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艾福瑞专家告诉你如何汇率低估是通货膨胀主要原因
艾福瑞专家说，外汇资产由央行在市场用人民币购买而来。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资产方基本上是债权类项目，包括对政府的债权、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央行无法动用这些已经借出去的钱去购买外汇（不像大多数企业，比如有现金资产，如果用现金购买设备，则现金资产减少，固定资产增加，资产项目总额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央行必须借钱去购买外汇。在负债类项目，政府在央行的存款应该可以利用，但实际上没有（1999年底为大约1800 亿元，2009年底为2万多亿元）。央行购买外汇的负债来源包括：发行债券、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印刷货币。
1999 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在这一年，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在央行的存款大约为1.5万亿元，这笔钱足可以购买相当于1.4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资产，另外，央行在这一年发行的债券只有区区的119亿元（因为根本不需要额外的筹资渠道）。到2004年，央行的外汇资产升至相当于4.6万亿元人民币，购买这些外汇所能筹集的（负债类项目）资金来源包括：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3.6万亿，和发行债券（应该就是大家熟悉的票据）筹集资金1.1万亿元。大家注意，存款准备金本来是央行为了控制货币流通而要求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现在这笔钱又全部出去了，存款准备金基本上失去了作用。当然，央行也没有把事情做绝，3.6万亿的存款准备金不足以支付购汇所需资金，于是央行发行了1.1万亿的债券筹集资金。到2009年，事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央行的外汇资产升至相当于17.5万亿元人民币（2.4万美元），而购汇资金来源包括：存款准备金10.2万亿，和发行债券筹集资金4.2万亿元，但这些钱仍然不足以支付购汇所需资金，剩下的唯一渠道就是真正的印刷钞票了，因外汇占款而额外印刷的钞票为3.1万亿元（=17.5-10.2-4.2）。截至2009年，央行外汇占款所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13.3万亿（=10.2+3.1）占所有基础货币14.4万亿的比例为92%。如果继续观察2010年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这一趋势同样明显。另外，在过去10年间，基础货币增加11万亿元（=143,985－33,620），外汇资产增加16.1万亿元(=175,155-14,061)，基础货币投放的增量全部来自外汇占款。
中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和汇率政策对货币政策有如下影响：
第一，艾福瑞专家说，我们一直在批评央行印刷钞票太多了，实际上并不多。截至2009年底，也只有4.2万亿元不到，但问题是中国央行把10.2万亿存款准备金又重新投入了市场，所以基础货币供应量应该包括货币发行和存款准备金两部分。央行公布的货币供应量表中的M0却没有包括存款准备金，给很多人以误会
第二，艾福瑞专家说，中国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失效。比如银行吸收存款100元，它会把17.5元存入央行，这17.5元就是存款准备金，通过这种方式，把钱从商业银行抽至央行，这是控制货币流通的手段，但现在的情况是央行左手把这笔钱收进来，右手（通过购买外汇）又把这笔钱投入了市场。2010年11月13日中国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至18%，该措施对控制货币流通起的作用非常有限。
第三，艾福瑞专家说，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发行是中国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主要手段，截至2009年底，这一比例已经大到可怕的92%，而增量投放全部来自外汇占款。
第四，艾福瑞专家说，央行的货币政策职能被混淆。央行可以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很多央行在历史上做过，现在也在做。中国央行通过发行债券筹借人民币然后在外汇市场买卖外汇，这没有问题，动用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买卖外汇，也说得过去，但印钞票去买外汇就说不过去了，这把正常的市场行为和央行发行货币的职能混淆。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央行可以用印刷货币的方式，收购中国私人部门（个人和企业）所拥有的全部财产，进而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组织。根据日本央行2009年资产负债表，日本央行完全可以不动用储备货币（包括货币发行和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收购外汇资产，另外，在过去10年间日本央行外汇资产的增加仅占基础货币增加额的5.8%，这一微小数额的增加很可能是因为外汇资产收益的增加而不是日本央行通过动用基础货币来购买外汇资产。 （编辑：艾福瑞）
『贰』 周其仁：为什么香港税率那么低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放，在土地方面急急引入香港经验，解开了当时不准土地转让的历史难题，也开启以土地为工业化、城市化筹资的新路。说来蛮有意思的，从那个时候起，大陆、香港的地制如出一辙，不是“两制”，而是“一制”。
香港的“资本主义”，怎么那么快就进入了大陆？十年前写《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涉及土地制度变迁，我对此有所讨论。当时是这样说的：“被叫做‘资本主义’的经济里面，香港是一个例外。因为是殖民地，香港的土地曾经全部归英国女王所有。为了在国王的土地上发展经济，香港发明了一个‘土地批租’制，由政府主事，让工业家、地产批发商竞标购买一个时期内的土地使用权。政府‘批’出土地，得到收入；业界得到清楚的、可以再度交易的土地使用权。”
其实没有“发明”。鸦片战争之后，港岛割让给英国，于是香港的土地就成了英国皇室财产，与其在英国本土的皇家土地一样，都是Crown land。请教过在英国任教的朋友，那里的惯例，Crown land也可按年期批租给民间。要注意，不是“断卖”，而是“批租”。我的理解，这样英国皇家既有银子花销，又不用背上“出卖祖业”之骂名。只是香港在远东，英国又要求香港“财政自立”，于是香港Crown land的批租权，就交给港英政府行使，租金所得也归港府库房。这样，香港的Crown land就被通称为“官地”。
“官地”是公有土地的一个类别。欧美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的，明确归政府所有，所以也可以进一步明确为归联邦、州或城市政府所有。香港的特别之处，在于全部土地皆为“官地”。这是1843年《英皇制诰》宣布的。其实也不准确。因为港岛系割让，但九龙的部分和新界却是租借的，土地所有权当有不同。可是要殖民地当局“确权”，就没有那么多道理好讲了：除了新界部分农地为村民所有，其他港地一律被宣布为“官地”。
