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缺乏監管的手段

① 金融監管的主要手段有哪些其最根本的目標是什麼

金融監管的主要手段有:

1．公告監管
公告監管是指政府對金融業的經營不作直接監督，只規定各金融企業必須依照政府規定的格式及內容定期將營業結果呈報政府的主管機關並予以公告，至於金融業的組織形式、金融企業的規范、金融資金的運用，都由金融企業自我管理，政府不對其多加干預。
公告監管的內容包括：公告財務報表、最低資本金與保證金規定、償付能力標准規定。在公告監管下金融企業經營的好壞由其自身及一般大眾自行判斷，這種將政府和大眾結合起來的監管方式，有利於金融機構在較為寬松的市場環境中自由發展。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作為金融企業和公眾很難評判金融企業經營的優劣，對金融企業的不正當經營也無能為力。因此公告監管是金融監管中最寬松的監管方式。
2．規范監管
規范監管又稱准則監管，是指國家對金融業的經營制定一定的准則，要求其遵守的一種監管方式。在規范監管下，政府對金融企業經營的若乾重大事項，如金融企業最低資本金、資產負債表的審核、資本金的運用，違反法律的處罰等，都有明確的規范，但對金融企業的業務經營、財務管理、人事等方面不加干預。這種監管方式強調金融企業經營形式上的合法性，比公告監管方式具有較大的可操作性，但由於未觸及金融企業經營的實體，僅一些基本准則，故難以起到嚴格有效的監管作用。
3．實體監管
實體監管是指國家訂立有完善的金融監督管理規則，金融監管機構根據法律賦予的權力，對金融市場，尤其是金融企業進行全方位、全過程有效的監督和管理。
實體監管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金融業設立時的監管，即金融許可證監管；
第二階段是金融業經營期問的監管，這是實體監管的核心；
第三階段是金融企業破產和清算的監管。
實體監管是國家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行政手段對金融企業進行強有力的管理，比公告監管和規范監管更為嚴格、具體和有效。

② 簡述對銀行業金融機構持續監管的措施

持續監管就是從審查批准金融機構准入市場開始到其退出市場為止，對整個經營活動過程進版行持續的權監督管理。相應的措施主要有：
1、進一步強化現場檢查與非現場監測功能
2、加強與銀行管理層的接觸
3、在並表基礎上收集、審查和分析相關銀行信息，強化並表監管
4、進一步強化內部審計和外部審計的功能

