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需求下降迟福林

㈠ 供给侧，怎么看怎么干

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旨在提高潜在增长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什么是供给侧？大家耳熟能详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从经济学角度看，属于需求侧的三大需求；与之对应的供给侧则聚焦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说：“与注重通过刺激需求侧‘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不同，供给侧改革强调从供给侧发力，主张通过鼓励企业创新和结构升级，通过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等方式，促进经济供给能力的提升，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需求侧管理更多解决的是短期问题，在经济处于短期波动的环境下，旨在令实际经济增长率尽量贴近即期的潜在增长率，经济过冷了就刺激需求。而供给侧改革则重在解决长期问题，从根本上促进潜在增长率的提升。”潘建成说，一般认为，劳动力、资本、资源、结构变动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六大要素。其中，制度创新从宏观层面看主要是改革。在所有的这些要素里，对目前中国经济来说，改革是最基础的，既可以使要素投入结构和增长更加合理，引导经济结构优化，又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动力的增强，进而全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举例说来更明白。促进家电销售，需求侧管理的思路是推出“家电下乡”“以旧换新”、节能补贴等政策，鼓励人们多消费；而供给侧改革的思路，则是降低家电生产企业负担、鼓励企业研发新产品、创新销售模式等，满足甚至创造需求，拉动消费。因此，有专家将需求侧管理比作对症下药、见效快的“西药”；而将供给侧改革比作治本除病根的“中药”。

什么是结构性改革？潘建成说，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改革使我们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单地说，就是通过改善供给环境增强供给动力、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进而促进经济更加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增长。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我们要更加注重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简政放权、减税、国企改革等都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本质上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潘建成说。

为何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

体现了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缓解当前我国经济供需矛盾的必由之路。把脉当下中国经济，从需求侧看， 1—11月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双双下滑，出口也继续同比下降。需求不足的同时需求外溢明显，海淘、境外代购风生水起。另一方面，需求升级趋势明显，电信、文化娱乐、养老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时尚、品质消费空间巨大。而从供给侧来看，我国既存在低层次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不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供给侧的滞后造成当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在近期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与交通司副司长张泰说，破除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障碍、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等，都是需求侧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则可以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有需求侧的，更有供给侧的，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改革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是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迟福林说。

“从强调需求侧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的是经济工作思路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转变。”潘建成说。

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

供给侧改革是要下功夫的精细活，要有耐心、有信心、有决心

潘建成说，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应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影响潜在增长率的诸多要素来看，劳动力方面，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下降，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延迟退休、加强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等，见效都需要一定的时间。靠资源和资本的投入短期内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空间也不大——严重的产能过剩制约了投资增长，资源环境更形成了长期的瓶颈制约。

在潘建成看来，现在提升供给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继续推动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二是推动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梯度接续转移，并在转移时注重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形成特色产业集群；三是鼓励创新。“最核心的是制度创新，包括通过打破垄断、降低民间资本进入重要行业的门槛来激活民间资本，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激活土地资源；通过金融改革充分发挥资金效率、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等，这些都是在各个方面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提高市场化效率。”潘建成说。

从眼下的情况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优先解决好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去杠杆等几大关键问题。

一是化解产能过剩。“现在化解产能过剩，要更多从供给侧着手，促进产业升级，坚决淘汰僵尸企业。”潘建成说。此外，推动去产能，还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的兼并重组，通过优势企业发挥主导作用对生产力重新整合，提升整个产业的供给效率。

二是降低企业成本。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要打出“组合拳”，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财务费用等，目前还需要特别关注如何有效减轻企业缴纳的社保费用。

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当前楼市库存较大，一大原因就是结构性供需错位。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

四是补短板。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生态问题、基础设施等都是短板。补上这些短板，才能为我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带来新的机遇。

五是尽快解决金融供给结构与融资需求不匹配问题。在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基础上，促进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功能的提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便利度，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摘自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2/28/c_128572752.htm）