“官地”之利用，当然以官意为主导。先看年期，我看到的资料，1844-1848年间多为一次批租75年，不可续约；1848年以后的50年，改为一批99年；到了1898年，港英政府认识到租期过长不利于政府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代之以75年可再续租75年租约，并要求承租人在期满后支付按新标准制定的土地租金。再后来，75年租期成为标准租期，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但北九龙及新界土地，却又以1898年7月1日起99年减最后3天批出。例外也总是有的，如中环花园道旁的圣约翰教堂的土地，就是英王赠与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所以这幅土地属“永业权(Freehold)”，不同于其他承租人的“租用业权(Leasehold)”。
土地批租也不一定都有偿。通常，香港政府对公用事业、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教堂、庙宇等，多以无偿方式批出土地；对于不营利的公益用地，有时只收取象征性地价。对那些经济效益不十分突出、但政府决定支持发展的行业与企业，也可免交地价或以低于市价的官方优惠价供地。至于香港政府自己的办公用地，则完全无偿。批租土地的方式，也是公开拍卖、招标或私下协议并举。这些“灵活性”如何掌控，完全由政府凭所有者身份来决定，仅受香港政制的约束。
最为特别的地方，是香港之官地，即便已经批租给公司或个人，且在约定租期之内，但只要官家“为了公共利益”，便可以“收回”。为此，香港法律专门有《收回土地条例》，规定因卫生欠佳、不适合人居住或危害健康、或为军事利用以及“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为公共用途的任何类别用途”，政府就可以把官地“收回作公共用途(resumption for a pub-lic purpose)”。政府收回官地，要给以“公正的补偿”。原租用业主有异议，也可要求独立的“土地审裁处”裁决。但拒绝迁出者，政府可以“占用官地”的罪名起诉、强制执行。就是从此扇窗口看进去，我才对用“合约理论”处理政府题材，从根本上怀疑。
这样，官地公有，所有权不买卖、不出租，但政府可批租收益，并以最终所有者的身份主导土地利用契约的订立和执行，就构成了香港地制的主要特色。十年前我的评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外”，当不为过。也正因为是个例外，所以才与大陆的体制一拍即合。这里被高度市场化了的，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至于土地的国家所有权，连同政府主导土地利用的控制权，岿然不动。
很明白，这样引进的港式土地批租制，不会损害大陆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由于法律禁止所有权层面的买卖、出租和转让，所以土地公有制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新的变化只发生在使用权层面，且定下转让的年期，在期内政府也可视需要“收回”(大陆叫“征用”)土地，到期更可以“收回土地连同其上盖”！仅此变化，政府就可以坐收土地出让金，筹得大笔公共资本。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引进容易，效果立见。不过，这一套是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不尽然。十年前我看到的，是下面这一点：
“不料政府当‘地主’，也可以别出心裁。为了获得更多一点财政收入，香港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应数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规划’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楼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为香港的土地资源已经耗尽。事实上，港九岛上未开发的土地还有70%强！
“如此一来，我们东方之珠的地价就在全球称王。是的，香港的税法简明而所得税率很低，连弗里德曼都说过值得美国学习。但是，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举世无双。香港要不是具有区域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的竞争优势，那样天价的土地市场无论如何是撑不住的。”
十年来，除了地价房价蒸蒸日上，香港经济究竟还有多大的看头？数来数去，还是那几位老辈地产商在那里引领潮流，但见前浪、不见后浪。制造业早就移师内地去了，本地的“数码革命”，出不来苹果也出不来三星，最后能熟门熟路造就的，还是一座座地产之“城”。
香港土地模式席卷大陆，“土地财政”外加“土地金融”，威不可挡。但是花团锦簇的繁荣之下，也露出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公有土地在政府主导下批租筹资，既然“两地一制”，那么经济逻辑也一致，引发的后果也相似。所幸大陆比香港大了好几千倍，港式土地方面的病灶由沿海转到内地，“发作时间”看来比较漫长。不幸之处也有的：国家幅员辽阔，多级政府体系庞大，法制又薄弱，巨大的土地利益包围政权、腐蚀官员，防不胜防。君不见，十年来几乎所有的腐败大案，皆与土地有关？为反腐防腐，土地管制要搞到叠床架屋，土地政策更是变化多端，这在“原产地”香港，反倒不多见。
『叁』 周其仁：土地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吗
周其仁：土地对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吗？
屈指算来，农村改革30多年了。不知道将来的史家会选哪一个时点作为这段改革史的开始。就我所知，在实践层面改集体大锅饭的行为，早在1977年安徽的一些地方就秘密出现了。更早的责任制，甚至可以追溯到1956年的浙江。至于普遍重建自留地——集体所有权、农户家庭永久的使用权——则是始于大饥荒后1962年的事件。从得到合法承认的时间算，中央文件说“可以、可以、也可以”，是1980年；把包产到户纳入“社会主义农业”，是1982年。怎么算，现在看都是30年以上，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
不过正如本专栏前几篇评论所举证的，新的农村体制拖泥带水，还留有苏联式集体经济的尾巴。一是按人口不断调地的逻辑尚未彻底终结，所以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没有做到真正的长久不变。二是“政社分开”并没有贯彻到底，特别是到了村庄一级，“政社合一”依然挥之不去。这对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继续发展，对城乡政治、社会、观念的架构，当然有着基础性的影响。
制度层面的“尾巴”，根源在观念。一些流行的概念、术语、推理和对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的理解和解说，常常支持着那些制度上的尾巴。别无他因，盖制度变革是一系列的公共选择，凡想不通的——或讲不明道理的——深入改革师出无名，只好不了了之。或受某些见解的束缚，还没好好思索就根本不敢再想，当然也就没了变革的行动。
个人的看法，1990年代后流行起来的“农地承担社会保障功能”之说，怕要仔细辨析一下才比较妥当。讲起来很唬人：中国农地与众不同，除经济功能外，还承担着社会保障功能，倘若继续改，轻则工业化、城市化的波动无从消化（主要指农民工回乡无地可种），重则“无地农民”变成流民造反，天下大乱。念叨这套话语的名家不少，读者到网上一查便知，我这里就对言不对人了。
“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开始是对人民公社制度的一种描述。公社体制“公”字打头，除了与“主义”挂钩，实际上打动农民的，就是任谁——包括劳力不强、甚至丧失劳动能力的社员——都可以分得一份工分，再转成一份口粮、柴草等消费资料，好歹最低生活有个保障。此“保障”，依托的不是本人当期的劳动所得，而是其他社员的劳动成果在公社（或生产队）范围内的再分配。说“社会保障”也没错，因为这是一套社会性的制度安排，意在使劳力弱或根本无劳力的社员，也得到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
