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祖诒外汇

❶ 贝祖诒的社会事件

旧上海黄金风潮案
1946年3月初，国民政府决定开放外汇市场，实施黄金买卖政策。此事的起因是，当时国统区物价狂飙，民不聊生，国民党官方货币——法币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主持下，国民党政府企图以此来回笼泛滥的流通货币，抑制汹涌的通货膨胀。 但在抛售黄金的过程中，官僚特权势力狼狈为奸，趁机大肆贪污营私，从而引发了一场极为混乱的社会动荡，上海市民连称：“国民党气数已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金风潮案”。
抛售黄金无济于事
黄金买卖由中央银行负责办理相关事宜。所谓“买卖”，主要还是大量低价抛售为主，中央银行间或有买进黄金，但数量极少，而且都是矿金，做做样子而已。实际上只有“卖”，没有“买”，因而在一般市民眼里，买卖就是抛售。
抛售的办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明配。每天上午10时，由中央银行根据当日上海黄金市场的金价规定牌价，由上海的金号、银楼公会会员，提出当日申请购进的黄金数量，交由公会负责人报请央行业务局配给。上午由央行将黄金配下，下午金市收盘时，配售户将配给的黄金的价款缴库。
第二种是暗售。因为当时明配的黄金数量总是供不应求，遂由央行根据市场波动情形，暗地将黄金交由委托的几家金号、银楼，向市面抛售。央行不直接露面，说是为了便于控制，实际上是为了便于勾结舞弊。
黄金买卖的中心，自然是号称远东金融中心的上海。
央行抛售黄金的市场代理人，是上海金业公会和上海银楼业公会，具体由同丰余、太康润、大丰恒三家金号，方九霞昌记、杨庆和发记两家银楼负责，他们经领和分发所有中央银行配发的黄金。
在最初的几个月内，上海的黄金市价波动还比较小。全权负责的宋子文，对黄金买卖的动向十分关注，要求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央行业务局正副局长林凤苞、杨仁安等人，每天向他汇报黄金市场的动态。财政部长俞鸿钧则被架空在一边，无权过问此事。
然而，局势正慢慢变得失控，所谓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诚哉是言。
1946年10月以后，随着国共内战的演进，战局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军费开支猛增，金融市场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到了1947年初，市面金价一天几波，中央银行虽然逐日抛售金条，但涨风仍不能平息。当时，全国各地的金价普遍高于上海，以1947年2月11日的金价为例，每根金条上海最高为734万元，北平为860万元，南京为930万元，武汉为950万元，重庆为950万元，广州竟高达1100万元。
于是乎，全国各地游资纷纷流向上海抢购黄金。许多高级军官，都把领到的军饷钞票暂不下发，大批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运送战备的火车，成为运送钞票的专列，各大派系为了争夺交通工具，还大打出手，军心一片混乱。连中航的飞机，也被人用来运金。
上海黄金库存很快见底，宋子文急忙调用运输机，从重庆的黄金库存向上海输血。最高的一天，曾抛售黄金10万两，但也无济于事。
停售黄金引来抢购风潮
60年前的1947年初，上海各报上这样的标题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栗：“物价如脱缰之马，各地粮价飞升，平民叫苦连天。”“百物一致暴涨，市上一片混乱。”
而此时，金融市场也一片混乱，并带动物价一再狂涨，社会动荡不安。上海的米价1946年涨了15倍，1947年则涨了20倍。其他与市民生活密切的商品，也无一不涨。市民一觉醒来，往往发现原先够吃一天三顿饭的伙食费，这时候已经只能吃两顿饭了，晚饭需要勒紧裤带了。
2月中旬，上海多家米店、银楼，被愤怒的市民捣毁。随后，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相继爆发相同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形，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决心停止抛售黄金。他叮嘱宋子文说：“今日所应急切图之者，尤莫重于改变经济政策。”宋子文还想变更外汇汇率和继续抛售黄金，被蒋介石一口拒绝。但下一步如何走，他也不知道，只好走一步看一步。
2月16日，行政院发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重新实施黄金管制，禁止黄金买卖。并且组成了经济监察团，对商民持有的黄金和美钞，加以充公或按市面牌价兑换，从市民手中抢得仅有的一点物资和金钞。
