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外匯管理改革的方向_人民幣匯率制度未來改革的目標

Ⅰ 2014年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現狀及方向

人民幣匯率改革，是指中國的法定貨幣人民幣在不同的時代，為了適應中國自身發展與對外貿易的需要而不斷調整人民幣與其他貨幣的匯率及相關政策的制定和變更的過程。
人民幣匯率1994年以前一直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制定並公布，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並軌以後，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中國銀行，德意志銀行等七家銀行根據前一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價格，公布人民幣對美元等主要貨幣的匯率，各銀行以此為依據，在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浮動幅度內自行掛牌。
2005年中國建立健全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
中國對人民幣匯率改革的立場如下
一，實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是中國一貫的方針；
二，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是中國的主權。
改革下一站:中間價？
「在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區間、淡出常態化干預的情況下，未來匯率改革的重點將是更靈活的中間價形成機制，而非單邊升值或貶值。」知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對記者表示，具體來看，進一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逐步改革中間價形成機制，擴大銀行間外匯市場參與主體和豐富外匯市場交易品種等幾個方面將是下一步匯改的方向。
實際上，決策層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與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已然加快。宋清輝告訴記者，央行致力於在兩年之內實現利率市場化，支持人民幣雙邊互換的國家也在增多。這顯示中國正在沿著匯率市場化、利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以及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等四個方向加速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專家:雙向波動將成主要趨勢
當前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形成方式為: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於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向銀行間外匯市場做市商詢價，並將做市商報價作為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計算樣本，去掉最高和最低報價後，將剩餘做市商報價加權平均，得到當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權重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根據報價方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量及報價情況等指標綜合確定。
然而，上述「權重」從未公布，成為中間價形成機制中最不透明的部分。「當前，中間價的走勢實際上體現了央行匯率管理的意圖，並不能及時反映市場供求的變化。因此，定價機制是中間價改革的重中之重。」有關專家表示，應逐步提高中間價形成機制的透明度，並降低美元在貨幣籃子中的權重。
對於人民幣未來的走勢，專家指出，在美元強勢的大背景下，人民幣短期仍面臨貶值壓力。「未來半年出現小幅貶值是大概率事件，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人民幣的雙向波動將成為主要趨勢。」
來自fx678財經頻道。

Ⅱ 人民幣匯率制度，未來改革的目標

面對新匯率環境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行為模式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6月26日 09:38 金時網·金融時報

FN記者黃麗珠攝影黑土

編者按 2005年7月21日，我國開始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十一個月來，人民幣匯率制度有序過渡，平穩運行。在人民幣匯率改革即將一周年之際，由本報與人民銀行南京分行、江蘇省金融學會共同舉辦了「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也是「江蘇金融發展高層論壇

」的開壇之作。其意在促進區域金融和社會經濟發展，及時將研究成果轉化為人總行、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決策參考。以論壇的形式發布最新理論和政策研究成果，也是《理論周刊》實現理論與實踐更大范圍的結合，更好地推動區域經濟、金融良性互動之策。來自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江蘇省委省政府有關部門、江蘇省社科院、江蘇省銀監局、各商業銀行、有關高校、企業等單位的領導和專家學者與會並作了精彩演講。此次研討會由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主持。

為匯率形成機制營造適宜的宏觀與微觀經濟環境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行長孫工聲

隨著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面對愈來愈大的機遇和匯率風險。在此情況下，各類經濟主體要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充分提高風險意識，學會運用各種避險方式，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努力提高匯率避險能力。政府及有關部門也應作出相應調整，為實體經濟營造有利的環境。

一、加大配套政策支持力度，為匯率改革創造良好的氛圍

日本、德國、韓國等國家在經濟崛起過程中升值趨勢的經驗和教訓顯示，匯率改革中從外需帶動轉向內需帶動的增長路徑轉換才是至關重要的。從江蘇的情況來看，要加強財政、金融、稅收、投資、貿易等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加大對發展內需和服務業的支持力度，將投資為出口服務的循環，轉變為投資為消費服務的循環，為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今後一段時期，針對目前基礎性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問題，建議加大公共財政的支出，構建一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漸釋放居民的消費能力。也可考慮通過稅收政策支持企業進行技術改造，降低成本，增加出口產品附加值，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

二、加快外匯市場建設，為各類經濟主體規避風險提供有效渠道

要進一步加快外匯市場建設步伐。允許不同交易目的的主體進入外匯市場交易，提高外匯市場的競爭程度，同時為使市場參與主體具備風險管理能力，應適當增加匯率期權等衍生工具，拓寬經濟主體規避匯率風險的渠道，從而增加經濟主體的選擇，以減少人民幣升值預期中的投機行為，也使市場對人民幣的價值定價更加真實、准確。

三、引導企業主動適應匯率變化，適當運用金融工具規避風險

企業要進一步提高風險意識，培養和引進相關的專業人員，增強處置匯率風險的能力，增強對外匯市場變化的適應能力。同時，企業要加強成本核算，控制費用開支，進一步擴大利潤空間。並且應注重科技創新，提高核心競爭力，開發高附加值產品，盡快實現產業升級。

四、銀行應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提高風險定價能力

商業銀行應適應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形勢和要求，抓住外匯市場快速發展和企業匯率避險需求迅速增長的機遇，正確處理改進金融服務與防範風險的關系，增強服務意識，創新金融產品，推出適應不同需求的外匯避險工具，並相應拓寬遠期結售匯業務的期限設置。

要關注和重視貨幣流動性和匯率彈性問題

金融時報社總編輯宋輔良

今年5月31日，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了《2006年第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報告》提出匯制改革的目標是「增加人民幣匯率的浮動彈性，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中還清楚地闡明了「市場供求」在新體制中的「基礎性作用」。並提到深化外匯制度改革要用「創新手段」等。對「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涉及，比如QDII，這些政策的引入意在規避風險的前提下，實施有效的金融創新。

近來，我國金融體系內的流動性問題有加劇的態勢。使得貨幣流動性、匯率彈性與經濟政策的獨立性等問題日益引起各界的廣泛關注。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雖然有國內金融結構的原因，但與美元流動性過剩在中國匯率需增強彈性情況下輸入有著緊密的聯系。巨額外匯儲備占款導致人民幣發行過多是目前人民幣流動性過剩的根源之一。

綜觀國際社會，美元的泛濫只能輸入到以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並且在匯率上主要盯住美元的准固定匯率國家。因此，在當前情況下，不僅外部通貨膨脹可能會輸入我國，而且外部的資本價格、商品價格變化都將傳輸到我國，對此,我們要進行定量的和定性的分析研究,採取有效措施加以妥善應對。

當前，匯制改革工作正在按預定目標向前推進，我們要努力按照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原則，不斷完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發揮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同時，要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使之成為政企分離、可獨立承擔金融風險的主體；在國內逐步推出外匯套期保值衍生工具和避險產品，為金融機構和企業能夠規避外匯風險奠定基礎；依靠收入政策、稅收政策、信貸政策和匯率政策的組合，擴大內需，減少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實現內外部經濟的均衡發展。這里，我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要重點關注經濟微觀主體——銀行和企業對匯率改革和匯率變動的反映，關注他們的反饋，這會使匯率形成機制有一個良好的微觀基礎。