㈡ 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具有内生性，系统性影响.不能简单地以人口多少

1、“十三五”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最后“窗口期”。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一是国内经济矛盾与风险增大倒逼经济转型；二是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催促经济转型；三是对我国的经济转型升级来说，2020年确实是个坎：化解短期增长压力的希望在2020，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2020；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节点在2020。如果谋划好、把握好2020这个“中期”，就能奠定未来10～20年公平可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如果错失2020“中期”这个重要历史机遇期，就会失去经济转型与改革的主动权，从而带来系统性的经济风险。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认为，经济转型升级是形成经济新常态的核心与本质，“十三五”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最关键的时期。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十三五”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发展进入停滞阶段，与落后国家相比，资源和劳动力优势逐步消失，与发达国家相比，创新优势又没有，面临双重压力。 2、经济转型升级要解决的要害是“往哪转”。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认为，制定“十三五”规划要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和历史的跨度，不仅仅考虑“十三五”，还要考虑到2030年。目前经济转型升级要害在于往哪转：一是由速度型向效益型转变；二是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三是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四是由守旧型向创新型转变；五是由增长型向惠民型转变；六是由干预型向市场型转变。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王金祥认为，要把转型升级看作是一个过程，永远在转型、永远在升级，不能停顿；由于各地省情不同，转型升级要差别化，让各地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 迟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国面临三大转型：即工业转型升级大趋势——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城镇化转型升级大趋势——从规模城镇化走向人口城镇化；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大趋势——从物质型消费走向服务型消费。从三大转型升级的大趋势看，2020年我国基本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的客观基础正在形成。实现这一转型，既可以在结构升级的基础上形成7%左右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又能够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3、“三力共振”对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未来三力共振会对经济转型产生重大影响。一是经济转型的压力，当前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难以为继；二是经济增长动能的乏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出现了乏力，靠传统的投资很难再拉动经济增长；三是改革的阻力，主要是利益格局的扭曲，如果不通过反腐破除改革的阻力，改革很难继续下去。 4、经济转型升级重在突破“三个路径依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指出，转型升级的关键是如何突破“三个路径依赖”：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关系要突破，从政府市场的合作模式转向市场政府的合作模式，发挥市场很强的自我组织功能；二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过去长期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现在应该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带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以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转为以社会转型推动经济转型。 以加快结构调整推进发展方式转变 1、结构调整决定“十三五”增长前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结构变动时期，面临非常多的结构性挑战，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大。一是如果结构性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会继续走低、疲软，中高速就很难保住，甚至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二是可通过结构调整走出经济增长下滑的困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隆国强认为，从全球视野来看我国，短期是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中期看就是结构升级问题，尤其是制造业的升级。 2、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迟福林认为，实现中国智造是工业转型升级的总目标。“十三五”是我国从工业化中后期走向工业化后期的关键5年，需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信息化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重点是加快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隆国强认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要有全球视野。从我国现实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很大的升级空间，不能简单地丢掉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制造业，而去追求那些短时期还很难形成优势的制造业。“十三五”，从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升级到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如果把这个升级做到位，增长空间就很大。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宋立认为，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很重要，“十三五”重心要放在产业内部的升级改造上，通过创新改造传统产业，让它有竞争力去跟外国竞争。 汪玉凯强调，转型升级一定要树立互联网的思维，由网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来改造传统经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3、形成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魏礼群认为，“十三五”结构调整要往服务业方向发展，要提高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隆国强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服务业比重高了，结构就优化了，服务业内部千差万别，有高端也有低端。推动服务业升级更多地是强调高生产效率的服务业，而不能笼统地说服务业占比高了结构就优化，需要对服务业进行细分。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建认为，我国现在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农民，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仅为1000美元左右，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离服务业主导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就要实现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口城市化，使服务型消费成为消费的主体。 4、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迟福林认为，我国投资消费结构不匹配的矛盾突出，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风险的主要来源。例如，投资与消费的不匹配带来产能严重过剩和供给短缺的同时并存，导致投资整体效益的下降；投资消费失衡、投资过快扩张推高了债务危机风险。为此，“十三五”要加快消费导向的投资转型，调整投资结构，使投资与消费相匹配。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抑制消费最重要的因素有三个：一是我们现在恩格尔系数比较高；二是居住模式，例如东京的住房，土地价格和建安成本是1：4，而我国北京正好是颠倒过来4：1，这与土地制度有关；三是社会保障存在制度分割的问题。 王小鲁认为，当前经济增长疲软，说到底还是需求不足的问题，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消费拉动有限，造成结构错位。如果把结构调过来，那么经济增长必然得到更有利的支撑。为此，“十三五”消费要承担更重要的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 5、以结构性改革破解结构性矛盾。迟福林认为，从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与时间空间约束看，“十三五”结构性矛盾不解决，不仅转方式、调结构很难有实质性突破，而且很可能增大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风险。为此，突破利益固化藩篱，推进财政、税收、金融、教育等结构性改革，成为经济转型升级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张占斌认为，“十三五”结构性改革要有新的突破。一是通过金融的结构性调整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二是教育的结构性调整，我国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需要有高水平的人力资源作支撑，高等教育要与产业、职业教育更好的结合，使社会流动进一步加快；三是国企的结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在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同时，让一些股权能够流动起来，形成更大的市场机制。 以城镇化转型带动经济结构升级 1、“十三五”结构调整的核心任务是推动城镇化。王建认为，“十三五”我国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是将大量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将农民工转化成市民，让近3亿农民工真正变成市民，由此带动服务业加快发展。 迟福林认为，“十三五”要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一是基本实现农民工市民化，让“农民工”退出历史；二是城乡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到2020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要成为历史；三是加大中小城镇的公共资源配置，初步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 2、人口城镇化释放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巨大空间。迟福林指出，“十三五”我国城镇化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历史关节点，由于城镇化仍处于较快发展阶段，蕴藏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城镇化仍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0.77个百分点。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镇化率仅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也有可能带动服务业比重提高7-8个百分点。 3、就近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并举。刘尚希认为，城镇化离不开产业，产业不一定是工业，农业也可以作为城镇化的一个基础，尤其是高附加值的农业。所以在城镇化的发展中，就近和就地城镇化应该成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方式，而不是完全异地城镇化。就地城镇化可以降低成本，而异地城镇化的成本相当高，在现行体制下，就近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应该并举。 4、城镇化要通过工业升级创造新的需求。宋立认为，城镇化主要靠两个驱动，一是内生工业化的驱动，例如过去长三角的小城镇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人作为劳动力加入工业化，作为消费者实现城镇化；二是全球化带来的外生工业化，因为我们劳动力成本低，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后，嵌入到全球体系，如果劳动力成本抬高，就不一定能嵌入这个体系。因此，未来城镇化最根本的是要通过工业转型升级创造新的需求，从而为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成为城镇的消费者。 5、城镇化转型重点在两头。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新型城镇化的一头是城镇，如果我们在1.94万个县市镇挑选一部分大镇做到县城镇的水平，就能够提高很多镇的城镇化水平；另一头是农村，一是村里要有产业；二是城市公共服务要向农村延伸，尤其是好的学校、好的医院等公共资源要向农村延伸。 6、关键在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国英指出，农民住房现在卡得很死，农民住房是财产权，但宅基地不能买卖，农民的承包地也不能流转。所以说，土地制度改革对克服农民消费抑制能发挥根本性作用，现在如果把机制理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加快改革土地管理制度，既能有效保护好农地，又能搞活地方土地管理，提高土地的科学规划管理水平。 经济下行背景下更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到2020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关键在于深化以简政放权为重点的政府改革。迟福林认为，能否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这既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十三五”重点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实现行政审批与市场监管职能的严格分离，建立统一、有效的市场监管体制；全面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的社会化、市场化；推动政府职能法定化，建设法治政府；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解放思想，变革政府发展理念。 汪玉凯指出，第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要调整政府角色。一是要加大简政放权力度，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例如浙江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这是未来政府改革的方向；二是加快国企改革，如果没有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很难建立起来；三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主导权退出以后，财税改革一定要到位，尤其是土地财政要改革；第二，政府改革要为创新驱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要为民营经济提供一些条件；第三，注重改革的联动，诸多方面的改革要取得实质性进展，政策需要联动，如果各自改各自的，就很难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经济下行压力下要防止走回头路。刘尚希认为，在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下，政府更容易强化组织功能，抑制社会的自主功能，这在金融方面非常明显。当前金融抑制主要是市场在配置金融资源的自主治理功能受到了抑制。如果金融政策不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就很困难。 3、着手清理各种产业政策、刺激政策。王小鲁认为，各级政府应该从过度参与、推动投资中退出，着手清理各种产业政策、刺激政策，回到普惠性、鼓励竞争的政策上来，把重点放在维护市场秩序、鼓励公平竞争。 形成服务贸易强国的国际竞争新优势 1、把提高服务贸易比重作为“十三五”对外开放的重大任务。迟福林指出，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变化和“一带一路”开放战略深度实施的大背景下，推动我国从货物贸易大国走向服务贸易强国，到2020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至20%，以此形成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并倒逼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 魏礼群强调，要继续加大对外开放，特别是围绕中央提出的“一路一带”，加快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同时要与国内发展服务外包有机结合。 2、把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双边多边自由贸易的重点。迟福林认为，要积极建立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凡国家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服务业领域，全部向外资开放，并实行内外资、内外地企业同等待遇；加快扩大双边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壁垒，把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点。 3、抓住全球服务外包的新机遇。隆国强认为，服务贸易这些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像信息服务业过去不可贸易的服务，现在变得可以贸易了，像ITO、BPO、KPO这些信息技术服务可以跨境进行交付。但总的来看，我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要抓住全球服务外包的机遇。 迟福林认为，服务业外包逐步取代制造业外包是全球化的新趋势。从全球分工看，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是服务外包产业链的上游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是服务外包的承接主体。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示范城市品牌、技术、信用方面创建的成功经验，推动服务外包市场的规范和快速发展，充分利用服务外包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㈢ 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体现了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缓解当前我国经济供需矛盾的必由之路。把脉当下中国经济，从需求侧看， 1—11月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双双下滑，出口也继续同比下降。需求不足的同时需求外溢明显，海淘、境外代购风生水起。另一方面，需求升级趋势明显，电信、文化娱乐、养老等消费快速增长，绿色、时尚、品质消费空间巨大。而从供给侧来看，我国既存在低层次产业的产能过剩，也存在着高品质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不足。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供给侧的滞后造成当前供需矛盾突出，供给不仅跟不上需求升级趋势，而且满足创造新消费、打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的能力也不足，迫切需要通过改革，来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对症下药”，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在近期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国务院研究室工业与交通司副司长张泰说，破除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通障碍、大量的过剩产能和经济结构性问题等，都是需求侧管理所无法解决的，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多做些工作，则可以为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奠定基础。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与问题有需求侧的，更有供给侧的，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通过改革化解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是新阶段中国经济的必然选择。”迟福林说。
“从强调需求侧管理，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的是经济工作思路从注重短期经济增长向注重可持续发展以及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转变。”潘建成说。

㈣ 2000年以来祖国取得的大成就

政治方面的成就：

1、一带一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

2、亚洲投行，由中国主导，打破日本美国控制的亚洲开发银行对亚洲基建方面的垄断；

3、杭州G20峰会，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4、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票否决；

5、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体育方面的成就：

1、2008年举办北京奥运；

2、男足实现历史性突破，闯入2002年韩/日世界杯赛；

3、跳水从梦之队时代到里约奥运会中国队的金牌第一的超级梦之队；

4、中国女排东山再起，两夺世界冠军，更夺得了里约奥运金牌。

科技方面的成就：

1、中国天眼，世界最大的望眼镜；

2、北斗卫星，世界排名第二位；

3、神舟飞船，载人航天；我国是世界第三个把飞行员送入太空的国家；

4、嫦娥工程，把飞船发射到月球；

5、天舟货运飞船，为太空站提供补给；

6、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太空进行试验；

7、神威·太湖之光计算机，计算能力世界第一。

8、探索一号深海科考探测器船，探寻水下五千米的秘密

9、雪龙号极地考察船，31次赴南极，踏遍世界五大洋。

㈤ 金融服务体现在哪些方面，在发展城镇化的进程中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外贸出口、投资以及消费相继成为不同时期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将延续，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必须找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就业结构、经济产业结构的转化过程和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过程，其本质特征是农村人口在空间上的转换，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换。