但是，停售黄金，却引来了更为严重的抢购风潮，社会危机如决堤之水，无法抵挡。
风潮由上海始，蔓延至全国各地。金价狂涨带动了物价狂涨，百姓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许多家庭财产缩水三成。商店则囤积居奇，不愿出售货物。市民也开始加入到抢购物资的风潮中去。一些中小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只得从流动资金中移出一部分，购买与生产无关的物资。许多企业都在风潮中破了产，市面混乱不堪。
由于黄金风潮闹得民不聊生，国民党内就有人呼吁，要彻查黄金案的责任。有的人则把矛头直指宋子文，想乘机把他赶下台。著名学者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发表《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更是火上浇油。不同的动机，汇成了一股打倒宋子文的浪潮，酿成国民党内部异常激烈的斗争。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为了以示公正，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彻查“黄金风潮案”。
调查分三条线进行：在军队，由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组成调查团，负责调查军人在风潮中挪用军费抢购黄金的情况；在民间，由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组织“经济监察团”，负责调查上海商民投机倒把、违反金融管理规定的行为；在上层，由监察院委派何汉文、谷凤翔、万灿、张庆桢四名监委，负责此案的清查。
“金牛党”狼狈为奸营私舞弊
这三条线，关键还是监察院的那几个老家伙，许多人还指望他们扳倒宋子文呢。
监察院院长是民国元老于右任。他早就对宋子文看不顺眼，想通过查案，一扫人称“养老院”的监察院的萎靡之风，给世人一个交代。他说：“这次的查案，监察院必须下决心打老虎，不要只拍苍蝇。”四监委深受鼓舞，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通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四监委查获了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利用公会主席的地位以及熟悉中行库存情况，操纵上海金市攫取20多万两黄金的事实。
这是因为，抛售虽说面向公众，其实仍是暗箱操作。黄金的抛售都归同丰余号经理詹莲生负责，再由同丰余号分配给有关系的金号、银楼，他们利用“火耗”等名目，从中大肆克扣，中饱私囊。
据当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的李立侠回忆：“甚至中央银行以所存400两一块金砖，熔化为市面通行的10两一根金条，也不经过当时的中央造币厂，而直接交詹莲生分配给有关金号、银楼代熔，每条付给三分火耗。”
其实，詹莲生所获得经营暴利，何止火耗一项，当时查案的监委就收到举报，说詹“一年中所赚得的黄金有10万条以上”。
监委们曾询问詹莲生：“你赚得的大量黄金哪里去了？”
詹莲生毫不在乎地回答说：“赚项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到多少金子。”接着又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嬉皮塌脸，有恃无恐。
显然，詹莲生是上海黄金商人和央行之间的纽带，而且神通广大。因为詹莲生虽只是个小小的经理，却包办了中央银行暗售的所有黄金配额，而其他几家代理金号、银楼的黄金配额，也要靠他来分配。
说穿了，这其中自然少不了詹莲生与中行总裁贝祖贻、业务局局长林凤苞和副局长杨安仁等人的勾结。
詹莲生与贝祖诒同为苏州人，与贝家有亲戚关系。早在贝祖诒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两人已经狼狈为奸，在外汇买卖上大捞了一票。林凤苞、林仁安则一直是贝祖诒的亲信，原先也在中国银行任职。贝祖诒任中央银行总裁，就把这两个亲信捎上，当了央行业务局的正副局长。
贝、詹、林、杨，实质上是以同丰余为掩护的一个贪污团伙，被上海市民称为“金牛党”。
宋子文的推托
事情越查越多，正所谓拔出萝卜带出泥。可笑的是，同丰余竟是一家没有向政府备过案的黑店，这下监委们似乎找到追究的把柄了。
他们向上海市社会局质问道：“何以同丰余没有批准立案，而经理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不加以取缔呢？”
社会局负责人苦笑着回答说：“贝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我们只好不管。”
