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國企改革

㈠ 省級國有金融機構對外可稱國企嗎

可以。
國有企業，是指國務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有獨資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以及國有資本控股公司，包括中央和地方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其他部門所監管的企業本級及其逐級投資形成的企業。

㈡ 中國的金融機構屬於國企嗎

有國有，也有私有的。比如民生銀行就是私企。
另外券商也有很多私內企，當然你要開個證券公司那得容具備相當的資金了。一般只開設證券經紀業務的證券公司對各項指標要求比其它業務低（如做報檢業務、資產管理等等）。
如果不是商業銀行和證券等大型金融機構，對從事PE,VC的要求應該相比前兩者很低。比如想從事財務顧問好像注冊資金只需要5000萬就可以。具體的建議你去看一下證券從業資格裡面的證券發行與承銷。

㈢ 國企改革有什麼方法可以降低杠桿

國企降低杠桿方式：

一是改善公司治理，出台國企資產負債約束機制，支持通過增資擴股、引入戰略投資者等充實資本，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

二是完善企業債務重組政策，建立關聯企業破產制度，探索破產案件快速審理機制。研究解決「僵屍企業」破產費用保障問題，建立政府、企業、銀行依法合理分擔損失的機制。

三是拓寬社會資金轉變為股權投資的渠道。支持各類股權投資機構參與市場化債轉股。制定籌措穩定的中長期低成本股權投資資金的辦法，出台以市場化債轉股為目的設立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措施。研究依託多層次資本市場開展轉股資產交易。

四是加強市場化債轉股實施機構力量，指導金融機構利用現有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支持符合條件的銀行、保險機構新設實施機構，鼓勵資產管理公司增強資本實力。

五是出台有針對性的業務指引，規范引導市場化債轉股項目提高質量，推動已經簽訂的債轉股協議金額盡早落實，切實降低企業負債率。

㈣ 國企改革概念股：全國各地方國企改革概念股都有哪些

全國各地國企改革概念股。

重慶國企改革概念股：

太極集團（600129）、重慶百貨（600729）、桐君閣、西南葯業、重慶港九（600279）、涪陵榨菜（002507）、川儀股份（603100）、重慶燃氣（600917）。

重慶鋼鐵（601005）、重慶水務（601158）、重慶百貨、建峰化工（000950）、渝開發、渝三峽A、西南證券（600369）等。

貴州國企改革概念股：貴州省國資委監管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三年行動計劃啟動，表明在國資委控股公司數目較多的省市，改革競賽正在展開。

(4)金融機構國企改革擴展閱讀：

威脅論：

「中國概念股威脅論」在美國升溫

美國投資人所熱衷的中國概念股有趨勢釀成「中國問題綜合症」。針對在華爾街掀起的新一輪中國大陸企業上市的風潮，一股強烈的反對暗流也同時涌現。

一些文章告誡美國投資者，不應承擔中國企業的投資風險，甚至有國會議員勸誡政府,立刻阻止中國公司特別是國有企業借紐約證交所到美國投資市場上去斂錢。

中國大陸已有近30家企業到美國上市，而且幾乎每一隻股票都曾在華爾街掀起過不同程度的「中國概念股」熱潮，其中數家華資企業股價在上市後翻了一倍多。2002年11月，當中國電信上市時，雖然正值美國股市最不景氣之時，其上市消息卻依然引起了當地投資者的熱烈反響。

接下來，中國人壽以35億美元上市，成為2003年全球募集資金最大的一次上市，投資者認購量達到發行量的25倍，機構投資者的訂單高達500億美元，堪稱華爾街和香港市場的大贏家。

㈤ 在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金融機構逐漸多了起來,國家是如何對中國人民銀行進行改革

1998年11月15日，黨中央、國務院作出決定，對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實行改革，撤銷省級分行，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置九家分行。

