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淺析高額外匯儲備對我國的消極影響（論文）的分析部分該怎麼做啊
(一)國內原因
1、長期以來政府的政策導向。
中國的國際收支不平衡，外匯儲備不斷增長，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從根本上說是過去25年來的出口導向政策和外資優惠以及市場機制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在國際收支問題上，中國政府長期確定的方針是，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節余；新中國成立後的一年裡，我國的外匯儲備僅為1.57億美元，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的四十多年時間里，外匯短缺在我國幾乎都成為一種常態。所以長期以來比較看重外匯儲備的功能，認為我國外儲備越多越好，不到萬不得已決不輕易動用。在外匯政策上表現為實行強制性結售匯制。同時由於我國自改革開放長期以來實行出口導向、外資導向和外匯政策「寬進嚴出」取向的結果，資金流人較為容易，而流出則需層層審批，導致經常項目大量順差和FDI流人的不斷增加。具體政策如下：
(1)1979-1987年，國家對外貿企業經營統負盈虧，以財政補貼支持外貿發展。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效率低下，為了配合引進外資政策，國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 為鼓勵和支持企業出口，政府對外貿企業實施了出口卒 貼政策。
(2)1988-1993年，補貼政策與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並舉，推動對外貿易發展。國務院從1988年起全面推行對外貿易承包經營責任制。當時尚未建立外貿的自負盈虧機制，實施承包制的同時仍然保留中央財政對外貿的補貼。
(3)1994至今，國家改革外匯管理體制，運用經濟、法律等手段推動對外貿易發展。尤其是人世後，國家對外貿的支持逐漸由直接與間接的財政補貼，轉向與國際規則接軌，逐漸以關稅、稅收、利率等手段來調節與推動對外貿易發展。
此外，放開外貿經營權，擴大對外貿易主體；對外商投資實行許多包括稅收減免，免稅進口以及其他優惠在內的優惠政策，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
(4)實施出口退稅政策，支持外貿發展。我國從1985年4月開始實施出口退稅政策。不過從2007年7月份開始，該政策逐漸減弱。繼7月1日出口退稅新政實施後，商務部及海關總署於8月23日聯手推行《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目錄》公告44號，共計2247個海關商品編碼被列入加工貿易限制類商品，同時要求對限制類商品加工貿易實行銀行保證金台賬「實轉」管理。
2、經濟快速發展與結構調整滯後之間的矛盾。
2007年10月19日，吳曉靈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辦的中國匯率政策研討會上發表演講稱，中國對外貿易的高順差是中國內部經濟不平衡的反映，是由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的結構性問題造成的。在過去20多年裡，在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支持下，中國經濟的平均年增長速度超過了9%。與此同時，經濟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由於歷史和體制的原因，結構調整步伐經常處於落後狀態。特別是在近些年裡，國內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滿足，工業發展達到新的水平之後，商品、資金和勞動力市場都出現了過剩。生產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無法滿足多種類、多層次的需要，導致有效總需求不足，並進一步造成就業困難和需求增長乏力等問題。
同時我們還存在著技術創新能力差、產品附加價值少、地區差距大、城市化水平低等問題。這些都影響到內需的擴大和內部平衡的實現。經過多次利率調整而我國的居民儲蓄仍然很高。一國儲蓄多，而有效投資和消費相對較少，其結果只能是過剩儲蓄轉移到境外，必然進一步擴大國際收支順差，從而使外匯儲備持續增加。據統計，我國投資率由2001年36.5% 增長到2006年42.7% ，同期，消費率則由61.4%下降至50%。據世界銀行{2006世界發展指標》，2004年全球150個國家和地區平均消費率為62% ，投資率為21%。其中，低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69% ，投資率為23% ；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58% ，投資率為26% ；高收入國家平均消費率為63%，投資率為20%。可見，我國投資率比全球平均高20多個百分點，消費率則低10多個百分點，而且，消費率還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我國消費、投資和凈出口等三大需求對GDP的貢獻率分別從2001年的50% 、50.1%和一0.1%變為2006年的38.9%、40.7% 和20.4% ，可以看出，投資和凈出口已經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兩大主要因素。
此外，貿易品部門的生產能力和增長速度，以及對外開放程度明顯快於非貿易品部門，成為出口增長和貿易順差、外匯儲備持續擴大的基礎。非貿易品部門生產的產品和服務正是國內消費需求增長較快的領域，但相對於貿易品部門而言，我國非貿易品部門生產效率提高較慢，開放程度較低，不能滿足國內消費需求增長的需要，也就成為抑制國內消費增長的主要原因之一。
3、國內匯率制度缺乏充分彈性。
從1994年1月1日起，國務院決定進一步改革我國的外匯管理體制，人民幣匯率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阻礙了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進程，人民幣匯率遭遇了強烈的貶值壓力，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被迫偏離了「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設計初衷，逐漸變相成為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2005年7月21日我國再次進行匯率制度改革，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但由於我國長期以來外匯管制較嚴，根據IMF的匯率制度分類，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匯率制度仍是缺乏彈性的(如表1)。
而國際收支出現雙順差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非彈性匯率制的存在，因為在浮動匯率制下，政府不幹預外匯市場，經常收支順差(逆差)必然等於金融、資本收支逆差(順差)，外匯儲備原則上不發生變化。但在非彈性匯率制下，為維護某一基本不變的匯率水平，政府必須買人超過需求的外匯供給，否則外匯匯率要下跌，本幣匯率要上升，其結果貿易順差和資本流人就轉化為外匯儲備。當前中國面臨熱錢的涌人，必須加強對熱錢的監督，穩定市場預期，實現有序調整。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認為，當前中國面臨的熱錢涌人，「最直接的原因在於國際資本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根本的原因則在於中國貿易結構的不平衡和匯率機制的相對不靈活。」於是，在不靈活的匯率機制下，「預期升值一本幣升值一進一步預期升值一本幣繼續升值」會形成一個惡性本幣升值周期。因此，要改變或者說有序化熱錢的流動，最關鍵的措施就是增加匯率機制的靈活性，加快匯率改革步伐，實施合理的外匯管理制度。
(二)國際原因
1、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
經濟全球化以及全球產業轉移和結構調整是中國國際收支持續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的重要原因。20世紀90年代，工業發達國家開始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紛紛將紡織制衣、塑料玩具以及電子裝配等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轉移到我國等發展中國家。中國經濟正好已形成了基本的開放態勢，因而自然而然地融人了這場世界性的產業轉移。近年來，世界經濟不景氣、全球高科技泡沫破滅，進一步加快了全球范圍內的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與此同時，中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加之國內人力資源豐富，基礎設施和法律環境日趨完善，中國逐漸成為國際製造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外商投資企業躍升為中國外貿發展的主力軍，從1981年到1999年的18年中，我國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為12.9% ，但是一般貿易出口的年均增長率僅為7.7% ，均低於GDP年均增長率，而加工貿易出口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9.5% ，加工貿易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從4.8% 分別上升到56.9% ，加工貿易已經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方式。2005年中國的總出口是7620億美元，加工貿易佔了55%左右。2006年中國貿易順差總額是1775億美元，其中加工貿易順差將近1900億美元。
大量貿易順差使外匯儲備逐年增加，以至目前處於高額狀態。李揚先生說：從總體上看，中國貿易順差很大，但是，從結構上看，中國只是對兩個國家和地區(美國和歐盟)順差，而對其他國家都是逆差。中美貿易順差不是匯率問題，而是經濟結構問題。因為中國是後發國家，而且正在進行劇烈的經濟結構調整，所以很快成為全球製造中心。
2、人民幣升值預期因素。
近些年來，美元持續大幅貶值，給釘住美元或貨幣籃子中美元比重過高的很多亞洲貨幣以巨大的升值壓力，尤其是人民幣，施壓其升值會對亞洲貨幣升值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近些年來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還在不斷擴大，從表面上看1994年到2003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升值了5%左右，如果考慮到不同國家之間的物價走勢，人民幣對美元實際有效匯率升值了20%左右。尤其是自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正式宣布開始實行以市場為調節機制的浮動匯率制度以來，人民幣正不斷釋放著它的彈性。兩年中人民幣兌美元累計升值已超過了10%.