监委们询问林凤苞，林的回答更加振振有词：“因为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选择他负责。”
再去盘问贝祖诒，回答也是差不多的口气。
四监委又向贝祖诒询问抛售黄金的情况。贝傲慢地回答说：“央行原有库存总数，从1946年3月至11月的抛售总数和现存底数都有，但事关机密，奉主席（蒋介石）谕，对任何人不能公开。”
四监委只得从其他渠道再打探，最后还是利用了孔祥熙与宋子文的矛盾，获悉了中央银行已经将全部库存900万两几乎售罄的内幕。
据孔说，他卸任财政部长时，交给宋子文的库存共有900多万两黄金。央行在宣布停售黄金时，已经是库存告罄，无金可售了。监委们核以央行每月售出黄金约70万两，共计12个月，约为850万两左右，孔祥熙的说法是靠得住的。
不过，央行抛售黄金没有什么法定的手续，一切都有宋子文、贝祖诒说了算，“ok”了事。同丰余连一本进出的账目都没有。也就是说，监委们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可以拿到手，这使查案阻力重重，难以获得突破性进展。
线索也就到此为止了。
世人都明白，这几人的顶头上司就是宋子文，宋子文的上面还有蒋介石，怎么办？如何查？
恰好宋子文那几天在上海办事，监委们听说后，请示于右任，于答：“继续查。”于是监委们赶往宋宅，正好把宋子文堵在家里。
监委们得到的情报是，出售黄金经过政府的同意，而引起大风潮的停售黄金令，却没有经过政府的讨论或同意，完全是宋子文个人的决定。于是监委们诘问这是怎么回事？
宋子文一脸不屑，说：“停售黄金是奉主席的口头指示，我不过是奉令行事。至于事先没有提出讨论，一来事机急迫，二来主席的意思，大家也不会另有什么好办法。否则，会徒然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论，暴露国家的机密，影响戡乱大计。”他又说：“我能力有限，已经向主席提出辞职，一切听上面决定处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上，监委们只好倚老卖老，硬着头皮打电报给蒋介石，询问停售黄金是否确奉主席的命令？
国民党败象毕现无遗
何汉文等人，一面探听蒋介石的真实意思，一面先造声势。他们在监察院领衔10多名监委，提出弹劾“宋子文、贝祖诒案”。立法院开会时，还把宋子文、贝祖诒请来质询，弄得两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接着参政会也向宋、贝两人提出质询攻击。
事情进展到这一步，监委、立委们知道，接下来，关键要看蒋介石的态度如何了。但他们的电报发出后，却迟迟不见蒋介石的批复。
监委们想见蒋介石，哪里有合宜的时机。有老于此道的人出主意，让他们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查询一下，看看蒋介石有无批复。果然，那里有人拿出一份文件，笑笑说：“批示有的，不大好复电，你们看看吧。”
四监委拿过文件，原来蒋介石在电报上的批示是：“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四监委看了，都啼笑皆非，怪不得一直没有回音。看蒋介石的意思，显然也没有办法，只能不了了之了。
的确，蒋介石也陷入两难的境地。
据当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的李立侠回忆：“蒋介石对中央银行是十分重视的。这是他的总账房，不许别人为所欲为。由于宋子文乱花了他的家当，他就断然把宋赶走了。”
不过他也知道，宋子文也是为他在办事，试想，不是宋子文殚精竭虑，他打内战的巨额经费，又从何而来？真要追究的话，自己是点过头的，对于这一事件，应该负有主要责任。何况宋子文毕竟是自己的大舅子，关起门来始终是一家人。但他又对宋子文、贝祖诒在不知不觉中花掉大量外汇和黄金，恼怒不已。
但无论如何，事情总要有个交代。
1947年3月，中央银行进行改组，贝祖诒被免去总裁职务，由张公权接任。宋子文也于1947年3月1日辞去行政院院长，黯然南下，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长一职由蒋介石兼代，不久改由张群接任。两张都是政学系的风云人物，这番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政学系是得了大便宜的。
詹莲生、林凤苞、杨仁安三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詹12年；林、杨分别7年。但在美金、大黄鱼的打点之下，三人后来获得“保外就医”的机会，依旧逍遥法外。
黄金风潮案就此告一段落，但国民党政府的败象已经毕现无遗。此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形势一泻千里，整个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都开始呈现崩溃景象。