積極應對人民幣升值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

江蘇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汪泉

自去年7月21日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盡管在短期內變動的不確定性較大，但從中長期來看，基本呈現出人民幣升值的「漸進性」格局。就是說，人民幣升值的方向是可預期的。這就給外貿出口企業留下了一個「學習期」或「適應期」。對於外貿出口企業來說，與其說面臨匯率不確定性風險，還不如說是面臨能否如期消化匯率升值成本的風險。因此，要求外貿出口企業在「學習期」或「適應期」內，增強匯率風險意識，加強自主創新，挖掘內部潛力，調整產品結構，並學會運用匯率避險工具。金融機構則要積極開發金融衍生產品和工具，加強對外貿出口企業的培訓和咨詢，為企業匯率避險提供優質服務。

在高度關注匯率風險的同時，我們也不應忽視通貨膨脹的風險。近年來，通貨膨脹的壓力已先後在房地產和股票等資產價格等諸多方面均有明顯反映。之所以尚沒有在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充分反映出來，可能有多方面原因：譬如加工業產能過剩，市場過度競爭；糧食等主要農產品並不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供應充足等。特別是由於經濟國際化的發展，國內商品市場價格受國際商品市場價格影響的程度越來越大，國內市場商品和國際市場商品的價格聯動效應日益顯現。如果國際市場商品價格不上漲，國內市場商品價格也難以有較大幅度上漲。

不久前央行已採取了提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的調控措施。顯而易見，不提高存款利率是為了促進內需，同時防止增加人民幣升值壓力；提高貸款利率是為了抑制貸款需求，控制信貸投放。但另一方面，利差擴大也可能增加金融機構放款動力。因此，提高貸款基準利率的措施，其重要意義在於發出了央行旨在控制貸款過快增長的強烈信號。如果全球性的加息趨勢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歐美等主要貿易國進一步加息，就會給我國在人民幣升值壓力背景下提高存款利率騰出空間。銀根收緊和利率上升，將對信貸和投資過快增長以及資產和商品價格的上漲，起到有力的遏製作用。對此，居民、企業和金融機構都應有所預期和准備，密切關注經濟金融走勢。

周小川行長針對匯率改革指出：「各類經濟主體要主動校正自己的行為模式以進一步適應彈性增加、波動加大的匯率環境。」可以想見，隨著人民幣匯率日益走向彈性化、市場化，以及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不斷推進，各類經濟主體將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再過一個月就是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周年，在這個時點下，召開「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專題研討會意義深遠。與會各界人士就匯制改革後，經濟微觀主體如何適應新的匯率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金融創新，有效規避匯率風險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各方面眾多觀點的交流和碰撞，生產了許多新的金融智慧，加深和推動了人們對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與風險規避等問題的認識，這將有力地推動這項改革的深入和發展。

市場化是外匯儲備制度改革的根本取向

江蘇銀監局局長周忠明認為，根據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的「三元悖論」，一個國家在資本自由流動、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與固定的匯率制度之間，最多隻能舍一求二，不可兼得。人民銀行作為貨幣政策的制定者，同時，又是事實上最終的和最大的外匯需求方和供給方。既要穩定的貨幣政策，又要保持相對適量的外匯儲備，這雙重角色的沖突使得人民銀行必須有所取捨。

人民銀行是專司貨幣政策的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外匯制度應該服從並服務於貨幣政策。因此，人民銀行在外匯管理上的角色需要有根本的轉變，將外匯的供給和需求還給市場和大眾。簡而言之，就是要將目前的藏匯於人民銀行轉變為藏匯於人民和銀行。

藏匯於人民和銀行，是我國外匯管理體制市場化的又一重要進程。市場機制是一種分散決策機制，通過市場價格的波動，全面、准確地反映各方參與者的偏好。藏匯於人民和銀行，就是希望通過市場化方式來消化央行手上過多的外匯儲備，讓國內投資者更便利地進入外匯市場，表達多元化的偏好。外匯市場要由行政性的集中決策向市場化的分散決策轉變，充分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機制中的基礎性作用。

匯制改革背景下的金融創新

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韓紅梅認為，所謂「金融創新」，指在中國現有社會經濟背景下的一種制度創新。國際上已經有成型的外匯市場和外匯產品，像掉期、遠期、期權、期貨等。所以，在產品創新方面，我們還處於學習階段；就制度上來講，國際上也有非常成型的衍生產品、避險產品的制度。我國的金融創新應該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增強企業、銀行和各類經濟主體的競爭能力。

而要想實現金融創新，首先要在觀念上創新。政策制定者要認識到不同交易主體在市場發育過程中不同的作用，不斷完善市場基礎設施，並對市場進行必要的監管。企業要從企業成本核算方面進行觀念更新。雖然企業利用遠期結售匯來規避風險的比例在增長，但是，占總交易量還很低。銀行需要在人員配備、會計核算、技術支持等方面加大創新力度。國外市場主體追求高附加值產品，而我們可以用漸進的方式做好基礎性產品，培育市場後再逐步走向高端產品。

其次，從外匯管理局目前的研究看，要克服制度性約束、增強金融創新，需要加強行業組織的作用。對於監管和政策設計、管理者，需要不斷增強監管能力。同時，在設計產品方面，要加強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研究，保證國家金融安全。

外匯管理局作為政府管理部門，主要職責是為商業銀行和企業提供更加充分有效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我們將努力為更多外匯市場新產品的推出提供良好的市場發展空間和配套政策措施，推進我國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

不斷增強對匯率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副行長魏革軍博士認為，經濟主體的靈活性、適應性，是有效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基礎。在漸進改革的戰略下，匯率形成機制的變化與各類經濟主體的適應程度既相互關聯，又相互制約、相互促進。我們不能僅僅把目光盯在匯率本身的變化上，應著力觀察匯價背後所隱含的深度和廣度變化。一年來，我國經濟金融結構已經發生了一些明顯變化，金融改革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治理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外匯市場產品和價格形成機制更加多元化和市場化，各類經濟主體對匯率改革適應性逐步增強。這些變化本身體現了我國關於匯率改革漸進性、可控性和主動性原則，體現了我國經濟的實際狀況和對外開放的整體戰略。

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國際收支不平衡所帶來的種種壓力並沒有根本緩解，經濟主體的適應性也有待增強。這反映了經濟運行的復雜性和經濟結構的特殊性。必須看到，國際收支不平衡不是單純的貨幣問題和匯率問題，需要政策、市場和國際協調多方面的努力。今後一段時期，要盡快減少政策特別是稅收政策和利用外資政策所帶來的扭曲，逐步消除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的非理性繁榮，同時，不斷完善、培育和深化外匯市場。此外，還要重視外匯改革及其相關政策的溝通，為市場主體了解政策、了解改革、適應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

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副總裁裴傳智認為，我國匯制改革的遠景目標有兩個：一個是人民幣從局部可兌換到最終完全可兌換；另一個是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從以市場供求為基礎變成把市場供求作為主導的力量。大家知道，由市場供求來決定價格，來決定資源的配置，這是市場規律。市場供求的力量在市場中是最基本、最主導的力量。它的不平衡會引起波動，即引起金融危機或者金融風暴，所以，我們要尊重市場的供求規律，把市場供求作為匯率最終的主導力量。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放棄宏觀調控，放眼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放棄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只是調控的方式不同而已。市場經濟越不發達，越不成熟，調控的方式更多的是直接的；市場經濟成熟時，更多的是用利率來調節。