其实，任何“社会保障”都离不开经济基础——总得有人干活，才保障不能干活者的生存和生活。经济基础强，保障水平就高；反之则反之。人民公社大锅饭开不下去，就是普遍来看，在该体制下能干的也不乐意多干，结果贡献于保障的实力越来越小，吃保障的却越来越多。“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年长日久大家一块儿穷，结果是吃不上饭的地方先改革，告别集体、包产到户。
分户种地，新问题不少。其中一个，村里的五保户、孤寡伤残户怎么办？他们倒也分得了一小块土地，可是家庭没劳力，或有劳力也太弱，种不上、收不下，就是包了地也满足不了最低生活需要。1981年农村发展研究组在安徽滁县地区（今滁州市）调查包产到户后的新问题，其中比较尖锐的就是新形势下的农村扶贫。我当时学到的，就是当事的农民和干部并不是像外来人想象的那样蠢——似乎非退回到公社大锅饭，才能实现“社会保障”。当地的办法聪明得多：一是把家家承包户上交的提留（包干制的前提是“交够集体的”），拿出一块来扶贫扶困；二是缺劳困难户把自己不能好好种的地，交给多劳户种，然后分享部分所得。
从这里得到的启发是，农村的“社会保障”，总要以更充分、更高效利用土地、劳力资源为基础。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了，再分配的基础厚实了，才谈得到实施社会保障。公平第一、打倒效率，最后只能是普遍贫穷。
到了湄潭，改革再进一步，问题又来了。增人不增地，那增人多的农户耕地相对就少，是不是不公平？增人少地达到一定水准，那些农户岂不是陷入绝对贫困，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再深入一层，对贫户和困难户，社会要不要管，要不要实施某种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用当时当地人朴实的语言来说，“人非草木，都要吃饭”，现在搞增人不增地，一部分人家不够吃饭的，怎么搞得下去？
湄潭的解决方案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增人不增地，意在提升在那个地方耕地的利用效率：减少碎片化、稳定耕作预期、增强对耕地投资的意愿。更要紧的，是把传统农区的人口压力，引向开发非耕地资源，开拓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要明确，硬化农户家庭之间利用耕地资源的产权边界，并不意味一定减弱农户对村庄范围济贫的责任——当地提出的“有偿承包”，其实就是在农户增产基础上保证各家上交村庄的提留。提留不可以帮助贫户和困难户吗？
讲到底，是不是惟有低效利用土地资源——不断按人口平分越来越少的耕地——才能实现农村的社会保障？其实，在任何情况下，能保障人们生活的，不是资源和资产（包括土地）本身，而是从资源和资产里产生出来的“收入”，即那些可以带来享受的经济物品。倘若土地没有产出，它拿什么承担社会保障功能？倘若土地产出很低，或越来越低，它能承担的社会保障水平也就很低，或越来越低。在逻辑上，土地的利用方式决定着它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水平和能力。
很有趣，声称按人口不断调地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其实不那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讲过的，那是苏俄的“村社”传统，从来就不是人多地少的中国传统。中国的农业制度安排，有家庭小锅饭，但搞不起村社大锅饭。说中国小农经济没出路，是说人口压在狭小土地上，即使“家庭小锅饭”最后也无济于事，根本出路是要把非耕地、非农业、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大门打开，而绝不是将中国的小农经济“改造”成苏俄村社式的集体经济。那是绝路一条，被人民公社的失败所证明。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与苏式集体经济的尾巴彻底告别。
即使土地得到很充分的利用，仅仅在土地收益基础上的“农民社会保障”，对全国多数地方来说也不会很高。还要把非农收益纳入，农村社保水准才有更可靠的基础。举一个例，今年正月十五前后到福建龙岩，当地介绍近年农业保险有很大发展，新开发的险种几乎囊括所有农业种植、养殖的品种和生产环节。办法是财政出一点种子钱，农民按赔付率分品种买保险，一旦摊上灾害，保险公司理赔。我自己是参加了医改辩论才明白，“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起源于“社会保险”（socialinsurance），基本机制是在大范围内发挥规模经济效果，对付概率上可把握风险事件。这是农民急需的，也是传统农业和村庄的社会保障模式不可能提供的。
湄潭真正触动人们神经的地方，也许是那里的改革探索把农民从狭小耕地上引向耕地以外的广阔空间。由此，大规模的流动、重组、集聚不可避免，也因此搅动“安稳”的乡村结构。对一些论者而言，似乎这就是大厦将倾、天塌地陷。于是乎，把所有人口拉在不断再分配耕地的游戏里，说成是农村惟一的社会保障，好像保障没了，社会就完蛋了。问题是，真有这么一回事吗？就算真有，他们开的药方就能挽狂澜于既倒吗？
把离开土地的农民视为“洪水猛兽”，倒是中国上层建筑里的一个传统。君不见历代皇权，一概忙不迭地在那里固本抑末。这里的“本”，不消说是务农。“末”呢？就是经商、务工、搞服务。可惜算不得好传统，因为实践检验的总结果，是这套经济思维与近现代的经济大势背道而驰，活活把中国带进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工业化、城市化大潮终究不可阻挡，而惟有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才有现代农业的道理，也才开始显示新的逻辑力量。
『肆』 美国加息和中国房产有什么关系 还有中国外汇储备和房价又有什么关系呢
看周其仁的博客关于稳定汇率与本国货币的关系，就明白了。
『伍』 周其仁再谈为什么要对产权争论做出回应
实习生 吕天玲 “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吃萝卜的农民。于是他就念：‘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罚50’。农民急忙捡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罚150。’”这是 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座上讲的一个故事。 这次讲座中，周教授对此前写的一篇文章“我为什么回应郎咸平”作了补充，“在改制问题上，应当给国有企业一条路。而不能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他说，海尔改制也不行，TCL改也不行，不改被人家买走了还不行。请问国有企业改制应该怎么做？我们总应该给他们一条路走。 周其仁说，苏联70年，我们40年的成绩可以看出，改革是没有回头路的。如果我们采用苏联的办法，每人发一万卢布开始改革，那算公平吗？一万卢布从人均来说是公平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公平。所以说，公正与公平的界定不是很简单的。 周其仁以联想集团为例发问，柳传志到底为其做了多大贡献，怎么界定，谁来界定？他认为，应该由相关各方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谈判。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把权力的力量躲开。 他说，如果没有张瑞敏，哪有现在海尔的无形资产？但是问题是，我们开始搞全国的产权改革，很多其他没有为企业做过贡献的人，他们也来要求股份。最重要的问题是，用什么办法将两者分开。“我的建议是，让利益相关各方在一个市场机制下讨论、界定这个历史贡献”。 他认为，海尔在改制中要得并不多，无形资产划到职工持股会算600亿元，现在租给海尔公司用，每年给10亿元，这并不是全拿走。是一个分层，而且进入具体情况，也不会让你全部拿走的。 最后周教授强调，资产是合作创造的，现在界定产权也要在合作当中界定，这是一个历史的包袱，谁也别想说对这个历史不付代价。