③ 金融監管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金融監管的定義 金融監管是金融監督和金融管理的總稱。 金融監管是指政府通過特定的機構（如中央銀行）對金融交易行為主體進行的某種限制或規定。金融監管本質上是一種具有特定內涵和特徵的政府規制行為。綜觀世界各國，凡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無不客觀地存在著政府對金融體系的管制。 從詞義上講，金融監督是指金融主管當局對金融機構實施的全面性、經常性的檢查和督促，並以此促進金融機構依法穩健地經營和發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當局依法對金融機構及其經營活動實施的領導、組織、協調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動。 金融監管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金融監管是指中央銀行或其他金融監管當局依據國家法律規定對整個金融業（包括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實施的監督管理。廣義的金融監管在上述涵義之外，還包括了金融機構的內部控制和稽核、同業自律性組織的監管、社會中介組織的監管等內容。 [編輯] 金融監管的目的和原則 [編輯] 對金融機構實施監管的主要目的 (1)維持金融業健康運行的秩序，最大限度地減少銀行業的風險，保障存款人和投資者的利益，促進銀行業和經濟的健康發展。 (2)確保公平而有效地發放貸款的需要，由此避免資金的亂撥亂劃，制止欺詐活動或者不恰當的風險轉嫁。 (3)金融監管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貸款發放過度集中於某一行業。 (4)銀行倒閉不僅需要付出巨大代價，而且會波及國民經濟的其它領域。金融監管可以確保金融服務達到一定水平從而提高社會福利。 (5)中央銀行通過貨幣儲備和資產分配來向國民經濟的其他領域傳遞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可以保證實現銀行在執行貨幣政策時的傳導機制。 (6)金融監管可以提供交易帳戶，向金融市場傳遞違約風險信息。 [編輯] 金融監管的原則 金融監管的原則為了實現上述金融監管目標，中央銀行在金融監管中堅持分類管理、公平對待、公開監管三條基本原則。所謂分類管理原則就是將銀行等金融機構分門別類，突出重點，分別管理。所謂公平對待原則是指在進行金融監管過程中，不分監管對象，一視同仁適用統一監管標准。這一原則與分類管理原則並不矛盾，分類管理是為了突出重點，加強監測，但並不降低監管標准。公開監管原則就是指加強金融監管的透明度。中央銀行在實施金融監管時須明確適用的銀行法規、政策和監管要求，並公布於眾，使銀行和金融機構在明確監管內容、目的和要求的前提下接受監管，同時也便於社會公眾的監督。 [編輯] 金融監管的方式 1．公告監管 公告監管是指政府對金融業的經營不作直接監督，只規定各金融企業必須依照政府規定的格式及內容定期將營業結果呈報政府的主管機關並予以公告，至於金融業的組織形式、金融企業的規范、金融資金的運用，都由金融企業自我管理，政府不對其多加干預。 公告監管的內容包括：公告財務報表、最低資本金與保證金規定、償付能力標准規定。在公告監管下金融企業經營的好壞由其自身及一般大眾自行判斷，這種將政府和大眾結合起來的監管方式，有利於金融機構在較為寬松的市場環境中自由發展。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作為金融企業和公眾很難評判金融企業經營的優劣，對金融企業的不正當經營也無能為力。因此公告監管是金融監管中最寬松的監管方式。 2．規范監管 規范監管又稱准則監管，是指國家對金融業的經營制定一定的准則，要求其遵守的一種監管方式。在規范監管下，政府對金融企業經營的若乾重大事項，如金融企業最低資本金、資產負債表的審核、資本金的運用，違反法律的處罰等，都有明確的規范，但對金融企業的業務經營、財務管理、人事等方面不加干預。這種監管方式強調金融企業經營形式上的合法性，比公告監管方式具有較大的可操作性，但由於未觸及金融企業經營的實體，僅一些基本准則，故難以起到嚴格有效的監管作用。 3．實體監管 實體監管是指國家訂立有完善的金融監督管理規則，金融監管機構根據法律賦予的權力，對金融市場，尤其是金融企業進行全方位、全過程有效的監督和管理。 實體監管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金融業設立時的監管，即金融許可證監管； 第二階段是金融業經營期問的監管，這是實體監管的核心； 第三階段是金融企業破產和清算的監管。 實體監管是國家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行政手段對金融企業進行強有力的管理，比公告監管和規范監管更為嚴格、具體和有效。 [編輯] 金融監管的重要性 綜合世界各國金融領域廣泛存在的金融監管，我們認為，金融監管具有以下深層次的原因和意義： 金融市場失靈和缺陷。金融市場失靈主要是指金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無效率。主要針對金融市場配置資源所導致的壟斷或者寡頭壟斷，規模不經濟及外部性等問題。金融監管試圖以一種有效方式來糾正金融市場失靈,但實際上關於金融監管的討論，更多的集中在監管的效果而不是必要性方面。 道德風險。道德風險是指由於制度性或其他的變化所引發的金融部門行為變化，及由此產生的有害作用。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存款人( 個人或集體) 必然會評價商業性金融機構的安全性。但在受監管的金融體系中，個人和企業通常認為政府會確保金融機構安全，或至少在發生違約時償還存款，因而在存款時並不考慮銀行的道德風險。一般而言，金融監管是為了降低金融市場的成本，維持正常合理的金融秩序，提升公眾對金融的信心。因此，監管是一種公共物品，由政府公共部門提供的旨在提高公眾金融信心的監管，是對金融市場缺陷的有效和必要補充。 現代貨幣制度演變。從實物商品、貴金屬形態到信用形態，一方面使得金融市場交易與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一方面導致了現代紙幣制度和部分儲備金制度，兩種重要的金融制度創新。 信用創造。金融機構產品或服務創新其實質是一種信用創造，這一方面可以節省貨幣，降低機會成本，而另一方面也使商業性結構面臨更大的支付風險。金融系統是「多米諾」骨牌效應最為典型的經濟系統之一。任何對金融機構無力兌現的懷疑都會引起連鎖反應，驟然出現的擠兌狂潮會在很短時間內使金融機構陷入支付危機，這又會導致公眾金融信心的喪失，最終導致整個金融體系的崩潰。金融的全球化發展將使一國國內金融危機對整個世界金融市場的作用表現的更為直接迅速。 [編輯] 金融監管的對象與內容 1．金融監管的主要對象。 金融監管的傳統對象是國內銀行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但隨著金融工具的不斷創新，金融監管的對象逐步擴大到那些業務性質與銀行類似的准金融機構，如集體投資機構、貸款協會、銀行附屬公司或銀行持股公司所開展的准銀行業務等，甚至包括對金邊債券市場業務有關的出票人、經紀人的監管等等。 目前，一國的整個金融體系都可視為金融監管的對象。 2．金融監管的主要內容。 主要包括：對金融機構設立的監管；對金融機構資產負債業務的監管；對金融市場的監管，如市場准入、市場融資、市場利率、市場規則等等；對會計結算的監管；對外匯外債的監管；對黃金生產、進口、加工、銷售活動的監管；對證券業的監管；對保險業的監管；對信託業的監管；對投資黃金、典當、融資租賃等活動的監管。 其中，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是監管的重點。主要內容包括市場准入與機構合並、銀行業務范圍、風險控制、流動性管理、資本充足率、存款保護以及危機處理等方面。 [編輯] 金融監管的歷史沿革與發展趨勢 金融監管制度先於中央銀行制度而出現，但金融監管並不是中央銀行的產物。 ；一、金融監管的歷史沿革 金融監管的發展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 1．20世紀30年代以前——金融監管理論與實踐的自然發軔 這一階段金融監管的特點具有自發性、初始性、單一性和滯後性，對金融監管的客觀要求與主觀認識不足，處於金融監管的初級階段。 後果：自由經營銀行業務造成的投機之風盛行，多次金融危機給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負面影響。 2．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嚴格監管，安全優先 這一階段金融監管的主要特點是全面而嚴格的限制性，主要表現在對金融機構具體業務活動的限制，對參與國內外金融市場的限制以及對利率的限制等方面。 影響：強有力的金融監管維護了金融業的穩健經營與健康發展，恢復了公眾的投資信心，促進了經濟的全面復甦與繁榮。並且，金融監管的領域也由國內擴展到國外，開始形成各自不同的金融監管組織體系。 3．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金融自由化，效率優先 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主要特點便是放鬆管制，效率優先。 客觀背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加大了商業銀行在開展國際業務過程中的匯率風險；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國際資本出現了相對過剩，銀行經營日益國際化，全球性的銀行業競爭更加激烈；金融的全球化、自由化及其創新浪潮使建立於30年代的金融監管體系失靈。 理論背景：貨幣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新自由主義學派從多個方面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挑戰，尊崇效率優先的金融自由化理論也對30年代以後的金融監管理論提出了挑戰。 4．20世紀90年代至今——安全與效率並重 90年代以來的金融監管最主要的特徵是安全與效率並重。 背景：經濟全球化進程加快，金融創新與自由化帶來的金融風險更加復雜，並具有國際傳染性。有效的金融監管要求政府在安全與效率之間努力尋找一個平衡點。 二、《巴塞爾協議》與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 金融風險的全球傳染性加之各國監管方式上的差異，使有效監管跨國金融機構並非易事，這要求國與國之間的合作。1974年成立的「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及其頒布的一系列有關國際金融監管的重要協議，約束、引導著各國金融監管行為。 (一)《巴塞爾資本協議》的演變路徑 《巴塞爾資本協議》作為國際銀行業監管的「神聖公約」，從其誕生至今已有三個版本。每一次演變都體現了金融風險的變化，蘊涵著金融監管的新方向。 1．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即《統一資本計量與資本標準的國際協議》（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是以跨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為核心（資本占風險總資產的比重為8%）、以信用風險控制為約束重點的單一資本充足協議。 主要內容：界定了銀行資本的組成，規定核心資本要佔全部資本的50%，附屬資本不應超過資本總額的50%。同時，對不同資產分別給予不同的風險權數，換算為風險資產，銀行資本（核心資本加附屬資本）與風險資產比率最低為8%，核心資本與風險資產的比例不低於4%。 意義：1988年版本使國際銀行業監管有了可以共同遵循的統一標准。實踐證明，資本充足率這「一條鐵律」適用於全世界所有銀行，深入人心。 2．1997年《有效銀行監管的核心原則》。產生背景：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十分活躍，銀行業深深介入其中，金融市場的波動風險對銀行業的影響也越來越顯著，僅僅強調8% 這「一條鐵律」很容易導致銀行過分注重資本充足率，從而忽視銀行業的贏利性及其他風險。 主要內容：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全面風險管理思路，強調從銀行申請設立到破產倒閉的全過程中的各個環節進行綜合的風險監管，將源於銀行的外匯、交易債券、股票、商品與期權頭寸中的市場風險納入金融監管的范疇。 3．2001年《新巴塞爾資本協議》。產生背景：1997年東南亞爆發金融危機，許多金融機構瀕臨破產，其主要原因不僅僅是信用風險或市場風險等單一的風險。 主要內容：將「一條鐵律」擴充為「三道天條」，首次將資本充足率、監管約束和市場約束並列為銀行監管的三大支柱，利用市場機制壓縮成本，提高監管效率。 突出特點之一：強調市場約束（market discipline）的作用——市場具有迫使銀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資金和控制風險的作用，穩健的、經營良好的銀行可以以更為有利的價格和條件從投資者、債權人、存款人及其它交易對手那裡獲得資金；而風險程度高的銀行在市場中則處於不利地位，它們必須支付更高的風險溢價、提供額外的擔保或採取其他安全措施。 突出特點之二：注重借用銀行內部的力量加強風險防範——除繼續保留外部評級方式外，更強調銀行自己以市場為基礎衡量風險狀況，建立內部風險評估體系。對於信用風險，新協議提供了三種循序漸進的方案供銀行選擇：由監管當局利用外部評級結果確定資本水平的標准化方案、初級和高級內部評級法。 意義：新協議決定了國際銀行業監管新的發展方向，各國的監管理念將由單一的嚴厲政府管制走向與監管對象協調和配合的協同監管，注重讓市場的力量來促使銀行穩健、高效的經營。 (二)金融監管的發展趨勢 新時期的金融監管呈現以下趨勢： 1．監管理念方面，發生重心轉移。注重加強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合作，變「貓鼠對立關系」為「腦與四肢的協同關系」。 2．監管機制方面，走向多元化。由偏重於國家監管機制向監管機制多元化轉變——國家專門監管機制、銀行內控機制及自律機制的齊頭並舉。 多元化監管機制實現的關鍵在於引入市場約束，強化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便於存款戶、投保者、股東等多方市場主體及時掌握金融機構的風險狀況。 3．監管模式方面，向功能型監管轉變。功能型監管是指在一個統一的監督機構內，由專業分工的管理專家和相應的管理程序對金融機構的不同業務進行監管。其優點主要是有效地解決混業經營條件下金融創新產品的監管歸屬問題，避免監管真空和多重監管現象；可使監管機構的注意力不僅限於各行業內部的金融風險；能更好地適應金融業在今後發展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新情況。 功能型監管的不足之處在於協調過多，程序復雜，對金融機構經營行為的風險確認速度比不上機構型監管模式。但隨著電子計算機的廣泛運用、金融信息網的建成完善，功能型監管的不足之處將會降到最小的程度。 4．監管技術方面，出現了一種激勵相容的新方案。激勵相容方案的主要內容是：監管當局設定一個測試期，銀行在測試期初向監管當局承諾其資本水平，為該期間內可能出現的損失做准備，在整個期間內，只要累積損失超過承諾水平，監管當局就對其進行懲罰，如交納額外資本費給中央銀行。 5．監管范圍方面，有所擴大。從單純的表內業務，擴展到包括表外業務在內的所有業務，還通過並表監督來加強監管。