那麼，匯率制度改革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機遇和挑戰呢？匯率的波動會帶來風險，這就需要我們規避風險。在市場開放的條件下，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們融入國際社會的程度在不斷加深，就必須學會規避和管理風險。在這種情況下，它會迫使國內金融機構和企業有緊迫感，加快掌握和運用避險工具，同時也給銀行的中間業務進一步打開了空間。

當然，也給我們帶來了挑戰。我們知道，匯率變化以後，即期匯率或遠期匯率怎麼確定，它有成型的經濟理論。但在匯率決定模型中，我們現在知道的主流理論只是其中一個主要的變數而已，而在現實中，操作這些避險工具需要尖端人才。所以，第一個挑戰就是需要知識的創新和人才的創新。第二個挑戰是制度方面的創新。在制度創新方面，一方面監管部門在制度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創新；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在內部制度上也要多創新。第三個挑戰是需要更多的金融避險工具。所有的避險都需要工具。目前我們能夠做的只有遠期和互換，下一步我們需要更多的金融工具。

以風險控制為保障實現銀行業穩健發展

中國銀行江蘇省分行副行長郭寧寧提出，外匯業務是中國銀行的傳統優勢，如何應對匯制改革帶來的變化，是中行關注的重點。匯制改革以後，中行敏感地意識到市場對產品創新的要求，注重研究並及時為企業和個人提供外匯避險、保值、增值的相關金融產品，幫助企業和個人合理運用金融衍生產品規避匯率和市場風險。2005年中國銀行及時推出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並成為全國首家擁有開辦銀行間人民幣與外幣掉期交易資格的銀行。中行江蘇分行在去年9月份成功敘做了全國第一筆人民幣貨幣掉期業務；研發並敘做了公司及個人人民幣結構型理財產品，向市場推出規避人民幣匯率風險的新產品———補貼式售匯(NDO)和提升式遠期結匯(三角形NDF)；完善國際結算遠期結售匯產品，提供出口信用證項下人民幣押匯業務、(假)遠期信用證、海外代付等業務；研發「出口全益達」、「進口匯利達」、「國內綜合保理」等國際結算新產品，積極向客戶推薦貿易融資產品等。

當然，由於人民幣目前仍屬於不可自由兌換貨幣，雖然從產品角度有很多的國際化經驗可以借鑒，但是，鑒於國內匯率改革政策的循序漸進性，目前有效規避人民幣匯率和利率風險，或者結構較為復雜的理財產品需要銀監部門進一步的審批通過。所以，總體上來說，銀行和客戶操作空間還很有限。

新匯率制度下銀行業的風險管控

南京市商業銀行副行長禹志強認為，在未來幾年裡，主動性、可控性和漸進性的匯率改革政策理念，將貫穿匯率制度改革的始終。匯率制度改革進程的加快，向國內銀行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對國內銀行的風險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為此，針對匯率制度改革的要求，銀行應採取以下對策：

1、加快觀念轉變，增強適應能力。在市場營銷、內部控制、風險管理、考核激勵等方面及時做出調整，應對變化。2、加強研究力量，提高分析能力。加強對人民幣匯率走勢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利率走勢的跟蹤分析，為風險產品的定價提供准確的決策依據。3、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完善風險管理體系。對金融衍生產品交易中涉及的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操作風險等要建立完整的風險管理辦法和操作流程。4、加強對金融衍生產品的研究，提高創新能力，將外匯市場的成熟產品復制到本幣市場來，從中挖掘獲利的機遇。5、抓住市場機遇，大力發展個人理財產品。6、利用差別定價策略提高利潤，降低風險。商業銀行可根據不同的客戶、不同的交易方式、不同的風險靈活定價，實現規避匯率風險、提高自身利潤的目標。7、推動本外幣交易一體化。通過本外幣市場不同工具的組合運用，實現對沖匯率風險、利率風險等目標。

在固定利率與浮動利率之間尋找平衡

英國渣打銀行南京分行行長陳蓮英認為，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內地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先放開貨幣市場利率和債券市場利率，再逐步推進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央行按照這樣的思路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這固然減緩了一次性推動利率市場化的風險，但貨幣市場的浮動利率制度與商業銀行存貸款的固定利率制度同時存在，也造成了一些問題。

以剛剛過去的2005年為例。2005年3月，央行大幅下調超額存款准備金率，加之2005年的宏觀調控，商業銀行存款高速增長，貸款增速卻有所回落，這兩項因素導致銀行資金過剩。在資金過剩的局面下，完全自由浮動的貨幣市場利率便自然走低。

根據統計，在2005年3月超額存款准備金率降低之後，銀行間市場利率以及1日回購利率迅速走低，並在5月之後持續連綿的陰跌態勢。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存款利率由於仍是固定利率制度，而保持2004年9月上調後的基礎不變，即保持在1年期存款利率2.25%的水平上。商業銀行存款利率不變，貨幣市場連續陰跌，在2005年的很多時間里，便出現了貨幣市場主要投資工具利率與存款利率倒掛現象。對我們銀行來說，存、貸款間的利差意味著盈利，持續下跌的貨幣市場利率則意味著損失。

所以，近期央行正採取措施推動貨幣市場利率上行，並有序地進行利率市場化的進一步改革，這對金融及資本市場的發展都有正面影響。

外貿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策略選擇

江蘇蘇美達集團董事長余本禮在發言中說，去年匯制改革啟動當天，人民幣「出其不意」地升值2%，一夜之間我們公司賬戶上收到的外匯賬款，一下子縮水了近1000萬元，影響還是較大的。對於習慣了匯率穩定的外貿企業來說，在匯率變動的不確定性、彈性逐漸增強的現實情況下，該如何規避匯率風險、保證既得利益的實現是對外貿企業經營和管理能力的又一次考驗。為此，在充分利用現有的銀行避險工具；改變貿易結算方式和結算貨幣；加強管理，增強企業自身抗風險能力；尋求政策支持，申請外匯資金集中管理的基礎上，提出幾點建議：

1、期待人民幣匯率及早參照一籃子貨幣自由浮動，使企業盡快適應，並採取有效措施防範匯率風險。

2、目前銀行推出的匯率避險產品種類不夠豐富，實用性不強，希望金融機構盡快提供期貨、期權、互換產品等高端品種，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金融避險工具。

3、匯率變動影響的是全部進出口企業，是「一刀切」政策，國家應更多地通過下調出口退稅率、提高利率等手段合理引導企業優化出口產品的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推進外匯制度改革的緊迫性

江蘇省社科院信息研究所所長吳先滿教授認為，外匯制度改革應該加緊推進，其緊迫性來自以下幾方面：

第一，從廣義市場的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外匯市場的發展與完善非常緊迫。目前，外匯市場發展滯後於其他要素市場的發展。在「十一五」期間，外匯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進一步推進外匯市場的改革。

第二，從廣義的價格體系建立與完善角度來看，一般商品勞務價格都已放開，市場調節機制基本形成，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也比較完善，但是，匯率機制的市場化程度還比較低，影響了整個價格體系功能的發揮。在「十一五」期間，要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就必須把價格體系完整地建立起來，要在目前匯率形成機制的基礎上，鞏固成果，深化推進。