有鑒於此，巨額國際熱錢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市場，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人民幣投機狂潮。人民幣升值預期與外匯儲備的聯系表現為：一方面，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導致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另一方面，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形成又助長了外匯儲備的增加。因為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有很強的預期，所以很多的熱錢流入了資本市場，造成了現在的股市泡沫。同時由於境外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投資都是向內流動，而境內的投資者本該對自己的資產組合進行多元化投資，可以把資本流向日本、美國、歐洲等地，但是人民幣升值導致了國內股市的回報預期的提高，加上投資境外的限制，國內股市成了主要的投資目標，這也就加劇了國內資產泡沫的形成。l8 多年來，我國結售匯順差遠大於貿易順差，轉移收入明顯增多。
3、不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
現今的國際金融體系是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逐漸形成的，其不合理性主要表現在脆弱的國際貨幣制度、狹隘的國際金融霸權和國際金融資本無序流動等三個方面。脆弱的國際貨幣制度和狹隘的金融霸權是國際金融體系無序性的主要表現，也是當代國際金融體系持續動盪的根源。
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下，由於沒有真正的最後貸款人，一國發生金融危機，事實上無人可以救助，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更是如此。因此，發展中國家為防範金融風險，不得不積累大量的外匯儲備。到2007年7月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已超過1.4萬億美元。如果說這種格局可能會造成某種資源不合理配置問題的話，那麼其根源正是現行的國際金融體系，是目前不合理的世界經濟格局。
B. 有誰能幫我給論文取個名字啊 急啊 論文內容是貨幣政策之外匯政策之外匯管制 重點是外匯管制
上樓的看樓主給出你們信息了：「論文內容是貨幣政策之外匯政策之外匯管制 重點是外匯管制」
樓主我其實不是內行，不過我給一定量的信息你，希望你能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外匯管制：即避免該國貨幣供給額的過度膨脹，或外匯准備的枯竭，而對於外匯之持有，對外貿易或資金流動所採取的任何形式的干預。
C. 求中國離岸金融市場 風險控制論文
我國離岸金融發展與監管問題研究
沈光朗 王吉樹 發表於：《深圳金融》2005年第7期
近年來，中國經濟生活中出現了一個新名詞「離岸商業運作」，同時一個與之相對應的離岸金融市場也已在深圳和上海悄然興起。如何正確地認識離岸商業活動和離岸金融業務，並選擇適用的模式對其進行有效的監管，使其成為積極的生產力，是我們當前需探討和研究的課題。
一、經過16年的「試點」與發展，一個初具規模的離岸金融市場已在中國形成。
1989年5月，招商銀行獲准在深圳開辦離岸銀行業務，開中國離岸金融服務之先河。其後深圳發展銀行、廣東發展銀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銀行和農業銀行深圳分行相繼獲得離岸銀行業務牌照，中國離岸金融市場開始發育。1998年底，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國內銀行離岸資產質量惡化，央行和國家外匯管理局暫停了所有中資銀行的離岸資產業務。2002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發文批准招商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全面恢復離岸業務，同時允許總行設在上海的交通銀行和浦東發展銀行開辦離岸業務，離岸金融市場在上海起步。盡管有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業銀行對經營離岸業務抱有極大興趣和渴求，但到目前為止，中央銀行只對上述四家中資銀行發放了離岸銀行業務經營許可，而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試點」和「試驗」的標准進行審慎監管。以2004年6月30日的數據為例，四家持牌銀行離岸業務的經營狀況見表一。
表一 四家持牌銀行離岸業務主要經營指標一覽表
截止2004年6月30日 （單位：萬美元）
項目 招商銀行 深圳發展銀行 浦東發展銀行 交通銀行
存款余額 38,426 29,996 33,458 19,071
貸款余額 7,352 5,756 10,425 7,150
不良貸款余額 37,511 1,951 0 0
利潤 305 147 50 55
結算量 368,298 122,150 91,068 51,041
數據來源：《離岸中資同業共享數據統計表2004-6》
確切地說，上述四家銀行是目前國內離岸銀行業務的「全面持牌中資銀行」。因為工商銀行深圳分行、農業銀行深圳分行、廣東發展銀行總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許可從事離岸負債業務，即有限持有離岸業務牌照或持有「半塊牌」，它們的總體業務規模大約在15億美元。除中資銀行外，在中國大陸可為非居民提供服務的金融機構還包括外資銀行的在華分支機構和一些合資銀行（如華商銀行和廈門國際銀行）。外資銀行的國內分行大多數是以所謂「全球服務」即「國內接單，境外處理」的方式和名義，通過其內部電子系統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務。2004年底，國內外資金融機構的外幣存款余額近90億美元，保守估計，如果上述存款中有1/4來源於非居民，就是23億美元，再加上中資銀行的33億美元離岸存款，中國大陸的離岸存款規模就達到60億美元。這已是一個初具規模的新興金融市場，不能不引起我們尤其是監督部門的重視。
二、離岸商業運作是我們不能迴避的客觀存在，它對中國經濟正產生著巨大的影響。
離岸金融的概念產生於離岸商業運作。後者指非居民主要是國際商業公司（IBC），在注冊地以外的國家或地區進行投資和貿易活動，取得商業利潤。IBC公司注冊簡單、稅費低廉，且能迴避運作地政府和法律的監管，因此成為許多大公司包括世界500強企業廣泛使用的商業及投資工具。逃避監管和經營上的便利及低成本運作決定了離岸商業活動存在的必然性，有市場需要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對待「離岸現象」的態度應該是首先承認其客觀性，積極面對，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參與這種國際上普遍認同和接受的商業和金融活動，並遵守相應的游戲規則。
近20年來，中國大陸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區，並形成了一種 「磁鐵石」效應，吸引著全球的離岸公司從事和中國有關的貿易。日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六大貿易國（200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11.15萬億美元）和世界第一大FDI接受國（2004年中國吸引FDI總額超500億美元）。統計數據顯示，在上述FDI來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HK、BVI、CAYMAN等「離岸島」，來自美國、日本、歐盟的也大多數以離岸的方式操作。此外，中國的對外投資也在迅速增長，IBC必將成為最佳的運作工具。可見離岸概念以不可逆轉的勢頭進入我們的經濟生活，而且中國大陸的離岸商業活動會繼續蓬勃發展，並對中國的經濟產生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我們已不能迴避這客觀存在，只能認真研究它、因勢利導，規避其不利影響，化外部有利條件為內部發展動力，使其為我們的經濟建設服務。
三、以我國大陸為中心的離岸金融資源是我國必爭的國家戰略資源，我們必須要培育自己的離岸金融市場和離岸金融中心。
離岸金融活動服務於離岸商業運作，離岸商業活動反過來又促進離岸金融的發展，它們構成了我們所說的離岸金融資源。
目前金融資源已成為被各國競爭的國際戰略資源。美國長期以來雖然在經常項目上顯示為巨額赤字，但經濟卻能保持高速增長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國際金融資源競爭中保持了絕對優勢的地位。大量低成本的國際游資平衡了美國國際收支的逆差，拉動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國際金融資源不僅包括國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資源，也包括其他國家和地區游離在境外的離岸金融資源。以中國大陸為實際投資目的地的離岸商業活動就屬於能而且應被我國利用的重要國際戰略資源。
在中國大陸運作的國際離岸商業機構在選擇金融服務時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國際離岸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簡稱OFC），包括國際金融中心（IFC）、地區金融中心（RFC）和簿記中心；二是中國的離岸金融機構。顯然，如果監管當局不向中資金融機構開放離岸業務，大量的離岸金融資源就會流向OFC，我們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這些離岸商業和金融活動的運作並在中國取得巨大商業利益。
向中資金融機構開放離岸業務，將吸引到大陸的境外資金和游離在境外的國內資金納入中國金融機構的業務范圍，提供與國際金融市場同質的服務，可以使我們也有機會利用國際上低成本的資源發展我們的經濟，何樂而不為呢？因此培育一個公平競爭的、健康的離岸金融市場，進而構建一個離岸金融中心應該是監管當局的一個戰略選擇，不能因為存在風險等負面因素而忽視該類資源在中國經濟生活中顯現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四、熟悉和掌握離岸金融市場的特點和運作規律，並順應有關國際慣例是我們對離岸金融業務進行有效監管的原則和出發點。
從歐洲貨幣市場形成至今，離岸金融市場已走過了半個世紀，其間世界上各主要離岸金融市場逐漸分化，並形成四種監管模式，其各自特點詳見表二。
表二 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監管模式
模式 典型市場 特點
內外一體型 倫敦、香港 不設單獨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並賬運作，資金出入無限制，居民和非居民平等。
內外分離型 美國的IBF
日本的JOM
離岸業務只能在專門賬戶（IBF）中進行，離岸交易與在岸交易分開，嚴禁離岸在岸資金滲透。
避稅型 開曼、巴哈馬百慕大、BVI 薄記型（Paper company，Shell branch）英美法系，稅賦低，基本無管制。
滲透型 雅加達、曼谷
新加坡的ACU 三種情況：OUT→IN型、IN→OUT型、IN＝OUT型。
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哪種模式更適合「今日中國」。
先看看「內外一體型」，其特點告訴我們該種監管模式對監管能力和市場成熟度要求非常之高，在這種模式下離岸賬戶和在岸賬戶沒有明顯區分，資金可以自由往來，實質上就是本國貨幣資本賬戶完全開放，與國際市場融為一體。這對仍實行外匯管制、資本項下開放尚時間表的中國顯然不合適。
再來看「內外分離型」即「隔離型」模式，該種模式嚴格區分在岸賬戶與離岸賬戶，禁止離岸與在岸資金自由往來，將離岸市場分離出來單獨監管。目前，我國對離岸銀行業務試點採用的就是這種監管模式－－「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嚴格區分，銀行的離岸資金與在岸資金不得相互抵補」。
現在的問題是：這種「隔離型」監管是否有效？這種分切式的簡單管理是否意味著整體經濟巨大機會成本的喪失？是否還要繼續這種監管模式？
有一點我們得承認，在離岸銀行業務開辦的初期，大家都摸著石頭過河，央行進行保守的隔離型監管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無知者無畏」可能帶來的風險，對新生事物是一種必要的保護。但隨著離岸業務的不斷發展，這種「隔離型」監管的有效性和能動作用已受到置疑。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在離岸資金與在岸資金之間在運用上存在著成本和收益的差異，隔離策略的效果就是相對的和有限的。因為市場上的資金跟水一樣，需要「吸蛀管」式的平衡流動，不同領域資金的相互滲透是一種自然的需要，它是永恆的和絕對的。商務部有關課題（梅新育. 2004年）的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有大約300?500億美元的巨額資本外逃，打擊逃套匯仍然是我國外匯管理當局的重要任務。資本外逃就是在岸資金通過非法渠道向離岸市場轉移，大量的境外銀行、境外賬戶可讓這些資金在境外「合法」棲身。反過來看，由於資本的「逐利性」本質決定其不受任何條件的制約，只要中國大陸市場資金的價格能滿足資本跨境流動和投資收益對資本轉移的最低要求，上述外逃巨額資本就可能被吸引回中國市場。最近因人民幣升值預期，大量外逃資本又「潛逃」回國的現象就說明在實行外匯管制的中國，對離岸業務進行隔離型監管是有限的，或者說是部分失效的。