❷ 贝润生和贝祖诒，以及贝聿铭是什么关系呀

贝润生是贝聿铭的叔祖父，贝祖诒为贝聿铭的父亲。

贝润生，名仁元，字润生，江苏元和(今苏州市内)人。曾多次担任洋货公会总董，及平江公所总董，苏州旅沪同乡会会长等。民国16年辞去瑞康职务，并投资滋康瑞记钱庄、瑞昶盛记钱庄、宝丰安记钱庄。曾捐资创办吴县城东幼稚园，捐资中华职业学校等教育事业。1945年贝润生病故。

贝祖诒，男，号淞荪，生于1892年，苏州人。1946年3月1日贝祖诒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在一年的任期内，贝祖诒致力于外汇管理，被视为最有才干的财务官员。1947年2月因卷入黄金风潮，贝祖诒被撤职查办。1973年退休，后寓居纽约。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贝聿铭（1917年4月26日—2019年5月16日），男，出生于中国广州，祖籍苏州，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作品以公共建筑、文教建筑为主，被归类为现代主义建筑，善用钢材、混凝土、玻璃与石材。他的代表建筑有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艺廊东厢、法国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2)贝祖诒外汇扩展阅读：

贝氏家族：

明朝中叶，原籍浙江的贝兰堂定居苏州，以行医卖药为生，成为苏州贝氏的始祖。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贝氏由于经营中药业成为苏州四富之一。到了近代，贝氏家族以同为第十三世孙的贝哉安和贝润生两支最为兴旺。

贝哉安及其子孙被称为“金融世家”，而贝润生则被称为“颜料大王”。这两支成就非凡，贝润生在苏州留下了一座修缮完整的狮子林。狮子林是汉族古典私家园林建筑的代表之一，又是苏州四大名园之一。

贝哉安参与创办了上海银行，还协助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贝哉安的五个儿子、四个孙子也都从事金融工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贝哉安的第三子，也就是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

贝祖诒出任过中国银行副总经理以及中央银行总裁。1948年，贝祖诒赴美，担任驻华盛顿中国技术代表团团长。此后，贝祖诒做出了一生中一个重大决定：留在美国。若不是这个决定，日后就不会有建筑大师贝聿铭了。

贝聿铭的叔祖父，“颜料大王”贝润生认为，“以产遗子孙，不如以德遗子孙，以独有之产遗子孙，不如以公有之产遗子孙”，把自己花巨资修缮一新的狮子林，给全体族人享用。此外，他在园子里设立了贝氏祠堂，并在旁边捐资建立了贝氏承训义庄，用来赡养、救济族人。

贝润生与贝聿铭的祖父贝哉安共同捐资在苏州城开办了中国第一个新式幼稚园，二人对苏州的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前夕，孔祥熙一人就卷走了一亿三千万美元，而贝聿铭的父亲，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诒远走美国之时却没拿走一分公款

贝聿铭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就读建筑学，而他的四个子女们，其中三个儿子和父亲一样，毕业于哈佛大学，从事建筑工作，女儿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法律，都非常出色

贝聿铭原本不希望子女继承自己的志向，他告诉儿子们：建筑师是一种老年人的职业，只有到了四五十岁，才能取得成绩。但3个儿子都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贝定中是城市规划师；贝建中本科学了物理，研究生时转学了建筑；贝礼中在哈佛大学念的是设计。

❸ 1944年中国派谁参加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首席代表：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
代表团顾问：
驻美大使胡适，
行政院顾问张嘉敖，
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
立法院立法委员经济学家卫挺生。
代表：
财政部次长郭秉文，
财政部次长顾翊群，
外交部次长胡世泽，
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
财政部顾问李国钦，
中国银行董事贝祖诒，
国货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董事、中国银行董事及交通银行董事宋子良，
财政部驻美代表，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董事席德懋。
代表团主任秘书：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秘书兼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事务长冀朝鼎。