『陆』 周其仁院长所讲，哪一个概念使城市土地供应有弹性
周其仁院长所讲,(密度)使城市土地供应有弹性。
『柒』 周其仁：人民币汇率是如何形成的
“汇率”简称为ExRate，亦称“外汇牌价”、“外汇行市”或“汇价”等。EXRATE是英文的 “Exchange Rate”（汇率）的缩写。是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货币的名称不同，币值不一，所以一种货币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货币要规定一个兑换率，即汇率。
而人民币的汇率是有中国央行来控制，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会员制度。外汇交易中心是会员制，会员主要是国内各大商业银行，包括四大行股份制城商行等等，是否有财务公司不太确定。网站上有会员名单，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查一下。还有一部分是外资银行，不过占据的份额较小，这个市场的主角是四大行。所以很多人讲“货币战争”，境外势力攻击人民币汇率云云，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因为他们不是会员的话，无法交易人民币。申请成为会员需要央行批准，在非常时期，自然不会批准新的交易者。
第二是交易机制。也就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首先，人民币依然是盯住美元的，即银行报价是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其他币种的汇率通过美元和该币种的国际汇率套算得到。其次是报价。每天在开市前，各会员会根据自身的结售汇和头寸情况，向央行报出今天的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汇率。央行根据各会员的报价，使用某种方法计算出一个中间价公布，作为今天交易的基准。这个计算公式不知道是什么，央行的回答也比较模糊，说会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不过从历史来看，主要还是在根据各会员的报价情况，再考虑美国那边的政治压力。最后是交易，各会员在此中间价基础上，开始今天的交易。但注意有波动率限制！最初是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0.5%，后来改革成了1%，现在好像是2%。这样的交易机制基本不会出现汇率交易大涨大跌的情况。很多人可能纳闷2%这么小啊，那没搞头啊。其实银行间外汇交易本金很大，一次几亿很正常。不同于我们去银行柜台买外币，不太在乎小数点第三位，甚至第二位的高低。但小数点第三位对几亿的交易的影响可是几百万啊，对银行很重要的。
第三是央行交易。银行每天都要把外汇头寸轧平，多的就卖出去，少的需买进来，这就产生了互相之间交易的需求。但这还不够，光是会员之间的交易还不是完全的管理，央行也要参与进来。央行在上海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这块的交易，每天将各会员卖出的美元多余美元全部买进。这里问题来了。第一为什么在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大家愿意卖给央行？答案是央行无法通过行政命令让各银行卖给它，只是因为央行出价最高。第二，为什么央行出价最高，或者说它用什么买的？答案是自己印的人民币，因为成本低，所以可以出高价买。所以所谓的央行被动发钞是从这里来的。我见过不止一次知乎上的大号讲强制结售汇。强制结售汇已经过时了好吗？所以当中国外贸很好，企业持有大量外汇，把大量外汇卖给银行，银行再卖出大量外汇时，央行只能被动地大量吃进，一路推高汇率。
上述三点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是浮动的，每天每时每刻都不一样，都在变动，并且这个变动是市场驱动的，是交易员公平交易的结果。但变动是有度的，是在央行的掌控下的。谁能交易，怎么交易，交易的价格基础多少，交易金额是多少，幅度多少等等。央行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定了调子，所以是有管理的。
望采纳！
『捌』 我怎么看华生周其仁之争
萧三匝：你对周其仁与华生关于土地制度的争论怎么评价?
秦晖：华生是反对土地私有制的，但他反对的理由和现在流行的那种说法不一样。流行的说法是，土地一私有就会出现土地兼并和无地农民，还有可能爆发农民战争。华生一直强调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而是所谓的土地规划问题。他一再讲，他是不反对土地私有制的，只是主张政府要有规划权。如果华生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他和周其仁之间就不应该有什么分歧。实际上，华生还是要为政府的征地权辩护的。对华生而言，我觉得最值得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的规划需要用强制征地这种办法来实现吗?华生说政府对土地用途的管制是全世界一个普遍现象，但像中国这种强制征地可不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这两者之间的逻辑是可以互相推演出来的吗?当然不是的。
萧三匝：历史上，中国的地权到底姓公还是姓私?
秦晖：有人说中国很早就有了私有制，他们的理由是，农村的村社这些小共同体对地权的干预，中国要比西方少。西方在中世纪，农村公社是很发达的，公社对土地的干预很多，土地是不能流动的。他们说，中国的土地最早是私有的，西方各国土地私有都是近代才有的现象。如果你讲的私有是指对小共同体而言，那的确是这样的，甚至我觉得以前的一些说法就有点夸大。比如，以前我们经常讲中国的土地不完全私有，因为土地交易的时候亲族邻里具有优先购买权，卖地首先要卖给同姓的人，他们不买我才能卖给别人。中国有些地方的确有这样的习惯，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这个习惯，而且这个习惯是被夸大了的，实际上这个习惯对中国土地流转的限制要比我们现在很多人强调的小。在我们以前对旧社会的叙述中，把家族的危害夸大得很厉害，最典型的就是 “五四”时期的《家》、《春》、《秋》那种描写，把传统家庭说得非常恐怖，祠堂、宗族好像无所不能，实际上没那么厉害。中国传统的小共同体包括家族、村社、邻里等等，它们对产权的干预是比欧洲少的，但是朝廷对土地的干预要比欧洲大得多得多。所以，如果我们讲中国古代土地到底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必须问你讲的私有是针对什么而言的私有，你讲的公指的是什么公?
中国的朝廷自秦以后，对土地管控得非常厉害。从纵向来讲要比西周，比所谓井田制时代厉害得多了。从横向来讲，比世界其他地方也要厉害。所以要讲中国的地权到底是私有还是公有，我不说整个朝代，就说秦这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现在对秦的土地政策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说商鞅变法，开创了土地私有制。说商鞅变法，坏井田、开阡陌，民得买卖，从此就有了土地私有制。还有一种说法正好相反，说商鞅变法实现了国家对土地的严格管制。管制到什么程度呢?上世纪七十年代，四川省青川县出土了秦代的土地法。在这部土地法里，土地多长多宽为一丘，每隔多远要修一条路，田间道路应该怎么养护，政府都规定得非常详细。你看到这个田地就会想到农业学大寨时期的一句话，叫做“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规定得那么详细，其实是做不到的。不要说秦代做不到，就是农业学大寨时期也没有做到，但是你可以看出秦对土地管制得何等严厉。秦不仅对土地管制得严厉，整个经济政策都是非常强调国家垄断的，强调利出一孔，老百姓家里头不能有余粮，除了口粮以外所有的粮食国家都要收走，民不能积粟等等，它怎么会提倡土地私有制呢?