第三，從廣義的國家經濟實力來看，匯率制度改革的緊迫性凸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增強，成為儲備大國，但同時也隱藏了很多問題。但外匯儲備的增加也為我們更多、更大幅度地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條件。

解決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的策略

南京大學商學院副院長裴平教授提出，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不可操之過急，要穩步前行。短期內，應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積極採取有效措施，緩解人民幣對外升值壓力和對內貶值壓力，減輕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一是緩解人民幣外部的升值壓力。在人民幣面臨升值壓力的背景下，要調節經濟的內外平衡，須從總量和結構兩方面入手。在總量方面，可以通過刺激總需求或者保持高增長來減輕匯率升值壓力；在結構方面，可以通過調整關稅水平和出口退稅率，放鬆資本流出管制和居民持有外匯的限制，進一步提高國內投資率，以及擴大消費、降低國內儲蓄等。二是預防惡性的通貨膨脹。要求貨幣政策要有預見性或前瞻性，避免貨幣在傳導過程中偏離目標，適度控制貨幣信貸的增長。三是增強公眾對匯率變動的心理准備。在內外部壓力減輕和公眾有心理准備時，擴大匯率浮動區間，可以暫時緩解人民幣內外價值的偏離程度。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有利於短期內維護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浮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並為長期內改革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糾正人民幣內外價值偏離奠定基礎。

Ⅲ 如何進一步全面深化外匯管理改革

進一步深化外匯管理改革，要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為動力，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緊緊圍繞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這一戰略目標，大膽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大力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不斷提升外匯管理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以實實在在的改革成果回應廣大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

堅持把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做好外匯管理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增強服務意識，善於換位思考，促進政策調整與市場主體商業運作模式相銜接，為守法合規市場主體盡可能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優化流程和手續，通過改進服務來深化改革，切實提升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程度，降低外匯管理的社會成本，真正做到寓管理於服務之中。積極支持地方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對於具備條件的地區可通過試點等方式，鼓勵開展外匯管理政策創新。

堅持依法行政和簡政放權。緊緊圍繞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大力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提升行政效能。著力加強外匯管理法規建設，進一步加大法規清理力度，切實推動管理重點從「正面清單」向「負面清單」轉變。深入推動政務公開，加強內控制度建設，不斷完善外匯管理各環節的監督制約機制。

Ⅳ 國家外匯管理局成立時間

從官網上看，應該是在1978年，36年了已經

官網內容如下：

外匯管理歷史沿革

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嚴格外匯集中計劃管理，國家對外貿和外匯實行統一經營，外匯收支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所有外匯收入必須售給國家，用匯實行計劃分配；對外基本不舉借外債，不接受外國來華投資；人民幣匯率僅作為核算工具。改革開放後，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沿著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不斷培育和增強市場機制在配置外匯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的方向轉變。經過30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外匯管理體制。1978年以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大致經歷三個重要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93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起步。這一階段以增強企業外匯自主權、實行匯率雙軌制為特徵。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布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總方針。在涉外經濟領域，過去外匯統收統支的體制逐步松動，出口企業開始擁有一定的外匯自主權。為調動出口企業創匯的積極性，確保有限的外匯資源集中用於國民經濟建設，從1979年開始實行外匯留成辦法，在外匯集中管理、統一平衡、保證重點的同時，適當留給創匯的地方和企業一定比例的外匯，並允許持有留成外匯的單位把多餘的外匯額度轉讓給缺匯的單位，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雙重匯率制度並存。總的看，這一階段，外匯管理體制處於由計劃體制開始向市場調節的轉變過程，計劃配置外匯資源仍居於主導地位，但市場機制萌生和不斷發育，對於促進吸引外資、鼓勵出口創匯、支持國內經濟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二階段（1994-200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外匯管理體制框架初步確定。1994年初，國家對外匯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外匯留成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建立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此後，進一步改進外匯管理體制，1996年全部取消了所有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的限制，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給中國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造成嚴重沖擊。為防止危機進一步蔓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我國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並重點加強資本流出的管制，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總體來看，這一階段，我國初步確立了適合國情、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外匯管理制度框架，外匯供求的市場基礎不斷擴大，奠定了市場機制配置外匯資源的基礎性地位。
第三階段（2001年以來），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外匯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加速融入全球經濟，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國際收支持續大額順差，對國民經濟影響日益增強。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積極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管理，健全國際收支統計監測，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伴隨著入世後外匯儲備規模的較快增長，2001年，外匯儲備經營以規范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為目標，建立了投資基準經營管理模式和風險管理框架，完善了大規模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的體制機制。2005年7月啟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企業和個人持有和使用外匯的政策更加便利，外匯市場加快發展。與此同時，外匯管理方式加快從重點管外匯流出轉為流出入均衡管理，逐步建立起資本流動雙向均衡管理的制度框架，在2008年新修訂的《外匯管理條例》確立了均衡監管思路，並在行政法規層面明確取消了強制結售匯制度。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以來，及時啟動應急機制，做好國際收支逆轉的應急預案，積極防範金融風險，確保了外匯儲備資產的總體安全，頂住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以來，針對跨境資金流向復雜和規模增大、市場主體便利化需求不斷增長的現實，外匯管理加快了理念和方式的「五個轉變」，即從重審批轉變為重監測分析、從重事前監管轉變為強調事後管理、從重行為管理轉變為更加強調主體管理、從「有罪假設」轉變到「無罪假設」、從「正面清單」（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轉變到「負面清單」（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總體來看，這一階段，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外匯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加快轉變，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作用不斷增強，對於促進外貿持續快速發展、引導資本有序雙向流動、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等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Ⅳ 中國外匯管制的改革方向

外匯管制的基本方式
一.對出口外匯收入的管制
在出口外匯管制中，最回嚴格的規定是答出口商必須把全部外匯收按官方匯率結售給指定銀行。出口商在申請出口許可證時，要填明出口商品的價格、數量、結算貨幣、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並交驗信用證。
二.對進口外匯的管制
對進口外匯的管制通常表現為進口商只有得到管匯當局的批准，才能在指定銀行購買一定數量的外匯。管匯當局根據進口許可證決定是否批准進口商的買匯申請。有些國家將進口批匯手續與進口許可證的頒發同時辦理。
三.對非貿易外匯的管制
非貿易外匯涉及除貿易收支與資本輸出入以外的各種外匯收支。
對非貿易外匯收入的管制類似於對出口外匯收入的管制，即規定有關單位或個人必須把全部或部分外匯收支按官方匯率結售給指定銀行。為了鼓勵人們獲取非貿易外匯收入，各國政府可能實行一些其他措施，如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允許居民將個人勞務收入和攜入款項在外匯指定銀行開設外匯賬戶，並免徵利息所得稅。

Ⅵ 求2005年以後的網路銀行發展的統計數據

Ⅶ 論文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現狀與前景研究的背景和意義怎麼寫啊想不出來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匯儲備曾有過兩次高速增長時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終於擺脫了十餘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現了連續4年的高增長。第二次發生在21世紀之初。從亞洲危機的沖擊中恢復之後，中國經濟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軌道。與此相伴，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長；到了2006年4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萬億美元。