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在京召開全國分行行長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到會並作重要講話。溫家寶說，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的工作開始全面啟動。撤銷人民銀行省級分行，跨行政區設置分行，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要決策，是我國金融體制的一項重大改革，對於建立現代金融體制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溫家寶說，改革開放20年來，我國金融業穩步發展，對外開放逐步擴大，金融體制改革逐步深化。到今年10月底，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達9.3萬億元，各項貸款余額8.3萬億元，國家外匯儲備達1437億美元，分別比1978年增長82倍，45倍和845倍；個人儲蓄存款余額5.2萬億元，比1978年增長249倍。目前，已經基本形成了由中央銀行調控和監督、國家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金融與商業性金融分工、多種金融機構合作、功能互補的金融體系。新的金融體系在抑制通貨膨脹和促進經濟發展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金融業在發展中也存在風險。黨中央、國務院對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十分重視，去年11月，中央召開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制定了深化金融改革、整頓金融秩序、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一系列措施。目前，這些措施正在逐步貫徹落實，並已收到成效。

溫家寶說，中央銀行是金融體系的核心，中央銀行管理體制的改革事關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和宏觀調控的大局。隨著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入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現行管理體制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下中央銀行依法履行職責的需要，而且與金融機構業務發展不相適應，改革勢在必行。這次改革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也是當前加強金融監管的迫切需要。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方案，是黨中央、國務院經過長期醞釀、反復研究、慎重決策確定的。撤銷人民銀行省級分行，建立九個跨省(自治區、直轄市)分行，有利於增強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有利於增強中央銀行金融監管的獨立性；有利於增強金融監管的統一和效能，在跨省范圍內統一調度監管力量，擺脫各方面的干預，嚴肅查處違規的金融機構和責任人，提高金融監管的效率。這項改革標志著中國金融改革進入了一個新階段，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溫家寶說，這次人民銀行跨省區市設置分行的改革，牽涉各個方面的關系，工作任務很艱巨。因此，一定要加強領導，精心組織，周密部署。要把各方面的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決策上來。統一認識，統一行動，確保體制改革和金融監管工作兩不誤。他對做好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提出了三點要求：

一是抓緊配備分行的領導班子。選配好跨省區市分行的領導班子，是這次改革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關鍵是要堅持正確的幹部路線，堅持任人唯賢，堅持德才兼備，堅持幹部的「四化」，真正把堅決執行黨的基本路線，有高度革命事業心和強烈的政治責任感，熟悉金融業務，在金融改革和發展中實績突出、清正廉潔、群眾信任的幹部選拔到領導崗位上來。領導幹部必須能上能下，能進能出，人民銀行各級領導幹部，要正確對待權力、名位和去留，自覺服從組織安排，在新的崗位上更好地為黨和人民工作。

二是認真履行中央銀行職能。這次改革，要貫徹宏觀調控權集中於總行，監管權適當集中，金融服務面向基層的原則。要在服務中加強監管，在監管中做好服務，在實踐中提高監管和服務的水平。在改革過程中，要嚴格工作紀律和財經紀律。業務工作不能脫節，不能出現監管真空。跨行政區分行的工作要盡快到位。要與原省級分行做好銜接。體制改革後，要抓緊建立健全新的管理制度，適應新的工作需要。

三是主動爭取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確保改革順利進行。人民銀行跨行政區分行的設置，考慮了各地經濟和金融的關聯度、各地金融市場的發育程度、各地金融業務量以及地理交通條件等要素。在管理體制改革和今後履行職責中，人民銀行要主動爭取各地黨委、政府的關心、支持和配合。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也要關心、支持和幫助人民銀行做好改革工作，保證中央銀行依法履行職責。要協助人民銀行做好乾部思想工作，幫助解決實際困難；要支持人民銀行依法監管，協助人民銀行查處金融違規違法案件；對人民銀行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但不幹涉人民銀行的具體業務；要管理好本地區城市銀行和其它小型金融機構，整頓金融秩序，防範金融風險。

溫家寶最後要求人民銀行各級領導，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部署，認真做好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

會議期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對中央銀行管理體制改革工作進行具體部署，並要求人民銀行系統廣大幹部和職工要以對黨、對人民、對中央銀行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統一安排各項工作，按期推進人民銀行管理體制改革。