经济学中有个重要的“纳瑟姆”曲线（如图1），它表明当城镇化水平达到30%而继续上升至70%的区间，是城镇化率上升最快的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9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52.57%。若中国的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末，我国人口总数135404万。城镇人口71182万，其中流动人口23600万。乡村人口64222万。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如果扣除未真正市民化的流动人口数，我国的城镇化率将只有35.14%。如果我国在十年内达到70%的城镇化率，以现有人口数为基数静态测算，按国家统计局的口径（简称“窄口径”），需市民化23600万人，每年市民化人数为2360万人；若按扣除流动人口的专家口径（简称“宽口径”），需市民化47200万人，每年市民化人数为4720万人（见表1）。

如果按201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0.495%测算，2022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2258万，2032年我国人口总数将达到149459万人。同样十年达到70%的城镇化率，窄口径需城镇化人口总数将达24800万人，而宽口径需城镇化49600万人（见表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动态测算要达到70%的城镇化率，我国将有2.48亿～4.96亿农民进入城市，十年间每年“市民化”约2480万～4960万农村人口。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对投资、就业、消费的全方位拉动，进而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将推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拉动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新型城镇化仍然会产生新的基建投资空间。以日本为例，日本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速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后半程，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在城镇化率突破70%后，日本的基建投资增速才开始趋稳。据全国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全国33270个乡镇中，仅11.7%的乡镇有公园，68.4%的乡镇有综合市场，23%的乡镇有农产品专业市场，34.4%的村地域内有50平方米以上的综合商店或超市；全国仅72.3%的镇实施集中供水，而且只有24.5%的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全国仅19.4%的镇生活污水经过集中处理，36.7%的镇有垃圾处理站，15.8%的村实施垃圾集中处理。应该说，我国农村乡镇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有较大改善。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伴随城镇功能完善的需要，在道路、供水、供电、住房、通讯、教育、医疗、文化建设、污水和垃圾处理等方面将进行大规模、全方位的建设，从而形成巨大的投资需求。

优化结构。经济发展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这种演进是需求结构、技术进步趋向以及供给要素的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表现。城镇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紧密相连，有专家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城镇化进程与第三产业发展相关系数为0.933，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相关系数为0.968，都呈现高度正相关。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仅能够推动以教育、医疗、社保、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服务发展，也能够推动以商贸、餐饮、旅游等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型服务业和以金融、保险、物流等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实现经济服务化。

增加就业。发展经济学派的托达罗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由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和获得城市工作可能性的存在。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必将推动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在经济服务化背景下，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全球就业的主要部门，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一般达70%左右。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期，发达国家新增的就业份额90%以上都被生产性服务业所吸纳。从我国情况看，自2007年至今，服务业已超过工业、农业、建筑业，成为经济发展的绝对主力。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员首次超过农业，早已超过工业、建筑业，成为就业绝对主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会为服务业的充分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就地吸纳大量的农村人口就业。

促进消费。城镇化可以扩大消费群体。阿瑟·克罗伯把中国人分为两个群体：糊口群体（10亿人以上，主要集中在农村）；消费群体（1亿～3亿人）。中国低收入者（糊口群体）有消费欲望但没消费能力。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意味着糊口群体征收，一部分糊口群体转化为消费群体。城镇化可以提高消费水平。从乡村到城市，居民消费明显增加。农村人口的逐步“市民化”，将促使新型城镇中的文化、旅游、休闲、家政、美容等行业的服务需求不断增加，服务水平将不断提升，进而逐步实现消费结构的升级。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15161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仅5221元，是农村居民的2.9倍，人均高出近1万元。按每年“市民化”人口消费的增加和升级，将极大地促进消费。

缩小差距。增长极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表明，在某一时段内，特别是工业化阶段，城乡差距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共同存在的现象。按照经济理论，经济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总是先逐步扩大，然后缩小的。从我国的情况看，城乡差距体现在收入、文化教育、医疗保障、政府公共投入等各个方面。而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将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一方面，城镇化将加强公共设施投入，改善城镇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城镇化将提升入城新市民的收入，提升生活品质。应该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出路。

城镇化有巨大的资金需求

从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的推动以及国际经验看，城镇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也会创造出新的金融需求。目前，专家学者对城镇化的资金需求预测较多。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6.91亿，城镇化率达到51.27%。如果未来城镇化以每年0.8～1.0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2020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据此估计，未来全国将有4亿～5亿农民需要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生活等方面全面实现市民化，若以人均10万元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推算，仅此一项，就至少需要40万亿～50万亿元的巨额资金。王文鄢认为，人口城镇化的成本在8万元～50万元/人不等 。

虽然说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根本的一条就是我国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将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我认为，未来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主要体现在城镇公共事业建设、城镇房地产开发、城镇小微企业和城镇居民消费等四个方面。若十年达到70%的城镇化率，按资金需求静态测算，上述四个方面的银行资金需求估计将达到23.45万亿元（窄口径）～46.9万亿元（宽口径）（见表3）。

城镇公共事业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的公共事业建设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三个方面。这些项目建设，有的纯靠政府投资，有的可以公私合营，有的可以民间投资。但是，这些项目建设共同的特点是资金需求大、建设周期长、经济收益有限、偿还期长。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其中大量依靠的就是银行资金支持。按每市民化1人将需要投入10万元测算，每年需要投入2.48万～4.96万亿元建设资金。即便这些资金中只需要50%的银行贷款，也有1.24万～2.48万亿元。

城镇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人的城镇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安居问题。在土地集约使用的情况下，新型城镇化必然改变传统的农家小院模式，实现住宅商品化发展。我国普通商品住房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0%，按每年830万户农民市民化（2480万人除以3人/户），每套城镇普通商品住房成本10万元计算，总投资将达8300亿元，需要外部融资将达6600亿元。若按45.8%的贷款比例计算，需银行信贷资金3800亿元；若按宽口径计算则为7600亿元。

城镇小微企业发展需要大量资金。十八大提出“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工业化，尤其是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是城镇化的持续推动力。农业产业化发展必然促成一大批小微企业创立、成长，产生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需求。从目前全国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与小微企业户数可以测算出，小微企业户均贷款额约90.5万元。假设每年市民化2480万农村人口，2/3为劳动人口（万人），其中50%留在小城镇就业则约为827万人，按小微企业户均吸纳就业21人计算，预计将新产生约40万户小微企业，其贷款资金需求将达3600亿元。按宽口径计算贷款资金需求将达到7200亿元。

新城镇居民有大量资金需求。十八大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收入倍增计划中收入倍增者指的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翻一番。农民创业和扩大再生产将使得个人生产经营性贷款需求增加，收入的提高和市民化的发展将使得农民消费升级，新市民对居住、交通、娱乐、教育方面的需求增长将带动个人住房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汽车消费贷款需求大量增加。2012年我国住户消费性贷款余额104439亿元，按城镇人口71182万简单测算，人均消费性贷款约1.47万元。而新型城镇化每年市民化2480万人，将新增消费贷款需求3650亿元，按宽口径计算将达到7300亿元。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简单测算看，每年新型城镇化产生的银行信贷资金需求将达2.35万亿～4.69万亿元左右，约占2012年全国新增境内贷款的26.6%～53.2%。可见，新型城镇化将产生大量的资金需求，而农村银行机构在城镇化建设中大有可为。

银行要助推尽责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最初的选择决定今后的路径。“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是坏），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等因素的存在，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形成自我强化机制。因此，农村银行机构在支持城镇化进程中的机制建设尤为重要。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与配合。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经济的“造血体”，建立现代农业金融服务体系、补齐农村金融短板，已成为促进城乡产业互融和要素流动、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关键。

实际上，银行支持推进城镇化进程对于政府、小城镇金融消费者和银行自身均有现实意义。对于政府而言，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利用信贷资金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对农民而言，可以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更新消费观念，节约宝贵的土地资源，有效拉动内需和消费；对银行自身而言，可以拓宽客户资源，拓宽中间业务渠道，挖掘丰富的金融财富，增强综合竞争力。

