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开心学国学】儒家理财指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意思是:
B、仁者以发展为目的,不仁者以满足为目的。
《礼记·大学》:“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郑玄注:“发,起也。言仁人有财则务於施与,以起身成其令名。”发身:成名;起家。
㈡ “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太心软了就不要管理军队,太感情用事就不要去拿主意。太仗义了就不要管理财务,太慈善了就不要当官。
翻译:太仁义就不要去做生意,太义气就不要去管理金钱。太心软了就不要管理军队,太感情用事就不要去拿主意。太仗义了就不要管理财务,太慈善了就不要当官。
慈不掌兵 “慈不掌兵”是流传甚广的统兵古训,用孙子的话说,就是:“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
战场上的对决都是真刀真枪的实打,如果掌兵的将领过于仁慈,当严不严,心慈手软,姑息迁就,就不适合带兵打仗,过于仁慈,是一个将领的致命弱点,这样带出来的部队,纪律松散,人心不齐,打战的话搞不好会全军复没。
若团队想要发展,领队人必须懂得恩威并济,赏罚分明,才能带着队伍走得长远。情不立事,俗话说:无以规矩,不成方圆。一个企业也要有一套自己的管理制度,如果一个人太过感情用事,也就毫无原则可言了。
(2)儒家理财扩展阅读:
《增广贤文》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谈人及人际关系,二是谈命运,三是谈如何处世,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
文中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增广贤文》有大量篇幅叙述如何待人接物,这部分内容是全文的核心。
文中对忍让多有描述,认为忍让是消除烦恼祸患的方法。在主张自我保护、谨慎忍让的同时,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这是做事的原则。文中也不乏劝人向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增广贤文》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之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而又语句通顺,易懂。
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
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㈢ 如何运用儒家思想做好财务管理01
先秦儒家非常强调“义”,在“义”与“利”的权衡中,认为“义”应被放在首位。对统治者而言要以义制利,以礼制欲,要先义后利。孔子曰“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认为如果不先义后利,一味重利,则国家必然危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他主张“义主利从”。但这并不是说先秦儒家诸子就不重视利。荀子认为,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统治者应设法让民众积极从事生产活动以满足生活的需求。先秦儒家诸子义利思想,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在于让社会秩序得到大家自觉的维持,是儒家人本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先秦儒家承认个人利益,同时强调国家利益,但当个人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则倡导个体服从于整体。例如孔子对那些为了个人利益牺牲国家利益的乱臣贼子和小人十分愤慨,不断进行口诛笔伐。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可以看出孔子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选择社会整体利益的倾向。孟子也承认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各等级的人要相互承认彼此的利益界限,不能够因为个人利益纠纷导致国家灭亡。荀子的富国论思想异常丰富,他希望自己的政策主张能够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足。但他还是明确了不同人的利益标准,利益分配要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进行,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企业进行和谐财务管理也避免不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在肯定个人利益的同时偏重于社会整体利益将是最佳选择。
“与民同乐”
先秦儒家认为改善君民关系,国君必须与民同乐。在先秦儒家看来,社会产生罪恶与不公正的根本原因是一些人只想着自己而不想着他人。因此他们提出了“与民同乐”的社会整合思想。和谐财务管理的标志之一就是企业治理者与全体财务关系人同乐,维护每一个财务关系人的利益。
企业民主理财是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重要目标。当然民主理财也是有特定含义的,并非一切财务决策问题都搞全体员工或股东投票。但对涉及广大员工和股东根本利益的问题,要尊重大家的意见。加强民主理财建设,一方面要积极稳定地推进理财程序、制度民主化建设,积极鼓励股东、员工的理财参与意识,对企业重大理财决策、日常财务管理多发表自己的建议;另一方面是要坚持企业财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保障股东、员工理财权力的行使。