④ 對金融機構監管的手段有哪些

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重大沖擊，而資產評估具有「去資產泡沫化」和「穩定器」的作用。資產評估還是金融監管的「預警」和「標尺」，是有效進行金融監管的重要手段。
其次還有一下幾點：
金融監管的手段
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監管手段是不同的。如市場體制健全的國家，主要採用法律手段，而市場體制不發達的國家，更多地是使用行政手段。總的看，目前金融監管使用的手段主要有：
（一）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即國家通過立法和執法，將金融市場運行中的各種行為納入法制軌道，金融活動中的各參與主體按法律要求規范其行為。運用法律手段進行金融監管，具有強制力和約束性，各金融機構必須依法行事，否則將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各國監管當局無不大力地使用法律手段，即使是在一些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也都積極完善立法，使金融監管擁有相當的力度。法律手段發揮監管作用，必須樹立金融法律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立法要超前，且執法要嚴格。例如，運用法律手段管理證券市場，就是要通過立法和執法抑制和消除欺詐、壟斷、操縱、內幕交易和惡性投機現象等維護證券市場的良好運行秩序，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二）技術手段
監管當局實施金融監管必須採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如運用電子計算機和先進的通訊系統實現全系統聯網。這樣監管當局不僅可以加快和提高收集、處理信息資料及客觀評價監管對象的經營狀況的速度和能力，而且可以擴大監管的覆蓋面，提高監管頻率，及時發現問題和隱患，快速反饋監控結果，遏制金融業的不穩定性和風險性。運用電子計算機進行監管，實際上是將監管當局監管的內容量化成各項監測指標，通過資料的整理、分析和對比，最後以監控指標的形式反映金融業的業務經營活動狀況判斷風險程度。
（三）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指政府監管當局採用計劃、政策、制度、辦法等進行直接的行政干預和管理。運用行政手段實施金融監管，具有見效快、針對性強的特點。特別是當金融機構或金融活動出現波動時，行政手段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但行政手段只能是一種輔助性的手段。從監管的發展方向看，各國都在實現非行政化，逐步放棄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管理金融業，而更多地用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因行政手段和市場規律在一定程度上是抵觸的，雖收效迅速，但震動大，副作用多，缺乏持續性和穩定性。但完全摒棄行政手段也是不現實的。即使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在特殊時期仍然需要它。
（四）經濟手段
經濟手段指監管當局以監管金融活動和金融機構為主要目的，採用間接調控方式影響金融活動和參與主體的行為。金融監管的經濟手段很多，如在對商業銀行進行監管時，最後貸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險制度等就是非常典型的經濟手段。在證券市場監管中，金融信貸手段和稅收政策都是重要的經濟手段。

⑤ 對金融機構進行監管的手段和方式有哪些

各國的金融監管主要依據法律、法規來進行，在具體監管過程中，主要運用金融版稽核手段，採用權 「四結合」並用的全方位監管方法。 （1）依法實施金融監管。金融機構必須接受國家金融管理當局的監管，金融監管必須依法進行，這是金融監管的基本點。要保證監管的權威性、嚴肅性、強制性和一貫性，才能保證它的有效性。而要做到這一點，金融法規的完善和依法監管是絕對不可少的。（2）運用金融稽核手段實施金融監管。金融稽核，是中央銀行或監管當局根據國家規定的稽核職責，對金融業務活動進行的監督和檢查。金融稽核、檢查監督的主要內容包括：業務經營的合法性、資本金的充足性、資產質量、負債的清償能力、盈利情況、經營管理狀況等。（3）「四結合」的監管方法， 現場稽核與非現場稽核相結合、定期檢查與隨機抽查相結合、全面監管與重點監管相結合、外部監管與內部自律相結合。