❹ 贝聿铭小档案

贝聿铭小档案

姓名
贝聿铭
性别
男
出生地
广州
祖籍
苏州

学习

经历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美国哈佛大学

主

要

作

品
时间
作 品
赞 誉

1948－1960
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大楼

纽约大学教职员工住宅大厦

1963
费城社会公寓
“人民建筑师”称号、纽约荣誉奖章、“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都市计划”。

1978
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楼
“不可多得的杰出建筑师”。

北京香山饭店

1979
约翰·肯尼迪图书馆
“贝聿铭的唯美世界，无人可与之相比”、“美国建筑史上的最佳杰作之一”、“贝聿铭年”、美国建筑学院金质奖章。

20世纪80年代初
巴黎卢浮宫玻璃金字塔
“当代建筑的十大奇迹”之首、“卢浮宫内飞来了一颗巨大的宝石”。

❺ 贝祖诒的一生

【贝祖诒家族背景】

贝氏家族以行医卖药起家，单是一个贝聿铭在当今世界建筑设计业的显赫地位，就足以令世人对贝家刮目相看了。更何况，这个家族中还出过「颜料大王」贝润生、「金融巨子」贝祖诒，还有那座被乾隆爷原样仿造了两处的花园－－狮子林……

家谱和方志如同历史的岩层一样，小心翼翼地翻开其中的某一层，抚去尘埃，当时的社会状况如同化石一般地呈现了出来。翻开《吴中贝氏家谱》的第一本，苏州贝氏的脉络终于清晰起来。原籍浙江金华府兰溪县的贝兰堂作为苏州贝氏的始祖，于明朝中叶以行医卖药为生定居苏州。到了清朝乾隆年间，贝氏由于经营中药业成为苏州四富之一。如今的贝氏家族支脉繁杂，据民国时「承训义庄」印制的《吴中贝氏家谱》中记载，贝氏那时已经延续到第十六世了。

近代，贝氏一族最为兴旺的支脉，是同为第十三世孙的贝哉安和贝润生两支。他们的六世祖是亲兄弟，两人同为贝氏余脉，却都不以医药业成名发家，贝哉安及其子孙被称为「金融世家」，而贝润生则被称为「颜料大王」。贝哉安年长贝润生4岁，两人关系甚密，曾共同为苏州政建和家族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

贝理泰，号哉安，生于1866年。其父贝晋恩曾在浙江为官，告病还乡后，与人合伙在苏州一带经营典当、酱园等行业。贝哉安青少年时便中得秀才，20岁时成为苏州府学贡生。在他即将走上仕途时，由于父亲去世，他只得放弃事业，挑起了家庭的重担，打理父亲留下的大批产业。经过七年的经营，他将所有的产业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能脱出身来计划自己的将来。由于他极善理财，为人又有着很好的口碑，知县吴次竹很赏识他，聘他为幕僚，掌管赋税和财会工作，当时被人称为「钱谷师爷」。

后来贝哉安协助陈光甫、庄得之于1915年创办了上海银行，1917年出任苏州分行经理。他还协助陈光甫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新型旅行社－－中国旅行社，后来又在苏州成立了分社，贝任经理。当然，仅凭贝哉安的这点资历，在巨头林立的上海滩是不足以被称为「金融家」的。之所以享得「金融世家」美誉，是因为他还有五个儿子、四个孙子从事银行工作。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贝哉安的三子贝祖诒，也就是贝聿铭的父亲。