據介紹，人民銀行新設立的九個跨省區市分行分別是：天津分行(管轄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沈陽分行(管轄遼寧、吉林、黑龍江)；上海分行(管轄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轄江蘇、安徽)；濟南分行(管轄山東、河南)；武漢分行(管轄江西、湖北、湖南)；廣州分行(管轄廣東、廣西、海南)；成都分行(管轄四川、貴州、雲南、西藏)；西安分行(管轄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撤銷北京分行和重慶分行，由總行營業管理部履行所在地中央銀行職責。

㈥ 股份制改革在國企改革中的意義

商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改善其財務報表，在短期內吸引新股東和上市，但工行方案顯然更有助於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範可能的道德風險，長遠而言，這很可能是一個比一年前的中、建兩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4月21日，新華社公布了經國務院批准後的工商銀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內容是：按照國家支持與自身努力相結合，改革與管理、發展並重的原則，穩步推進整體改制工作。通過運用外匯儲備150億美元補充資本金，使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6％，通過發行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使資本充足率超過8％。
國務院同時對工行的改革提出了三點要求：實行更加嚴格的外部監管和考核，確保國家資本金的安全並獲得合理回報；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加快內部改革，全面加強風險控制；在處置不良資產時，要嚴肅追究銀行內部有關人員的責任，嚴厲打擊逃廢銀行債務的不法行為。
方案公布後，評論的焦點多集中於注資規模。由於工行的資產幾乎是中行和建行的總和，而後二者在去年初分獲225億美元注資，因此市場普遍預期工行的注資將在300億美元以上，如今工行只獲150億注資，不免讓市場觀察人士大跌眼鏡。
數字的變化映射出決策層關注點的變化。一年前，中、建兩行的注資模式是：財政部對兩行的所有者權益全部用來沖抵兩行的損失類貸款，中央匯金公司再另行注資225億美元作為資本金。這意味著原來的單一股東財政部退出股東行列，而匯金成為新的單一股東和股權多元化的對象。
此種設計，一次性將中、建兩行的損失類貸款清零，再繼之以對可疑類貸款的再度剝離和發行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兩行的不良貸款率如過山車般下滑，整體財務報表也隨即容光煥發。
這對於兩行吸納新股東和上市意義重大，醜女變成靚女是出嫁的前提，獲得的嫁妝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
問題在於，銀行改革的目標到底是什麼？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改革三步曲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本身？
就改革設計者而言，答案當然是清楚的，去年1月注資中、建時，國務院明確宣布：加快深化內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結構，轉換經營機制，是這次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的關鍵。本次注資工行，國務院再次重申：改革的核心任務是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公司治理結構。
但在實踐中，公司管理層對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視遠遜於對財務重組和股改上市的傾心，這不免給人以本末倒置之感。張恩照因「個人原因」辭職後，《財經》雜志對建設銀行一年多來的公司治理情況做了比較詳細的報道，讀後著實令人唏噓。這里僅舉一條——從去年9月建設銀行股份公司成立後到今年3月張恩照去職，公司只開過三次董事會，而黨委會卻開會多達幾十次，因為建行明文規定董事會要向黨委會匯報，實際運行中則是所有事情都在黨委會研究確定，專職董事均不是黨委成員，對重大事項的決策一無所知。
去年9月建行股份公司成立時，人們對該公司的公司治理頗多期望，對當時兩名獨立董事（一為資深金融學者、一為外籍金融名宿）的作用也寄予想像，但現在看來，建行在建立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總體而言步子邁得似乎還不夠大，正如中、建、工三大國有銀行的控股股東中央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所言，張恩照事件暴露的並不是簡單的個人操守問題。
其實，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銀行改革思路本身亦有值得檢討的地方，通過引入海外戰略投資人和上市來倒逼國有銀行改革的想法現實性究竟如何，亦需重新考量。事實上，在國有銀行改革三步走戰略啟動之前，這種倒逼思路已經在電信、石油等壟斷行業實踐，但是中移動、聯通、中石油、中石化等壟斷巨頭上市經年，其公司治理到底改善了多少，相信市場人士心中自有判斷。去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去年10月三大電信運營商的「閃電互換」事件，顯現出的不僅是海外上市國企公司治理結構的蒼白，而且引起了人們對公司治理結構等問題的廣泛爭議。而此前的移動資費事件、BP清空中石油股票事件，則說明境外投資者，無論是散戶還是所謂的「戰略投資者」，看中的其實都是上市國企及其所在行業的壟斷利潤，對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否完善，看來他們不是不感興趣就是有心無力（因為持股太少）。
從以上背景出發來審視工商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我們感到決策層對金融改革的規律性已有了較深入的把握。為什麼注資金額是150億而不是300億美元或者更多？因為決策層意識到財務重組和上市只是手段，目的是建立以規范的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為特徵的現代金融企業。由是，工商銀行的損失類貸款並不像中、建兩行那樣由公共資金沖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經營利潤逐步核銷，政府的注資只是幫助其把資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及格線。這樣一個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改善工行的財務報表，在短期內吸引新股東和上市，但顯然有助於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範可能的道德風險，長遠而言，這很可能是一個比一年前的中、建兩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工行方案與中、建方案的另一個不同是財政部的角色變化。注資工行後，財政部由單一股東變為與匯金公司各持50％股份，共同影響工行此後的命運，而注資中、建後，財政部股權清零，匯金成為兩行的單一股東，此後的股改由匯金操持。
以上變化意味著什麼？由於目前披露的信息實在有限，我們無法對此作出更多解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工行是擁有中國金融資產總和近1／5的國內最大的金融機構，決策層對工行的改革將比中、建兩行更加謹慎。
當然，市場對150億美元的注資金額和工行股改方案有著多種版本的解讀，我們也並不排除政府再度注資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1998年以來的實踐表明，中國銀行體系和金融體系再造的成功與否，決定性的力量只能來自內部，而最需要解決的內部問題，就是銀行高管的身份認知問題。銀行家和政府官員遵循的完全是兩套規則，如果銀行的每一個高級管理人員都要由政府來任命的話，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恐怕就永遠只是一個夢想。這也是張恩照事件最值得吸取的教訓。