⑥ 針對經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潛在的風險,提出解決的措施和建設性的建議

您的問題過於抄籠統，究竟是遇到什麼樣的管理問題
作為一個企業的領導，應該建立一整套的應對問題和風險的方案，能夠做到在出現問題之前或者問題剛剛出現的同時就能及時採取相應措施。
管理中出現的問題，原因無外乎：
1、組織結構問題；比如結構混亂，人員重疊
2、人員配置問題；人浮於事，分工不明
3、管理人員素質；對產生的問題難以駕控，反應遲鈍
4、企業文化；工作態度散漫，人心不齊
5、制度問題；沒有一整套激勵懲罰規章制度
6、企業目標不明確；企業首先得有明確的目標和計劃才能使工作穩步前進，很多開頭很好的企業最後之所以失敗完全因為沒有制定一種穩定的經營計劃

對企業的領導而言，首先必須分清楚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再去找到解決的方法。企業管理的影響因素很多，籠統地找到個萬能的解決方法是不大可能的。

不知道我的解釋能否滿足你的要求：）

⑦ 金融監管一體化的困難和現實障礙

金融監管改革作為一種制度性變革，開弓沒有回頭箭，容許糾錯，但不容許走回頭路。這意味著必須對一體化改革的困難和現實障礙有足夠的思想准備，但恰恰是在這個方面許多國家栽了大筋斗。這是一些什麼樣的困難和障礙呢? 對許多主張實行一體化監管的學者而言，統一監管機構建成以後,以前分業監管下以機構為基礎的監管將向以業務為基礎的監管轉變，用同一方法和標准衡量相似業務和風險成為現實，而不管該業務和風險由哪一類金融機構承擔。這意味著，「監管機構的統一」走向「監管標准和手段的同一」，實現監管的同質化。然而，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國家成功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同一性監管，分業監管下以機構為基礎的非同質性監管不僅在一體化改革後保留下來,而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相當多的學者擔心這樣的改革會退化為一種形式化的改革，用新瓶裝舊酒，不過是讓以前的分業監管部門在一個共同的新牌子下重復著過去的工作而已。事實也正是如此，盡管許多國家在現場檢查、非現場檢查、信息報送程序、信息披露程序等方面實現了對銀行、證券和保險機構的完全統一,但是在市場進入規則、凈資本規則、最低資本限制、會計准則等方面依然存在著根本性的差別。德國BaFin是一個很好的案例。BaFin是在合並聯邦銀行管理局(BAKred)、保險管理局(BAV)和證券管理局(BAWe)的基礎上成立的，新機構的內部組織結構依然按照銀行、保險和證券分別設立，不僅監管方法和手段與以前相比沒有多大改變，人員也基本上沿用從前的人員(人員的內部交流很少，連辦公場所也沒有合並到一塊。
形式化的統一而不是實質性的同一的不利後果是，不僅分業監管下的監管沖突、監管重疊、監管疏漏、監管套利等舊毛病沒有得到解決，而統一監管機構所特有的新弊病又出現了。基於此,Goodhart(Z002)指出，目前絕大多數國家的金融一體化改革鮮有進展順利的，一個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一改革沒有充分體現出統一監管的好處，但卻集中了兩者的壞處。 每一個監管機構都會形成自己獨特的監管文化，這些監管文化包括議事程序、工作方式、信息傳遞方式、監管工具、監管手段、員工福利制度等，這些獨特性有些以規則的形式表現出來，有些則以傳統和慣例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重組分業監管機構的時候，除了監管權力的重新分配以外，整合監管文化、調和監管文化沖突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環節。然而,每個部門都認為它們從原來的機構繼承下來的東西經過了時間的檢驗是最優的，它們對其他監管部門的監管文化不理解，對改變自己監管文化的舉措則進行本能的抵觸。
以銀行監管與證券監管的文化沖突為例，它們的沖突被認為與「醫生與警察」的角色沖突類似。銀行監管機構被看成「金融醫生」，證券監管機構被看成「金融警察」。根據Luna Martinez和Thomas A.Rose(2004)的研究，在進入准則、內部控制、凈資本規則、信息披露規則、風險預警等方面，金融警察和金融醫生的差異幾乎不可調和。例如，在金融機構設立條件方面,銀行監管更為關注良好的資本結構和審慎的內部控制制度，而證券監管則更為關注高級管理人員的勝任能力和道德記錄，絕大多數國家甚至不要求新設證券機構象銀行那樣事先獲得金融許可，只需進行一般的工商注冊登記就可。在凈資本規則上,同一資產的折扣比例銀行往往要更高，凈資本規則下的最低資本規模銀行也比證券機構高出許多。會計准則方面的差異就更大，在一些國家(如瑞典)，對地產、證券等資產的價值評估方法，證券機構享有更大的選擇權(歷史成本法或者公允價值法)，而銀行則只能選擇歷史成本法。在資產減值准備的提取方法上,則正好相反，證券機構的提取比例要顯著高於銀行。如此等等。
難以調和的文化沖突誕生了一個人們沒有意料到的問題，新機構依然缺乏合作和溝通，許多政令得不到所有部門的一致理解，推行起來困難重重。監管文化沖突帶來的最壞的結果是所謂監管排擠效應，即監管文化沖突最終以強勢集團的文化取代弱勢集團的文化結束，在很多轉型國家，這種取代往往就體現為銀行對證券、保險的取代，銀行監管建立起排他性的權威，證券監管和保險監管成為附屬部門。對那些資本市場還不發達的國家而言，這意味著本來就已經滯後的資本市場遭到銀行體系新一輪的擠壓，資本市場的發展受到阻礙。 金融監管的一體化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絕不僅僅是對金融結構的一種被動的適應，一種技術性的調整。這意味著，金融監管一體化改革應該採取漸進式改革的方式，對改革的准備甚至重要於改革的本身。因此，許多學者(例如，Good hart,2002)對墨西哥式和韓國式的應急式改革模式持有相當謹慎的態度，認為應急式改革具有金融危機「條件反射」的性質，改革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難以通盤考慮所有的情況；這種改革在很多時候還成為政治家們轉移公眾注意力、推卸政治責任的工具。
應急式改革是一種較為極端的情況，但是它所呈現出來的急於求成、將改革過於簡單化的弊病卻是一個普遍的現象。目前絕大多數國家的一體化金融監管機構表示，它們目前遇到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目標不明確、權責不清楚。對於傳統的三大金融監管目標(效率、金融穩定與公平)，一體化機構應該追求哪一目標，直到今天現行法律也沒有明確地規定。在那些少數同時追求三大目標的一體化機構，一個新的問題又出現了，即當這些目標出現沖突的時候，法律同樣沒有明確哪一目標應該優先。這種「疏忽 」是非常致命的，因為人們原本以為建立一體化監管機構的一大好處就是強化其責任，而事實卻根本不是這樣，換句話說，「監管道德風險」的情況更加嚴重了。
令人始料不及的是，一些小事情也產生了大麻煩。監管收費就是這樣一個引起大麻煩的小事情。很多一體化機構監管費用不再來源於政府預算,而是採取收費的方式解決。主要的收費途徑包括：按資產規模(例如總資產)對金融機構徵收監管費，對特定金融活動徵收監管費(例如從證券市場的成交量中徵收監管費)，以及一些服務性收費(例如數據和信息的查詢費)。上述三種收費方式都受到了人們的質疑。對於向監管對象的收費，人們擔心這種收費會帶來利益沖突，誰能保證監管機構的 「公心」不向為它們提供資金的金融機構傾斜?同時，由於大機構提供了更多的資金，人們有理由擔心大機構在日常監管中比小機構更容易得到優待。對於第二種收費方式的擔心是，監管層改變了其在證券市場應該保持的中心立場，而具有了鼓勵市場做多的內在傾向，因為只有這樣監管者才能夠從更大的成交量中獲取好處，一些學者因此擔心監管者可能會放鬆監管、縱容泡沫。對於服務性收費，人們的抱怨是，原來一直免費的信息為何如今要付費才能享用?人們的抱怨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例如,英國、挪威、瑞典等國表示，盡管監管經費非常緊張，但是卻不敢輕易聲張要提高監管費。
人才問題是另一個引起大麻煩的小事情。絕大多數國家原本希望通過一體化改革來更加有效地利用僅有的監管人才，沒想到，由於許多職員對改革不理解、對未來喪失信心(例如擔心在新機構中可能受到排擠、冷落、得不到新上司的賞識等，而選擇了跳槽，在一體化機構建立的前3年這一現象尤為嚴重。令人意外的是，幾乎所有的國家都表達了人才流失的「隱痛」，因為流失的恰好是最為緊缺的精英。這又是改革准備不充分、不徹底「惹的禍」