隨著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擔心和爭論也紛至沓來。人們或懷疑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或詬病巨額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或指責外匯儲備的積累輸入了通貨膨脹，或認為人民幣匯率因此而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獨有偶，就在中國為外匯儲備的迅速積累而惴惴不安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除去美國和歐盟這兩個在國際儲備體系中擁有「關鍵貨幣」的經濟體，也都出現了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情況。此類現象之所以值得關注，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恰恰是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他們摒棄了實行多年的固定匯率制並轉向各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之時；而我們一向奉為圭臬的外匯儲備理論卻告訴我們，一國轉向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給予合理的解釋。

本文旨在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來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及其改革問題。我們首先從功能轉變的角度對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進行分析，然後對外匯儲備增長引起國內流動性迅速增加的現象以及貨幣當局的對沖操作進行評論，最後，在借鑒國外管理外匯儲備之經驗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外匯儲備體制的改革問題。

二、外匯儲備的規模：著眼於功能轉變的分析

關於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現象，一個普遍的擔憂是，從傳統外匯儲備功能角度看，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應付支付進口、償還短期債務和穩定匯率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堆積外匯，等於將我們用寶貴的資源換回的資金低成本地交給外國使用。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為它忽視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浮動匯率制與高額外匯儲備積累相伴相隨的新現象，我們必須從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徵以及世界各國的應對之策說起。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並不是起因於各國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是以國際投機資本對固定匯率制的惡意沖擊為主要特徵的。經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經濟體大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轉而實行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但是，近期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經濟體聲稱向浮動匯率制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匯率的干預。著名國際金融專家麥金農在對這些經濟體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縝密研究之後敏銳地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經濟體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只是一種假象；從匯率的走勢和各經濟體的操作實踐來看，各種自稱自許的浮動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匯率制等等，其運行特徵更像釘住匯率制度。」他將此概括為「沒有信譽的固定匯率制」。從制度層面上分析，這種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三種制度安排的結合，即公開宣布的彈性匯率制、(出於穩定目的)對匯率的頻繁干預、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我們認為，這種「三位一體」的安排，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新特徵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之所以要公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為的是使投機資本難以獲得關於匯率變動的明確信息，從而大大弱化國際投機資本對一國(地區)匯率展開攻擊的動力；之所以要穩定匯率，是因為對於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而言，本國(地區)貨幣匯率對關鍵貨幣保持穩定，事實上將使得本國(地區)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獲得一種穩定的「名義錨」，從而有助於本國(地區)經濟穩定增長；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匯儲備，為的是使貨幣當局更靈活地干預(而不是像固定匯率制下那樣單方向地干預)外匯市場，從而影響國際投機資本的預期，並據以對國際投機資本保持一種「威懾」，使得他們不敢輕易對本國(地區)貨幣匯率進行攻擊。從實踐效果上看，一國(地區)外匯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懾」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地區)的匯率和金融體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為緩和貨幣錯配的不利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往往需要通過增加外匯儲備來增強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的信心。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貨幣制度下黃金的功能，一國(地區)的外匯儲備就類似金本位制度下貨幣當局擁有的黃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就意味著該國(地區)貨幣當局發行的信用貨幣有一種實際價值的資產——外匯儲備作為支撐。因而，一國外匯儲備越多，居民對該國(地區)信用貨幣的穩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貨幣替代的發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外匯儲備在增強貨幣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來，歐洲央行逐步減少了外匯儲備，但同時黃金儲備卻相應上升。歐元是當前惟一能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為增強歐元同美元的競爭力，歐洲央行就不能過分依賴美元儲備發揮增強貨幣信心的作用——增加黃金儲備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總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其外匯儲備卻未如人們依據傳統理論而推斷的那樣大幅減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傳統的外匯儲備功能是與固定匯率制度相適應的。其明顯的特點就是十分強調外匯儲備的「務實」功能，即，一旦經濟受到不利沖擊，貨幣當局就准備實實在在地用「真金白銀」去滿足進口、支付債務和干預匯率的需要。在浮動匯率制下，滿足上述三項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匯儲備管理的核心在於「保持信心」，具體而言，浮動匯率制下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支持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政策與匯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過吸收貨幣危機沖擊以及緩和外部融資渠道阻塞，來克服本國(地區)經濟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國(地區)能夠償還外債的市場信心；支持公眾和外部投資者對本國(地區)貨幣穩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償還外部債務與使用外匯的需要；應付災難和突發事件。

外匯儲備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時就意味著其作為一國(地區)財富的功能得到強化。換言之，追求國家財富的增長，成為外匯儲備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標。實證研究表明，通過加強管理，外匯儲備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投資收益。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題為《外匯儲備的財務成本》的研究報告中，通過對110個國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數據進行嚴格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統計期內，即便將所有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都考慮在內，除發達國家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的外匯儲備都獲得了凈收益。應當說，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資而言，外匯儲備的投資業績都是毫不遜色的。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仔細分析我國的國際收支表，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情況(圖1)。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凈投資收益為順差91.2億美元，實現了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逆轉；其中，投資收益流入356.2億美元，同比增長92.2%；投資收益流出2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在中國的國際收支統計中，中國的投資收益包括「直接投資項下的利潤利息收支和再投資收益、證券投資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資收益(利息)」。考慮到中國對外投資中官方證券投資(外匯儲備使用)佔主導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投資收益大幅上升與中國對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主要是外匯儲備增加)密切相關。這間接說明，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是令人滿意的。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鑒於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從滿足進口支付、償還債務和干預匯率全面轉向提供信心並增加國家的財富，鑒於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是令人滿意的，討論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小，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了。

三、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不利影響：流動性過剩及對沖困境

外匯儲備功能的轉變，並不意味規模過大的外匯儲備不會對一國經濟和金融的運行帶來不利的結果。相反，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後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它將給國內經濟帶來貨幣供應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進而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不利後果。我們看到，這正是當下中國發生的情況。

(一)央行的對沖努力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於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賣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於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後，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於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後再用於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於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於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於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並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後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大，品種也不斷增多。目前，其未清償額已經超過政策性金融債，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上僅次於國債的第二大品種。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保持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於採用了連續滾動發行方式和競爭性招投標機制，並開拓了比較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和交易利率逐漸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發揮了某種基準利率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二)央行票據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做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於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於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並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須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進行了上述比較之後，對於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別樣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後者要高。於是，對於近年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於成本的比較找到強有力的解釋。

2.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利率的影響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央行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央行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並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事實上，近年來央行票據發行曾出現過若干次流標情況，正反映了市場對央行這種雙重身份存在的質疑。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於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此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行票據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行票據，固然達到了收縮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並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為開放性大型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際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行票據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後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於央行在央行票據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於一身，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於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並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四、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將帶來不利的後果。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阻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

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做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並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踐經驗背後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一)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於外匯儲備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於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於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於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於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始終強調經濟的獨立性，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於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於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並負責制定匯率政策。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於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於他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就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於小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特區便是合適的例證。

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進行比較，那麼，他們貨幣政策的惟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二)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地區)傾向於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地區)，由於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採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於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餘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託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並對不同的部分設置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於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託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託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於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託，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新加坡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並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於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託，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行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證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僱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1／3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於「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說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作為一國財富的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五、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並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於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並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於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一)根本的任務是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