机构下沉

在前几年的机构撤并风潮中，大量的县域分支机构被撤并，有的县市甚至除了农行和农村信用社，没有其他大中型银行机构。要做好城镇化金融服务，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前瞻性研究，立足长远发展，根据商业可持续和“贴近基层、贴近社区、贴近居民”原则，将机构网点开设到县域、乡镇，发挥熟人、熟地的优势，开展贴身服务。健全服务功能，开通网上支付等电子支付渠道，提高新型城镇金融服务效率，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

在银行网点的管理上，可以按照网点服务功能与范围，将银行网点分为区域中心型网点、便利型网点和新型自助服务点三种类型。区域中心型网点属于全功能银行，设置在县域或大的乡镇，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便利型网点属于有限功能银行，设置在小型乡镇，以基础性金融服务、收单业务为主，突出低风险、低成本和便利性；新型自助服务点以自助服务为主，配备综合服务终端、助农取款POSE、离行式自助设备等。区域中心型网点负责管理、指导社区便利型网点，并提供业务支持与服务；新型自助服务点作为实体网点的触角与补充，延伸至社区的楼道、药店、超市等社区生活场所，三种类型网点构成层层递进、协作分工、相互支撑的网络体系。

准入放宽

中国城乡差别比较大，农村的区域性差别更大。农业和农村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农民信用也有自身的特点，因此，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土生土长”的“草根”金融。作为银行监管部门，在鼓励支持现有银行机构向下延伸服务网点的同时，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建设。要在坚持“改制不改姓，更名不离农”的总体原则下，加快推动农信社股份制改造。通过协调三方（政府、省联社及属地监管分局）、实时沟通、分类推进、包片督导、按季通报、考核问责等措施，实行“政府+市场”的改革模式。要进一步放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允许更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发起人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推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县域和乡镇的布设，尤其是在不发达、欠发达县域的设立，并突出本地化建设。进一步规范民间融资，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起设立和增资扩股，提高农村金融市场民间资本的投资比例。

权力下放

为了防范由于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银行业金融机构普遍实行了严格的授权管理。但是，由于信贷审批权力逐级上收，审批链条拉长，尽管基层机构享有的企业信息最为真实全面，却因为缺乏应有的信贷决策权，无法及时满足企业有效的信贷需求。而有权审批人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漏损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实现科学正确决策，只能对难以看准的项目进行否决，导致县及县以下分支机构的授权授信逐年萎缩，难以适应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和新型城镇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在掌握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特点和信用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合理地划分信贷管理权限，实行分类指导下的区域性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对风险控制水平高、业务市场广阔、有效信贷项目多的分支机构，适当扩大授权和转授权。实行项目负责制，试行直报审批制，由项目营销负责人直报有权（最终）审批人，减少中间环节，减少信息漏省，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资金回流

经济资本是商业银行用以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虚拟资本。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经济资本管理机制运作的主要路径是“以系数法或资产波动法计量不同风险资产所需的经济资本→以增量配置法分配经济资本→以资本回报率评价经营绩效”。由于经济资本管理机制精确、高度的逐利性，必然导致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使得银行机构难以较好地平衡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与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经济金融持续协调发展等方面的矛盾。

农村银行机构要在城镇化进程中有所作为，必须建立资金回流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城乡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建立与农村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一方面，要制订并落实“两个高于”（即“三农”贷款增速要高于GDP增速，高于本单位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的工作目标。另一方面，要对欠发达地区经济资本管理模型进行优化，即主要在经济资本的分配和考核环节引入调节系数，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入。在经济资本的分配环节，要降低“三农”、城镇化贷款的资本占用系数，按信贷增幅不低于或高于当地GDP增幅的标准配置欠发达地区经济资本；在经济资本的考核环节，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经济资本回报率差异的实际，按一定的调节系数下调欠发达地区经济资本期望回报率，提高基层银行机构开展“三农”、城镇化贷款的积极性，加大信贷投入力度。

让利于民

2012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24万亿元。作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我国银行业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履行社会责任的力度，在实现自身经营效益的同时，兼顾社会薄弱环节和弱势群体，实现银行利益和社会责任的统一。

一方面，突出“免”字，普惠客户。农村银行机构要坚持服务收费“四项原则”，做到合规收费、以质定价、公开透明、减费让利。要按照《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免除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要求，免除客户开户、销户手续费，柜台、ATM机具查询服务费及工本费等服务项目费用，降低金融消费者成本负担。

另一方面，强化“让”字，以义取利。农村银行机构要严格按照监管部门整治银行业机构不规范经营行为等相关文件的要求，落实“七不准”禁止性规定，及时纠正贷款附加不合理条件和强制收费等不规范经营行为。同时，按照“了解你的客户，了解你的客户的产品，了解你的客户的市场”的原则，科学合理确定“三农”、城镇化贷款的利率水平，切实降低农村金融消费者融资成本，坚决杜绝“杀鸡取卵”式的利率定价方式，筑实可持续发展基础。

活用政策

农村银行机构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用好用活政策上有所作为。农村银行机构在坚持执行国家的宏观政策的同时，必须正确理解和掌握有关国家宏观调控和监管政策，要用改革创新的思想认识政策，用足政策空间，要在同样的政策下找到适合自己的着力点，按照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民生、有利于银行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开展金融服务工作。

2012年底，国家四部委连续下发了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文件，笔者认为目前的平台政策体现为：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加强指导、明确责任，规则不变、弹性掌握。控制总量是指，银监会规定2013年贷款总量不能增加，同时对贷款、非贷款融资实行全口径监测。在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对省级和计划单列市符合条件的融资平台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分类管理是指，2013年到期的平台贷款，银行可区别情况给予扶持：包括符合《公路法》的收费公路项目，经国务院审批或核准的且资本金已到位的重大项目，已列入国土资源部名录的土地储备机构的土地储备贷款，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工程进度达到60%以上且现金流达到全覆盖的在建项目。加强指导是指，指导土地储备机构进入名录以获取银行信贷支持。建议政府结合土地储备新规研究对策，加大指导和扶持力度，争取其他有土地储备的平台公司尽早进入土地储备名录，满足银行信贷融资的基本条件。明确责任是指，政府平台总体属于财政性风险，控制总量由银行法人机构负责，风险防范的任务在银行业金融机构。规则不变是指，包括控制总量的原则不变，分类管理的方式不变，区别对待的要求不变，逐步化解的路径不变。弹性掌握是指，银行业将积极支持铁路、公路和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国家重点项目建设。

主动营销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面临新的形势，追求盈利与风险化解之间的关系平衡成为资产负债管理的关键。从美国、日本利率市场化进程看，竞争压力下银行的风险偏好有所上升，贷款占资产比重平稳上升，存贷比持续提高。因此，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银行机构必须积极行动，明确专门部门和专门人员负责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服务工作，充分利用当地优势，注重培育优良客户群，为小城镇建设的稳步发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要转变“坐等客户上门”的观念，开展主动营销，多深入企业和乡镇，多走访客户，多倾听客户的声音，在需求中找市场，在服务中寻客户，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融资需求的满足率、覆盖率和满意率。要规范农村城镇化信贷业务运作程序。开展区域评价，针对农村城镇化建设目标市场，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形成区域评价报告，为信贷支持和营销决策提供依据。对选定的拓展区域和项目，及时进行金融需求分析，整合产品，制订全面、贴身服务方案，及时开展营销，对于区域整体符合支持条件的，根据该区域特点制订整体服务方案，实行区域整体营销。

创新制度

先进的制度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力三要素中最重要的就是人，而制度是人尽其才的保障，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达成工作目标的保障。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需求明显有别于以往大城市、大中型企业和大项目的需求。新的金融产品则是农村银行机构有效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工具和手段。农村银行机构要努力建设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金融工具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规范体系，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产品，推动崭新的金融品种打进农村市场，推动同业之间的业务合作。

一是创新服务手段。积极推行金融超市“一站式”服务、电话银行、网上银行等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促进业务办理效率的提高和资源优化整合。围绕银行卡、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代理保险、代理基金、个人理财等业务，创新开发中间业务品种。对已在大城市开办的中间业务品种，应尽快在县域金融机构推广。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构、网点、人才、信息等优势，大力开展中间业务创新，逐步将业务渗透到投资理财、信息咨询、财务顾问、产权交易服务等领域。