⑧ 金融監管的主要手段

我國現階段的金融監管目標可概括為：(1) 一般目標：①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與安全。②保護公平競爭和金融效率的提高，保證中國金融業的穩健運行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2) 具體目標：經營的安全性、競爭的公平性和政策的一致性。①經營的安全性包括兩個方面：保護存款人和其他債權人的合法權，規範金融機構的行為，提高信貸資產質量。②競爭的公平性是指通過中央銀行的監管，創造一個平等合作、有序競爭的金融環境，保證金融機構之間的適度競爭。③政策的一致性是指通過監管，使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與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保持一致。通過金融監管，促進和保證整個金融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金融監管應貫穿金融機構從市場准入、市場經營到市場退出的全部業務活動，但中國目前金融監管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機構的審批（市場准入）和合規性（市場經營）上，風險性監管尚不規范和完善，對金融機構日常的業務運營、資產質量和財務盈虧狀況缺乏相應的監管措施，對金融機構市場退出的監管更是嚴重缺乏。在監管范圍上，重國有商業銀行，對其他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重視程度不夠，對新出現的網路銀行的監管基本屬於空白。監管內容和范圍過於狹窄，這勢必影響監管工作的有效性，使監管無的放矢。市場經濟條件下，理想的金融監管手段應是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統一。而中國主要採用的是行政手段，行政干預較多，造成在具體操作中隨意性大，約束力不強。近幾年，中國雖然陸續頒布了一些金融監管法律，但是並不能涵蓋金融業的全部，且因規定比較原則，在金融監管實踐中難以具體操作，導致金融監管效果不佳。目前基層監管部門的監管方式主要是外部監管，即現場監管和事後監管。對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缺乏超前預警效能，事前監管幾乎空白。

⑨ 次貸危機中暴露出的金融監管的漏洞有哪些

美國次貸危機最早顯現跡象是在2007年2月，當時匯豐控股最先發出警告，稱由於大批低收入房貸客戶無力償還貸款，公司為其在美國的房屋按揭業務增加18億美元的壞賬撥備。需要指出的是，當時市場上很少有人注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實際上這是一個已經孕育了很久的危機。早在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委員愛德華？葛蘭里奇就已經向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指出了快速增長的居民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可能造成的風險，希望美國有關監管當局能夠「加強這方面的監督和管理」;在2002年，他再次拉響警報，認為「一些次級房屋貸款機構沒有任何監管，它們的貸款行為最終會危及美國人實現擁有住房和積累財富的兩個美國夢想」;到2004年5月，他更是明確地指出，「快速增長的次級房屋抵押貸款已經引發貸款違約的增加，房屋贖回的增多以及不規范的貸款行為的涌現」;在他2007年9月逝世不久前發表的文章里，葛蘭里奇揭示出美國的金融監管存在著嚴重的空白和失控問題，「次級房貸市場就像是狂野的美國西部，超過一半以上的這類貸款由沒有任何聯邦監管的獨立房貸機構所發放」。