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之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於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於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並藉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二)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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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於貨幣當局，並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為了適應上述變化，放鬆外匯管制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於民」的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為了便於了解這種戰略轉變，我們首先需要對外匯資產、官方外匯儲備等相關概念進行更全面、更精確的定義。

六、結束語

從本質上說，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無論涉及多麼復雜的內容，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政府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Ⅷ 什麼是外匯管理改革的戰略目標

國際收支平衡是我國宏觀調控的四大目標之一，是保持社會總供求基本平衡和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標志。因此，維護和促進國際收支平衡，既是外匯管理的核心職責之一，也是長期以來外匯管理改革所要實現的戰略目標。

這些問題反映出我國國際收支平衡的基礎還不十分牢固。特別是隨著我國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通過資本管制來緩解收支失衡的空間越來越窄，短期內雖仍有效，但長期實行，效果會減弱，影響正常的貿易和投資活動。這雖是我國經濟發展與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進展到一定階段的特有現象，但與我國經濟發展較多依賴投資和外需、國內儲蓄投資關系沒有理順、人民幣匯率彈性不足、資本流出渠道不暢息息相關。妥善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堅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實事求是地推進制度創新，打好外匯管理改革攻堅戰。

Ⅸ 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歷史沿革

外匯管理，是指一國政府授權國家貨幣金融管理當局或其他國家機關，對外匯收支、買賣、借貸、轉移以及國際間的結算、外匯匯率和外匯市場等實行的管制措施。
改革開放前，中國實行嚴格外匯集中計劃管理，國家對外貿和外匯實行統一經營，外匯收支實行指令性計劃管理。所有外匯收入必須售給國家，用匯實行計劃分配；對外基本不舉借外債，不接受外國來華投資；人民幣匯率僅作為核算工具。改革開放後，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根本要求，沿著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不斷培育和增強市場機制在配置外匯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的方向轉變。經過30多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外匯管理體制。1978年以來，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大致經歷三個重要階段。
第一階段（1978-1993年），外匯管理體制改革起步。這一階段以增強企業外匯自主權、實行匯率雙軌制為特徵。1978年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布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的總方針。在涉外經濟領域，過去外匯統收統支的體制逐步松動，出口企業開始擁有一定的外匯自主權。為調動出口企業創匯的積極性，確保有限的外匯資源集中用於國民經濟建設，從1979年開始實行外匯留成辦法，在外匯集中管理、統一平衡、保證重點的同時，適當留給創匯的地方和企業一定比例的外匯，並允許持有留成外匯的單位把多餘的外匯額度轉讓給缺匯的單位，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雙重匯率制度並存。總的看，這一階段，外匯管理體制處於由計劃體制開始向市場調節的轉變過程，計劃配置外匯資源仍居於主導地位，但市場機制萌生和不斷發育，對於促進吸引外資、鼓勵出口創匯、支持國內經濟建設發揮了積極作用。
第二階段（1994-2000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外匯管理體制框架初步確定。1994年初，國家對外匯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外匯留成制度，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建立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此後，進一步改進外匯管理體制，1996年全部取消了所有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的限制，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給中國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造成嚴重沖擊。為防止危機進一步蔓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發展，我國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並重點加強資本流出的管制，成功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總體來看，這一階段，我國初步確立了適合國情、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外匯管理制度框架，外匯供求的市場基礎不斷擴大，奠定了市場機制配置外匯資源的基礎性地位。
第三階段（2001年以來），以市場調節為主的外匯管理體制進一步完善。2001年底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我國加速融入全球經濟，對外開放進一步擴大，國際收支持續大額順差，對國民經濟影響日益增強。適應新形勢新挑戰，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積極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管理，健全國際收支統計監測，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伴隨著入世後外匯儲備規模的較快增長，2001年，外匯儲備經營以規范化、專業化和國際化為目標，建立了投資基準經營管理模式和風險管理框架，完善了大規模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的體制機制。2005年7月啟動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為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注入新的活力。企業和個人持有和使用外匯的政策更加便利，外匯市場加快發展。與此同時，外匯管理方式加快從重點管外匯流出轉為流出入均衡管理，逐步建立起資本流動雙向均衡管理的制度框架，在2008年新修訂的《外匯管理條例》確立了均衡監管思路，並在行政法規層面明確取消了強制結售匯制度。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以來，及時啟動應急機制，做好國際收支逆轉的應急預案，積極防範金融風險，確保了外匯儲備資產的總體安全，頂住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以來，針對跨境資金流向復雜和規模增大、市場主體便利化需求不斷增長的現實，外匯管理加快了理念和方式的「五個轉變」，即從重審批轉變為重監測分析、從重事前監管轉變為強調事後管理、從重行為管理轉變為更加強調主體管理、從「有罪假設」轉變到「無罪假設」、從「正面清單」（法無明文授權不可為）轉變到「負面清單」（法無明文禁止即可為）。總體來看，這一階段，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外匯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加快轉變，市場配置外匯資源的作用不斷增強，對於促進外貿持續快速發展、引導資本有序雙向流動、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服務實體經濟發展等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Ⅹ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外匯管理