㈦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歷史回顧

國有企業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最困難和爭議最多最大的改革。經過30年的努力，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已取得實質性重大進展，盡管還有一些攻堅任務，但國企改革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今後國企改革總的來說是進一步深化和完善新體制，基本完成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任務，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實現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國有資本管理體制基本完善，使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更好地發揮出來，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
30年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重大進展
從1978年底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8年到1992年，主要是放權讓利，探索兩權分離。第二階段是1993年起到現在，明確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不斷深化改革、完善新體制。
1978年10月，四川省寧江機床廠等6個企業進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確定企業在增收基礎上，可以提取一些利潤留成，職工可以得到一定的獎金。允許國有企業從事國家指令性計劃之外的生產，允許出口企業保留部分外匯收入自主支配。1983年開始，向政府上繳利潤由利潤所得稅替代。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確認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的商品經濟。按照發展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要求，決定提出今後應全面推進以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國有大中型企業活力為中心的，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是：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按照這一目標，國有企業改革轉向實行「兩權分離」，即國家的所有權與企業的經營權分離。1986年12月，國務院提出，要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給經營者以充分的經營自主權。1987年，大中型企業普遍推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制。到1987年底，全國預算內企業的承包面達78%，大中型企業達80%。1990年，第一輪承包到期的預算內工業企業有3.3萬多戶，占承包企業總數的90%。接著又開始第二輪承包。
從擴大經營自主權到承包制的放權讓利改革，使企業開始有一定的活力。但是，承包制也有重大缺陷，承包制「一對一」談判強化了政企不分，承包制只有激勵沒有約束，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了，但所有權不能約束經營權。經營者濫用經營自主權謀取私利或小集體利益，「內部人控制」，短期行為，以致普遍出現企業承包一輪，國有資產流失一輪，富了和尚窮了廟，後果嚴重。實踐告訴我們，國有企業改革不能以承包制為方向，必須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方向，實行制度創新。
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並指出現代企業制度的特徵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從此，中國國企改革進入制度創新階段。
由於承包制不能促進國有企業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帶來國有資產的流失，使許多國有企業包括大中型企業陷於困境。1997年黨和政府提出幫助國有企業脫困的任務，其目標是：從1998年起，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到2000年底，這一目標已基本實現。1997年底，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工業企業為16874戶，其中虧損的為6599戶，佔39.1%。到2000年，虧損戶減為1800戶，減少近3/4。3年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脫困，用去銀行呆壞賬准備金1500億元以上，技改貼息200億元左右，債轉股金額4050億元。在幫助國有大中型企業脫困的同時，進行了現代企業制度試點，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成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
經過多年的努力，我國國有企業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已取得巨大進展。首先，到2005年底，國家統計局統計的國家重點企業中的2524家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已有1331家改制為多元股東的股份制企業，改制面為52.7%。國有中小企業改制面已達80%以上，其中縣屬企業改制面最大，一些已達90%以上。其次，作為國有企業主幹的中央企業，已有寶鋼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等19家企業按照《公司法》轉制，開展董事會試點，共選派了66名外部董事，有14家試點企業的外部董事達到或超過了董事會成員的半數，實現了企業決策層與執行層分開，改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再次，中央企業及所屬子企業的股份制公司制企業戶數比重，已由2002年底的30.4%提高到2006年的64.2%。最後，股權分置改革基本完成，這是這兩年改革取得的重大進展。截至2006年底，全國除國有金融機構控股的上市公司外，801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已有785家完成或啟動股改程序，佔98%。在改革過程中，大量企業實行資產重組，有不少企業關閉破產，職工下崗分流，並盡可能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等。
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實踐告訴我們，要想把數以十萬計的國有企業每個都搞好是不可能的，大量的在一般競爭性行業從事生產經營的國有中小企業沒有優勢，競爭力低下。針對這一情況，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的任務和抓大放中小的方針，要求從整體上搞好國有經濟，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國有經濟主要控制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重要骨幹企業。
自那以後，經過十年的努力，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任務已取得實質性進展。國有經濟和國有資本逐步向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而從一般競爭性行業中逐步退出，開始改變國有企業量多面廣和過於分散的狀況。1998年，全國國有工商企業共有23.8萬戶，而到2006年，國有企業戶數減少至11.9萬戶，正好減少了一半。1997年，全國國有工商企業實現利潤800億元，而到2006年，全國國有企業實現利潤達1.2萬億元，增長了14倍。其中中央企業實現利潤7681.5億元，上繳稅金6822.5億元。2006年，中央企業銷售收入超過千億元的有21家，利潤超過百億元的有13家。2007年，《財富》全球500強中，中國有30家，其中內地企業22家(比上年增加了3家)，這些企業全部為國有控股企業。2007年，有16家中央企業進入世界500強。
以下是1998年以來中國國有工商企業改革發展的情況簡表。
中國國有企業經過多年改革和制度創新，不但走出了困境，而且成為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較強贏利能力和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國有經濟也不斷向能發揮自己優勢的重要行業和領域集中，向大企業集中，並且站穩了腳跟，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支骨幹力量，主導著國民經濟的發展。這說明黨關於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方針是正確的。下面幾組數字充分證明，國有企業的效益和競爭力已有明顯提高。2005年，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在全國工業企業中的比重，戶數僅佔11%，但銷售收入佔35%，實現利潤佔45%，上繳稅金佔57%。2007年1～11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966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9.6%,超過同期集體企業利潤的增幅(25.2%)、接近股份制企業利潤的增幅(35.1%)。2006年中國企業500強排行榜名單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共349戶，佔69.8%；實現年營業收入14.9萬億元，佔500強企業收入的85.2%。2006年中國製造業企業500強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共249家，佔49.8%,實現營業收入5.09萬億元，佔66.7%。2006年中國服務業企業500強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307家，佔61.4%，實現營業收入6.59萬億元，佔87.4%。

㈧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增強國有經濟活力什麼什麼什麼

黨代會報告提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推進產權多元化，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健全現代企業制度，規范國有資產監管，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和抗風險能力。