Mundell－Fleming模型認為：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固定匯率和資本管制。我國目前人民幣匯率名義上是「有管理的浮動」，實質上實行的是與美元掛鉤的盯住匯率（Pegging）。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執行的是一種固定匯率，所以在人民幣政策獨立性不容懷疑、執行固定匯率的情況下，資本的跨境流動在理論上不可避免。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隔離型監管對外匯管制國家的不現實性，也進一步要求在離岸業務的管理問題上，我們必須與時俱進，走松緊結合、「適度滲透」的路子。大禹治水，最終是「百堵不如疏」，在資本管制上亦然。即使在不久的將來人民幣真正實現了「彈性浮動」，資本管制的放鬆也是大勢所趨。目前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對外投資審批權」嚴重阻礙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大大削弱了中國企業在國際投資和貿易領域的競爭力。在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短期資本不斷湧入的形勢下，嚴格管制短期資本流入、放鬆資本流出應成為當前外匯管制的政策方向。
新加坡的「ACU」賬戶的例子可以給我們點啟示：在吸引短期和中長期國際資本以國內需求為主時，可以適當放開「OUT→IN」的賬戶交易，讓國際離岸資本在規模、時間、投資期限和投資領域等方面納入監管范圍；在國內資本以走出去需求為主時，放開「IN→OUT」交易，合理引導對外投資，促進國際投資便利化。
理論分析和國外經驗都告訴我們，在現階段採取「適度滲透」的監管模式，對離岸業務採用「科學調控、嚴格監管、分步放鬆」的監管，是監管當局需要考慮的事情。筆者認為，「因勢利導、疏堵結合」的方法是當前管理離岸國際資本真正有效的，也是最具操作性的管理模式。
五、中國離岸金融的監管模式選擇：應考慮從「嚴格分離型」向「適度滲透型」模式的轉變。
中國的離岸金融業務本身是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一部分，國際化是其本質和特徵。而國際離岸金融市場自成體系、自有慣例地運作，從國際離岸金融市場的起源、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國際離岸金融市場有兩個最基本的特點：
一是逃避監管。離岸金融市場的形成是逃避管制的結果。逃避管制是離岸金融市場存在的前提，同時也是離岸金融市場創新和發展的最大動因。沒有管制就沒有放鬆，就沒有逃避於管制之外的離岸市場。只要在岸業務存在著准入管制、信貸管制、利率管制和外匯管制，就會出現一個相對應的離岸市場以逃避這些管制。因此，試圖將離岸業務納入在岸式管制和管理的政策取向違背了離岸市場逃避監管的客觀本質，是徒勞的和不切實際的。
二是經營自由化。離岸金融市場是自由得「相當充分」的市場，國際上沒有統一的監管主體和監管規則，其運作完全遵從自由的市場規則，沒有市場限制與市場准入，沒有信貸利率管制，沒有外匯管制，基本沒有稅收管制。其在提供產品和服務方面都擁有絕對自由的創新能力，只要你能在離岸市場上找到金融需要者，你就可以隨時創新出任何金融供給。比如離岸銀團貸款市場，一個Syndicated Loan除了必要的法律文件外，其金額是可以自由確定的，利率是自由協商的，甚至其貸款方式、風險保障、資金運用、還款方式和法律文本都是一事一議的，而且從頭到尾包括安排、分銷和轉讓都有約定俗成的規范。離岸金融市場是金融自由主義的最大試驗地和樣板間。
我們在制定監管政策時必須要充分研究離岸金融市場的上述特點和規律，突破在岸思維，確定行之有效的管制措施，而非僵化、死板的審批、審查制度。
六、對當前經濟形勢下離岸金融監管重點的幾點建議。
隨著經濟對外開放、國際化步伐的不斷加快，中國大陸離岸商業和金融領域的問題將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在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國內現有資本項目控制及人民幣外匯管制的情況下，我們認為中國政府對離岸金融業務的監管重點應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金融監管部門應重點加強離岸銀行的機構市場准入管理和監管和離岸銀行的風險監管。在市場准入方面，首先要將所有正在從事非居民業務的金融機構一並納入監管范圍，無論是外資銀行、中資銀行，還是合資銀行或其它金融機構，只要從事非居民業務，就應該一並納入監管，對未獲許可的機構應勒令其停止超范圍經營；其次疏理政策，對中、外資離岸金融機構實行國民待遇，樹立「一樣的牌照，一樣的政策和待遇」的監管理念。在對離岸銀行的風險監管方面，應注意以下幾點：
1、資本充足率應成為監管核心。這是離岸金融機構抵禦風險的最終防線，也是監管的綜合指標。建議在法人資本統一監管的前提下，核定離岸業務的授權資本，並以此衡量離岸業務的規模和質量控制范圍。
2、資金的流動性是監管重點。目前的離岸業務已體現出批發性即「大進大出」的特點，因此對離岸銀行流動性指標的監控是保證離岸銀行日常正常運作的需要。
3、加強對不良資產的監管。在要求歷史形成的離岸不良資產逐年下降的同時，應嚴格要求離岸銀行控制新增資產的不良率。監管部門不能因為離岸資產不良率高而對離岸業務領域和業務品種進行限制，應在接受國際慣例化和業務自由化理念的基礎上，對離岸資產實行審慎的監管。
4、嚴把監督檢查關。在加強現場監管的同時，重視非現場監管，指導商業銀行建立健全離岸業務內控制度，促使商業銀行提高盡職能力和水平。
（二）外匯監管重點應放在對居民外匯管制政策的有效執行方面，不能將監管范圍擴大到境外非居民。資本項目為當前外匯監管重點，同時應防止混雜在經常項目下的資本的非法流動。為此，一是要嚴格監控國際離岸短期資本的流入，主要監控好居民收匯賬戶及其用途的審查；二是管理好資本流出，既要打擊非法逃匯、套匯，同時也要鼓勵居民合理的對外投資的資本支出；三是嚴把業務政策關，對離岸資產跨境流動中的「in→out」和「out→in」交易鏈上的相關政策要因勢、因時調控，將重大的國際經濟金融風險拒之門外。如近期應重點關注國際離岸資金流入國內貨幣市場沖擊人民幣匯率，流入房地產市場沖擊房地產價格。
（三）稅收監管重點為居民對外交易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離岸公司享受注冊地的相關稅收優惠，這不是我國稅法所能管理和調控的范圍，所以稅收監管的重點應該放在在岸公司與離岸公司交易特別是關聯交易上。除了審查離岸、在岸交易的真實性與合法性之外，應重點監管交易價格，防止用「高進、低出」轉移定價的方式進行逃稅。同時應在向國際稅收慣例靠攏的基礎上改革稅制，建立我國的「價格事先預約機制」（APA），並建立稅收征管的國際磋商機制。
（四）加強國際慣例的研究和學習，適當將國際慣例轉化為國內立法。監管人員和離岸從業人員都應掌握境外相關法律知識，適當引入境外專業律師等中介機構，將法律審查手續外包。將WTO規則和國際慣例轉化為國內制度是長期的過程，也是必要研究的重大課題。
D. 論文 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現狀與前景 研究的背景和意義 怎麼寫啊想不出來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的外匯儲備曾有過兩次高速增長時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初步建立和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國外匯儲備終於擺脫了十餘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現了連續4年的高增長。第二次發生在21世紀之初。從亞洲危機的沖擊中恢復之後，中國經濟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軌道。與此相伴，中國的外匯儲備從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長；到了2006年4月底，中國外匯儲備已躍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萬億美元。
隨著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擔心和爭論也紛至沓來。人們或懷疑外匯儲備規模的合理性，或詬病巨額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或指責外匯儲備的積累輸入了通貨膨脹，或認為人民幣匯率因此而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升值壓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無獨有偶，就在中國為外匯儲備的迅速積累而惴惴不安之時，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除去美國和歐盟這兩個在國際儲備體系中擁有「關鍵貨幣」的經濟體，也都出現了外匯儲備迅速增加的情況。此類現象之所以值得關注，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外匯儲備的增加，恰恰是發生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他們摒棄了實行多年的固定匯率制並轉向各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之時；而我們一向奉為圭臬的外匯儲備理論卻告訴我們，一國轉向浮動匯率制，將大大減少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理論與現實的矛盾，需要給予合理的解釋。
本文旨在以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為背景來分析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及其改革問題。我們首先從功能轉變的角度對我國外匯儲備的規模進行分析，然後對外匯儲備增長引起國內流動性迅速增加的現象以及貨幣當局的對沖操作進行評論，最後，在借鑒國外管理外匯儲備之經驗的基礎上，探討我國外匯儲備體制的改革問題。
二、外匯儲備的規模：著眼於功能轉變的分析
關於中國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現象，一個普遍的擔憂是，從傳統外匯儲備功能角度看，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規模已經足夠應付支付進口、償還短期債務和穩定匯率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不停地堆積外匯，等於將我們用寶貴的資源換回的資金低成本地交給外國使用。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為它忽視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要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來浮動匯率制與高額外匯儲備積累相伴相隨的新現象，我們必須從亞洲金融危機的特徵以及世界各國的應對之策說起。
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並不是起因於各國經濟基本面的惡化，而是以國際投機資本對固定匯率制的惡意沖擊為主要特徵的。經過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經濟體大都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轉而實行某種形式的浮動匯率制。但是，近期的實證研究表明，這些經濟體聲稱向浮動匯率制度轉變，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了對匯率的干預。著名國際金融專家麥金農在對這些經濟體的匯率制度進行了縝密研究之後敏銳地指出，在某種程度上，這些經濟體向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轉變只是一種假象；從匯率的走勢和各經濟體的操作實踐來看，各種自稱自許的浮動匯率制以及管理浮動匯率制等等，其運行特徵更像釘住匯率制度。」他將此概括為「沒有信譽的固定匯率制」。從制度層面上分析，這種匯率制度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三種制度安排的結合，即公開宣布的彈性匯率制、(出於穩定目的)對匯率的頻繁干預、國家持有大量外匯儲備。我們認為，這種「三位一體」的安排，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新特徵所做出的理性選擇。