外匯管理，是指一國政府授權國家貨幣金融管理當局或其他國家機關，對外匯收支、買賣、借貸、轉移以及國際間的結算、外匯匯率和外匯市場等實行的管制措施。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由於外匯資源短缺，中國一直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戰略以來，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沿著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培育市場機制的方向，有序地由高度集中的外匯管理體制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外匯管理體制轉變。1996年12月中國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對資本項目外匯進行嚴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外匯管理體制。建國以來，中國外匯管理體制大體經歷了計劃經濟時期、經濟轉軌時期和1994年開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三個階段。實行外匯留成制度
為改革統收統支的外匯分配製度，調動創匯單位的積極性，擴大外匯收入，改進外匯資源分配，從1979年開始實行外匯留成辦法。在外匯由國家集中管理、統一平衡、保證重點的同時，實行貿易和非貿易外匯留成，區別不同情況，適當留給創匯的地方和企業一定比例的外匯，以解決發展生產、擴大業務所需要的物資進口。外匯留成的對象和比例由國家規定。留成外匯的用途須符合國家規定，有留成外匯的單位如本身不需用外匯，可以通過外匯調劑市場賣給需用外匯的單位使用。留成外匯的范圍和比例逐步擴大，指令性計劃分配的外匯相應逐步減少。
外匯調劑市場
在實行外匯留成制度的基礎上，產生了調劑外匯的需要。為此，1980年10月起中國銀行開辦外匯調劑業務，允許持有留成外匯的單位把多餘的外匯額度轉讓給缺匯的單位。以後調劑外匯的對象和范圍逐步擴大，開始時只限於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的留成外匯，以後擴大到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國外捐贈的外匯和國內居民的外匯。調劑外匯的匯率，原由國家規定在官方匯率的基礎上加一定的幅度，1988年3月放開匯率，由買賣雙方根據外匯供求狀況議定，中國人民銀行適度進行市場干預，並通過制定「外匯調劑用匯指導序列」對調劑外匯的用途（或外匯市場准入）加以引導，市場調節的作用日益增強。
改革人民幣匯率制度
1、實行貿易內部結算價和對外公布匯率雙重匯率制度
匯率高估，不利於對外貿易的發展，因此，1981年，中國制定了一個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按當時全國出口商品平均換匯成本加10%利潤計算，定為1美元合2.8元人民幣，適用於進出口貿易的結算，同時繼續公布官方匯率，1美元合1.5元人民幣，沿用原來的「一籃子貨幣」計算和調整，用於非貿易外匯的結算。兩個匯率對鼓勵出口和照顧非貿易利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使用范圍上出現了混亂，給外匯核算和外匯管理帶來不少復雜的問題。隨著國際市場美元匯率的上升，我國逐步下調官方匯率，到1984年底，官方匯率已接近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1985年1月1日取消內部結算價，重新實行單一匯率，匯率為1美元合 2.8元人民幣。
2、根據國內外物價變化調整官方匯率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物價進行改革，逐步放開，物價上漲，為使人民幣匯率同物價的變化相適應，起到調節國際收支的作用，1985－90年根據國內物價的變化，多次大幅度調整匯率。由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合2.8元人民幣，逐步調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合5.22元人民幣。這幾年人民幣匯率的下調主要是依據全國出口平均換匯成本上升的變化，匯率的下調滯後於國內物價的上漲。
3、實行官方匯率和外匯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
為配合對外貿易，推行承包制，取消財政補貼，1988年3月起各地先後設立了外匯調劑中心，外匯調劑量逐步增加，形成了官方匯率和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從1991年4月9日起，對官方匯率的調整由以前大幅度、一次性調整的方式轉為逐步緩慢調整的方式，即實行有管理的浮動，至1993年底調至1美元合5.72元人民幣，比1990年11月17日下調了9%。同時，放開外匯調劑市場匯率，讓其隨市場供求狀況浮動，匯率波動較大。在國家加強宏觀調控和中國人民銀行入市干預下，1993年底回升到1美元合8.72元人民幣。
允許多種外匯業務
1979年前，外匯業務由中國銀行統一經營。為適應改革開放以後的新形勢，在外匯業務領域中引入競爭機制，改革外匯業務經營機制，允許國家專業銀行業務交叉，並批准設立了多家商業銀行和一批非銀行金融機構經營外匯業務；允許外資金融機構設立營業機構，經營外匯業務，形成了多種金融機構參與外匯業務的格局。
資本輸出入管理制度
（六）放寬對境內居民的外匯管理
個人存放在國內的外匯，准許持有和存入銀行，但不準私自買賣和私自攜帶出境。對個人收入的外匯，視不同情況，允許按一定比例或全額留存外匯。從1985 年起，對境外匯給國內居民的匯款或從境外攜入的外匯，准許全部保留，在銀行開立存款帳戶。1991年11月起允許個人所有的外匯參與外匯調劑。個人出國探親、移居出境、去外國留學、贍養國外親屬需用外匯，可以憑出境證件和有關證明向國家外匯管理局申請，經批准後賣給一定數額的外匯，但批匯標准較低。
關於外匯兌換券
為了便利旅客，防止外幣在國內流通和套匯、套購物資，1980年4月1日起中國銀行發行外匯兌換券，外匯券以人民幣為面額。外國人、華僑、港澳台同胞、外國使領館、代表團人員可以用外匯按銀行外匯牌價兌換成外匯券並須用外匯券在旅館、飯店、指定的商店、飛機場購買商品和支付勞務、服務費用。未用完的外匯券可以攜帶出境，也可以在不超過原兌換數額的50%以內兌回外匯。收取外匯券的單位須經外匯局批准，並須把收入的外匯券存入銀行，按收支兩條線進行管理。收券單位把外匯券兌換給銀行的，可以按規定給予外匯留成。 1993年11月14日，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要求，「改革外匯管理體制，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和統一規范的外匯市場，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這為外匯管理體制進一步改革明確了方向。1994年至今，圍繞外匯體制改革的目標，按照預定改革步驟，中國外匯管理體制主要進行了以下改革：
進行重大改革
（一）1994年對外匯體制進行重大改革，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
1、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取消外匯上繳和留成，取消用匯的指令性計劃和審批。從1994年1月1日起，取消各類外匯留成、上繳和額度管理制度，對境內機構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支實行銀行結匯和售匯制度。除實行進口配額管理、特定產品進口管理的貨物和實行自動登記制的貨物，須憑許可證、進口證明或進口登記表，相應的進口合同和與支付方式相應的有效商業票據(發票、運單、托收憑證等)到外匯指定銀行購買外匯外，其他符合國家進口管理規定的貨物用匯、貿易從屬費用、非貿易經營性對外支付用匯，憑合同、協議、發票、境外機構支付通知書到外匯指定銀行辦理兌付。為集中外匯以保證外匯的供給，境內機構經常項目外匯收入，除國家規定準許保留的外匯可以在外匯指定銀行開立外匯帳戶外，都須及時調回境內，按照市場匯率賣給外匯指定銀行。
2、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官方匯率與市場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並軌時的人民幣匯率為1美元合8.70元人民幣。人民幣匯率由市場供求形成，中國人民銀行公布每日匯率，外匯買賣允許在一定幅度內浮動。五年多來，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略有上升。
3、建立統一的、規范化的、有效率的外匯市場。從1994年1月1日起，中資企業退出外匯調劑中心，外匯指定銀行成為外匯交易的主體。1994年4月1日銀行間外匯市場--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在上海成立，連通全國所有分中心，4月4日起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系統正式運營，採用會員制、實行撮合成交集中清算制度，並體現價格優先，時間優先原則。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對外匯市場進行必要的干預，以調節市場供求，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4、對外商投資企業外匯管理政策保持不變。為體現國家政策的連續性，1994年在對境內機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時，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收支仍維持原來辦法，准許保留外匯，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買賣仍須委託外匯指定銀行通過當地外匯調劑中心辦理，統一按照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匯率結算。
5、禁止在境內外幣計價、結算和流通。1994年1月1日，中國重申取消境內外幣計價結算，禁止外幣境內流通和私自買賣外匯，停止發行外匯兌換券。對於市場流通的外匯兌換券，允許繼續使用到1994年12月31日，並於1995年6月30日前可以到中國銀行兌換美元或結匯成人民幣。
通過上述各項改革，1994年中國順利地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有條件可兌換。
取消經常項目
（二）1996年取消經常項目下尚存的其他匯兌限制，12月1日宣布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