秦在某一个方面的确是非常鼓励私有制的，那就是你对爹妈私有，对三妻六妾私有，对村里私有，对家族私有。秦制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强调个人摆脱小共同体而独立。但是它让你摆脱小共同体的原因是它要你直接成为国家的人。讲得简单点，它不允许你依附于父母，原因是它要求你依附于皇上，要求你可以为皇上杀爹杀妈、六亲不认;它提倡摆脱包办婚姻，目的是它要包办你的婚姻。所以从小共同体内部而言，它提倡每一个人都有独立的权利。你说秦代的土地制度是不是私有制呢?针对西周的那种族群土地而言，它肯定是主张私有制的。西周那个时代没有什么强大的国家，整个中国是无数的部落和小家族组成的，土地都是小家族、小部落所有的，秦改变了这种状况，把所有人原子化，不准有部落存在，从这点讲它是主张私有的。但是这样的私有并不是说个人就真的有了受尊重的产权，而是说国家就把你控制了。
我国2000年来的土地制度，包括土改都是这样的。土改的对象除了地主以外，很重要的是农村中的公地。土改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彻底的私有化改革，就是把传统农村中的公产公田全部分掉。土改以后，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彻底的私有制，所有的土地都分到户，变成了私有土地。但是这样的状况只维持了几年，“一小二私”就变成了“一大二公”，而且变起来非常容易，中间不需要任何过渡。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因为这种所谓的私有只是针对小共同体而言，而没有小共同体以后，国家控制原子化的个人要比以前更容易了。
所以，在中国，如果要谈私有公有，主要是谈个人与国家的权利相比而言，而不是个人与小共同体的权利对比而言。我们关心的是政府会不会动你的财产。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秦以后的中国政府一直有比较强的控制能力。
萧三匝：现在几亿农民工进城，农村土地严重抛荒，这个问题在未来怎么解决?最近提到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但流转遇到了很多法律制度需要突破的问题，现在金融领域通过信托等各种方式来解决流转，可不可以通过一个类似股权交易所一样的平台来实现农村耕地和建设用地的正常流转?
秦晖：这个问题不是现在才有，其实90年代以来就有所谓的农地流转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似乎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处境，推动流转和阻止流转都有很多弊病。90年代开始在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所谓的“二田制”，这其实就是土地流转的一种方式。当时很多地方把农村中分给大家的承包地重新收回来，只留很少一部分作为口粮田分给大家，大部分的土地叫经营田，采取招标承包的方式经营，谁家的承包款多就给谁。理论上讲，这有利于所谓的集体，但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乡村领导捞钱的办法，实际上剥夺了农户的一半土地，供他自己招标。后来政府就说，这个不能提倡，实际上取缔了这种做法，因为这等于是把农民的土地抢走。
后来这种事情出现了好几波，土地流转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是，如果农民自愿要把土地交出来，我们设置了很多障碍，说所有权不能变;但是农民如果不愿交出来，我们又用种种强制手段，逼他们不得不交出来。因此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陷入了一个两难处境：假如你说土地流转是值得提倡的，那么就会大量出现政府用强制手段夺取农民土地的现象;假如说土地流转是不应该提倡的，或者说我们要考虑到无地农民的危险，要考虑到土地是农民最后的保障，那就变成农民想卖地也不行。.........
『玖』 周其仁；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菜鸟经济学理论。
看看权威媒体上发表的理论文章，标题或者落款，都是什么什么单位（一个金鸟笼）、某某某人的大名（一个金鸟），即使有一个金鸟笼做背书、做包装，再看他那排列整齐错落有致的垃圾文章，如果只看外观不读内容，真像是一篇好文章出笼了，假如读者直接读内容，就会得出结论；理论文章就是破碎的八卦，假如他再发一篇文章，又是卜上一卦？文章的内容就是拼凑的垃圾、金鸟笼就是忽悠人、金鸟其实就是一个菜鸟。中国新领导人形容过“笼子政治”的概念，因此中国就是一个笼子政治，金鸟笼里豢养了很多菜鸟，（政治菜鸟、经济菜鸟、学术菜鸟、司法菜鸟、还有博弈论菜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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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终纳什的家人和朋友、决定将他送进医院治疗，在医院他认为医生是苏联人、要追杀他。经医生诊断，他得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也更加严重。一个被“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伤害的大脑、一个胡言乱语的精神病人、妄想出来的“纳什均衡”博弈占优理论，你们认为可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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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美国资讯网；博弈圣经著作人对纳什的嘲讽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0、1、二维平均，称平衡，0、1、2、三维平均，称均衡。
在0、1、二维记录的系统中，0、1、这两种输赢粒子，必需构成博弈进程中的基本单元，冯·诺伊曼发现，有一个“极小极大定理”存在其中，（极小极大定理，就是要么极端的输、要么极端的赢），从长远来看，两种粒子出现的一次平均、是一次平衡，多次平均、就是多次平衡，里面并不存在两种粒子扯平的趋势。两种粒子的未来、不受过去所发生的、任何粒子事件的影响。0、1、两种粒子趋于平衡的预期，已经被极小极大定理彻底否决。
在0、1、二维粒子随机走动的系统中，只存在平均、不存在平均律，也就是不存在三维均衡。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策略，就不存在0、1、二维系统中。纳什均衡提出时，当场就遭到冯·诺依曼的贬低、嘲笑和断然否定。
谈到“纳什均衡”，有位记者请纳什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他的理论。纳什说；“‘纳什均衡’并不高深，它就像中国人发明的一种、三个人玩的扑克游戏，“纳什均衡”就是一个简单的三人博弈游戏”。中国有那么多人玩扑克，又玩了那么多年，纳什还提醒了中国人半个多世纪，纳什均衡并不高深，中国人竟没有一个人发现三个人玩的扑克游戏中、还有一个‘均衡占优理论’。人们不禁要问；纳什他自己玩过几次三人扑克游戏？他和谁玩的？他是怎么发现的均衡？均衡理论又是怎么单方占优的？在他所有的文章中，为什么没有对中国的扑克游戏展开叙述。一副扑克三个人玩，一个人18张牌，在连续记录的0、1、2、三维系统中，18张牌只能记录成、18个红蓝小点而已，它是怎么个均衡法呢？他在6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人见过他、用中国的扑克表演过什么是、非合作纳什均衡，什么是纳什均衡占优策略，他既没有实际表演，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论说明，这令关注纳什占优策略的人，大为失望。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科学家在纳什均衡理论中、尚未发现博弈占优策略的任何迹象。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策略，来自0、1、2、三维结构的自然属性。粒子、私湍、实体，简称为，粒、湍、体。它是博弈取胜、计算单方占优策略的标准模型。