“修身克己”
进入春秋中叶,尤其是战国以后,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先秦儒家试图通过内在途径以重新构建社会秩序,其中尤以孔孟学说最为典型。在先秦儒家学者看来,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每一个人都应从“养心”出发,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强调“反求诸己”、“修身克己”等内在途径进行思想整合,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我国企业进行和谐财务管理也不例外,也需要通过内在途径构建和谐财务关系。要想形成企业和谐财务管理,必须先形成和谐包容的财务文化。
包容的财务文化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信任、宽容、关爱、团结以及人与资本之间的平衡协调。有了和谐包容的财务文化,企业在处理各种财务关系时就少了冲突,多了合作。要想形成这种和谐包容的财务文化,必须通过多方面长期的财务文化培育,不断向财务人员、员工、投资者、债权人等的思想意识中灌输钱、利润很重要,但人的尊严、权利、爱心更重要等理念,使人们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今我国企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财务管理不和谐问题。诸如财务分配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利益关系失衡、财务控制能力弱化、财务法制建设不理想、财务道德滑坡、极端利己主义沉渣泛起、财务权力腐败等不正之风蔓延等。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理想秩序如何建立,引人深思。我认为,先秦儒家修身克己的思想对于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秩序的重建颇具借鉴意义。每一个财务管理人员都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谐财务管理秩序重建才有希望。
“信用思想”
先秦儒家极其重视信用对于整合社会的价值,认为“信用”是维系社会群体生活秩序和谐运行的关键。孔子非常强调信用的重要性,《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人生于社会间,只有社会成员之间都讲求信义,这个社会才能和谐,才有意义,否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我们许多企业之所以不能够实现和谐财务管理,与整个社会的信用资源匮乏不无关系。因此,如何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企业要想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就必须取信于每一个财务关系人。企业财务管理只有讲究诚信,重视信誉,才能带动整个企业的道德建设以及风气的改善,从而为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实现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当前企业中所出现的诚信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一些企业的财务失信行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些企业有的政策难以推行,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诚信对于企业的深层次意义。
先秦儒家智慧的社会整合思想,闪光点在于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先秦儒家通过建立礼乐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可以说儒家的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中华的传统文化,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先秦儒家面对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智慧告诉我们以下哲理:第一,企业稳定是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的前提,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企业里寻找和谐财务管理,无异于缘木求鱼;第二,要有一套评估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指标体系。这样才能知道企业财务管理是否和谐,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些指标既要有定量计算,也要能够进行定性分析;第三,要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的目标,必须建立公平合理的财务制度,不能依靠少数人的意志、喜恶来评判和规范;第四,企业财务制度设计必须尊重人的情感和尊严,任何不顾人情、人道的财务制度设计,不仅无助于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建构,反而会适得其反。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家,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荀子,都重视人们的物质利益诉求,强调要为民制产,期望统治者与民众整体在社会财富的占有方面获得某种程度的平衡。唯有满足企业财务关系人的根本利益,才有可能达到企业和谐财务的管理目的。任何脱离企业财务关系人根本利益的举措,都是不切实际的,也势必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