【贝祖诒生平】

贝祖诒，号淞荪，生于1892年，苏州东吴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曾供职于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公司统计部。1914年贝祖诒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先后担任广州、香港、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副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时任行政院长、掌握财政金融大权的宋子文，极为赏识已是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的贝祖诒。由他推荐，贝祖诒于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在一年的任期内，贝祖诒致力于外汇管理，被视为最有才干的财务官员。后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主张开放外汇，抛售黄金，因外汇枯竭引起黄金风潮，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1947年2月宋子文和贝祖诒被迫下台。1973年贝在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办事董事11年后退休，寓居纽约，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贝祖诒虽曾身居要职，但公正廉洁，在他负责的银行中不用亲戚，众多兄弟，子侄从事金融工作，但没有一人是在贝祖诒的银行工作的。

【贝祖诒家庭】

贝祖诒东吴大学毕业后，娶了庄的女儿为妻。庄氏出身名门，是一位笛子高手，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夫妇间十分恩爱。1913年，他们添了个女儿，取名贝聿华。1917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初六），他们又添了一个男孩，他就是贝聿铭。

1930年，庄氏患癌症在苏州逝世，留下了年仅13岁的贝聿铭和弟弟贝聿昆、贝聿枞以及三个姐妹。

中年丧妻使贝祖诒十分沮丧。他所在的银行为了使他从丧妻的悲伤中解脱出来，决定派贝祖诒出访欧洲，考察欧洲国家分行的工作情况。就在这次出访中，贝祖诒邂逅了蒋士云。当时贝祖诒40岁，而蒋士云仅21岁。

蒋士云，作为江南名媛，外交家蒋履福的女儿，她不仅以艳丽容貌，而且更以娴熟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让上流社会为之惊羡。蒋小姐的人生也很传奇，在未嫁给贝祖诒前差一点嫁给张学良，尽管后来失之交臂，但张学良至死都念念不忘这位“士云贤妹”，并称她为“自己最喜欢的女人”。1991年当张学良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阴影中走出来时，第一个想去美国会面的人就是这位贝夫人。他在纽约的三个月，即下榻贝公馆。也是由于贝夫人的穿针引线，才让张学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为世人留下了一份厚重的“口述历史”。

蒋士云当时为了忘掉张学良，把心底的痛苦变成自己发奋读书的动力，远赴欧洲求学，开始新的生活。而贝祖贻则因发妻庄夫人新丧，是前来欧洲散心消愁的。蒋士云与贝祖贻早在上海和南京就见过面，此次相逢国外，又是同病相怜，所以与贝祖贻交谈数日，沉寂的心灵竟然碰撞出爱之火花。

蒋士云的父母无法允同婚事，因为贝祖贻膝下毕竟已有6个子女，年长士云许多。可蒋士云是个极重感情的姑娘，经过书信交往，毅然决定嫁给贝祖贻做续弦夫人。1932年春，他们在法国巴黎举行了婚礼。