之所以要公開宣布實行浮動匯率制，為的是使投機資本難以獲得關於匯率變動的明確信息，從而大大弱化國際投機資本對一國(地區)匯率展開攻擊的動力；之所以要穩定匯率，是因為對於非關鍵貨幣國家(地區)而言，本國(地區)貨幣匯率對關鍵貨幣保持穩定，事實上將使得本國(地區)經濟、特別是物價水平獲得一種穩定的「名義錨」，從而有助於本國(地區)經濟穩定增長；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匯儲備，為的是使貨幣當局更靈活地干預(而不是像固定匯率制下那樣單方向地干預)外匯市場，從而影響國際投機資本的預期，並據以對國際投機資本保持一種「威懾」，使得他們不敢輕易對本國(地區)貨幣匯率進行攻擊。從實踐效果上看，一國(地區)外匯儲備水平越高，其「引而不發」的「威懾」作用就越大，國際投機資本對該國(地區)的匯率和金融體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為緩和貨幣錯配的不利影響，新興市場經濟體往往需要通過增加外匯儲備來增強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的信心。在信用貨幣制度下，外匯儲備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貨幣制度下黃金的功能，一國(地區)的外匯儲備就類似金本位制度下貨幣當局擁有的黃金。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就意味著該國(地區)貨幣當局發行的信用貨幣有一種實際價值的資產——外匯儲備作為支撐。因而，一國外匯儲備越多，居民對該國(地區)信用貨幣的穩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貨幣替代的發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外匯儲備在增強貨幣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來，歐洲央行逐步減少了外匯儲備，但同時黃金儲備卻相應上升。歐元是當前惟一能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為增強歐元同美元的競爭力，歐洲央行就不能過分依賴美元儲備發揮增強貨幣信心的作用——增加黃金儲備也就成為必然的選擇。
總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雖然廣大新興市場經濟體普遍實行了浮動匯率制度，但是，其外匯儲備卻未如人們依據傳統理論而推斷的那樣大幅減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傳統的外匯儲備功能是與固定匯率制度相適應的。其明顯的特點就是十分強調外匯儲備的「務實」功能，即，一旦經濟受到不利沖擊，貨幣當局就准備實實在在地用「真金白銀」去滿足進口、支付債務和干預匯率的需要。在浮動匯率制下，滿足上述三項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匯儲備管理的核心在於「保持信心」，具體而言，浮動匯率制下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主要包括：支持公眾對本國(地區)貨幣政策與匯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過吸收貨幣危機沖擊以及緩和外部融資渠道阻塞，來克服本國(地區)經濟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國(地區)能夠償還外債的市場信心；支持公眾和外部投資者對本國(地區)貨幣穩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償還外部債務與使用外匯的需要；應付災難和突發事件。
外匯儲備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時就意味著其作為一國(地區)財富的功能得到強化。換言之，追求國家財富的增長，成為外匯儲備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標。實證研究表明，通過加強管理，外匯儲備可以取得令人滿意的投資收益。2005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一份題為《外匯儲備的財務成本》的研究報告中，通過對110個國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數據進行嚴格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在統計期內，即便將所有的成本(包括機會成本)都考慮在內，除發達國家之外的幾乎所有國家的外匯儲備都獲得了凈收益。應當說，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資而言，外匯儲備的投資業績都是毫不遜色的。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仔細分析我國的國際收支表，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情況(圖1)。以2005年為例，當年中國凈投資收益為順差91.2億美元，實現了自1993年以來的首次逆轉；其中，投資收益流入356.2億美元，同比增長92.2%；投資收益流出265.1億美元，同比增長16.9%。在中國的國際收支統計中，中國的投資收益包括「直接投資項下的利潤利息收支和再投資收益、證券投資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資收益(利息)」。考慮到中國對外投資中官方證券投資(外匯儲備使用)佔主導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中國投資收益大幅上升與中國對外資產規模不斷擴大(主要是外匯儲備增加)密切相關。這間接說明，中國外匯儲備的投資收益是令人滿意的。
總結以上分析，我們認為，鑒於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從滿足進口支付、償還債務和干預匯率全面轉向提供信心並增加國家的財富，鑒於目前我國外匯儲備的收益是令人滿意的，討論外匯儲備規模的大小，已經沒有重要意義了。
三、外匯儲備增長過快的不利影響：流動性過剩及對沖困境
外匯儲備功能的轉變，並不意味規模過大的外匯儲備不會對一國經濟和金融的運行帶來不利的結果。相反，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也會帶來一些不利的後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它將給國內經濟帶來貨幣供應增長過快、流動性過剩，進而造成潛在通貨膨脹壓力的不利後果。我們看到，這正是當下中國發生的情況。
(一)央行的對沖努力
為了緩解外匯儲備增加對貨幣供應的不利影響，對沖外匯儲備的壓力，央行從2002年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公開市場操作。起初，公開市場操作集中於以國債為主的現券賣斷操作和回購操作上。然而，由於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債券存量相當有限，在經歷了一段不長時期的單向操作之後，央行發現自己陷入了無券可賣的尷尬境地。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種替代手段，央行於2002年9月24日將公開市場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購轉換為中央銀行票據，然後再用於回購操作。央行票據從此正式進入中國的債券市場。2003年初，鑒於外匯儲備又比上年驟增742億美元的現實，央行認識到，外匯儲備的增加可能會持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這意味著，對沖由此引起的貨幣供應的過度增加，將成為中國貨幣政策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任務。由於可用來實施對沖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決定將央行票據作為今後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基礎。於是，從2003年4月22日開始，央行票據開始了大規模發行，並作為貨幣市場的一個重要券種被允許在銀行間市場上流通。在從那以後的短短4年多時間里，央行票據的發行規模迅速增大，品種也不斷增多。目前，其未清償額已經超過政策性金融債，成為中國債券市場上僅次於國債的第二大品種。
從以上的簡短回顧不難看出，央行票據是在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環境下，在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國內相關領域改革尚在進行之中，特別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機制尚待完善的條件下，為了有效實施貨幣政策做出的現實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創新。
央行票據的產生及發展，對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和迄今為止的金融宏觀調控發揮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銀行由此獲得了一種主動、靈活且可大規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過對這種金融工具的買賣，央行實現了在保持其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條件下，通過對其自身負債結構的調整來調整商業銀行可貸資金量，從而實施反周期的貨幣政策調控的積極效果。其二，由於採用了連續滾動發行方式和競爭性招投標機制，並開拓了比較活躍的二級市場交易(銀行間市場)，央行票據的發行和交易利率逐漸在我國的貨幣市場上發揮了某種基準利率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的深入。其三，作為一種無風險、規模巨大和交易活躍的基礎性金融債券，央行票據市場的發展不僅推動了我國貨幣市場的快速發展，為各類金融機構實施流動性管理和風險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動了以開發各類金融衍生品為主要內容的金融創新。
(二)央行票據市場進一步發展的困境
但也應當看到，發展央行票據市場，是在我國國債市場發展不充分，其市場密度、深度和彈性均存在缺陷，從而很難為貨幣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礎的條件下，央行為了弱化外匯儲備迅速增長之不利影響而做出的「次優」選擇，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難免，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1.成本問題
由於央行票據構成央行負債，在其操作過程中，央行需要為其發行的票據支付利息，這便產生了調控成本問題。然而，如果徑直將央行票據的利息支出全部歸諸調控成本，那是不正確的。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衡量央行票據的成本。第一，由於發行央行票據的目的是為了對沖央行因過度買進其他資產(外匯)所造成的基礎貨幣之過度投放，而央行買進的這些資產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據的成本，必須將發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與其相應增加持有的外匯資產的收益進行比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庫中，還有一種「對沖」工具，這就是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因此，我們還可以將央行購買並持有外匯資產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所須支付的成本(對法定準備金支付的利息)進行比較。進行了上述比較之後，對於對沖外匯儲備增長的成本問題，顯然應有別樣看法。進一步，我們還可以對發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與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成本(法定準備金利率)進行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成本比後者要高。於是，對於近年來央行不斷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政策操作，我們可以基於成本的比較找到強有力的解釋。
2.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利率的影響
無論其目的為何，發行央行票據總意味著央行增加了市場上對資金的需求；反之則相反。央行的這一操作，必然會對市場資金供求和市場利率產生影響。這樣，就在央行大量發行央票來收縮流動性的時候，央行同時也就成為我國貨幣市場上最大的做市商。作為做市商與作為調控當局這兩種矛盾身份的一體化，無疑增加了央行宏觀調控的復雜性，並加重了其在貨幣政策操作的兩個主要對象——貨幣供應量和利率——之間進行協調的難度。在極端的情況下，倘若央行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對央行票據的利率有所追求，就會有操縱利率之嫌——這顯然與央行的市場中立地位和市場穩定功能相悖。事實上，近年來央行票據發行曾出現過若干次流標情況，正反映了市場對央行這種雙重身份存在的質疑。
3.開放經濟條件下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發行央行票據為的是對沖外匯儲備的過度增加，其直接出發點在於追求內部均衡。而央行票據市場的供求態勢和由此決定的利率走勢，又將通過其對人民幣資金的供求對比和市場利率之走勢的影響，對外匯市場和人民幣匯率的動態產生沖擊，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問題。不難看出，單一運用發行央行票據這種手段來同時應付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經常不一致的目標，不免有顧此失彼之虞。舉例說，為對沖外匯儲備增加而發行央行票據，固然達到了收縮銀根的效果，滿足了對內均衡的要求；但銀根的收縮將導致人民幣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沒有進一步刺激投機性外匯的進一步流入，至少也沒有弱化其流入的動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國依然實行固定匯率制，從而無須顧及匯率水平的變動，這一缺陷並不明顯。但是，WTO過渡期的結束以及匯率形成機制的加快改革，無疑加速了我國為開放性大型體的步伐，致使這一缺陷日益凸顯。