只有深化改革，國有企業才能實現轉型發展，才能持續提升發展活力、競爭能力和綜合實力。這是代表們討論的熱點和焦點。

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

黨代會報告強調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代表們對此有著深刻的理解。

丁福浩代表說，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既要積極參加「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強化黨規黨紀觀念，又要系統地學習國資監管、國企改革發展的業務知識，學深悟透一系列改革文件精神。

李利劍代表說，安鋼的「四個三」黨建工作法是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其核心是黨委要在企業發展中切實發揮黨組織的政治優勢和「主心骨」作用，為企業解危脫困、轉型發展助力護航。

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在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前提下，如何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代表們各抒己見。

李濤代表說，要高度重視混合所有制改革，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改革與法人治理結構。產權制度改革決定法人治理結構的形式和規范運作的程度。要進一步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結構。

梁鐵山代表說，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形成更加科學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進一步增強企業活力和競爭力。

劉世偉代表說，對於煤炭、鋼鐵等領域的國有企業來說，改革中面臨的職工安置任務比較繁重。改革改到哪裡，社會保障就要跟到哪裡。

規范國有資產監管

代表們認為，必須加快轉變國有資產監管方式，盡快實現從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轉變。

馬富國代表說，成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是「管資本」的重要實現方式，希望能選取河南能源化工集團有限公司作為我省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企業，將其改組為河南能源化工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在省國資委授權管理下，推動河南能源逐步向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轉型。

郭鴻勛代表說，我省在深化國有工業企業改革中，要消除國企的債務和不良貸款，減輕國企的負擔，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作用。中原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核心業務是不良資產處置、問題企業並購重組等，要發揮專長積極參與國企改革，最大程度避免國有資產流失。