㈣ 历史王安石理财思想体现了哪些儒家思想
仁
㈤ 孔门理财学怎么样
“生财有大道”——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 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一 梁捷民国经济思想丛谈之一梁 捷康有为门生陈焕章所着《孔门理财学》 ChenHuan-ChangTheEconomicPrinciplesofConfuciusandHisSchool ,恐怕是中国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着作。就在从1907年到1911年这短短四年里,进士出身的陈焕章从一个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摇身一变成为写出洋洋六十万字巨着的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进步之快让人瞠目,让人不得不佩服美国当时的教育体制。 哥伦比亚大学曾有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正式出版,印成100本交到学校才有望获得博士学位。美国的出版费一向很贵,所以日后胡适那一批的学生多半是把论文寄回国内,托商务印书馆之类的出版社印上100本,寄到美国换来博士学位。陈焕章倒是没有想过这么干,当时国内的出版事业也才刚刚起步,印书并不是很方便。他读博士要比胡适早上好多年,在他之前还几乎没什么中国人在美国拿到过社会科学的博士。 陈焕章向学校递交论文以后,由于他的论文实在与众不同,哥大破例同意用学校的经费为他出版,而且将这本书收入“历史、经济和公共法律研究”丛书,于是暴得大名。国内经济思想的权威胡寄窗教授提醒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哈佛经济学教授熊彼特的遗作《经济分析史》在提及东亚经济思想的时候,特意指出了《孔门理财学》的重要性。其实仅仅在这本书出版数年以后,1915年出版的马克斯·韦伯的名作《儒教与道教》就已把《孔门理财学》列为了解儒教的基本参考文献,他在其他论及中国经济制度的地方也大量参考这本书。从这点,我们可以想见这本书在西方学界的影响。 《孔门理财学》出版的第二年,权威的《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现了一篇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学者罗斯 E。Ross 撰写的书评。文章认为陈焕章打通了中西经济传统,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接上了孔子以降的中国伦理学和社会学资源,相互补充,使得《孔门理财学》在浩如烟海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占据一个独特的位置。 而另一篇更重要的书评则是大名鼎鼎的凯恩斯 J。M。Keynes 所写,发表在《经济学杂志》 TheEconomicJournal上。二十世纪初,这本剑桥的经济学杂志是国际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学学报。那时凯恩斯在剑桥崭露头角,担任《经济学杂志》的主编。他亲自操刀为陈焕章撰写书评,足可见其对这此书的推重。 在凯恩斯的视野中,孔夫子应该被看作极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驱,这个形象在中国人反而会觉得陌生。首先,孔子肯定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凯恩斯从书中转引挑出的句子是《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毫无疑问,孔子把富民放在了第一位。 在谈论财富分配时,凯恩斯又发现了《中庸》的价值。“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最典型的按劳分配思想。讨论到妇女地位时,凯恩斯则引用《诗经·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宴尔新婚,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所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应该就具有超前的女权思想了。 中国的伦理体系是完备自足的。凯恩斯不懂四书五经,更不了解陈焕章从康有为那里所继承的今文经学的背景,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经济伦理。但他却能从陈焕章的书里读出传统中国社会对妇女和老年人的保障,读出中国货币制度的变迁、人口理论的发展、土地制度的特征等等。显然,他更在意的是这些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中国的货币理论尤其让他着迷,他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敏感性也在这些方面充分表现出来。他从《周官》里读出了最早的货币交易体制;通过陈焕章的转述,他发现贾谊大约已经明白“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含义,最晚到明初,浙西大儒叶子奇明确地说出了“格雷欣法则”的内容。 可是凯恩斯始终无法明白陈焕章为什么一再强调“八股文”或者说“时文”(modernessay)。八股文在维持了数百年后,在二十世纪初终于被废除。但是“文以载道”,文体背后包含着最激烈的思想冲突。 凯恩斯更不清楚陈焕章的“学术背景”。陈焕章八岁入塾读书,11岁到肇庆府“应童子试”,13岁“补县学弟子员”,14岁考上秀才,15岁赴省城学习,18岁到康有为主持的“南海万木草堂”学习,23岁中举人,24岁考中“恩科联捷进士”,保和殿复试朝考“钦点内阁中书”。