在以上所舉的三個缺陷中，第一個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為，所謂成本問題，實際只是財務安排的一個假象——如果把外匯資產和央行票據負債納入同一個核算框架中同時考慮，這個問題事實上並不存在。我們在下文中將集中討論這一問題。真正成為問題的是後兩者。出現第二個缺陷的原因，在於央行在央行票據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與調控者兩個相互對立的職能於一身，難免沖突。出現第三個缺陷的原因，在於日益成長為開放性大型經濟體，從而必須同時兼顧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兩個相互聯系但經常沖突的目標——將這兩項任務擠壓在單一的對沖操作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經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絀的窘境，並降低了國家總體的宏觀調控效力。四、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國際經驗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匯儲備管理體制不能根據外匯儲備的功能變化進行「與時俱進」的調整，規模日益增大的外匯儲備將帶來不利的後果。基於這一認識，我們認為，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要阻斷外匯儲備的動態同國內貨幣供應的僵硬聯系。
在探討改革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對別國的經驗做些比較分析。通過分析美國、英國、日本、歐盟、韓國、新加坡和我國香港特區等國家和地區的外匯管理體制安排，並分析這些國家和地區實踐經驗背後的理論線索和邏輯關系，我們概括出如下兩點認識。
(一)外匯儲備持有者問題
關於外匯儲備當局的安排，大國和小國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經濟開放的大國更傾向於由財政部門或貨幣當局之外的專設部門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和匯率穩定職能；而小國則更多地選擇由中央銀行直接持有外匯儲備，並相應承擔外匯市場干預與匯率穩定職能。
對於任何開放型經濟體來說，宏觀調控的任務均可概括為同時追求對內均衡和對外均衡。但是，因經濟規模的不同，從而對內部均衡重要性強調程度的不同，大國和小國處理內外均衡關系的模式存在著重大差異。
對於開放型大國經濟來說，由於客觀上本國經濟的獨立性較強，且始終強調經濟的獨立性，宏觀調控的基本任務，便是要同時實現內外均衡。然而，經濟政策理論(例如「丁伯根法則」)和各國實踐均告訴我們，由於一種政策工具只能實現一個政策目標，要實現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兩個經常不相容的宏觀調控目標，至少需要兩種以上的政策工具。我們看到，像美國、英國、日本、韓國等，均確定了由貨幣當局負責內部均衡、而由財政當局負責外部均衡的分工。由於外匯儲備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問題，這些國家自然都選擇由財政當局來主導外匯管理體制，並負責制定匯率政策。由財政部門或專設機構主導外匯管理體制的最大好處，在於可以切斷外匯儲備與基礎貨幣供給之間的直接聯動關系，阻隔匯率變動可能對貨幣政策產生的直接影響。同時，由於隔斷了不穩定的外部沖擊，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得到加強，其調控國內經濟運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開放經濟體的情況則不同。由於他們幾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撐的國內經濟體系，其經濟運行是高度依賴全球市場的。這就意味著小型開放經濟體的內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內外均衡沖突問題，也就無所謂內外均衡的職能分工問題。同樣由於小型經濟體的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外部環境，保持匯率穩定，實現外部均衡，在多數情況下總會成為壓倒一切的目標。新加坡以及我國香港特區便是合適的例證。
這兩個經濟體事實上都不擁有真正意義的中央銀行，也不存在真正意義的貨幣政策。如果一定要進行比較，那麼，他們貨幣政策的惟一目標就是保持匯率穩定。在這種情況下，選擇由貨幣當局負責外匯儲備的管理，以確保本國基礎貨幣供給與外匯儲備的變動保持同步變動關系，是實現匯率穩定和整體經濟正常運行的必要條件。
(二)外匯儲備資產的多樣化
在外匯儲備管理模式的選擇上，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地區)傾向於對外匯儲備進行分檔管理。其外匯儲備管理的目標，在常規的流動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從國際比較來看，外匯儲備較少(對匯率干預要求較低)的國家(地區)，由於持有外匯資產的機會成本較低，通常採取的是較為簡單的管理模式，其儲備管理的首要目標大都是維持較高的流動性，對外匯儲備的收益性沒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儲備規模較大的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中，出於提高管理效率的考慮，往往對外匯儲備實行了分檔管理，在確保外匯儲備流動性的前提下，將多餘部分進行收益率較高的各種投資，以提高外匯儲備的整體收益水平。
比如，從1997年開始，韓國貨幣當局便將儲備資產分為流動部分、投資部分和信託部分三個部分來管理，並對不同的部分設置不同的投資基準。流動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國國庫券組成，每季度根據儲備現金流來決定合適的規模，追求高度流動性的目標。投資部分投資於中長期、固定收入的資產，追求收益率目標。以上兩個部分的外匯儲備均由韓國銀行的內設機構進行管理。信託部分同樣追求收益率目標，不同的是，這部分外匯資產是委託給國際知名的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管理的。根據韓國銀行的解釋，設置這一檔的目的，在於提高儲備收益的同時，提供一條向國際知名管理公司學習先進投資知識的途徑。自2003年開始，韓國進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額出資的韓國投資公司(KIC)。從功能設置來看，該公司將作為一家資產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韓國銀行和財政部的委託，管理一部分外匯儲備資產。
新加坡政府亦然。與韓國不同的是，新加坡不僅將國家外匯儲備分為兩檔，而且該兩檔的儲備分別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資公司(GIC)來持有並管理，從而實現了機構分離。在這種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匯儲備主要用於干預外匯市場，及作為基礎貨幣發行的保證，目的是維持新元匯率的穩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作為一家由政府全額出資的資產管理公司，則接受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委託，通過其6個海外機構，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對股票、公司債券、貨幣市場證券、甚至金融衍生產品進行投資，來實現外匯儲備收益的長期增長。
我國香港特區也將外匯基金分為支持組合和投資組合兩檔來實行分檔管理。支持組合為貨幣基礎提供支持，進行外匯市場干預，以此確保港元匯率的穩定。投資組合則保證資產的價值及長期購買力，追求較為長期的投資收益。投資基準由外匯基金咨詢委員會制定，其主要內容包括外匯基金對各國及各環節資產類別的投資比重及整體貨幣擺布。外匯基金僱傭全球外聘基金經理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約1／3的總資產及所有股票組合。
值得注意的是，類如美國、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雖然憑借其本幣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居於「關鍵貨幣」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匯儲備，但是，其外匯儲備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動性和安全性前提下爭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這說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匯儲備的功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它作為一國財富的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強調。
五、中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
中國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是由一系列國際和國內因素造成的。就國際而論，全球經濟失衡當推首因；就國內而言，儲蓄過剩並造成國際收支順差，則屬根源。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大量研究顯示，無論是全球經濟失衡還是國內儲蓄過剩，都是由一系列實體經濟因素和體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內矯正絕非易事。這意味著，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將是我們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必須面對的情勢。鑒於外匯儲備的增長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日益重要的因素，並已顯示出若干負面影響，鑒於我國現行的外匯儲備體制已經不足以應對這種新的復雜局面，改革傳統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創造一個靈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當務之急。
(一)根本的任務是建立全球配置資源的戰略
面對國家外匯儲備迅速增長的局面，人們直觀的反應是要將外匯儲備「用掉」。我們認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化。應當清楚地認識到這樣的事實：如果我們當真能夠大量購買國外的資源、產品和勞務，亦即為外匯儲備找到規模巨大且穩定的非金融用途，外匯儲備就不會增長過快了。反過來說，外匯儲備之所以增長過快，正是因為我們「用」不出去。在此情勢下，簡單地為了減少外匯儲備而不計成本、甚至浪費地「用掉」我們用國內資源和產品交換而來的外匯儲備，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鑒於此，面對外匯儲備不斷增長的局面，應當提出的任務是促進外匯儲備多渠道使用。綜合別國經驗和我國的實踐，這既包括外匯資產持有機構的多元化，也包括外匯資產投資領域的多樣化。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站在一個新的起點上。在過去近30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今後的中國經濟發展勢必更廣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經濟的運行之中。因此，更加積極、主動地運用全球的資源來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或者說，著眼於全球經濟運行來規劃我國的資源配置戰略，應當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立足點。毫無疑問，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應當被有機地納入這一全球化發展戰略之中。具體而言，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是更加有效和多樣化地使用外匯儲備，實現商品輸出向生產輸出和資本輸出的轉變，並藉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
(二)改革之一：國家外匯資產持有者的分散化
http://www.fabiao168.com/gjjj/127884.html