1、將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1996年7月1日起，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納入銀行結售匯體系，同時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匯帳戶區分為用於經常項目的外匯結算帳戶和用於資本項目的外匯專用帳戶。外匯局核定外匯結算帳戶的最高金額，外商投資企業在核定的限額內保留經常項下的外匯收入，超過部分必須結匯。外商投資企業經常項目下的對外支付，憑規定的有效憑證可直接到外匯指定銀行辦理，同時，繼續保留外匯調劑中心為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服務。 1998年12月1日外匯調劑中心關閉以後，外商投資企業外匯買賣全部在銀行結售匯體系進行。
2、提高居民用匯標准，擴大供匯范圍。1996年7月1日，大幅提高居民因私兌換外匯的標准，擴大了供匯范圍。
3、取消尚存的經常性用匯的限制。1996年，中國還取消了出入境展覽、招商等非貿易非經營性用匯的限制，並允許駐華機構及來華人員在境內購買的自用物品、設備、用具等出售後所得人民幣款項可以兌換外匯匯出。
經過上述改革後，中國取消了所有經常性國際支付和轉移的限制，達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的要求。1996年12月1日，中國正式宣布接受第八條款，實現人民幣經常項目完全可兌換。至此，中國實行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對資本項目外匯進行嚴格管理、初步建立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外匯管理體制，並不斷得到完善和鞏固。如1997年再次大幅提高居民個人因私用匯供匯標准，允許部分中資企業保留一定限額經常項目外匯收入，開展遠期銀行結售匯試點，等等。1998年以來，在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蔓延深化的背景下，針對逃、套、騙匯和外匯非法交易活動比較突出的情況，在堅持改革開放和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前提下，完善外匯管理法規，加大外匯執法力度，保證守法經營，打擊非法資金流動，維護了人民幣匯率穩定和正常的外匯收支秩序，為創造公平、清潔、健康的經營環境，保護企業、個人和外國投資者的長遠利益做出積極努力。
深化體制改革
（三）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繼續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對外經濟迅速發展，國際收支持續較大順差，改革開放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外匯管理主動順應加入世貿組織和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挑戰，進一步深化改革，繼續完善經常項目可兌換，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推進貿易便利化。主要措施有：
提高行政許可效率
1、大幅減少行政性審批，提高行政許可效率。根據國務院行政審批改革的要求， 2001年以來，外匯管理部門分三批共取消34項行政許可項目，取消的項目占原有行政審批項目的46.5%。按照《行政許可法》的要求，對保留的39項行政許可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對這些項目辦理和操作程序予以明確規定和規范，提高行政許可效率。
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2、進一步完善經常項目外匯管理，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允許所有中資企業與外商投資企業一樣，開立經常項目外匯賬戶，幾次提高企業可保留現匯的比例並延長超限額結匯時間。多次提高境內居民個人購匯指導性限額並簡化相關手續。簡化進出口核銷手續，建立逐筆核銷、批量核銷和總量核銷三種監管模式，嘗試出口核銷分類管理；推廣使用「出口收匯核報系統」，提高出口核銷業務的准確性、及時性。實行符合跨國公司經營特點的經常項目外匯管理政策，便利中外資跨國企業資金全球統一運作。
拓寬資金流出入渠道
3、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拓寬資金流出入渠道。放寬境外投資外匯管理限制，將境外投資外匯管理改革試點推廣到全國，提高分局審核許可權和對外投資購匯額度，改進融資性對外擔保管理辦法，大力實施「走出去」戰略。允許部分保險外匯資金投資境外證券市場，允許個人對外資產轉移。實行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度，提高投資額度，引進國際開發機構在中國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促進證券市場對外開放。允許跨國公司在集團內部開展外匯資金運營，集合或調劑區域、全球外匯資金。出台外資並購的外匯管理政策，規范境內居民跨國並購和外國投資者並購境內企業的行為。規范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開展股權融資和返程投資的行為。
浮動匯率制
4、積極培育和發展外匯市場，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2005年7月21日匯率改革以前，積極發展外匯市場：改外匯單向交易為雙向交易，積極試行小幣種「做市商」制度；擴大遠期結售匯業務的銀行范圍，批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開辦外幣對外幣的買賣。7月21日，改革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配合這次改革，在人民銀行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外匯管理部門及時出台一系列政策促進外匯市場發展，包括：增加交易主體，允許符合條件的非金融企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即期銀行間外匯市場；引進美元「做市商」制度，在銀行間市場引進詢價交易機制；將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售匯業務擴大到所有銀行，引進人民幣對外幣掉期業務；增加銀行間市場交易品種，開辦遠期和掉期外匯交易；實行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增加銀行體系的總限額；調整銀行匯價管理辦法，擴大銀行間市場非美元貨幣波幅，取消銀行對客戶非美元貨幣掛牌匯率浮動區間限制，擴大美元現匯與現鈔買賣差價，允許一日多價等。
積極防範金融風險
5、加強資金流入管理，積極防範金融風險。調整短期外債口徑。對外資銀行外債實行總量控制，外資銀行向境內機構發放的外匯貸款按照國內外匯貸款管理。實行支付結匯制，嚴控資本項目資金結匯。將外商投資企業短期外債余額和中長期外債累計發生額嚴格控制在「投注差」內，明確規定外商投資企業的境外借款不可以結匯用於償還國內人民幣貸款。以強化真實性審核為基礎，加強對出口預收貨款和進口延期付款的管理。將境內機構180天（含）以上、等值 20萬美元（含）以上延期付款納入外債管理，同時規范了特殊類外商投資企業的外債管理，並將境內貸款項下境外擔保按履約額納入外債管理，由債務人逐筆登記改為債權人定期登記。加強對居民和非居民個人結匯管理。
強化國際收支統計監測
6、強化國際收支統計監測，加大外匯市場整頓和反洗錢力度。加快國際收支統計監測預警體系建設，初步建立高頻債務監測系統和市場預期調查系統，不斷提高預警分析水平。加大外匯查處力度，整頓外匯市場秩序，積極推進外匯市場信用體系建設，初步建立起了以事後監管和間接管理為主的信用管理模式。建立和完善外匯反洗錢工作機制，2003年起正式實施大額和可疑外匯資金交易報告制度，加強反洗錢信息分析工作。
現階段，根據內外經濟協調均衡發展的要求，外匯管理部門正在加快建立健全調節國際收支的市場機制和管理體制，促進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一是改變「寬進嚴出」的管理模式，實行資金流入流出均衡管理，逐步使資金雙向流動的條件和環境趨於一致；二是調整「內緊外松」的管理格局，逐步減少對內資、外資的區別待遇，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三是轉變「重公輕私」的管理觀念，規范居民個人和非居民個人外匯收支；四是減少行政管制，外匯管理逐步從直接管理轉向主要監管金融機構的間接管理，從主要進行事前審批轉向主要依靠事後監督管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
1996，我國正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第八條款，實現了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為了區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交易，防止無交易背景的逃騙匯及洗錢等違法犯罪行為，我國經常項目外匯管理仍然實行真實性審核（包括指導性限額管理）。根據國際慣例，這並不構成對經常項目可兌換的限制。
1、經常項目外匯收入實行限額結匯制度。除國家另有規定外，經常項目下的外匯收入都須及時調回境內。凡經國家外匯管理局及其分支局批准開立經常項目外匯賬戶的境內機構（包括外商投資企業），可在核定的最高金額內保留經常項目外匯收入，超過限額部分按市場匯率賣給外匯指定銀行，超過核定金額部分最長可保留90天。
2、境內機構經常項目用匯，除個別項目須經外匯局進行真實性審核外，可以直接按照市場匯率憑相應的有效憑證用人民幣向外匯指定銀行購匯或從其外匯帳戶上對外支付。
3、實行進出口收付匯核銷制度。貨物出口後，由外匯局對相應的出口收匯進行核銷；進口貨款支付後，由外匯局對相應的到貨進行核銷。以出口收匯率為主要考核指標，對出口企業收匯情況分等級進行評定，根據等級採取相應的獎懲措施，扶優限劣，並督促企業足額、及時收匯。建立了逐筆核銷、批量核銷和總量核銷三種監管模式，嘗試出口核銷分類管理；目前正在設計、開發和推廣使用「出口收匯核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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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外匯管理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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