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朱民

㈠ 我国什么将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落户

外资医院有望落户上海自贸试验区
7月22日，德国阿特蒙集团、银山资本与上海外高桥(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三联发展有限公司、外高桥医保中心等就设立中国上海自贸区阿特蒙医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境内首家外资全资(除港澳台)医院将落户上海自贸试验区。
上海外高桥集团总经理舒榕斌说：“此次签约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招商引资，更是我国对外开放，尤其是医疗服务业对外开放取得突破性的标志性事件，意义重大。”
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中提出：“对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在我国境内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进行试点，逐步放开。”
“迄今为止，试点的脚步较为缓慢，境内的外资医疗机构大部分为中外合资，个别为台资、港资独资。”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说，真正意义上由其他国家设立的独资医疗机构还没有出现。
2013年9月《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疗机构。今年7月1日，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31条”措施中，取消了外商投资医疗机构投资总额不得低于2000万元的最低限制。业内认为，未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可能会出现不少外商投资的特色诊所。
“医疗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放低门槛，吸引了国外不少医疗机构的兴趣”，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透露，现在已有多家外资医疗机构正在接触，此次签约只是一个开始。
根据协议，阿特蒙医院初定落户于目前自贸区内唯一的医疗用地——外高桥F2-02地块，紧邻外高桥医保中心，项目计划占地面积约1.03万平方米。计划设立7个医疗中心，包括医疗影像、第三方独立诊断、医疗培训等，以及心血管、肌骨、腹腔、肺部疾病等四个住院中心。

我国首家文化装备基地落户上海自贸试验区

我国首家文化装备基地将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落户。在15日举行的“创新融合、跨界联盟”国际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发展论坛上，浦东新区表示将在自贸区建设上海国际高科技文化装备应用示范中心，充分利用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制度创新与金融创新的政策开放和功能优势，建设我国第一个国际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集聚平台。

文化装备产业目前主要有影视装备、舞台装备、影院装备、印刷装备、游艺娱乐装备、移动互联装备六大类，国内市场交易量超过万亿元，占国内文化产业总产值的1/4强，并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浦东在自贸区建设首家高科技文化装备产业基地，旨在汇聚国内外优秀的高科技文化装备企业，跨界整合文化装备产业链上的所有企业，为文化内容的生产提供最坚实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同时将成熟的产品模型推向国内外市场。

㈡ 为什么等国内原油上市，都要去做国内原油

2016年，亚太地区在原油消费中占有34.8%的份额，但在全球原油价格体系中的影响力较弱，与消费的比例不相匹配。
中国是全球第八大原油生产国、第二大消费国、第二大进口国，但原油进口价却不得不单向、被动地参照国际价格。
从2014年得到上市批复，到今天筹备接近完成，原油期货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具体到筹备方面，上海国际能源中心（INE）从今年5月即开始对原油期货上市做筹备工作。
5月11日，原油期货合约规则及11个业务细则正式颁布；
6月9日，《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期货交易者适当性制度操作指南（暂行）》发布，开始受理客户申请交易编码。
本月初，交易中心已经完成4次全市场生产系统演练。
上述业内人士表示，在仿真交易完成后，原油期货即会择机上市。
加入全球定价体系
上海原油期货的推出，将使中国声音传递到国际市场，增加定价话语权，而原油市场与全球宏观经济联系紧密，也决定了中国原油市场将受到全球宏观经济的影响。
石油期货或最早于7月准备就绪
据彭博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INE)在会上对交易员和经纪机构表示，中国石油期货合约最早或在7月份准备就绪。知情人士表示，INE说交易规定预计很快会获得中央政府批准。因消息没有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
“2017年有信心推出石油期货，我们目前已在努力准备石油期货的上市工作。”4月19日，证监会分管期货的副主席方星海在白糖期权上市仪式的间隙表示。
石油期货上市已筹备五年之久
2012年4月，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现任银监会主席)在出席2012年湖北省资本市场建设工作会议上表示，将在年内推出继美国、英国后的第三个全球性石油期货市场，以争夺石油定价权。
2013年11月22日，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原油期货的上市迈出了关键一步。
2014年12月12日，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准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其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开展原油期货交易，这标志着国内首个国际化的期货品种原油期货上市进入了实质性推进阶段。
2015年3月、6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发布两次了征求意见稿，就业务规则和原油期货标准合约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6月26日，证监会在例行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原油期货进入上市前最后3个月的准备期。
在2015年8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发布了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由此，一套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的期货市场业务规则体系渐趋成形，原油期货上市的筹备工作更进一步。
2015年11月16日，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在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透露，原油期货的交易品种已初步确定，交易的政策环境也已都基本确定，最终上市时间还需金融监管部门定。
2016年1月，证监会主席肖钢在2016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提出，在充分评估、严防风险的基础上，做好原油等战略性期货品种的上市工作。