在纳什的语文学中，就没有出现过一次0、1、2、三维均衡的概念，纳什均衡哪里来。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理论没有任何明确的说法，纳什均衡是美国伪造的产物，传到了世界各地，当然也传遍了中国。“纳什均衡”的本质，是对中国人的智商，对发现、发明、创造精神的一种羞辱。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二维平衡是指生物的竞争行为，三维均衡是指自然的优劣特性。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揭开纳什均衡的画皮，露出真相。【如果纳什均衡是以纳什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博弈论术语；假如我把纳什名字去掉、只剩下均衡一词、均衡也就是纯净的博弈论术语；倘若所有博弈论的文章中、都把纳什名字去掉只剩下均衡；再读一篇篇博弈论文章、也都是围绕着均衡一词展开的叙述；发现通篇文章逻辑不通、词意变异、不知所云；只要是属于纳什均衡的理论文章、去掉纳什名字之后、纳什的鬼魅就出现了；通篇文章，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添油加醋又像是疯言疯语，更不能被常人所理解。】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是纳什，均衡-是均衡。纳什均衡二者相提并论、就是；驴唇马嘴。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 之所以鬼魅，纳什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纳什均衡，追随他的门外汉，都假装懂得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把所有的门徒变成了精神病、变成了不懂装懂；任何人谈到纳什均衡，就像掉进了魔鬼坑，开口就是自问自答、自说自话、反复无常、自己感到莫名其妙时，还会自圆其说。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是一份内容不明的谜语，它似乎和任何可理解的逻辑语言都对不上。博弈圣经著作人把“纳什均衡”戏称为“傻吊的博弈图腾”。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如果说纳什均衡是一份学术遗产，那就是学术中、独一份的滑稽遗产，他的滑稽级别、足够七星级。纳什均衡是什么，纳什自己不知道，中国的傻吊全都知道……。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成了中国的一个宗教，追随他的门徒；有无知的青年、有无畏的傻吊、还有无耻的教授。”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中国的傻吊谈博弈，必谈纳什均衡。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中国人醒来吧，应该扪心自问；“纳什均衡”既然像是中国人发明的三人扑克游戏，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游戏理论又是什么？中国人从三人扑克游戏中、也可以说从“纳什均衡”中、到底学到了什么？纳什演示“纳什均衡”用的数学符号，用的游戏规则、进行了毫无意义的重组。纳什是被媒体炒作、捧杀、逼得骑虎难下，他在纸上写写画画、作出的符号游戏、是无可奈何时的一个姿态。按照博弈圣经著作人对虚拟经济的解释，虚拟经济使用的是、单纯一性的物品，（也许是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错发给了纳什，他又不肯退回奖金的缘故。）纳什均衡的行为姿态，不是演示博弈论术语，他演示的纳什均衡、如同艺人玩猴。更为滑稽的是；纳什让人们明白了，滑稽的世界大师、滑稽的精美绝伦、滑稽的经典课程、滑稽的纳什均衡，变成了滑稽的虚拟经济。
博弈圣经著作人给虚拟经济下了一个难以启齿的定义；犹如看魔术大师让一群狗争夺一块骨头，让众人押注的赌博游戏。【通俗的解释虚拟经济是由单纯一性的一个物品(字画或古董)、单纯一性的一个姿态（逞能摆架子，装大官、充大款）、单纯一性的一个玩物（艺人玩猴）、统称为虚拟经济。】纳什单纯一性的一个姿态（在纸上写写画画的那些数字符号），演示从没人看懂过的纳什均衡，如同艺人玩猴，它符合虚拟经济的定义。
纳什在20多岁时患上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他想象的世界里，全是魔鬼、武士和纳粹，他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别人的威胁下。他担心自己，随时会被其他人杀害，他对世界毁灭和自己的死亡有深深的恐惧。
一天早晨，纳什拿着一份《纽约时报》走进办公室，对着空气说，报纸头版左边的文章里、包含着一条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数字信息，只有他能破解。并且认为自己、是政府对抗苏联的间谍，他整天在数字中寻找拯救美国的密码，他的幻觉也日益严重。
最终纳什的家人和朋友、决定将他送进医院治疗，在医院他认为医生是苏联人、要追杀他。经医生诊断，他得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也更加严重。一个被“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伤害的大脑、一个胡言乱语的精神病人、妄想出来的“纳什均衡”博弈占优理论，你们认为可信吗？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一词，像是宗教的“圣言”，追随它的门徒，各自像精神病人一样、在纳什均衡中寻找理由，都想找到合理的理由解释“纳什均衡”，其结果把纳什均衡变成了博弈宗教、纳什变成了教主，门徒解释纳什均衡的疯言疯语，其实就是胡说八道。】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如果中国的教授抄袭“纳什均衡”作为标题，捕风捉影、以讹传讹的炒作，是为了编书、售书、挣钱，假如读者想通过“纳什均衡”想占优、想赢钱，就应该先查查纳什60年以来、讲过一句“赢钱”吗，他赢过一次吗？因为没有在赌场中验证，他受到了爱因斯坦的冷遇。【纳什既然是个数学家，他就应该把占优策略给出一个、数字量化的数学公式、或者是一个数学模板，让所有的人都能成功模仿，也就是说，无论是傻吊或天才操作它，都是一样的赢。】
科学的有效性，就应该像打电话一样，只要给出一个电话号码，无论是傻吊或天才有序的按下按键，都是一样的打通电话。
科学的操作性，就应该像用计算器、加减乘除一样，无论是傻吊或天才、无论时间或地点、只要计算同一道题，有序的按下按键，都会得出一模一样的计算结果。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科学家的博弈功能，是让其傻吊与天才同等水平。人们等到纳什车祸身亡、也没有人等到纳什的“非合作博弈占优策略”，历史证明他就没有、所谓的占优策略。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
——策略，是一个0、1、2、三维的文化私湍；
——策略，是在个体性质、私湍结构、实体特性的，三个分形中蠕动；
——策略，是博弈哲学、对粒子行为论的三维思考；
——策略，是私湍边际效应的运算、也是私湍边际常数1.007813短暂的显现；
——策略，是私湍边际常数、在飞秒瞬间搁浅凝固时，也就是占优策略（一个小目标）的终结。
