衡關系在物價的短期波動中表現不明顯，在短期內外匯儲備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不大，也就是說在短期內，外匯儲備的增加沒有導致物價所應有的上漲或未必必然導致物價的上漲。對長期的均衡關系的分析在前文的理論論述中已經進行了闡述，下面就外匯儲備與通貨膨脹短期關系的實證結論予以分析。

1中央銀行的對沖政策

由於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不完善，外匯儲備變化對人民幣匯率影響較小且滯後，外匯儲備增加也就不能通過提高出口商品價格來減少經常項目盈餘，從而減輕外匯儲備增加導致貨幣投放增加帶來的通貨膨脹壓力；由於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滯後和資本項目管制，外匯儲備增加也不能使利率下降從而使資金流出增加以減少資本項目盈餘、減少外匯儲備增加，從而減輕通貨膨脹壓力。因此，我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帶來了很大的通貨膨脹壓力。

但是，在短期內，通常見到的是在一段時期里外匯儲備在持續、大幅增長，而物價並沒有出現爆漲。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的央行的政策干預以及不完全的市場機制。下面從實際考察我國中央銀行的干預情況，並選擇了具有代表性的1995-2004年度數據，在這段時間之中及前後代寫碩士論文我國經歷了匯改，受到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這段時間還含概了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幾段時期。

外匯儲備余額與貨幣發行余額的增長呈現出相似性，趨勢幾乎一致，偏離程度不大，我國貨幣發行量的增長與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有一致性，尤其是2003年之前。在央行對政府部門的凈債權、對金融機構的凈債權和對非金融部門的凈債權之和總體下降的情況下，貨幣發行卻一直在持續增長，很顯然這一負債的增長完全是依賴於外匯儲備增長的支撐，也就是說貨幣的發行不是通過央行增加對政府部門、金融部門和非金融部門的貸款實現，而主要是通過外匯占款形式流入到經濟中去的，貨幣發行的增長趨勢總體較為平穩，但外匯儲備的增長明顯呈現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7年之前。1994年初我國外匯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取消企業外匯留成，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實現匯率並軌，建立銀行代寫碩士論文間統一的外匯市場，我國外匯儲備數量隨之出現大幅度增長，這一強勁的漲勢一直持續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在這一階段，我國外匯儲備增長速度超過了貨幣發行增長速度，當外匯儲備增長較快時，為了不使央行資產規模增長太快而導致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必然會進行一些反向操作，比如減慢央行其它資產的增長速度或減少對其它資產的凈頭寸；第二階段是1997-2000年。這一階段，受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我國外匯儲備增長放慢，增速低於貨幣發行增長速度(如圖曲線顯示)，這一時期的貨幣發行增長主要來自於央行對金融機構凈債權的增長，且2000年達到最高點(6100.5億元)；第三階段為2000-2003年。在這一階段，東南亞金融危機過後，我國外匯儲備又恢復了迅速增長，增速超過了貨幣發行的增速(如圖曲線顯示)，作為對沖操作，央行對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凈債權同時迅速下降，對政府凈債權在2001年短暫回升之後也持續下降。

2003年之前，外匯儲備余額與貨幣發行余額的增長趨勢偏離程度不大，但自2003年始，外匯儲備呈現迅速增長(2003年增長率約為41%，2004年增長率約為51%)，外匯儲備余額呈現出明顯快於貨幣發行余額的增長速度，二者出現了較大程度的偏離(如圖10)。2003年，我國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導致外匯占款投放貨幣量迅速增加。為減輕物價上漲壓力，央行對金融機構的凈債權出現了急劇下降。

在2003年之前，用央行各種凈資產的組合變化對貨幣投放能夠做出大概較好的解釋。央行通過減少對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凈債權，可以較好地對沖過多的貨幣投放。