今天我們再次重溫葛蘭里奇的文章時感到非常遺憾，葛蘭里奇的警告並沒有得到美國主要貨幣和監管當局高層的重視。究其原因，有很多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葛蘭里奇的絕大多數同事過度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作用，相信任何從事放貸的金融機構都有能力控制它們的風險。正如格林斯潘在他2007年的新書《動盪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里所闡述的那樣，「政府幹預往往會帶來問題，而不能成為解決問題的手段」，「只有在市場自我糾正機制威脅了太多無辜的旁觀者的那些危機時期里，監管才是必要的」，他們認為監管往往或者總是會妨礙市場的發展和創新。
但是，在2008年10月23日美國眾議院召集的聽證會上，執掌美聯儲達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坦承，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眼下的金融危機證明，他針對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想法和做法存在缺陷，這一點讓他「震驚」。在次貸危機進一步惡化為金融危機之後，格林斯潘這位自由市場主義的信徒呼籲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這與其之前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大轉變。
次貸危機下金融監管的六宗罪
次貸危機所暴露出的金融監管問題，一方面體現在對金融衍生產品設計及交易的監管不足，另一方面也體現在對相關金融機構，如房貸機構、投資銀行、銀行表外投資實體、評級機構、對沖基金的監管存在漏洞。
金融衍生產品監管——監管存在真空地帶
次貸危機被稱為「21世紀第一個復雜金融衍生市場危機」。就連美國證監會(SEC)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也認為，「大量的沒有被監管的類似CDS 的衍生品為此次金融危機的頭號惡棍」。
2000年，在美國金融行業更加有力的公關活動推動下，美國國會通過了《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解除了對包括被視為華爾街金融創新「毒丸」的信用違約互換(CDS)在內的金融衍生品的法律監管，自此，金融衍生品的風險監控重任則全部落到了華爾街投行等金融機構內部治理的肩上。然而，目前的危機證明，單純依靠金融機構自身對衍生產品風險進行控制是遠遠不夠的。金融衍生產品監管制度和交易規則的缺陷，助長了衍生產品的過度投機，並最終引爆了危機。
首先，政府在金融衍生產品的設計與構造方面幾乎不加干涉，政府隱含地假定衍生品交易雙方均能准確理解衍生產品的構造與風險，因此雙方的交易純屬市場行為，沒有干預的必要。在監管縱容下，金融衍生產品創新逐步偏離了基本經濟學原理：一是信用衍生產品的基礎產品違背了銀行信貸「可償還性」原則，沒有注重借款人的第一還款現金流，而是寄託於抵押物持續升值的前提上;二是衍生產品結構過於復雜，使基礎產品的風險在層層設計中變得更加隱蔽，違背了「讓客戶充分了解金融風險」的原則;三是監管當局對衍生產品的杠桿率沒有限制，致使風險過度放大，超出了市場參與者可承受的范圍。
第二，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方式分為場內交易和場外交易，大量的CDO、CDS(信用違約掉期)主要通過場外交易(OTC)的方式進行。一般來說，場內交易會受到交易所的監管，但由於場外交易的衍生產品具有非標准性和不透明性，基本游離於監管體系之外。如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Bill Gross)所說，「金融衍生商品是個新的『影子銀行體系』,是企業與機構間的私人合約，是在正常的央行流動法則之外創造金錢，它不是真正的貨幣，跟美元相比衍生商品只是寫有承諾的紙，甚至只是一個電子符號，它存在於正常的商業管道之外，缺乏有效監管」。
第三，由於金融衍生產品屬於表外業務，不需要在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顯示，銀行對相關信息的披露相對有限，監管當局無法得到關於金融機構經營及投資金融衍生產品的充分而准確的信息，一旦出現問題，短期內無法確知問題的嚴重程度，導致難以採取有效的補救措施。
第四，由於缺乏一個統一的金融衍生產品清算系統，交易缺乏透明度，政府事實上並不清楚市場上各種衍生產品的交易規模與頭寸分布，因此一旦危機爆發後，政府在很長時間內甚至不能准確估計危機的嚴重程度以及波及范圍。
房貸機構監管——監管缺失導致次貸發放的失控
2001?2005年，美國房市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保持繁榮。另外，由於資產證券化技術的發展，住房按揭貸款的「發放—銷售」模式使風險得以輕易轉移，這些因素均刺激了抵押貸款機構超常規發展的慾望。特別是2005年下半年開始，美國眾多貸款機構紛紛降低住房按揭貸款的准入標准，放鬆了資信審查，向大量收入較低、信用記錄較差的人發放了「次級按揭貸款，甚至接受了缺乏充分資信證明文件或具有高債務—收入比的借款申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放貸標準的降低基本上都發生在聯邦銀行監管規定的范圍之外。此外，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房貸機構得以在脫離消費者監督的條件下大量發放高價貸款。盡管相關監管部門一再要求改善次貸的信息披露，但收效甚微。
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發放房屋按揭貸款的不僅僅是商業銀行，還包括許多獨立的住房貸款公司或經紀商。根據2007年的統計數據，美國市場全部房貸中約60%和高價房貸中約45%經住房貸款經紀商發放，這些經紀商根本不在聯邦銀行監管機構的監管范圍內。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金融監管當局並沒有及時對次級貸款的發放標准提供有效指引，也沒有及時將獨立放貸機構納入監管體系內。筆者認為，原因無非是兩方面：一是過於相信金融機構自身的風險控制能力，認為市場能夠通過自行調節解決風險;二是認為次級貸款佔美國全部房貸的比例較低，不會引起較大的系統性風險。

在金融機構出於競爭壓力及利益驅動，放鬆資信審查、降低貸款標準的情況下，監管當局應及時對有可能危及金融系統的上述行為進行規范和引導，才能防患於未然。而在次貸危機爆發之前，無論是美聯儲還是美國財政部，都沒有對這一高風險的貸款發出任何警示，這表明美國金融監管部門對次貸監管的確存在疏忽。

投資銀行監管——對流動性和資本金缺乏約束

隨著金融危機的蔓延，人們開始將此次危機的誘因集中到美國監管者對華爾街大行過度寬容及監管缺失的制度層面上。在獨立投行模式下，美國證監會是投行的唯一監管機構，其對投行的監管也只限於與證券交易相關的活動，相關的審慎性監管和投資風險監管一直存有漏洞，因此一度成就了次貸危機之前美國投資銀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的發展模式。

美國曾在1929年大危機後一度加強了投資銀行監管。為了防止危機的再度爆發，美國相繼出台了多項重要法律，其中對投資銀行業務影響最大的是1933年美國頒布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 Steagall Act of 1933)。這一法律規定商業銀行(從事吸取和貸款業務)和投資銀行(承銷和發行證券)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使真正意義上的投資銀行出現了。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分業與混業一直是美國政策與立法中爭論的主要問題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世界一體化的發展，分業型的金融體制無法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分業管理限制了美國投資銀行的發展。因此，要求混業經營的呼聲越來越高。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逐漸放寬了投資銀行的業務限制，並於1999年11月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限制投機和分業經營的禁令全部被解除。也就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由於投資銀行不受傳統銀行資本充足率等方面的約束，它們開始通過金融創新廣泛使用高杠桿，投資行為越來越短期化，甚至為賺取高額利潤不惜違背職業操守。而上述高杠桿化且具有短期行為特點的業務擴張幾乎是游離於聯邦政府的監管之外的。
從2003年以來，高盛、美林等投行的杠桿率都從十幾倍躍升到30倍左右，而商業銀行的杠桿率仍只有十幾倍。在經濟繁榮年代，高杠桿為投行帶來豐厚利潤。但高杠桿使得投資銀行對流動性和維持自身高級別評級的要求很高。一旦市場環境惡化或自身財務狀況不佳，被評級公司降低評級，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繼而出現流動性問題等連鎖反應，就容易陷入困境。由於美國對投行的資本金、流動性等均缺乏嚴格的監管標准，導致風險與資本並不匹配。另外，作為獨立法人的投資銀行不是美聯儲的成員，出現問題時也不能得到美聯儲的救助，只有在商業銀行收購投資銀行後，美聯儲才能通過救助商業銀行間接救助投資銀行。