二是创新担保方式。突破传统担保方式的限制，扩大抵质押贷款范围，接受企业自身用的无形资产（品牌、商标、专利）、集体土地使用权、厂房、宅基地和集镇商铺、库存产品等作为贷款担保；推出中小企业信贷、小企业循环贷款、亲友抱团贷款、企业信用联盟、网贷通等贷款业务；农村小额信贷允许用农作物、农产品、承包的土地使用权等作为抵押获得贷款。

三是创新融资产品。结合城镇化建设的特点和实际需要，积极开办购建房贷款，支持农民改善居住条件；积极开展农业生产所需消费贷款，鼓励农民购买小型农机具和交通运输工具，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支持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通过具有经济实力的村民担保的方式试办助学贷款。努力满足小城镇建设对信贷资金的需要。

四是完善责任追究。农村银行机构要以满足“三农”、城镇化的有效信贷需求和防范风险为原则，以调动信贷人员工作积极性为根本，完善信贷制度、定价策略和考核办法，优化信贷流程，增加信贷投放。要科学设立风险容忍度。对经过条线和内审部门检查认定，信贷人员确已依规操作，恪尽职守的，要依规免除其经济责任，实现尽职免责。

监管激励

日本社会学家横山宁夫提出的“横山法则”认为，自发的才是最有效的。作为银行监管者，必须要善于完善制度和规则，引导农村银行机构积极主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一是加强监管引导。要完善差别化监管政策，提高农村银行机构存贷比和不良贷款的容忍度要求，如对农村银行机构的存贷比设立下限要求，要求不低于60%；允许农村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容忍度高于平均不良贷款率的2～3个百分点。参照扶持小微企业做法，降低农村银行机构“涉农”、“涉城镇化”贷款的风险权重至75%。支持农村银行机构发行“城镇化金融债”，补充资金来源支持城镇化建设。要建立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信贷导向评估监测制度，提升农村银行机构金融服务能力和动力。二是完善扶持政策。建立信贷风险损失补偿机制和信贷投入奖励机制，将特殊补贴政策与普惠制农村税收政策相结合，实现偏远地区农村商业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搭建沟通平台。由政府部门和监管部门牵头组织，定期召开新型城镇化建设联席会、项目供求信息推介会，及时向金融部门通报小城镇的发展规划、产业布局、项目引进、经济运行等情况，及时向金融消费者宣传推介银行的信贷政策、投放重点和金融服务产品等，增进企业与银行部门的相互了解，实现政府决策与金融政策相一致，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㈥ 迟福林的研究领域

20多年潜心研究的重大课题
2008年“两会”期间，《人民政协报》发表专访，概括迟福林20多年的改革研究生涯：“他身在海南，却放眼全国。他现在是学者，却曾经是官员。他以研究经济体制改革见长，每年主持多个改革热点课题的研究，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这个偏于一隅的学术机构放眼八方，蜚声海内外，使这个位居天涯海角的‘学术重镇’以巨大能量辐射全国，成为中国改革研究重要基地。他，就是被称为改革‘智囊’的迟福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迟福林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起航，长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围绕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政策需求，潜心研究改革发展的重点、难点、热点课题。发表论文500多篇，出版中英文专著22本，主编改革研究报告58本。迟福林改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前瞻性、战略性和对策性。90年代中期以来，他主笔提交的100多份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许多被直接采纳，有的被用作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起草的重要参阅件。他以服务于改革的政策决策为己任，很多改革研究成果在改革决策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回顾迟福林主持的重大改革研究课题，可以看到他竭心尽力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的历史轨迹。1991年，迟福林提出社会主义需要市场，随后又提出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过渡的改革思路；同年开始研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出建立从“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辅”逐步过渡到“以个人账户为主”的中国社会保障模式；1992年提出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主张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他先后提出的“从国有企业到国有资本——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主张”、“国有资产市场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建立国有控股公司深化国企改革重头戏”、“历史的必然——国有资产市场化”、“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等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观点，其中“我国股份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正确方针”一文获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海南新体制构架与实践》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八五”重点出版图书奖，“市场经济环境下国有经济的发展”一文获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当前确立劳动力产权至关重要”一文获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1993-1995年，在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迟福林主持经济快速增长与抑制通货膨胀课题，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的五十条建议”，受到相关部委的高度重视，被国家有关部委在制定政策时大篇幅采纳。1996年，迟福林主持商业银行体制改革课题，提交“以解决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建议”，引起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1997年-1998年，他主持研究“农民土地使用权课题”，提交了以“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为题的改革政策建议报告，该建议报告被用作中央主要领导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起草的参阅件；“赋予农民长期而又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被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直接采用，“农民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至少30年不变”、“赋予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性质”、“应当给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等建议，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过程中被用作参考资料。1998-1999年，他主持研究“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形成的研究报告被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组调用50套作为参考资料。1998年-2002年，迟福林连续5年主持“基础领域改革”课题，重点研究电信、电力、铁路、民航等垄断性公共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提交的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基础领域改革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有专家指出，形成的研究成果对深化垄断领域的改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 2003年SARS危机中，针对突发性公共安全危机中政府角色的现状，迟福林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议，呼吁“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就业安全、收入安全、养老安全、健康安全，建设有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以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会保障网络，完善危机管理制度和危机处理机制，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安全，都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2003年以来，迟福林致力于政府转型与政府作用的研究，先后提出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建立并完善公共服务体制”等重要理念，得到了高层领导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对改革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海南经济特区20年改革发展的某些重大战略决策，都与迟福林的研究密切相连。1988年-1993年，迟福林主持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海南省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全面工作，负责海南特区“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主持创立“个人账户与社会共济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海南模式，为海南特区率先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并取得成就、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做出了贡献。随后又主持“海南特别关税区”课题，形成上、中、下三个总体方案和可行性研究报告得到多方面的赞同。90年代中期，迟福林主持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研究课题，形成《关于实行琼台农业项下自由贸易的建议报告》，引起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他长期坚持洋浦自由港区研究，多次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提交关于洋浦自由港区建设的研究报告和建议报告，为中央相关部委和海南省委、省政府的洋浦经济开发区建设发展决策提供了研究支持；他主持海南特色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体制机制课题研究，提交《突出“特”字——构建具有海南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研究报告》。2001年我国入世在即，迟福林主持海南经济特区通过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的研究，首次提出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建议，2002年提交了《建立海南国际旅游岛可行性研究报告》，2007年主持完成的《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总体方案）》；2008年根据海南省政府的委托，研究提交《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行动计划》；2009年主持完成《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需求与体制安排》，省委书记和省长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海南省各有关部门参阅，并上报中央相关部委。 迟福林已从踌躇满志的改革研究初尝者转变成为著作等身、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改革研究专家。丰硕的成果是他继续钻研、孜孜以求的新起点。近五年，他以政府转型研究为重点，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新阶段的经济社会转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也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后转型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改革研究的广阔视野
一、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
早在2000年，迟福林在《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就对我国改革开放作了回顾和前瞻。他认为，同过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复杂多变的国内环境面前，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个基本的估计和判断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迟福林在深入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他认为，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迟福林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以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等，可以作为判断发展阶段的基础，其中一个分析视角是把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阶段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迟福林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2000～2003年）开始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这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轨迹及其引申》，《改革》杂志，2008年第10期）。作为一名以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为己任的经济学家，迟福林强调，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不仅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意味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迟福林将这些归纳为三大矛盾，即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迟福林将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了诸多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的观点和见解。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诸多矛盾。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能源、资源等问题全面快速凸显，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些矛盾，迟福林从更深层次剖析，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议“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光明观察》，2006年10月10日）。迟福林认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客观性。一是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性特点；二是经济增长中的阶段性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当企业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资主体、建设主体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因素。迟福林判断，“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和时机都很成熟”。他建议政府应由经济建设主体转向创新环境主体，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作为重要职能，加快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实现三大转变：即从注重生产向注重消费的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人民网，2006年10月18日）。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迟福林将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他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日趋尖锐的趋势。尽管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关键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这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在历史新起点的我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第1期）。迟福林认为，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一是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进程；三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服务体制研究
2005年，迟福林提出我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19日）。他强调，我国在成功解决私人物品供应之后，已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为此，迟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十一五”时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2月20日），建议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相结合，将之作为“十一五”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中国改革报》，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进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改革和规范中央地方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2007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迟福林带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承担《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研究撰写工作，形成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在这份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迟福林呼吁要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追求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这一观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四、政府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
2003年SARS危机期间，迟福林对这一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此后，迟福林在政府转型研究领域形成了大量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学界、政界和媒体中赢得广泛共识并产生积极影响，许多建议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并付诸实践。迟福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政府投向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财力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仍是一个经济建设型的政府，政绩考核中经济指标优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为此，迟福林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明确政府转型的五项主要任务：一是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二是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变；三是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四是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五是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SARS危机后的我国政府改革》，载《改革与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他认为政府改革是我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标，要以人为本，着眼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为社会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议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要统筹规划，加快解决政府转型中事关全局的重大体制问题，同时进行现代政府理念的宣传和教育。迟福林敏锐的观察到社会矛盾和公共需求的变化，深入思考这些变化与政府转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需求结构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是，我国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认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按照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光明日报》，2005年7月19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18期）。迟福林对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从关注公共需求变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出发。2007年，迟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续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相继形成“推进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条建议）”、“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16条建议）”等政策建议报告。2008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提出，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第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第二，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质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
五、危机挑战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迟福林主持了“增长与改革”、“扩大内需的体制与政策”、“危机挑战改革”等课题，探索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的难题。他认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灾难，带来世界经济普遍衰退；危机又是一次机遇，它促使各国、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深入反思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寻求改革创新，加快发展方式转型。他认为，危机不是绝对的坏事，它往往是推进改革的重要契机。在采取反危机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需要积极主动地布局下一步改革，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迟福林认为，我国发展当前面临的困难是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滞后的交织，是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经济结构调整压力的叠加，集中表现为体制性、结构性缺陷造成的内需不足。扩大内需既需要对相关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更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他认为，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它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变和公共需求转型的难题，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迟福林在其主编的《危机挑战改革》结语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对30年后的改革提出阶段性的新要求”。这就需要有更多关注改革，为改革竭心尽智、无私奉献的人。对于迟福林这位多年如一日殚精竭虑促改革的学者而言，改革研究必将是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和事业！