后来,陈焕章出国留学,学成归国不久就组织了“孔教会”,写出比《孔门理财学》影响更大的《孔教论》,变成中国人都觉得非常古怪的“保守主义领袖”。 陈焕章在1912年写的《〈孔门理财学〉之旨趣》一文中曾经这样解释:“兄弟之作是书,本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思……是书以孔子为主脑,故取材莫多于经部……是书实可名为《中国理财学史》。”1949年以前最重要且比较全面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专着当属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但要迟至1936年才问世。而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已经大致梳理出中国传统学术中关于经济问题的研究脉络。 但是陈焕章毕竟是按照西方经济学的模式来安排《孔门理财学》的结构和体例的。全书共分两卷,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总述儒学思想背景、中国人认识的经济学以及一般经济学原理;第二部分讨论消费,即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幸福和快乐的感受;第三部分讨论生产要素,分别从古典经济学的三大要素——劳动、自然和资本来分析。接着继续从产业结构、分配、社会政策等层面来讨论;第四部分讨论公共金融,主要是税收问题;第五部分是结论。 很显然,从结构上来看,这是典型的西方经济学模式,和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写作体例有着亲缘关系。故而这本书在表面上是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所接受的。但是每一章每一节的内容却都是严格的今文经学体例。偶尔也会涉及西方思想家如斯密、马尔萨斯等,但无不是以与中国学者思想作对比的形象出现,而且陈焕章对他们的评价并不高。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了极强的张力。 另有一点很有趣,陈焕章在纪年的时候同时标注了黄帝纪年和公历纪年,而且以前者为主。从他的书里,我们隐约可以看出清朝末年刘师培等人发起关于纪年表示方法争论的线索。刘师培、孙中山等人都采用过黄帝纪年,但最终没有获得推广。陈焕章在这本英文着作里也使用了黄帝纪年,颇能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可是后来连他自己都没有坚持下去。 陈焕章入康有为之门并不算早,但他是康门弟子中坚持今文经学和孔教理想最坚定的一个。他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经倡办孔教会,甚至出国后也一直在纽约倡办教会。虽然学的是西方近世的社会科学,但尊孔之心从未减弱。1912年,清室逊位、帝制终结以后,很多学校立刻废除读经,很多名人也公开发表言论,反对尊孔尊君。恰逢陈焕章学成归国,对儒学颇为不利的环境使得他坚定了创办孔教会的决心。 陈焕章联系了很多遗老遗少,其中对创办孔教会比较热心的学者有沈曾植、朱祖谋、梁鼎芬、陈三立、麦孟华等人。大家对组织成立孔教会的共识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是年孔教会成立,陈焕章任主任干事,并开始刊行《孔教会杂志》。康有为是会长,但具体事务皆由陈焕章负责。 1913年,在国会讨论制定宪法的时候,陈焕章和梁启超、夏曾佑、王式通领衔上书国会,提出把儒教定为国教。陈焕章解释说,“孔教存则国存,孔教昌则国昌……故定孔教为国教,非欲以拒外教,特欲以昌孔教,非必欲昌孔教,实欲以存国脉耳。”上书的最终目的是“定孔教于国教,立于宪法”。有趣的是,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方经济学思想的严复也是孔教会坚定的支持者。 当时反对孔教为国教最激烈的则是章太炎。章太炎与康有为本来就有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关于孔教问题,章太炎撰写了《驳建立孔教论》,称“今人狠见耶苏、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以相抗衡,是犹素无创痰,无故以成瘫,乃徒师其鄙劣,而未以相君也”。章太炎还在他的国学讲座中声明,本会“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凡入孔教者不准入会”。 1913年的《天坛宪草》最终协调折中了双方的意见,在第19条中写道:“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但没有通过定孔教为国教。这也是袁世凯的意思。1916年,袁世凯倒台,黎元洪主政,国会复会,可以继续推进宪法制定工作。黎元洪本人非常支持孔教,于是陈焕章与康有为旧事重提,重新上书定孔教为国教。而张勋也借助康有为拟定了“定孔教为国教”电文,向国会施压。据说当时宪法会议收到的有关定孔教为国教的电文“不下一万三千件”。 在第二轮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潮流中,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也加入了进来。陈独秀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等多篇措辞激烈的文章,称“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最终宪法会议多次投票,仍无法通过这个提案。后来又由于对德参战以及张勋复辟等问题,这个提案不了了之。 同样是坚持孔教,应该说陈焕章和康有为的理念并不完全相同。陈焕章更坚持孔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作用,他坚持说,孔教可以用于指导现代生活,而且孔教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可在不同时代下不断改良。