經過次貸危機的沖擊，美國投資銀行業進入重新洗牌的階段。美國五大投行中的三家(貝爾斯登、雷曼和美林)已經垮台，高盛、摩根斯坦利兩家碩果僅存的投資銀行也於2008年9月申請改組為銀行控股公司，這意味著它們從此納入傳統銀行的監管體系，美國獨立投行高杠桿、高盈利、自由擴張時代宣告終結。

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監管——虧損時重新並表引致信心危機

金融機構常常為特定的融資、並購等交易活動設立特殊目的實體(SPE,即Special Purpose Entities)。在融資活動中，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可注冊成立一個與發起人隔離的特殊目的實體。這種實體不需要大額的資本金，一般由其母體注入高等級的債券作為資產，在此基礎上通過評級、增信等手段，獲得在資本市場發行債券的資格。這樣的實體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其依據的法律和遵循的監管准則和會計准則也有所差別。

SPE在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業會計丑聞中已經聲名狼藉，但在這次金融機構危機中以新的變形體——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形式卷土重來。銀行表外投資實體是一種由銀行發起設立並提供全部或部分債務擔保的證券套利安排，主要形式包括專為發行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而設立的管道公司(conit)、結構性投資工具(SIV, Structured Investment Vehicles)等。

2001年安然公司破產事件發生前，SPE在發生損失時，其損失不須並入其母公司。安然事件促使美國監管當局從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以及會計合並准則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監管規則，以加強對SPE的監管。特別是在2003年對相關會計准則做出修改，要求在SPE發生損失時，對其擁有控制權並需承擔最終損失的金融機構應將此合並入資產負債表中。

但是，表外投資實體信息不透明的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對表外實體尤其是銀行表外投資實體的有效監管不足的狀況依然在延續。
次貸危機爆發以來，表外投資實體的業務模式給設立機構帶來的巨大風險逐漸暴露。以SIV為例，銀行通過發行短期票據和中期債券，將所得收益投資於如抵押貸款證券等高回報資產，所發行票據與結構性證券之間的差額即銀行所得利潤。由於旗下的SIV大規模投資於次級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次貸危機的爆發給大多數發達國家商業銀行均造成巨額損失。例如，管理著全球規模最大SIV資產、約佔全球SIV總資產四分之一的花旗集團，由於次貸危機以來SIV資產大幅縮水近40%，被迫於2007年12月將旗下7個結構性投資實體並入資產負債表中。另外，匯豐控股、法國興業銀行(23.12,0.48,2.12%)、西德意志州銀行也因旗下SIV的巨額虧損已經將各自的SIV並入資產負債表內。SIV成立之初獨立於銀行之外，不屬於銀行本身的業務，但造成損失後，銀行按照相關會計原則將其納入自己的資產負債表，從而造成了銀行的巨額虧損和投資者信心危機。

評級機構監管——利益沖突規制有限，評級方法不夠透明

早在美國安然事件及世通公司倒閉案發生時，評級機構就曾因為相關的評級失責問題受到各方的關注和質疑，美國各界也以上述事件為契機開始重新審視信用評級業之運作及監管體制。在此背景下，美國國會於2006年9月通過了《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該法案的實施規則雖然填補了美國信用評級業監管體制的空白，但仍未解決諸多根本性問題。

首先，法案對信用評級業利益沖突的監管非常有限，評級機構對結構性融資產品構建的直接參與基本不受法案限制。2006年《信用評級機構改革法案》及其實施規則明令禁止的利益沖突情形只有四種：(1)若評級機構最近財政年度內10%以上的評級收入來自某一發行人，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2)若評級機構或其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直接擁有某一發行人的證券或所有者權益，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3)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與其有關聯的發行人的評級;(4)若評級機構的評級分析師、評級審核人員擔任某一發行人的董事或管理人員，則該評級機構不得參與對其的評級。

此外，監管部門無權對信用評級模型及方法的科學、合理性進行實質審查，評級的准確性得不到保障。目前評級機構僅僅是簡要介紹評級的方法，無論是作為監管部門的美國證監會，還是機構投資者和普通公眾，都難以深入了解評級的數據來源和核心的評級方法。這使得市場和監管當局對評級機構的約束作用減弱，評級機構容易出現道德風險。

更重要的是，即使評級失真，投資者受到誤導，評級機構通常也無需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因為其評級只代表評級機構自身對次貸產品信用風險的「看法」，而非投資建議。例如，在美國涉及公司債務評級的法律案件中，法官一般會裁定評級結果屬於「觀點」，就像報紙的社論一樣受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的保護。也許只有當法官不再把評級機構的評級結果視為言論自由范疇內的「觀點」，評級機構的現有業務模式才可能被打破，其評級結果的可信度才會得以真正的提高。
對沖基金監管——各國監管理念存在分歧，監管環境總體寬松

目前歐美等主要工業國家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比較寬松。首先，各國在是否加強對對沖基金的監管方面還存在分歧，體現為直接監管和間接監管的理念沖突。以德、法為代表的一些歐洲大陸國家堅持前一種監管理念，強調監管的法律強制性、廣泛的適用性和市場規則的外部性，而美、英等國則主張後一種監管理念，認為應更多地強調監管的非強制性，市場參與個體的差異性和市場規則的自發性。

自2005年以來，德國對對沖基金提出了強烈質疑，將這個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主張實施政府主導的強制性監管，增強對沖基金的透明度。但德國的主張遭到了美英等國的強烈反對，只好轉向「自願地」建立行業行為規范，起草了《對沖基金行為規范》，目前也僅處於積極尋求相應支持的階段。

美、英等國認為政府指定的行為規范有可能會扼殺市場自發的金融創新並進一步阻礙市場效率的提高，因此反對在目前的監管框架下對對沖基金提出進一步的監管要求，主張尊重對沖基金的天然特性，由市場自發地進行調節。盡管美聯儲一向堅持審慎監管原則，但由於衍生品市場屬於一個發展迅猛的新興領域，很多配套的監管制度和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保爾森認為，金融市場監管越少越好。伯南克亦表示，金融監管機構不應為信貸衍生品和對沖基金制定特別規則。

其次，對沖基金事實上在美國和英國享有較為寬松的法律及監管環境。美國實行高度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其監管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以市場為指導，認為市場自律是對沖基金監管的主要方式，不主張對沖基金進行登記注冊，從而使對沖基金在信息披露、投資策略等方面享有較大的自由度。根據美國1940年《投資公司法案》及其修正案，對沖基金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投資公司的監管范圍之外，免於注冊登記。投資對沖基金的機構和個人的最低資本限額分別為2500萬美元和500萬美元，投資者人數限定在500人以內。盡管先後發生了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和「不凋花」(Amaranth)等大型對沖基金倒閉的事件，但美國仍傾向於維持目前的監管現狀。如2007年2月，美國總統金融市場工作小組發布了《私募基金管理指引》，肯定了目前的監管體制，認為足以防止對沖基金及其他形式的私人資本威脅金融系統的穩定。