㈢ 朱民的人物介绍

朱民 ，男，1952年出生于上海，在复旦大学获学士学位，复旦大学杰出校友；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区校友会主席、复旦大学荣誉校董。2009年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金融思想家”殊荣 ，2011年又赢得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金融风云人物”称号 。
1978年至1982年，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学习。
1982年至1985年，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期间，先后兼任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特别顾问、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1985年至1990年，赴美留学，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0年至1991年，任美国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政策研究所副研究员；
1990年至1996年，任世界银行政策局经济学家（顾问）；
1995年至1996年，任联合国开发署“中国21世纪议程”首席顾问；
1996年至2005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中银国际控股公司董事，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总经理，中国银行中银香港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总经理；
2003年至2009年，先后任中国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负责集团财务、司库、内控、法律和合规、战略和研究；
2009年10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2010年2月2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任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担任其特别顾问；
2010年6月18日，国务院免去朱民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职务。
2011年7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正式提名朱民为IMF副总裁。
2011年7月26日，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职位，他成为史上首位进入该组织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

㈣ 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什么高度重视法治

法治建设水平和制度创设能力，是一个国家外树形象、内聚民力、永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在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进程中，法治中国目标越是接近，党越要做出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对许多重大前沿问题，包括理论问题、制度问题和实践问题作出回答”，针对依法治国的意义，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如是表述。

已到重大历史关口

当前，无论从国际环境看，还是从国内形势看，我国依法治国进程都处在重大历史关口。

从国际进程看，文明国家的崛起和制度成熟定型，离不开法治能力的彰显。当今世界上部分国家出现局势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大多与法治未立、民主先行有关，给治国理政以警示。

而众多国家的复兴，依靠的也是良法善治。新加坡虽建国不足50年，但其凭借良好法治和清明政治，一跃成为世界公认的法治国家;荷兰人口不过600万，但因创设“国际法”令世界尊重。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因而在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关口，法治能力的提升、法治氛围的形成、法治环境的培育至关重要，关系着中国能否全面把握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从国家治理方式看，我国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点，培植制度优势和法治文明是复兴之梯、崛起之魂。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严隽琪说，中国强大不是要让人家害怕，而是要让人家尊重，所以必须有软实力，包括价值观、制度和法治。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外商投资国，中国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要学会运用国际规则尤其是法治规则。一位资深外交人士认为，当前无论处理国际关系冲突，还是应对贸易激烈摩擦，都需要善用法律武器。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说，国际上有影响的评价体系都由西方掌控，我国亟待建立一套更为公平的评价体系，以摆脱在法制形象发布上受制于人的现实。

从现实挑战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面临共识难聚、诚信难立、权益难维等考验，执政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实现我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

目前仍存三大落差

综合受访专家和干部群众意见，当前仍有三大落差值得关注：

一是法律大国与法治强国的落差。截至2013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43部现行有效法律，国务院制定了680多件现行有效行政法规。这些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加上其他立法确认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法律体系。

“我们用30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立法进程，即使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法律体系也已比较健全。”张文显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有法可依的目标基本实现，但距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仍有差距，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仍待在实践中进一步落实。

二是权力色彩浓与法治色彩淡的落差。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认为，法治的前提是公权力受到约束，但从实践中，这个状况目前仍待改变。

三是社会法治呼声高与国民法治素质低的落差。受访法律界人士说，群众对公正司法的期盼越来越强烈，期待司法的权威性、定纷止争能力亦能同步提升。但是，当前钻法律空子、知法犯法、权力干法、舆论扰法的现象仍有发生。

人民的期盼与需要

接受瞭望采访的专业人士，渴盼中国法治向前大步推进，在他们看来，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在于依照宪法和法律管住权力、保障人权。

李林指出，当前，少数领导干部依然相信“权大于法”，甚至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这对法治造成较大伤害;