根據1995年-2004年這段時間我國的消費價格指數(CPI)可以看出，在1994年我國外匯儲備迅速增漲，央行採取對沖政策(如前所述)之後，使我國的物價水平並沒有出現暴漲。1995年我國的CPI指數比上年增長了17.1%(而1994年比上年增長24.1%)，1996年的CPI指數比上年增長8.3%，而1997年比上年增長2.8%，物價上漲率逐漸下降，直至1998年CPI指數比上年下降了0.8%，這時國內出現了緊縮症狀，經濟又受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央行對金融機構的凈債權又開始迅速增加，CPI指數又略有上漲。這說明，央行為減輕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對物價上漲產生的壓力，採取的這種對沖措施在這段時間來說是有效的。

央行所進行的這些反向操作導致了央行凈資產結構的變化，從而貨幣投放渠道也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央行通過銀行等金融機構凈投放的貨幣減少了，而對外貿部門投放的貨幣增長很快，貨幣投放的這種結構性變化對宏觀經濟有顯著影響。我國金融機構的貨幣投放對象主要是國有企業，而這些內向型部門的職工隊伍龐大，它們的工資水平的提高將直接影響到國內市場消費能力的提高，影響到國內市場的物價水平。因此央行對金融機構等凈債權的減少抑制了以國有企業為主的大多數職工工資水平的提高，從而抑制了物價的上漲。相比之下，外貿部門就業人數比重較小，這些部門職工工資收入的提高對全國物價的影響不大，況且這些外匯收人中有很大部分歸外商所有，職工只賺取少量的勞動報酬，因此該部門收入增加對職工工資的提高影響較小，對總體物價水平的影響就更小。這就解釋了央行的貨幣投放一直在增長，但物價卻沒有暴漲的原因。

對於貨幣投放一直在增長，而物價卻沒有暴漲的原因，另外還有一種理論，是由Leeper(1991)提出，後由Sims(1994)、Woodford(1995，1996，2001)、Cochrane(1998，2000)等發展成為較成熟的價格決定財政理論。他們指出通貨膨脹不僅僅是一種貨幣現象，政府的財政政策在決定價格水平和通貨膨脹時起著重要的作用。財政論強調財政波動對價格

水平的影響，認為價格由政府債券的數量決定，即均衡價格水平必須調整到使實際政府負債等於預期政府盈餘的現值(()為在t期到期的政府債券(名義值)，為從t期到t+j期的貼現因子，為實際初期政府盈餘（不包括政府利息支出的財政盈餘）),因此在政府收入給定的情況下，價格水平由實際債券余額決定，是財政沖擊而不是貨幣沖擊引起價格水平的波動。

盡管如此，種種對沖措施仍然不能有效吸納外匯占款投放的過多貨幣。在2003年之後，二曲線(央行各種凈資產的組合曲線與貨幣投放曲線)出現了較大的差異，用原有的央行各種凈資產的組合變化就不能很好地解釋貨幣投放，CPI指數開始上升，物價上漲跡象開始顯現。為了沖銷外匯占款導致的基礎貨幣快速增長，在2003年誕生了央行票據這代寫碩士論文一新的貨幣政策工具，這種對沖工具也起到了比較好的效果。2004年央行不但增加了公開市場操作頻率，共進行110次公開市場操作，發行105期央行票據，發行總量15072億元，同時開發了3年期央行票據、1年期遠期央行票據等新品種。投放、回籠相抵，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凈回籠基礎貨幣6690億元。2005年央行在逆回購同時，進一步加大票據發行力度。央行票據這一對沖政策工具的干預使央行各種凈資產的組合和貨幣投放二曲線的偏離情況得到很大的糾正。

因此，從我國的數據來看，我國外匯儲備大量增長，但是在短期內，央行可以通過減少對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的凈債權，通過發行央行票據等措施來消除外匯儲備增長對貨幣投放過度增加的壓力，使物價並沒有達到如外匯儲備大量增加所應致使的物價上漲幅度，所以說通過這些對沖操作減輕了通貨膨脹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