最後，客觀上存在相當的監管難度。從注冊地來看，全球大約有55%的對沖基金選擇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以及百慕大等地作為注冊地，此類離岸基金管理了全球約2/3的對沖基金資產。在美國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34%，管理的資產佔24%;在歐洲注冊的對沖基金數量佔全球的9%，管理的資產佔11%;剩餘的對沖基金大多在亞洲注冊。

「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

美國次貸危機無疑為中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提供了反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引起人們對中國住房按揭貸款市場潛在風險的高度關注。中國會不會重蹈美國次貸危機之覆轍？「吃美國一塹，長中國一智」，美國次貸危機對完善我國金融風險的防範與監管具有重要啟示。

美國金融監管模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採用規則導向監管，即政府部門制定各項法律法規、規章制度，並強制要求被監管對象執行。美國財長保爾森(Hank Paulson)於2007 年1月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演講時提出，「我們也應該研究在美國採用更多原則導向監管的現實可能性和好處的問題」;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於2007 年5 月發表演講指出，「監管最好的選擇就是用持續的、原則導向和以風險為本的監管方法來應對金融創新。」

美國金融專欄作家吉姆？索羅維基曾以美式足球和英式足球的不同來比喻規則導向監管與原則導向監管的不同：「美式足球(橄欖球)和大部分其它的美國體育運動項目一樣，制定了詳細的比賽規則，它們有細致入微的比賽規則手冊，嚴格規定了運動員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甚至限制了他們在場上應處的位置);而英式足球是一種更純粹的以原則導向的體育項目，與眾多的美國體育項目相比較，英式足球規則更少，並且賦予裁判員至高的許可權，裁判員能夠打斷比賽進程甚至能影響比賽結果。」

美國的監管規則很多，因為美國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們更偏好「邊界明確的規則」。這種規則體系要求明確說明什麼是准許的，什麼是不準的。監管者也喜歡明確的規則，因為這樣的規則容易執行。結果是市場有越來越多的規則。但是，市場變化如此之快，以至於任何規則都會出現漏洞和例外。另一方面，如果規則太多，各個規則之間就可能出現矛盾，可以說，繁雜的規則也能創造套利的機會。實際情況正是由於這些規則自身愈來愈復雜，最終不能夠被人們充分理解，市場開始發展出用以避稅或者逃避規則約束的產品和服務。應對快速變化情形的最好辦法，就是要有一套清晰的指導原則。

調整監管理念，加強外部監管、功能監管和事前監管

次貸危機是一場系統性風險引發的危機，所受損失的大小基本由參與程度決定，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是多項因素導致系統性風險不斷疊加，但一直沒有得到監管及貨幣當局的足夠重視。次貸危機的爆發表明，以金融機構內部風險控制為主、外部監管為輔的風險管理和監管理念無法克服市場固有的缺陷，一方面是由於機構追逐利潤的動機可能使機構做出非理性的行為;另一方面，由於金融機構只對機構自身負責，而不對市場整體風險負責，因此其自身擴張行為就易埋下產生系統性風險的隱患。要識別和降低系統性風險，就必須從市場整體發展的角度，加強金融機構的外部監管，通過反周期的監管要求和宏觀政策，消除順周期的風險疊加因素。

另外，現代金融體系的監管應該更多地強化功能監管和統一監管。監管者要能夠審慎地評估金融產品，洞悉其對整個金融體系的風險。針對這些變化，監管體系有必要從過去強調針對機構進行監管的模式向功能監管模式過渡，即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同類型的業務進行統一監管和統一標準的監管，以減少監管的盲區，提高監管的效率。

最後，要變「事後補救」為「事前監管」。雖然美國在次貸危機爆發後開始反思並計劃變革金融監管體制，但損失已經發生，並造成了嚴重影響。最好的辦法是加強事前監督，對創新產品進行深入研究，評估金融產品對經濟可能帶來的風險，將風險消滅在萌芽中。

⑩ 對金融機構的預防性監管措施主要有哪些

金融監管的手段
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監管手段是不同的。如市場體制健全的國家，主要採用法律手段，而市場體制不發達的國家，更多地是使用行政手段。總的看，目前金融監管使用的手段主要有：
（一）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即國家通過立法和執法，將金融市場運行中的各種行為納入法制軌道，金融活動中的各參與主體按法律要求規范其行為。運用法律手段進行金融監管，具有強制力和約束性，各金融機構必須依法行事，否則將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各國監管當局無不大力地使用法律手段，即使是在一些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也都積極完善立法，使金融監管擁有相當的力度。法律手段發揮監管作用，必須樹立金融法律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立法要超前，且執法要嚴格。例如，運用法律手段管理證券市場，就是要通過立法和執法抑制和消除欺詐、壟斷、操縱、內幕交易和惡性投機現象等維護證券市場的良好運行秩序，保護投資者的利益。
（二）技術手段
監管當局實施金融監管必須採用先進的技術手段，如運用電子計算機和先進的通訊系統實現全系統聯網。這樣監管當局不僅可以加快和提高收集、處理信息資料及客觀評價監管對象的經營狀況的速度和能力，而且可以擴大監管的覆蓋面，提高監管頻率，及時發現問題和隱患，快速反饋監控結果，遏制金融業的不穩定性和風險性。運用電子計算機進行監管，實際上是將監管當局監管的內容量化成各項監測指標，通過資料的整理、分析和對比，最後以監控指標的形式反映金融業的業務經營活動狀況判斷風險程度。
（三）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指政府監管當局採用計劃、政策、制度、辦法等進行直接的行政干預和管理。運用行政手段實施金融監管，具有見效快、針對性強的特點。特別是當金融機構或金融活動出現波動時，行政手段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但行政手段只能是一種輔助性的手段。從監管的發展方向看，各國都在實現非行政化，逐步放棄用行政命令的方式來管理金融業，而更多地用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因行政手段和市場規律在一定程度上是抵觸的，雖收效迅速，但震動大，副作用多，缺乏持續性和穩定性。但完全摒棄行政手段也是不現實的。即使是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國家，在特殊時期仍然需要它。
（四）經濟手段
經濟手段指監管當局以監管金融活動和金融機構為主要目的，採用間接調控方式影響金融活動和參與主體的行為。金融監管的經濟手段很多，如在對商業銀行進行監管時，最後貸款人手段和存款保險制度等就是非常典型的經濟手段。在證券市場監管中，金融信貸手段和稅收政策都是重要的經濟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