部分群众信权不信法，信“管”不信法，信访不信法，甚至信钱不信法等等，使我们的法治建设缺乏应有的社会基础;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依照宪法和法律管住权力、管住官员，切实解决公权腐败的问题，取信于民。

另一个关键点是，通过法治保障人权，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法治进程中得到更多实惠。特别是通过法治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增加更多的幸福感。

“四中全会将主题定为依法治国，是对党的十五大以来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的深化与发展。它有力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法治建设的关注和期待，表明党中央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定决心，也充分表明我们党治国理念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界，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封丽霞这样告诉瞭望。

㈤ 不要给网址

三地同一天挂牌，与先行的上海自贸区，由南到北，“连点成线”，勾画出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新格局。在战略上，自贸区升级后，通过抱团产生溢出效应，可以争取全球竞争新优势，积极参与重大贸易谈判和全球贸易规则制定
4月21日，广东、福建、天津自贸区完成揭牌，第二批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作为自贸区的“准生证”，国务院也正式发布三地自贸区建设总体方案和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方案。同时，四地统一适用的负面清单也正式亮相。
自贸区进入了2.0时代，这意味着中国自贸试验将由过去上海一枝独秀，变成四朵金花齐放的新局面。四个自贸区功能定位有哪些同异?此次的负面清单有哪些变化?随着自贸区的辐射、扩容，“排头兵”上海自贸试验区又将如何发展?
四地各有定位

上海自贸区正式运营已一年半有余，“试验田”果实丰硕：基本建立负面清单模式，进口平均通关时间较区外减少41.3%，启动实施跨境人民币(6.1981, 0.0046, 0.07%)结算、双向资金池等金融新业务，将监管重心从资质审批转移到日常监管。
随着第二批三大自贸区的挂牌，“试验田”由一块增至四块。“四个自贸区从北到南，在东部沿海地区呈线状分布，构筑起各具优势、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新高地，为在全国范围内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探索途径。”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说。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四个自贸区各有定位：广东自贸区立足于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自贸区立足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区将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
此外，自贸区还将辐射带动周边。其中，广东自贸区将通过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打造区域发展综合服务区等，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和内陆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天津自贸区则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口岸协作等机制辐射带动内陆发展。福建自贸区将着力加强闽台产业对接、创新两岸服务业合作模式，辐射带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上海自贸区将通过建设长三角区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助推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
负面清单瘦身
负面清单是彰显自贸区开放与透明的最大政策工具。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初就发布了负面清单，2014年更新后由190条减少到139条。国务院办公厅此次发布的统一适用于四个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前两个负面清单相比，进一步缩小了限制的范围，调整幅度达到12.2%。
在上海自贸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徐明棋看来，新版负面清单表示了中国向外开放更进一步的姿态。有分析认为，四大自贸区负面清单“统一”，利于形成负面清单制度全国推开的“可复制、可推广”作用，有益于激发市场活力，进一步扩大开放。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观察，此次负面清单的表述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传统的限制性和禁止性的表述方式外，新版负面清单多了一些允许性的表述，表述方式显得更为灵活。针对新版负面清单与2014版的表述差别，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副主任陈波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实际上，负面清单并不针对特定区域，而是要复制和推广到全国，负面清单也包括国民经济全行业，并不是地区性的。表述的区别在于正规化的问题，原来负面清单的表述依据是外商产业投资指导目录，这一目录从法律角度讲是规定，现在要从法律的角度，体现的是规范化。
这与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民的说法不谋而合，“比负面清单长短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对外资的管理由审核变为备案，只要不在负面清单上的行业和企业都可以进入，这一变化是革命性的”。
上海自贸区再出发
与其他自贸区总体方案相比，上海自贸区深化改革方案对自贸区在3年试验期之后的发展作出了明确规划。据《国际金融报》记者观察，在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诸多举措中，资本项目可兑换最受市场关注。
关于上海自贸区在资本项目开放方面的措施，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会主任、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沈晓明表示，上海对资本项目可兑换计划分两步走，第一是建立自由贸易账户，这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步才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现在完成了第一步，正在走向第二步的路上。第二步我们已经形成了工作方案，现在正在报批的过程当中。”
据沈晓明介绍，这一次上海自贸区的金融创新改革，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新的动力。沈晓明指出，在整个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等金融创新改革的过程当中，把握三个原则：第一是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第二是坚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第三是坚持风险可控、稳步推进;将继续按照这三个原则，积极、审慎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项金融领域关键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