“若墨守孔子一时有为而发之言,而不变通尽利,是非孔子之意也。”我们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看出,陈焕章在提到儒学时,常常不用“宗教”而用“伦理学”。陈焕章本人也在二十年代以后逐渐退出政治,转入文化层面继续宣扬儒教。 按照《公羊》的看法,孔子之教类似于进化之教。由“据乱世”而至“升平世”,进而至于“太平世”。但陈焕章说:“然此尚不过普通进化论。若欲求特别之理财进化论,则宜求诸井田之制矣。”所以康有为重《公羊》,而陈焕章则更重《大学》。陈焕章回忆说,《大学》里有一句“生财有大道”,让他豁然明白了中西学术贯通之道。 陈焕章的这本奇书是多种因缘巧合的产物,与十九世纪一些学者东书西译的努力也分不开。汉译四书五经的工作可以追溯到很早的传教士,但只有到了理雅各(1815~1897)时代才成了规模。理雅各原是英国伦敦会的传教士,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在香港系统地翻译四书五经。他的主要合作者是王韬。两人经过多年努力,在1879年到1891年期间,陆续出齐《中国经典》(TheSacredBooksofChina)共六卷,囊括主要的儒家经典。 从《孔门理财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陈焕章对理雅各版本的倚重。陈焕章没有太多精力审定译文,基本都直接采用理雅各译本。原书有一些翻译疏漏,或者是与今文经学不能直接相扣的部分,陈焕章也没有具体讨论。如果严格地把此书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就不难看出很多与我们国学知识的相悖之处。但陈焕章采用的是变通的办法。他的写作跨度极大,必然要涉及许多极富有争议的话题,而那些争议的背景都很难在较短篇幅内用英文说清楚。陈焕章选择了简单地用今文经学的观点结束这些话题。 这种不甚准确的儒学却得到很多传教士和外国学者的支持。在陈焕章组织孔教会以及上书建议定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许多外籍人士出了大力,如袁世凯的政治顾问有贺长雄(日),溥仪的英文教师庄士敦(英),老资格传教士李佳白(美)等等。 1912年陈焕章《孔教论》出版,前有五篇序言。除了宿儒沈曾植以外,其他几篇的作者分别是李佳白(美)、梅殿华(英)、李提摩太(英)、费希礼(德)这几位外国传教士。其中固然有陈焕章挟洋自重之意,但也可见在华的外国人士对孔教的认同。 追溯得再远一点,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中,也有两位值得一提,他们帮助促成了陈焕章的世俗儒学思想。一位是经济思想史家塞利格曼(Seligman),他终身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一手教出了陈焕章、马寅初、赵乃抟等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他素来讲求详实的史料考证和思想源流的分析,对各种思想流派极少偏见。他曾大力向美国的经济学同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孔门理财学》的顺利通过也和他力求多元、广采博收的学术倾向分不开。另一位是德裔汉学家夏德(F。Hirth),他曾在中国考察多年,1902年被聘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丁龙讲座教授” DeanLungProfessor ,这是北美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夏德曾翻译过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书中扎实的注解轰动一时,成为美国汉学的发轫之作。他的代表作有《中国上古史》和《中国与东罗马交通史》等等。据后来同为夏德弟子的胡适说,夏德在哥伦比亚大学非常寂寞,合适的学生都找不到,故而晚年还是回到了德国。在这种环境下,不难想象他结识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陈焕章时的欣喜。正是他教会了陈焕章如何撰写英文学术论文,把后者领进了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大门。夏德为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作了序,其中言道:“彼既为孔教中人,又得西方科学之法以精研之,西方之读者,于其书也,其将由纯粹之孔教家,而见孔教之代表也乎。” 可惜的是,这样一部具有开山意义的特殊作品,直到问世九十多年以后的2005年,始由岳麓书社首次在国内影印出版,而它的中文译本的推出至今依然遥遥无期。 (《孔门理财学》,陈焕章着,岳麓书社2005年5月版,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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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慈不带兵,善不理财。’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太心软了就不要管理军队,太感情用事就不要去拿主意。太仗义了就不要管理财务,太慈善了就不要当官。
出自:《增广贤文》。原文:“仁不行商,义不守财;情不立威,善不居官;慈不掌兵,柔不监国”
翻译:太仁义就不要去做生意,太义气就不要去管理金钱。太心软了就不要管理军队,太感情用事就不要去拿主意。太仗义了就不要管理财务,太慈善了就不要当官。
慈不掌兵:曹松有句诗:“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将帅的成功是靠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换来的。如果一个人过于仁慈,就不适合带兵打仗。我们中国讲求的是中庸为道,战争时期需要杀伐决断,和平时期就要以仁治国。