美国学术传媒疯狂炒作，把纳什说成天才，吹捧了半个多世纪的纳什均衡，什么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什么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什么非合作博弈策略、什么博弈占有策略，全世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寻找、验证、竟然没有一个人找到赢的策略。“纳什均衡”它会是什么？它像UFO一样诡异、令人百思不解。“纳什均衡”的鬼魅让人想入非非，层出不穷的解释让人匪夷所思。纳什均衡荒唐的理论属性、确定了它是学术界丑闻的特征。纳什天才的“纳什均衡”，一定会沦为世界的一大笑柄。
1958年，从《财富》杂志、对纳什的炒作，把纳什评为新一代天才数学家中、最出色的人物之后，纳什就迅速赢得了荣耀。他到处讲学、演说，与各国大牌数学家会面，事业如日中天。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电影《美丽心灵》用构思、杜撰的艺术形式、编造了纳什戏剧性的一生，“纳什均衡”像西方宗教的“经文”一样，演变成了博弈宗教传奇。诺贝尔经济学奖意外地、砸到纳什头上的那种巧合，给了纳什幸运的一生、羞羞答答的一生、不愿见人的一生、学术欺骗的一生、也是他难堪的一生。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是半个世纪前，一个“驴唇不对马嘴”的概念，纳什之所以一直沉默，是因为他没法说，他不敢说，他到死都不会说。【来源:美国资讯网；麻省理工福布斯纳什-著名大学名人-正文-时间:2013-12-02，从博弈圣经著作人对纳什的嘲讽，到纳什2015年5月23号出车祸死亡，中间有一年半时间他没有作出回应。】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纳什均衡，是黑暗中的教唆、无知中的误判、猎奇中的杂耍。
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几个（因为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管理股票的炒股公司，因亏空、也关门大吉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委员，斯塔尔说；纳什均衡是一个博弈取胜的幻想，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均衡、不知道怎么单方占优、不知道怎么取胜。因此，纳什在世期间不会向世人做出博弈如何取胜的解释，所以他一直保持沉默。斯塔尔还说；我们今天，既然把纳什均衡带到公众面前，可以断定，未来一定会出现博弈的取胜理论，大家担心纳什均衡可能一败涂地，若干年后将变成一大丑闻。
来源:美国资讯网；麻省理工福布斯纳什-著名大学名人-正文-时间:2013-12-02
博弈圣经著作人对纳什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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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均衡 捕风捉影 以讹传讹 是什么玩意儿
博弈圣经著作人笑谈博弈论，人们在寻找一粒爆香的黄豆时，还不如老鼠能选择最近的路程。
《博弈圣经》中《人类未知的蓝色档案》一文给出了博弈论的定义：“我们把动物利用大自然移动的瘾魂，在决策人期待的空间里，形成三维均衡的语文学理论，称为博弈论。”
博弈圣经著作人说；博弈论是青年人的毒品，是无知者的兴奋剂，是沉默者的摇头丸。
博弈圣经著作人对博弈、宗教、伟人，有过美妙的阐述
博弈圣经著作人说；博弈，是人与宇宙的宗教。博弈的使命是探索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出来的崇高、庄严、不可思议的秩序。人们对宇宙，实体、知识、未知的神秘，以及对个体，性质、经验、已知的恐惧——产生了宗教。人们认识到，有些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其中，感觉到有一种最原始的形式、最深奥的理性、最灿烂的壮美、所产生的博弈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没有宗教、没有信仰、没有博弈感情，就不会出现时代伟人。
博弈论就是 张冠李戴 捕风捉影 以讹传讹
【典故】讽刺博弈论的最高博弈水平；
有人问博弈圣经著作人，什么是博弈论。
他回答说；博弈论就是，一问、二答、三无知。
也就是说；问者无知、回答者无知、听者更无知。
有人追问，到目前为止，那么多博弈论图书，那么多作者，他们的最高博弈水平是什么？博弈圣经著作人一听就笑了；目前他们的最高博弈水平，就是想卖给你一本书，就想赢你一本书钱。
博弈圣经著作人通俗的谈菜鸟与金鸟
一个人想变得伟大，从一个菜鸟变成一个金鸟，就要利用国家实体特性造个金鸟笼。日后，就可以在媒体的报道中、绘声绘色地描述那个金鸟笼；他是某某大学院校、某某著名教授、某某首席科学家、某某诺贝尔奖得主、甚至某某政府官员，他就自然的钻进了金鸟笼。
博弈论理论，是停滞不前的理论，它是太过于急躁、太过于草率的理论。由于博弈论新奇、古怪、原始，一个“囚徒困境”的三维谜团像似神话，人们又错误的认为博弈论能够取胜，因此受到了人们盲目的吹捧和疯狂的参与。人们把博弈取胜的欲望作为动力，博弈竞争的欲望在远古就出现了，一个人有了欲望，就要有实现欲望的对象和博弈对局的背景，加上自己行为的结果，才能取得想要的东西。欲望的天性就是进行交往，建立行为二特性对局，就是博弈的合作。
《博弈圣经》赢的定义；赢不是大小、不是多少、不是均衡平衡、不是战略战术，而是在未来国正论的0、1、2，三维随机状态中，一粒期望的粒子（常数0.007813，也是私湍边际效应的一个小目标）优先达成。
赢也不是福，输也不是罪，输赢与均衡属于第三空地论的内容。
但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所谓那些自称的博弈专家抄来的无效理论、编成的一本本博弈论，就是张冠李戴、捕风捉影、以讹传讹，不管他从外国哪个地方抄来的，不管他抄了多少、编了多少本书、多少篇文章，究其低劣的学术品质，他仍然是一个菜鸟。
假如博弈论大师，走出那个金鸟笼，再靠讲课赚大钱，靠卖书赚小钱，靠博弈取胜策略赚不到一毛钱，他就是骗子，也许是一个罪犯。
更为讽刺的是，一本本博弈论著作，古老的内容千篇一律，里面没有几句精彩的话，没有几个经典的词，更没有定理、定律、定义和法则。至今一个个博弈论专家、矛盾论专家、概率论专家和外行知道得一样多。
以往经济学家为了降低风险，建议投资多元化，“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这种分散投资的经济思想，实在是经济学家对博弈取胜的无奈。《博弈圣经》在453节有一段风趣的表述：“我们根本不能完全理解大自然，或许人们不如老鼠在寻找食物时能选择最近的路程，那是大自然的拓扑几何图像的捷径。”
看看权威媒体上发表的理论文章，标题或者落款，都是什么什么单位（一个金鸟笼）、某某某人的大名（一个金鸟），即使有一个金鸟笼做背书、做包装，再看他那排列整齐错落有致的垃圾文章，如果只看外观不读内容，真像是一篇好文章出笼了，假如读者直接读内容，就会得出结论；理论文章就是破碎的八卦，假如他再发一篇文章，又是卜上一卦？文章的内容就是拼凑的垃圾、金鸟笼就是忽悠人、金鸟其实就是一个菜鸟。中国新领导人形容过“笼子政治”的概念，因此中国就是一个笼子政治，金鸟笼里豢养了很多菜鸟，（政治菜鸟、经济菜鸟、学术菜鸟、司法菜鸟、还有博弈论菜鸟等）。他们的罪恶，给中国百姓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和人间悲剧。（受害者等待机会，等新领导人依法治国的社会稳定了、等忠诚合格的人到位了、等到司法环境改善了，就开始用罪恶者的犯罪事实、向最高司法机关举报他，国家只要用法律的尺度、度量他，他一定是个罪犯。）
中国百姓很善良，面对、遍地强盗；面对、遍地流氓；面对、中共暴力机器；面对、公检法菜鸟的黑恶势力；面对、学术痞子的打压；都先忍耐着，别上访告状、上访就会倾家荡产。期盼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中国实体社会的黎明……。博弈圣经著作人的经典名句；中国实体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民主是罪恶者的坟墓、自由是中国梦的故乡。