迄今為止，我國依然實行比較嚴格的外匯管制。在現行的框架下，絕大部分外匯資產都必須集中於貨幣當局，並形成官方外匯儲備；其他經濟主體，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門在內，都只能在嚴格限定的條件下持有外匯資產。這種外匯管理體制是與傳統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短缺的情況相適應的；而今的情況是，我們已經開始為外匯儲備積累過多及增長過快而苦惱。為了適應上述變化，放鬆外匯管制已經勢在必行。近來有關當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匯於民」的戰略，正是適應了這種轉變的趨勢。
為了便於了解這種戰略轉變，我們首先需要對外匯資產、官方外匯儲備等相關概念進行更全面、更精確的定義。
六、結束語
從本質上說， 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改革，無論涉及多麼復雜的內容，最終的結果，都是要將原先由貨幣當局獨攬外匯資產的格局改變為由貨幣當局、其他政府機構和廣大企業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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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發展理論與我國金融體系改革
一、 金融抑制及其局限性
金融抑制，是指中央銀行或貨幣管理當局對各種金融機構的市場准入、市場經營流程和市場退出按照法律和貨幣政策實施嚴格管理，通過行政手段嚴格控制各金融機構設置和其資金運營的方式、方向、結構及空間布局。金融抑制可以促使銀行等金融企業謹慎運作，控制經營風險，確保銀行的安全性、流動性和清償力，能促進銀行體系的穩健發展和市場競爭機制良好運作，在銀行業的穩定和效率之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當出現金融風波，甚至金融危機時，可盡可能以最小的代價保持銀行業等金融企業的穩定。
但隨著金融國際化，自由化和國際金融電子化技術迅速發展和金融創新，金融抑制難度不斷增大，抑製成本激增，在金融領域造成 「非市場性風險」，其具體表現為：1、扭曲了金融資源的價格，造成虛假供求關系。金融抑制的最主要特徵就是實際利率（存、貸款利率）被壓得過低，不能真實反映資金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狀況。其表現為政府對公營部門強制性低息信貸以及外匯市場的外匯管制等。對銀行體系規定過高的准備金率和流動性比率也是價格扭曲的一種形式2、導致金融市場發育不健全，損傷市場對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金融抑制是以人為的力量替代市場力量，其直接成本是各項管理費用，間接成本是阻斷市場力量的資源配置作用而產生的對銀行等金融企業效率的破壞，同時，金融業務易被少數國有金融機構所壟斷，缺乏競爭，金融效率低下。3、導致市場分割。市場分割首先表現為金融抑制經濟中金融體系的「二元」狀態：一方是遍布全國的國有銀行和擁有現代化管理與技術的外國銀行的分支網路，組成了一個有限的，但卻是有組織的金融市場；另一方則是傳統的、落後的、小規模的非正式金融組織，如錢庄、地下金融市場等。其次表現為與「二元」體系相關或不相關的資金流向的「二元」狀態：有組織的金融機構遵循政府制定的低貸利率，將資金貸給公營部門及少數大企業，而大量小企業及住戶則被排斥在有組織的金融市場之外，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從非正式金融機構獲得所需的貸款。另外，金融抑制還導致政府不適當的資金投向干預而累積大量的金融風險。
可見，金融抑制是「通過扭曲包括利率和匯率在內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再加上其他手段，這種戰略會縮小或壓低相對於非金融部門的金融體系的實際規模或實際增長率。」金融抑制政策主張以金融管制代替金融市場機制，其結果自然難免導致金融體系整體功能的滯後甚至喪失。
二、金融深化及其內在缺陷性
1973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經濟學教授羅納德•麥金農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貿易與資本》一書，其同事愛德華•肖也於同年出版了《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一書。兩人都以發展中國家的貨幣金融問題作為研究對象，從一個全新的角度對金融與經濟進行了開創性研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論。他們首次指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的症結在於金融抑制，深刻地分析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一個以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即實現金融深化，開創了金融深化理論的先河。金融深化理論主要針對當時發展中國家實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如對利率和信貸實行管制等提出批評，力主推行金融深化戰略，以金融自由化為目標放鬆或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開放金融市場，實現金融市場經營主體多元化以及貨幣價格(利率)市場化，使利率真實反映市場上資金的供求變化，由市場機制決定生產資金的供求變化和流向，刺激社會儲蓄總供給水平的提高，從而便利資本的籌集和流動，有效地解決資本的合理配置問題，提高投資效益，促進經濟發展。由此可見，金融深化理論為發展中國家促進資本形成，帶動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和思路。它既彌補一般貨幣理論忽略發展中國家貨幣特徵的缺陷，又克服了傳統發展理論忽略貨幣金融因素的不足，突出強調了金融體制和金融政策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地位，進而為發展中國家制定貨幣金融政策，推行貨幣金融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一理論及政策建議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積極支持和推廣，同時也得到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贊賞，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體制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透過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我們可以發現金融深化暗含這樣一個假設：金融市場是完全競爭的，市場中的信息是完善和公開的，並存在一個競爭完全不受任何阻礙和干擾的市場結構，且市場中的主體是理性的。但現實經濟使得金融深化理論假設存在著缺陷，主要表現為：1、現實的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性和昂貴的信息搜尋成本。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信息不完全問題，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面臨兩大約束，一是利率限制導致的利率約束，一是信息不完全導致的信息約束。金融深化理論只重視前者，而忽視後者。由於信息約束，放任金融市場自由化會造成多方面的市場失靈，導致金融體系動盪。2、金融市場發展滯後對金融自由化存在制約。金融市場的落後是政府過度管制的原因，而過度管制又導致金融市場的更加落後。忽視市場落後，取消政府管制，就會帶來市場混亂。金融深化理論主要研究和強調的是後者，忽視前者對放鬆政府管制，即金融深化過程的制約。超越或滯後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自由化都會給金融市場帶來混亂和不穩定。3、金融深化使得國際流動資本對開放資本項目國家貨幣的投機更加容易，使小國經濟或落後經濟容易出現經常性的波動，它不僅沒有起到穩定器的作用，相反任何促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都被非正常的波動所侵蝕，這些國家為了經濟的穩定，不得不採取適當的官職措施或非完全的金融深化措施。4、金融深化理論對於發展中國家很不適應。金融深化理論表面上研究的是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提出的政策主張應該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改革，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以私有制基礎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實際上適用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金融深化理論的政策主張和目標對於小國或經濟落後國家而言並非是美好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明證。
三、 金融約束及其政策取向
進入90年代，信息經濟學的成就被廣泛應用到各個領域，尤其是應用到政府行為的分析中。但很多經濟學家分析了在信息不完全的前提下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托馬斯•赫爾曼、凱文•穆爾多克、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於1996年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基礎上，提出了金融約束論，認為政府對金融部門選擇性地干預有助於而不是阻礙了金融深化，提出經濟落後、金融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應實行金融約束政策，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通貨膨脹率低並且可以預測的，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准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來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並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本人認為它對我國制定金融政策同樣具有參考價值。
金融約束是一種選擇性政策干預政策，政府金融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在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刺激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的發展，並促進金融深化。金融約束是與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金融約束的前提條件是穩定的宏觀環境、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最關鍵的是金融抑制是政府從金融部門攫取租金，而「金融約束的本質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而不是直接向民間部門提供補貼。」
租金創造並不一定要靠利率限制來達到，政府也可以採用金融准入政策、定向信貸和政府直接干預等創造租金，只要政府使銀行和企業獲得了超過競爭性市場所能得到的收益而政府並不瓜分利益，這就可以說政府為它們創造了租金。通過創造經濟租金，使銀行和企業股本增加，從而產生激勵作用，增加社會利益。
金融約束的政策取向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 政府應控制存貸款利率。即將存款利率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但要保證實際存款利率為正值），減低銀行成本，創造增加其「特許權價值」的租金機會，減少銀行的道德風險，激勵其長期經營。只要存款利率控制適度，則金融約束是有好處的；如果控制力度過大，資源配置將受到扭曲，金融約束將會蛻變為金融抑制。只要干預程度較輕，金融約束就會與經濟增長正相關。
2、嚴格的市場准入限制政策。嚴格的市場准入政策並不等於禁止一切的進入，而是指新的進入者不能侵佔市場先入者的租金機會，如果沒有市場准入的限制政策，銀行數目的增加將使資金市場競爭加劇，租金下降，激烈的無序金融競爭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甚至還可以導致銀行倒閉，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為保護這種租金不至於消散，一個重要的保護手段就是限制進入者的進入，以維持一個暫時的壟斷性存款市場，對現有存款市場的少數進入者進行專屬保護。嚴格的市場准入政策可提高金融體系的安全性，對整個社會經濟具有重要的外部效應。