㈦ 迟福林的个人著作

迟福林：《第二次改革》出版
探索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这是一本鲜明提出“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专著，是一本改革版的“大国崛起策”。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进入第二次改革的伟大时代。
第二次改革的背景、大思路是什么？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改革的动力何在吗？著名专家迟福林最新著作《第二次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为什么提出“第二次改革”？
本书努力找寻一条未来30年中国强国之路
——外部环境变化：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的机遇何在？
——内部环境变化：发展型新阶段的新需求是什么？
——内外环境变化下：未来30年中国强国之路何在？
怎么进行“第二次改革”？
本书抓住“五个时代”，深入剖析内外环境变化下的应对之策：
——消费主导时代
——城市化时代
——低碳经济时代
——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政府转型时代
“第二次改革”应从哪些领域突破？
——市场领域：坚定地推进市场化改革
——社会领域：构建发展型社会的体制
——行政领域：高举政府转型这一旗帜
这是迟福林教授开出的“第二次改革”妙方，也是本书精华之所在。
《第二次改革》:强国之路在改革
张卓元
未来30年，是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30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一个开放大国；在未来的30年，我们能否尽快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一个开放强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认识，决定了未来30年我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发展战略。不少经济学家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迟福林新著《第二次改革——中国未来30年的强国之路》是他近两年来对未来30年强国之路这一问题集中思考的成果。应当说，他提出的一些大判断、大思路、大建议，是很有启发性的。我很赞同迟福林的核心观点，即未来30年我国要走上强国之路，实现强国之梦，关键在于加快推进改革。
迟福林的一个基本判断是未来30年我国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内部发展环境上，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阶段，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阶段变化”是迟福林和他的研究团队的首创性贡献。从2007年作者开始就提出了这个判断，并且在这本书中做了系统的分析。发展阶段的变化使我国社会需求结构发生明显变化，也使我们发展的主要矛盾有了阶段性特征。未来30年能否实现强国目标，关键在于能否适应社会需求结构的变化趋势。我认为，提出“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的阶段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值得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
在外部发展环境上，迟福林提出了后危机时代国际环境变化趋势的基本判断，归纳为“一个到来、两个终结”，即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大调整时代到来，我国“大进大出”时代结束和“高投资、高增长”时代的结束。
在内外环境变化的大判断下，他提出，我国传统发展方式到了难以为继、非改不可的地步。过去30年中积累的发展方式的弊端，需要通过更大决心的改革进行全面矫正。为此，需要尽快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改革。
“发展方式转型”，我是首次在迟福林主持的《十二五改革规划》课题成果中看到的。这个提法包含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又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方式转型，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在作者看来，发展方式转型有三层含义。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二是强调社会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尤其是突出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应当说，提出这个大的思路，很有启发性。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之所以不太顺利，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尚未找到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现在看来，单纯地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还远不够，要全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发展方式转型以及政府转型。
把发展方式转型作为第二次改革的主线，就决定了第二次改革是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和重点任务，我认为很有意义。第二次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在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形成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制度；为我国实现科学发展和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作者认为，第二次改革的重点任务，概括起来是三个领域的全面改革：一是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二是以适应社会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三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促进发展方式转型角度出发，迟福林系统地提出了“三个改革”与“三大力”的关系，即：以市场化改革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以社会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合力。这个系统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
本书还重点分析了三个时代特征的改革，即“消费主导时代”、“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以及“政府转型时代”，并就每个领域提出了相应的改革建议。除了内容的系统性外，这三个部分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迟福林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从生产主导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的命题。迟福林认为，消费主导时代重要的是实现从“生产-消费”向“消费-生产”转变。其实质是转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机制。这是一个新的分析角度。
二是迟福林对基本公共服务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的作用作了系统的分析。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无论是促进人的自身发展还是完善乡村治理结构，都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直接相关。这拓宽了人们对公共服务的认识。
三是迟福林从发展方式转型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政府转型。政府转型是迟福林较早提出并得到政策咨询决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本书从发展方式角度分析了政府转型的重要性，指出未来30年要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实现性突破性发展，无论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适应公共需求变化还是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关键都在于政府转型。
作者在全书结束语提出了“走向结构性改革”。这也是作者长期跟踪研究的一个重大命题。长期以来，我国面临的体制矛盾，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这既表现在体制与政府的不协调上，也表现在体制与体制、政策与政策之间的不协调。作者提出的“第二次改革是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的判断，值得大家深思。
纵览全书，作者希望通过第二次改革使我国尽快走上强国之路。为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比较系统的分析框架、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作者的爱国、强国情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该书的某些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但我仍然非常乐意向每一位关注我国改革发展事业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的读者推荐《第二次改革》。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第二次改革》
2009年12月28日，迟福林在《第二次改革》新闻发布会上，以《第二次改革与发展方式转型》为题做了演讲。指出，刚刚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第二次改革》，是这两年改革研究思考的汇集。本书中，观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国实现未来30年的可持续发展，出路在于推进第二次改革。
基本思考
应当说，产生并形成“第二次改革”的思路，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至少在过去5年的研究中，我从矛盾变化的研究、发展阶段的研究、反危机的研究中，愈来愈感觉到，当前的改革，与过去30年相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1.关于社会矛盾变化与政府转型的提出
2003年SARS危机期间，我主编一本《警钟——中国：SARS危机与制度变革》，提出由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政府转型命题，并逐步得到各方面的认同。2005～2006年，在全国各地的实地调研中，我发现一个普遍的问题，这就是基本公共产品严重短缺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我和我的团队开始探讨新阶段社会矛盾的变化。我们认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生产力这一主要矛盾虽然总体上没有变，但矛盾的阶段性特征表现突出，并有深刻变化。2005年我把它归纳为两大突出矛盾：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与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并且，我在2004年和2005年就相关内容出版了《改革与多数人利益》以及《门槛——政府转型与改革攻坚》两本书。
2.关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提出
2007年我院承接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研究项目。研究中，我们得出结论，当前我国突出矛盾的产生源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变化。基本的判断是：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但现行的体制机制创新与政策调整还不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个研究成果，我们在2008年出版的《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和2007年出版的《起点——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有较深入的分析。
3.关于危机挑战改革的提出
2008年以来，我的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反危机的改革政策上。我认为，危机不是一次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变化；不仅对我国短期保增长形成巨大压力，更对我国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正是在这个判断下，我提出“大进大出”时代的结束以及“增长主义”时代的结束。这两个时代的终结，对第二次改革提出历史性的新要求。
4.关于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的提出
2008年以来，在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课题中，我们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大思路，这是对“第二次改革”的一个系统性概括。也就是说，着眼于发展方式转型这一历史使命，我国需要尽快启动“第二次改革”。
主要思路
我对“第二次改革”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改革环境、改革面临的矛盾与30年前有明显不同。
1、第二次改革与第一次改革有机联系但又明显不同
应当说，第二次改革和第一次改革，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有鲜明的阶段性特点。我之所以提出“第二次改革”，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1）第一次改革，我国总体上还处于生存型阶段，解决温饱问题是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我国开始进入到发展型的新阶段，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成为改革的主要挑战，基本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基础。
（2）第一次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是社会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的问题；第二次改革，生产力已经得到极大释放，面临的是内需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
（3）第一次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在很长时期内把转变经济总量增长方式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第二次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目标，需要推进包括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等在内的结构性改革。
2、实现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是第二次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的看法是，第二次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消费大国，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型，基本思路是推进从生产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第二次改革就其领域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领域，也涉及到社会领域和行政管理体制；就其实质而言，不仅涉及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涉及到社会公共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就其目标而言，不仅涉及消费，还涉及创新、公平、绿色。
（1）能否全面提高消费率，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是未来30年我国能否真正成为经济强国的一个核心因素。
（2）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是第二次转型的战略目标选择，走向消费大国将是长期的发展过程。为此，需要把构建消费大国的体制机制作为改革的主线。
（3）“十二五”是推进第二次转型的关键5年。能否够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型，关键取决于未来几年能否下决心推进相关体制机制的重大突破。
3、第二次改革的时代性特征
总的分析是，第二次改革要适应时代性发展趋势，推进相应的转型与变革。
（1）消费主导时代的转型与变革。随着我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将成为中长期趋势，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增长是必然选择。这就需要围绕推动消费推进相关方面的重大体制变革。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成为制约消费的重要因素。未来5～10年正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黄金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如果这个时期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有重大突破，城市化率有可能提高15个百分点左右，达到60%～65%。
（3）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的转型与变革。我国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为此，需要加快社会体制的转型与改革，加大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使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年均增长率至少达到5%，未来10年左右投入15万亿元左右。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变革。低碳经济涉及发展方式，涉及制度安排。我国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加快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和环境产权制度改革。
（5）政府转型时代的转型与变革。可以说，我国发展方式转型的主要挑战是政府转型。这就需要尽快转变“以追求GDP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上重化工业项目和热衷批租土地为主要途径、以行政推动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为特征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
第二次改革与第二次转型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需要尽快推进第二次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转型与第二次改革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进第二次转型直接依赖第二次改革。
1、第二次转型的实质是发展方式转型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强调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但“十一五”的实践表明，这一进展相当有限。问题的根源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受到其他更为广泛的因素制约，比如说社会基础和行政体制。因此，第二次转型的实质是包括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政府转型在内的转型。这就需要强调发展方式转型的三根支柱：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强调社会公共需求转型，构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发展型社会和政策体系；三是强调政府转型，加快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2、第二次转型与第二次改革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
应当说，发展方式转型涉及的是结构性问题。比如：第一，体制与政策的矛盾。在这次反危机中，应当说政策调整很到位，及时地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但相应的一揽子改革尚未顺势推出，使得引发危机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第二，体制与体制的矛盾。比如，投资消费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场体制缺陷的原因，也有社会体制不健全的原因。解决投资消费失衡不仅要推进市场化改革，还需要把改革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行政领域和文化领域。第三，政策与政策的矛盾。上下级政府间、政府各部门间政策打架的事情很多。应当说，政策与政策之间的矛盾对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和配套都有重大影响，同时也对市场的信心和预期产生较大影响。只有推动结构性改革，第二次转型才能取得实质性突破。
3、在第二次改革中实现第二次转型的基本目标
推进第二次转型，必须启动第二次改革。比如，要扩大消费，构建消费大国，需要尽快启动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要适应城市化时代，就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解决公共产品短缺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体制建设；如果没有低碳经济体制机制建设和政策调整，低碳经济难以得到有效发展；而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政府转型进程，直接决定了政府作用的有效性。
我研究改革近30年的体会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尽管我力图去找出其中的一般性规律，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深思，还有很多改革道路有待探索。我在这本书中提出了“第二次改革”的大判断，不久，由我主编的我院2010年改革年度研究报告将推出以“第二次转型”为主题的新书。这些研究希望能够推动改革理论与政策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广大百姓。由此，为我国走上经济强国之路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㈧ 房地产的发展