新领导人面临着，历代罪恶造成的、各种人间悲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造的、冤民遍地；冤民到联合国上访、演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景观；至今还遗留几个、无人触碰的雷区；新领导人开始了真正的国家思考，开始了全面依法治国的“谨慎变革”。所以新领导人说；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就是先把菜鸟的权力关进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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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香港的土地制度，对内地的影响有多深 周其仁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在土地政策方面急急引入了香港经验，解开了当时不准土地转让的历史难题，也开启以土地为工业化、城市化筹资的新路。说来蛮有意思的，从那个时候起，内地、香港的地制如出一辙，不是“两制”，而是“一制”。
深圳
香港的“资本主义”，怎么那么快就进入了内地？十年前写《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涉及土地制度变迁，我对此有所讨论。当时是这样说的：“被叫做‘资本主义’的经济里面，香港是一个例外。香港的土地曾经全部归英国女王所有，为了在国王的土地上发展经济，香港发明了一个‘土地批租’制，由政府主事，让工业家、地产批发商竞标购买一个时期内的土地使用权。政府‘批’出土地，得到收入；业界得到清楚的、可以再度交易的土地使用权。”
其实没有“发明”。鸦片战争之后，港岛割让给英国，于是香港的土地就成了英国皇室财产，与其在英国本土的皇家土地一样，都是Crownland。请教过在英国任教的朋友，那里的惯例，Crownland也可按年期批租给民间。要注意，不是“断卖”，而是“批租”。
我的理解，这样英国皇家既有银子花销，又不用背上“出卖祖业”之骂名。只是香港在远东，英国又要求香港“财政自立”，于是香港Crownland的批租权，就交给港英政府行使，租金所得也归港府库房。这样，香港的Crownland就被通称为“官地”。
“官地”是公有土地的一个类别。欧美不少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的，明确归政府所有，所以也可以进一步明确为归联邦、州或城市政府所有。香港的特别之处，在于全部土地皆为“官地”。这是1843年《英皇制诰》宣布的。其实也不准确。因为港岛系割让，但九龙的部分和新界却是租借的，土地所有权当有不同。可是要殖民地当局“确权”，就没有那么多道理好讲了：除了新界部分农地为村民所有，其他港地一律被宣布为“官地”。
“官地”之利用，当然以官意为主导。先看年期，我看到的资料，1844-1848年间多为一次批租75年，不可续约；1848年以后的50年，改为一批999年；到了1898年，港英政府认识到租期过长不利于政府分享土地升值的收益，代之以75年可再续租75年租约，并要求承租人在期满后支付按新标准制定的土地租金。再后来，75年租期成为标准租期，直至1997年香港回归；但北九龙及新界土地，却又以1898年7月1日起99年减最后3天批出。
例外也总是有的，如中环花园道旁的圣约翰教堂的土地，就是英王赠与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所以这幅土地属“永业权(Freehold)”，不同于其他承租人的“租用业权(Leasehold)”。
土地批租也不一定都有偿。通常，香港政府对、学校、医院、慈善机构、教堂、庙宇等，多以无偿方式批出土地；对于不营利的公益用地，有时只收取象征性地价。对那些经济效益不十分突出、但政府决定支持发展的行业与企业，也可免交地价或以低于市价的官方优惠价供地。至于香港政府自己的办公用地，则完全无偿。批租土地的方式，也是公开拍卖、招标或私下协议并举。这些“灵活性”如何掌控，完全由政府凭所有者身份来决定，仅受香港政制的约束。
最为特别的地方，是香港之官地，即便已经批租给公司或个人，且在约定租期之内，但只要官家“为了公共利益”，便可以“收回”。为此，香港法律专门有《收回土地条例》，规定因卫生欠佳、不适合人居住或危害健康、或为军事利用以及“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为公共用途的任何类别用途”，政府就可以把官地“收回作公共用途(resumption for a public purpose)”。
政府收回官地，要给以“公正的补偿”。原租用业主有异议，也可要求独立的“土地审裁处”裁决。但拒绝迁出者，政府可以“占用官地”的罪名起诉、强制执行。就是从此扇窗口看进去，我才对用“合约理论”处理政府题材，从根本上怀疑。
这样，官地公有，所有权不买卖、不出租，但政府可批租收益，并以最终所有者的身份主导土地利用契约的订立和执行，就构成了香港地制的主要特色。十年前我的评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外”，当不为过。也正因为是个例外，所以才与内地的体制一拍即合。这里被高度市场化了的，仅仅是土地的使用权，至于土地的国家所有权，连同政府主导土地利用的控制权，岿然不动。
很明白，这样引进的港式土地批租制，不会损害内地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由于法律禁止所有权层面的买卖、出租和转让，所以土地公有制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新的变化只发生在使用权层面，且定下转让的年期，在期内政府也可视需要“收回”(内地叫“征用”)土地，到期更可以“收回土地连同其上盖”！仅此变化，政府就可以坐收土地出让金，筹得大笔公共资本。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引进容易，效果立见。不过，这一套是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也不尽然。十年前我看到的，是下面这一点：
“不料政府当‘地主’，也可以别出心裁。为了获得更多一点财政收入，香港政府特意控制土地的供应数量，旨在‘少批多得’。香港政府常常‘规划’出一块土地，因为市场竞价‘不理想’而收回，待来日再批。看到被当地人称为‘石屎森林’的摩天大楼自天而降，你可不要以为香港的土地资源已经耗尽。事实上，港九岛上未开发的土地还有70%强！
“如此一来，我们东方之珠的地价就在全球称王。是的，香港的税法简明而所得税率很低，连弗里德曼都说过值得美国学习。但是，香港政府通过土地批租而征得的‘暗税’，在资本主义经济里举世无双。香港要不是具有区域性的市场经济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的竞争优势，那样天价的土地市场无论如何是撑不住的。”
十年来，除了地价房价蒸蒸日上，香港经济究竟还有多大的看头？数来数去，还是那几位老辈地产商在那里引领潮流，但见前浪、不见后浪。制造业早就移师内地去了，本地的“数码革命”，出不来苹果也出不来三星，最后能熟门熟路造就的，还是一座座地产之“城”。
香港土地模式席卷内地，“土地财政”外加“土地金融”，威不可挡。但是花团锦簇的繁荣之下，也露出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公有土地在政府主导下批租筹资，既然“两地一制”，那么经济逻辑也一致，引发的后果也相似。所幸大陆比香港大了好几千倍，港式土地方面的病灶由沿海转到内地，“发作时间”看来比较漫长。
不幸之处也有的：国家幅员辽阔，多级政府体系庞大，法制又薄弱，巨大的土地利益包围政权、腐蚀官员，防不胜防。君不见，十年来几乎所有的腐败大案，皆与土地有关？为反腐防腐，土地管制要搞到叠床架屋，土地政策更是变化多端，这在“原产地”香港，反倒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