㈨ 國企改革的社會學意義

商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改善其財務報表，在短期內吸引新股東和上市，但工行方案顯然更有助於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範可能的道德風險，長遠而言，這很可能是一個比一年前的中、建兩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4月21日，新華社公布了經國務院批准後的工商銀行股份制改革方案，其主要內容是：按照國家支持與自身努力相結合，改革與管理、發展並重的原則，穩步推進整體改制工作。通過運用外匯儲備150億美元補充資本金，使核心資本充足率達到6％，通過發行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使資本充足率超過8％。
國務院同時對工行的改革提出了三點要求：實行更加嚴格的外部監管和考核，確保國家資本金的安全並獲得合理回報；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加快內部改革，全面加強風險控制；在處置不良資產時，要嚴肅追究銀行內部有關人員的責任，嚴厲打擊逃廢銀行債務的不法行為。
方案公布後，評論的焦點多集中於注資規模。由於工行的資產幾乎是中行和建行的總和，而後二者在去年初分獲225億美元注資，因此市場普遍預期工行的注資將在300億美元以上，如今工行只獲150億注資，不免讓市場觀察人士大跌眼鏡。
數字的變化映射出決策層關注點的變化。一年前，中、建兩行的注資模式是：財政部對兩行的所有者權益全部用來沖抵兩行的損失類貸款，中央匯金公司再另行注資225億美元作為資本金。這意味著原來的單一股東財政部退出股東行列，而匯金成為新的單一股東和股權多元化的對象。
此種設計，一次性將中、建兩行的損失類貸款清零，再繼之以對可疑類貸款的再度剝離和發行次級債補充附屬資本，兩行的不良貸款率如過山車般下滑，整體財務報表也隨即容光煥發。
這對於兩行吸納新股東和上市意義重大，醜女變成靚女是出嫁的前提，獲得的嫁妝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語。
問題在於，銀行改革的目標到底是什麼？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改革三步曲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本身？
就改革設計者而言，答案當然是清楚的，去年1月注資中、建時，國務院明確宣布：加快深化內部改革，建立良好公司治理結構，轉換經營機制，是這次國有獨資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的關鍵。本次注資工行，國務院再次重申：改革的核心任務是建立現代產權制度和現代公司治理結構。
但在實踐中，公司管理層對公司治理結構的重視遠遜於對財務重組和股改上市的傾心，這不免給人以本末倒置之感。張恩照因「個人原因」辭職後，《財經》雜志對建設銀行一年多來的公司治理情況做了比較詳細的報道，讀後著實令人唏噓。這里僅舉一條——從去年9月建設銀行股份公司成立後到今年3月張恩照去職，公司只開過三次董事會，而黨委會卻開會多達幾十次，因為建行明文規定董事會要向黨委會匯報，實際運行中則是所有事情都在黨委會研究確定，專職董事均不是黨委成員，對重大事項的決策一無所知。
去年9月建行股份公司成立時，人們對該公司的公司治理頗多期望，對當時兩名獨立董事（一為資深金融學者、一為外籍金融名宿）的作用也寄予想像，但現在看來，建行在建立公司治理結構方面總體而言步子邁得似乎還不夠大，正如中、建、工三大國有銀行的控股股東中央匯金公司總經理謝平所言，張恩照事件暴露的並不是簡單的個人操守問題。