蒋士云现在还健在，目前住在纽约。她与贝祖诒只育有一女。女儿已成家，只在每星期六回到曼哈顿的高级住宅和母亲共度周末。

❻ 请问：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哪些有名的银行家或金融家的人物

古代我国是没有银行业与金融业的，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后来清兵入关以及闭关锁国，萌芽被扼杀，清朝末期到民国，现代银行业与金融业在我国产生，这段时期，我国有早期的票号接近于银行业，后来还有十里洋场大上海的金融家和外国银行帮办，现列出比较著名的一些人物：
乔致庸（1818年－1907年），字仲登，号晓池，山西祁县（今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胡雪岩（1823年9月29日－1885年），名光墉，字雪岩，以字行，幼名顺官，安徽绩溪人，晚清时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以杭州经营的钱庄为本业，发迹后扩展至当铺、房地产，也触及盐业、茶业、布业、航运、粮食买卖和中药行、甚至军火等事业。其中主要以在各行省设有二十多个支店的“阜康钱庄”，阜康钱庄之典据在于‘华阳国志’中“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以及创建于杭州清河坊大井巷的胡庆余堂国药号为两大主要事业。
陈光甫：(1881年-1976年)，中国银行家、中国近代旅游业创始人。原名辉祖，后易名辉德，字光甫，以字行世。江苏镇江人。他读私塾数年后，去一家报关行当学徒，刻苦学习英文，后考入汉口邮政局。22岁随中国代表团参加美国国际博览会。会后留学美国，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商学院，1909年毕业后即回国。办南洋劝业会初露才华，被江苏巡抚程德全任为江苏银行总经理。由于自己的改革主张不能实现，毅然辞职。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监督。1914年转任中国银行顾问。翌年6月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资本从最初的10万元发展到后来的500万元，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由此登上上海银行公会会长宝座，成为上海金融界的领袖。1923年8月，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设立“旅行部”，1927年该“旅行部”独立挂牌注册，并易名为“中国旅行社”。这是中国近代旅游企业化的标志。1927年他又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为蒋介石筹募军饷。1928年出任江苏省政府委员、中央银行理事、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和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31年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开设宝丰保险公司。1936年3月，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高等顾问。1937年，任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中将衔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立复兴贸易公司董事长，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主席。期间，受蒋介石指派赴美国谈判借款事宜。当时的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曾赠诗与之共勉：“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最终他们促成了数额为2500万美元的中美“桐油借款”。1939年和1940年又促成了两笔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贷款，为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2]1947年任国民政府委员，并主管中央银行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1948年当选立法委员。1950年陈光甫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香港分行易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在香港注册。1954年定居台湾。196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台北复业，任董事长。1976年卒于台北。
庄世平，1911年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县果陇村（今属广东省普宁市），早在1949年就在香港创办南洋商业银行，第二年创办澳门南通银行。然而靠着他的审时度势、对经济、金融的广博知识以及不懈努力，他在香港这个经济社会中，渐渐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南洋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也在70年代一跃而成为香港中银系统的第二位。从1959年起，历任第二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第六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贝祖诒，号淞荪，生于1892年，苏州人。苏州东吴大学唐山工学院毕业，曾供职于盛宣怀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公司统计部。1914年贝祖诒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先后担任广州、香港、上海分行经理及总行副总经理。抗战胜利后，时任行政院长、掌握财政金融大权的宋子文，极为赏识已是中国银行副总经理的贝祖诒。由他推荐，贝祖诒于1946年3月1日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在一年的任期内，贝祖诒致力于外汇管理，被视为最有才干的财务官员。后为了对付通货膨胀，主张开放外汇，抛售黄金，因外汇枯竭引起黄金风潮，再加上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1947年2月宋子文和贝祖诒被迫下台。1973年贝在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办事董事11年后退休，寓居纽约，1982年12月27日去世。
贝祖诒虽曾身居要职，但公正廉洁，在他负责的银行中不用亲戚，众多兄弟，子侄从事金融工作，但没有一人是在贝祖诒的银行工作的。
陈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195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稳定金融物价，结束国民党政权留下的长达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调整工商业，恢复国民经济，保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对粮食、棉花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等重大决策和活动中，在有步骤地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在制定和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开创性工作中，他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谨慎而又现实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做出了被公认为卓越的贡献。他坚决反对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进行的阴谋分裂党的活动。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先后兼任过商业部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发言。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突破苏联经济模式的新的经济体制构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领域，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进行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流通领域，国家掌握的市场是主体，自由市场是补充。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1957年1月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组长。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反对不顾现实条件的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主张建设规模一定要和国力相适应，要在安排好人民生活的基础上扩大建设规模；主张国民经济计划必须坚持综合平衡，实行按比例地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国民经济遭到严重困难时，他受毛泽东委托调整关系经济全局的过高的钢铁生产指标，并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道，果断地采取了动员城镇2000万人下乡、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等一系列正确的措施，恢复了国民经济。为了解决农业发展中所遇到的困难，他到上海青浦等地调查，建议对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代表了中国农业改革的先驱思想。他的这一主张和其他切合实际的经济主张，曾被人认为“右倾”，而受到毛泽东的冷遇。“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党内只保留了中央委员的名义，被下放到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1972年4月回到北京，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他提出要很好地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以便在世界市场中占有中国应有的地位。

林毅夫，男，原名林正义（到大陆后改名），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8年2月，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2012年6月，世界银行副总裁的任期已届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