义不理财:犹太人的生意经中有一条规则:不借给朋友钱。如果把钱借给了朋友,一旦到了还债的时候,朋友还不出,就会害怕见到你,从而躲着你,这样两个好朋友之间就有了嫌隙,渐渐的就会疏远。
如果是朋友,家里有困难,他们就会适当接济对方(不能让朋友产生依赖),自然接济的这些钱是不用还的,这样以后两个人的感情就会更加深刻。
(7)儒家理财扩展阅读
《增广贤文》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
1、谈人及人际关系,
2、谈命运,
3、谈如何处世,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
从表面上看似乎杂乱无章,但只要认真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有其内在的逻辑。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儒家荀子“性恶论”思想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而又语句通顺,易懂。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
㈧ “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出自哪里
出自:《增广贤文》。
作者:佚名
朝代:明代
意思是:太心软了就不要管理军队,太感情用事就不要去拿主意。太仗义了就不要管理财务,太慈善了就不要当官。
原文:“仁不行商,义不守财;情不立威,善不居官;慈不掌兵,柔不监国”
翻译:太仁义就不要去做生意,太义气就不要去管理金钱。太心软了就不要管理军队,太感情用事就不要去拿主意。太仗义了就不要管理财务,太慈善了就不要当官。
(8)儒家理财扩展阅读
《增广贤文》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谈人及人际关系,二是谈命运,三是谈如何处世,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
文中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增广贤文》有大量篇幅叙述如何待人接物,这部分内容是全文的核心。
文中对忍让多有描述,认为忍让是消除烦恼祸患的方法。在主张自我保护、谨慎忍让的同时,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这是做事的原则。文中也不乏劝人向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增广贤文》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之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
《增广贤文》以有韵的谚语和文献佳句选编而成,其内容十分广泛,从礼仪道德、典章制度到风物典故、天文地理,几乎无所不含,而又语句通顺,易懂。
但中心是讲人生哲学、处世之道。其中一些谚语、俗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勤劳朴实、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许多关于社会、人生方面的内容,经过人世沧桑的千锤百炼,成为警世喻人的格言,如“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乐不可极,乐极生悲”等;
一些谚语、俗语总结了千百年来人们同自然斗争的经验,成为简明生动哲理式的科学知识,如“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等。
㈨ 慈不掌兵 情不立事 义不理财 善不为官出自哪里
出自明朝万历年间的一部民间谚语集《牡丹亭》,属于儿童启蒙书目,后来改成了《增回广贤文》。
意思答:过于仁慈的人不能带兵,太重感情的人不能做成大事,义气过重的人没法管理财务,善心太重无法做官。
(9)儒家理财扩展阅读:
作品介绍:
《增广贤文》从表面上看似乎杂乱无章,但只要认真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有其内在的逻辑。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儒家荀子“性恶论”思想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友情只是一句谎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尊卑由金钱来决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劝有钱人”;法律和正义为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性被利益扭曲,“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
世故导致人心叵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言善恶难辨,“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
《增广贤文》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增广贤文》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道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
㈩ 德在中国传统理财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
而道德在儒家思想中是占据主导的地位
所以德在中国传统理想中是作为为人处事的首要标准备受推崇的
古代讲以德服人,明君以德治国,这是体验德在中国历史地位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