其實，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造－上市的銀行改革思路本身亦有值得檢討的地方，通過引入海外戰略投資人和上市來倒逼國有銀行改革的想法現實性究竟如何，亦需重新考量。事實上，在國有銀行改革三步走戰略啟動之前，這種倒逼思路已經在電信、石油等壟斷行業實踐，但是中移動、聯通、中石油、中石化等壟斷巨頭上市經年，其公司治理到底改善了多少，相信市場人士心中自有判斷。去年12月的中航油事件，去年10月三大電信運營商的「閃電互換」事件，顯現出的不僅是海外上市國企公司治理結構的蒼白，而且引起了人們對公司治理結構等問題的廣泛爭議。而此前的移動資費事件、BP清空中石油股票事件，則說明境外投資者，無論是散戶還是所謂的「戰略投資者」，看中的其實都是上市國企及其所在行業的壟斷利潤，對國企的公司治理結構是否完善，看來他們不是不感興趣就是有心無力（因為持股太少）。
從以上背景出發來審視工商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方案，我們感到決策層對金融改革的規律性已有了較深入的把握。為什麼注資金額是150億而不是300億美元或者更多？因為決策層意識到財務重組和上市只是手段，目的是建立以規范的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結構為特徵的現代金融企業。由是，工商銀行的損失類貸款並不像中、建兩行那樣由公共資金沖消，而是由工行自身的經營利潤逐步核銷，政府的注資只是幫助其把資本充足率提高到巴塞爾協議規定的8％的及格線。這樣一個方案，固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改善工行的財務報表，在短期內吸引新股東和上市，但顯然有助於克服急功近利的心態、避免本末倒置的操作，防範可能的道德風險，長遠而言，這很可能是一個比一年前的中、建兩行股改方案更成熟的方案。
工行方案與中、建方案的另一個不同是財政部的角色變化。注資工行後，財政部由單一股東變為與匯金公司各持50％股份，共同影響工行此後的命運，而注資中、建後，財政部股權清零，匯金成為兩行的單一股東，此後的股改由匯金操持。
以上變化意味著什麼？由於目前披露的信息實在有限，我們無法對此作出更多解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工行是擁有中國金融資產總和近1／5的國內最大的金融機構，決策層對工行的改革將比中、建兩行更加謹慎。
當然，市場對150億美元的注資金額和工行股改方案有著多種版本的解讀，我們也並不排除政府再度注資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財務重組、股份制改革和上市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1998年以來的實踐表明，中國銀行體系和金融體系再造的成功與否，決定性的力量只能來自內部，而最需要解決的內部問題，就是銀行高管的身份認知問題。銀行家和政府官員遵循的完全是兩套規則，如果銀行的每一個高級管理人員都要由政府來任命的話，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恐怕就永遠只是一個夢想。這也是張恩照事件最值得吸取的教訓。

㈩ 國有企業改制需要金融企業債權人的同意嗎

通常的貸款協議中有都一條，企業改制或重大資產重組要事先通知貸款人的，人家要是不同意你的改制方案，你又不先把錢還了，人家肯定不讓你改。