3、 限制資產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將正式金融部門中的存款化為其他資產，如證券、國外資產、非銀行部門存款和實物資產等。金融約束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尚不規范，非正式銀行部門的制度結構薄弱，存款若從正式銀行競爭流向非正式銀行部門會減低資金使用效率，也不利於正式銀行部門的發展。而資金若由居民部門移向國外，則會減少國內資金的供應，擴大國內資金的缺口，對國內經濟尤為不利。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壓抑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狀態，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下的作用，因此並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四、 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思考
目前，金融體系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徵是金融體系的混合性，即政府限制行為與市場行為並存，管制價格與市場價格並存。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進程，政府管制逐漸放鬆，相對獨立的貨幣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顯著，成為影響中國經濟運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從上面對有關金融理論的初步分析，我們至少可以考慮：
1、確定金融深化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終極目標。
前面分析到，金融深化理論與實際金融有著明顯的差異，傳統的金融深化理論亦存在其內在缺陷性，但這並不構成金融深化的客觀需要，盡管自亞洲金融危機後，亞洲各國及歐美的一部分學者對金融深化產生了懷疑，認為全球金融體系的不完善和各國金融發展的明顯差異使得金融深化在實施過程中必然會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混亂和不和諧。但我們應該認識到：（1）從自由化的進程來看，在政府對貿易和金融的管制放鬆後，世界經濟和各國的經濟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總體上保持了經濟的增長，金融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加大，表明自由化的收益是大於其所付出的代價。（2）東南亞金融危機重要原因是危機各國不可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和不適當的金融深化措施導致的。實施金融深化的國家常常把放鬆金融管制等同於放鬆金融監管或放開不管，過分地追求金融深化是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而忽視了經濟可持續增長所必須的協調的金融因素，忽視完全金融深化所必須具備的內在制度剛性要求。比如，要進行利率市場化改革就必須先有或者同步進行金融體系市場化或完善化，這是金融深化論一個很重要的前提。
因而，我們應客觀的對待金融深化理論與實踐，絕不能因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推行金融深化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就認為金融深化與金融危機二者之間有某種必然的因果關系。實踐證明，有效、合理的金融深化實踐會提高經濟發展的績效，還可以提高一個國家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一些發展中國家之所以在金融深化的進程中發生了金融危機，其根本原因在於選擇了過於激進、超前的金融深化戰略。我國在實施金融體制改革時，不能把麥金農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論，簡單的理解為完全取消政府幹預的金融自由化，應在放鬆管制的同時關注市場的落後對放鬆管制的制約作用，注重金融深化的漸進性、層次性和持續性，「金融深化是伴隨著整體經濟改革發展的一個漸進過程，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應根據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和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做出合理的時序選擇和安排，分階段和有計劃地進行。」在推進金融深化的過程中，要結合本國金融改革的現實條件和制度風險，加強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監管，逐步建立與經濟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金融體系。
2、金融約束成為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必要手段。
考慮到我國目前金融體系中累積了大量的金融風險，因此在改革進程中，我們應客觀的評價和估計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所可能帶來的長期性風險，本著市場配置資源的原則，結合我國金融體系的實際情況，在經濟轉軌時期採取必要的金融管制與金融深化相結合的改革方略是顯示可行的。
除了解決政府需不需干預經濟和金融活動的問題，我國還需要解決如何把握干預力度，避免信息不對稱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1997年就曾指出，政府的不當干預才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本質原因：在危機中資產價值的猛跌使很多金融中介機構破產，從而暴露出金融機構在金融活動中的破壞作用；而金融中介機構的借貸活動與資產價值之間存在著一種政治經濟動力關系，政府對金融中介機構或明或暗提供的債務擔保，是造成金融中介機構進行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根本原因。金融約束論從信息和激勵的角度，抓住了解決經濟金融問題的兩個基本點，一方面政府應創造條件使決策者掌握信息，或讓有信息能力的行為人成為決策者；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自身掌握和擁有的信息能力，為金融中介機構創造持久有效經營的激勵機制。當然政府的職責不是直接提供擔保和保護，而是促進金融體系市場約束機制發揮作用，積極促進信息的傳播，增加市場上可供信息的公開化，並充分發揮掌握內部信息的金融機構和民間組織的優勢，而非越俎代庖，過多干預，避免金融約束政策蛻變為純粹的金融干預政策，嚴格的金融約束政策與金融抑制可能只相差須臾。「金融約束應該是一種動態的政策制度，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向更具競爭性的金融市場這一大方向的邁進而進行調整。它不是自由放任和政府幹預之間靜態的政策權衡，與此相關的問題是金融市場發展的合理順序。」
在金融約束政策框架下，政府的作用既不是「親善市場論」強調的政府只能促進市場建設，不應干預金融經濟；也不是「國家推動發展論」所要求的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必須始終強力干預金融經濟；而應是「市場增進論」的觀點，即政府的職能是促進民間部門的協調功能，發揮政府進行選擇性控制的補充性功能，避免產生不利於社會大眾的道德危害，使我國在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穩步實現真正的金融深化。
另外，我國進行金融體系改革的過程中，也必須要協調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經濟貨幣化」趨勢有所增強，貨幣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強度與日增強，廣義貨幣（M2）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上升到130%左右，都充分說明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廣度和深度都有質的變化。貨幣金融在經濟中的地位和影響逐步加大。隨著我國開放程度的深化，外部的沖擊已經開始影響本國貨幣金融政策的有效性，影響本國經濟的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這說明開放經濟中，貨幣金融政策一經濟發展有相當強的關聯。因此，在充分考慮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的基礎上，制定與我國經濟發展目標相協調的貨幣金融政策，避免金融業脫離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獨自繁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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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很急~~~~~ 關於商業銀行的論文
國有商業銀行的現代化發展戰略
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的銀行業在五年之後將要全面開放。國有商業銀行必須盡快制定21世紀的現代發展戰略，善於抓住機遇，勇於迎接挑戰，奮力加快發展，努力把國有商業銀行建成現代化的商業銀行。筆者認為，21世紀國有商業銀行的現代化戰略應包括下述"十化"的內容。
一、產權股份化
21世紀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會逐漸完善，國有商業銀行必須按照國際慣例進行改革，轉變為真正的商業銀行。真正的商業銀行不是執行政府經濟政策的工具，而是在合法經營基礎上追求利潤的金融企業；然而目前的國有商業銀行承擔著繁重的政策性任務。真正商業銀行是責任有限的股份公司，而不是特殊類型的政府獨資企業；獨資企業不可能真正做到政企職能分開。中國加入WTO之後，國有商業銀行必須轉變為真正的商業銀行，其根本出路在於實行股份化改造。鑒於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發育尚不健全，為了保持國家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力度，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化履行必須採取國家資本控制的形式。國家資本可以採取二種不同的控股形式：l、絕對控股，國有股占整個商業銀行股本的50％以上。2、相對控股，國有股在整個商業銀行總股本中雖然不足50％，由於股權分散，國有股仍然處於控股地位。股份化改造之後的商業銀行必須健全法人治理結構，明確董事會、監事會、行長（總經理）之間相互制衡的職責。董事會的職責是制定銀行的目標和政策，挑選和聘任高級管理人員，設立各種委員會或附屬機構，監督銀行業務經營活動等。監事會的職責是代表股東大會對銀行全部經營管理活動進行監督和檢查。行長（總經理）的職責是執行董事會的決定，負責組織、實施、管理、協調銀行的業務經營活動。
二、員工知識化
21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商業銀行的員工必須是知識化的員工。當前的國有商業銀行的員工隊伍的素質與商業銀行的要求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必須牢固樹立"人才是第一資本"的觀念，將整體性人才資源開發作為一項重要戰略任務來抓，真正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良好風尚，創造人盡其才、人才輩出的良好環境。建立和完善競爭擇優、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使用人才和激勵人才的機制，真正做到不拘一格選人才，繼續實施"百千萬人才工程"，努力培養和造就一大批既懂國內業務、又懂國際業務，具有豐富知識、決策能力、指揮能力、協調能力、管理能力和創新能力的中級、高級管理人才。
必須切實抓好員工教育包括素質教育、技能教育和終生教育，改進教育方式，堅持多層次和多樣性的原則，脫產與不脫產相結合，定向與定量相結合，短期與長期相結合，注重實效。鼓勵員工尤其是中高級管理人員獲得多個專業證書和專業技術職務任職資格。鼓勵員工在實踐中提高技能、創造經驗。
三、市場營銷特色化
21世紀商業銀行的市場營銷是特色營銷，商業銀行必須根據其內部條件和外部因素慎重選擇市場營銷戰略。根據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進程和國有商業銀行的現狀，國有商業銀行應在市場細分的基礎上實施特色化營銷戰略。第一、發展模式特色化，選擇與其它商業銀行不同的發展模式。在海外實施進攻性戰略，通過市場滲透、市場開發、產品開發、服務多樣化、增設分支機構、拓展營銷網路、收購或兼並當地機構等措施，提高國有商業銀行的國際競爭力。在國內實施合理化戰略，通過調整分支機構、營業機構布局，按經濟區劃設置分行，收縮甚至撤銷業務量小、經營虧損、無發展前景的分支機構；擴充業務量大、經營效益好、有發展前景的分支機構；壓縮管理費用，以成本優勢來保持國有商業銀行在市場上的地位與形象。第二、發展重點特色化，市場競爭目標由總體市場佔有率轉變為細分市場的市場佔有率。第三、市場營銷組合差異化，盡量提供有差別的
四、管理信息化