住房首先是一种消费品，其次是一样投资商品。
好处：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拉动很多其他附属产业（水泥钢铁家具物管等等）的发展；还可以刺激投资，加快社会资金的流动效率。房地产是国家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
坏处：房地产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就是房价的上升。而住房又是一种人民大众都必须的重要消费品，如果房价拉升过快，抛离社会总体经济的发展，则必然增加民众的负担，进而压制了其他领域的消费需求。社会资金大量流到房地产业，也会影响其他行业的资金来源。更甚者催成房地产资产泡沫，大泡沫一旦破灭后果不堪设想。
正如维持人体的活力必须吃食物，还可以吃一点补品。但不可把补品当正餐，甚至拿兴奋剂当糖吃。

㈨ 试述“十一五”期间我国主要取得了哪些方面的辉煌成就“十二五”期间应重点解决哪些问题

举例说明“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
①经济上：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前列，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39.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3%；粮食产量连续七年增长；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
②政治上：继续完善了村务公开、政务公开、村民自治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③文化上：2008年秋季起全面免除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人口素质明显提高；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嫦娥二号”探月卫星成功发射、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世界第一、京沪高铁线路最长标准最高……。
④社会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建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初步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
⑤生态文明：制定保护环境和资源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采取重大措施，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保定的太阳能利用、张家口的风能发电、世博场馆的环保设施
⑥其他方面：有效应对玉树强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成功举办世博会、奥运会、亚运会；外交工作走上新台阶，积极参与联合国行动，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㈩ 中国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会怎样比如，物价，房价，人均收入与消费比，等等，请大家一起给出意见

未来5年中国经济面临四大转型，即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从私人产品供给向公共产品供给转型以及低碳经济转型。

其一，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迟福林指出，中国已处在消费结构战略性升级的新阶段，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正当其时。他建议，为推进消费主导转型，未来五年最重要的事情应是“制定硬性指标，把中国居民消费率从35%提高到50%左右”。

其二，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一国城市化率通常在60%左右，但现在中国却距这一标准至少差了14到15个百分点。迟福林强调，中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已为城市化创造了最重要的基本条件，未来应抓住机会在城乡一体化等关键议题上实现突破，推动中国迈入城市化时代。

其三，从私人产品供给转向公共产品供给。迟福林指出，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私人产品短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民众在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产品上的需求飞速增长。“公共产品供给与民众的消费倾向密切相关，如果不推进转型，民众消费倾向将无法改变，未来中国经济也就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迟福林说。

其四，低碳经济转型。高强度的碳排放不仅给中国带来节能减排的压力，更带来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压力。迟福林表示，官方此前提出将在2011至2015年‘十二五’期间最低投入2.2万亿元人民币降低碳排放强度，而实际投入很可能远不止这个数字，由此低碳经济将成为未来五年中国新的重大投资领域