21世紀是信息經濟時代，商業銀行必須高效地處理和利用信息。（1）建立和健全科學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統，包括櫃台業務處理與自動服務系統、跨行業務與清算系統、金融信息與決策支持系統，保證各項決策和業務活動建立在充分的信息支持基礎上。（2）以加快信息高速處理為重點，對內部組織機構進行重組，減少管理層次，實行網路化管理，使組織機構更加精簡和專業化，調動更加靈活；有效地解決銀行內部信息交換瓶頸，提供信息處理效率。（3）加強信息技術應用方面的業務創新，加大在產品服務及應用方面創新的力度，並對傳統產品的形式、內容賦予更加豐富的表現形式，拓展其表現空間。（4）提高信息服務水平，及時向客戶發布有關政策、利率、匯率的變化、新服務等信息。（5）領導方法科學化，注重銀行利益與員工利益的相互平衡關系，改善員工的政治、經濟待遇；加強內部溝通，經常向員工徵求合理化建設。
五、經營國際化
21世紀的商業銀行是國際化的銀行，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必須勇敢地邁向國際金融市場。目前國有商業銀行（中國銀行除外）的國際業務剛剛起步，應當根據自身的條件，選擇適當的方式和策略在適當的地區設立海外機構進行跨國經營。利用人民幣業務優勢，發揮本外幣業務聯動效應，積極吸引外資銀行在國有商業銀行開設同業往來賬戶，有選擇地與外資銀行開展銀團貸款或聯合貸款，力求成為代理行。在地區戰略上，做到四個傾斜：（l）向國際金融中心如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香港等城市傾斜；（2）向業務往來量大的國家和地區傾斜；（3）向周邊貿易國家、世界貿易中心傾斜；（4）向華僑聚居的地區傾斜。亞太地區、歐共體、北美地區、拉美的巴拿馬、開曼群島以及中東的巴林等地可以作為國有商業銀行業務國際化經營的重點區域；而尚處於經濟調整階段的獨聯體和東歐市場中的大多數國家，雖然對外匯管制較少，但是風險較大，進入這些地區應持謹慎態度。
六、內控法制化
21世紀的商業銀行是法治化的商業銀行，商業銀行必須按照《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健全內控機制。內控主要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l）組織結構（職責的界定，貸款審批許可權的分離和決策程序）；（2）會計規則（對賬，控制單，定期試算等）；（3）"雙人原則"（不同職責的分類，交叉核對，資產雙重控制和雙人簽字等）；（4）對資產和投資的實物控制。這些原則概括地描述了商業銀行內部控制的要點，其具體內容如下：（一）建立組織制度和各種規章制度。（二）監控環節。（三）職責分離原則。（四）授權有限原則。（五）銀行檔案。（六）安全保衛措施。（七）會計銷賬。
國有商業銀行強化內部控制制度的主要措施是：第一、堅持穩健的經營方針，健全組織結構。第二、實行合理的職責分離。第三、實行嚴格的授權與審批制度。第四、健全獨立的規范的會計核算體制。第五、完善資產負債管理和風險管理，實行利率敏感性管理。第六、建立內部風險評估和監測制度。第七、健全有效的內部稽核制度。
七、業績評價效益化
21世紀的商業銀行應是經營效益良好的商業銀行。經營效益好壞、風險高低是衡量商業銀行經營業績的最重要的標准。外部對商業銀行的評價最重要的指標有兩項：資本充足率和資本收益率。改革國有商業銀行內部業績評價體系，弱化對增加存款的剛性考核，建立以營運資本收益率為核心的業績評價體系，著重考核四大目標：營運資本收益率、資產質量（不良貸款率）、流動性和內控制度。考核營運資本收益率不僅要考核賬面利潤，而且要核查應收利息、應付利息、呆賬准備金和壞賬准備金的提取與核算是否合規。考核資產質量不僅要考核不良貸款率，而且要著重考核呆滯貸款。
G. 求金融學的社會實踐（畢業論文是人民幣匯率趨勢），不會寫啊，跪求~~
自主性交易不平和那就會產生順差或者逆差嘍~一般就是定向購買某些產品，比如我們買美國大豆，買波音飛機，買國債這些。
中國的匯率機制是由央行確定的，通過人為制定兌換價和外匯管制來控制匯率。因為資本項目不可隨意進出，所以國外資金無法通過市場化行為影響我們的匯率。當然，這是某種程度上講，熱錢還是能夠進來的
另外,站長團上有產品團購,便宜有保證
H. 08美國金融危機 中國和平崛起 800字論文
美國早在是英國殖民地時就對教育非常重視，到1775年，英屬13個殖民地人口不過260萬，但已仿效英國牛津、劍橋等大學創辦了哈佛、耶魯等9所學院，教育環境甚至都強過今天的北京市。 殖民地時期的初等教育相當發達。北部幾個殖民地以麻省(Massachusetts)為代表，特別重視普及教育，當局曾於1647年發布法令，規定市鎮中只要有50戶居民就應設立一所小學，於是市鎮學校在北部興起。這種由地方當局辦理、干預教育的做法，超過了其宗主國--英國的教會辦學的方針，一舉奠定國民素質的優勢！
在這個世界，凡是受過教育的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美國的《獨立宣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一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當我們熱血沸騰地聽著這人類史上最偉大的聲音的時候，請不要忘了美國還有一個偉大之處，那就是《憲法》所標榜的以教育培養國家公民。為了普及教育，他們先是採用了英國的蘭卡斯特導生制。1818年蘭卡斯特本人還應邀到美國宣講導生制。英國式的教育不能滿足這個新國家對教育的要求。1843年，賀拉斯• 曼(Horace Mann,當時任麻省教育廳長)考察德國，才引進了當時普魯士的教學制度，同時大力宣傳盧梭、裴斯塔洛齊等歐洲教育家的思想，美國各地的小學遂開始採用西歐最先進的教學制度。
南北戰爭以後，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步伐邁得更快，這期間新成立的大專院校就有二百餘所! 它一面學習當時歐洲重視學術的樣板——柏林大學，於1876年創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建立大學研究院，致力高深的學術研究；一面根據國會於1861年、1890年所通過的二個《摩雷爾法》，由國會撥地、撥款資助各州大辦農(業)工(藝)學院，很快培養出大批適合工農業發展需要的專門人才，當今舉世聞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康奈爾大學由此而來。工農學院初辦時，由於眾多貧苦學生求學其中，曾被譏為"牧牛娃學院"，在高等教育的"平民化"方面大大領先於歐洲。事實證明，窮人的對財富的渴望遠遠高過富人子弟！這就為美國造就了一批敢於冒險和創新的高知識人才，當他們對財富的渴望的慾火被點起，那就是火山，那就是海嘯，那就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高潮！
南北戰爭以後，公立中學本來是兼顧學生升學與就業兩方面要求的4年制綜合中學，由於此時學生逐年猛增，准備升學者日少而准備就業的日眾，所以逐漸以職業准備為主要職責，課程隨之發生變化，加強自然科學和實用科目，這是美國中學的顯著特點。公立中學逐漸以職業准備為主要職責，課程隨之發生變化，加強自然科學和實用科目，這是美國中學的顯著特點。不僅如此，1880年麻省理工學院創辦了工業中學，1888年明尼蘇達州首創農業中學，此後各種職業中學不斷大量涌現。歐洲人由於世俗觀念而不喜歡職業中學，以"生來平等"為信念的美國人則沒有這種歷史包袱。職業中學造就了一批實業家和發明家，第一架飛機的發明家萊特兄弟就是他們中的一員。
據統計，1870-1940年，美國人口增加了3倍，而中學生則增加了90倍。當時的口號是："中等教育為所有適齡青年敞開大門"，到1918年時美國高中已發展到2萬多所，而12億人口大國的中國到1998年才有1萬多一點的高中。由此可見，美國的高效率、高技術、高產出靠的是科技，靠的是先進的教育。今天，美國基礎教育的方法在杜威式教育法的基礎上幾經改進，教育的口號是："不讓一個孩子掉隊"，各州都將40%的稅收用於教育。上世紀80年代壟斷著大約70%左右的專利發明，70%以上的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奧運會獎牌總數第一。
「2061計劃"是美國促進科學協會聯合美國科學院、聯邦教育部等12個機構於1985年啟動的一項面向21世紀、致力於科學知識普及的中小學課程改革工程，它代表著美國基礎教育課程和教學改革的趨勢。為此計劃，美國動員了800多位科學家、企業家、大中小學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參與了這項再造青少年智慧的宏大工程。他們總結戰後科學、數學和技術領域的深刻變革和未來發展趨勢，汲取美國80年代以來教育改革的成果，打造21世紀新的美國人。
一個居安思危的國家才有資格談論誰是第一！
大國的崛起靠的是科技，國與國之間的較量說到底就是國民素質的較量，是人才的較量。不客氣地說，中國由於難以接受別人的教育思想，國民整體素質與發達國家的相比都不是一個等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過21種在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後來相繼消亡的文明。結論是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無一例外，都不是他殺，而是自殺。他們失去了創新的活力，被歷史淘汰出局。
1876年，美國慶祝獨立100周年的時候，在費城舉辦國際博覽會，有37個國家參展，當時清政府也派出了展覽團。在這次博覽會上，英國展出最新的蒸汽機車，美國展出大功率電動機和發電機，德國展出加工槍炮的精密機床，中國展出的是純銀打制的27套件耳挖勺和小腳綉花鞋。
這是就是時代的差距！
一個居安思危的國家才有資格談論誰是第一！
I. 請分析如何權衡外匯管制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
請分析如何權衡外匯管制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我對這方面的知識怎樣挽治，這都是應該是，嗯，人家管理部門的事情我不了解也無法平衡，嗯嗯評價這些。
J. 試分析日本的外匯管制辦法對中國有哪些借鑒意義
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放開經常項目的管制之後,正式成為IMF第8條成員國。但是之後我國對於資本項目的管制仍然對我國經濟發展起著重要的影響。2007年IMF通過的新決議,提出各成員方應避免採取引起外部失衡的匯率政策,而判斷外部是否失衡一個重要指標是經常項目或資本項目是否長期處於順差或逆差狀態。從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看,中國長期存在順差。這種順差其實是中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狀況。 對於我國外匯制度的改革,在我國和國際社會都產生了很多的爭論。我國是否該放棄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在金融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主權國家的外匯管制是否仍有存在的空間?存在的自由度有多大?如何協調外匯管制與IMF的規定之間的關系?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過程中究竟存在哪些自身應當不斷完善的問題?在改革過程中,究竟應當採用什麼步驟進行改革?針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義。 本篇論文通過研究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變遷,分析總結了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缺陷,如個人外匯管理制度存在的法律問題、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結匯制度的缺陷以及現有外匯管理法規體系的缺陷等,並在研究其他國家例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的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基礎上,總結其經驗,以期尋找能為我國所借鑒之處。同時,筆者也針對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如我國外匯管制相關立法的原則、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整合完善問題以及監管機制的法律完善問題等等。 本論文共分為四個章節。 第一章主要介紹了外匯的概念與特點、外匯管理的概念與作用,以及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變遷歷史。 第二章分析了我國外匯管理體制主要存在的法律問題,如個人外匯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法律問題、外商投資企業資本金結匯制度的缺陷以及現有外匯管理法規體系的缺陷等等。 第三章介紹了其他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的外匯管理法律框架、法律變遷及其經驗借鑒。 第四章立足於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缺陷,並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針對我國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的法律建議,如我國外匯管理相關立法的原則、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整合完善問題以及監管機制的法律完善問題等等。 結語部分總結了本文的寫作脈絡,並且表達了筆者定當繼續關注和吸收理論界關於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改革的意見,並根據國際現狀不斷提出完善我國外匯管理法律制度的建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