展望今后的几年时间，中国经济的动力应该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产业升级，自主创新。
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这是在今后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能够发挥我们优势的领域。过去我们认为有外需就能够拉动经济发展。但是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即使是外需，也应该建立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根据现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讨论，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是我们在科技方面所要做的。
一、新能源。新能源可以把整个汽车工业带动起来，交通运输和其他的相关方面也能够带动起来。
二、新材料。因为新材料将带动房地产业全行业的改造，新材料同样可以带动设备制造业全行业的改造。所以，新材料的影响力同样是大的。
三、生物科技。生物科技不仅对农业、畜牧业、水产业、医药业重要，而且对于医疗本身可能都是一个促进。因为随着生物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的寿命将会延长，健康情况好，而这个就会带动很多行业的发展。
四、环保产业。环保产业一定要看准，低碳化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来做，低碳化本身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有所突破，比如说碳回收技术。
五、互联网和物联网。我们一定要走数字中国的道路，这样，我们各方面的效率会提高，而且会刺激很多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六、工业设计和创意。没有创意就没有设计，首先得有创意。制造业方面同样可以走在前面，只要我们有了新的创意、新的设计，这就构成了自主创新的前提。
第二，注重当前的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加速了城镇化。中国城镇化进程很慢。解放初就有20%，经过60年的工作，我们的城镇化也只达到了45%左右。这对于中国扩大内需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最近这一次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加快城镇化。假定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30年之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可以从现在的45%左右提高到75%左右。提高到75%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到时如果我们的人口是16亿的话，1/4即4亿是农民，而12亿是城里人。30年以后，城镇化速度还要加速。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并不容易，不容易在什么地方呢？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意味着有1000多万人要进城。除了劳动力，还有老人、家属、孩子，还有刚出生的婴儿。大城市都容纳不了，甚至省会城市都不可能容纳得了，而更大量的是迁入县城和镇。这就需要住房建设、公共设施、道路、水、暖、电、学校、医院及其他的公共文化设施。所以，中国的城镇化是中国潜在的最大的市场，每年要扩展这么多，这可以带动多少人就业，又带动多少企业能从中得到商机呢？今后5年，正是城镇化加速的时期，这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个动力。
第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1979年搞农村承包，但是山林没有搞，为什么？因为当时刚改革开放，农民对党的政策还不信任，结果发生了砍树的风潮，出现了紧急刹车，林地的改革推迟了，推迟到了二十多年以后。21世纪开始的时候，在福建、江西开始试点，效果非常好。2008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决定，进行集体林权改革。这一次改革中山林承包到户，有的农户包了几百亩林地，少的也有几十亩。福建、江西去年年初金融危机，有一些农民工下岗了，只要家里有山地的就全上山了，自己解决就业问题，而且让很多的同伴到他那里去。林下经济也发展起来了，林下养鸡、种中药材、种蘑菇。林地还有一个好处，中央有规定，林地可以抵押、树木可以抵押，这样一来，林业经济就火了。林区农民有钱后，要搬家，要建自己的房子，这也是带动经济的动力。
第四，环保产业的发展。
低碳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做，低碳经济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掌握环保的技术。而且，现在的讨论中，环保产业的概念已经扩大了。狭义的环保产业仅指环保机械设备、仪器和其它生产资料的制造。现在的环保产业是广义的，比如说治沙漠、造林、水土整治，这些都属于环保产业。中国如果在环保方面的技术有所突破的话，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创造了产值，而且也可以抓住本行业的主导权，即在本行业中中国说了算。今后几年，环保产业同样有大的发展潜力。

第五，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有三个方面要抓紧做。
一、解决就业问题。因为人有了就业才有消费，没有就业怎么消费？
二、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上升。劳动收入近年以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是下降的。这样，低收入者即使有工资，但工资很微薄，他不可能消费。即便消费信贷他将来也还是要还的。所以要扩大工资收入、劳动收入，扩大农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那么，农民的整体收入提高靠什么？靠推行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是把产业链延长了，这样农民的收入就提高了。
三、一定要解决住房问题。住房问题怎么解决？三个方面。第一，政府的责任是建社会保障住房。低收入者有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可以居住，中等收入者应该为其提供平价商品房。政府一定不要把这个看成小事情。第二，对“地王”这些情况应该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凡是购买土地以后，到了限定时间必须开工，不开工就重罚，再不然就是收回。不仅要按时开工，而且必须规定完成的时间。要解决囤地囤房的问题。第三，禁止土地的炒卖，要重罚。要收费，收土地转让费。买了土地肯定是要盖房子，你就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开工。政府管的是中低收入者的住房，市场调节的是高档住房，但即便是高档住房政府也应从公共利益的角度进行市场管理。只要老百姓有房子住，内需就有了，一个城市没有搬家是冷冷清清的城市，一个城市人们都议论着怎么搬家，这个城市就繁荣起来了。老朋友来了，说很久没有见面，第一句话就问“搬了没有”，因为从小房换大房，旧房换新房就要买东西，家具、家用电器要换新的，不然干什么？假定农民的住房有房产证，可以出租、抵押、转让，那么不仅农民收入上升了，内需扩大了，而且还能向城市居民提供出租房，岂不是有利于内需的进一步扩大么？
所以，扩大内需是要通过就业，通过增加劳动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再加上对于住房问题的慎重对待来实现的。
关于今后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及宏观政策
有同志可能要问：中国经济这样走下去的话，从长期看，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多少才合适呢？我估计最好长期保持于8%。如果突破了9%，尤其是到了10%以上，生产资料的价格会上升。所以，通货膨胀问题是存在的，这就要有一种预警的机制。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一是总需求量过大引起的，二是劳动成本或者其他成本上升引起的，三是国际输入的，比如，石油价格上涨了，矿石价格上涨了，国际粮价上涨了，这些都是输入型的通货膨胀的表现。
那么宏观政策要不要变？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要不要变？无论是需求拉动的、成本推进的还是输入型的通货膨胀，要记住一条，抑制通货膨胀并非只有紧缩一条路。政策紧缩不解决问题，而且失业会进一步增加，过去的教训就有。
应该怎么办呢？应该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松紧搭配。财政政策思路又分了很多细项：财政收入政策、财政分配政策、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等等，有的增，有的减。松紧搭配是把整个经济作为总体目标来看，要保持稳定和增长，同时政策要结构化、细化，这样才能够有效。因为中国的经济特点很明显，比如说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的特点是刹车容易启动难。政府一踩刹车，马上这个车就停了，可是要将它再启动就难了，紧踩油门但就是不往前走，为什么呢？因为刹车的主动权在政府，而启动的主动权掌握在老百姓手中，他不买东西，他怕下岗，他存钱。可买可不买的他都不买，他怕投资。
我相信在今后的几年当中，政府将吸取以往宏观调控的教训，做得更好。
关于今后几年世界经济的情况
世界经济的情况会怎么样呢？经济会复苏，复苏可能慢一点。各国都采取了政府介入、政府投资的办法，而且各国都看中了技术创新。包括美国，现在正加紧技术创新，以便处于制高点。但是经济危机还有余波在，迪拜、希腊的表现就是余波，以后还有没有其他余波？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二次探底？不能说绝对不会有。西方国家要有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有结构调整，这样才行。对于我们来说，要走出去，就要汲取以往的教训，千万不要盲目投资，盲目投资把资金链延长了，结果国际上哪一个风波一来，资金链就断了，自己就陷入了困境。
对于中国的企业来说，一定要小心谨慎地利用金融创新的新产品，这些新产品，可能有一些数学模型做支持，但是实践证明没有用，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问题。当然，国际上也不会像过去那样了，零储蓄率就扩大消费，因为他们消费的方式在改变，消费的理念也在改变。那些暂时不需要的东西就不买了，衣裳能穿就穿，不一定要穿新的。
我们怎么扩大国际市场呢？一定要拥有核心技术。对于国际市场来讲，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后几年，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会抬头。贸易保护主义意味着西方国家采取措施防止他国产品打入其国内市场，这是违背WTO原则的，其结果将会引起对方的报复，结果大家都没有好处。
通过对今后几年国际市场的预测，可以加强我们对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必要性的认识。我相信“十二五”规划通过以后，我国的经济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作者：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